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一次的日本社会学会大会今年（第62届）在京都大学举行，日期是十一月三日、四日两天，正好是全日本就是否出兵中东以及新天皇登基而舆论沸然的时候。而其有光荣自由、民主传统的京都大学前不久刚发生了学生抢占校长办公室﹑警察强行入校镇压并抓了两个学生的事件。

刚一进校门就面临大幅的反对派兵、粉碎天皇登基的宣传牌，每一间教室都贴满了各种类似的标语。在全日本所有的大学校园中，京大是唯一的“沙漠之洲”，据说是老谋深算的日本政治家担心整个日本社会完全堕落为金融帝国，才在远离东京﹑紧靠关西中心大阪的文化旧迹兴建了其有自由风气的京都大学。学生们以为是自己在拼命抗争日本社会的专制、封建、金钱，政治家们却暗下得意这是他们的杰出设计。

【日本的教育机制】

可以举出三个典型的大学来认识日本的教育机制﹕东京大学为政府输送政治家和官僚﹐大阪大学为财团、企业输送中坚干部﹐京都大学则以培养思想领袖为主导，拥有日本的大多数诺贝尔奖得主。前两校的校长都称为“总长”，京大的校长则称为“学长”，一般的学校不会拥有这种特殊的名称。当然可以随带指出它们的弊端﹕东大由于官场的侵蚀而无法无天，据说其校园中还藏有许多抗战时期从中国掠去的文物，却不敢公开，因为怕中国要求赔偿﹔阪大则钱迷心窍，保守谨微，对于自由、人权的观念，以“不懂政治”的卑鄙清高而排斥之，其历史最悠久的医学部所授出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多是大阪财阀的家族﹔而日本社会留给京大毕业生的唯一工作机会就是学校和研究机关，那些没有爬上第一流学术水平的大多数人，既不可能进入政府部门，也不可能进入大公司，多半是去教高中和没有名气的地方大学。

与去年十月在东京的早稻田大学召开的大会相比，今年又是一个多事之秋。我刚进入会场，接过发来的传单一看，原来并不是会议说明，而是日本社会学会“解放社会学会”散发的传单。今年十月九日，各报纸都报导了广岛修道大学当局同时解雇五名社会学教授、副教授的消息，理由是“挪用公款”。所有的大学教员都心知肚明，谁没有挪用过公款?关键是是否要解雇以及为什么同时解雇五个人?按传单所说，是因为研究“解放”、“歧视”问题的社会学者常常与政府、地方行政机构发生冲突，而这五位先生都是从事这一类研究的学者。这一件事对社会学研究者产生不小的冲击，使人们自然回想起战前，几个京大的社会学教授因为“传播社会主义”的罪名被解雇的经纬（后来他们成立了“同志社大学”），对于现在社会学界流行的“无视社会现实”的趋势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警告。

联想起去年的大会，使我确实感到日本社会学会人才济济、青年学者辈出，以几十个分科会的数量上首先给人一种欣欣向上的活力，这大概也与日本经济连续不间断的产业景气有关。新的社会学部不断设立，对青年社会学研究者和社会学专业毕业生的要求也很广泛，特别是应用研究领域的人才供不应求。我所在的阪大“应用社会学·社会调查法”讲座的助教都是两年一换而升入讲师的，有几个同学甚至还没毕业就当助教、讲师去了。这样的上升速度在日本这样的年功序列社会中可谓 “得天独厚”了。

【研究领域很不规范】

与人才济济相伴而随的现象是水平参差不齐，研究领域很不规范。从理论研究上看，教授、副教授的研究水平比较稳定，而应用研究中就相当混乱。有些助教、讲师、或者博士生的研究相当出色，但年青人的研究都过于微观、具体，这恐怕也是整个世界的社会学研究状况吧!不过，日本社会学更专长此道，有时产生明显的方法论上的欠缺。例如，去年和今年，对由游戏理论推绎政治权力的研究，我就提出两点批评﹕(l)基于个体直接交往的小集团的心理学研究的结论不能无区分地推广到个体间接交往的社会大集团，这是霍曼斯的心理还元主义的翻版。在一对囚人的斗智游戏中忽略了警察的作用，怎么可以简单地推广到社会契约去呢?(2)由此理论推出的许多结论都是不証自明的，或者在别的理论中说明得更深刻。可惜，许多人都没有理解我的意图。

新方法常常引起各种谬误，用旧方法研究新问题常常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但也常常经不起仔细推敲。去年的大会最后一天下午是分四大议题举行的，最热门的是天皇制问题。那时正好遇到老天皇要去世，一下子激起人们对四十年来已经被遗忘了的天皇制问题的重视。但天皇显然还没能成为普通的人供社会学者研究，其中的政治纠纷(如长畸市长说天皇有战争责任而被右翼枪击)太敏感，故今年的这次会议完全看不到有关天皇的论文。

去年的另一议题是日本的国际化问题，特别议论了日本企业是否该吸引东南亚体力劳动者的问题。日本企业希望引进廉价劳动力，但外务省和法务省则担心他们进入日本后就定居不走，像德国的土耳其人那样，在你这里生下孩子就要求社会保障，这当然不是日本人能够接受的。这个议题今年也被取消了。

【大胆批评、质疑】

这一次会议共提出二百四十二篇论文，我恨不得多长几只耳朵，全力以赴地吸收各种知识，特别利用日本人不喜欢在公开会场发言的机会，大胆批评、质疑。我参加“学说研究Ⅲ”组，就上智大学的吉井惠美的“科学社会学中的科学与科学者集团”的论点，指出其没有把科学与知识区分开来，前者多指自然科学，后者包括自然知识但更强调文人集团，我们应该开创出知识社会学来，而不是曼海姆的狭隘领域。例如现在的中国就正进行着从科学扩展到所有人类知识的社会革命，不仅自然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文学等都应该有其独自的发展规律和独立的地位来影响社会。第二天会议结束后与我同乘一辆公共汽车的东洋大学的中山伸树副教授又拉着我聊了许多科学哲学的问题。

我在“基础理论V”组中参加东北大学永野由纪子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大纲》中“生产力”概念的再认识的讨论，我从方法论上指出马克思对生产力的认识是基于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的影响而缺乏当时为康德、孔德所提倡的实证认识论，故有后来的伯恩斯坦的“新康德主义”从经济数据中对马克思的修正。这又涉及到今天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度的变革。

我参加“基础理论Ⅶ”组的关于东欧社会变动的讨论，其中正好有宫内纪靖对现在“泛欧洲主义”的探讨。我提醒他注意对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泛斯拉夫联邦”思潮的关联，指出东欧的变革从统治集团的政治理性变革中可以看出从共产主义的全权主义向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变趋向，但从民众的社会运动、民族主义的复兴来看则更像无政府主义的回复。宫内先生周游过世界，是职业评论家。他在沉阳师范学院曾担任社会调查的客座教授。我小心地向他问候，他马上对我说：“你们搞调查专业的容易用数据说谎，你一定要读一下《用数据说谎》这本小书，很便宜。”我回答说：“是不是那本举列宁说谎例子的书?列宁不是社会学家，更不是社会调查专家。”我拿出自己的中文版《中国社会形态论纲》请他指教。他第二天见到我很客气地回赠了一本从人类学角度论中国人际关系的论文，其文对中国的改革很悲观，认为中国必须解决组织制度的问题才可能从事西方工业文明的进步。问题在于:没有强烈的社会变革运动，组织自身的变革可能吗?

【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在数量和质量都比去年提高】

这一次会议对中国社会的研究无论在数还是质上都明显比去年提高不少。去年我参加关西大学真锅一史教授的“中国阶层归属意识和职业移动的分析”的讨论，使我和另一位在场的中国同学都感到失望和惭愧。提问的也是一些非社会学研究的生活常识，我更没有脸面在此最有把握的问题上发言，只是会下向他指出其不足﹕他所能接触的都是大城市的国营企业职工和国家机关干部、大学的师生，不要以此泛指中国。真锅教授很有名，曾主持过日中两国的意识比较调查，特别是天安门事件后的变迁。他希望我以后协助他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我们搞方法论的人，常常容易看出别人的研究中没有被注意到的方法论的缺陷。好在今年发表的论文对中国的理解明显加深，有“台湾的女性就业”、“亚洲的高龄化”、“现代中国的祖先崇拜”、“中国人技术研修生接纳制度以及实际产生的问题”等论文。我参加奈良大学的松户武彦副教授的“中国工人关于平等与效率原理的意识构造”的讨论，指出他应该明确他研究的对象是指天津的大型国营企业，而不要泛称中国工人，并对企业中的共产党组织作了点说明。我会后与他交换名片时他才说“久闻大名”，原来他也订有《民主中国》月刊杂志。

在最后一天下午的四大议题发表中，第一议题的“社会变动”由当今日本社会学的三大巨头盐原勉(大阪大学)、铃木广(九州大学)和东京大学的富永健一先生主持，整个大阶梯教室都站满了人。好在我对他们三位的理论都有所学习，就勿忙走到讨论中国、法国、日本的儿童问题的会场。中国的人口压力与日、法的出生率下降已形成强烈的对比。我最后去了“东欧社会的变动和再生”的讨论会场。东欧的政治变革告一段落，其社会、经济的再生成为人们考察的焦点，总的来说，情况并不乐观。现在看来，其政治的变革是非常必然的结局，非此选择不可，但却没有人拿出变革以后的方案。

总的来讲，日本社会学的兴旺在于其运用研究的多样化，几十个分科会就是说明﹐同时也有强烈的政策性色彩，政府的决策也愈发离不开学者的参与。这使我想起中国的情形，连我自身能否平安地回国从事社会研究都还是个未知数呢!

与去年同样，在为期两天的日本社会学会大会结束后，数理社会学会也在关西的神户甲南大学举行。上一次在立教大学举行的学会上由美国的Smith Herm先生讲美国计算机模拟的研究，他指出日本所用的计算机软件已经过时，不肯自己开发而宁愿等美国人的成功再利用。那一次会议很轻松，大家都是同行，知彼知己。我这一次就社会移动的测量发表观点，对日本至今还沿用的旧方法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大家几乎都没有理解我的思想，却一致认为我的发表“最有吸引力、最激进，也最危险”。大阪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也来助战，声称“激进”是数理社会学会的精神，大家都希望我尽快写成严密的论文发表出来，这样才便于他们的批判。

在数理社会学会的开幕词中，会长高坂健次教授说他参加了今年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世界社会学大会后的感想是﹕水平太低了﹗人类的知识没有认识到自身的命运﹐但愿新时代的马克思、韦伯、孔德、杜尔凯姆那样的巨匠产生于社会激荡变迁的中国!

[赵京，首发于东京《民主中国》199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