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世間此為何物？直叫人瞠目結舌！

（圖、文選自網絡，在下向創作者致敬，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謝謝！）

文/假張

1965年到1966年期間，印尼華人曾經遭遇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具體有多少人遇害已經很難統計，有人估計在幾十萬，有人則估計100多萬乃至400萬（被殺害的總人數）。

當時軍方發動政變，隨後清洗共產分子。但由於僱傭流氓組織執行屠殺，很多和共產黨完全沒有任何聯繫的人，包括普通的農民、工人、知識分子，都被扣上共產分子的帽子而被殘忍殺害，而華人則是最大的受害者。

50多年來，這段黑暗血腥的歷史被深深埋藏，不但外界了解甚少，就連印尼人自己也不太清楚。

美國紀錄片導演約書亞·奧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在印尼拍攝十多年，把當年這段歷史拍成了兩部紀錄片。

其中的第一部叫《殺戮演繹》(The Act of Killing)，獲得了2014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提名；而第二部《沉默之像》(The Look of Silence)，又在今年獲得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提名。這兩部片子第一次讓外界廣泛而系統地了解到了那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也在印尼引起了巨大的轟動。

今天想先介紹下第一部《殺戮演繹》。2013年，我在紐約一家藝術影院裡第一次看了這部片子。放映完畢，全場靜默片刻，然後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那天天氣晴朗，可是走出電影院我感到一陣噁心，腦子裡只有一個念頭：這輩子都不想踏上印尼這個國家的土地一步。

真正讓我感到震撼和詫異的，不是當年的血腥和殘暴，而是今天的印尼人對那場慘劇的麻木。

劊子手不但逍遙法外，而且繼續處在社會食物鏈的頂層，貪污、賄選、勒索、敲詐，無惡不作；紀錄片裡呈現的印尼，腐敗無處不在，流氓被奉為英雄，華人繼續逆來順受備受剝削，整個社會似乎都深陷在一種扭曲的價值觀所形成的泥淖里無法掙脫。

奧本海默早在10多年前就決心揭開印尼屠殺的真相。一開始，他把重點放在受害者身上，但是很多接受採訪的人很快受到了人身威脅。後來，其中一個倖存者對他說，應該去拍那些施暴者。

於是，他輾轉聯繫上了幾個當年的劊子手。出乎他意料的是，那些殺人者非常熱衷於講述他們自己殺人的故事，樂於吹噓當年的“英勇”事跡，一點都沒有感到不好意思。

奧本海默提出要幫他們拍一部講述屠殺的電影，請他們在電影裡詳細地重現當年自己殺人的場景。這些劊子手一口答應，沉浸在自己即將成為“電影明星”的幻想和喜悅之中。在他們的眼裡，這樣一部片子將會為他們樹碑立傳，成為他們的光榮傳記。

《殺戮演繹》這部紀錄片，講的就是這些“劊子手”如何以巨大的熱情投入這部影片拍攝的故事；而他們繪聲繪色得意忘形地描述的殺人細節，恰恰成為了把他們釘在恥辱柱上的鐵一樣的證據。

片子的主角是安瓦爾·岡戈(Anwar Congo)，他當年是讓人聞風喪膽的劊子手，曾經親手殺害了1000多個人。

另一個主要角色是安瓦爾的好友赫曼·科托(Herman Koto)，當年是行刑隊長。

對着鏡頭，安瓦爾講起了自己殺人的經過。

他說，一開始抓到人都是毒打至死，可是因為血濺得到處都是，就算清理乾淨，仍然留下腥臭的氣味。也恆因為如此，他那時從來不穿白色的褲子，甚至不穿白色的衣服，總是穿深色的衣服，“就像是去野餐一樣”。

後來，他從美國黑幫電影裡受到啟發，發明的一種新的殺人方法，就是用鐵絲勒住對方脖子，這樣殺人很快，因為對方根本沒辦法抓住鐵絲掙扎，鐵絲勒進了肉里，根本抓不住。

談起這些，他沒有一絲愧疚。他甚至懷念起自己的年輕時代，嘆息“人老了就穩重多了，年輕時要暴虐很多”。

鏡頭一轉，他蹲在地上，教育兩個年幼的孫子要對小動物有愛心，不要傷害它們。

兩相對照，多麼諷刺。

他們還找來群眾演員，配合自己表演當年殘暴的行徑。

另一個行刑隊員，阿迪·祖卡德里(Adi Zulkadry)，談起自己殺人的情景也十分自得。他說自己在路上見到華人就殺，見一個殺一個，具體多少已經記不清了，但“肯定非常多”。

他還說，“有次在往亞洲街那邊走的時候，遇到了女朋友的爸爸。我的女朋友是華人，於是，‘鎮壓華人’運動就變成了‘鎮壓女友爸爸’運動。所以我也殺了他，因為他也是華人嘛。他摔進陰溝里，我用石頭使勁砸他，然後他就沉下去了。”

說這話的時候，他笑了，車裡其他幾個人也笑了，仿佛都在誇獎他的幽默。殺了成百上千人，對他們來說，仿佛不過是踩死了幾隻螞蟻。

就連很多當年的倖存者，對於親人和自己的遭遇也非常麻木，仍然小心翼翼地迎合當年的劊子手。

在電影的其中一幕里，安瓦爾的鄰居蘇約諾(Suryono)扮演受害者被拷問，他回憶說，自己的繼父是個華人，是雜貨店的老闆，自己剛生下來不久就和繼父一起生活了。在他11、12歲那年，有天凌晨三點有人敲門，繼父去開門就被帶走了，第二天在油桶下發現了他的屍體，“從頭到腳被麻木包着，就像死去的羊一樣”。那之後，他和家人被流放到了貧民窟。

他一邊說，一邊賠着笑，表示自己只是建議把這件事作為電影的素材，“我發誓我沒有批評你們的意思”。

大多數慘遭殺害的華人其實都是普通人，“共產主義分子”只是被強行扣在他們頭上的莫須有的罪名。

這是一個大出版商，叫易卜拉欣(Ibrahim Sinik)，當年負責收集情報和審問嫌疑犯。導演問他，審問時都問些什麼呢？ 他說，“不管問什麼，我們把答案改一改，這樣人們就會憎惡他們了。作為新聞工作者，我的任務就是讓人們憎恨這些共產主義者。抓到這些共產黨後，我們會把他們打得不成人形，然後才會交給軍方。

當年組成行刑隊、參與鎮壓和殺戮的，大多數是準軍事組織“五戒青年團”的成員。1965年，他們屠殺了甘榜格南村(Kampung Kolum)的大量村民。

“劇組”找了今天“五戒青年團”的成員和貧民窟的居民，重現當年甘榜格南村燒殺擄掠的場景。由於暴徒的表演過於逼真，扮演群眾的貧民窟居民都被嚇住了，拍完以後仍然久久回不過神來，而孩子則被嚇得大哭。

當年參與這場屠殺的一個行刑隊員說，“如果她們長得漂亮，我會把她們都強姦了。我就是法律。尤其是遇上14歲的少女，實在是太享受了……在你們看來那一切像是地獄，但對我來說就是天堂。”

美國人來拍電影紀念“鎮壓共產黨事件”的消息也傳了開來，印尼國家電視台專門請了安瓦爾和其他劇組成員來做了一期訪談節目。

面對電視鏡頭，安瓦爾介紹了自己用鐵絲勒人的“發明”，說這種殺人的方法是從美國黑幫電影裡學來的，現場響起了掌聲。主持人對着鏡頭微笑地讚揚說，“這種殺人的方法更加人道，避免了死者的痛苦。”

主持人問，“一共有250萬共產主義者被清洗，為什麼他們的後代不來報復呢？”安瓦爾說：“不是他們不想，而是不能，我們已經把他們都殺光了。”

現場再度響起熱烈的掌聲。

請問，這到底是一個怎樣變態扭曲的國家？！

時至今日，“五戒青年團”仍然在印尼有着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有300萬成員，這些人說白了就是一群無惡不作的流氓惡棍。在印尼語裡，“流氓”這個詞是Preman，來源於英語裡的“自由人”(freeman)。印尼人對“流氓”這個詞，顯然有着不同於文明世界的理解。

印尼副總統尤瑟夫·卡拉(Jusuf Kalla)穿着五戒青年團的制服在集會上說，“流氓就是自由人，這個國家需要自由人……我們的社會需要流氓精神，才不會變成官僚主義的國家……”

紀錄片裡有一段團長雅培托·蘇洛蘇馬諾(Yapto Soerjosoemarno)的訓話，他說，“所有五戒青年團成員都是英雄，剷除共產分子不僅是軍隊和警察的責任，我們五戒青年團也要承擔起這個使命……有人說我們是流氓，如果是流氓的話，那我就是你們的流氓頭子。”

還是這個團長，在打高爾夫的時候對女工作人員大開污穢不堪的玩笑，“你下面肯定長了顆痣”。

在紀錄片裡，還有幾段五戒青年團的成員收保護費的鏡頭——不是表現當年的情景，而是現在發生的事。幾個被收保護費的華人老闆，全都敢怒不敢言，乖乖地送上錢。

“你運氣已經很好了，要是別人我都是先揍了再說。”

（老闆只能尷尬地賠笑）

蘇門答臘省議員瑪朱吉(Marzuki)，親口承認五戒青年團無惡不作，“賭博、走私、非法捕撈、非法砍伐、收保護費、奪取土地”。

當年的行刑隊長赫曼·科托，雄心勃勃地準備參選市議員，他到處走訪民眾，許諾只要給他投票就能收到禮物。他還說，這樣的賄選非常普遍，參加競選集會的人也都是花錢請來的。

“現在沒有人相信政黨競選時宣揚的那一套了，我們都成了肥皂劇里的演員，我們的靈魂早就像肥皂劇演員一樣。表面上樂在其中，但其實都很不屑，在心裡說去他媽的。”

對着鏡頭，他開始暢想當選市議員、成為建設委員會委員的好處，“如果我能成為建設委員會的委員，那我就能從每一個人哪裡賺到錢了。比如說一棟樓比設計得少了10厘米，我就可以下令拆掉，然後他們就會說，別上報這件事，這些錢您收下吧。就算房子蓋得沒問題，我也可以嚇唬他們，那他們照樣會給我錢。”

然後他開始計算能拿多少錢，“僅僅是在一個小社區就能拿10萬美金”。

就連當年殺人如麻的大魔王安瓦爾都評價說，“市議員應該是社會上最高身份地位的象徵，但他們根本就是帶着領帶的強盜”。

紀錄片裡的幾個人，對於自己罪孽深重的過去有着不同的態度。

主角安瓦爾手上沾着上千人的鮮血，大部分時候他看起來無憂無慮，對自己做的事深感自豪。

他喜歡電影，喜歡貓王，“馬龍·白蘭度、阿爾·帕西奴，都是我最喜歡的演員，再算上演西部片的約翰·韋恩(John Wayne)”。拍電影是他內心的一個夢，所以他非常起勁地配合電影的拍攝，每次拍戲都非常認真地挑選自己穿什麼樣的衣服。他說自己年輕時看了很多暴力片和西部片，但自己比電影裡更加殘暴。

隨着採訪的深入，他逐漸流露出了心虛和恐懼。他說自己經常會從噩夢中驚醒；為了讓自己快樂一點，他試着喝酒、聽音樂、跳舞、抽大麻、吸食迷幻劑，尋求內心的解脫。

他說，“我不斷地被噩夢折磨，或許是我用鐵絲活活地勒死他們。這一切都會回來折磨我。”

阿迪·祖卡德里則絲毫不感到愧疚，他用來解脫自己的方式，是告訴自己一切都是政府允許的，被殺死的人只能接受被殺死的命運，別無他法。

他說：“我們用木棍捅進他們的肛門，直到他們痛苦地死去。我們用棍棒打斷他們的脖子，絞死他們，用鐵絲勒死他們，砍掉他們的腦袋，開車壓死他們。政府允許我們這麼做，我們殺死了這麼多人卻從來沒有受到任何懲罰，這就是證據。”

他說：“也許這樣說只是為了讓我自己更好受一些，但這奏效了。我從未覺得愧疚，也從來沒有情緒低落，沒有做過噩夢。”

這樣冷酷無情的人，卻是妻子深愛的丈夫，女兒慈愛的父親。

即使是安瓦爾的悔恨看起來也是那樣的不真誠，他只是用後悔來減輕自己內心的負疚，讓自己好受一些。

在紀錄片裡，他來到自己當年殺死很多人的地方，說，“這裡一定有很多鬼魂，他們本來都是活生生的人，到這裡後一頓毒打，然後就死掉了。”他蹲在地上，感到一陣噁心，終於沒忍住吐了很久。

他並不是真的意識到自己罪孽深重，只是在害怕那些鬼魂回來尋仇。

所以在那部他參與導演拍攝的電影裡，為了給自己一些良心的安慰，他在末尾安排了一個噁心的情節：當年被他殺死的人，和他一起進入了天堂；其中一個受害者，給他戴上了一個獎章，對他說，這是獎勵你處決了我，把我送入了天堂，我在心底感謝你千遍萬遍。

現實的荒誕在這裡達到了頂峰。而荒誕感，正是安瓦爾刻意讓自己拍攝的這部“電影”所呈現的效果，他特地搭建了這樣的場景。

紀錄片拍攝完成後，導演奧本海默迅速離開了印尼，並且聽取人權專家的建議，不再回到那裡。

由於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參與拍攝的幾十位印尼籍工作人員不敢署名，在片尾字幕上以“匿名”(Anonymous)代替。

這一個個anonymous，象徵着50多年後的今天，仍然揮之不去的荒謬和讓人不寒而慄的恐懼。

但是神奇的是，這部片子在印尼並沒有被禁，奧本海默講述了當時自己所採取的策略。

就這樣，數百萬的印尼人觀看了這部片子，終於了解了自己國家這段殘暴血腥的歷史，同時第一次開始公開討論這段歷史。

但印尼的血腥史又何止這一段？歷史上他們多次對華人進行過屠殺和鎮壓。最近的一次就發生在1998年的5月，三天的時間裡數萬華人受到有組織的攻擊和殺害，而印尼政府對此採取了默許和縱容的態度。

《殺戮演繹》在世界範圍內120多個國際電影節播放，拿了30多個獎，並且在2014年獲得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提名。它的巨大影響力，最終讓印尼政府的態度產生了鬆動。

印尼舉行了一場研討會。在國際媒體的報道中，這個會議只是一條簡短的消息，並沒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但其實這個研討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為這是歷史上印尼政府首次批准對發生在1965-1966年的反華運動和大屠殺進行公開討論。

但是，這並不意味着印尼這個國家的良心已經甦醒。因為在會上，印尼安全部長明確而強硬地表示，將不會對事件展開刑事調查；他甚至拒絕用道歉這個字眼，只是說會在適當的時機，用“適當的語言”，對當年的受害者和他們的家人表示“遺憾”。

也就是說，當年的劊子手永遠也不會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價，而那些無辜送死的百萬冤魂，將永遠死不瞑目。

唯一讓我們稍感寬慰的是，因為奧本海默，和在他激勵下的那些勇敢的印尼記者，這個國家黑暗的一頁不至於被歷史徹底遺忘。（轉帖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