若干年前，我們曾經為中國數字電視的快速起步而叫好。對於一些較早涉足這個行業的先行者來說，1999年甚至還曾是中國數字電視的開拓者們贏得光榮的一個高點——在那一年裡，他們利用國際上最先進的高清晰度電視技術，實現了建國50周年慶典的現場直播。

　　正如當初對待寬帶技術的態度一樣，這項處於國際最前端的技術也被中國視為能否在一個核心領域首次占據世界最高點的關鍵。從嚴格意義上來說，中國並不是一個落後者，至少距離其他領跑者只有幾步之遙，完全有可能迅速趕上來。為此，數字電視也被賦予了至高的使命，它被納入到“十五”高新技術12個重大專項之列。

　　然而，自1996年以降的8年裡，當我們親眼目睹數字電視在歐洲、美國和日本等國如火如荼地開展時，中國甚至連統一國家標準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標準確定計劃一改再改，報送方案一拖再拖，政府主管部門在到底採用國外標準還是進行自主研發的問題上總顯得猶豫不決、舉棋不定，乃至爭得面紅耳赤。

　　這種各行其是的爭奪，嚴重影響到了整個產業的發展。而惠普、日立、松下等跨國巨人都已趁中國還在為標準所累時安營紮寨，建構起自己的數字電視中國戰略，即便是摩托羅拉這樣已經近30年都沒有涉足電視行業的企業也重起爐灶。他們的意圖很明確——這是一個舊領域的新市場，潛藏着上萬億元的機會，在中國本土尚立足未穩時做好部署，可以使他們贏得夢寐以求的比較優勢。相反，許多國內的終端廠商不再枕戈待旦，而是紛紛“外逃”，遲遲不能出台的國家標準，迫使他們把交了高昂專利費後生產出來的數字電視終端和機頂盒運往國外，去面對一個廝殺更為激烈的市場。

　　對於常常聽聞速度、趕超和財富這些字眼的中國人來說，這種緩慢的速度的確令人費解。我們不清楚為什麼政府在8年的時間裡仍然完成不了數字電視有線及地面傳輸標準的制定，難道是因為出色的標準方案太多，令政府難以取捨？還是因為我們的技術不升反降，沒有能力拿出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數字電視標準方案？

　　一位專家告訴《商務周刊》，中國自己研發的地面傳輸標準方案曾經得到了國際電聯的普遍認可，並一度有可能先於日本成為3個國際標準之一。在他看來，中國本土的標準方案不僅沒有落後，甚至已經走到了世界的最前端，所以技術不是問題。問題在於，這是一個充滿利益誘惑的市場，誰都想從中撈點兒什麼，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科研單位還是個人，概莫能外。在數字電視標準制定的背後，有着複雜的利益陣營糾葛。或許，對數字電視有所關注的人此時都會把矛盾的焦點轉向幾個具有潛在決定權的政府部門，然而那不過是這個複雜利益格局的冰山一角。在採訪過程中，許多人，甚至包括一些政府官員，不止一次地向記者暗示，與私利糾纏不清的管理部門的決策方式和現存的科研管理體制，是延誤中國數字電視產業發展的最大因素。甚至有人說：“現在最不把國家利益當回事的就是那些管理部門。市場機遇和主動權正隨着他們的低效流到外國人手裡。”

　　廣電總局和浙大的有線標準之爭

　　2003年11月18日，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在青島舉行了有線數字電視媒體見面會。這是一場遲來的新聞發布會，用廣電總局副局長張海濤的話說，“現在處於一個非常關鍵的時期，急迫需要各個新聞媒體帶着良性的態度去推動有線數字電視的發展”。

　　張海濤的話事出有因：一方面，在發改委的點頭批准下，有線數字電視正以燎原之勢在全國各廣電部門推廣。以有線電視數字化為重點，廣電總局在前兩年試驗的基礎上，在北京、上海、重慶、青島等40個城市和6個省建立了有線數字電視示範網。同時，經廣電總局批准試播的付費數字電視節目已有27套，數字廣播節目已有7套，他們都採用歐洲DVB-C標準。但另一方面，國外標準與國內自主研發標準之爭還在繼續，DVB-C還只是廣電系統的行業標準，而非國家標準，最終決定權不在廣電。

　　幾年來，國家廣電總局一直是採用國際標準的推動者。今年5月，國家廣電總局還更為詳細地制定出有線電視向數字化過渡的時間表：

　　在2003年廣電將開播10套以上付費影視頻道，力爭發展數字機頂盒用戶100萬；

　　到2005年我國有線數字電視用戶超過3000萬戶，在我國部分地區將進行數字電視的商業播出；

　　2008年將用數字電視轉播奧運會；

　　2010年廣播影視節目製作、播出以及衛星、有線傳輸實現數字化，數字電視接收機得到普及；

　　2015年將全面實現數字化，完成模擬向數字的過渡，停播模擬信號。

　　然而，並非所有人都贊成這一做法，而且反對者有非常響亮的理由——要制定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國家標準。以浙江大學教授王匡為首的杭州國芯科技有限公司就是這其中的一個。

　　杭州國芯科技是由浙江大學與幾個企業在2001年共同創立的，浙江大學信息科學與工程學院副院長王匡擔任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同時，該院另一位教授張明也是國芯科技的副總經理。

　　在浙大看來，採用歐洲標準不僅會使中國有線數字電視陷於被動，而且可能會使中國在電影點播、股票信息等數據交互方面向國外交納大筆專利費。王匡表示：“現在已經到了一個非常敏感的時期，如果再不疾呼，中國數字電視產業可能將錯過一個至關重要的機會，而一旦錯過，可能就是一二十年的事。”

　　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吳佑壽在接受《商務周刊》採訪時，也曾經流露出對專利費問題的擔心。“現在不收費，不敢保證以後也不收。”吳佑壽認為，以前有許多外國公司在開始的時候並不收取任何費用，免費授權給你，但是後來一旦你已經離不開的時候，就開始利用法律採取一些收費措施。

　　“我想，不論收不收費，我們都應該擁有自主的標準，這是最穩妥的做法。”吳佑壽說。

　　前不久，吳佑壽院士曾經給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寫信，希望國家儘快確定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標準，不可再拖下去。不過他對記者強調，他寫信的主要目的是害怕有線數字電視採用國外標準，會影響到地面傳輸標準的自主研發。

　　但國家廣電總局科技司司長王效傑告訴《商務周刊》，廣電之所以贊成使用DVB-C標準，是因為這樣比浙大自己研發的成本要低。“現在世界上除了美國ATSC標準有3個國家在用、日本的ISDB標準有兩個國家在用之外，幾乎都在用DVB-C。”王效傑說，歐洲標準在全世界的應用最廣泛，它的市場也是在全世界，“所以基於這種芯片所生產出來的機頂盒也更便宜，我們自己的企業做出來的成本也會更低，而且可以銷售的市場是全世界。”

　　國家廣電總局副總工程師杜百川也強調，目前所採用的歐洲標準並不存在知識產權問題。“現在有很多人存在概念上的模糊，總是把地面傳輸和有線傳輸混淆，而且對具體的技術缺乏了解。”他解釋說，現在數據打包、解析等環節都採用的是國際電聯的通用標準，其他國家都在用，根本不收取專利費。另外，如果要開發自己的標準，那麼一系列環節都要配套才合適，倘若只在傳輸上開發自己的標準，意義不大。

　　他對記者表示，廣電總局尊重個人研究自己的標準，尤其是地面傳輸這一環節的標準，但有線傳輸的標準自主研發一直進展不大，而市場卻處在即將啟動的邊緣，因此用DVB-C標準來啟動市場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據杜百川介紹，早在兩年前，國家數字電視領導小組曾做出過一個指示，希望國內的研發機構在2002年年底設計出一個標準。其中所指的國內研發機構，就是由浙江大學牽頭、包括6所院校和研究單位在內的有線數字電視傳輸標準聯合研發小組，杭州國芯科技是實際承擔單位。但據廣電方面說，直到現在，“國芯科技也沒有做出令人滿意、而且成本更低的標準和芯片”。於是領導小組決定再推遲一年，也就是說，如果今年年底還不能有所結果的話，將把廣電行業標準上升為國家標準。

　　“國家領導小組就告訴我們要朝這個方向(DVB-C)不斷推廣，我想他們不會是隨便說說。所以請放心，即便以後有了新的國家標準也不太可能出現不兼容。”杜百川對《商務周刊》說。

　　不過，國家主管部門似乎在對待這個問題上始終模稜兩可。據了解，領導小組一方面鼓勵廣電在系統內加快有線數字電視的推廣速度，一方面又並不立刻停止國內的自主研發，扶正DVB-C。

　　有知情者對記者表示，這是在有意照顧國內研發單位，因為原來國家計委曾經投了一大筆錢給他們，現在如果撒手不管，那麼錢就等於是打了水漂，不僅自己的利益收不回來，也不好向外界交待。

　　這位知情者還認為，一旦他們自己做出一種和別人都不一樣的芯片，那麼這種芯片就只能由他們生產。如果別人想要，就必須找他們來買，或是經過他們授權來生產。而他們的芯片價格又不可能比外國生產的芯片便宜，芯片一貴，機頂盒的價格就要上漲，那麼這部分多出的價格就只能由用戶來承擔。

　　她批評說：“其實，這件事涉及一些小集團的利益，有些人是想打着民族工業的旗號來賺中國人的錢。”

　　一個標準，十多個領導小組

　　有線傳輸標準存在着不小的分歧，事實上，各方當事人在地面傳輸標準上的角力更為激烈。浙大最初就是想在地面傳輸標準的研發上施力，只是後因“競爭太激烈”才“改道”有線。

　　而無論何種標準方案被確定，都取決於它的最終決定者。倘若決定者不能客觀公正的決策，則後果最不堪設想。

　　按照國家《標準化法》，中國各個行業的標準制定的最終決定者應當是國家質量技術監督局，現在則是新成立的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

　　然而數字電視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為從發端到終端，從信號傳輸制式到接收等各個環節都必須一致，方能順利實現轉播。這意味着，每個環節的負責單位也都有可能牽制整個鏈條上的其他部門。另外，數字電視是一個潛在的大市場，容量在上萬億左右，誰都希望能夠對它進行控制，以便從中獲利。正因如此，記者在採訪過程中聽到的各種各樣的“領導小組”、“工作小組”以及“委員會”有十多個，涉及發改委、信息產業部、廣電總局、經貿委等多個機關部委。其中許多人都聲稱自己是數字電視標準的制定者，整個管理體制令人感到非常混亂。不過，一旦記者詢問諸如“數字電視的標準制定為何一再推遲”這樣類似“追究責任”的問題時，大多數受訪者都會以“原因錯綜複雜，不便透露”為由拒絕。

　　據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廣科院工作人員透露，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之下，按照行業又分成了若幹個行業標準委員會。涉及廣播電視領域的則由廣電總局的廣播電視標準委員會和信息產業部的音視頻標準委員會來管理。其中，廣電負責制定的是廣播電視系統的標準，如廣播電視的傳輸制式，以及廣播電視行業內的專業發射機、電視台設備的標準。而電視接收機的標準則由信息產業部來定。她還舉了手機的例子來說明，一個部門決定到底用GSM還是用CDMA，另一個部門決定手機本身的制式標準。另外，各個高校設計出來的地面數字電視傳輸標準方案也是提交到廣科院，並由廣科院標準化研究所進行研究和篩選，最後上報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報批。

　　按照她的說法，廣科院應該對數字電視標準遲遲不出而負責。但是，當記者問及此事時，這位工作人員憤憤不平地說：“這個問題比較複雜。前幾天我曾經跟質量技術監督局的人也講過，出現目前這種混亂局面，主要是因為該講話的部門沒有站出來講話，不該講話的倒到處放炮，導致各種消息亂飛。”其言外之意是，廣科院並不是最終的決定者，而標準的最終決定者則可能因為某些難以啟齒的原因而不肯出面做以解釋。

　　一位國家廣電總局的官員向記者透露，廣播電視行業標準按道理應該是由廣電標委會負責，廣電總局是主管部門。但是數字電視，特別是地面數字電視傳輸標準卻恰恰例外。原來的國家計委、現在的發改委才是標準的真正決定者。

　　據悉，1996年，國家計委將數字電視的地面傳輸標準作為一個高新技術科研項目，委託給了上海交大，並投入了一筆資金。但令人意外的是，這樣一個“院校的科研項目”，上海交大卻把它當成國家標準來做了。

　　“按道理，一個院校的研究課題在攻關之後會有一個成果發布，至於這個成果是否可用，應該由主管部門來決定，但是上海交大現在做得就像是訂貨一樣，別人誰也不能動，就只能用他這個。”在那位廣電官員看來，一個原本的科研項目變成了一種專買專賣，“這顯然是有些太過了，但是我們也不好說什麼，因為有人支持他這麼做。國家計委投了錢，如果做來的東西掛在牆上不能用，計委也下不了台階。可想而知，這種做法難以服眾，因為別人也有權提交標準方案。所以，清華、成都電子科技大學等學校後來也都出來較量了。”

　　更關鍵的問題是，上海交大在隨後的幾年裡並沒有做出令國家計委滿意、令其他競爭對手信服的方案，這就更令外人不滿。而國家計委與交大的這層特殊關係，又使得它在是否能夠決定採用交大之外的方案上顯得猶豫不決。但儘管如此，原國家計委、現在的發改委仍然是此事的最高管理部門，而國家質量技術監督局以及信產部和廣電總局的兩個標準化委員會並沒有最終的決定權。

　　誰拿到了經費

　　圍繞着數字電視地面傳輸標準的故事遠比有線傳輸標準要複雜得多。1996年，數字電視被列入原國家科委“八五”重大科技產業工程項目，並成立了數字高清晰度電視總體組，組織了一支由高校、科研院所和工廠等14家單位近200人的隊伍，現任上海交大副校長的張文軍教授擔任組長，浙江大學信息科學與工程學院副院長王匡也是總體組的成員之一。

　　總體組當時的主要任務之一，是跟蹤美國和歐洲兩個方案，並努力做出樣機。1999年10月，由廣科院花費1億元籌辦、採用總體組做出的跟蹤方案進行的國慶50周年大典數字電視試播獲得了成功。當時，有媒體宣稱，中國數字電視花了幾千萬元，用了兩三年的時間，就超過了美國花費幾十億美元、用了十幾年時間所取得的結果。

　　不久，原國務院總理朱基批示國家科委把項目移交給國家計委，並由其牽頭成立了一個由廣電總局、信息產業部、國家質量技術監督局、經貿委、現科技部5個部委的副部長組成的領導小組，曾培炎為組長，負責制定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數字電視標準和芯片，以及產業化發展。在這個領導小組之下，還成立了一個由上述部委相應的科技司司長或副司長組成的協調小組，國家計委科技司司長馬德秀任組長。與此同時，協調小組下設一個數字電視辦公室，負責具體的組織工作。接着，財政部將項目資金撥給國家計委。

　　隨後，國家計委給張文軍領導的總體組投入5000多萬，用作研發經費。後來，國家又在北京、天津和上海設立了3個試點，每個試點各獲得大約2000萬元不等的經費。在這3個測試點中，每一個都拿出了一筆錢去購買總體組的樣機，據記者所知，其中北京返回給總體組800多萬元。這樣，總體組一共積聚了近1億元經費。另外，張文軍所在的上海交大還與上海廣電集團、上海有線網絡、上海高清等7家滬系企業組成了上海聯合體。

　　但到1999年下半年，另一個主角出現了，清華大學認為當時中國在開發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數字電視地面傳輸標準方面進展不大，故決定加入標準制定競標行列。由於清華大學沒有參加總體組，一開始也沒有真正參與到數字電視標準的具體制定當中去，所以並沒有得到國家計委的經費。

　　同年，楊林、王興軍等幾個清華大學在美留學生受當時信息產業部科技司司長徐順成之邀，為中國制定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數字電視標準。1999年9月，由楊林在3年前創立的美國凌訊公司在恒基偉業第一筆資金的幫助下，做出了標準方案，並將其帶回中國。

　　清華校方對凌訊方案進行了為期半年的論證，並徵求了廣電總局相關專家的意見之後，1999年12月，以清華大學的名義，提出了一個地面數字多媒體電視廣播傳輸系統——清華“DMB-T”方案，並成立了由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系微波與數字通信國家重點實驗室、美國凌訊公司和廣科院無線電所組成的“清華大學數字電視傳輸技術研發中心”，同時獲得清華校方撥給的1000萬資金作為研究經費。

　　2000年11月，清華大學又和清華同方聯合成立了地面數字多媒體傳輸系統產業化領導小組，清華大學副校長龔克為組長，吳佑壽擔任首席顧問，清華同方投資200萬美元。2001年5月，清華同方向凌訊注資8000萬元人民幣，成為其控股股東。2002年，荷蘭安凱公司也投入了幾百萬美元資金入股凌訊。

　　在此基礎上，清華大學還與長虹、TCL、康佳、創維、海信、熊貓等8大主要電視機廠商以及3家主要廣播設備企業結成聯盟，搭建數字電視的產業化鏈條。據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系教授、數字電視項目組的實際負責人楊知行教授介紹，這8家廠商代表了國內2000萬台彩電和機頂盒的產銷量及70%的市場份額。

　　另外，成都電子科技大學和廣電總局下屬的廣科院也募集到一定資金，從而形成了地面數字電視傳輸標準的4家格局。不過，總體組和清華被大多數人認為是電視地面傳輸國家標準制定最有力的競爭者。

　　上海交大“食言”

　　2000年4月，清華將方案報請國家計委申請立項。當時國家計委認為這個方案是一個全新的方案，擁有自主知識產權，但同時也對這個方案提出了疑問，希望清華能把仿真和樣機做好，因此並沒有給清華立項。隨後，清華開始利用計算機仿真技術對方案的可行性進行論證，並在2000年9月做出兩個試驗樣機，而且進行了開路試驗，證明方案可行。這一年12月，清華邀請國家計委、廣電總局、信產局、科委等部門負責人召開了全國性的“DMB－T”諮詢研討會，向社會各界公布了清華的仿真結果。然而，國家計委雖然肯定了清華的仿真結果，但以方案不一定能夠實現為由，再次拒絕給清華立項。

　　同時，張文軍所領導的總體組雖然也在技術上有所突破，但卻一直以美國方案的改進為主，始終沒能解決自主知識產權問題。不過，此前曾經在國內遙遙領先的總體組已經感覺到來自清華方面的挑戰和壓力，雙方的較量開始升級。

　　據吳佑壽院士介紹，國家計委為此找到清華，希望清華能夠與總體組聯合起來，共同研發出一個方案，並請吳佑壽出來給雙方做工作。

　　不久之後，吳佑壽院士把張文軍請到了清華大學，與楊知行一起進行了聯合技術座談。3人在協商之後當場擬下了一個會議紀要。“在簽字的時候，張文軍表示自己完全沒有意見，但是他要求回去給總體組的其他人看看，並承諾晚上籤完字之後就把文件傳真過來，結果那天晚上，吳佑壽老師等到了12點也沒有收到任何傳真。”楊知行對張文軍的食言表示很不滿，他告訴《商務周刊》，張文軍後來打電話說不同意聯合開發，因為總體組相當於國家隊，而清華只是一個地方單位，國家隊不可能和地方隊進行聯合。

　　於是，清華向上求助於國家計委，但是本應在這個時候發揮權威作用的計委似乎並不想把自己牽扯進去，而只是在一旁繼續口頭敦促雙方進行聯合。計委此時的做法對清華來說是致命的，因為張文軍並不希望與清華聯合，而不聯合，清華就得不到立項，拿不到經費，研發工作也就會受阻。

　　2001年3月，在深圳召開的全國數字電視工作會議上，組委會正式把清華方案列為我國數字電視地面傳輸標準的候選方案，並敦促各研發單位聯合起來，同時還決定向全國徵集更多的候選方案，並進行測試。

　　翌月，國家廣播電視標準化委員會受國家計委之託，公開向國內徵集我國數字電視地面廣播傳輸方案，並收到了來自總體組、廣科院、清華大學和成都電子科技大學4家單位報送的5套方案。隨後的測試從當年的8月份一直持續到2002年的4月份。測試的結果是：在方案和樣機的“一致性”上，清華方案沒有問題，其他4種方案都或多或少有一些不一致；而在性能測試上，5個方案都表現不佳。雖然基本上都實現了各自方案的性能，但距離成為國家標準還很遠，與國外標準的要求相比也有一段差距。

　　測試結束之後，國家計委對總體組的表現開始產生不滿。一位在原國家計委工作過的發改委官員對記者說：“總體組做了很長時間，而且花了很多錢，卻沒能取得理想的成果，這讓計委感到很失望。後來，國家計委逐漸開始不承認總體組，並凍結了總體組的資金。”據悉，國家計委隨後還成立了一個新組織，即數字電視聯合工作組，並任命清華大學副校長龔克為組長。計委希望聯合工作組能夠在這幾家單位的方案中聯合出一個方案，以便給予支持。

　　從2002年5月開始，工作組就在龔克的組織下進行聯合工作。“總體組一直反對聯合，所以工作組沒有辦法研究出一個聯合方案。”那位發改委官員說。於是，工作組決定請國家知識產權局來對知識產權進行評估。這是非常關鍵的一測，如果沒有自主知識產權，那麼方案就不具有任何價值，也就沒有必要繼續做下去。

　　不久之後，4家單位分別向國家知識產權局上交專利，由後者負責獨立進行評估。4家一共交出了43項專利，其中有22項與標準相關。知識產權局把這些專利分成了四等，一等是基礎性的，一等是不需要向國外交費的專利，另一等是需要向國外交費的專利，還有一等是實用技術專利。其中需要向國外交費的3種專利全部來自總體組，這意味着總體組提出的方案依然沒有解決自主知識產權問題。

　　知識產權局最後對方案逐一進行了總結，認為清華方案“是惟一一個不同於國外的方案，是由自主技術發明組成的，對國外交費的形式是樂觀的”——或者說，找不出什麼需要向國外交費的地方，它有可能形成阻擋國外企業進入中國市場的技術壁壘。而總體組獲得的評價則是“一種在美國方案基礎上的改進方案，它可以獲相應專利，但是必須要向國外的基礎專利進行交費，交費的公司分布在美國、日本和歐洲等地”。隨後，知識產權局將報告分別送給溫家寶和曾培炎。當時，雖然發改委負責數字電視的領導小組組長是曾培炎，但是具體負責人是時任計委副主任的張國寶。張在認真看過報告之後批示：“要以清華方案為基礎，融合其他方案的優點。”

　　不久之後，發改委召集聯合工作組開會，向與會者轉述了以清華的多載波方案為基礎的領導意見，並暗示總體組的單載波方案的失寵。在會上，張文軍聲明自己同意多載波方案，但是希望工作組不要槍斃掉單載波方案，而是作為一個備用的方案，他甚至表示可以不向國家要錢。

　　但幾天之後，張文軍開始向國家領導人寫信，並得到了一個中性的批示：“酌處。”這讓國家計委再次躊躇起來。

　　中國工程院的“調和”及清華教授的憤怒

　　2003年年初，發改委決定委託中國工程院對清華和上海交大這兩個方案進行性能評估。中國工程院以信息與電子工程學部主任陸建勛院士為評估組組長，組成了一個由40人組成的專家評估團，並在2003年春節過後進行了嚴格測試。但在清華測試之後，上海交大以自己的兩套樣機出現故障為由，申請延遲一周檢測。這時，工程院請求清華做出讓步，即同意張文軍回去再拿兩套樣機，清華最初表示抗議，但隨後還是做出了讓步。

　　一星期之後，張文軍從美國調來了一套與一周前完全不同的樣機，並進行了測試，但是結果仍不理想。不過，中國工程院專家組此時給出了一個調和的評估：“兩家方案都有很大進步，並且都有自主知識產權，但需求不明。”

　　“當時我在會議上說，我們都是體操運動員，我們都苦練了多年，現在國家要選一個去參加世界比賽，而且在比賽過程中，規定了一套非常嚴格的規則程序，然後我們在台上做完了一套規定動作，對方卻說因為生病而不能進行比賽。我覺得這是一種不合理、不正當的競爭。”提起這件事，楊知行憤怒地對記者表示，當時的種種跡象表明，某些強大的壓力已使這次本應公正的測試變成了一種並不公正的“遊戲”。

　　“清華不是弄不到錢，當時國外至少有15家風險投資商想要投資，但是我們一個也沒有接受。”楊知行反問道，“為什麼我們不要國外的資金，而非要從發改委的項目立項中申請經費呢？是因為這個標準牽扯到中國上萬億的市場，是新世紀裡一個重大的產業轉機，如果我拿了國外的錢，那麼未來就會受到國外資本的牽制。可是現在國家卻不支持我們。我們一直在勒緊褲帶等發改委的經費，從2000年一直等到2003年。”

　　楊知行強調，如果想賺錢，早就把專利賣了。在他看來，自主標準是阻擋國外產品進入中國市場的一道技術屏障，而中國要想從一個電視機生產大國轉變成一個強國，要想自由發展、自由生產，必須實現標準的自主化。

　　評估不了了之以後，發改委再次提出，希望清華與上海交大能夠自己在底下聯合起來，並希望清華做出一定讓步。“當時，我們提出可以不打‘清華’旗號，或者不完全採用清華方案也行，但是要聲明清華擁有標準的核心技術。甚至我們讓步到只要能夠聯合，知識產權也可以分享。但是上海方面還是不同意，還是要求進行自由競爭，這讓我們哭笑不得。”在楊知行看來，現在再提比賽已經沒有什麼意義，因為每個選手水平的優劣已經很清楚，只是沒有好裁判。

　　2003年9月，發改委又委託中國工程院常務副院長鄔賀銓組織了一個“中國數字電視地面傳輸技術研發組”，並決定投入一部分資金，在這個“充滿合作”的項目里最終融合出一個方案來。據楊知行介紹，現在項目組正在做仿真階段，並對知識產權做評估，爭取能夠在年底以前初步制定一個方案。

　　“今年年底是一個關鍵時候，因為現在有線傳輸這一塊，歐洲DVB-C來得很猛。在地面傳輸上，包括北京、廣州、武漢等城市在內，加起來一共有12個城市已經開始試驗DVB標準。”楊知行強調，如果今年年底再不出來，廠商和運營商將會對中國的自主制定失去信心。

　　“現在，電視機廠商們紛紛提出了自己的數字電視戰略，不過由於沒有標準，他們不知道應該往哪裡投，”他說，“現在不僅僅是研發單位着急，運營商和廠商也着急。”

　　據悉，在去年8月，清華曾召開了一個有24家企業參加的數字電視研討會。在會上，許多企業都呼籲務必要儘快地確定中國數字電視標準的路線，否則不但會丟失整個產業，連中國的市場也會丟失。隨後，這些企業及單位還聯合向全國發出了一個倡議書，並上交至發改委和信息產業部。不過，信件如石沉大海，杳無音信。

　　為此，70多歲高齡的吳佑壽院士也在不久前給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寫信發出呼籲。“我這次寫信就是希望國家採取措施，剎住現在的勢頭，無論如何要儘快出台自己的標準，不要再把這件事拖下去，否則會影響這個行業的發展進程。起初，國家只是說要在上海、廣東等個別地方試點，但是現在的情況已經是一發不可收拾，我在想，數字電視是我們占據一個行業領先位置的一個機遇，應當由我們自己來掌握主動權。”吳老對記者坦言，他擔心採用國外的標準，可能會造成一種“越學越落後”的局面。

　　“高交會”謎團

　　儘管楊知行聲稱比試已沒有意義，但還是有南方媒體報道，清華與交大的兩套方案在2003年10月12日深圳高交會上再次進行了直接的比試。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報道說清華方案基本以失敗收場，而上海交大方案也不盡如人意。

　　這一報道終於使此前一直保持沉默的清華再也坐不住了。清華大學校長辦公室助理趙勁松對《商務周刊》說：“報道嚴重不符，我們覺得有必要正本清源。”而楊知行則生氣地說：“這純屬造謠。”

　　據記者多方了解，在深圳高交會開館的十幾天前，深圳市有關部門曾組織清華和上海交大召開了一個三方內部會議，主要是研究怎麼協調雙方展覽的問題。在會上，上海交大提出要在高交會上進行兩家對比測試，但清華以沒有中間人和測試規程為由表示反對。清華認為發改委已經成立了工作組，並且確立了仿真和研發程序，因此沒有工作組參加的測試作用不大，並將此事上報發改委。發改委隨後指示深圳方面不能做對比測試。於是，雙方表示同意不測試，只是進行展示，為深圳高交會增加亮點，而且演示的方法也可以不盡相同。同時，各方也都就不向外界做測試為題的宣傳達成共識。因此，並無對比測試的消息從深圳官方傳出。

　　楊知行稱，在高交會上，清華也曾經邀請了一些深圳媒體，其中包括那家報道過他們的媒體，但是他們當天並沒有到展位去過，而且清華和上海交大也相互到各自的展位上進行了參觀。

　　“清華主要考慮的是不願意向媒體說話，一開始我們基本上就沒有在媒體上發出聲音，結果得罪了許多媒體。”楊知行說。清華大學副校長龔克在給記者的電子郵件中也提到，清華受上級領導的指示，不允許隨便對媒體發言。

　　據悉，以前清華在回應媒體批評所發出的聲音大都是清華同方所進行的炒作。為此，清華還與同方劃定了關係，並公告清華同方不是清華數字電視項目組的研發單位，只是和長虹、TCL一樣的合作夥伴。

　　據清華大學數字電視項目組另一位重要人物王興軍表示，清華已經做出了三輪樣機，三輪芯片，並在工廠里做成了一體化數字電視機，但很少對外宣傳。

　　然而，清華的“沉默紳士政策”雖然使自己保持了聲譽，卻也令自己遭受了不小的損失。

　　2001年，當時的廣電總局和信息產業部把清華方案定名為“中國數字電視的研發定點”，第一次向國際電聯提交了這個文件，並在自主知識產權上獲得了國際電聯的認可，還壓倒了日本提交的方案。隨後，國際電聯組織了一個有76個國家參加的小組，跟蹤清華方案的進展。這使清華方案在就職於國際電聯的華人官員的幫助下，有希望作為國際電聯第3個標準。另外，巴西由於專利費過高問題而放棄在美國、歐洲和日本3家中選擇標準之後，曾經找到中國。巴西總統盧拉上台之後，希望效仿中國做自己的自主標準，並呼籲中國、巴西、俄羅斯、印度等國聯合起來，建立新的國際標準。

　　但是回國之後，發改委對此事提出異議，指出清華在國內標準沒有統一的情況下就擅自推向國際是一種不當行為，要求清華不能參加2002年的會議。結果，正是在這一年，日本方案獲得了通過。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失誤。如果能夠成為國際電聯的指定標準之一，我們就會創造新的市場。但是我們沒有被許可。”楊知行遺憾地對記者說。

　　在這個遺憾的同時，“狼”便真的來了。就在清華和上海交大還在展示各自標準方案的當天，同一個會場裡，摩托羅拉在全球範圍內首次隆重展示了以數字電視為主，輔以廚衛電視、車載影音、樓宇可視對講機、廣告機四類產品的一系列資訊家電產品。在高交會開幕前一天——10月11日，摩托羅拉與唯冠公司（EMC）在深圳達成協議，後者負責生產及分銷一系列摩托羅拉數字家電，並將摩托羅拉家庭組網經驗帶入市場。產品計劃於2003年年底開始分步進入市場，並將逐步遍及全球各地。

　　把目光投向這一“新的傳統領域”的跨國公司，不只是一個已有30多年沒有涉足電視的摩托羅拉。9月25日，美國IT巨人戴爾也宣布放棄手機業務，將在今年第四季度向市場推出戴爾牌的純平彩電。戴爾還向三星、LG等韓國廠商提議，以OEM方式供應電視。隨後的幾天，惠普也宣布將推出自己的電視機。最近一個加入電視業的是韓國現代集團。該集團綜合商事株式會社社長朴源珍表示，現代將在中國貼牌生產彩電、DVD等家電產品。

　　跨國公司們的嗅覺是敏銳的，世界各大電子製造商紛紛進入數字電視領域，足以說明這個潛在的市場機遇有多大。現在，他們已經磨好了刀。正如美國泰克公司視頻產品部經理多德·畢德爾所言：“一切商業計劃的啟動，都有賴於中國數字電視標準的啟動。”

　　這些巨人們的出現使國內企業對中國數字電視市場產生了強烈的憂患意識。“傳統電視的利潤已經非常微薄，以至於它們只得一次次打價格戰，或者搞多元化，一會兒做PC，一會兒做手機，現在又在做汽車，但中國的家電企業卻始終逃不脫低水平重複製造的命運，並在幾乎所有的關鍵技術和標準上受制於人。”德國SCM公司高級經理Chu King For先生對《商務周刊》說。這位在中國做家電貿易生意的新加坡人熟知中國企業的痛苦，“現在這個行業終於有了一次躍遷和打開新的大市場的機會，它們本來擁有一個創造性破壞舊格局的可能，它們的技術也已經具備，就等標準出台。但是，能夠等待的企業並不多。”

　　據悉，長虹、康佳等大企業早已有了一攬子的數字電視戰略計劃，其中大約有30%～40%的機頂盒和數字電視機產量銷往海外。但是，更多的企業卻力不從心，如果沒有訂單，他們將無計可施。

　　中國並不總是輸在技術上。多年來，當我們目送一個個別國標準走進國際電聯時，中國自己的標準卻總是受累於各種羈絆。為了一個標準，我們已經花了幾十億，動用了大量人力，耗費經年，卻依舊在起跑線外做着預備動作。顯然，市場本身的效率不會留給我們太多時間，一旦我們選擇內耗，那麼失去的將不僅僅是一個標準。

轉自： 商務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