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語言的消失不亞於一個物種的消亡

實習生 馮茵 本報記者 桂傑

　 2月16日，美國科學界最盛大的活動———科學促進會在西雅圖舉行。會上來自耶魯大學和喬治敦大學的幾位科學家說，目前各種語言正以極快的速度“死亡”。已知世界語言有6000多種，研究人員預測，在21世紀，將有半數語言會消失。

　 這種現象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引了美國一些學者的關注。他們注意到，像美洲的印第安語，澳大利亞的土著語都在大規模地快速消失。

　 2000年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語言報告》提供的中國部分資料包括82種語言，學術界估計，如果算上那些尚未進行系統調查研究的語言，中國的語言大約有120種。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瀕危語言研究》一書的作者徐世璇告訴記者，目前這120種語言近一半處於衰退狀態，有幾十種語言處於瀕危狀態。

　 如赫哲語，目前能用本族語交際的只有十幾個60歲以上的老人，將稍微能講一些赫哲語的人也包括在內，最多不超過50人；滿語，現在只有約100人能夠聽懂，約50位老人還可以說；塔塔爾語，塔塔爾族總人口5064人，本族語的使用人口不足1000人；還有仙島語，是阿昌族一個支系使用的語言，使用人數約100人左右……

　 雲南大學民族史博士生導師方鐵教授說，現在基諾族的語言也在缺失。基諾族有2～3萬人口，目前，這個民族已經放棄了雙語教學，統一用漢語授課。有專家預言，20年後這個民族的語言將會徹底消失。

　 這些語言消失的原因，一方面，是一種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衝擊。蘭州大學研究西北民俗方面的專家柯楊說：“當時民族語言中沒有政治、科技的名詞，像現在的好多現代詞彙都沿用漢語的說法。這些民族語言的使用範圍很有限，許多年輕人已經不願再去學習。掌握這些語言的老一代人去世後，語言將沒有辦法傳承下去，漸漸這些語言也就消失了。”

　 另一方面，是基於本民族一種錯誤的語言觀念。徐世璇說：“許多年輕人都覺得說自己的地方語言很土。他們雖然對本民族語言有感情，但在與現代社會的接觸中卻因為經濟的落後而對本民族的語言失去自信，進而選擇放棄自己的語言。”專家調查表明，越是經濟發達和比較開放的民族，如白族、壯族、納西族等，人口受教育程度很高，使用雙語的人數也很高。

　 大量語言的消失也帶來了民族文化的消失。方鐵說：“按馬克思的觀點，語言是一個民族中最穩定的因素。一個民族的語言一旦消失，整個民族也就消失了。”

　 雲南大學研究語言和民族文化的木霽弘先生說：“現在民族語言已經到了一種非搶救不可的地步，一種語言的消失不亞於一個物種的消亡。”

　 專家指出，這些瀕臨消失的語言大多沒有相應的文字，但語言代表着該族群的記憶和源流歷史，他們在長期的生活生產實踐中積累的知識經驗、創作的民間文學，如山歌、傳說、情歌都保存在口頭語言中，靠口耳相傳代代相襲，使語言成為一種獨特文化和族群特徵的重要體現和表現形式。無論是語言結構本身，還是語言中所包含的文化內涵，都具有豐富的特性和寶貴的文化價值，一旦消失，將是中華文化寶庫和人類文明成果的重大損失。

　 徐世璇說：“人們應該意識到，語言既是文化的載體又是文化的組成部分。同時它的重要性還在於，體現着一個民族的思維特點，體現着一個民族對客觀世界的認識。”

　 2000年，國際教科文組織為促進語言和文化的多樣性以及多語種化，把每年的2月21日定為世界母語日。雖然，今年的世界母語日就這麼平靜地度過了，但是研究語言方面的專家們，為保護世界瀕危語言一直默默地努力着。

　 語言缺失的問題，我國的語言學家早有關注，但都是對自己研究的語言領域的一些分散調查整理，沒有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關注。20世紀80年代以後，隨着一些語言衰退趨勢越來越明顯，過去一些不自覺的個人行為逐漸變為自覺的集體行動，各機構相繼設立集體課題，在較大的範圍有系統地對一些小語種進行調查描寫和分析研究。1993年，世界語言學家大會在加拿大召開。在“這樣規模比較大的學術會議上，討論瀕危語言還是第一次。”徐世璇說。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在國內外瀕危語言的現實情況日益嚴峻和對此問題日益重視的趨勢影響下，國內語言學界對瀕危語言問題的認識不斷深入，一致認為瀕危語言資料的保存，是語言學家的一個不可迴避的任務。

　 目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支持這項工作，撥出專項資金，支持中國每年研究保護兩種瀕危語言。徐世璇介紹，雖然現在和過去比起來，我國在保護瀕危語言方面的工作已經有了很大的進展，但人們的社會文化意識相對還是比較薄弱。在去東北調查時徐老師發現，一些語言調查研究成果正在流失到日本。記者還了解到，去年，全國人大起草了一份《中國民族民間傳統文化保護法》，其中首要提到的就是對語言的保護。但這份草案卻遲遲沒有得到通過。

　 由於研究資金的缺乏，研究工作的開展遭遇了很大的困難。徐世璇告訴記者，研究瀕危語言必須申報課題，而每年中華社科基金對於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方面的課題只有5個名額。由於經費的有限，研究一種語言只允許去當地一次。通常是在當地採集資料，然後回來整理，這樣整理過程中發現的一些問題就沒有辦法核實。而國外一些專家，他們會長期居住在當地，一邊調查，一邊研究，同時開展一些語言保護工作。

　 另外，由於缺少資金，現在許多採錄回來的資料都堆放在社科院的研究所里。學者們一直呼籲建立一個國家語言文字博物館，“但提了10多年了一直沒有回音”。另外，由於國家每年批的項目很少，許多學者都是採取一種民間自發的調查方式。徐老師說，這樣一方面不利於保證調查結果的準確性，一方面也使調查資料散落在個人手裡。

　 此外，上世紀50年代整理出來的錄音帶因為時間久遠，磁粉脫落，許多資料已經損毀，現在有新的技術可以修復資料，但由於缺少資金也無法做到。

　 記者了解到，目前，中國有許多學者在奔走呼籲從事搶救瀕危語言的工作。徐世璇說：“我希望國家語委和有關部門以及更多的人都來關注這件事。當務之急是設立有關瀕危語言的重大課題，投入經費並有計劃有步驟地有系統地進行全國瀕危語言的普查工作並設立檔案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