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毛泽东的军事生涯不算，毛真正主政的时间应该从抗美援朝结束开始，到1976年结束， 一共22年时间。  而这22年的前几年可以说纯粹是摸索，因为搞社会主义谁都没有经验，马克思没有见过社会主义什么样子， 自然也不知道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但是，1966-1976年， 毛泽东如果有理论， 就是这个时候形成并付诸实践的。 所以，憎恨毛泽东的人最憎恨的就应该是这10年， 要了解毛主义如果不分析这10年， 则根本算不上了解毛泽东。 

1966-1976（6）：五洲震荡风雷激（上-下）

作者：右而左

上文梳理“两线”得到“两个司令部”。到底存不存在代表党内两条道路的“两个司令部”？时隔几十年，资本主义在现实中国已成为不可回避的客观存在，它是当年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副司令在文革后不久重返政治舞台后，照搬当年被毛泽东强行终止的路线的最终结果。这确凿无疑证明了当初两个司令部的存在。即使如此，大部分人在回头看历史的时候，依然是不承认两个司令部的存在。这不难理解，因为这与他们从主流灌输中得到的先入为主的历史知识、他们个人的心理感受和他们自己的理想追求，实在是过于格格不入。这些人宁可接受主流的观点，简单认为毛泽东借口制造捕杀革命功臣的浩劫，也不打算承认“两个司令部”的存在，不承认有一条刘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路线暗中活跃在党内高层。

毛泽东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与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是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当年延安司令部和重庆司令部（后来是西柏坡司令部和南京司令部）阵线分明，有一条明确的物质的和空间的战壕分隔开，不同司令部的人穿的是不同的制服，拿的是不同的枪炮，说的是不同的政治语言，彼此作战，除了偶尔误伤十分隐蔽的己方情报人员，大致不会造成严重误伤。这对于所有人来说都直观而容易理解。可是，文革中的“两个司令部”顶的是同一个名称，用的是同一套组织体系，穿的是同样的制服，拿的是同样的枪炮，指挥的是同一套人马，说的是同一套政治语言！一个司令部的司令还是另一个司令部的司令之法定接班人，一个司令部说自己代表党中央，是搞社会主义的，另一个司令部的人也说自己代表党中央，是搞社会主义的，彼此作战相互打击的，粗粗放眼一看，都是革命功臣、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群众。这样一种没有物质和空间隔开的局面，不再是直观的和容易理解的。一些人，懒得把革命干部，革命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与“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群众”做区分，只用超阶级的、泛人道的人性论统统归于“人”的概念下，懒得去仔细研究哪些“人”正是利用了这个复杂的局面，利用了以上的各种“同”来故意加害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群众，更懒得去细致分析哪些牺牲和损失是本可避免的革命对革命的误伤和革命者对革命者的误伤。他们宁愿并且明显是带着故意混淆视听目的地删繁就简，用“最高尚、最道德的”标准抹去两个司令部，只承认毛泽东借口捕杀革命功臣，并让无数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群众遭受无谓的巨大牺牲损失。另一些人，承认两个司令部，承认毛泽东发动文革是正确的，承认那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但走了另外一种删繁就简的路子，他们简单地主张斗、主张乱、主张错杀一千一万一百万也无妨，不把资产阶级全部肉体消灭，就决不能停止战斗，因此在他们看来当时的斗还不够狠、不够多、乱也不够厉害、不够全面，革命还不坚决、不够彻底，毛泽东太心慈手软或者动摇了，没有在关键的时刻把“灵魂革命”变成了全面的不顾一切的“肉体革命”。这些人忽视了一个问题，对国民党的作战，是对着看得见的物质存在，是与拿枪的敌人作战，主要运用“武器的批判”，辅以“批判的武器”唤醒民众；对于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作战，主要地是对着人的头脑中潜伏的资产阶级意识，是与不拿枪的敌人作战，主要运用的是“批判的武器”，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擦亮群众的眼睛，提高群众识别资产阶级的能力，辅之以相应的组织处理手段，“武器的批判”是要少用甚至完全禁用的。这样一来，斗争的战略目标设定、战术运用、具体的指导方针、方式方法和技巧力度都远比对拿枪的国民党作战要复杂得多，而且无法毕其功于一役，一战完胜，因为看不见的无形的党内资产阶级意识，是一种精神存在，它随时可以外化并物化为资本主义物质形态，就好比那个美国电影《hollow man》中的透明的金属人，他一次次被对手打得粉身碎骨，却一次次靠不死的无形的看不见的意识，自动把散落的水珠状金属颗粒再度集聚成物质的人体。所以，毛泽东主张与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每隔七八年来一次”，“是一百年到几百年的长期斗争”（这个主张里的哲学思想正体现在了美国人的电影里，却比这美国人的电影早出几十年）。

历史本该在严肃总结经验教训之后螺旋式提升到新的高度，可过去几十年反而螺旋式下降（甚至是斜线加速下降）到比起点还低的低处去了。这是因为，一方面，革命在被贬损之后被非法化了，人被抽象化了，社会主义被妖魔化了，无耻的、反动的阶级仇恨发泄和阶级的反攻倒算代替了严肃的历史经验总结——这是朝里朝外的反毛右派们干的；另一方面，革命被简单化庸俗化而失去动员民众的力量，人在理论上被成功地分为不同的阶级而在现实生活中被乱点鸳鸯谱，社会主义与“分蛋糕”挂起钩来，似乎就是平均分配，人人有份，要不干脆共同贫穷——这是鱼目混珠的泛左翼干的事情。

今天的人们已有合适的历史距离看当年的一切尚且如此，当时的历史当事人身处正在发生的复杂历史之中，会书写出多么难以把握的真实历史，就更不难理解了。

十一

没有毛泽东，文革根本不会发生，没有江青，文革就会大大缺少革新文化的内涵。尽管主流把江青刻画为妖孽，但任何严肃历史反思者都不会受主流魔咒的引诱，跟着认为江青就是妖孽。要看清两个司令部的客观存在，认识到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艰难性和长期性，就必须不能回避江青提出的“黑线专政论”。就是主流历史叙事，也无法忽视江青的《纪要》，并且把它看作是与《二月提纲》完全对立的文化革命指导思想。仅此一说，就已经体现了《纪要》的重要性，江青的重要性。

前文从多个层面告诉读者，建国以来意识形态的斗争一直就没有停止过，1957年有一次大的爆发，被压制之后，1962年再次爆发，并再次被压制，此后，公开的斗争转入党内高层暗中的较量。1963年12月，毛泽东说：【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歌和文学等问题不少，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1964年6月，毛泽东又说：【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最近几年竟然堕落到修正主义边缘，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的危险】。毛泽东的警告是越来越激烈，批评针对的对象也是越来越明确，可是，因为他身处“二线”，他的警告和批评并未能阻挡党内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泛滥和公开化。1965年批判吴晗《海瑞罢官》遭遇彭真的疯狂阻拦和1966年彭真凌驾于当时含康生在内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之上，用短短5天时间搞出《二月提纲》，经刘邓同意却未经中央正式批准的情况下，以中央名义下发全国（这被毛泽东称之为“迫不及待”），是这一泛滥和公开化的具体的表现。

江青与彭真此针锋相，在彭真迫不及待搞出《二月提纲》的时候，她接受林彪委托，同月（2月）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并将与会者呼应上述毛泽东对文艺战线的看法提出的“文艺界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泽东思想文艺方针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的观点，用“座谈会纪要”的方式，精炼为“17年黑线专政论”，报告给了毛泽东，并主张“我们一定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毛泽东传1949-1976》）。毫无疑问，“黑线专政论”与毛泽东不谋而合，是对毛泽东一再斥责过的建国以来到1966年这个17年文艺战线实际状态的高度概括，与毛泽东的各种表达异曲同工，把两个司令部的本质问题用更加明确更加简洁的语言提了出来。所以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个“黑线专政论”，还对江青等草拟的《纪要》三次修改，定名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加了一段话：【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泽东传》）。

现在的主流，在这件事情上给后来人阅读历史设置了许多的障碍。

首先是利用这一件事情，把江青和林彪的正常工作关系，表述为互相勾结，构建诬蔑陷害革命功臣的黑理论。这样的表述，忽视了最基础的问题：彭真和陆定一联手，无视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存在及其一再的警告，仅在刘邓的支持下对批判吴晗严防死堵，属于正常工作范围，江青和林彪在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支持下的正常工作合作怎么就成了阴谋勾结？

第二，利用这一事情来说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来源于毛泽东江青等少数人的完全错误的历史判断。不过，事实应该是恰恰相反：它是完全正确的判断，因为1949年毛泽东宽容了剥削有功论，1956年八大过早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建立，阶级矛盾退到次要地位，造成1957年右派进攻，1960年即开始对“反右”斗争中“受害人”进行甄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却没有相应跟进，导致了1962年的“三风”，1962年坚持了“三面红旗”，批判有人写小说反党反社会主义却没有纵深打击，以至于有1963至1966年的系列事情发生，更至彭真等人的疯狂举动，若没有周恩来出面居间调停，北京报刊转发《海瑞罢官》居然不能进行，这些毫无疑问说明“黑线”的实际存在，说明毛泽东得出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 的结论是科学的、符合历史事实的。

社会主义事业在1956年后遇到那么多的波折与“我们抓迟了”是密不可分的。即使是最正统的2011年《党史》，也对建国头六年有掩饰不住的赞颂，而这几年正是毛泽东全面主抓中央工作的几年。遵循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如果毛泽东本人一直全面主抓，后来的许多由意识形态问题引发的政治斗争，包括发动文化大革命，都可能是不需要的，那么经过1956-1976年20年的没有大的政治斗争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会是什么样？历史不能假设，但分析历史需要遵循历史本身的逻辑。【过去没有系统管，首先从我起，没有全面地抓。只要你不全面地系统地抓，就不行。往者不可谏，来着犹可追】（毛泽东1966年4月1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文革毫无疑问收到了“亡羊补牢”之功效，它确保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初步形成，为我国赢得了时间，使我国继续在集体主义精神旗帜下，完成全民力量的动员和投入，在简陋的工农业基础上，建立起相当完备的现代化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国防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它整合了民心，使之归一，即信任党（“心左”之类的朋友，看到这句话，恐怕又要“联系实际”，说我在“维稳”，哈哈，不妨看看我的“B1/ B2”切割法，见《相信群众相信党和“相信群众相信党”——右而左逻辑等式求解》）。“人心齐，泰山移”。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所获得的这些，今天实际获得的物质财富总量将没有任何社会条件获得，而两极分化之严重至少顺延前推10年甚至20年就达到当前的程度（用贫富比值做尺度，不是用绝对财富量值差做尺度），更重要的是，这个现在被人加了伪字的“破烂不堪的手动档”恐怕早就呜呼哀哉了。当然，也会有数量庞大的弱智者会说：“如果1956年老毛退了，中国至少提前20年达到今天的财富总量状态”。对于这样弱智的看法，我在系列2中已经驳斥了，不重复。

第三，《纪要》把1963年以来江青主持搞出的《沙家浜》、《红灯记》、《奇袭白虎团》等新戏剧，作为文化革命的文艺样板推荐给社会主义文艺战线创作人员和演出人员，将工农兵文艺具体化了。可是，主流的历史解说，把这些内容被抹去了。

为什么要抹去？简单地、抽象地说，是为了现实政治的需要，把《纪要》斥为毛泽东江青的黑理论。细致地、具体地说，是要抹黑毛泽东、抹黑江青，并为其他的尊者讳，突出毛泽东心怀鬼胎，突出强加给江青的“政治妖精”的色彩，抹杀她的文艺才能和新文艺旗手的恰当身份。从而掩饰“黑线专政”的“封资修”本性，达到否定文革的革新文化的真实的一面，肯定其“捏造事实搞人身迫害”的不真实的一面。详如下。

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后台除了彭真还有文化部副部长周扬，他是30年代上海左翼文艺运动的主帅，这些人所代表的文化方向是与当年国民党文化事业藕断丝连着的，即与毛泽东直接指出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联系着的。1963年毛泽东批评“鬼戏”，提倡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要突出人民群众的首创性，可是周扬却说：“主张演鬼戏不一定是资产阶级思想”，并用“分工论”辩护说，“特别是京戏适合于表现帝王将相”。周扬他们的后台又是谁？当然是刘少奇邓小平，刘少奇说：“老戏很有教育意义，《四郎探母》唱唱也不要紧，唱了这么多年，不是唱出了个新中国？”，“现在写的小说剧本也常常不如封建时期的好，所以演戏就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邓小平说：“表现帝王将相智慧的也可以演”，彭真说：“利用无产阶级强加于人，结果是不中不西，非驴非马”。他们这些理由哪一条是尊重人民群众，是为工农兵服务，是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性？没有好的剧本，才需要文艺工作者走到群众中去，结合群众的生活，写出好剧本，表演给工农兵，而不是简单方便地搬来封建的玩意儿，把工农兵毒化为帝王将相的奴仆和卫士，并用“才子佳人”的浪漫来自我麻醉，在幻觉中意淫自己当才子成佳人，乐不可支（这些不正是当代小资们的最爱吗？）。针对他们的封杀，江青力辩并力行：“资本主义对我们的东西就更粗暴，我们那么一点点小苗苗他们就是不许，十四年的功夫还搞古时的感情，这是个立场问题”，“就是要演一些非驴非马的东西”，“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在这里搞戏，我是在这里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战斗”，“我们吃的是农民种的粮食，穿的是工人织的衣服，有解放军战士守卫国防，作为一个演员应该永远满怀激情来歌颂他们。这是演员的职责”（资料来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合编，文革中的出版物，后文简作《大事记》）。

当主流把《纪要》中关于文化革命文艺方向和文艺样板的内容抹去之后，以上这些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内情”，尤其是江青对于刘邓路线所作的坚决斗争，也随之被扔进“历史黑洞”里，一般的历史阅读者谁会主动走进“历史黑洞”把它们捞回到光明里来？

“革命通常由一个地方打开缺口，现在的文化革命就是由京剧打开缺口的”。这个缺口毫无疑问被江青打开了，《红灯记》，《沙家浜》是标志，打开缺口后不久就诞生了芭蕾舞《白毛女》，《红色娘子军》，芭蕾舞艺术是正宗的西方的阳春白雪，按照彭真的艺术标准，《白毛女》，《红色娘子军》都是“非驴非马”，那么自那时以来直到现在，还有哪个中国人的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在艺术造诣和思想主题上能够超过这两个“非驴非马”吗？毛泽东少年时代读《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有一天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翁”。当时的毛泽东只是朴素地觉得这是“不平等”的（《毛泽东传1893-1949》）。他的这种情感毫无疑问带到了文革思考中，成为他发起文化革命的一种内力。因为有了文革，才有《金光大道》，《艳阳天》这样的描写农民、描写社会主义新人新事新文化的伟大文学经典，它们使文革之后的当代中国文学艺术黯然失色，也使中国全部古代文学充满了无法掩盖的腐朽味道，也让欧洲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雨果、巴尔扎克等的人文主义作品显得矫揉造作。可是这样的作品和他们的作者，被主流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被反攻倒算的酸臭知识分子说得一钱不值，没有能力欣赏其美与力的当代小资痴呆儿，更有那些来自工农阶级的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痴呆儿，居然也跟着奴役他们的主子们，骂毛泽东、骂江青、骂文革。这是何等的压迫阶级的欢宴和被压迫阶级的悲哀啊？

第四，《纪要》将“黑线”与30年代的地下党执行“王明路线”做了联系。这个非常关键的内容也被主流抹去了。为什么抹去？因为不抹去就不能说明毛泽东、江青、林彪对彭真是在搞诬陷，不抹去就要暴露出彭真的政治面目。

“黑线”连着“王明路线”，“王明路线”连着彭真。彭真1938年是坚决执行王明路线的，请看林彪“518讲话”（即后来被贬为“政变经”的那个讲话）怎么说：

【彭真在晋察冀是百分之百的王明路线，比王明路线还王明路线，超王明路线。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路线，他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他还把蒋介石说成“最有政治眼光的人”，“要竭诚的拥护蒋委员长”，他说：“抗战最坚固的中心是蒋委员长”，他还说：“国共两党之间要互助互爱互让，反对利用困难与政府（即国民党政府）为难，他在延安装着反对王明路线，到东北又搞王明路线……幻想和平，幻想和蒋介石谈判……幻想在谈判桌上取得胜利】

彭真的来历我在系列2里就有交代，他是刘少奇在华北局领导地下工作的时候发掘到的人才，和他同期被刘发掘出来的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李雪峰、蒋南翔、刘仁、徐冰、邓拓、胡乔木。这些人在文革前期以及文革开始后50多天至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终结之前，全部是刘少奇布置在各个党政和文化部门关键位置上的大员，让文革几乎完全无法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正常进行（与这些人配合的还有30年代“61人案”中的各大员，这些人中的一些也是“61人案”中的成员，详后）。

今天的人们，茶余饭后可以大嘴一咧，说这样的联系是秋后算账，欲加之罪，说林彪是诬蔑陷害彭真，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对于党的历史和当时党内现实情况，林彪比我们后人更有发言权，而他的讲话是在最高级别的常委扩大会议上作出的。如果说这样级别的会议都是不严肃的，那么还有什么会议是严肃的？由此可以推导回去，直到1921年南湖船上的会议，就都是不严肃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全盘否定文革，全盘否定毛泽东晚年，从任何一个角度推论下去，就等于全盘否定共产党的全部历史，否定其自身现实存在的合法性。直到今天，B2政治家和理论家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在自以为聪明地切割1949年前后的毛泽东，把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民族英雄化，把毛泽东思想民族主义化和孔孟之道化，以此配合构建B2合法性，搞“伟大帝国复兴”。我是乐意看到他们继续这样做的，因为他们这样做得越彻底，他们滚蛋的速度就越快，文革再被新人新档肯定的时间就会来得越早。

文化大革命说到底是政治斗争，文化革命内容服务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毛泽东、江青用《纪要》（“黑线专政论”）对抗刘邓彭真的《二月提纲》，是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代表社会主义路线）对资产阶级司令部（代表资本主义路线）的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后来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其文化革命的内容，剪裁《纪要》内容，抹去关键内容，也是服务于现实政治需要，也是现实政治斗争，是那个当时被打败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攻倒算。红色政治变成了白色政治和黑色政治。今天的人们，要理解为什么两个时代对同一事件有完全对立的历史解读，就必须清楚这一点。

林彪的“518讲话”还有这样的内容：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权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国内国外，国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危险就是出在上层。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颜色。……被推翻的地主和资产阶级，他们的枪杆子被缴械了，他们的印把子被夺过来了，但是他们在文化阵地上还占着相当的优势，他们拼命利用这种优势到处放毒，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准备】

读罢林彪这些可以说“一句顶一万句”的斩钉截铁的语言，再把毛泽东、江青和林彪前面的话结合到实际发生的文革历史，再对照现实中国来看问题，“黑线专政论”还是错误估计了形势吗？“两个司令部”还是子虚乌有吗？文化大革命还是一场毛泽东借故诛杀革命功臣并带给全民灾难的浩劫吗？

十二

上文说，“516通知”也是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最后警告和最后保护令，他若不清理走资当权派，他自己就会被清理。在系列2里，我也早就说了文革开始后50多天里发生的事情，对于毛泽东最后下定决心废除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取到了决定性作用。现在的主流历史叙说，对这50多天用了最小的篇幅来表述，如描写建国到1978年历史的长达1074页的《党史》第二卷只用了不到3页的篇幅，而且是用春秋笔法，做了必要处理，留给阅读者又一个巨大的历史黑洞。一般人读到的是，毛泽东下定决心，近于疯狂地不顾一切，谋求天下大乱，利用5月25日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点燃校园文革烈火，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紧跟毛泽东，配合毛泽东，到处煽风点火，挑动和支持学生，犯下了滔天罪恶，而刘少奇邓小平呕心沥血，维持国家稳定，结果反被毛泽东诬陷镇压学生运动而打倒。为了证明这场运动的惨无人道，证明学生运动就该遭到镇压，叙说者往往要把1966年6月18日发生在北大的“批斗黑帮”（一般简称“618事件”）掐头去尾，单独列出来，抹去一切相关的更为重要的背景和具体过程。

那么，在文革“头50天多天”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至于毛泽东最后下决心废黜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还要把邓大人说成是二号走资派？我这里也不打算太过仔细描述，仅把几个关键问题点一点。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聂元梓大字报。

1966年5月4日至2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闭幕之前一天（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人贴出一张大字报（后来被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现在的正统说法是聂元梓受到康生老婆曹轶欧唆使，充当文革第一个打手。因此这份大字报是康生阳奉阴违的具体证据。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时掌管北大的陆平，在任何方面都是严格执行刘少奇路线的，他在1964年的“社教运动”中打击学生老师，引起左派愤怒，左派一直在不断和他斗争。彭真一直保护陆平，并于1965年7月，组织召开了北大社教运动史上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发言假借毛主席名义说：“毛主席说，陆平是个好同志”（听听，很熟悉是吧，陈毅后来也如法炮制过：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并指示邓拓、许立群等陆续组织斗争了100多名北大左派，时间长达数个月，一直延续到1966年文革前夕。聂元梓当时挺身而出和陆平斗争，由于彭真保护陆平，聂元梓没有成功，但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还把事情闹到高层去了，中央派出调查组调查事情的来龙去脉。康生的老婆曹轶欧是调查组成员，去北大是正常工作。不过，可以推测，常委会上的《516通知》精神聂元梓应该是通过曹轶欧得到了，所以聂才有又了勇气写出大字报，继续和陆平斗争。就是说，聂元梓大字报是1964年以来聂与陆斗争的延续。那个时候，康生都不知道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真实想法，对刘少奇是毕恭毕敬，事事也要听其安排的（所以彭真《二月提纲》可以越过康生，不理会康生），根本不可能，也不会通过曹轶欧来搞针对刘少奇的阴谋，充其量是鼓励聂元梓对陆平甚至对已经被批判的彭真的斗争，与煽风点火搞乱天下毫无关联。他把大字报报告给毛泽东是工作职能要求的，不能说是别有用心。毛泽东看到后做了特别处理，责令广播全国，当属毛泽东自己的考虑。主流既然是把聂元梓的大字报作为关键事件来表述的，就该把前后背景作出相应交代，尤其对社教运动中陆平等迫害左派作出交代，对调查组一事作出交代。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工作组”。

主流首先是肯定刘邓派出工作组没有错，其次是暗示派出工作组先是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后来毛泽东出尔反尔，说没有同意，故意对刘邓搞欲加之罪，却对于工作组的具体工作方式方法和造成的实际后果不谈，这样就把读者的注意力转到派出工作组对还是不对这个形式问题上，转移到毛泽东出尔反尔上，让读者对毛泽东恨之入骨，对刘邓贡献出饱满的同情和善意。

5月31日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亲自带人改组《人民日报》社。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毛泽东从杭州打电话给康生，责令向全国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几乎就在晚上8点大字报播报完毕，刘邓工作组先头部队就在张承先带领下进驻北大。这里哪里有刘邓就派出工作组给毛泽东汇报征求毛泽东同意的时间和可能性？（有读者说：电话汇报征求意见怎么来不及。可这正是主流给出的说法，还说刘少奇后来到杭州给毛泽东亲自汇报，毛泽东又不同意，以此“证明了”毛泽东“出尔反尔”。实际上，7月29日周恩来倒是坦诚 “中央派工作组”是“的确迫不及待”，还承担了部分责任，参见后文）。刚才说了，本来有个调查组在北大工作，这个调查组不利于保护陆平，因而不符合刘少奇的胃口，他就要撤掉。这样就有工作组取代调查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随后两天，刘邓开始从中央和北京市调集干部组成工作组，从3号开始陆续进驻北京各高校。薄一波主管的公交系统有大批干部，进驻15所高等院校，团中央调集1500多人，到中等学校，光是北京市文教机关就有7239名干部进入工作组工作。在具体工作中，工作组盗用党的名义，把无论以什么理由批评党委的人，都称作流氓分子，还把文革定义为“反右”运动的继续，又一次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用刘少奇的另一大员王任重的话说：“四清”加“反右”等于“文化大革命”。以此为指导方针，工作组在学校大抓学生和老师“反革命分子”，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完全改变了中央《516通知》明确规定的打击走资当权派，保护普通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方针政策。这样才导致了许多学生和老师自发组织起来，反抗工作组，出现最初的造反组织。北大的“618事件”就是反抗工作组的经典事例。

“6.18事件”一般被主流或者被知识分子看作惨无人道事件，因为被压迫的忍无可忍的学生将张承先保护下的一些人拖上“斗鬼台”，“斩妖台”，不看其前因后果，就是这两个名称，就够做一篇妖魔化学生的文章了。这一事件被张承先汇报给刘少奇，刘少奇立即冒雨偷偷来北大看大字报，随后批示说“618事件”是“有目的、有步骤、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事件”。之后，北大五个校门都被关闭，由纠察队昼夜巡逻，凡参加事件的，人人检查，没有参加的，也要求检讨自己当时“没有挺身而出”，是“阶级斗争观念不强”，各系各班大揪特揪“假左派”、“反革命”、“反党小集团”，造成严重的群众斗群众事态，不少无端受围攻和斗争同学甚至自杀。自此以后，张承先在北大建立起所谓的“无产阶级新秩序”。

与此同时一些学生突破张承先的封锁，跑到相邻的清华大学，向清华学生报告北大工作组的恶劣行径，结果这些北大学生被蒋南翔组织的人马押送回北大。虽然如此，这一行为还是使清华早已开始的反工作组事件变得激烈起来。6月19日薄一波第一次到清华看大字报，遇到蒯大富。这位外地普通家庭孩子当然不知道面对的是薄爷，就和薄爷发生争吵，提出要赶走工作组，遭到薄爷的训斥：“你们要和工作组站在一起，不要比左派还左，建议你写大字报表达自己与左派、工作组站到一块斗黑帮”，同一天王光美受刘少奇委托到清华看大字报，打算在清华再搞一个“桃园经验”。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反干扰”。

刘少奇对北大的“618事件”批示后不久，所谓的“反干扰运动”即开始（反对干扰工作组工作）。6月21日，蒯大富写了大字报说要夺过工作组的权，当天王光美就再次到清华，怒斥“右派学生蒯大富要夺权”。22日，王光美电话通知工作组说要来清华参加蒯大富所在的化九班的会，结果没来，蒯大富和其他学生觉得被愚弄了，蒯大富随后写出大字报质问工作组《叶林同志，这是怎么回事？》，酿成所谓“电话事件”。

6月23日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在北京饭店召开市委工作会议，他讲话说：“在现阶段，拥护新市委还是反对新市委，是拥护还是反对党的重要标志”对右派赶工作组一定要清理，共产党员一定要站起来保卫党，不站起来纳吉就要上台了”。同一天，薄爷、陶鲁茄在北京布置“反干扰”，陶鲁茄说：“要打歼灭战，不要打击溃战，要横扫一切，要追根，要把背后的黑线挖出来”（当时都知道是毛泽东要搞文革，用聂元梓的大字报点燃文革烈火，那么这个“背后黑线”是谁，当然是毛泽东。可见，他们“挖黑线”实际上就是抵制文革）。此后，“反干扰”，“抓游鱼”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清华工作组为了保护蒋南翔，就把基层和上中层干部500多人不分青红皂白统统赶“上楼”，“靠边站”，“撤职罢官”，他们的理由是：“如果蒋南翔坏了，那么从党委、团委到系总支、分团委、党支部都坏了，各级干部没有一个是好的”。

6月24日王光美和工作组长叶林出马组织大规模声讨蒯大富大会，蒯大富紧抓“电话事件”不放，予以回击，于是26日开始王光美组织了拥护工作组的游行示威，打出口号标语：“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6月28日王光美再次组织蒯大富批斗会。

7月3号，刘少奇又作出指示：“要引蛇出洞，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要把蒯大富当作活靶子大，要把蒯大富他们一派搞成少数，批倒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地位，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

于是，7月7日，王光美第三次组织蒯大富批斗会，到处都是拳头对准蒯大富，蒯大富失去人身自由，后来以绝食相抗争。王光美批斗蒯大富前后20多天，清华受牵连遭受批斗的还有700多人，其中多人被非法监禁，多人神经失常，7月2号、5号、7号三天还发生三起自杀事件（一人死），大批学生被整了黑材料，学毛选也被说成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只许学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人过关，人人自危，王光美还要“楼上”干部“用实际行动支持工作组”，“将功赎罪”，“反蒯有功的可以下楼”，一些人确实“洗澡下楼”成功。王光美就是这样毫无顾忌在干部和学生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制造敌对情绪，挑动他们互相斗争。

“反干扰”还发生了更加荒唐更加残忍的事件，就是林业学院“22个问题事件”。6月22日林院5个同学根据他们访问新市委接待站大学组后得到的记录整理写成大字报《与新市委大学部许XX同志谈话纪要》（即“22个问题”），回应了当时同学们关心的主要重大问题，深受广大同学欢迎，一时间广为传抄，还不胫而走，传遍全国各大城市、十五个省、自治区。很快，这份大字报被薄爷根据刘邓指示打成“反革命黑纲领”，“大毒草”，要“清除流毒，肃清影响”。五位学生成了“反党小集团”，遭受长期残酷斗争。林院也成为“反干扰”重点学校之一。7月9号工作组召集12个院校4000多人参加所谓“批判反动的二十二个问题大会”。清华三个传抄的学生被打成小“三家村”，还有史姓老师因为传抄被打成反革命而忿忿服毒自杀。全国有组织地进行类似的批斗会，造成全国4000余人因传抄这张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四人被逼自杀身死，两人被逼吐血，两人被逼疯。

据统计，仅在首都24所高校，工作组就把10211学生打成“右派”，2591教师打成“反革命”。

北京高校还有很多类似事件，如地质学院的“6.20事件”，就不一一列举了。刘邓是要把北京搞成全国文革示范城市，因此全国各地工作组都是严格执行刘邓路线，也必然出现类似的群众斗群众或者群众和工作组的严重对立事件，如六月初上海的“围攻少数派”，西安交大的“6.6事件”，武汉大学事件（与王任重有关），广州“《北京来信》事件”（与赵紫阳有关），“长沙惨案”，“兰州事件”，“铜川血事件”。

高校如此，中学安宁吗？非也。以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所在的师大一附中为例，刘平平当时是高一学生，向刘汇报工作并把刘的指示带到学校工作组，刘指示说，5%是全国，具体到你们学校就不行了。结果，该校的90%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黑帮分子，77%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这激起一些学生的不满，该校陈家康，何方方写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大字报，直指工作组盗用党的名义，表达对工作组的强烈不满。当天，刘少奇接见该校工作组勾德元等人，说：“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这好嘛，蛇出动了，消灭他们就容易了”。工作组于是对陈、何两学生组织三次大规模斗争，斗争会还引发了工作组默许下的武斗。1000多名学生中，200多人遭到迫害，这些学生后来跑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宣誓斗争到底。

副司令的千金当时在师大女附中，他对女儿的指令是“谁反对工作组谁就是反对党中央”。这个女附中就是“红八月”里女校长被打致死的那所学校，此处不多说，留待谈“红八月”红卫兵运动和高干子弟组织“联动”暴行的时候再说。

以上三个问题一旦清楚了，并沿着其脉络发掘出更多内容，自然就明白了刘邓是把文革扭转到别的方向上去了。“516通知”要求清理的走资当权派一个没有清理，而普通学生和普通老师则是全国性哀鸿遍野。刘少奇既然完全不顾毛泽东对他的最后警告和最后保护令，主动清理走资当权派，那么他自己被清理就是在所难免了，剩下的只是何种方式方法和什么时间的问题了。

（以上资料来源《大事记》）

十三

毛泽东身处外地，当然没有忽视北京和全国正在发生的一切已经严重偏离了文革预定目标，他于7月18日回到北京，7月19日就批评刘少奇等人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革命变成反革命。

7月21日，关锋受康生委托到清华探望被王光美关押的蒯大富。

7月22/23日，陈伯达、江青等两次到北大调查。

7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说：“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同日，陈伯达、康生、江青率文革小组在北京广播学院发表讲话，肯定学生对工作组的斗争。

7月25日，毛泽东召见中央书记处和文革小组，说学校的事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学校的事要依靠学校内部的力量，工作组不行。我也不行，你也不行，省委也不行”。同日，北大操场爆发大辩论，有上万人参加，辩论主题是文革方向。康生、江青到会，康生会上宣布：“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有派”。至此，此前工作组嘴里的“党中央派来”，“毛主席派来”的真相被揭穿。学生群情激愤，并纷纷控告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同时许多此前遭到压制的学生老师连夜分赴各校传达消息，兴起了北京各大专院校反工作组的又一轮高潮。

7月26日，毛泽东接见文革小组全体成员，下令撤销工作组，同日陈伯达、江青和其他中央文革成员第四次下北大，组织了第二次万人辩论大会。陈伯达讲话：“建议撤销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它是阻碍文革的障碍物，建议在你们这里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总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会议，是文化革命的最高权力机关，代表不是由谁指定，要有群众选举，应该在群众充分酝酿候选人名单，酝酿多少次多少天不要忙，酝酿以后可以把名单贴出来，大家再无记名投票”。会上，20多名高干子弟给工作组唱赞歌，还为工作组辩护：“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多么熟悉的声音：三天以后，它在人民大会堂响起）。

7月27日，刘少奇单独找康生谈话说，指斥康生对蒯大富问题“不了解情况”，康生反驳：“蒯大富是革命的”。刘：“不是。你们说是镇压是不对的，不是镇压”。康：“不是镇压是什么？辩论？世界上有这样的辩论？把人家关起来，把团籍搞掉了，这是辩论？不许蒯大富上中央告状，起码是不符合国法，违反宪法的。”晚上，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到北师大，陈伯达号召师生甩掉保姆，踢开绊脚石，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闹革命。几千名学生欢呼雀跃，之前被工作组打击、迫害的学生对工作组进行了控诉。

7月28日北京市正式发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通知。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大会宣读了撤销工作组的《决议》。

至此不同寻常的50多天总算结束了。

7月29 日这一天是所有官方和非官方历史书籍都无法回避的（一些非官方出版物甚至大书特书将其传奇和演义化了）。

2011《党史》有9行字的简短记载这一天，其中有这样的说法：

【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先后讲话，代表中央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刘少奇说：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我现在发现，工作组这个方式不适合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他还说：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知道、不大清楚，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

《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文字长短大致与《党史》相同，但对应内容出入较大：

【会上，李雪峰宣读了这个《决定》（指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右而左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讲话，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并且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大会结束时，毛泽东会见了全体代表，表示他对这个决定的肯定和支持】

我将以上记载对照了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严家其的《文革十年史》，发现以上记载严重不符合事实，我又将高文谦和严家其的记载和《大事记》进行了对比，高、严的记载在《大事记》里全有，而《大事记》更全面，里面关涉副司令的，高、严出于给副司令避讳，舍而不用。我把五个记载加一点评说，作为一个附件附在文后供大家参考。这里只先把结论说出：

周恩来的确承认了派工作组的错误，说那是中央“迫不及待”，自己有责任，为刘邓分担压力，而刘少奇没有承认错误，所以谈不上推卸责任，邓小平不承认错误，只说有些工作组有工作错误，责任由工作组承担，从而把一切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毛泽东会前派周恩来过问清华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亲自派人送蒯大富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这次大会。毛泽东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出来会见了与会代表，大会最后是由周恩来亲自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以上表明，中央文革确实是在执行毛泽东的战略思路，但对毛泽东的战略思路也不是一开始就清楚，在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前，其主要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等都是很浅的介入各级学校文革，主要只是向毛泽东汇报一些情况，毛泽东回北京之后，他们才接受毛泽东指示较多介入学校文革。文革小组所作还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他们是普通学生老师、人民群众的朋友，甚至可以说是代替毛泽东解救了那些遭受打击迫害的人。太多学生老师，在这50多天时间里，经历了从地狱再返回人间的过程，从而终于领会到了毛泽东才是永生不背叛民众的革命家和人民领袖，真正代表了反压迫，代表了反资产阶级和反一切其他特权阶级的正义力量，真正代表了翻身解放，真正代表了造反有理。这是一种全新的革命体验，它不同于与拿枪的敌人做斗争的革命体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体验，在那个时代，当“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歌声响起的时候，总有许多人不由得收紧心，泪流满面。它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个人崇拜，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自我愚昧或者造神。现在的一代，已经不能获得这样体验，也不能对那段历史建立任何真实感，只会在主流的引导下幻想文革、捏造文革、诬蔑文革并诅咒文革。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一代亲历或半亲历的人，有责任将历史写出来，留给我们的后代。毛泽东无需我们辩护，但我们的后代需要我们帮助提供思想乳汁。文革是毛泽东自己建造的草场，毛泽东自己是这草场上孤独的奶牛，至今依然在为我们提供乳汁，只要我们小心翼翼去挤，我们总能从这头奶牛那里挤出最好的思想乳汁。

十四

在最初50多天的时间里，走资当权派一个也没有清理，全国却出现对普通学生、老师和群众的白色恐怖。这意味着，毛泽东用《516通知》对刘少奇发出的最后警告无效，因此其暗含的另一功能“最后保护令”即告自动失效。毛泽东决定把文化大革命航向拨正，并酌情开始对刘少奇进行党内公开批判。在这样的背景下，在7月29号人民大会堂集会之后，仅仅三天，即8月1号，八届十一中全会就召开了。2011年《党史》记载：

【这次会期原定为五天，主要议程共四项：（一）通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采取的重大措施；（三）补行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决定的手续（指“彭罗陆杨”事件——右而左注）；（四）通过会议公报。会议开始后，却改变了议程，会期延长为12天】。

各位读者，你们读出了什么？原本的会议议程和本次会议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的职位变动没有关系，那么改组政治局常委、刘少奇降职又是怎么来的呢？答案在于【会议开始后，却改变了议程，会期延长为12天】。

为什么要改变原定议程？1959年庐山会议改变议程，是因为彭德怀的万言书，这次呢？难道还有个彭德怀吗？没有。继续看记载：

【全会首先由刘少奇作报告……并对派工作组承担了主要责任……毛泽东插话指责工作组阻碍、镇压群众运动。这天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复信和清华附中红卫兵两张宣扬革命造反的大字报（主要内容）……在以上两天的会上，与会部省委和各大区负责人，纷纷检讨自己“跟不上形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流露出对运动的困惑和对动乱局面的不安。8月4日，毛泽东召集常委扩大化，对派工作组严厉指责。他说：中央自己违抗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8月7日，会议印发了毛泽东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6日，已向全会请假、在外地“养病”的林彪被毛泽东紧急招到北京。林彪到会后，立即采取了与大多数中央领导人截然不同的态度……8月12日，林彪在闭幕会上讲话说：“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进行的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路线错误，几乎扼杀这一革命”。“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大革命重整旗鼓，继续进攻”。第二天，他还说：“这次要罢一些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的调整。8月8日全会通过由中央文革起草、经毛泽东审定的……“十六条”（主要内容）……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于8月12日临时增加了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议程。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扩大为11人，排名依次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林彪跃居毛泽东之后，名列第二位，刘少奇则有原来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全会没有选举中央副主席，只有林彪被称为中央副主席。……原来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集体不复存在……党中央如此重大的人事变动，使许多与会者感到震惊，思想上存在种种怀疑和困惑。但会议在十分紧张的政治气氛中，仍然完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组织程序……“左”倾错误方针开始在党中央占据主导地位。】

我将近4页颠三倒四的叙说浓缩于此，可是，以上并没有对为什么“改变会议议程，延长会期至12天”的任何交待！所记载的只是，一次关涉国家前途命运的超级重要的中央全会，只一个独裁者毛泽东在大施淫威，一个打手林彪在施拳脚，一个半活人刘少奇在念报告，上百多号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全部是没有个性没有独立语言跟不上毛泽东节拍的“不安者”，“怀疑者”，“困惑者”。独裁者毛泽东一手遮天，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滔滔不绝了12天，小小的一个提议就把常委改组了，刘少奇委曲求全，却被降职，林彪充当打手，却一步登天，毛泽东又是好一个只听溜须拍马的封建帝王，原来正确无比的中央（一线），被毛泽东和林彪不费吹灰之力，窃取了权力，中国“左难”由此开始。

可是记载又说：“会议是在十分紧张的政治气氛中，仍然……”，这个“十分紧张”又是怎么来的？读者诸君能从记载里读出来吗？当然不能。要读出来了，毛泽东就不是独裁者了，林彪就不是打手了，刘少奇就不是逆来顺受、木偶似的半活人了。这还了得，这岂不要颠覆了主流的全部历史说教！于是，我们就只能看到以上这样一个似乎是把“基本事实”都交代清楚了的“信史”。

还记得当年的“23条”之争吗？刘少奇粗暴打断毛泽东的话，不让毛泽东发言，逼得毛泽东第二天拿来《宪法》和《党章》，被独裁的人一下子就独裁起来了，这个转换也太没有悬念了吧！高文谦披露，“23条”之争后，刘少奇根本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是周恩来、朱德等人看不过去了，就去做刘少奇的工作，刘少奇最终是不情不愿给毛泽东道歉，说“我不够尊重主席”。毛泽东当即回敬，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毛泽东后来说去刘之心是在这次争论之后，这让许多人以为去刘就是要政治上彻底打倒刘少奇。于是，因为毛泽东动了资产阶级的奶酪，资产阶级反攻倒算的历史解说，就按照“毛泽东搞家长作风是独裁者是封建帝王”的思路搞起来了。这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事实上，毛泽东这个时候的去刘仅仅是考虑从路线上打击他。最多是考虑（只是考虑）废黜他接班人地位，至于到底废不废，怎么废，都没有定案，所以才有让刘少奇自己亲自主持通过《516通知》，给他机会表明自己是搞社会主义的，不是搞修正主义的，是搞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是搞资产阶级专政的。但50多天里发生的事情，完全相反。毛泽东继续努力，希望这位接班人能够接受意见，可是谁知自感政治羽翼丰满，可以甩开甚至废除毛泽东，自己单飞的刘接班人，还是固执己见，他在7月29日的人民大会堂的那次集会上，不但说了前面《党史》记载的那段话，即：

【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我现在发现，工作组这个方式不适合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他还说：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知道、不大清楚，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

还说了这样的一番话：

【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明其妙。】

这是承认派工作组的错误，还是公开拒绝毛泽东对派工作组的批评？当然是后者。即使如此，毛泽东也没有马上想要废除他的接班人地位，这才有八届十一中全会原定的四项议程，根本不涉及到改组常委。

可以看出，毛泽东会前主要是想把文革拨正到既定方向，并以“十六条”再次加以明确和具体化，顺便在党内有限范围开展对刘少奇的批判，肃清党内核心领导层的资产阶级意识。只要解决了这个龙头问题，纲的问题，那么其他小问题，目的问题，就都好解决了。可是，毛泽东错误估计了刘少奇及其党内高层铁杆支持力量的反弹。

我再具体一些，把会议前后和会场里外结合一下。上面说了，7月29号的集会上，刘少奇根本没有承认错误，而是继续公开保护他的党内势力。但是，他恐怕也感到一场更大的斗争就要到来。于是，当天，高干子弟就在北航贴出“鬼见愁”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给干部子弟打气，号召干部子弟团结起来对抗平民子弟，呼应并支持党内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斗争。

7月31号，【建院】100多名支持工作组的保派学生，对于释放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六名学生一事表示不满，组织起来大闹北京新市委。

8月1号，即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当天，建院保派组成《革命团》，革派组成《八一战斗团》。两派尖锐对立。同一天，“鬼见愁”对联贴到人大、清华、北大等众多高校，引发学生骚乱。“鬼见愁”对联是赤裸裸的“血统论”，它后来引发更大规模群众斗群众，造成更紧张的干部子弟和工农子弟对立，也是高干子弟组织“联动”为非作歹的理论工具。

8月2号，刘少奇到【建院】蹲点（直到12号）（刘澜涛陪同），同一天，副司令到人大蹲点，继续其“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论调，包庇郭影秋，说：“对于郭影秋同志，刘少奇同志说，对一个革命者必须是多年的评价，历史的评价”。同一天，陈伯达接见高干子弟，建议把“鬼见愁”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遭到高干子弟拒绝，具有特定“血统论”含义“混蛋”、“狗崽子”等谩骂语言随即开始在各级学校出现，相应地清华、北大出现“贫协”（工农革命干部子弟协会），被中央文革制止。

8月3号刘少奇续带刘澜涛到【建院】（“建院”加括号是提请读者注意刘少奇和建院各事情之间的关联）

8月4号，刘少奇在中南海和工作组谈话，近乎公开煽动反毛，说：“有人造反成功了，有理了，但他一当皇帝，别人造反就无理了”，并再次强调：“派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

8月4号这同一天，周恩来带100多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到清华给蒯大富平反，并宣布：“清华大学从今天新生了”，还高呼“新清华的革命精神万岁”。（《大事记》）

再回到会场，8月4日同一天，毛泽东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出示刘少奇关于“618事件”的批示的底稿，用确凿证据批评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并说镇压指令来自中央，批评刘少奇：“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当毛泽东说到：“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这一句的时候，刘少奇用毛泽东自己以前说过的话顶了回去：“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据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以上已经构成赤裸裸的威胁或者叫做摊牌或者叫做挑衅。这是毛泽东绝对没有想到的。毛泽东没有想到的还有，其他非刘少奇山头嫡系势力的暧昧，他们用抽象的“跟不上形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自我批评来推诿，拒不表态批评刘少奇。这些人当然不会忘记1953年的高岗及其支持者的教训，也不会忘记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及其支持者的教训。在这两大事件中，毛泽东把所有反对他的接班人刘少奇的势力全部压制了。这一次谁知道毛泽东是不是和刘少奇政治决裂，要不是呢？那么出来批评或者反对刘少奇岂不是政治上的自杀？这就是许多人会上“不安”和“困惑”的原因所在。

正是在这样一种局面下，毛泽东才不得不公开和刘少奇最后划清界限，不然自己就要处在危险之中。于是，他当机立断，临时在8月5号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清晰将1962年和1964年事情联系起来，把问题挑明，动员中央委员会里还有社会主义意识，还愿意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站出来批判刘少奇，并紧急招林彪进京，加强会场上自己一方的力量，逼迫其他暧昧者表态，最终把劣势变为优势，这其中周恩来的果决取到了决定性的示范作用。这样才有所谓的该结束会议而没有结束，延期到12号，才有所谓改变会议议程，才有所谓“紧张的政治气氛”，即使是高文谦、严家其这些非主流的，但也是站在反对毛泽东的立场上的历史作品写作者，也都高度承认毛泽东在会上改变不利局面，最后制服刘少奇，作出了十分艰难的努力。这简直可以说是挫败了一场正在酝酿中，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会场上的政变”，哪里是上面2011《党史》记载的毛泽东一个人滔滔不绝并大施淫威12天，一个小小提议就把常委改组了那么简单。

十五

刘少奇显然是过于自信自己多年经营起来的山头势力，过于自信自己可能对毛泽东保持着“要投票有人”的优越态势。他如果接受《516通知》给出的警告，改变以前的做法，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回到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上来，走真正的群众路线，主动向自己的山头开刀乃至炸毁，他的接班人地位是不会丢的，文革也不是后来的样子，社会主义事业也不会遭受更重大的挫折。这当然也只是假设。他是一个成功的老男人了，不说阶级呀，立场啊，单是这一点自信，他也不能就输给也是成功老男人的毛泽东。何况这还的确是赤裸裸的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

他有自信的依据吗？当然有。他不但有接班人的“名器”在手，还有一个具体的嫡系组织班底。前面已经谈到过的，他在北方局搞领导地下工作，物色了一批人，这些人都是一流政治斗争高手。此外，有个“61人案”，该案现在被确定为冤案。冤案不冤案，现在是回看历史，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涉案人员的政治变迁和他们在文革前夕所掌握的实际权力对文革本身构成的阻碍。该案发生在1937年（刘少奇的检讨中提到是1936年），根据刘少奇汇报张闻天后得到同意发出的指示，在“自白书”上签字后出狱共61人，其中52人是地下党，另外9人情况各不相同。地下党殷鉴、邱少山出狱后不久去世，其他人则被派往江苏、山东、陕西抗日战场，至1949年10月1日，52人中只有36人还幸存。这36人都是刘少奇自延安整风以来就倚重的党内支持力量，其中大约一半人建国后陆续进到政权核心位置，其中柯庆施曾亲听过列宁讲话，也很得毛泽东器重，1965年去世。以下是部分成员在文革前夕的任职：

薄一波：国务院主管经济的副总理。

刘澜涛：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

胡锡奎：西北局书记处书记。

安子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李楚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刘锡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廖鲁言：农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

周仲英：国家经委副主任。

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

赵林：吉林省委第一书记。

刘有光：七机部副部长兼第二书记。

王德：中南局书记处书记。

王其梅：西藏工委书记。

候振亚：福建省委书记。

李葆田：安徽省委书记。

徐冰：统战部长。

这些人加上前面提到的彭真、李雪峰、蒋南翔、邓拓和胡乔木，构成怎样的政治力量，如果再考虑刘少奇自1942年以来成为党内二号、毛泽东接班人以后，在党内新发掘的人呢？这样就不难理解毛泽东文攻还要武卫，不难理解林彪说：【文武相配合……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不论会场上的政变，还是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能搞起来】（林彪“518讲话”）。

然而，刘少奇也毁灭于他的自信。当然，毁灭他的更重要因素还在其他。

认真检阅历史，不难看到，刘少奇对党、对群众、对党群关系、对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的关系的看法和态度，完全不同于毛泽东，毛泽东是眼光向下，向着旷野的，刘少奇是向上，向着庙堂的。有人说他打算改造故宫，图纸都有了，打算将来住进去。从他的全部政治生涯来看，这即使不能证明确有其事，却至少符合他价值观取向。他一直蔑视底层官员（基层干部）和劳动者（工农阶级），一直惯性地借身处权力中枢，法定未来最高领袖的地位，构建上层个人权力大厦。他这样做的深层的原因体现在他《修养》表达出来所尊奉的传统文化孔孟之道和文化革命以来固守的帝王将相体系之中。这用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语言表达，不但是封建意识，也是资产阶级意识、修正主义意识。这就是说，他的政治生存方式天然地合乎封建官僚土壤和资本主义土壤，与社会主义新文化完全格格不入。他甚至说过：【真正出修正主义，就只好让修正主义搞几年看看】（《大事记》）。

他的这个惯性思维和行为方式，向下的表现，如“大跃进”以来他一直高高在上，严重脱离基层干部和群众，以至于“浮夸风”泛滥，把个好好的战略给毁了；“社教运动”一开始，按“前10条”本来只是小问题，可以慢慢改进，他却突出自己搞出“后10条”，结果搞得社会上鸡飞狗跳，基层干部和群众、干群关系一下子紧张起来（“社教运动”严重走偏，毛泽东不得不出面搞“23条”，拨正路线，安抚全国基层干部和群众，并直接将“社教”纳入文革运动之中）。

他的惯性思维和行为，向上的表现，就是对待权力中枢周围的干部完全无原则呵护，彭真，杨尚昆的事情不必说了，就说他1966年10月的检讨，他在丢掉了接班人位置之后，不得已作检查，唯心承认派工作组错误，还把文革开始以来50多天的全部责任一个人担下来，把邓小平也完全摘出去了，把其他在工作组中制造群众斗群众事端的中央大员一个个全开脱出来。这种“仗义”是什么性质的？适合于什么阶层的“政治活动”？作为一个要成为国家一号的人岂能干这样的事情。

王年一《大动乱年代》对50多天的实情有一点表述：工作组也有错误的方面，就是在不同程度上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一些工作组按自己对右派的理解，过分严重的打击了向党委向工作组发难者。但王年一也仅此而已，为了与官版文革历史叙事保持一致，他未能将工作组的暴行和文革后来的矛盾发展联系起来。今天很多人说毛泽东时代就是“整人”，这是对那个时代的完全诬蔑，也是不假思索轻易放过刘少奇之流整人元凶。事实上刘少奇领导“一线”工作以来开展的所有政治运动，无不打上刘少奇个人印记，桃园经验是经典，文革头50多天更是变本加厉。毛泽东批判和打击了走资当权派，但从来没有整基层干部和群众。很多那个时代还是基层干部的人说自己当年被整，其实是被刘少奇路线的人所整，却把账记在了毛泽东头上。今天还有许多年轻人在反独裁专制的时候，把炮火对准毛泽东，这是完全无的放矢，放过了真正的打击目标。是谁提出“做驯服工具” 论？是谁提出“造反有理”论？这不是一清二楚吗？

那个年代，毛泽东一直是提倡“跟线不跟人”，但事实上，许多人无法分清跟线和跟人的差别和两者的关系，简单搞“跟人就是跟线”或者“跟线先要跟人”。刘少奇是毛泽东的接班人，跟刘少奇就是跟毛泽东，就是跟了正确的线。这对于中央非刘少奇核心层干部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想法，军界的一些元老也是这样看待跟线和跟人的关系的，最后还犯了所谓“错误”，他们也觉得很冤（这是我后面谈老干部要谈的问题，先压下）。当然，刘少奇的核心层人员，如彭真当然是知道“跟线”和“跟人”的关系的。不然，他彭真也不敢违抗毛泽东，自己搞出一个《二月提纲》，到刘少奇那里请功（《二月提纲》是在刘少奇家里举行的常委会议让刘邓审核通过的，当时彭真在提纲上写着：“此件因时间仓促来不及在五人小组传阅和商酌”）（《大事记》）。

可以推测，刘少奇敢于和毛泽东摊牌，“无非是下台，五不怕”，一是想，“投票有人”未必下台，二是想，即使丢掉接班人位置，只要他还保住自己党内一定位置，他的人马还在，他的“仗义”就还会帮助他物色更多的政治人物，东山再起。这是他的聪明，却也正是他的不智，他不知道他这些年来除了他的核心层，其他政治力量主要是依靠“毛泽东接班人”六个字换来的，没有了这六个字，他收编不了多少人，就恐怕只有核心层（假设没有一个背叛者），而且他还忽略了更关键的一点，早在1942年整风以来他就得罪了很多关键人物，在1953年高岗事件上，在1959年彭德怀问题上，虽然是毛泽东下的手，保他这个接班人，但他也还是开罪了太多的人，尤其是元老级人物。这些人一直隐忍不发，都是吸收1953年高岗，1959年彭德怀的教训，慑于毛泽东对他的“溺爱”或者“过保护”，才对他尊重有加，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表达出最后的决心之前，实际上这些人都在冷静观察毛泽东这次到底是要干什么，甚至可以说都是在等着一个特别时刻的到来，就是这个《炮打司令部》时刻的到来。周恩来的智慧和在党内的威望，除了毛泽东本人，还有谁可比？刘少奇实际上是难以望其项背的，所以，周恩来做出政治选择后，刘少奇眼前原本不偏不倚的政治多米诺骨牌，就一块接一块向他压过来了。

毛泽东一张大字报，寥寥几百个字，刘少奇几十年苦心政治经营的成果，说没就没了，不仅仅是神奇啊……。

 

 

2012-12-05

附件：

1966年7月29 日人民大会堂刘邓发言内容小考

1966年7月29号这一天是所有官方和非官方历史书籍都无法回避的（一些非官方出版物甚至大书特书将其传奇和演义化了）。这一天，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在会上发了言。

2011《党史》有9行字，简短记载这一事件，其中有这样的说法：

【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先后讲话，代表中央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刘少奇说：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我现在发现，工作组这个方式不适合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他还说：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知道、不大清楚，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

《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文字长短大致与《党史》相同，但对应内容出入较大：

【会上，李雪峰宣读了这个《决定》（指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右而左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讲话，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并且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大会结束时，毛泽东会见了全体代表，表示他对这个决定的肯定和支持】

以上记载可不可信，当然不可信。都是官史，出入如此之大，此不可信理由一也；二之，这样的记载，光是文字本身，就导致阅读的重大困难，例如：三个人的出场顺序该遵循那个？党史用了“先后” 似乎记载更准确，但未必；三个人同时一样程度地承担了责任吗？也未必；“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话是谁说的？或者是三个人都说了？不清楚，既然如此，记载内容怎么让人信？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刘少奇发言里同意派工作组的“中央”和撤销工作组的“中央”显然是两个“中央”。参见我上一篇文字谈“中央”二字的活用，在谈杨尚昆那一段。读者阅读了这些文字，茶余饭后谈起这段历史，怎么复述给你的听众？复述者再复述呢？那会是怎样一种情形？

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是这样记载的：

【邓小平、周恩来和刘少奇分别在会上讲了话。邓直截了当，在讲话中提出：“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周则在讲话中明确承认中央“对形势的估计有错误”，“当时我们确实是迫不及待，仓促地就决定了到处派工作组”。周恩来虽然提到了“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这一点，但更多的是强调文革“这是个新事物，新的运动。我们很不熟悉，特别是年老的，要到你们中间去学习，取得经验。老革命更应该是这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才能成为毛主席的战友和学生”，并传达了毛提出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三大任务：一斗、二批、三改。刘少奇则在讲话中不加掩饰地流露出无奈的苦衷，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知道”，与周恩来相比，刘少奇在讲话中并没有作什么自我批评，相反还是有意提出：“要保护少数”，称：“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手里”，不仅如此，刘还含蓄地对毛泽东的欲加之罪做了反驳，说：“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名其妙。”（注）】

高文谦给最后这句话加了“注”，查“注”，他是引自严家其《文革十年史》，那么严家其是怎样记载的呢？如下：

【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被迫在派工作组问题上作了检查。刘少奇这次或许是说了真话“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知道。”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以致““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明其妙。”（莫明其妙：原文是“明”，高文谦引用时用的是“名”）周恩来在会场上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三大任务：一斗、二批、三改。当会议快结束时，毛泽东来到会场接见与会代表。经久不息的掌声，连绵不断的“毛主席万岁”的呼声，使大会气氛骤然生辉。当毛泽东踏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雄浑歌声的节拍率先离开会场时，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心境大概有天壤之别】

以上《党史》中刘少奇的一段话（《毛泽东传》没有记载）和高文谦、严家其记载的刘少奇的第一段话略有文字出入，但不影响内容准确。高、严记载的刘少奇第二段话，官版出版物都没有记载。“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党史》没有记载）这话是邓小平说的（7月26号高干子弟就已经说过了，参见前文），刘少奇没有说过（高后来对照垃圾人物李志绥的记载，进一步做了辨析，说刘少奇没有说这句话，李志绥说刘说过，是记载不准确），而周恩来根本就没有说过这话，高说周恩来“提到这一点”，从他的文字里看，是根据周恩来的那段话总结出的“这一点”，而不是周恩来直接说出的“这一点”。

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中得到了几点非常重要的信息：

【七月二十九日：……毛主席派总理过问清华的文化大革命。周总理亲自派人送蒯大富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大会……最后，总理亲自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此其一。其二，严家其记载的和高文谦引用刘少奇的第二段讲话，《大事记》里全有，而高文谦说的刘少奇“要保护少数”，《大事记》里也有：【他死不承认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胡说什么“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明其妙。”他打着“保护少数”的旗号，露骨地反对毛主席】。其三，《大事记》对邓小平讲话的记载是在最后，而且更详细：【邓小平也在会上扯开嗓门大喊：“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说什么“工作组是好的，有的是比较好的，有的是犯有严重错误的，有些责任是由工作组来担。”为自己开脱罪责。】

根据以上各种5种材料对比分析，最不可靠的是哪些，大概也不需要我来多说了。至少一个结论是清楚的：周恩来的确承认了派工作组的错误，为刘邓分压，而刘少奇没有承认错误，所以谈不上推卸责任，邓小平不承认错误而且推卸了责任。

各位，看了这个小考，读到如今的文革历史，你是该哭，还是该笑？或者我借用马健的小说名字：“亮出你的舌苔，或者空空荡荡”。

2012-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