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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小凱小傳
送交者: 佚名 2004年07月13日17:42:05 於 [教育學術] 發送悄悄話

楊小凱絕對是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的人。在海內外華人經濟學家中,楊小凱是惟一坐過十年牢的人,是惟一沒有上過大學而獲得博士學位的人,是惟一創立了國際性學派的人,恐怕也是惟一信奉基督教的人……

  楊小凱現為澳大利亞莫納什(Monash)大學經濟系講座教授,遞增報酬和經濟組織研究中心主任,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哈佛大學國際發展中心研究員。衡量一個經濟學家學術成果的最重要標準就是論文,楊小凱在《美國經濟評論》(AER)、《政治經濟學雜誌》(JPE)等國際頂尖的刊物上發表了多篇論文,其斐然成就由此可見一斑。

  神奇的經歷

  楊小凱1948年出生于吉林敦化,學名楊曦光,乳名小凱。1968年,“文革”剛開始不久,年輕的他寫下了著名的《中國向何處去?》。這篇閃爍着睿智之光的文章像投槍一樣,刺痛了陳伯達、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的頭頭們,他們親自下令將楊小凱投進監獄。從1968到1978年,年僅20歲的楊小凱在黑暗的牢獄中被關了整整十年!面對絕境,楊小凱沒有自暴自棄,更沒有放棄思考和學習的努力。在艱苦的勞改之餘,他拜當時也關在牢裡的二十幾位教授、工程師為師,學習數學、英語、材料力學和機械學。楊小凱以其天才般的聰慧,反覆研讀《資本論》,發現了勞動價值論的三大缺陷,甚至自己用拉格朗日方法推導出“戈森第二定理”。這些在絕境中的體悟,日後竟成為他創立“新興古典經濟學”的靈光。直到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親自過問,出獄五年後他的沉冤才得以洗雪。恢復高考後,楊小凱在湖南大學數學系旁聽了一年數學課,於1980年直接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研究所的研究生。1982年,研究生剛畢業的他到武漢大學給研究生教授數理經濟學和經濟控制論。在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老師的推薦下,楊小凱很快就出版了這方面的三本專著。

  楊小凱是不幸的,一個才華卓絕的人竟遭遇天妒英才的命運;然而楊小凱又是幸運的,至少他沒有像張志新、遇羅克等同時代的英雄們那般英年早逝,並且多次與名人因緣際會。著名華人經濟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鄒至莊(G.Chow)特別賞識楊小凱在計量經濟學的經驗研究方面的天賦,推薦他於1983年赴普林斯頓大學深造。在這所容納了諾獎得主納什(Nash)的世界名校,楊小凱有幸師從國際貿易方面的頂尖高手迪克西特、格羅斯曼,並於1988年獲得博士學位。隨後楊小凱到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任教,未及一年由講師升為高級講師,1992年被聘為教授。要知道,在莫納什大學經濟系,教師要評講師必須在國際排名前50位的經濟學雜誌上至少發表2篇論文,高級講師要5名,而副教授要10篇,教授則必須在本研究領域內排名世界前5。從獲得博士學位到正教授,楊小凱只用了四年時間!

  慈祥的導師

  在很多人看來,像楊小凱那樣少年時便鋒芒畢露,動輒對主流理論“大開殺戒”的名人,必定高傲冷峻、高不可攀。實際上,楊小凱待人和藹可親,對後學更是諄諄教導、勉力提攜。2000年我還在人大讀本科,適逢楊小凱到人大演講,在熱烈的演講延長了一個小時後。我按照他提供的郵件發給他一篇冗長的論文,請他指點一下。本來沒有想過他這樣的名人會給我回復,但是一周后居然收到了他的電子郵件。他指出了我論文的幾個模型有一些問題,還將有關的幾篇文章的電子版發給我。楊小凱還經常教導年輕人要“humble”(謙虛),要多讀國際文獻,要有“良心”。在最近的一篇給某位著名經濟學家的回應文章中,楊小凱尖銳地指出:“國內很多譁眾取寵、政治宣傳式的‘經濟研究’之所以經不起時間的考驗,並不因為這些經濟學家學識不夠,而是他們缺乏起碼的學者‘良心’。”很多人所共知的不公平現象,在經濟學文獻中找不到系統的記錄,卻被一個記者所揭露,這是中國經濟學的悲哀。楊小凱拳拳赤子之心,昭然可見!

  虔誠的教徒

  正當楊小凱處於事業的巔峰時,不幸再一次降臨。由於早年煉獄對他身體的摧殘,再加上他廢寢忘食的研究工作,2001年他被確診為肺癌晚期。天妒英才!面對絕境,楊小凱再一次顯示出他不凡的品格。他開始篤信基督教,每日禱告,同時接受科學治療。出人意料的是,像他這樣理性的經濟學家居然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更出人意料的是,他身上的病瘤竟然消失了!2001年9月份時,他的整個右肺都僵硬了,講話都很困難。而現在楊小凱不僅講話正常,還開始游泳、打網球,甚至玩帆船!2002年7月15日,楊小凱在上海出席了由復旦大學和澳門大學聯合主辦的“超邊際分析與中國經濟國際研討會”。上午,他給我們這些後學們語重心長地談了學習現代經濟學的感受,之後和大家合了影,緊接着就去做手術了。下午,在我們即將開始研討會時,負責會議的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石磊教授就興奮地告訴大家:“奇蹟總是發生在小凱身上。小凱的手術非常成功,他還吃了兩碗米飯!”大家一片歡呼。

  楊小凱有多重要?

  楊小凱是當今世界上最有影響的華人經濟學家。對楊小凱的評價,恐怕不能用他的研究是否經得住時間的考驗這類標準,因為他的分析在邏輯上是自洽的,與現代主流經濟學的繼承性(與批判性並不相悖)也是無可懷疑的。問題是楊小凱的工作有多重要?當然,我是拿他與其他世界上頂尖的經濟學家的工作相比。

  楊小凱自己很看重自己的工作。記得約五六年前,他說他的理論框架可能在20年之內成為大學講壇的主流。時間流逝,20年很快會過去,我們只能謹慎地等待結果。如果楊的預言成為現實,那可不是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能夠褒獎他的。經濟學大約每隔幾十年就會出現一個或幾個大師級的人物(如斯密和李嘉圖、穆勒、傑文斯和馬歇爾、凱恩斯和哈耶克、薩繆爾森和弗里德曼等),如果在新的經濟學創新周期中,楊小凱他們的“新興古典經濟學”能夠被已經顯得保守的經濟學界廣泛接受,那他將獲得不可撼動的經濟學乃至人類科學史上的大師地位。當然,他現在已經獲得的聲譽也足以使他列入最有成就的經濟學家的隊伍。

  一個理論或一個理論框架究竟多麼重要,評價起來遠比理論的正確與否困難。張五常曾經對楊小凱表示過一種保守的評價,大概這種評價到了楊小凱的耳朵,楊小凱很快表示了一種謙虛的意見,還把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排在了新制度經濟學之後。可是,在他的《經濟學——新興古典與新古典框架》這本新出版的中文教科書裡,他又十分自信,預期他的框架會替代現有的主流經濟學,儘管他再沒有提供這種替代的時間表。

  馬歇爾這位大師也做了亞當·斯密理論的形式化的工作,楊小凱的工作與他的工作相類似。馬歇爾把斯密工作中的一部分——價格理論形式化了,後人又做了大量補充。現在看來,這部分理論是較容易形式化的部分。斯密工作的另一部分——關於分工可以降低資源稀缺性並提高國家財富擁有水平的核心思想,在數學上一直沒有被形式化,因為馬歇爾的時代還缺乏成熟的數學知識,後人也沒有再突破他的基本框架。楊小凱抓住了機遇,這個工作他做了。

  楊小凱的工作是如何批判和繼承前人的工作,這在他的新的中文著作中有十分清楚地介紹,我們在這裡就不用重複了。我希望對本文有興趣的讀者至少要讀一讀他的幾本著作的導論部分。

  楊小凱的著作擺在我們面前,讓人們容易拿他與馬歇爾相比,這是激動人心的(我自己幾年前就想到這種比較)。但仔細想想,有幾個道理或事實,讓我們不得不在這種比較中十分慎重。第一,馬歇爾(實際上還有不幸早逝的傑文斯)的工作是開創性的,因為在他以前經濟學家還不懂得形式化斯密理論的辦法。由於他的工作,一個新的經濟學時代到來了,數學被廣泛運用於經濟學研究中,經濟學的知識積累變得十分迅速。楊小凱也是在馬歇爾天才的普照之光下工作的。第二,經濟學家在評價文獻重要性的時候,常常容易用工作的難度來作為文獻意義大小的標準之一,那麼,從這個角度看,楊小凱的工作可能還不足被人認為達到超群絕倫、令世人望塵莫及的高度。在薩繆爾森之後,經濟學引入了大量數學知識來處理一些新發展的經濟學思想(如信息理論、決策理論等),其難度也是很大的。這種引入不是簡單的形式化,而是通過數學的引入使經濟學思想更加豐富。我們很難判斷楊小凱的工作難度比當代其他一些重要經濟學家的工作難度更大。第三,以馬歇爾為代表的經濟學的數學形式,在邏輯上的自洽性達到了一種十分完美的程度(反過來說,缺陷也十分突出),使它變得十分容易傳播,這是它占領大學講壇的重要原因。也許楊小凱的新框架還需要在數學形式上有所創新,才能占領更多的大學講壇。第四,按照楊小凱自己的說法,他的內生專業化的分析框架是對斯密分工理論的一種形式化,儘管不可能是簡單的形式化——這種形式化有助於加深人們對斯密理論的理解。也就是說,楊小凱的工作是以形式化見長,而不是以新的思想見長。按照楊小凱自己的說法,“至今還沒有證據表明,(斯密的分工理論)在他那個時代之後取得過任何實質性的進步”。但西方經濟學界對經濟學家的評價,歷來是對思想的看重超過對工具的看重,否則,哈耶克和科斯這樣的學者也不會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好了,我想說,楊小凱是一位天才式的華人經濟學家,這是無庸置疑的;但我們在掂量這位天才的時候,也不要拿錯了天平。如果沒有這樣一種認識,也不利於現代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

  最後,我還想通過比較,說明這樣一個事實:楊小凱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之一,在華人世界的經濟學講壇上開講他的著作是恰當的。美國的加爾布雷斯,我們是熟悉的,但我總在想,讀像楊小凱這樣的學者的一本書,勝過讀加爾布雷斯一生的著作,箇中原因,是我們很難把加爾布雷斯看作一位科學家(或經濟學家)。楊小凱的工作證明了他是一位傑出的科學家。第一,楊小凱的工作對前人的工作有繼承性。在科學史上,從來沒有哪一位傑出科學家是在完全與前人隔絕的狀態下完成自己的工作的。斯密不是這樣的,馬歇爾不是這樣的,凱恩斯不是這樣的,愛因斯坦也不是這樣的。但像加爾布雷斯這樣的學者則在創造自己的“體系”,最終,這樣的體系不會被人類的知識積累所接納。當今中國,這種學者或者有這種勇氣的學者實在是汗牛充棟。我們讀楊小凱的書,發現他不僅繼承斯密的分工理論,並把它形式化,而且對新古典經濟學的邊際分析也不是簡單否定。這樣一種態度是科學家的普遍態度。第二,楊小凱對現實的批判建立在整個經濟學的科學方法的基礎上。在人文知識界,有大量像加爾布雷斯這樣的人士,他們工作固然很有現實意義,但卻沒有重大的知識積累的意義,因為他們總是在“自言自語”;他們的理論很難被“證偽”。楊小凱寫下了大量批判現實、解釋現實的文字,其深刻的洞察力讓我們折服。我們不敢說他的所有論點都是準確的,但他無疑是在以一個科學家的身份在說話。在當今中國,我們需要學會像楊小凱那樣思考和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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