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基金會與“文化侵略”
老洛克菲勒從無產階級隊伍里脫穎而出成為世界第一位10億富翁之後，他的生活仍舊保持簡樸，但卻為日益增加的財富發愁。由於他篤信“做一些使自己以外的某些人滿意的事情”，到19世紀90年代，他每年捐獻都在百萬美元以上，卻未能使別人滿足。於是他決定改變方向，專注地捐助教育。第一件事便是捐建芝加哥大學，好友蓋茨牧師勸他“為了人類的利益，以永久慈善事業的法人團的形式將巨大財富作最後處置”，洛克菲勒父子接受了這個建議，設立非贏利的洛克菲勒基金會，其宗旨只有簡單的一句：“在全世界造福人類。”

洛氏基金會確實這樣做了。成立後不久便取得成效：流行性腦膜炎、小兒麻痹症、黃熱病以及梅毒研究均獲突破性進展，成功分離出疫苗，致使人類不再在它們面前束手無策；1928年，該會資助英國科學家弗萊明發明青黴素，這使人類醫學獲得飛躍；還有探測鏡、X光分解儀等醫療設備也是在洛氏基金會資助下取得突破的。對於原子能科學，洛氏基金會更是成就斐然：“曼哈頓計劃”中，因接受洛氏基金資助而獲重大成果的科學家竟然達到23名！資助農業項目的“綠色革命”洛氏基金更是功不可沒，乃至於它資助的農業科學家諾.博勞格（Nrman Borlaug）1970年獲得諾貝爾獎時，有人提議該獎項應授予洛氏基金會！

1908年洛克菲勒就贊助芝加哥大學組成“東方教育考察組”來華考察，打算在中國辦一所類似芝加哥大學規模的大學。1913年洛氏基金會成立會議剛開過，第一批行動就派出“中國醫藥調查小組”。經三個調查組考察後，決定成立“中華醫學基金會”，並於1915年籌備建立合乎美國一流標準的北京協和醫學院。鑑於洛克菲勒要求不惜工本建造中國宮殿式建築，1921年落成的協和醫學院富麗非常。到1947年移交中國，基金會投入資金4465.2萬美元，約占其總資本額的15％，是洛氏基金會在海外最大的項目。

除協和醫學院之外，洛氏基金會還資助其他組織在中國所建立的大學，如清華大學、燕京大學、齊魯醫科大學、湘雅醫學院等十餘所大學。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於1928年成立之初就成為洛氏基金會在亞洲的資助重點，這項資助使該所獲得穩定的科研保證，從而在與中國實際密切相關的課題上取得重要成果。

著名的周口店“北京人”的發掘和研究工作也是在洛氏基金會資助下進行的，在當時中國的情況下，沒有這筆資助根本不可能進行這項延續十年的發掘和研究。洛氏基金會還向中國國家地質部捐款成立“新生代研究所”，使中國古生物學的發展得以奠基。著名古生物學家裴文中、楊中健、賈蘭坡等，均因此項目建立得以卓有成效。

中國的遺傳學、農作物品種改良也因洛氏基金會提倡並資助，於1920年代得以建立。從1925年到1945年，幾乎所有遺傳學方面的研究生和學者都得到基金會資助。基金會還應美國的有關大學的要求，資助他們與中國的燕京、南京、東吳等大學建立聯繫，接受中國學生、學者進行教學和研究活動，美國著名的加州理工、哥倫比亞、康奈爾等大學都參加了這項洛氏基金會資助的學術交流活動。中國遺傳學、農學的先驅如談家楨、陳楨、陳子英、吳經甫、李先聞、王綬等均得以研究有成。基金會還資助美國一批著名植物學家到中國與中國學人合作，在南京、廣州、北京建立植物分類學的研究及教學中心，奠定了中國植物學的基礎，湧現出陳煥鏞、胡先驌、鍾心煊等著名植物學家。

洛氏基金會於30年代初得知中國一些有識之士在政府的支持下發起鄉村建設與平民教育運動以後，馬上抓住這個信息並積極介入，投入的資金僅次於協和醫科大學項目。從1934－1939年投入資金便達150萬美元。利用這個運動，洛氏基金會又大力推進中國的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科向前發展。它首先在燕京大學設立社會學專業，為平民運動培養人才，還培養出我國最初的社會學家。基金會還資助學人對中國社會作廣泛的鄉野考察並出資聘請西方著名人類學家如布朗、帕克、馬林諾夫斯基等來華講學，幫助中國學人赴英美學習。如吳文藻師從馬林諾夫斯基便是基金會一手安排的，還資助費孝通等赴美進修、研究，費教授在美完成名著《鄉土中國》。

基金會在中國經濟學發展方面也給予大力資助。如南京大學經濟研究所1931到1946年便獲資助達20萬美元，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領域最大受援項目。基金會會要求所資助之經濟研究項目必須緊密結合中國實際，能適應中國經濟發展迫切需要。如抗日戰爭中國社會經濟史、戰時中國通貨膨脹、中國農業經濟問題、戰後中國國際經濟政策等。

洛氏基金會對於美國各教會在華所辦大、中學均給予不同額度的資助，如抗戰時期緊急援助9所大學42.5萬美元，1946年又為這些學校回遷撥款50萬美元。在抗戰最艱苦時，它還通過美國外交機構給予中國有成就的教授、學者特殊援款6萬美元。該援款以邀請赴美講學方式支付，另外還出資給美國國務院文化司邀請幾位著名教授赴美講學一年。為照顧這些學者、教授的自尊心，基金會要求邀請單位不提基金會的名。在這兩項下應邀赴美的有梁思成、馮友蘭、羅常培、費孝通等十幾名教授。

如果說以上這些都屬於美國對中國的“文化侵略”的話，那麼洛克菲勒基金會還出資協助中國對美國進行“文化侵略”。

洛克菲勒基金會認為，中國是唯一保存獨立地位的文明古國，代表着東方文明，而美國是新興國家，代表着西方文明。兩大文明應該交流促進，共同發展。美國學術界意識到中國的重要性始於1920年代末，1928年12月1日，在洛氏基金會的資助下，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在紐約召開“促進中國學會議”。會議一致認為西方對中國歷史和文化十分無知，決定建立常設的中國學委員會（即後來的“遠東委員會”），“中國學”正式列入美國學術研究領域。

對此，洛克菲勒基金會作出的貢獻是巨大而且具有開創性的。它直接資助並推動美國十餘所名牌大學設立以研究中國為中心的圖書館，到1947年為止，美國有十所大學至少保持3名以上教授遠東學課程的全職教師，15年來全部得到洛氏基金會的贊助。基金會還資助國會圖書館設立東亞藏書部分；普林斯頓、哈佛都設立中文圖書庫。除給予經常性預算撥款外，還出資舉辦會議和講習班，僅與哈佛、哥大、密歇根、加州合作每年暑期講習班就持續十年之久。此項捐款為的是引起美國學術界對中國的興趣，培養研究中國歷史與文化的專門人才，並擴大中國在美國的影響。

洛氏基金會還資助耶魯、芝加哥大學編制中文教科書，以適應日益增長的學習中文需要。它於1936年購進全套中文鉛字，建立當時最完善的中文印刷所，出版有注釋的中國經典著作選讀，如《孝經》、《論語》、《孟子》等著作。1939－1947年它還出資18.7萬美元，選擇出版秦、漢、遼、金、清史，實際完成的只有《遼史》。影響較大的是翻譯出版了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胡適的《中國思想史》以及國會圖書館中文部主任恆幕義編撰了十年的《清代名人傳略》。

洛克菲勒基金會對於美中之間文化交流的貢獻是不言自明的。它在1946年的年度報告中稱：“在分裂這個世界的意識形態的鴻溝上架起橋梁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任務。”並決定繼續在溝通東西方文明的文化交流事業上慷慨撥款。直至1949年，基金會認定國民黨政府已經不能代表中國和中國人民，決定暫時撤出中國，待一個穩定的中國政府出現再繼續中國的事業。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這個計劃未能實現。

而在1951年8月，美國眾議員科克斯提出一項決議案：調查某些教育和慈善基金會的“非美和顛覆性活動，或違背美國利益與傳統的目的”。他在隨後的調查中羅列了洛克菲勒基金會一系列罪名，其中最主要的是基金會32年來在中國花費了數千萬美元，培養了中國的大批人才，而這些人才大多投靠中共，成為在朝鮮戰場上與美國青年作戰的對手等。這個調查直至1955年以指控不成立而結束。

有意義的是，非但協和醫學院培養了數百名中國西醫精英，而且這些人基本上成為中國醫學院校和大醫院的校長、院長、專家，更奠定了中國的西醫基礎。1979年鄧小平訪美，堪稱中國精英的21名代表團成員竟有7名是燕京大學司徒雷登校長的學生！

還有，中國的院士隊伍基本上是美國培養的，即便我們的“兩彈一星元勛”們，也幾乎全部是美國培養的。我們無妨數幾位：錢學森、鄧稼先、郭永懷、陳能寬、朱光亞、楊承宗、彭恆武、程開甲、張文裕……。1955年我國裝配完成的第一台質子靜電加速器，就是趙忠堯學部委員歸國前從美國購置並寄回國的。正是這台加速器以及操作它的趙教授，對我國首次核試驗功不可沒；1956年美國同事送別王承書歸國時說：“你們一回去，就是潛在的原子彈製造者。”他也許不知道，王教授已經把兩噸多重的書籍資料郵寄到北京了！她回國後也隱姓埋名為中國的原子彈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