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海外朋友讨论，有朋友提出这样一种观点：从传统文化角度看，“天下自大心态”是中国实现法治的最大障碍，是中国专制型传统文化维持“人治”的中流砥柱。从小小的“父母官”始、到金字塔式集权顶端的“天子”止，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从原理上构造了一个从“卑微”走向目空一切、君临天下的完整的自我封闭型官场特征。最后的顶端就是“自大心态”的登峰造极。支持这个心态的是类似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体系，和依附在这个体系上时刻准备“学而仕则优”的庞大知识阶层。正是这个官体系统和知识阶层共同组成、酝酿和凝聚出作为结果的“自大心态”政治特征--朋友并举朱学勤文章《“中原”心态》为证。

这样的判断，或许会令国内的人感到惊讶。处身国内，有可能对官僚阶层产生多种负面观感，例如保守、僵硬、顽固、强横、腐败、行动迟缓、效率低下，等等，就是难有“自大”的感觉。事实上，执政者现在连意识形态都已放弃，哪里还会有依附于“传统文化体系”的“自大”？

很可能，“自大”感根源于海外朋友远距离观察所产生的错觉：由于时刻感受到“普世价值”、“世界潮流”的示范压力，执政层不得不摆出一副我行我素的姿态，以图缓和、化解外来压迫。在文化方面，执政集团已从上至下彻底奉行实用主义，什么有益提倡什么，怎么有利怎么来；在指导思想上，实用主义已取代原来的意识形态，经验主义代替了理性主义。

因此，海外朋友的感觉，很可能最直观的来源还是国内的知识分子，即“依附在这个体系上时刻准备学而仕则优的庞大知识阶层”。朱学勤文中提到：那个机构的学术同行告诉我：“大陆来的学者中，很少人像你这样没有‘中原心态’。”，这些年大陆人外出，顾盼自雄，视周围同胞如蛮夷，虽不自觉，却流露于睥睨之间，已经使人不快了。

朱学勤这段话讲的很可能是“事实”，但却不是“道理”，因为他没有讲到要害。大陆与海外，学术上同源异流，都是沿袭西洋老祖宗；历经演衍后，其间又略有变化，形成不同话语体系，于是就产生一个“话语权谁属”的问题。

当代中国各门显学，源头都在西方。因此，国内学者在面对海外同行时，难免底气不足、心中忐忑，自觉低人一等。心理上，急于寻找能支撑门面的东西；理智上，知道这是话语主导权所系，千万不能示弱于人--因为知识分子毕生所求，举凡名誉、地位、金钱，皆系于此。几经跌摔后，国内知识分子终于摸索出对付西方“娘家”的两大方略：对于那些西方名家，尤其是西洋嫡裔，一方面彼此学术成就相差悬殊，以卵击石智者不为；更重要的是，人家非我族类，不可能过来抢我饭碗，因此不妨把他们一头顶到天上，吹得神乎其神，还可以借钟馗打鬼，吓唬吓唬国内“土鳖”。但对于那些声名未著之辈，尤其是其中的华裔，由于他们随时有可能跑回来分一杯羹，同行是冤家，因此对他们要提高警惕、严防死守，绝不可予其可乘之机；方法是摆出天下唯我独尊状，拒人于千里之外，使之不得其门而入。

如果是那些已经成名的华裔，怎么办？看看国内经济学界对待张五常、杨小凯的不同态度，就多少能够明白其中奥妙。

对于中国经济学界来说，张五常是个异类。经济学既是当今显学，又是舶来品，知识界靠它吃饭的人不少。由于中国的经济学理论都是舶来货，相对于西方大师，中国的经济学“大师”都只是一些徒子徒孙；甚至还少有嫡系，大都只是旁逸斜出。为争夺话语权，他们只能各自把“祖师爷”顶到天上。张五常不同，他系出名门，而且辈份甚高。如果按国内经济学界对西洋“尊师重道”的传统，国内大师们岂不应该对张持弟子礼，毕恭毕敬、言听计从？这显然不是关起门来早已将国内话语权瓜分得七零八落的经济学家们所能接受。于是，他们纷纷跳出来挑张瑕疵，表示不以张为然--这一回，不需要任何人提醒，作为一个整体，经济学界自然而然就拥有了“独立之学术精神”，既不崇洋媚外，又不畏惧权威。

相对来说，杨小凯的威胁要小得多。杨既远在澳洲（不象张近在香港，随时可进京染指“分成”），辈份又不若张之尊隆；杨虽获布坎南等西洋嫡系大师赞许，但赞许毕竟不同于辈份，在资格上杨比张要“软”得多。因此，国内对杨，既不若对张那样慎重其事，也不若对张那么防范排斥。基本态度是，杨说得合意的，奉承之；不合意的，“商榷”之；还有最厉害的一招：不理不睬，把他晾起来。

除此之外，那些被国内经济学家联手捧到天上的西方大师们，对于张五常来说，往往只是他的师友同窗、甚至后辈，张当然不可能对他们持有多少尊重。张五常的态度表现，属人之常情；但对于国内靠“追星抄星”发迹的经济学家一族来说，其言行就近乎“拭师灭祖”、大逆不道了。

更重要的可能是，仆人眼里没有英雄。张五常曾距离被中国经济学界吹得神乎其神的那些人物很近，知道他们也不过凡人一个，运气或努力比别人多一些而已，值不得那么顶礼膜拜。当张五常说“可能我认识的朋友都不伟大，因为我不认为有一个在投票时会只为社会设想，牺牲小我”时，对象自然也包括那些被中国学术界敬若神明的西方“哲圣”。

另外，规矩总是针对下位者而设，这在哪里都一样。辈份高了，就可以免于规格束缚。张五常在经济学界已经修炼到可以不受规矩约束、直视真相的程度。因此他可以蔑视数学，指出经济学理论的正误高下只能以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为衡量--而其他人大多还只能跟在各种清规戒律后面上气不接下气。

当然，张五常其人其言，颇有“老王卖瓜”之慨。但见惯国内学术界的互吹互捧后，张的自吹自擂，反显出几分憨厚可爱--“文无第一”、“文人相轻”，知识界就那么回事，反正哪个山头都以为“老子天下第一”。

薛兆丰曾经表示诧异：为什么“需求曲线向下”这么简单的原理，竟然害得那么多老中青经济学人犯错--其实，这并不完全是“学识”问题，更关乎“利益”，而且还有潜规则隐身其间：抄来编去，大家都不过是在玩游戏而已，你何必那么较真？你捅了人家马蜂窝，人家当然要表示“义愤”；要不然，捅了等于白捅，学者们“面子”何存？

问题要害在于：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多半要由“面子”支撑。他们的所谓“学术研究成果”，往往泡沫过多、干货过少；没了“面子”撑着，底细就要露馅，说话就少人听了，知识分子又何来今日尊荣富贵？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地位的急剧上升，主因当然是执政者调整统治基础的需要，但也与知识分子“顺应形势”，摸索出一套在当前形势下怎么结成利益同盟，怎么或“自抬身价”、或互吹互捧的“生存策略”有关。这些东西，可说是当今知识分子“求生存谋发展”的第一要技，比起那些真材实料的学问文章，重要太多。当然，这种现象并非经济学界独然，而是遍及整个学术界、文艺界；体制内外，鲜有例外。

例如史学界昨天对黄仁宇、今天对吴思的态度，就很说明问题。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扫当时史学界的因循沉闷，为历史研究带来一股清新之风。黄的著作，1980年代即在民间造成轰动，但正统史学界反应冷淡，仿佛不屑一顾。直至1990年代，学术界才开始认真对待黄的研究成果，逐渐予其应有肯定。

为什么史学界在自己的专业问题上会比公众迟钝十年之久？这当然主要不会是智识问题，而是利益问题；或者说，首先只是智识问题，然后就主要是利益问题。吴思的遭遇更说明问题。吴思独创“潜规则”、“血酬定律”系列理论，一扫百多年来学术界东施效颦、亦步亦趋之风，为中国社会科学领域近代以来前所未有。但是，就在公众对吴思推崇备至时，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对吴思漠然置之。最近，一个历史学家解释说：这是因为史学界正统的治史方式是“找规律，而历史是很具体的”，所以这种方式“不符合历史现状”；结果，不但使正统治史者得不出类似吴思的成就，而且难以理解、接受吴思的研究结论。

其实，哪里是因为什么“找规律”的治史方法，实质是因为和其它社会人文领域一样，研究者早就被各种各样的西方范式灌满了脑袋（史学界还要加上传统定式）；对于所有现象，西方或传统理论似乎都早已有了解说。带着这么一脑子浆糊，不是用自己的眼睛而是用脑子里的“范式”来观察现实或历史，唬弄唬弄外行倒是方便，但是怎么又能得出有创造性价值的结论？学术理论只是为头脑提供一种借鉴，绝不能成为头脑本身，更不能代替观察事实的眼睛。可以预言，在当代中国、至少在社会人文领域，真正有实质意义和创造性的学术成果，只可能在跨行转行的研究者中产生。

越是弄不出真东西来，就越只能在形式上下工夫。于是各门学科专业术语层出不穷，符号背后大都空空如也；学术进入门槛越来越高，文凭、资历、人脉，诸多法宝将竞争者隔离于跑道之外。因此，看到人家门槛外的吴思拿出了真货，其反应不是高兴，而是紧张：这个人撇开平素被我们视同拱璧的东西，结果成功了；这岂不意味着我们平日强调的这些条条框框、清规戒律都不管用、也不值钱？我们今后还能凭什么混钱混日子？难道要我们从头来过，和其他人同一起点赛跑？不行，绝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联合抵制！利益驱策下，不需要任何组织、安排，学术界自然形成默契：绝不能承认这种不守清规戒律的“伪学术”；至少，也要磨他个十年八年，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主动向我们投降靠拢，主动将他自己那一套也按我们要求抹上一层清规戒律的涂料--他们能够做到这些，靠的是他们垄断了“学术正统”位置。

有人惊奇：为什么象吴敬琏这种长期处于政策咨询第一线的人，也会表现得象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无它，话语权需要而已。由于吴先生谈话的对象是身处实际操作第一线的政府官员，为保持对政策咨询话语权的垄断，他不说原汁原味的“经济学理论”，还说什么？说实际情况，他能说过他谈话的对象吗？尤其身为“智囊”，必须随时对各种情况作出解释、对各种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当实际情况超出个人理解时，他不乞灵于经典理论、并以之剪裁事实，又能怎么样？当现实难题无法解决时，他不诿过于实际操作没有严格遵循经典理论，又能怎么办？难道他可以自承无能吗？

以上都是普遍流行于国内知识界的潜规则。朱学勤写那样的文字，要么说明他是个书呆子，对这些东西没有感觉；要么说明他老奸巨滑，有意不予点破，以衬托他自己所扮演的纯洁天真--凡公众人物，大都有此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