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讀書時只知中國有北大、清華。後來自知稟賦淺薄，無緣此類重點學府，但如同虔誠的教徒崇拜神聖的殿堂，一直把北大作為學界的偶像，“實不能至，心嚮往之。”即便是帶着三歲的兒子第一次上北京，哪裡沒逛，第一站就領他去了北大。在校園裡轉一圈，在校門口拍張照片，好讓他感受中國最高學府的文化薰陶，將來能挎着書包進這個校門，也算是光宗耀祖。兒子上了學，家裡的書櫥里也着意擺放着有關北大的書籍，要兒子與她產生深厚的感情。特別諸如《思想的聲音》等社會各界頂尖人才在北大的演講集子，更視為學界的聖經，百讀不厭。在深深地佩服學者深邃的思想、淵博的知識的同時，對提供舞台的北大心存萬分的感激。

　　神聖的北大令我一個普通人心儀已久，北大的故事就成了教育下一代的教科書。在兒子臨睡前和他談起某位名人的時候，我總把他們在某個時候與北大的聯繫當作說教的重點。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馬寅初，都是與北大緊緊連在一起感動中國的泰斗，在兒子目不轉睛聽我訴說的當兒，我真感謝北大。

　　所謂大千世界，芸芸眾生，世態炎涼看慣，光怪陸離不奇。在浮躁成為社會高速發展時代的副產品的時候，潛心治學的成本變得十分昂貴，耐不住寂寞甚至讓人無可厚非。長着一幅時代領航者面孔的北大，在浮躁的旋渦中時不時蹦出來普通人難以讀懂的音符確實能體現北大的本性。在這個高考狀元雲集的學術神殿裡，慣於天子呼來不上船的大氣使北大學人胸前的校徽也變做了成功者的花環。自認對民眾的啟蒙肩負歷史重任的北大足可看任何人都是鄉下人。

　　“北大大”，魯迅說北大的精神是常新的，也有人說激進的北大人最喜歡向規則進行挑戰，可能“大”在這裡吧。所以說對於北大發生的事件，或者與北大有關的人和事，我們都以欣賞的眼光去仰視，以虔誠的姿勢去聆聽。在北大，“背叛”兩個字是不允許存在的，他們稱“叛逆”。比如招收十三歲的保送生；比如留長髮背吉他的研究社會主義哲學；比如活動着數量可觀的職業革命家，都能獲得免費的午餐；比如剛把某國視為仇敵將人家總統辦得下不了台，扭頭給記者說最喜歡的國家是某國，最想去的國家是某國，當真畢業後嫁給了某國人。

　　對我們成日裡重複着工作重複着生活的普通人，北大的自由觀念和自由行動着實讓我們五體投地，增添了更多仰視北大的機會。或許只有北大才能享有這樣的權利。

　　人言道，曲高和寡，在北大之精神的大旗下，一些看似簡單而又不可接受的東西普通小民只能理解為複雜和寬容，或者從心理上歸結於非主流的“浮躁”，也認為是對北大的褻瀆。北大百周年紀念講堂里一個香港喜劇電影明星周星馳把北大學子搞得神魂顛倒，我們不敢側目（據《南方周末》等媒體報道：2001年5月２日晚，“近3000張面額5元的門票在一個小時內售罄，這幾乎可以說是北大歷史上的一個奇蹟！”，還說“有很多情緒激動而又沒有入場券的星迷為了能夠進場竟然對百年講堂入口進行圍攻，險些造成流血衝突”）；北大網上論壇熱熱鬧鬧討論學校飯堂該不該禁止戀愛的大學生互相餵飯的問題，我們不願妄言。可能在表象背後蘊涵着北大所固有的深刻哲理，普通小民“不可思議”。

　　看不懂的東西自然不能亂加傳教，對兒子的教育只有避開。

　　然而，這一次在北大發生的故事，我實在找不到背後的深刻哲理了。

　　給兒子講在北大校園裡戴瓜皮帽、留長辮子、穿紅馬褂的老師辜鴻銘的故事，兒子忽然問了一個問題，我實在無法回答了。他問英國牛津大學一名大四的學生給北大博士講課的新聞我可知曉，我搖了半天腦袋說不知，睡覺吧。兒子睡了，我睡不着。那個叫理查德森的大學本科還沒畢業的牛津學生，居然在北大給商學博士辦講座，明為教授高深的經濟理論，實際講的是從英國大學預科課本上隨便扯下來的一些東西。三天的課程，不到九個小時就講不下去了，趁午茶機會溜之大吉。騙人騙到北大了！

　　媒體沒有說明那群博士生的反應如何，也無法想象反映如何，倒感覺這回北大好象是“沒把褲子穿好，沒把拉鏈拉好”。胸中被什麼東西堵着了，不禁思忖，這也是北大精神旗幟下的事物麼？可以理解為激進和叛逆麼？可以理解為複雜和寬容麼？可以理解為對民眾的啟蒙麼？

　　睡不着，我打開了電視。電視裡正播一個小品，一個角兒指着另一個角兒的鼻子說：“沒想到啊沒想到，你朱時茂這濃眉大眼的傢伙也叛變革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