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科學與神學是現代美國文明不可或缺的兩大支柱。人們對科學與神學的關係問題已經研究了多年。事實和研究結果表明，科學是一門科學，神學也是一門科學；科學與神學的關係隨歷史的發展而變化。二者共存已成事實。美國物質文明是建立在科學高度發達的基礎之上的；美國精神文明則是建立在神學不斷延伸的基礎之上的。要了解和理解美國文明，就要懂得神學在美國社會政治和經濟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英文摘要】Both　science　and　theology　are　 pillars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Pe ople have been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of science and theology for long t ime, and　 fact　and　researchresults show that science is a kind of　knowledg e and theologyis also a kind of knowledge.At the same　time,　people　should u nderstand that the relations between　science　and　theology chang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and the two　factors coexist.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America is founded　on　 the basis of advanced natural science,and the spiritu al　 culture of America is founded in the　basis　of　 extended　religious the ology.If one hopes to understand and comprehend　what　 is American civilizati on,he should know what is　the　 important role of American theology in the　p olitical　and　 economical life.

【正文】

自19世紀末葉以來，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強國已經100多年了。 美國文明經久不衰，令人刮目和深思。任何人類文明都具有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或者說，任何文明都有物質和精神兩根支柱。現代美國文明的物質支柱是科學，因為美國的高水平生產力是建立在高科技的基礎之上的；現代美國文明的精神支柱是神學，因為生活在現代文明搖籃里的美國人民90％以上信仰宗教。可以說，失去了科學和神學中的任何一個根基，美國文明的大廈都將頃刻坍塌。然而，科學與神學在人們的心中並不是等價的。中國人一般不懷疑科學是物質生產力的基礎，但卻難以相信神學是現代美國文明的精神依託。應該說這種困惑是一個誤解，是導致我們長期在西方文明的迷宮中不能自解的根本原因。美國文明既是科學的，又是神學的，本文就是要分析這個近似於二律背反的問題。

　　　　一

人類關於科學與神學的爭論已經進行了幾百年，至今不得其解。科學與神學曾經相互矛盾和鬥爭。這個結論是正確的。眾所周知，在被稱為“黑暗時代”的歐洲中世紀，神學把持從神權到政權的一切權力，在神學的殿堂里沒有給科學留下任何位置，科學被視為異端。在那個時代，科學與神學幾乎是你死我活的。科學家布魯諾受火刑而死就是明證。15—16世紀的歐洲文藝復興打破了神學的一統天下，作為科學主人的“人”取代了“神”成為社會的中心，科學才得到了生存和發展的天地。17—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進一步實現了人的思想解放，“理性”代替了“情感”，神學黯然失色，近代科學應時而起。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生物進化論等自然科學成果推動人們進一步對宗教神學發起責難，甚至德國著名哲學家尼采提出“上帝死了”的論斷。所有這些早已是老生常談，不必贅述了。

然而，上帝真的“死了”嗎？科學徹底戰勝神學了嗎？回答是否定的。

20世紀中期以後，世界範圍內的宗教復興運動震動了地球的各個角落。且不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活躍，也不談蘇、東事件後天主教在波蘭、東正教在俄國的復興，僅就美國而言，相信上帝的人數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加了，上帝的地位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神學在社會中的作用不是越來越小而是越來越大了。這到底是為什麼？難道科學與神學不再矛盾和對立了嗎？

科學與神學之間確實存在許多難以融合之處。例如，科學，當然是指自然科學，是關於物質世界的學問，而神學是關於精神世界的學問；科學鼓勵人們探索世界，而神學教導人們尊崇偶像；科學具有進步性和跳躍性，而神學具有傳統性和穩定性等等。特別是近代以來，科學與神學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如此之大，以致於人們總是把它們完全對立起來，似乎二者不能共存。在中國學界，就有一個傳統的、萬古不變的信條：科學與神學永遠水火不相容，於是認為，“西方文化其實存在着一個無法彌補的裂隙，隨着科學的不斷進步，這個裂隙會越來越大越深……。”[1]（P89）其結果也就必然是科學的發展和神學的走向死亡。

但是，科學與神學的關係問題並不是僅僅在科學家與神學家之間製造一場又一場戰爭。在矛盾與衝突的同時，各種探討科學和神學關係的學說和理論也在紛紛出現。

在美國，早在 19 世紀就有人探討科學與神學的一致性問題。1875年，愛狄女士發表的《科學和健康是打開聖經的鑰匙》（ Science and Health with Key to the xxxxures）一書，就是要說明宗教與科學的一致性。但是，進入20世紀以後，美國人關於科學與神學關係的問題並沒有解決，爭論仍在繼續。有科學家認為，作為文明的一個發展階段，宗教發揮作用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宗教應該讓位給科學了；有神學家認為，科學比神學更具有威脅性，因為它有時是錯誤的、不負責任的；還有一些科學家和神學家認為，科學和神學是一致的[2]（P316—342）。美國宗教自由派神學家們不但提出神學與科學一致的觀點，而且認為宗教與科學之間永遠存在最完美的和諧。二者的衝突雖有發生，但其結果卻不是宗教的衰落而是宗教的更加強大和純潔。在他們看來，人世間的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宗教宣傳的是來自上帝的真理，科學揭示的是上帝賜予的物質。所以，科學與宗教是一父之女，一主之仆，它們通過不同途徑完成同一使命[3]（P301—320）。而以福音派為代表的保守派則固守宗教神聖的教條，他們認為，生物進化論不僅是無神的和荒謬的，而且是殘忍的。他們只關心信念和靈魂的拯救[4]（P271—275）。

作為無神論者，我們對上述觀點不能苟同。但是，科學與神學的關係的確發生了變化：科學默認神學的存在，神學藉助科學而發展。這種情況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今天的科學和神學已經不是一個世紀以前的科學和神學了：科學的研究領域在不斷擴大和縱深，科學研究的巨大成果使人類的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改善，而人類的精神生活的進步正是建立在物質生活的不斷改善的基礎之上的。作為人類精神的主要載體，神學也隨着科學的發展而發展，所以神學關心物質世界、重視科學技術的進步。在當今世界，做為一門重要的科學，神學受到了包括自然科學家在內的許多人的重視和研究，宇航員佩帶十字架在太空行走也不使人感到驚奇。所有這些變化證明，科學與神學可以共存。

但是，這並不是說科學與神學之間已經沒有矛盾了。筆者在美國訪問時，曾多次收到反對生物進化論、宣傳神學思想的小冊子，這證明鬥爭仍在繼續，力圖使神學戰勝科學的勢力還很有一些市場。報載，非洲發現了300多萬年前的人類頭蓋骨。有人認為， 這一發現很可能推翻生物進化論。他們希望這種事情發生，以使神學取得勝利。筆者曾對一個美國牧師說：“克隆羊的同性繁殖是科學，用神學是無法解釋的。”得到的回答是：“克隆羊的研究者是秉承了上帝的意志。”我們不想也無力參與科學與神學鬥爭，只想從中得到一個結論：科學的發展並沒有使神學走向死亡；神學的延伸並不能阻止科學的進步。如今，科學和神學不但共存於世界之上，而且在許多國家和民族大廈上分別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美國就是一個實例。

　　　　二

關於美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發達，可查閱和引證的資料浩如煙海：從原子能的利用到電子計算機的誕生和發展，從合成材料的發現到空間技術的突飛猛進，從生物工程到海洋工程，從民用行業到軍工領域，美國處處走在前列。美國用於科研的資金，1941年只有9 億美元，80年代增加到每年800億美元以上。1965—1974年， 美國的教育經費從每年370億美元增加到913億美元。1939—1944年，美國工業生產總值增加118％，國民生產總值增加132％。60年代被認為是美國“繁榮的十年”，1974年以前的65項突破性的發明創造絕大部分是60年代研製成功的。到70年代初，美國農業人口已降至1／20， 而農業生產總值卻大幅度提高[5]（P11—49）。特別是蘇聯解體以後，美國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已經越來越明顯。無須贅述，沒有科學這一支柱，現代美國文明的大廈將無法矗立於世。

關於美國神學的根深蒂固以及對美國社會的不可或缺性，可查閱的資料也不缺乏：從殖民地時代始，美國曾長期是基督新教的一統天下。在《獨立宣言》發表時，美國人80％是新教徒，天主教徒僅占總人口的0.8％；猶太教徒只占0.1％[6]（P331,324—325）。新教不僅在人數上絕對占優勢，新教成員還代表着有統治地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精英，代表了多數工商業、企業所有者和管理者，他們是構成最重要的政治核心的人物，他們資助和管理着大多數私人學術中心、私人大學和新教禮拜堂，統治着從東海岸到西海岸的整個上層。難怪馬克斯·韋伯把美國的興起歸結為新教倫理鑄造的所謂“資本主義精神”。但韋伯只說對了一半。因為，隨着天主教和猶太教移民的增加，這種情況逐漸發生了變化：1987年的一個調查顯示，各教派所占人口比例為：天主教25％，新教保守派15.8％，不信教者6.9％，猶太教2.3％，唯一神教派0.2 ％，溫和新教派24.2％，自由新教派8.7％，黑人新教派9.1％。這樣，新教總數所占人口比例大約為64％左右。到90年代，新教的統治地位完全喪失[6]（P103,106）。1992年的一個民意測驗表明：90 ％的美國人說不懷疑上帝的存在；58％的人說宗教對他們非常重要；42％的人說他們在7天之內曾參加宗教活動；59％的人說宗教可以回答當今社會問題； 只有2％的人說自己是無神論者；另有2％的人說自己是不可知論者；77％的人說祈禱是他們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7]。在美國， 是不是教徒屬個人隱私，各類調查和民意測驗也很難準確無誤。但是，參加會眾（Congregation，即宗教活動團體）卻是公開的。據近年調查，參加美國地方會眾的成員占人口的比例為：1789年10％；1800年12％；1890年22％；1950年以後50％—60％；到1991年，美國共有會眾350337個[8] （P10—11,55）。這些情況表明，美國人絕大多數是信教者。而且近年來呈上升趨勢。

只用平民百姓的宗教信仰還不足以說明美國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宗教性，在政府上層同樣不可一日無上帝，美國歷屆總統都手按《聖經》宣誓就職，他們的就職演說都以“上帝保佑”為結束。據統計，從華盛頓到克林頓全部42位總統中，有38位是教會成員，其餘4 人也有明顯教派傾向[9]（P161）。人們確信，“在美國， 憲法並沒有規定不信教者不能掌握最高領導權，但如果真的一個當選最高領導人不能象以前的總統那樣使用‘上帝’這個詞，那將是與傳統的決裂。”[10]（P17,24）由此可以認為，宗教信仰是美國社會精神生活的主體，沒有神學，現代美國文明的大廈也難以矗立。

僅此仍然不夠。為了充分認識美國的宗教信仰和神學，人們還必須把握這樣兩個關鍵：一是政教分離制度；二是“公民宗教”概念。

自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確立了政教分離制度後，似乎宗教在美國已經與政治無關。其實，政教分離只是機構的分離而非實質性分離。美國宗教從來沒有脫離社會生活。由於法律規定了政教分離的制度，在18—19世紀，美國各教會通常都是打着宗教復興的旗幟參與社會政治。這不但使宗教行為進入世俗生活合法化，而且使宗教在美國政治中發揮了特殊的作用。美國教會公開捲入政治生活是從20世紀初開始的。這突出表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掀起的反共浪潮。從本世紀40年代起，政治性的宗教復興運動就已經開始，“基督教會美國委員會”（American Council of Christian Churches）、“福音派全國協會”（National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基督教反共十字軍”（Christian Anti—Communist Crusade）等宗教組織的建立是與麥卡錫主義反共浪潮一脈相承的。60年代以後，美國宗教明顯政治化。在1980年總統大選時，宗教組織的政治行為首次扮演了重要角色。福音派創辦的廣播電視節目起了重要作用。調查顯示，當時美國8000個廣播電台中，有1400個為宗教電台；在800家電視台中有30家為宗教組織所辦；在800家有線電視節目中有66個為宗教性的[11]（P135,138）。此外，美國宗教在反對墮胎、同性戀等活動中也扮演重要角色。可見，美國的宗教已經變成了政治神學。

政教分離以後，宗教信仰成為個人私事，似乎與國家和民族無關，其實不然。人所共知，國家和民族是由一個個個人組成的，誰會相信大多數公民信仰宗教而這個國家和民族的政治與宗教分離了呢？

美國文明容忍任何宗教而又不確立國教，美國制度將政教分離而又不擯棄宗教，其用意和價值是很值得深思的。事實證明，國家和宗教具有兩種不同的功能。馬克思在談到美國政教分離制度時曾指出，美國完成了“政治解放”，但“宗教不僅存在，而且表現了生命力和力量，這就證明，宗教的存在和國家的完備並不矛盾。”所以，他認為，在美國這樣的國家，宗教是國家世俗力量的表現，只有消滅“世俗桎梏”，即資產階級國家，才能“克服宗教狹隘性”[12]（P424—427）。 這一分析不但切中了美國政教關係的實質，而且說明了美國宗教的價值。美國政教分離的成功，表現的是基督教不斷世俗化的過程，美國基督教世俗化的實質是宗教與政治日益走向融合，而這種融合的產物就是美國公民宗教。

所謂美國公民宗教是美國社會學家貝拉（Robert　N. Bellah ）在1967年發表的《美國的公民宗教》一文中提出的。他認為，美國存在一個不同於基督教的“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又譯為“國民宗教”、“共和國宗教”、“民間宗教”、“大眾宗教”“市民宗教”等等。在英語中還有，“Public Religion ”，“Religion of the Republic”，“Folk Religion”，“Civil Faith”，“National Religion”， “Civic Piety”，“Civic Religion”等不同說法）。 美國學者給公民宗教的定義說法不一[13]，歸結起來，其主要內容包括：（1 ）美國公民宗教信仰上帝，它認為是上帝締造了人，選擇了美國和美國民族，賦予美國以歷史的責任，“美國是現代歷史中的上帝的主要代言人”；美國的最終主權屬於上帝，不但個人的命運和事務要由上帝裁決，美國事業的正確與否也要由上帝來判斷。（2 ）總統是美國公民宗教的中心代表，上帝與國家、心靈的虔敬與愛國主義、神的慈愛與國家幸福、宗教與政治等神聖與世俗觀念有機結合在一起的核心人物就是總統；神秘化了的領導人是人格化的神。（3）《獨立宣言》、 《憲法》等政治文獻是美國公民宗教的聖經。（4）聖誕節、感恩節、 陣亡將士紀念日等神聖節日是對公民進行教育的重要手段，使美國這個多民族、多種族、多宗教、多文化國家同一化和統一化的重要途徑。（5 ）美國民主和新教倫理是公民宗教的統一道德標準。（6）宗教愛國主義、 民族主義和利他主義是美國公民宗教不必可少的內容。（7 ）學校是美國公民宗教的特殊組織形式，美國公民宗教的社會載體是社會體制本身。（8 ）服務於社會政治是美國公民宗教的根本任務。從這些內容可以總結出美國公民宗教的三大社會功能：一是使美國人集聚在一個共同社會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二是使美國社會中各種宗教被改造、修正和美國化的適應力；三是排除那些無法被同化的“例外”形式的排除力[14]（P86,94）。由此看來，美國公民宗教是一種世俗宗教、政治宗教，或稱准宗教。它是美國人民的共同信仰，美國民族的統一道德觀，美國政府的意識形態；它是美國文明的核心，美國文化中的政治，是維繫美國存在的根基；它是宗教復興主義與資產階級民主的結合，宗教與政治的結合；它是連接個人與國家的紐帶、民族一體化和信仰多樣性之間的橋梁。問題很清楚：在政教分離制度下，美國公民宗教在發揮民族凝聚力、政治判定力作用的同時，又在道德標準同一化和統一化上起到了教會宗教應起的作用。

美國的個人宗教信仰是多樣性的，公民宗教使之歸一。宗教信仰是個人的，公民宗教使之歸公。於是，宗教神學作為美利堅民族的精神支柱，在維護美國這個國家和民族存在與發展的同時，也證實了自己的存在和價值。

　　　　三

科學和神學在美國的地位和作用問題的認識具有重要的意義。

首先，中美兩國關係日益改善，也日益重要。必須承認，由於歷史和意識形態的原因，中美兩國缺乏必要的了解和諒解。加之兩國仍存在的矛盾和分歧，中美友好關係的維護和發展十分艱難。這就要求我們兩國人民加深相互間的了解，以促進這種友誼的發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們通常較為注重美國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領域，而對於美國文化，特別是美國宗教神學，不但了解的人少，甚至存在某種偏見。

其次，從文明研究角度看，充分認識科學和神學在美國的意義就更為重要。每當談起西方文明，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德賽二先生”，而忘記了上帝和《聖經》。早在本世紀初，德國哲學家施本格勒就在《西方的沒落》一書中預言，西方文明將渡過它的“生命周期”而走向沒落。50—60年代，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又在《歷史研究》等著作中提出了文明衰落的“規律”，並預言西方文明將面臨重新崛起的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文明的挑戰。近年來，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不但追述了施本格勒和湯因比的文明理論觀點，而且特別說明了中國儒教在未來的21世紀將對西方基督教的威脅和挑戰。但是，亨廷頓在論述所謂文明之間的衝突時，更多的是考慮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的對比，考慮中國以及伊斯蘭國家物質實力的增強，而不是精神力量，特別是宗教神學力量的發展。他認為，20世紀60年代以來，特別是蘇聯解體以後，世界性宗教復興主要是在前共產主義國家進行的，而韓國和拉丁美洲接受基督新教的事實則證明了西方宗教的可行性[15]（P93—101）。顯然，亨廷頓並沒有把美國信仰危機作為西方文明衰落的主要表象。也就是說，亨廷頓還不認為美國神學這個精神支柱會有問題。北京大學著名學者季羨林老先生多年以前就提出了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看法，認為下一個世紀必將是東方文化取代西方文化，中國文化將在世界占主導。季先生的是從西方物質文明所帶來的一系列諸如道德敗壞、環境污染等問題出發，確認“文化整合”的結果必將向東方思維方式發展[16]（P19—23）。 這裡同樣沒有注意宗教神學的意義。

但是，近年來，高坐在世界第一強國寶座之上的美國已經感到現代美國文明大廈的兩大支柱都在顫動。在宗教神學方面尤為突出。貝拉在本世紀60年代提出美國公民宗教問題並引發一場討論並不是偶然的。首先，50—60年代以來，美國又面臨一場道德危機，特別是越南戰爭使美國不能自拔，國內反戰運動不斷高漲，水門事件被認為是道德淪喪的表現，克林頓總統雖然沒有因桃色新聞而被彈劾，但這件事有損於美國總統的形象卻是無法否認的。其次，隨着外來移民的不斷增加，美國公民的宗教信仰格局發生了變化，不但新教的統治地位喪失，連新教—猶太教—天主教三位一體的神學體制也受到挑戰。人們擔擾，傳統的美國公民宗教還能不能作為超然信仰起到一種象徵性的中心作用，還能不能起到維護美國這個大家庭的作用[17]（P19）。用貝拉的話說，當前， 美國正面臨第三次“考驗”（第一次指獨立戰爭，第二次指內戰和奴隸制問題），這次考驗“已經導致第三次危機，它不但涉及世俗，而且涉及精神問題”[18]（P38）。貝拉等美國學者之所以提出公民宗教的問題，是他們感到美國公民宗教已今不如昔，他驚呼美國公民宗教已經成為一個“崩潰了的空殼”[14]（P105—106）。這一方面反映了美國60 年代以來道德危機已經引起人們的重視，同時也說明美國民族精神支柱發生動搖。人們擔心的不是美國公民宗教原則是否能夠實行，而是美國文明的大廈會不會傾覆。既然美國公民宗教是美國文化的象徵，公民宗教的危機當然也就是美國文化的危機；既然宗教神學是現代美國文明的支柱之一，人們的擔心就不是沒有道理的。我們認為，對美國文明來說，即使存在亨廷頓等人所擔心的東方文明的威脅，這種威脅也不會有致命的危險，歷史上“西學東漸”使東方從屬於西方的決定力量是科學技術，將來可能發生的“東學西漸”的決定力量也將是物質力量。所以，美國人所關注的不應該是東方文明的威脅，而應該是美國文明精神支柱的破損如何補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