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瑪。瑟曼的《母性》一開始相當的真實：一個一直想當作家的知識女性在家庭生活（清潔工作）和博客以及與之相連的作家夢之間掙扎着，她在生活的壓力和自己的夢想的驅動力的多重作用下瀕臨精神崩潰的邊緣。她終於和她的丈夫攤牌，面對面的談論。她覺得自己犧牲很多，覺得自己失去了很多，她對丈夫說有個年輕的投遞員讓她再次感覺到自己的重要性和美麗，她說：他（投遞員）讓她覺得自己會寫出值得一讀的東西；他（投遞員）的目光讓她覺得自己是值得一看的女人。

我的反應：這個知識女性病的不輕。她把自己當作商品，而衡量她這個商品的價值就在於市場的需要。作為女人，就是男人對她的需要；作為作家，就是讀者對她的需要。她把自己，一個人異化為物。因此，她的悲哀和精神問題是無可避免的。

結尾似乎順理成章的了。商品總是要通過貨幣來體現價值；這位知識女性的家務勞動和多年的精神疲勞獲得老公兩萬四千美元的補償。於是，她“活”過來了，開始提供堅持夢想不動搖那種說教，其實就是在說：媽媽們，在可怕的家庭生活和精神疲勞之下，一定要堅持住：好的商品總會有人買的！

且不說那個光明的尾巴——老公意外撿到寶一下拿到一大筆錢（和中彩票的幾率一樣大）的美事——是如何的虛化和不現實。我實在看不出，她的說教如何能讓人信服。

一個知識女性（電影還給她貼上女性主義的標籤），如何能夠在日以繼夜的生活壓力和精神折磨之下保持虛幻的希望（希望天上掉餡餅）和精神健康。而精神瀕臨崩潰邊緣的她又如何能夠在支票面前奇蹟般痊癒。這個結尾如此“好萊塢”，如此虛偽，真正體現了美國社會的精神危機已經病入膏肓了。

商品化的洗腦使得這個淺薄的知識女性把理想（說白了，不過是更多錢，更多時間；考慮到時間就是金錢的至理名言，說到底還是錢）寄托在有個有錢人（在電影裡碰巧是她老公）願意出不低的價格來買她這件商品。

這再次印證了弗洛姆對於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精神危機的描述：人們追求占有，而不是生活，更不是高質量的生活。而追求占有的結果是主體被異化為客體，人被異化為物。主客的二元對立這一根本矛盾因為日益加劇的衝突而產生一個又一個得精神危機。

另外，在我看來，也許所謂的“女權（性）主義”只不過是資本主義的一個陰謀。女權名義上解放了女性，使她們可以工作，其實不過是為資本家增加更多的、更廉價的勞動力。或者說，女權主義幫助資本家加速了對女性的異化，提高了資本的利潤。

而與此同時，女性被假設成為女超人，不僅要下的廚房、上的廳堂，還要“里里外外一把手”。也就是說，一個女性可以工作，但是她也同時被要求要完成所有家務。如果說，在家庭內部，女性被夫權壓迫的話，那麼現在，在女權主義的幫助下，女性還要到社會上被經理、資本家壓迫。

如果女權主義不能讓女性有不工作不做家務的自由，那么女權主義一定是資本家的發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