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一次的日本社會學會大會今年（第62屆）在京都大學舉行，日期是十一月三日、四日兩天，正好是全日本就是否出兵中東以及新天皇登基而輿論沸然的時候。而其有光榮自由、民主傳統的京都大學前不久剛發生了學生搶占校長辦公室﹑警察強行入校鎮壓並抓了兩個學生的事件。

剛一進校門就面臨大幅的反對派兵、粉碎天皇登基的宣傳牌，每一間教室都貼滿了各種類似的標語。在全日本所有的大學校園中，京大是唯一的“沙漠之洲”，據說是老謀深算的日本政治家擔心整個日本社會完全墮落為金融帝國，才在遠離東京﹑緊靠關西中心大阪的文化舊跡興建了其有自由風氣的京都大學。學生們以為是自己在拼命抗爭日本社會的專制、封建、金錢，政治家們卻暗下得意這是他們的傑出設計。

【日本的教育機制】

可以舉出三個典型的大學來認識日本的教育機制﹕東京大學為政府輸送政治家和官僚﹐大阪大學為財團、企業輸送中堅幹部﹐京都大學則以培養思想領袖為主導，擁有日本的大多數諾貝爾獎得主。前兩校的校長都稱為“總長”，京大的校長則稱為“學長”，一般的學校不會擁有這種特殊的名稱。當然可以隨帶指出它們的弊端﹕東大由於官場的侵蝕而無法無天，據說其校園中還藏有許多抗戰時期從中國掠去的文物，卻不敢公開，因為怕中國要求賠償﹔阪大則錢迷心竅，保守謹微，對於自由、人權的觀念，以“不懂政治”的卑鄙清高而排斥之，其歷史最悠久的醫學部所授出的博士學位獲得者多是大阪財閥的家族﹔而日本社會留給京大畢業生的唯一工作機會就是學校和研究機關，那些沒有爬上第一流學術水平的大多數人，既不可能進入政府部門，也不可能進入大公司，多半是去教高中和沒有名氣的地方大學。

與去年十月在東京的早稻田大學召開的大會相比，今年又是一個多事之秋。我剛進入會場，接過發來的傳單一看，原來並不是會議說明，而是日本社會學會“解放社會學會”散發的傳單。今年十月九日，各報紙都報導了廣島修道大學當局同時解僱五名社會學教授、副教授的消息，理由是“挪用公款”。所有的大學教員都心知肚明，誰沒有挪用過公款?關鍵是是否要解僱以及為什麼同時解僱五個人?按傳單所說，是因為研究“解放”、“歧視”問題的社會學者常常與政府、地方行政機構發生衝突，而這五位先生都是從事這一類研究的學者。這一件事對社會學研究者產生不小的衝擊，使人們自然回想起戰前，幾個京大的社會學教授因為“傳播社會主義”的罪名被解僱的經緯（後來他們成立了“同志社大學”），對於現在社會學界流行的“無視社會現實”的趨勢是一個不大不小的警告。

聯想起去年的大會，使我確實感到日本社會學會人才濟濟、青年學者輩出，以幾十個分科會的數量上首先給人一種欣欣向上的活力，這大概也與日本經濟連續不間斷的產業景氣有關。新的社會學部不斷設立，對青年社會學研究者和社會學專業畢業生的要求也很廣泛，特別是應用研究領域的人才供不應求。我所在的阪大“應用社會學·社會調查法”講座的助教都是兩年一換而升入講師的，有幾個同學甚至還沒畢業就當助教、講師去了。這樣的上升速度在日本這樣的年功序列社會中可謂 “得天獨厚”了。

【研究領域很不規範】

與人才濟濟相伴而隨的現象是水平參差不齊，研究領域很不規範。從理論研究上看，教授、副教授的研究水平比較穩定，而應用研究中就相當混亂。有些助教、講師、或者博士生的研究相當出色，但年青人的研究都過於微觀、具體，這恐怕也是整個世界的社會學研究狀況吧!不過，日本社會學更專長此道，有時產生明顯的方法論上的欠缺。例如，去年和今年，對由遊戲理論推繹政治權力的研究，我就提出兩點批評﹕(l)基於個體直接交往的小集團的心理學研究的結論不能無區分地推廣到個體間接交往的社會大集團，這是霍曼斯的心理還元主義的翻版。在一對囚人的鬥智遊戲中忽略了警察的作用，怎麼可以簡單地推廣到社會契約去呢?(2)由此理論推出的許多結論都是不証自明的，或者在別的理論中說明得更深刻。可惜，許多人都沒有理解我的意圖。

新方法常常引起各種謬誤，用舊方法研究新問題常常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但也常常經不起仔細推敲。去年的大會最後一天下午是分四大議題舉行的，最熱門的是天皇制問題。那時正好遇到老天皇要去世，一下子激起人們對四十年來已經被遺忘了的天皇制問題的重視。但天皇顯然還沒能成為普通的人供社會學者研究，其中的政治糾紛(如長畸市長說天皇有戰爭責任而被右翼槍擊)太敏感，故今年的這次會議完全看不到有關天皇的論文。

去年的另一議題是日本的國際化問題，特別議論了日本企業是否該吸引東南亞體力勞動者的問題。日本企業希望引進廉價勞動力，但外務省和法務省則擔心他們進入日本後就定居不走，像德國的土耳其人那樣，在你這裡生下孩子就要求社會保障，這當然不是日本人能夠接受的。這個議題今年也被取消了。

【大膽批評、質疑】

這一次會議共提出二百四十二篇論文，我恨不得多長几隻耳朵，全力以赴地吸收各種知識，特別利用日本人不喜歡在公開會場發言的機會，大膽批評、質疑。我參加“學說研究Ⅲ”組，就上智大學的吉井惠美的“科學社會學中的科學與科學者集團”的論點，指出其沒有把科學與知識區分開來，前者多指自然科學，後者包括自然知識但更強調文人集團，我們應該開創出知識社會學來，而不是曼海姆的狹隘領域。例如現在的中國就正進行着從科學擴展到所有人類知識的社會革命，不僅自然科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哲學、政治學、文學等都應該有其獨自的發展規律和獨立的地位來影響社會。第二天會議結束後與我同乘一輛公共汽車的東洋大學的中山伸樹副教授又拉着我聊了許多科學哲學的問題。

我在“基礎理論V”組中參加東北大學永野由紀子對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大綱》中“生產力”概念的再認識的討論，我從方法論上指出馬克思對生產力的認識是基於黑格爾的思辨哲學的影響而缺乏當時為康德、孔德所提倡的實證認識論，故有後來的伯恩斯坦的“新康德主義”從經濟數據中對馬克思的修正。這又涉及到今天的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度的變革。

我參加“基礎理論Ⅶ”組的關於東歐社會變動的討論，其中正好有宮內紀靖對現在“泛歐洲主義”的探討。我提醒他注意對無政府主義運動中的“泛斯拉夫聯邦”思潮的關聯，指出東歐的變革從統治集團的政治理性變革中可以看出從共產主義的全權主義向社會民主主義的轉變趨向，但從民眾的社會運動、民族主義的復興來看則更像無政府主義的回覆。宮內先生週遊過世界，是職業評論家。他在沉陽師範學院曾擔任社會調查的客座教授。我小心地向他問候，他馬上對我說：“你們搞調查專業的容易用數據說謊，你一定要讀一下《用數據說謊》這本小書，很便宜。”我回答說：“是不是那本舉列寧說謊例子的書?列寧不是社會學家，更不是社會調查專家。”我拿出自己的中文版《中國社會形態論綱》請他指教。他第二天見到我很客氣地回贈了一本從人類學角度論中國人際關係的論文，其文對中國的改革很悲觀，認為中國必須解決組織制度的問題才可能從事西方工業文明的進步。問題在於:沒有強烈的社會變革運動，組織自身的變革可能嗎?

【對中國社會的研究在數量和質量都比去年提高】

這一次會議對中國社會的研究無論在數還是質上都明顯比去年提高不少。去年我參加關西大學真鍋一史教授的“中國階層歸屬意識和職業移動的分析”的討論，使我和另一位在場的中國同學都感到失望和慚愧。提問的也是一些非社會學研究的生活常識，我更沒有臉面在此最有把握的問題上發言，只是會下向他指出其不足﹕他所能接觸的都是大城市的國營企業職工和國家機關幹部、大學的師生，不要以此泛指中國。真鍋教授很有名，曾主持過日中兩國的意識比較調查，特別是天安門事件後的變遷。他希望我以後協助他從事這方面的研究。

我們搞方法論的人，常常容易看出別人的研究中沒有被注意到的方法論的缺陷。好在今年發表的論文對中國的理解明顯加深，有“台灣的女性就業”、“亞洲的高齡化”、“現代中國的祖先崇拜”、“中國人技術研修生接納制度以及實際產生的問題”等論文。我參加奈良大學的松戶武彥副教授的“中國工人關於平等與效率原理的意識構造”的討論，指出他應該明確他研究的對象是指天津的大型國營企業，而不要泛稱中國工人，並對企業中的共產黨組織作了點說明。我會後與他交換名片時他才說“久聞大名”，原來他也訂有《民主中國》月刊雜誌。

在最後一天下午的四大議題發表中，第一議題的“社會變動”由當今日本社會學的三大巨頭鹽原勉(大阪大學)、鈴木廣(九州大學)和東京大學的富永健一先生主持，整個大階梯教室都站滿了人。好在我對他們三位的理論都有所學習，就勿忙走到討論中國、法國、日本的兒童問題的會場。中國的人口壓力與日、法的出生率下降已形成強烈的對比。我最後去了“東歐社會的變動和再生”的討論會場。東歐的政治變革告一段落，其社會、經濟的再生成為人們考察的焦點，總的來說，情況並不樂觀。現在看來，其政治的變革是非常必然的結局，非此選擇不可，但卻沒有人拿出變革以後的方案。

總的來講，日本社會學的興旺在於其運用研究的多樣化，幾十個分科會就是說明﹐同時也有強烈的政策性色彩，政府的決策也愈發離不開學者的參與。這使我想起中國的情形，連我自身能否平安地回國從事社會研究都還是個未知數呢!

與去年同樣，在為期兩天的日本社會學會大會結束後，數理社會學會也在關西的神戶甲南大學舉行。上一次在立教大學舉行的學會上由美國的Smith Herm先生講美國計算機模擬的研究，他指出日本所用的計算機軟件已經過時，不肯自己開發而寧願等美國人的成功再利用。那一次會議很輕鬆，大家都是同行，知彼知己。我這一次就社會移動的測量發表觀點，對日本至今還沿用的舊方法持強烈的批判態度。大家幾乎都沒有理解我的思想，卻一致認為我的發表“最有吸引力、最激進，也最危險”。大阪大學的老師和同學也來助戰，聲稱“激進”是數理社會學會的精神，大家都希望我儘快寫成嚴密的論文發表出來，這樣才便於他們的批判。

在數理社會學會的開幕詞中，會長高坂健次教授說他參加了今年在西班牙馬德里舉行的世界社會學大會後的感想是﹕水平太低了﹗人類的知識沒有認識到自身的命運﹐但願新時代的馬克思、韋伯、孔德、杜爾凱姆那樣的巨匠產生於社會激盪變遷的中國!

[趙京，首發於東京《民主中國》199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