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遗忘 正视历史
推动改革 促进民主









第18期 （友谊交流，免费赠阅）
2009年3月5日

目录
丁补之 陈伊玮：习仲勋——“杀出一条血路” 3
许良英：幻想•挫折•反思•探索 7
杜光：普世价值：一个时代性的重大课题 17
黄一龙：两部苦难史的跋文 26
戴铭辛：寻找知识“份子”的人格与尊严 32
张耀杰：走错房间的右派精英 34
周拥军：当代诗侠钱明锵 43
铁 流：追访四川大学生物系女生冯元春 50
马文都：一场反右，三代受害——父亲、我、儿子 55
李家揆：避祸农村19年生活实录（1961—1979） 70
后永年：这究竞是为什么？ 72
孙传仪：点滴回忆引出的主客对话 75
茆家升：他“沾”了一点右派的光 76
阿 森：这一页 太沉重 ——读赵旭先生《夹边沟惨案》 81
张鹿鸣：一个“五七”后代的一点感想 85
章立凡：牛年竹枝词（十首） 87
黄河清、张允告、 铁 流、博绳武：牛年贺岁（四首） 88
于浩成：答王建勋 88
晓 枫：悼汪刚兄 91
黄绍甫：我知道的汪刚 92
友谊回声:杜明达、一位不愿具名的北京读者、《冬天论坛》、
邵建元、刘孟懿、汤烈辉、葛娴、林晰、何燕、曾璧华 94
几位年逾70的义工老人向大家致意： 100




丁补之 陈伊玮：习仲勋——“杀出一条血路”
《南方周末》2008-12-18
他一生“两个最大的闪光点”
一是早年跟随刘志丹创建陕甘边根据地；二是带领广东在改革中“杀出一条血路”。
1978年，赴任广东不久，习仲勋收到市民来信，里面装着无法兑换的五毛钱的鱼票。时任广州市越秀区区委书记的朱森林后来回忆，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习仲勋。
靠海却无鱼可卖，这是习仲勋主政初期面临的现实之一。当时“文革”浩劫刚过，广东物品奇缺，农业凋敝，工商不振，冤假错案成堆，每年偷渡逃港者数以万计。
1978年3月，叶剑英与华国锋、邓小平交换意见后，中央决定派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南下广东，出任省委书记。这是他被审查、关押、监护达16年之后的重新出山。
从1978年4月到1980年11月，习仲勋主政广东共两年零八个月，“把守南大门”（胡耀邦语），发挥出惊人的能量。这段不长的时期，成为他“一生两个最大的闪光点之一”（秘书俞惠煜语）：一是早年跟随刘志丹创建陕甘边根据地；二是带领广东“杀出一条血路”，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同时为深圳、珠海特区奠基。
反“偷渡外逃”
“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
在卢荻看来，习仲勋上任初始面临的一个严峻形势，就是边境汹涌的偷渡逃港潮。卢荻是广东省党史研究室助理巡视员，《习仲勋主政广东》的执笔人之一。
1978年7月，上任三个月后，习仲勋即前往宝安视察。在沙头角中英街，习仲勋看到，香港那边很繁荣，内地却破破烂烂。
曾担任珠海市市委书记的梁广大后来的一番话映照当时现实：“虽然我们的舆论整天宣传社会主义是‘天堂’，资本主义是‘地狱’，但是存在决定意识，老百姓看到在困难时期港澳同胞回来探亲穿得漂漂亮亮，还把一筐一筐的东西带回来，就不信。很多人趁刮风下雨的晚上，就往香港、澳门逃，冒着生命危险冲过去，非要往‘地狱’里闯一闯，非去‘水深火热’中泡一泡。”
1978年深圳农民的年收入是134元，虽然远高于广东全省农民人均收入77.4元，却与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年收入13000元港币差之百倍。
官方统计表明，从1952年至1977年，仅宝安有偷渡外逃行为的就达62305人，其中逃出去40598人，占全县总人口近二成。有的公社，比如大鹏公社有三个村庄共34户117人全部逃光。
此前1977年11月，广东省委已将此作为重大恶性政治事件，向正在广州视察的邓小平汇报。当时南方日报副总编张汉青回忆，反偷渡因为被当作敌我矛盾，“偷渡的人被叫作偷渡犯”。内部会议上，就逃港是政治原因还是经济原因存在争论。是习仲勋改变了以往的看法，他认为：“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张汉青认为，这一转变促成了认清、解决偷渡问题的正确途径。
同时，广东省和港澳工委反复做工作，希望“港英当局改变此前所谓‘人道’做法”。从1980年秋开始，港府实施新措施，偷渡者到香港一律不发身份证，不准在香港居留，全部遣返内地。香港雇主雇用偷渡客者，罚款5万元（港币），坐牢一年。措施公布后，11月份广东偷渡外逃人员仅近百人。
习仲勋意识到，堵禁之外，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是长久之道。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广东省委提出设立特区的设想，并经中央批准同意。
1980年8月，特区条例公布后，当年曾参与筹建特区的原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发现：“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

平反冤假错案
“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被挤出广东；另一种可能是把为‘地方主义’等平反活动搞成。”
当时，历次政治运动使得广东面临和全国一样的现实，大量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亟待解决。习仲勋以及随后到广东上任的杨尚昆被寄予厚望：因为习、杨本身就曾是受害者，同时据广东省原副省长杨立所著《古大存沉冤录》记载，“叶剑英表示，派出他们这两位资格老、吨位重的曾任中央重要职务的干部到广东，就是因为广东问题复杂，他俩可以压得住阵。”
平反期间习仲勋立下极大的决心。有一次，古大存（“反地方主义”受害者，曾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夫人曾史文问习仲勋：“有人说你为‘地方主义’翻案，你知不知道？”习仲勋回答：“知道，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被挤出广东；另一种可能是把为‘地方主义’等平反活动搞成。”
习仲勋按照中央的指示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主要依靠省纪委进行复查，对这些冤假错案大刀阔斧地逐一加以解决。其中包括华侨、归侨和侨眷侨属因为有“海外关系”，在“文化大革命”等多次政治运动中受到的迫害。1979年3月，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为他们平反昭雪。历史的诡异在于，此后在广东的改革开放中，正是这些有“海外关系”者引来巨额外资，起到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作为政治家，习仲勋自有其博大胸怀。卢荻说，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时，曾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认为该报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在“砍旗”，这和很早就表态支持该文的习仲勋意见相左。但事后，“向中央要人，让吴1980年赴粤担任分管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省委书记的，正是习仲勋。”卢荻说，习仲勋对事不对人，即使吴犯过错误，但不影响习仲勋惜才。
主政广东期间，习仲勋还曾进行农业经济体制改革，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建设上来，并推广“清远经验”，初步开展了价格、企业等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
这期间还发生“惠阳批评信事件”。1978年9月，习仲勋接到惠阳地区检察分院麦子灿的实名意见信。信中直言“我感觉你是一个爱听汇报，爱听漂亮话，喜欢夸夸其谈的人”，并提到自己此前反映过的“官司走后门”、“营私舞弊”等问题一直没有回音。
习仲勋很快回信，“表示诚恳接受，并决定将你的来信转发各地”，要求纠正缺点，改进作风，并委托省长刘田夫前往惠阳时与之面谈并解决问题。这些信件在新华社全文照发，“鼓励干部、群众大胆讲话，以便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风气”。
向中央要权
广东如果这样搞，那得在边界上拉起7000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毗邻几个省隔离开来。
上任之初的宝安考察，使习仲勋感受到搞活地方经济的唯一出路在于发展经济、对外开放。
卢荻认为，若非习仲勋，很难说有广东改革开放的先走一步。习仲勋有老一辈革命家的威信和地位，和中央关系熟稔，便于沟通，而中央也能对其有足够的信任。中央支持、群众呼吁加上以习仲勋为班长的广东省委的提议，上下互动，方成大事。
1978年4、5月间，国务院派港澳考察组到港澳等地进行考察。考察组写出了一个报告，要求把珠海、宝安建成商品出口基地，这与广东省委的想法不谋而合。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习仲勋、杨尚昆和刘田夫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汇报提出给广东以更大的自主权，允许广东参照外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大办出口特区时，想不到与会一位中央书记处书记当场大泼冷水。他说，广东如果这样搞，那得在边界上拉起7000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毗邻几个省隔离开来。
虽然有反对意见，但这个构想得到许多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支持。邓小平对此非常赞同，并追溯陕甘宁的传统，提出“特区”的概念。
当谈到配套资金时，邓小平说出了那句后来广为人知的话：“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和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
习仲勋1992年回忆这段经历时，称自己当时的心情“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能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惧的是担子很重，又没有经验，但“我们确信路是人走出来的”。
1980年8月26日，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两个月后，习仲勋、杨尚昆调回中央工作，任仲夷接棒成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离任前的9月28日，中央下发会议纪要，其中清楚写明：“中央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办理。”这是习仲勋、杨尚昆争取到的一把尚方宝剑，是留给发展伊始的广东的“遗产”。
此后，从广东起步，开放之潮从南到北，另一番天地逐渐开启。
1990年退居二线后，他回到南国，“守着深圳关注它的发展”。除在珠海短住一阵，至去世前整整12年，他都在深圳度过。
许良英：幻想•挫折•反思•探索
——波涛一生的心路历程
人生道路的初阶
我1920年5月3日出生于浙江临海括苍山山麓的一个小村镇。父亲是小地主兼营木炭生意，识字不多，在我四岁时就去世了，留下子女五人由我母亲抚养。她没有读过书，心地善良。我5岁上小学，对读书始终很感兴趣。1931年“九一八”事变，害怕做亡国奴，由此养成天天看报关心国家命运的习惯，对蒋介石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和“不抵抗”政策非常愤慨。由于爱读课外书，又受到“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一度想做爱迪生、法拉第那样的发明家、科学家，初中二年级开始崇拜爱因斯坦。
由于经济拮据，小学和初中结业两度升学都遭遇很大困难。高中进的是比较理想的浙大高工（全名是“国立浙江大学代办浙江省立杭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电机科。高工没有自己的校舍和校牌，我们胸前挂的是浙大校徽。教室设在浙大工学院内，教师几乎全是大学工科兼职的。二年级开始用的英文专业教科书也是大学用的。当时浙大文理、工、农三个学院学生总数不过546人，高工246人，所有全校性活动我们也都跟着参加。我1935年入学后3个月，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12月11日下午，浙大学生就带领全市大中学生上街示威游行，高呼国民党当局不许喊的抗日口号。这次运动在浙大转为驱除法西斯校长郭任远的活动，坚持了两个多月，终于迎来了正直开明、德高望重的新校长竺可桢。
1937年夏天抗日战争爆发，11月，高工随浙大迁到建德，不久被浙江省教育厅解散了。我怀着报国无门的极度沮丧的情绪回到故乡。1938年3月，我意外地发现新出的《万有文库》第二集中有一系列介绍现代物理学的通俗读物，深入浅出地阐述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一些基本概念。我惊喜若狂，整整半年都沉醉在这种狂热的喜悦之中。我从初中起对物理学一直非常感兴趣，想不到还有这样一个奇妙迷人的新领域，我决心要终生在这里驰骋。与此同时，我精读了爱因斯坦的文集《我的世界观》。这本书是一年前买来的，当时看不懂，现在逐字逐句地慢慢咀嚼，慢慢消化。书中许多关于人生和人类事务的精辟论述，使我深受启迪，使我第一次认真思考人生的意义以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问题。随后又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它也产生了好感。
投身革命
1939年2月，我怀着做“当代物理学权威”的幻想进了浙江大学物理系。那年浙大经历了三次搬迁，落脚到广西宜山。在我到校前三天，日寇18架飞机在浙大校舍投下118枚炸弹。1940年1月，浙大又搬到贵州遵义。一到遵义，我首先看到的是骨瘦如柴、蓬头垢面的背煤工人，背上压着沉重的背篓，步履艰难地蹒跚于街头。接着又看到一队被绳子捆着押送的所谓“壮丁”，身披破烂单褂，光着大腿在寒风中哆嗦。同时又看到一些以路旁的岩窟栖身的赤贫人家。面对这一幅幅触目惊心的人间惨象，我无法平静，默默地凝视着。我醒悟到，这些在苦难中挣扎的劳动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并且用生命来抗击敌寇，保障了我们的安全；而他们过的却是原始穴居人和古代奴隶的生活。我感到羞愧，觉得对劳动人民负了一身债。同时，我对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暴戾更是深恶痛绝，深感中国必须经历一次革命，于是义无反顾地走出物理理论的世外桃源，把主要精力用于阅读革命的历史和理论书籍。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的白色恐怖，激起我强烈的革命义愤，产生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但觉得当时浙大不像有党组织，只能靠自己与两位信得过的同学合作，开展地下革命活动。我们发起组织“质与能自然科学社”，致力于科学真理和革命真理的启蒙。我是以科学的求真精神、革命的牺牲精神，以及对革命理想和革命领袖绝对虔诚的信仰而投身革命的。经过两年多的认真学习思考，反复思想斗争和冒风险的革命实践，以为自己领悟了纯理智的统一，我称之为“理性”。遗憾的是，它却铸造成了我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迷信，直至1974年才有所觉悟。
1942年浙大毕业时，王淦昌先生要留我做他的研究助手。他说，我研究物理很有前途，因为我治学有三个特点：1. honest（诚实）；2. 理解力强；3. 有creative power（创造力）。由于我急于要找到党的关系，婉言谢绝了。我入学时，志愿做一个“当代物理学权威”，毕业时却立志要做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也就是要做一个职业革命家，一块普普通通的革命道路的铺路石。
1942年8月底，我到了桂林，找到一位比我进步早的初中同学，我以为他已经入党，可以帮助我解决入党问题。他说，他1941年在重庆入党，但目前与党组织无直接联系。我的入党愿望落了空。我在桂林耽搁了两年。先后在5个中学教化学、物理、数学，同时兼任《科学知识》月刊编辑。1944年9月桂林沦陷前后，我在桂黔边境山区流浪了半年。王淦昌先生在贵阳报纸上登广告，召我回浙大。
1945年2月我回到湄潭任物理系助教。路过遵义时，找到了1941年就认识的史地系的吕东明，他介绍我认识电机系的李振铭（李晨）。我们三人一连畅谈了三天。这次交谈对我帮助很大，我估计他们与新华日报馆有联系。以后了解到吕东明1938年在武汉入党，1941年到浙大工作，1942年考取史地系。李晨原名李振穆，1938年进西南联大土木系，后转物理系，1939年入党，1941年撤离昆明，1942年南方局组织部派他到贵州工作，与吕东明接上关系。1943年他化名李振铭考进浙大电机系，从此浙大开始正式有地下党组织，但当时未建立支部（直至复员回杭州以后1947年2月才建立）。
当时浙大的民主运动已走出多年沉闷的低谷，开始蓬勃发展。我在湄潭主要是团结进步同学，开展思想工作，帮助他们分析形势，出些主意。不久，进步核心成员潘寰告诉我，1944年底日寇进犯黔南独山，浙大处于紧急应变状态时，吕东明曾要他写份自传，我意识到这是准备发展他入党，吕东明和李晨肯定早已是党员。1945年9月吕东明到湄潭时，我即以十分激动的心情向他提出入党的问题。他说明年暑假可以介绍我去重庆新华日报馆解决。
地下党生涯
1946年暑期，浙大从贵州复回杭州。那时吕东明已毕业离校，他介绍我到重庆新华日报馆找赖卫民。（以后知道赖卫民又名赖映棠，当时是南方局青年组成员。1947年转上海青年组，1948年调到昆明，50年代任个旧锡矿副总经理，“文革”时被迫害致死。）赖卫民一见到我就说，对我的情况很了解。以后一个星期内，每天一早我到七星岗新华日报馆工人宿舍写申请入党自传。赖卫民审阅后表示满意说，目前一般是不发展新党员的，入党要经过四川省委批，很费时日。你应当立即去杭州，将来党的关系会转去。他介绍我路过南京时，到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找李晨；经过上海时，到马思南路代表团办事处找朱语今。9月，我离开重庆。路过南京，李晨告诉我，以后浙大工作就由他联系，我到上海不必找朱语今。想不到在上海有两个人要发展我入党，其中一人是潘寰。他介绍他的领导人吴佩纶（当时化名吴其亮）与我见面。吴佩纶告诉我，李晨已随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今后浙大工作由他负责联系。
1947年1月5日，我到上海，吴佩纶告诉我，我的党员关系已从重庆转来（以后知道，是赖卫民本人调到了上海，一个月后他还来过杭州同我见面），随即为我举行入党宣誓仪式。他又告诉我，浙大还有两个党员，一个是化学系四年级的孙幼礼（1943年我在桂林就认识她，1945年她曾找我要求恢复党的关系），另一个是电机系四年级的刘茂森，关系在李晨处。待转到后，三人即可成立党支部，由我们自己推选支部书记。2月下旬，刘茂森的关系转到了，我传达吴佩纶的指示，宣布成立支部（这是浙大第一个中共支部），自行选举支书。鉴于刘茂森来自遵义校本部，又是学生，我推选他为书记，而原来进步力量最强的遵义校本部却提不出合适的发展对象。
5月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后期，上海局青年组成员洪德铭（化名张新之）来杭州指导我们工作。8月，浙大支部改组，我任书记。洪德铭规定我们的任务为：1）发展党员30人；2）建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3）普选学生自治会理事会，强化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正当我们完成了前两项而转入筹备学生自治会理事会的选举时，9月26日晚，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国民党特务逮捕，3天后被杀害于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狱中。由此爆发了一次全国性的反迫害争自由运动，即于子三运动。这是1949年以前最后一次全国规模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这次运动在浙大持续了将近5个月，我们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由于得到了坚持“求是”精神、爱校如家、爱生如子的竺可桢校长的全力支持，运动取得了巨大胜利。
为了扩大运动的胜利成果，1947年12月，上海局决定成立杭州工作委员会，指派洪德铭为书记，钟沛璋和我为委员。钟沛璋从上海调来，负责领导之江大学和英士大学（在金华）两个支部。我兼任中学区委书记，负责开辟浙大、之江以外全市各大专和中学的工作。浙大支部书记改由李景先接任（因他过于暴露，不久改由吴大信担任）。浙大支部由洪德铭直接领导。一个月后，洪德铭调任成都市委书记，杭州工委书记由陈向明接替。（1984年10月，在杭州召开的一次党史座谈会上，洪德铭告诉我：1948年1月，上海局分管组织工作和青年工作的钱瑛大姐通知他调离杭州去成都时，提出杭州工委书记由我接任。洪德铭认为我党龄短，缺乏党内工作经验，推荐1939年入党，时任崇明县委书记的陈向明，钱瑛也就同意了。）1948年2月以后，领导杭州工委的是上海局上海学委副书记吴学谦，他是钟沛璋的入党介绍人。他每次来杭州都住在我的宿舍里。因为他睡觉时爱说梦话，为避免泄密，由我陪着他。暑假，他要我们三人一道去上海总结工作。
1948年上半年，我们的开辟工作进展顺利，2月到5月，相继建立了杭州艺专（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和杭高（杭州高级中学）支部，其他各校也在生根发芽。暑假，工委先在杭州总结半年工作。我们都认为，浙大近几个月的工作显得混乱，斗争过于频繁，从4月到6月，全校性罢课搞了五六次。部分党员轻信解放军将于（1948年）5月渡长江的谣传，竟以学生自治会名义出布告召开“渡江座谈会”。结果，群众疲惫不堪，骨干过于暴露。而陈向明对浙大情况不熟悉，对浙大这样一个大学她自己也觉得难以掌握，一定程度上使支部处于失散状态。为了对革命事业负责，我提出让我回浙大工作，外校开辟工作改由陈向明负责。7月开始，我和陈向明就逐步互相移交分管的工作关系。
暑假前，吴学谦通知我们，解放区需要大批知识分子干部，要我们输送一批比较暴露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去。这项工作工委分工由我负责，并由谢葆铭担任“交通”。从7月到11月，我们共输送了70多人，其中浙大50多人，三分之二以上是党员。吴大信本应是首批撤离的，但需要他暂时留下总结和移交支部工作，让他到郊外亲戚家待命。8月中旬，我接他回来，随后浙大支部一连开了几天的总结会，参加的有吴大信、周志成、吴洵高、陈向明和我。地点都在物理楼我和周志成办公室的楼上。最后一次会议在8月21日晚，一直开到午夜12：30。天亮前，吴大信在宿舍被特务逮捕。据看守校门的工人说，凌晨1点钟就有大批特务进入校门，如果我们在物理楼的会议拖迟半小时，我们5人就一定会被一网打尽。因为深夜里整个校园里只有我们这个会议室亮着灯。当天上午，我们四人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对策。按照地下党的惯例，一个党员被捕，必须及时撤退所有与他有关的党员。吴大信是浙大支部书记，知道所有党员的情况（包括我，但他不知道陈向明的真实姓名和住处），如果撤退，浙大的党组织就成了空白，我权衡利弊后提出：我们不能撤，应冒着风险坚守岗位。据周志成回忆，当时我表态后还要求他和吴洵高表态，并提出：如果有人认为自己需要撤退，可以撤，组织上不勉强。他和吴洵高都表示要和我一起坚守岗位。陈向明也就同意了。
1948年9月，浙大支部升格为总支，由周志成任总支书记，我直接参与总支的活动。杭州工委增加了一个委员李国富，他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助教。为了迎接解放，统一党的领导，1949年3月初，上海局杭州市委成立，由原上海局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林枫为书记，原在杭州的柯里和方晓（他们是1948年成立的另一个杭州市工委的书记和副书记）为常委，另有委员4人，陈向明也在内。出于安全考虑，解放前市委从未开过全体会议。市委下设青年、职工、文教三个工作委员会，我们原来的杭州工委就改名为“青委”，仍由陈向明任书记，委员就只我一人。钟沛璋、李国富已于一个月前调回上海。市委通过常委方晓领导青委工作。市青委专管学生工作，原有的教师、职员和工人党员全转出去。我除分工领导浙大总支外，又兼任新成立的大专区委书记，兼管杭州艺专、之江大学、浙江医学院3个支部。陈向明直接领导杭高支部，又兼任中学区委书记。到4月底，市青委系统有党员172人，占全市党员总数的一半。
黎明后的朦胧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碰巧这一天是我29岁生日。在1948年11月以前，我一直以为自己这一生是见不到解放的，以为自己在这个日子来到以前就已经死在敌人的监狱里或刑场上。从1940年决心投身革命以后，我始终是作这样的思想准备的。1948年11月辽沈战役后，迎接解放提到了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我才意识到自己应该能够看到革命胜利了。我对革命胜利缺乏思想准备，长期以来都自比鲁迅所说的那种肩扛闸门的人，自己扛住沉重的因袭黑暗的闸门，让下一代人进到光明自由的天地。如今天亮了，大地都光明自由了，肩扛闸门的人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应该再干点什么呢？在此以前，我没有认真思考过。
现在检查起来，我写的这个纪念“五四”３０周年的文告有原则性的错误。由于自己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对毛泽东和共产党教条的迷信，对“五四”运动的性质和新中国应当遵循的建设方针都缺乏正确的认识。文中只说五四“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而根本没有提到五四精神的核心是民主与科学。我虽然多年从事民主革命斗争，但对民主概念的实质并没有真正的理解，以为推翻国民党专制政权，由共产党掌权，就是民主；因为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是人民的代表。这一认识上的错误铸成了我以后20多年的人生悲剧。
近十年来读到几位老共产党员的回忆文章，都说自己年轻时是由于追求民主而投奔共产党的。李慎之在他的传世之作《风雨苍黄50年》中说，他1949年读到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对其中的一段话，“‘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他“心头不免一震”。可是我当时并无特殊感觉。因为我从1938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后，就向往共产主义理想，也接受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认为专政是通向理想天堂的必由之路。共产党吸引我的，不是臆想的民主自由，而是共产主义理想、无产阶级专政和铁的纪律。直到1974年以后我才开始醒悟到：马克思主张专政而否定民主，是他最大的历史错误。因为自16世纪的荷兰革命和17世纪的英国“光荣革命”以后，民主已成为现代文明发展的主流，生活在19世纪的马克思竟倡言专政，是完全违背人类的历史潮流的。可悲的是，1938年在接触马克思理论以前，我已深受爱因斯坦的《我的世界观》的启迪；1940年决心投身革命后，却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奉为真理，爱因斯坦的政治思想就被置于脑后；而在革命胜利后8年，自己就莫名其妙地自食其果，成为专政对象。
1949年5月中旬，我离开浙大到新成立的中共杭州市青委机关，任党工科（最初名组织科）科长，负责全市大学和中学的党务工作。工作头绪多，十分紧张忙乱，晚上和假日也很少休息。党的机关里等级森严，领导干部追逐特权，完全没有了地下党的那种平等与友爱，我感到格格不入。但想起中国有几千年专制封建传统，现在是“新民主主义”阶段，只好忍着。
1950年3月，学校党务工作归市委组织部管，市青委党工科撤销，我被任命为市青委学生部部长。由于自己青少年时只爱钻书本，不爱活动，又拙于口才，不宜做解放后的青年工作，曾打报告请求调到科学或文教战线，未果。以后获悉，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后不久曾考虑调我去，被浙江省委卡住了。
到科学院“政治把关”
1952年1月，《人民日报》刊出龚育之长文，批评《科学通报》的“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同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也致信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批评科学院出版物的政治错误。《科学通报》是科学院机关刊物，是当时全国惟一的综合性科学刊物。面对如此批评，科学院领导，特别是分管出版工作的副院长竺可桢感到惶恐。于是，他们决定通过中共中央组织部调我来负责出版物的“政治把关”。
1952年6月22日我到北京，科学院党组书记恽子强亲自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接我。他是中共早期著名活动家恽代英的弟弟，原名贷贤。1899年生，1920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化学系，留校任助教；1925年入党，1943年到延安，曾任延安自然科学院副院长。他为人憨厚、诚挚，生活十分简朴。竺可桢在1949年9月29日日记中，称他“一身之外无长物”，“可称共产党之代表人物”。我庆幸自己一到科学院就接触到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领导人，这同三年前在杭州所见到的市青委领导人周力行成了鲜明的对照。恽子强告诉我，科学院党组受到中宣部批评后，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出版、宣传方面，他自己已从办公厅（原任副主任）转到编译局（任副局长，局长为古生物学家杨钟健）。他要我负责科学院全部出版物的政治审查，并具体领导《科学通报》的编辑工作。所谓政治审查，是指审查“立场”、“观点”、“保密”三方面的问题。立场是指政治上是否“反共”、“反人民”；思想是指是否“反马克思主义”；保密是指是否泄漏国家机密。当时科学院编译局是全国惟一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书刊的出版机构，定期出版几十种专门期刊（学报）和各种科学著作。于是规定：所有这些出版物在付印前都要把清样送我审查。
我到科学院上班的第一项工作，不是审读清样，而是审查一部英文书稿。当时政务院（后为国务院）规定：凡是要寄往国外的科学论文或著作稿件，都必须送交科学院审查。要我审查的书稿是北大物理系教授黄昆和他的老师Max Born （战前从德国流亡到英国，1954年获Nobel物理奖）合写的《 Dynamical Theory of Crystal Lattices》（《晶格动力学理论》）。这部书稿在科学院已经搁置多日。我翻阅了一下，认定是与政治无关的纯学术著作，觉得连这样的书稿也要审查，未免可笑。于是在便条上写了处理意见：尽速放行。以后获悉，此书于1954年在英国出版后，成为这一领域中国际公认的权威著作。我在十几分钟内完成这一审查任务，领导上很满意，认为我政治、业务都强，又有魄力，敢于负责。现在看来，这种检查制度是荒唐可笑的，它完全违背了思想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原则，剥夺了科学家的公民权利，妨碍了国际学术交流。可惜当时我完全没有这样的认识，而把毛泽东批判“自由主义”和“民主个人主义”的论点奉为神圣的信条，心甘情愿地充当书报检查员这种受人唾骂的不光彩的角色。对此，我深感内疚。半年后，由我提名调来了浙大地下党员吴洵高，这项出版物的政治审查工作就交给了他，我专门负责《科学通报》和宣传工作。
1954年，科学院仿照苏联科学院编制，成立学术秘书处，《科学通报》转到学术秘书处，我又兼任学术秘书处的党支部书记。
1955年反胡风和肃反运动中，我因在杭州时曾介绍胡风集团“骨干”方然（朱声，杭州安徽中学校长）入党，受到怀疑、批判，停职审查一年。这是我一生受到的第一次政治打击。虽然审查结果认为我历史完全清白，所交代的一切全部属实，但我下决心不再从事行政性工作，而投身于学术研究。
知识分子黄金年的书斋生活
在停职后期的1956年3月，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通知我参加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2年研究规划的制定工作。这项工作是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一部分，我所以被邀请，是因为我是开展这项研究的倡导者。早在1954年春，中国科学院决定按照苏联科学院模式，着手筹建4个学部，并调原新华日报馆馆长潘梓年来筹建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和哲学研究所。在一次讨论筹建哲学所的院务会议上，我（由于我当时负责《科学通报》和对外宣传工作，每周一次的院务会议和院党组会议我都列席）向潘老建议：哲学所内设一自然科学哲学研究组，组长可请中宣部科学处处长，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于光远兼任。潘老当即表示同意。1955年6月学部成立大会（我是大会秘书处宣传组组长）后，哲学所也随之成立，潘梓年任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兼哲学所所长，他聘请于光远筹建自然科学哲学研究组。
规划工作两个月就完成了，我的审干结论也出来了。我就请求调我到哲学所从事科学哲学研究工作，因为我的性格不适宜搞行政工作，而适宜从事学术研究。开始领导上不同意，说院部正准备成立宣传局，要我去负责宣传局工作。于是我给科学院党组正式写了一个请求调我去哲学所研究科学哲学的长篇报告，说明我从1938年开始就对科学哲学问题感兴趣，以后8年内读过不少这方面的书。
1956年6月28日我终于离开院部，抱着极大的热望到新成立的哲学研究所报到，认为这是自己一个“终身职业”的开始。谁能料到，一年多后却不得不结束这种理想的生活。
在到哲学所前，院党委办公室主动给我看赫鲁晓夫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20大的秘密报告。我把文件带回家仔细阅读。读时毛骨悚然，最令人震惊的是：1934年苏共第17次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包括候补委员）中，在1937年开始的肃反运动中，被逮捕和枪决的达98人，占70%；1943——1944年间斯大林强令4个民族全部长途大迁徙，并撤销了原有的自治共和国（车臣是其中之一）。这使我第一次感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恐怖与残忍。做梦也想不到，多年来受我崇拜的“世界革命导师”斯大林，竟是一个罪恶滔天的暴君。自己虔诚圣洁的革命信念遭到如此粗暴的亵渎与玷污，感到无比羞惭和痛心。我虽然认清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暴戾，却认为毛泽东不会步斯大林的后尘。理由是，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有决议：“禁止给国家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可是10年后，毛泽东不仅大搞个人迷信，还发动造神运动，使整个民族沦于史无前例的灾难之中。
读到这个令人震惊的秘密报告后几天，我又在怀仁堂听到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代表党中央向知识界作的重要报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强调，要贯彻这个方针，必须“有独立自由”。这个声音在当时是振聋发聩的，冲破了知识分子多年来被强迫思想改造的禁锢。我是带着意外的喜悦心情来到哲学所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的。
我们所创建的学科原来叫“自然科学哲学”，简称科学哲学。制定12年研究规划时称为“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规划草案定稿时，于光远把它改为“自然辩证法”。我不赞成，因为这样有明显的倾向性，会受马克思主义框框的束缚，不利于研究工作的自由开展。最后同意采取折衷方案，把原有名称加个括号保留下来。这个学科，60年代受到毛泽东的青睐，一时成为显学。80年代有了很大发展，但不久就逐渐被人遗忘，人们不愿再称它为“自然辩证法”，而仿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提出的“科学、技术与社会”（STS）。
到哲学所不久，我写完了11万字的小册子《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这是1955年5月人民日报出版社约我写的，目的是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党的科学政策。在肃反停职审查期间，在科学院副秘书长秦力生支持下，已写了大部分章节，其中介绍12年科学技术规划的第四章请范岱年执笔。到哲学所后写了最有分量的第五章，专门阐述“百家争鸣”方针，从历史上和理论上加以论证。文中提到“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21年后的1977年，类似的命题“实践是检验真里的唯一标准”，成了打破对毛泽东迷信的有力武器。这一章比较有锋芒，点名批判了艾思奇传播李森科“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的谬论，也批判了郭沫若（未点名）把“百家争鸣”比喻作交响乐队和谐共鸣的大合唱。

（未完待续）

杜光：普世价值：一个时代性的重大课题
——2008年8月31日在“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八次会议上的发言
这次新文化论坛的主题是普世价值问题。在7月5日的第七次论坛上，好几位专家都对这个问题作过精彩的论述。今天再把它列为论坛主题，进一步深入地探讨普世价值问题，是十分必要的。王占阳在上次论坛的发言中，把普世价值分为应然的、观念的、实然的三个层次，并且指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应该把应然的普世价值转变成为实然的普世价值的发展阶段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普世价值的重大意义之所在。如果现在再不确立普世价值观，中国就绝不可能实现现代化。”我很赞成王占阳的这个判断，确立普世价值的社会观念，并付之实践，确实是我们现阶段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却仍然坚持着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严重地阻碍了改革的全面而深入的发展。为什么会这样？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找对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没有找准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没有在指导思想上确立普世价值的观念。徐景安在主题发言中说：“普世价值之争的实质是改革与反改革之争，是改革方向之争！”我十分同意这个见解，想在这里作一些补充论述。
（一）改革开放就是实践普世价值，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继续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一直是在“猫论”和“摸论”的指导下进行的。至于改革开放的性质、目标，它的时代意义、发展前景，却格于“不争论”的禁忌（首先而主要的，是姓“社”姓“资”之争），缺乏深入的探讨，至今模糊不清。所谓“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都没有点中改革开放的要穴；“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指出了我国社会发展的远景和途径，是指导思想的一大进步，但仍不能说明改革开放的性质，也没有描画出改革开放的明确前景。
我在近几年来有一个看法：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是一百多年前由洋务运动肇始的民主革命的继续。民主革命就它的民主主义性质来说，它的任务就是彻底推翻专制极权的社会制度，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这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进程中必然要经历的、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在专制极权的社会制度没有彻底推翻，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没有全面建立以前，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历史任务，只能是继续推进民主革命。回顾一百多年的民主革命的历史，由于存在着两千多年的专制皇权的深厚传统，我国民主革命的进展显得十分曲折、十分艰难。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三次以暴力斗争为主要形式的民主革命，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后，都出现了专制极权势力的复辟。这里面的教训是很值得总结的。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表示要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这个崇高的理念和壮丽的前景，吸引了无数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下，民主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当时，在经济上五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在政治上，中央政府的构成里，非共产党员的民主人士占了将近一半的位置。这样的政治经济格局，是比较符合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民主主义发展前景的。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发展民主主义，就有可能彻底消除专制主义，完成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但是，毛泽东在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打断了民主革命的继续发展。在经济上，通过“三大改造”，剥夺了农民、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建立起全面垄断的经济体制；政治上把大批非共产党员排挤出政府权力机关，实现一党专政；文化上通过思想改造、批判《武训传》、批胡适、反胡风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树立一元化的意识形态。于是，经过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经济上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政治上垄断国家权力，文化上垄断真理裁判权，社会领域则垄断公民权利。这样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吗？当然不是，相反，却具有专制极权的所有特征。“社会主义革命”所带来的，不是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是专制主义的复辟。中国人民刚取得民主主义的胜利，就又一次地被推回专制主义的泥坑。
改革开放就是要摆脱专制主义的羁绊，回到民主革命的道路上来。袁伟时教授2002年9月25日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做报告时，曾经说过一句非常幽默、非常极端、又非常深刻的话：“我们在九十年代做的工作，大体上是继续做光绪皇帝、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什么是光绪皇帝和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呢？就是宪政民主，是由上而下的、和平非暴力的民主革命。在整整一百年前的1908年，清政府颁布《宪法大纲》，而且拟订了实施这个大纲的逐年筹备事宜的清单，列出君主立宪的九年规划，但这个进程被辛亥革命打断了。袁伟时这句话的意思，我想无非是说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不过是要实现清朝皇帝没有实现的宪政民主，继续民主革命的未竟事业。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既不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因为中国的社会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社会；“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也不可能，因为“社会主义改造”前的社会优势、政治优势都已不复存在，而资本主义早期的固有弊病，如血汗工厂、两极分化、贪贿腐败、赌毒黄娼、假冒伪劣等等，则已经无法避免。“新民主主义”已经被历史淘汰了。改革开放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民主革命所要达到的目标，那就是：取代国家政权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垄断，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民主、自由、平等，都是普世价值所要求的，改革开放，就是王占阳说的要实践普世价值。所以，否定普世价值，拒绝民主自由，实质上就是否定改革的民主主义性质，否定民主革命；他们拒绝改革的民主主义方向，希望中国回到改革开放前的那个专制独裁的毛泽东时代去。徐景安把普世价值之争归结为改革与反改革之争，改革方向之争，是非常恰当的。
（二）普世价值的基础是人类共同的人性
我们承认普世价值，是因为人类除了各自的个性和特定群体的共性外，还存在着超越于一切差别的共同性，就是通常说的“人性”，也可以说是人的天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例如趋利避害、珍惜生命、恻隐之心、对真善美的追求等等，正是这些共同的本性，产生了对社会生活的共同追求：自由、民主、平等。
改革开放以前，主流意识形态否定人性，大批人性论。抹杀人性的结果，是兽性大发扬，这是专制制度带来的恶果。马克思曾经指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4页） 历次政治运动中那些挖空心思地罗织罪状、陷人入罪的积极分子，文化大革命时群殴无辜、屠杀生灵的红卫兵、造反派，都反映了专制制度的发扬兽性的本质。
为什么人性和兽性会共存于同一个主体之中呢？斯宾诺莎曾指出：“人们都有一种欲望，要追求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论理学》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424页） 马克思也认为：“致富的欲望是所有人的欲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73页） 斯宾诺莎说的“追求对自己有利的东西”，马克思说的“致富的欲望”，都是人类共有的本性。但是这种本性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趋向：一种趋向是，人们在追求对自己有利的东西的时候，如果不顾社会或他人的利益，甚至采取有害于社会或他人利益的办法来谋求自己的利益，那么，发展到极端，就会使人性蜕化为兽性；相反，如果能够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关心社会和他人的利益，有利于社会和他人，至少无害于社会和他人，那就意味着保持了或发扬了人性。在社会生活中，甚至在同一个人的身上，也会表现出人性和兽性的对立和转换。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兽性的发展往往带来社会的混乱，甚至导致社会崩溃，赖有人性的发扬才得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苦苦寻求发扬人性抑制兽性的良药，以保持整个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类自身的和谐生活。古代社会的习惯法、自然法和近代的法律体系，历代思想家、政治家的著书立说，都表现了这个共同的追求。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等，是人类社会直到几百年前的近代才终于发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价值。
王占阳说的应然的普世价值、观念的普世价值和实然的普世价值（逻辑上混乱、概念上十分不清楚。所谓价值问题，即是应当与否的问题，价值即是应然的），实际上反映了普世价值的三个历史进程。应然的普世价值说的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和品性，但人们对它并没有认知的自我意识。随着文明的进步，出现了在观念上的、在一个地区一个民族范围内的普适价值，如中国古代的仁爱、诚信、忠恕、和为贵等等。基督教在“人人都有‘原罪’”和“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前提下建立起平等的价值观。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民主革命的思想家培根、卢梭、潘恩等人通过自然秩序论，申述以自然法则为基础的天赋权利，对经济、政治、宗教、社会及伦理道德诸方面的专制统治，提出了严正的抗议，于是有了自由、民主、平等、个性、人权等等观念形态的普世价值。由于当时亚非两大陆的文明还十分落后，普世价值只有在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三大革命洗礼的欧洲和后来的北美新大陆，才有可能由观念的普世价值发展为实然的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真正具有普世性是与全球化分不开的。一方面，全球化使小小寰球上的一切国家和民族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剧变都可能在全世界引起反响。另一方面，作为观念形态的普世价值，由落后国家的知识分子引进本国本民族，并力图在本国本地区加以实践。这才使由欧洲发端的普世价值真正具有普世性，并且出现了普世价值这个用语。1979年的新版《辞海》和1986年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都没有收入“普世价值”这个词条，可见这个词是是近几年才兴起的。
我在前几天读到一篇题为《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的征求意见稿，作者把价值划分为四个层次：个人价值、群体价值、社会价值、全人类价值。他认为普世价值“应该是指普天下的人共同追求的价值”。我认为这样划分是有道理的。否定普世价值的人承认有个人价值、群体价值、社会价值，但不承认有普世价值。这个见解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他们浸染很深的阶级斗争观念。在他们的眼里，人只有阶级性，没有共同的人性，人类没有共同的爱好、利益和追求，所以也没有共同的价值和价值观。在理论上指出价值的层次性，承认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同时也标明存在着超出阶级范围的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共同需要、共同追求，就可以避免阶级论者的片面性。温家宝总理不久前说：“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这是对普世价值的很好的说明。
（三）马克思的普世价值观
在上次论坛的一些发言里，有一个明显的分歧，有的认为马克思否定普世价值，有的发言则不同意这个观点。《价值中国》网发表上次论坛的发言后，有一位网友跟帖提出：“要有人去研究和发展马克思关于普世价值的理论。”徐景安在这次主题发言里谈到：马克思的理想是解放全人类，“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普世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的首要任务。”但没有展开论述，我愿意就这个问题谈一点看法。
马克思主义是否包括普世价值观（我这里说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见解，不包括被列斯毛等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我认为答复应该是肯定的，这可以从他们对自由的大量论述里看出来。马克思继承古典自由主义的宝贵遗产，肯定自由是人的本质特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 “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同上第1卷第67页） 他认为人的自由“合乎理性的本质”，“使人们成为理性的存在物”。（同上第101页、第105页） 他把自由列为他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核心内容，认为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社会将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同上第23卷第649页） 在这个联合体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 恩格斯也谈到：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70页）使他们“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同上第19卷第247页） 在他晚年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他以赞许的口气引用摩尔根的话说：“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形式上的复活。”（同上第21卷第203页）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所追求的未来的人类社会，正是实现了普世价值的社会，只是当时还没有“普世价值”这个词罢了。
对于民主问题，马克思在早期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里，曾有过较多的论述，如他认为民主制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人民是否有权来为自己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呢？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绝对肯定的”。（同上第1卷第281页、第316页） 马克思在这里是把民主制作为专制制度的对立物来充分肯定的，恩格斯则不同，他对民主基本上是否定的。就在马克思写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1843年，恩格斯在他的《大陆上的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里说：“依我看来，民主制和其它任何一种政体一样，归根到底也是自相矛盾的、骗人的，也无非是一种伪善”，所以，“民主制和任何其它一种政体一样，最终总要破产，因为伪善是不能持久的，其中隐藏的矛盾必然要暴露出来”。（同上第576页） 在第二年写的《英国状况——英国宪法》里，他一方面认为“在英国，民主制反对贵族制的斗争就是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英国的最近将来是民主制”，但同时也指出：“单纯的民主制并不能治愈社会的痼疾”，进而得出结论：民主制只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个阶段。（同上第705页） 40年后的1884年，他在致伯恩斯坦的信中说：“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也需要民主的形式，然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形式和一切形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同上第36卷第131页）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十九世纪，对民主制度抱有这样的认识是可以理解的。欧洲的资产阶级高举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引领广大民众，开展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但在革命胜利后，他们号称要建立的“理性的王国”，却不过是有产阶级的王国，无产者依然没有自由民主的权利，这就不能不使一切追求公平正义的思想家感到失望。恩格斯在上述给伯恩斯坦的信中，认为“民主共和国毕竟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形式，资产阶级统治将在这种形式下走向灭亡”。（同上） 这个观点来源于马克思，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谈到民主共和国时，指出它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国家形式”（同上第19卷第32页） 对照《共产党宣言》里说的“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同上第4卷第489页） 就不难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所推动的无产阶级革命，是要用工人阶级统治的民主，取代资产阶级统治的民主。这样来理解民主，当然还不是普世价值意义上的民主。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曾提出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的民主制的具体措施，如：公社由普选产生的代表组成，“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该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等等。（同上第17卷第358页） 恩格斯认为公职人员由选举产生和只发给他们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是“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两个可靠办法，（同上第2卷第228页） 也是保证国家民主性的可靠办法。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指出的无产阶级统治的民主制的重要措施，在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世界，有些已经成为事实。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它可以说明，现代民主制已经突破了原有的资产阶级统治的民主制的藩篱，使民主日益成为普适性的政治制度。
马克思对于民主问题的认识，从理论观念上看并没有局限在上述的范围里。在他看来，民主是人的自由权利在政治领域、首先是在国家制度上的表现，这从前面引述的关于民主制是“人的自由产物”的论断就可以了解。他后来说的“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同上第19卷第30页） 是对自由和民主的关系的更为明确的表述。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是承认民主的普适性的。
有些人往往用当代某些民主国家的不足之处来批驳民主的普世性。他们不了解，普世价值的实现是受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的。马克思说过：“人们每次都不是在关于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规定和所容许的范围内取得自由的。”（同上第3卷第507页） 民主自由的实现程度都不能不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在欧美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里，民主自由的实现程度都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而逐步提高的。以美国的选举权为例，1787年通过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规定只有自由人和3/5的非自由人可以计入选举议员的人口数；1870年宪法修正案才规定，公民的投票权“不得因种族肤色或曾为奴隶而加以拒绝或剥夺”；1920年的修正案解除了公民投票权在性别上的歧视；1969年修正案规定“不得以未交人头税或其他税为理由”而否认或剥夺公民的投票权；1971年的修正案规定18岁和18岁以上公民的选举权，不能因为年龄关系而加以否定或剥夺。（《中外宪法选编》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第234—238页）
更有启发意义的是，马克思在1880年向法国工人党领袖盖得口授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时说：“生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不能获得自由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4页）这个深邃的见解揭开了了民主自由何以在许多国家不能普遍实现的谜团。纵观到目前为止的世界历史，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始终是有产者的权利，无产者是很难实现自己的自由民主权利的。所以，只有社会上的大量无产者发展成为有产者，自由民主的普适性才能实现。我认为马克思的这个理论是非常有价值的。它把人类解放同取得生产资料所有权直接联系起来，意味着劳动者不取得生产资料所有权，就没有自由民主权利，就不可能得到解放。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要提出，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形式，应该是在联合生产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让每个劳动者都占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因为这是实现自由民主权利的经济基础。现在当政者把劳动者毫无所有权的国有经济，说成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而且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这完全是同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它已经成为建立民主政治、实现普世价值的基础性障碍。遗憾的是，直到现在，还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意义。
简短的结语
马克思的这些关于自由的论述，可以加深我们对普世价值的认识。
首先，我们只能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所规定、所容许的范围内，争取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实现，不能有过高的期许。但这是就实然的普世价值来说的，而目前中国社会最迫切的需求是观念的普世价值。只有全社会从上到下普遍地树立普世价值的观念，改革开放才有明确的方向。目前这场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本身，就足以说明树立普世价值观念是多么必要。我同意徐景安的意见，普世价值应当从三方面着力：一是吸取西方的文明成果；二是发掘优秀的传统文化；三是创新发展。徐景安的“三爱”理论，可以说就是创新性的普世价值。
其次，自由、民主、三爱等普世价值同民众从无产向有产的转变是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我们在提倡普世价值的同时，还应当关注生产力的发展和公民有产化的进展。黑龙江大学熊映梧教授在生前曾经提出“公民产权本位论”，主张每个公民都应享有一定的产权；有些学者呼吁实行“耕者有其田”，把土地所有权还给农民。这些正是争取公民产权的理论阐述和实际行动。公民有产化的推进有助于普世价值的实现，普世价值观念的树立和实践也有利于公民有产化。这两个方面的进步，都有待于我们的努力。
最后，我认为，普世价值的理论探讨和广泛宣传，应当成为现阶段启蒙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前的民主革命，包括改革开放、维权运动、启蒙运动，都需要推广普世价值的观念，推动普世价值的实现。在一定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也好，民主革命也好，都是争取实现普世价值的过程。只有普及普世价值，使它深入人心，改革开放才能找准明确的方向，民主革命才有完成的希望。
这是我在读了上次论坛的发言和有关文章，听了徐景安的主题发言后的一点看法，是否妥当，请各位指教。
2008年9月4日徐景安寄来

黄一龙：两部苦难史的跋文
一 追问“摇篮惨案”
——跋 王建军《五八劫》
处心积虑，撒饵下套，一个政府对自己治下的小孩子下毒手，把他们扼杀在摇篮里。
没有抵抗，没有哭泣，整个社会默默地看着自己的儿女被“自己的”政府在摇篮里谋杀。
这就是本书叙述的一个又一个真实的故事。它就发生在我们这块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华夏大地上，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确是典型的“史无前例”。
是的，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对未成年人的政治迫害，它直接间接导致若干幼小生命的终结，更夺走了成千上万孩子至少二十年最宝贵的青春，其性质正如对摇篮中的婴儿实行集体谋杀。
是的，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可耻的一次投降，面对自己儿女灭顶的命运，没有一个大人进行一丝抵抗，发出一丝叹息。此情此景，只有千百个赤裸的母亲怀抱自己的婴儿默默走进纳粹的毒气室，可与相比。
相信读者读罢本书，翻到本页的时候，对于五十年前四川当局针对少年学生的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真相，可以同意以上概括。
掩卷沉思，我们应当追问，究竟是何原因，造就本书叙述的惨案？
是恐惧。
孩子们和他们父母的恐惧是当然的。生活在一个公开以“专政”自诩的体制底下，身家性命包括孩子都是“公家”的，生杀予夺，权在领导；领导生气，百姓自然失去“免于恐惧的自由”，只有战栗，不敢出声了。
事情的诡谲之处，还在整个惨案的主动一方，其作案动机依然是恐惧：害怕孩子，害怕孩子长大，害怕自己的“专政”经不住长大了的孩子们摇晃。原来当年引诱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上钩入瓮的“反右派”运动，中间出现过一段插曲，不在导演脚本之内。那就是一些大学生忽然从半路杀出来，也要“帮助党整风”。他们以伟大的“五四”儿女自命，坚决捍卫公民的宪法权利，坚决“向一切法西斯蒂开火，叫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这是执政党在全国执政以前教给青年传唱的一首歌曲的名句），并且以为这正是执行了党的召唤响应了领袖的号召，所以毫无顾忌所向披靡，差一点打乱了领袖的战略部署拆穿了领袖收拾预定敌人的“阳谋”。于是反右立即“扩大”，横扫全国大专学校的优秀学生。横扫之后总结教训，知道有独立思想的大学生对于专政十分可怕，而不准可能思想独立的少年进大学，就逻辑地成为当局的一大要务。这才设下种种计策，诱骗中学生中的“假想敌”自投罗网，不仅把他们排出在大学之外，而且抛进社会底层沦为政治贱民剥夺政治生命，以保持专政制度长治久安，保证专政领袖永远放心。此即四川省“高五八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五八劫”的由来。
原来那些整人的人也会害怕。原来在专制体制下，连专制者自己，也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啊！
“五八劫”距今天半个世纪了。当年的受害者和加害者，或死或老，人也事也或可都算“俱往矣”。现在的高校，大约不会把考生预先政治排队或迎或拒了，政府也不在少年中间制造“反社会主义分子”加以扼杀了。这总是时代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不过根据种种历史教训包括本书故事的教训，只要政治不进步到实现民主废除专制，那么社会的两端，治人者和治于人者之间的互相恐惧，就是不可避免的，“五八劫”的再来一次两次多次甚至利用最新技术真正从摇篮里去甄别可疑分子加以翦除，都不是不可能的。就凭这一点，当局现在申言的“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之路”，“只会前进，不会倒退”，“不可逆转”等等，就是绝对必要的，就是绝对不许说了不算中途变卦的。
“五八劫”的执行机关之一，是共青团成都市委。案件发生前我正是该委员会的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按照职责，例该恭临前线，去“劫”本书里面的弟弟妹妹们。只是由于我已先于他们陷入“五七劫”中，被反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撤销一切职务，自然也撤销了“作案”的可能。那以后我被送去农村和矿山监督改造，对于少年们的受难甚至毫无所闻。直至娶了一位“五八劫”中受难的姑娘为妻，才从她那里知道一点当年的消息。可惜她那时年纪实在太小，只有十六岁，开会时别人叫她站起来接受批判，她吓得哭，批判的什么一句也没听进去。把她划为第三类，她还逞能报考清华大学，结果是送到铁矿当工人，结识了我这个右派分子。所以于公于私，我都该以在“五八劫”以前被划成右派分子为幸。也由于这样的渊源，我觉得还有脸接受本书编者的邀请，以我的读后感为本书跋。
二 专政压倒一切
——跋 杨泽泉著《回眸一笑》
名文《论人民民主专政》对于专政和民主有以下的界定：
“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准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结社集会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
这就是说，在人民“自己的国家”里，有两件法宝，一是民主，一是专政。民主归人民享用，是“胡萝卜”；专政的大棒则用来镇压“反动派”。此言一出，海内宾服。因为概而言之，居住在“海内”者，都是“中国人民”，新政权许诺“人民有言论結社集会等项的自由权”，还有选举权，选举自己满意的政府，都吃胡萝卜，哪能不表欢迎！至于持干戈以对抗新政权的“反动派”，多数跑到海峡那边，不曾跑或跑不掉者，多数又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当时通称的“约法八章”而向人民政府投降。“约法八章”第五条规定：“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以外，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的国民党各級政权组织的一切人员，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不仅应属归顺新朝，毋须领受大棒，而且甚有希望参加人民的队伍，一起向海峡对面的国民党政权“专政”呢。
此文发表半年之后，中国人民果然“组成自己的国家”，于今将近一个甲子了。在此期间，“民主制度”实行得如何，只须看执政党近年以来不断宣布须要“推进民主”、“扩大民主”，“民主”一词在去年召开的全国党代表大会的主旨报告中居然出现五六十次，就可知它在六十年来还是我们尚待落实的迫切任务。或者更直接地说，人民的胡萝卜还没有吃进嘴！另一方面，专政的大棒倒是横扫天下了。“反动派”扫除了一批又一批，“国民党残渣余孽”扫除了，地主富农资本家也相继扫除了，理由是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对他们该枪毙的枪毙了，老死的老死了，人不在了，又扫他们的儿子孙子，以及和他们毫无关系的“新生的反动派”。如此扫荡遍于域中近三十年，各种被专政的“分子”与时俱增，“人民”本人及其亲友未受专政者日見稀缺，这才开始全国大平反；平反之遍于域中雄辩地说明了冤狱遍于域中。本来说民主是给绝大多数人而专政只是对付“一小撮”的，怎么几乎绝大多数都挨了大棒而民主的权利“只给”了……一小撮？
这本《回眸一笑》，就以作者杨泽泉先生的自身经历为例，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本应饱餐胡萝卜的少年“人民”，怎样在当局制造的“三年（不）自然灾害”中，由于饥饿难当，别出心裁造个证明去购买（是购买而非偷窃更非诈骗！）果腹之物，以后又由于主人翁责任感的驱使，主动向“自己的国家”承认错误，而于瞬息之间被打入挨大棒的队伍，从此误落“敌网”中，一去就差点回不来的故事。他以压在专政下面的眼睛，替我们观察到，在这个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要坐稳人民的位子，是怎样难得；当稳人民还要享受民主，更是如何难上加难；而要变成“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去领受专政，却又如何如探囊取物，不费吹灰之力。
原来冤头债主就在这个“专政”上。专政这个东西，按照列宁的解释，就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凭枪杆子上台的革命政权，要对付同样挥舞枪杆子反革命的政权，“直接凭借暴力”事属当然，但是须以存在这样的暴力反革命为前提。在“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国家统一且还立了宪法以后，也就是早已过了马克思所设想的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以后，还要“坚持无产阶级（先称“人民民主”）专政”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设计和制造出“坚持”承受这个专政暴力的接班人。这个任务，同样是由“专政”自己来完成的。上述那些已经向新政权投降或输诚的“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的国民党各级政权组织”的人员，自然是现成的第一批入选的牺牲，叫做“历史反革命分子”，直接地接了跑到台湾去的“继续反革命分子”的班，享受或杀或关或管的专政；第二批人是按照经济地位入选的，就是地主富农资本家；然后开展各种政治运动，主要依照思想状况言论表现制造更多的“分子”：胡风分子、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派分子。然后再及于所有上述人员的亲属子弟，在他们脸上烙以罪恶“出身”的印记，理论上暂时虽然仍在“人民的队伍”，实际上成为后补专政对象，随时可以入列，以保证专政对象的“子子孙孙永无穷尽”。
少年杨泽泉就是以这最后一类人、身兼人民和后补专政对象之身走进本书的。他的父亲、历史学家吴天墀先生，本来就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幸又在国共內战前夜当了国民党的小兄弟青年党的“中央检审委员”，从而成了新政权下人民民主专政的第一批对象，并使他这位哲嗣的身份从小时候起就在专政对象界限的内外游移，最后走向专政深渊，直到在劳改营里被诬告说了一句对专政最高主宰大不敬的话: “都饿得打‘偏偏’了，还要喊毛主席万岁”，为这捏造出的15个字，差点被专政掉脑袋，并且实实在在地被专政15年。本书所述他在这个过程中所认识所交往的难友，绝大多数都属于上述专政对象序列，显示着这个所谓“人民民主专政”怎样从人民的队伍里不断制造专政的对象，专政怎样压倒了人民。
本书以主要的篇幅，忠实地记载了那些被压倒了的人民即非人民进入专政机关的掌控以后，经过怎样的炼狱，达到了专政的目标，变成“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的非人。这些过程看过一次就够受用一生，兹不在此再度惊吓读者。我只补充说，专政不仅压倒人民，而且首先就吓倒人民。因为专政的对象就是在人民队伍里不断制造的，入了专政之网（不是人民了）的自然倒霉，没有入网的（还属于人民）也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生怕一不小心就被专了政。作者初进劳改营时，看見那么多“党的基本群众”也沦为罪犯，曾经惊问“咋搞的，他们不都是宪法中的领导阶级吗，怎么都拥到劳改队里来了？”书中讲了一个最小的劳改犯从人民堆里被制造进来的故事：
我得识了一个从川北农村来的家门——杨光前。那娃儿年龄不大；但囚龄却长。不足18岁的他已坐了近4年的牢了。不知何故，临到接近满刑，还将他往凉山送。他所犯之“罪”，听来颇有些蹊跷：在大跃进中，作为农民的父母被赶去大炼钢铁了。屋内只有他和一个只有三四岁的弟弟。弟弟太小，夜晚常常哭闹。弄得也是娃儿的他实在无法。只有吓唬说：“你再哭，山上的‘野猫’（当地对老虎的称谓）就会下来把你吃了！”并不时溜出门外装老虎叫。哪知这样一来，那些日夜被驱赶着“战天斗地”的社员……便托故说山上出现了“野猫”，不愿再出工“挑灯夜战”。上头一听，这地方何时出现过老虎？马上便将其定成一桩政治事件。后来一查，这“野猫”竟是这杨光前，便将其以“破坏大跃进”的罪名拿获归案，念其年幼，只判了5年刑，也算是为当地政府保住了一方平安。但可怜的是，他连“反革命”是啥东西也搞不清楚。一问他的案情，他的回答都是：装野猫叫进来的。
小孩不小心尚且如此，大人还有什么“民主权利”可言！小孩学一声“野猫叫”都会入狱五年，大人还敢爭什么“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
前引列宁的定义，说专政不受任何法律限制。可是在中国，至少在有些时间，它还穿了一件法律的衣服，这就使得它除了残暴以外还加上无耻了。作者自己遭受的“法律審判”就是这样的一幕：
……当时并不知道要弄一个人去劳改，究竟要走哪些过场。正在此时，中间那个男人发话了：“被告卢啸风，杨泽泉，今天我们代表成都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将对你们伪造证明套购食品一案进行庭审宣判。我是审判员×××，”说着又指着左右和条桌后的女子，“这是人民陪审员×××，这是人民陪审员×××，书记员×××。”
他所报的那些人名，我是一个也没听明白，但自称是审判员的男人在略为停顿一下之后却说：“你对本法庭的组成有意见吗？”
有什么意见？素昧平生。既已到此，又能有什么意见？当然只有摇头。
“好，那现在就开始宣判。”审判员说。
于是，一直站立着的我此时看见，坐着的四位也都起立了，静听中间那位宣读判决书。
严格说起诉之后，未对我们实施过法庭调查，就这样直接宣判了。这法律总不会仅仅是为惩处被告而拟就的条文吧。
……
待判决书一读毕，审判员又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当然这是例行公事，好像他已在翻检下一位仁兄的档案卷宗，剩下的只不过是要我们戳手印罢了。
……
我被送回木工车间，一看钟，前后才不过半小时。这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速战速决啊！22年的长刑就这么轻易地钉在我们头上了。
专政在这里，就不仅压倒法律，而还是强奸法律。又要搞专政，又要玩法律，对旁观者这是搞笑，是荒诞，对亲历者就是永世的劫难了。直至“拨乱反正”三十年以后的今天，当局依然在表示决心“依法治国”的同时，还不放弃“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又再二再三地向人民许诺民主权利，居然还那么一本正经，一点儿不觉得脸红呢！
现在回到篇首所举的那篇名文。名文在中国大地实施以來，效果究竟如何，有何优点缺点，可以记述者车载斗量不知凡几，杨泽泉先生这本书就是其一。比较起那篇经典理论的渊博宏大来，杨氏的书不过是小小一滴泪珠，所记所述区区一隅的小人物小事件小悲欢甚至小（人物的）生死，距党国大业世界前途不可以道里计；不过这滴泪珠有真实反映外界事物的本领，它毫无虚饰地映照出那宏大理论在实践中的真相。当今的中国阔起来了，看来什么都不缺，所缺者惟真相耳。此即这滴泪珠的价值所在。
再过几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六十周年的2009年就要到来了，在可以预料即将问世的粉饰六十年历史的大量谎言堆里，我谨希望也有几本杨氏这样的真相记录勇敢地立在那里，使我们这一代人在万世子孙眼里，不会全都被看成无耻的骗子。

戴铭辛：寻找知识“份子”的人格与尊严
—— 五十年思想改造汇报之一
我愿意用“份子”而不是用“分子”来称呼社会上的这一部分人，似乎“份子”更有人情味，而不是指某种物体。
1957年夏，我只是一个工科大学（北京工业学院）将要升入四年级的学生，那年暑假我们班要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厂实习，所以大多数同学都闷头复习功课，准备应对提前进行的三年级期末考试。
我这个人生来与政治无缘，绝对体验不到“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快感，在当时是归属于走白专道路的那一类学生。反右运动开始后，学校停课，全部转入运动，我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悟，可见我不懂“与人奋斗”而呆到什么程度了！班上开讨论会时我把椅子转过来趴在椅背上，爱理不理。班干部看不下去终于点到我的名了：“戴铭辛，你把椅子转过来好好坐着，有什么意见你就提么。”于是我说了一段决定我今后人生的、至今仍不知道错在哪里的话：“整风不是让人提意见么，既然说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人家说了翻过来又要反人家，这样不可以，是不对的。”我的命运由此被决定，戴上极右份子帽子，1958年3月8日与一帮难友一起被送到北京机织印染厂（后为北京光华染织厂）接受“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处分。
说实在的，当时的阶级斗争气氛并不那么强烈，一些老工人对我们也无明显敌意，有的老师傅公开定调说：“年青么，不知天高地厚，说话缺个把门的，好好劳动，改造好了回去唸书去！”
我仍清楚地记得，我在离校前对班干部表的态：“我自认为不问政治，好好读书就可以了，到头来政治还是问了我，我应该好好改造世界观。”我想当时不仅被划为右派的学生有这种想法，大多数被加冕了资产阶级帽子的知识份子也有此同感吧。
真该感谢伟大领袖的英明决策，才使我由此开始的人生变得丰富多彩起来。我曾对别人说：“我们这一代人虽然吃了不少苦，但是也不亏，除了枪林弹雨，我们见证了各种政治运动，我们看到了‘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出舞台剧的最精彩部分。”但这也只是个人见解，不敢妄言今后就不会再有更精彩的篇章。
我们这些工科学校的学生，生活比较低调，政治上更是超脱，只知道学好本事将来报效国家，服务人民，有条件的搞点创造发明，运气不好的甘心当个打工仔——当然是给国家打工喽，在当时连想当个老板、企业家都属“思想反动”！
阴差阳错，终于有机会把我们这一群与世无争的右派学生推到这出历史大舞台剧的前排来看戏了，而且时不时还要上台出演一下反派角色。这可不是每个人都有此殊荣的呵！你没看见还有不少人是买站票在后排伸着脖子、踮着脚尖看的么。
这可真是一部大舞台、大场面、演绎了那么多年的大戏啊！戏名可叫做《中国知识份子加冕礼》。从批判唯心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开场，一步步展开、深入，“不见舆薪”的中国知识份子还真动了感情，有沉思的、有痛苦的、有唉声叹气的、有怪自己的出身是命不好……推卸也罢、躲避也吧，最后一个个还是加冕成为资产阶级知识份子。
在这个大舞台上加了冕的知识份子社会地位排到了第九位，还外加前缀‘臭’字。除了硕大的荆冠之外，什么人格、尊严、信仰、理想……统统被剥得赤条条一无所有。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清官不如昏官好、岳飞是保皇派、打骂老人是造反派的脾气、抄家夺权是英雄行为，中央乐团团长被勒令每天早晚带领团里的牛鬼蛇神唱‘黑帮之歌’……在众多知识份子（还没被划入阶级敌人的营垒）终于明白了自己生来有罪、罪该万死之后，一个个心甘情愿地扫大街、掏厕所，搞对象也首选个劳动人民出身的。
这出大戏终因总导演的去世、还没来得及对戏的“阶级性”下个最高指示而提前落幕，曲终人散，中国的知识份子才有幸在若干年后得以摘帽，成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
也许是中国的知识份子沉溺于舞台角色太久的缘故，人格、尊严等等符合人之常理的东西已离他们渐行渐远了。
但愿几十年后……

张耀杰：走错房间的右派精英
受铁流先生委托，笔者花费几个月的时间协助他编选了一部历史实录：《走错房间的右派精英》。书中所说的“右派”，并不是欧美国家以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为社会背景的左派争福利、右派争自由的国际“右派”，而是指大陆中国在1957年前后被毛泽东通过“引蛇出洞”的“阳谋”打成“右派分子”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总人数应该在100万人以上。
我个人坚决不同意某些学者神圣化右派人士的高调观点。在我看来，当年被打成右派的大小知识分子，都是盲从了毛泽东及共产党的共产主义教条的受害人，或者说是走错了房间进而误入圈套的迷路人，而不是追求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明白人。在根本否定私有产权的共产主义理论框架中，是完全没有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立足之地的。当年的右派人士怀抱着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去谈论或者追求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完全是背道而驰的缘木求鱼。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中包括作者铁流在内的最具精英意识的少数右派人士，仅仅是在被打成右派之后，才开始表现出告别共产专制的初步思考的。坚定不移地在自己的主体精神或者说是主观世界中，先行一步葬送清除共产迷梦及共产专制，并且把这样的精神历程记录下来昭示世人，对于大陆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迄今为止还是一个极其艰巨的文化课题。
无财产即无人格
无财产即无人格，无财产即无自由，是欧美现代工商宪政文明最为基本的普世常识之一种。同时又是大陆中国以孔门儒教为代表的农耕文明加共产专制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神圣圈套，所要极力铲除的基本人欲及人性的关键所在。
公元1215年，英国的贵族们为了反对国王约翰的横征暴敛，在主教朗登(Langdon)的领导下起草了著名的“大宪章” (Magna Carta)，其重要内容就是不经国会同意，政府不得征税，从而初步确立了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上的宪政原则：未经财产人同意的征税是非法的；纳税的标准必须由纳税人的代表决定；国家财政预算及其支出要受到代表的审查和同意。
在英国宪政史上，还有一个更加经典的产权故事：十八世纪中叶，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在演讲中阐述了财产权对于相对弱势的穷苦人的必要性：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但是英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不能踏进门槛破损的这所房子。
同样是在十八世纪，中国的古典小说《红楼梦》里所描绘的却是另一种情形：皇帝指向哪里，他的“军队”就抄家抄到哪里。穿靴戴帽的官贼比占山落草的野贼更加残暴凶恶。连贵为皇亲国戚的贾氏荣国府与宁国府，也阻止不了专制独裁者的共产罚没。
直到今天，大陆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以孔门儒教为代表的农耕文明，其产权制度也依然是以地权公有为核心的共产专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财产即无人格、无财产即无自由的反命题，就是无共产即无极权专制、无共产即无草菅人命加改朝换代的暴力革命加阶级斗争。
中国的农地制度，自有历史记录以来直到20世纪40年代，基本上呈现出以聚族而居的自耕农经营土地为主，以地主占有、佃农经营为辅的私有形态。只是这样的私有产权只是在民间对民间的层面上才能够成立，在皇帝与民间或者说是政权与民间之间，是根本不存在弱势民间的私有产权的。专制皇权所歌颂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语出《诗经•小雅•北山》）的共产专制，尽管没有完全彻底地落实到草根民间的每家每户；但是，某个区域的某些居民一旦面临官家的征用或罚没，无论是他们的土地房屋还是他们的人身自由，都必须绝对服从于官家的共产掠夺。岳飞所谓的精忠报国，说穿了就是以牺牲自己连同别人的身家生命为代价，无条件地效忠于“家天下”的专制皇帝的野蛮共产。专制皇帝一方面“天下为公”一方面又以“寡人”、“天子”自居的金口玉言及其私人欲望，就是传统中国农耕文明的最高法律。
到了1949年前后，号召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的毛泽东及其共产党，通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革命夺取政权，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推行土地改革，短短三年内就把历朝历代自然形成的私人土地差别拥有，变而为地权平分的私有格局。这种人为的地权平分，是以针对地主、富农及其私有财产的血腥镇压和共产掠夺为惨痛代价的。等到政权稳固之后，同样的血腥镇压和共产掠夺很快便推广普及到了全体人民的头上。
从1952年开始，中共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性地开展农业互助和初级合作化运动，逐步将农民的私有土地转换成为“被集体化”的“集体土地”。1958年前后强力推行的号称“共产风”的人民公社运动，借助于执政党全面渗透的极权专政，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全彻底地实现了《诗经•小雅•北山》中所歌颂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共产专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事实上变成了大陆中国集人事权与财产权于一身的登峰造极的奴隶主，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开国元帅彭德怀、贺龙、林彪等人，全部沦落为毛泽东手下“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奴隶总管。在此之前的1956年，毛泽东已经把知识分子和各民主党派与中共政权之间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寄生关系。把这个比喻推而广之，包括刘少奇、彭德怀、贺龙、林彪在内的所有中国人，与掌握政权的奴隶主毛泽东之间，其实全部是“皮”与“毛”的人身依附关系。像这样的极端反人类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当今的北朝鲜依然是大行之道。
1957年，上百万的“右派分子”之所以盲目落入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阳谋”圈套之中，除了他们自己缺乏政治智能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已经走错房间而沦落到一无所有的共产奴隶地位而不自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著名作家刘宾雁，他即使经过20多年的炼狱，复出之后依然要标榜什么“第二种忠诚”。无论这“第二种忠诚”所要效忠的标的是中共党组织及其共产主义教条，还是国家、民族、人民、理想之类的大概念，都是对于每一位个体的自由意识、人格尊严、个体人权特别是私有财产权连根拔起的抽象架空。没有独立自足的主体人格和独立自主的私有财产，任何神圣美好的大道理，到头来都必然是自欺欺人以至于祸国殃民的愚民圈套和政治陷阱！！
共产专制是万恶之源
在中国历史上，对于共产专制另有一个更加神圣美好的概念表述，就是孙中山一直提倡的“天下为公”。“天下为公”出自战国至秦汉间的儒家经典《礼记》。在《礼记•礼运篇》中记载有孔子讲给子游的一段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段话包含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在人类历史的源头曾经有过一个原始共产主义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在那个大道行于天下的社会里，天下之人都一心为公。人尽其力而不谋私利。社会安定，夜不闭户，盗贼绝迹。
第二层意思是原始共产主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已经消失，替代这种大同社会的应当是夏禹王、商汤王、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公应运而生的“家天下”的小康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面，各人爱自己的亲人，爱自己的子女，劳动所得归自己所有。天子诸侯世代相传成为天经地义的事。贤明的君王都长于用礼办事，用礼仪表彰正确的事情，用礼仪成全信誉道义，以恒定怀柔的刑法惩罚民众的过失。
第三层意思是假如“家天下”的君王不能像夏禹王、商汤王、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公那样，按照孔门儒教的纲常伦理处理相关事务、维持社会秩序，就会被当作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推翻打倒。
以上三层意思合在一处所构成的，其实是孔门儒教为了奠定自己以“天下为公”为逻辑起点的政教合一的正统地位，不惜捏造历史谎言更不惜于牺牲出卖一切个人的健全人性与正当人权的话语圈套和人权黑洞。
事实上，人类社会从人成其为人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实现了最具根本性的人类大同：人类社会中的所有个人都不是纯粹动物性的生命个体，而是既能够从事物质生产又能够从事精神创造的既自由自主又自私自利的精神生命体。一个健全的精神生命应该包括三个位格：主格、宾格和所有格。其中的主格与所有格都离不开既自由自主又自私自利的“占有”性质。假如说在被孔门儒教称之为“大同”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里，原始人对于主格、宾格和所有格还没有进行明晰划分的话；被孔门儒教称之为“小康”的社会里，以奉天承运、替天行道的神圣名义抢天下、打天下的专制皇帝，已经通过暴力手段率先拥有了自己的主格、宾格和所有格。追随专制皇帝抢天下、打天下的功臣谋士及自由民，也等而下之地拥有了为虎作伥、奉上压下的二级、三级、四级的主格以及相应的宾格和所有格。被当作私有财产任人奴役甚至于任意杀戮的下等人和俘虏，所拥有的只能是一无所有的宾格。
为了在“家天下”或“私天下”的专制体系中争夺政教合一、为虎作伥或者说是欺软怕硬、奉上压下的“帝王师”地位，孔门儒教无视所有大同个人都是精神生命体的基本事实，“莫须有”地虚构了一个“天下为公”的历史原点和逻辑起点。沿着这个历史原点和逻辑起点推演下去，孔门儒学设想了一个被称之为“小康”社会的理想状态，也就是伊尹以“帝王师”的特殊身份辅佐殷王朝开国，周公以“帝王师”的特殊身份辅佐周王朝执政的政教模式。伊尹和周公也因此被妄想充当“帝王师”的孔门儒教尊奉为最为理想的神圣偶像。
然而，在孔门儒教的正统地位得不到专制皇帝充分优待的情况下，已经以“天下为公”的神圣名义出卖过几乎所有天下人的孔门儒教，也会毫不犹豫地出卖专制皇帝“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绝对权威。所谓“汤武革命”便由此而来的。
在《周易•革》中，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说法。在《尚书•商书•汤誓》中，另有“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的奉天承运、替天行道的神圣誓词。鲁迅在《学界的三魂》中，对于改朝换代的暴力革命另有解释：“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顶着一个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于是那些人就得了雅号曰‘匪徒’。……然而国情不同，国魂也就两样。记得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些同学问我在中国最有大利的买卖是什么，我答道：‘造反。’他们便大骇怪。在万世一系的国度里，那时听到皇帝可以一脚踢落，就如我们听说父母可以一棒打杀一般。”
由“莫须有”的“天下为公”推演到“汤武革命”，所铸成的仅仅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改朝换代。在几千年农耕文明加共产专制的历史长河中，每一次改朝换代的造反革命，都是以奉天承运、替天行道的神圣面目出现的。孙中山的“天下为公”与毛泽东及其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说到底只是奉天承运、替天行道的“汤武革命”的改头换面。换言之，一切专制都源自剥夺私有财产的暴力共产，彻底的共产必然导致彻底的专制，“天下为公”的共产专制，才是中华民族的万恶之源。
列宁及其苏联共产党作为孙中山与毛泽东极力效仿的异域导师，之所以能够在共产专制方面登峰造极，是因为它所信仰为惟一真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妖魔了正处于起步阶段的工商业宪政文明，特别是宪政民主制度通过限制包括专制王权在内的政治强力来保障个体人权及其私有财产的制度文明，从而在教义层面上人为阻隔了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普世道路，同时也为政教合一的专制政党无限制地掠夺人类社会的公私财产，提供了宗教神圣化的合理性。政教合一的或者说是高度宗教化、军事化的地下党加黑社会的组织手段与组织架构，又为苏联共产党无限制地掠夺社会资源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苏联社会主义与沙皇俄国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共产专制，而在于用高度组织化的“党天下”取代了缺乏组织动员能力的“家天下”。毛泽东号称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党天下”的共产专制，与传统中国“家天下”的共产专制的根本区别，也在于此。
葬送共产梦的右派精英
工商文明时代的宪政民主制度，是以依法保障个体人权与私有财产为根本前提的，同时也是以限制约束掌握政治权力的政府及其最高权力者为第一目标的。借用美国《独立宣言》中的经典话语：“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
自1966年起，美国所有的警察在抓捕和审讯嫌疑犯之前，无论自己多么忙乱，多么匆忙，心情多么不好，形势多么紧张，都必须郑重其事地告诉对方：“你有权保持沉默。如果你不保持沉默，那么你所说的一切都能够用来在法庭作为控告你的证据。你有权在受审时请律师在一旁咨询。如果你付不起律师费的话，法庭会为你免费提供律师。你是否完全了解你的上述权利？”是为米兰达警告。这一警告所要限制和约束的并不是罪犯，反而是以压倒性的强势力量抓捕罪犯的执法者。
在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从来都没有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只有在原始共产的奴隶制社会和共产专制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才会出现既没有私有财产又没有人身自由的无产阶级。关于这一点，胡适早在1927年的《漫游的感想》中就明确指出：“我可以武断地说，美国是不会有社会革命的，因为美国天天在社会革命之中。这种革命是渐进的，天天有进步，故天天是革命。如所得税的实行，不过是十四年来的事，然而现在所得税已成了国家税收的一大宗，巨富的家私有纳税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这种‘社会化’的现象随地都可以看见。从前马克思派的经济学者说资本愈集中则财产所有权也愈集中，必做到资本全归极少数人之手的地步。但美国近年的变化却是资本集中而所有权分散在民众。一个公司可以有一万万的资本，而股票可由雇员与工人购买，故一万万元的资本就不妨有一万人的股东。近年移民进口的限制加严，贱工绝迹，故国内工资天天增涨；工人收入既丰，多有积蓄，往往购买股票，逐渐成为小资本家。不但白人如此，黑人的生活也逐渐抬高。纽约城的哈伦区，向为白人居住的，十年之中土地房屋全被发财的黑人买去了，遂成了一片五十万人的黑人区域。人人都可以做有产阶级，故阶级战争的煽动不发生效力。”
政治社会学范畴内的所谓专制，就是把多元化的社会力量统一为一元化的绝对统治，进而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要采取以强权一方绝对压倒弱势一方的单向思维及单向操作。中国传统“家天下”，共产专制社会里的“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存天理，灭人欲”；以及大陆中国“党天下”共产专制社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自己“革命”却不允许对方“反革命”、自己主动却不允许对方“反动”的“无产阶级专政”，都是自以为掌握唯一正确的绝对真理或绝对天命的政教合一的极端专制。在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即一党专政的前提下，毛泽东及其共产党所宣传的社会主义民主及其民主集中制，不过是关起门来私分全体国民的私有财产及公共资源，并且像专制皇帝那样最终由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主宰所有个人的前途命运的分赃骗局和极权圈套。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上百万知识分子，至少在当时还不是大陆中国最明白事理的精英人士，反而是过分迷信共产梦想以至于受骗上当的小部分人。
套用瞎子摸象的典故来说，苏联共产国际仅仅是魔幻般伸进来一个大象鼻子，包括“右派分子”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就像是摸象的瞎子一样，一口咬定自己摸索到的甚至于根本就没有摸到过的大象鼻子，就是唯一正确的绝对真实和绝对真理。从此再不愿意沿着大象鼻子去进一步摸索大象的全部身躯，以及大象之外的整个世界。这种抄近路、讨便宜并且自以为是的盲目、盲迷、盲从，是注定走不远的。从这个意义上讲，1957年毛泽东加在“右派分子”身上的“引蛇出洞”的“阳谋”，几乎是共产专制的必然结果。
一个受骗上当的人，是不可以把全部责任推卸到骗子身上的，因为自己与骗子一样长着一颗能够独立思考与独立判断的脑袋。无论骗子如何高明，欺骗手段如何恶辣，受骗上当的人最应该做的并不是斥责骗子，而是反省自己为什么要愚蠢到盲目、盲信、盲从的地步。在这方面，死刑犯杨应森与铁流之间的死牢对话，表达得最为透彻，也最具有精英意识。
杨应森，四川省岳池县人，1931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1950年弃学从军，历经征粮剿匪、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踩着别人的尸体和鲜血官至中尉，后在泸州军事干部学校担任射击教官。1957年共产党发动“整风运动”，他响应毛泽东“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号召，在会上提出“军队国家化”的建议，反对“党指挥枪”的军事道路，因而被划为极右分子后开除军藉送劳动教养。1961年至1962年与铁流同在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直属“415”劳教筑路支队的108中队劳动改造，因卷入“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案”被捕入狱并被判处死刑，1964年4月19日上午11时被枪杀于四川灌县（今都江堰市）岷江河畔。
在杨应森最后的47天里，铁流作为同案犯被转送到四川省公安厅梓橦巷秘密监狱第一监区的13号监舍一直陪伴。铁流因此记录了死刑犯杨应森的最后思考：
“世上没有不死的人，也没有万岁的皇帝。五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换了多少个朝代和多少个帝王？不过都是你杀我，我杀你，都是以暴易暴的灾难，受罪的还是老百姓。我在想，一个国家，一个政权，能不能通过非暴力的和平过渡，走上自由民主，像西方国家一样，几年选一次总统？我看不是没有可能，但得等……”
“你三十，他六十九了，尽管人们天天喊他万岁，他能活到万岁吗？我叫过，你叫过，那时叫他万岁时热血沸腾，浑身激动得发抖，眼里噙着泪花。以为他会给我们带来自由民主、幸福昌盛，谁知全是灾难。不过，历朝历代皇帝都坏，三宫六院、朕即天下，可他比哪个皇帝都坏、都狠、都毒。国民党的人杀，共产党的人他也杀，不仅整得你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连他的战友高岗、饶漱石也跑不掉，保驾的彭德怀、张闻天也是一样，接下来不知道他还要打倒哪个人？”
“什么叫共产？共产就是为了抢夺别人的财产你斗我、我斗你，除了农民斗地主、工人斗资本家外，还有儿子斗父亲、老婆斗丈夫、学生斗师长，不斗就不叫共产党。毛泽东最坏的一招，就是用最美丽神圣的词汇，把人们灵魂深处最丑恶野蛮的东西释放出来，比如出卖朋友叫分清敌我，落井下石叫划清界限，揭发亲人叫站稳立场，这一切都是让人放开手脚做坏事。”
“人性的共同特点是趋利避害，总想用最轻松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什么样的代价最容易付出？出卖自己的灵魂最轻松！共产党每搞一次争斗，每搞一个政治运动，总有人爬上去，总有人被打下来。爬上去的人少，打下的人多。爬上去的人当官掌权，打下来的人沦为底层贱民，甚至于挨斗入狱。还有，官位只有那么几个，争夺的人却有一大帮。人们为了抢到权位就拼命作恶害人，拼命造谣说谎。谁坏事做得多，谁的谎说得大，谁就能抢到最好的权位。有了权位就可以妻荣子贵、作威作福，这就是阶级斗争，这就是毛泽东的治国之术。一块骨头有十条饿狗抢，相互之间只能死拼恶斗、瞎咬乱叫。中国早已成了群狗争食的国家，没人格，没尊严，寡廉鲜耻，苟活残存。尽管十多年来国家遭受到如此大灾大难，却没有人敢说真话，就是这块骨头在起作用。今后要想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就不要去抢骨头，各安本分，凭人格尊严生存，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晓枫啊！切忌抢骨头……”
也正是有了上述死牢对话，铁流在恢复工作权利之后，于1985年“下海”经商，逐步实现了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并且以自己亲历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开始了葬送共产迷梦及共产专制的文字写作。

周拥军：当代诗侠钱明锵
《说文》中说：俠者，俜也。何为俜？使也，使，即放纵。
在《史记•游侠传》，司马迁又对“侠”赋予了新的“精神”内容：“言必行,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千里诵义者也。”由是，“侠”义情怀，为后人所推崇。
当今诗坛，也有一位“侠”者，他为中华诗词传道授业、呕心沥血而受人敬仰；又其诗风豪壮、性格直爽，盛享“诗侠”之名，他便是西溪野老——钱明锵先生。
（一）
绝辔长嘶去，疏狂意若何？追风蹄践雪，喷玉气吞河。
但得知音赏，焉愁诟忌多。我行仍我素，昂首向天歌。
——引自《钱明锵诗稿•野马》

钱明锵养父钱文玑，是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的得意门生，曾任省高等法院院长兼中山大学法律系主任，是国民党中小有名气的左派。钱明锵和养父生活在一起，深受其良好品行的熏陶，从小熟读诗书，懂得做诗。在他十一岁时，曾经勇敢地在老师的画作上题了一首诗，其中有“秋高气爽日，雏鸡出世时”佳句，博得老师的极大称赞，因而被乡亲视为“神童”。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当钱明锵刚刚告别幸福的童年之际，便突然陷入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之中。
1951年，镇反运动全面铺开。养父钱文玑被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逮捕，后来公审，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受其影响，钱明锵也被动员脱离共青团。 1958年，斗争升级，整个世界都是铺天盖地大字报。钱明锵被扣上许多罪名，如什么 “官僚地主的孝子贤孙”，什么“生活腐化堕落”，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等。于是被开除公职，送到瑞安城郊蔬菜队监督劳动。
在这期间，钱明锵结识了闻名全国的“大右派”黄源——在一次搬坭块砌堤塘的劳动中，人们站成一字长蛇形，互相将石头传到堤塘。年近60岁的且瘦小的老人黄源，憋着劲在传坭块。别人是用双手搬的，而他只能把坭块抱在怀里缓缓地往前移。钱明锵走过去，关心地说：“您这样把丝棉袄都搞脏了！”
“不，过去因为太少接触泥巴，所以成了右派，现在就应该多接触接触泥巴。” 黄源回答说。
钱明锵甚为感动。
黄源是大文豪鲁迅先生的学生和战友，解放后，曾任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浙江省文联主席等职务。比起这位大干部的遭遇，钱明锵突然觉得自己这个“小右派”实在算不上什么苦难。
后来在派工作时，或明或暗地给予他一些照顾。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同情和照顾“右派”，都是要冒极大风险的，没有侠义心肠是如何也不敢做的。
而对于妻子宋笑仙，他却愧疚很多。自从钱明锵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后，生活一直颠沛流离，缺吃少穿，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但宋笑仙却不嫌弃，用一个女人的一生来苦撑着这个摇摇欲坠的家。为了这个家，她什么生意都做，摆糖果摊，卖卤味，甚至偷偷摸摸地买卖粮票、布票……只要有蝇头小利可赚，她都不厌其烦地去干。用钱明锵自己的话说：“若不是我有幸娶了个大贤大德的好妻子，为我分担着压力，给了我生存的勇气和力量，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为了让妻子和孩子过上好日子，钱明锵无意之中从一个朋友口中得之，贩运茶叶到兰州可以赚钱。当时私下做买卖是要扣上搞资本主义的帽子的；而长途贩卖更是违法的。何况自己本来又有“帽子”在身，万一被发现，后果真不堪设想！但钱明锵二话没说，他咬咬牙，将仅有的积累买了十多斤茶叶，用了一大捆旧的报刊杂志，在中间挖个空洞，把茶叶灌进去；然后把它捆紧；又带了一只古老的手摇式留声机，中间也装着茶叶。这些伪装的物品保险系数不是很高，瑞安至兰州，路途遥远，既要坐船又要乘车，经常会碰上查票等情况。每当这种时候，钱明锵总是去摇动那只破旧的留声机的手柄。也许那些检查的看着他带着一大捆报刊杂志和留声机，把他当作 “送文化下乡的干部”，所以顺利地通过了一道道关卡，到兰州，茶叶很快脱了手，一去一回。扣除旅途费用 ，竟然赚了十几块钱。得到甜头，只要有机会，钱明锵便会偷偷地做点小生意，贩卖香烟、茶叶，还有药材，以补家用。此番经历，不难让人看出，钱明锵 “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的壮怀，而他对妻子对家庭侠骨柔肠，更是令人感慨。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第二年，钱明锵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7年徒刑。后被押送到金华十里丰农场劳动改造。同行改造的有一位从南京医学院毕业的“腐化堕落分子” 林文昌先生，精通医术。二人为同一床铺，关系极好。由于钱明锵的罪行较轻，认罪态度很好，又是知识分子，不久便当上了“大组长”职务。他便利用大组长的职权，在每次分配劳动时总是专拣轻松的给林文昌，并且允许他上下工迟到早退各半小时。林文昌对他的关心和照顾感激不已了，便将医术悉数传授给他。
出狱之后，钱明锵回到家里。由于没有落实政策，他无法去教书。唯一的出路只有重操老本行：贩卖中草药和给人看病。几经周折，他好歹在金乡临街的屋檐下开办起了“钱氏诊所”。钱明锵对待病人态度和蔼。问、闻、望、切一丝不苟，如何下药更是说得清清楚楚，加下他会开小刀，又会挂盐水，这在当时是个很了不起的技术，病人大都愿来这里就诊。这样一来，钱医生的名字开始传向大街小巷，连许多乡下人也慕名前来就诊。他原来是每天上午临街坐诊的，下午回家处理一些家务事，可是有些病人干脆下午也找上门来了，他只好甩开其他事务，来者不拒，全天候看病了。
一天下午，一副竹床抬着一位病人匆匆来到钱家。
“钱医生、钱医生，他快断气了，请你救救他的命吧！”随行家属哭喊着。
钱明锵拉开被子朝病人一看，不觉倒吸一口冷气。病者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面色青紫，似乎没有了气息。他迅速拿出听诊器往患者胸前一听，尚有微微心跳，喉咙里时而发出“嚯嚯”声。他立即诊断出是因为痰阻塞引起的呼吸停顿！家属也连连称是。可是，乡下哪来的吸痰器啊？就在这紧急关头，钱明锵毫不犹豫地弯身扑向老者，口对口拼命地吸着，一口又一口的臭痰被钱明锵从老人的嘴中吸了出来，待到第五口时，只见老人发出一声长长的呻吟，呼吸通畅了，脸色也慢慢转为正常。
病人家属眼泪如雨而下，“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钱医生，我父亲的命是给的，我们一辈子忘不了你啊！”
钱明锵扶起家属，谦逊说：“救死扶伤本来就是医生的职责！”
寥寥数语，尽显一个仁者情怀。古人云：仁者为侠，然也。
（二）
越上葱茏四顾空，冲天一啸气如虹。
崎岖莫问来时路，身在苍南最顶峰。
——引自《钱明锵诗稿•登苍南玉顶峰》

改革开放后，钱明锵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创办了全国农村第一家科技信息协会——苍南县金乡镇科技经济信息协会和全国农村第一张信息报刊——《金乡信息》报。社会地位也提升了：先后被选聘为苍南县企业家协会秘书长兼《企业家报》主编、苍南县政协委员、中国信息化促进委员会委员等三十六个职务。全国各地新闻媒介纷纷报导，冠之以“信息博士”、“信息大王”等头衔，被评为苍南县十大新闻人物之一。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钱明锵像一匹壮心不已的野马，天地之间任其纵横驰骋。
1999年，钱明锵弃商从文，专业从事古体诗词的研究与创作。从此，他笔耕不辍，因为他的诗风具有一股“侠”气而享誉诗坛。
一次，钱明锵应邀到安徽参加宣城敬亭山诗词学会纪念梅尧臣诞辰一千周年大会，并以《怎样写绝句》为题，举行了讲座。会后游览了敬亭山、谢公阁诸多名胜。因为他喝酒甚多，在敬亭山李白独坐亭中小坐了一会儿，得诗一首，题为《李白独坐亭戏吟》：
西溪野老亦狂人，纵酒耽诗性率真。
独坐亭中沉醉甚，误将太白认前身。
好一个“误将太白认前身”！果真有几分“侠者”的豪情。不过待他酒醒之后，方觉言过其实，于是，钱明锵在本诗后又批了几行小字：“诗不敢与太白攀比，喝酒未必输也。”
自古“侠者”“诗者”大都爱酒，嗜酒如命。唐李太白诗曰：“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宋辛弃疾有酒死也不惧，其诗有云：“古今达者，醉后何妨死便埋。”钱明锵也不例外，他在《盘龙湖赋》中写道：骚朋觅韵，催酒坐茵。真乃春风得趣，赏目怡神者也。仿佛别人不给酒似的，催着嚷着让别人赶快上酒，对酒的钟爱别有一番雅趣。而他站在岳阳楼上，凭栏而眺，诗酒情怀又是另一番境界：“拈筹分韵举吟瓯，金龟堪佐酒，尽醉莫言休。”此诗中大意言，大家一起抽签赋诗，举起盆子来喝酒，一醉方休。喝酒不用杯子，竟然用盆，这是何等的豪气！
钱明锵酒量甚高，三斤老白干不醉。一次，钱明锵拜访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孙轶青先生，孙老送给钱明锵一对“衡水老白干”酒，这是一种67度的白酒，孙老说：“红粉赠佳人，美酒赠英雄。”钱明锵也不客气，笑道：“这种酒也只有我能喝！”
酒添诗者豪情，也徒增许多伤感。2005年，钱明锵率团赴台湾进行诗、书、画艺术交流活动。访问其间，路过邓丽君墓，睹物思情，写下了一首婉约之作《踏莎行》：
袅袅云烟,茫茫云树，筠园望断人何处？可堪孤塚向黄昏，杜鹃啼血哀谁诉？ 倩影翩翩，戚容楚楚，悲歌声里斜阳暮。一丸冷月葬梅魂，青春总被浮名误。
莫道侠骨傲物，也有婉约风流。“青春总被浮名误”，一语惊醒多少世人？难怪他常常在诗会上总爱以“诗酒风流” 挥毫题字，其实这也是他人生的写照。
钱明锵潜心诗学研究，撰写诗词研究论文50余篇，约百余万字。其中《涵天楼论稿》和《诗法讲座》均在各种学术研究会上发表，并被各地诗词班用作学习课本。
钱明锵还创办个人诗刊——《西溪吟苑》，每三个月一期。期刊内辟有诗词、书画、诗话、论坛、讲座、散记等栏目，图文并茂，深受诗友们欢迎，在海内外颇有影响。据了解，在国内外个人出版诗刊者，尚属罕见。
钱明锵编著甚丰。《中华诗词微型工具书》系列丛书——《快速写诗手册》、《快速填词手册》，《快速制曲手册》、《涵天楼诗法讲座》等一套四册。已再版四次，于2005年12月份获得国际炎黄文化一等金奖。此书畅销海内外，被诗词界称为“诗词入门之宝”。
著名书法家、诗人沈鹏先生就非常喜欢《快速写诗手册》、称赞很实用，说是“宝书”，他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沈鹏先生与钱明锵的交往非常深厚，先后赠他书写的大八开本《沈鹏书古诗十九首卷》，还有几样是全国政协会议的纪念品，上面写着“沈鹏转赠”字样。只要谈论起钱明锵的为人，他每每说：“钱明锵是个好人。”
国学大师文怀沙先生对钱明锵也视为知音。文老爷子很健谈，经常同他煲“电话粥”，有时谈得兴起，滔滔的说个没完。文夫人怕他太劳累了，要他少说几句，早些休息。谁知道文老爷子的脾气很犟，他说：“明锵是我的知音，您知道不知道？您少管闲事。”若不是，钱明锵身上的一股侠气，何得文老爷子的青睐。
2005年10月17日，钱明锵应邀充当“当代王羲之”，撰写了《兰亭秋禊诗序》，邀请了美国、台湾、香港等42位诗人在兰亭进行“曲水流觞”活动，再现当年王羲之与诗朋书友在兰亭“修禊”盛大场面，在诗界引起轰动。其“新序”后经日本书法家高桥静豪先生书写，著名书法家文怀沙、沈鹏、欧阳中石、钟明善题序，著名诗人林从龙、刘征、霍松林、袁第锐、江婴点评。其中霍松林先生题道：兰亭春禊，王右军一序，蜚声百世；兰亭秋禊，钱明锵一序，流誉五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钱明锵诗风飘逸、豪放、高雅、隽永，性格耿直、嫉恶如仇。他多次在国际、国内各种研讨会的发言中反复强调诗人首先必须是一个无愧于人的人，有人品才有诗品，才能算诗人。这不也是一种侠者的情怀吗？
钱明锵在诗坛兢兢业业耕耘，业有大成，芳名远播。不论诗学和为人修养，已成一派大家风范。

（三）
傍溪营别业，烟景逼西邻。野荻秋飞雪，庭花夜酿春。
诗狂思用世，心静不沾尘。偶向湖边望，青荷逐日新。
——引自《钱明锵诗稿•西溪吟苑》

早年间，钱明锵在西溪置下一套别墅，取名西溪吟苑。此别墅由世界汉诗协会名誉会长、著名诗人林从龙赠匾，并首唱《西溪吟苑歌》。后来，海内外著名诗人钱钟联、王瑜孙、黄坤尧、朱帆、熊东遨、肖遥等数十人相继赓和。原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台湾师范大学著名学者汪中、中宣部代部长贺敬之分别题款。文怀沙、李锐、孙轶青、刘炳森、欧阳中石、齐良迟、姜东舒等名家也有题词和诗。西溪吟苑经常高朋满座，不断有海、内外著名诗、书、画艺术家来此下榻，相互切磋诗艺、增进友谊。西溪吟苑已成为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的个人书斋。
侠者好友，钱明锵最好诗友。凡对待诗词有关的人和事，他都乐此不疲，全心全意去做去付出。
2002年的秋天，钱明锵陪著名诗人魏新河到绍兴游览。绍兴市人大办公室主任赵峰、张云良设盛宴款待。钱明锵对绍兴风味的菜肴情有独钟，一顿饕餮把肚皮吃得鼓鼓的。饭后驱车去兰亭，因为腹胀坐在车上难受，就把裤带松开。车到兰亭，刚下了车，他还来不及将裤带勒紧，突然接到原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先生的电话，在电话中说着说着，不由得哈哈大笑，肚皮一缩，外面穿的长裤不知不觉就掉了下来，这时旁观的游人一片哗然。魏新河才思敏捷，脱口成章，立即吟诗一首。诗曰：
风流不减王右军，亦来圣地觅诗魂。
游人无数惊回首，笑看兰亭掉裤人。
这则趣事，足见钱明锵对生活的洒脱和随意。一笑之余，也对他超然的情怀而感动。
关于钱明锵这样的趣事不少，有一次，他竟然将裤子蹭开了，穿起了“开档裤”。
西溪国家湿地公园要重建“两浙词人祠堂”，这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词人圣地，因此它大门上的一匾一联拟请世界级的大师来写。匾额的是请当代词坛泰斗、香港大学饶宗颐教授题写；楹联则是请国学大师文怀沙先生写。
“两浙词人祠堂”原来有一副清代大名家朱古微集句的对联，其联曰：
词客有灵应识我，西湖虽好莫题诗。
原联的真迹已荡然无存，只好请文怀沙先生重写。这幅联大有八平方尺。文老的润格，市场价每平方尺是一万元。当他提出要求的时候，文老开始有些犹豫，迟疑了一会儿：“看您的面子，那就写罢。”
文老一共写了两副，让挑一副。同行的夏有良说：“两副的字，都写得一样好，只是先写的那副，上、下联纸张的颜色略有深浅。”文老当即说：“那后写的这幅给公家，先写的那副就送给明锵吧！” 钱明锵一听受宠若惊，急忙蹲下身子去拿字，一不小心将裤从前到后全迸裂开了。他不敢做声，后来到了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孙轶青先生家里。孙夫人张大姐让他脱下来缝缝。钱明锵坚决不同意，说：“怎么好让部长级夫人给我补裤子。”张大姐关心他道：“老钱啊！以后少出洋相，出门要多带一条裤子。”
还有一次，为了别人的事拜访孙老，恰好是孙老的午休时间。钱明锵不好意思惊扰，就索性把北京老皇城根公园的一块大石头当作卧榻，躺在上面休息。时值初冬，虽然阳光灿烂，也颇有几分寒意，而他全然不顾，欣然安怀。
为弘扬诗教，钱明锵四处奔走呼号。自己出钱出力，频频组织或参加国内、外各种诗词活动。如先后两次到新马泰参加全球汉诗研讨会和诗艺交流会；先后两次到欧美交流访问等。2003年和2005年先后两次组织全国诗、书、画艺术名家，到台湾进行艺术交流和举办展览，深得台湾各界人士欢迎，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先生亦赠送花篮祝贺。特别是他与马英九父亲马鹤凌先生的交往更为密切，连袂为世界和平、中华统一事业做出贡献。
2003年，他荣获第十届“全球中华文艺奖”。他在获奖的感言中说：“诗是真理的声音、历史的回响、时代的号角；诗是心灵的歌、感情的火、思想的光；诗能陶冶人的情操，净化人的灵魂、提高人的品格。这个世界多一个诗人就少一个坏人，多一个干部学诗就少一个贪官。所以，谁爱诗我就爱谁，我愿意为弘扬和薪传中华诗词文化作毕生的奉献。”他有两幅座右铭，一曰“诗教已推肝胆许，余钱不为子孙留”。一曰“坠绪匡扶当尽瘁，丹心无缺荐炎黄”。浙江电视台、杭州电视台对此多次作了专题报导。
语言铿锵，掷地有声，令人震耳欲聋。
钱明锵，真正无愧于时代的一代诗坛侠者。

铁 流：追访四川大学生物系女生冯元春
整理大脑中储存的“反右斗争”信息，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三年前告别商海、脱下红舞鞋、回归书斋的冯元春：二十多岁“天之骄子”的女大学生，短头发、圆眼晴、瓜子脸、中等个儿、深沉少言、貌不出众，却语出惊人：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是最残酷的剥削集团……
那是1957年6月12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后的第四天，她竟敢在四川大学礼堂面对数千学子说这话。仅是勇敢吗？不，是知识人的良心，是不吐不快的呐喊。正如海要发啸，风要狂吼，为了国家民族的繁荣昌盛，她不昂头谁昂头？
那是个什么样的年代？一个造神的年代、愚昧的年代、狂热的年代、一些猴子还没有变成人的年代！
当时的我就是只“猴子”，对她的言论持反对态度。结果，一个月后也成了全市全省的“极右分子”。进监狱，吃“233”（指早上二两、中午三两、晚上三两），过着非人的生活，像牛像马，拖镣戴铐。这时，才想起了并非猴子的她。
自此，冯元春在我记忆中忘不掉，抹不去，一闭上眼晴就看见她：一个不畏强暴，敢说敢言的姑娘。独裁者虽然杀害了她，她却永远活在我们心中。2006年秋，“中国观察”网站发了我写的《最早反对毛泽东的女英雄冯元春》，但内容单薄贫泛，引不起人们的共鸣，更难激愤人心。于是，我决心继续搜集材料，继续写冯元春。
工夫不负有心人！
今秋我回故乡成都小憩，难友彭慕陶先生告诉我：铁流，我找到了冯元春的“同案犯”李明阳。
李明阳当年就读于成都19中，与四川大学一水相隔，两边有什么热闹事，不出十分钟就知道得清清楚楚。冯元春的鸣放题目不胫而走，自然引起不谙世事、不懂“政治”的学生娃娃李明阳的好奇，很快便成了她忠实的支持者。除此，我还拜望了时任四川大学生物系政治秘书的李特筠女士（那时生物系还没有党支部，政治秘书相当于今天的支部书记），以及当日（1957年6月7日）冯元春鸣放时奉命作记录的四川大学学生会广播室副室长王地山难友，还有不少相关人士。
出于好奇的李明阳，在1957年6月18日竟大着胆子然跑到川大女生宿舍去找冯元春。此时冯元春已陷落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从教区到食堂，从操场到宿舍，全是揭发批判她的大字报。可她镇定自若，毫不懦怯，并正准备新的文稿与左派辩论。李明阳出于关怀，再三相劝：冯姐，你若再次走上鸣放大会是否策略一点，不要再说毛是伪马列主义，共产党是剥削集团？
冯元春成竹在胸地一笑说：毛泽东就是伪马列主义，共产党就是残酷的剥削集团。
态度坚决，毫不改口，像刺秦荆轲般大义凛然。李明阳为了说服冯元春，此后不辞劳苦多次在川大校园、望江楼边、进城的大街上，与冯元春交换意见，同时也对好些揭发冯元春的大字报上的问题进行核实对证。
冯元春是青神县人，出身农村贫苦人家，自幼读书成绩不错，靠姑妈支持。1950年后即参加工作。报上说她是“国民党军队一个连长太太”，又是什么“三青团指导员”，纯系瞎编，是根本没有的事。她是川大生物系四年级学生，为人稳重，不爱说话，也不写文章，性格直拗倔强，敢说敢当，不畏权势，不轻易改变和放弃自已的观点。
李特筠说，在生物系冯元春是个不多说话的人，她为什么在“整风”中说出那番话，至今都一头雾水。据一位不愿透露名字的知情者介绍：冯元春是个“螺丝有肉在肚皮里”，很有思想与见地的人，在 “整风鸣放”前夕，她特爱看报纸，还一头扎进图书馆翻查历史资料，对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作了认真的研究。还专程回到家乡去对“统购统销”、“农业合作社”进行了实地调查了解，听取农民意见。还读了北京大学邮来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撰写的《斯大林时代》，因而形成了一系列崭新的政治理念。她的先生郭琰（也是我们五七难友），花不少精力从川大图书馆为我复印出两大张当年批判斗争冯元春时《人民川大》所刊登的材料，标题是《我校反右斗争的一次巨大胜利》；内容是：冯元春的反动本质全被揭穿，她的全部［论点］已彻底破产，她所捏造或歪曲的廿条［事实］全部揭穿，她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本质已经完全暴露。冯元春到底有什么“论点”和“事实”呢？我把两大版材料认真地看了几遍，归纳如下：
1．冯元春说：“土地改革不应该把土地分给农民”；“三反、五反是暴力是乱搞”；“统购统销是变相剥削农民”；“助学金是共产党用来收买人的”；“共产党用封官许愿高价收买一些人入团入党，养了一批寄生虫。好些领导干部狗屁不通，是党棍”；“现在的报纸和电影全是歌功颂德的东西”。
2．冯元春说，“根据发表的材料观察，高饶的罪名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党中央和毛主席有缺点难道就不能反吗？这不是出于个人崇拜是什么？”还有，“高饶没有反人民，也没有和暴力集团联系，而毛主席却以暴力逮捕他们，这是违反宪法的。”“报上公布高饶另一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妇女，但为什么被侮辱的妇女却没有提出控诉呢？是毛主席犯了错误，是斯大林思想在作祟。”
3．冯元春说，“毛主席提出逮捕胡风的根据是：⑴、反党；⑵、上书30万言；⑶、组织反革命集团”。“为什么胡风上书30万言就成了罪人了，这不是毛主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毛泽东的特权思想和历史上一切统治者的特权一样，毛泽东是中国再次出现的刘邦”。
4．冯元春说，“共产党这个剥削集团是巧妙的，残酷是空前的。”“豢养了一大批不务正业，专门监视别人思想言论行动的政治工作人员。这些人不学无术狗屁不通，只会扣帽子。或是说：‘我是一个党员，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他们就这样靠吸取别人脑汁而生活，他们对待老教授是那样蛮横、无理，是最卑鄙的一种人。”
5．冯元春说：“共产党的特权行为严重，表现在用人制度上的‘奴才论’，以及对党外人士的打击和对知识分子所谓的‘思想改造’上。只能说他们好，不能说他们的不是。”“我校汤教授为人忠诚，是个忠于客观事实的自然科学家，就因为他爱提意见，在肃反中就认为是反革命分子。在大会上进行斗争，说他是美国派来的间谍。汤教授确是一个忠于事实的人。”
6．冯元春说：“共产党对外政策是一边倒，倒向苏联，处处说苏联好，没有民族气节。”“台湾局势紧张就是倒向苏联造成的。”“实际苏联远不如美国。美国工人生活水平相当于我国的大学教授，一个月二、三百美元，每三个美国人就有一辆汽车，这些足于说明美国生产力高。而剥削集团的宣传机器却歪曲事实，说美国有多少工人失业，经济危机又多么严重。”
7．冯元春说：“中国黑暗，苏联更黑暗。”“到处都是便衣警察在监视老百娃的行动。”“解放后工人工资没有怎样提高，农村闹粮荒农民吃不饱，生活还不如从前。”她“坚持孙中山先生的救国理念，踏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鲜血前进”！
李明阳和冯元春交往早被公安便衣暗中盯住，他们几次见面身边有陌生脸孔。一次，冯元春托人送信邀请李明阳来参加她的辩论会，结果信被学校政工干部谭志远截留。1957年7月29日川大校党委组织全校师生对冯元春进行批斗的那天，李明阳得知消息公然跑去为她辩护，刚一跳上台就被左派学生轰下来，立即扭送到派驻所。不久，冯元春以“反革命罪”被逮捕，他也以同样的罪名被逮捕。冯元春被捕后关押在省公厅梓橦巷看守所，在关押中拒不认罪，坚持自巳的观点，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21岁的学生李明阳，被成都市东城人民法院也以“反革命罪”判刑15年。冯先在简阳平泉劳改农场劳改，“文革”中因继续批评毛泽东被加刑5年，转送南充地区省第一监狱。加刑后冯仍不低头“认罪”，在狱中书写批毛文章，于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以“恶攻罪”处以极刑。可惜这些文章是销毁了还是存放在档案里，至今没有流传出来，要不也和林昭一样成为千人传万人颂的抗暴英雄。
现居德阳市区西街水利电力勘察设计院的右派老人孙勇烈工程师，是当年目睹冯元春被害的见证人。难友子女刘绍坤于2006年4月和成都作家冉云飞一道去采访过老人。孙老告诉他们， 1970年“一打三反”期间，他作为摘帽右派和劳改人员，被达县劳改队派到南充地区去修建南部县可灌溉100多万亩土地的升钟大水库。7月1日这天，南充市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公判大会，公审枪毙了三个“现行反革命分子”。
在那血雨腥风的恐怖年代，每年“五一”、“七一”、“十一”，共产党都要按照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示杀一批人，体现出他的“英明论断”：“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实际是用人民群众追求自由民主先驱者的血，来掩盖内心的怯懦与恐惧。杀吧，杀吧，中国人民是杀不完的！用他们惯用的一句话就是“残夜将尽风更紧，隆冬临春雪更寒”。
孙勇烈老人说，那天不大的南充市城区万人空巷，街道两边全是麻木如蚁的看客，声嘶力竭的高音喇叭由远而近，缓缓驶来的几辆解放牌汽车上站满着全副武装的军人。第二辆是刑车，车上押着三个将要执行的“死刑犯”，突人有人惊叫：看，中间那个是女的，“女反革命”……
孙勇烈放眼看去，那个女的年约40岁，个儿不高，五花大绑地捆扎着，背上插有三角尖形的白色死牌，胸前挂着写有“冯元春”打上红叉的大纸牌。冯元春昂头挺胸站立着，两个恶狠狠的军人死死压住她的脖子。一条细麻绳像勒进了她的的皮肉，在颈脖处还缠了一圈，让你叫不出声音来。虽然由于血脉不通，冯元春脸呈青紫色，但她仍金刚怒目，威武雄壮，像个不屈的武士……
好熟悉的名字！孙勇烈稍一回忆，猛地想起来：这不是川大右派女学生吗？为什么杀她？难道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还怕一个女右派么？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竟如此虚弱？
不一会儿，大街小巷贴出了杀人布告，孙勇烈挤进人群仔细地浏览了一遍。冯元春被杀的“罪行”是：“从1957年以来就一贯敌视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在四川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借给党整风的机会，恶毒攻击现行社会制度。说它是历史上最邪恶的吃人制度，污蔑伟大领袖是伪马列主义者，还恶毒攻击统购统销粮食制度。”“判刑投入劳改后，拒不认罪服法，坚持反革命立场，继续书写咒骂污蔑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实属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这是毛杀人的“八股文”，千篇一律，毫无新意。
此后，他又去“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了解了另两个被杀的人，一个姓李，是留苏的学生，一个是县武装部长。留苏李姓学生也是因“恶毒攻击污蔑伟大领袖”被杀的。他原是国家五十年代初被选派留苏的大学生。被枪决的原因是他在1957年毛泽东接见留苏学生后写的一篇日记：“要来又不来，他一个人只一个小时，而我们几千个留学生每个人就等了几个小时，总计耽误了几千个小时。作为领袖还是应该有点时间观念、应该讲点信用……”
事情是这样的：1957年前苏联大使通知中国留学生，说毛在当天上午九点钟要看望留苏学生，叫他们几千人集中等候。可是他们等候了几个小时，毛才“姗姗”到来。他便写下这段现场记忆。想不到后来中苏交恶，文革中清查“苏修特务”，这个“早晨八点钟的太阳”被人检举揭发，在抄家中抄出了这本日记。今天的年轻人绝不会相信这个故事。然而，这是历史，真真实实的历史！那个被枪毙的县武装部长是亲手杀死自已妻子的杀人犯。在一天晚上，他发现妻子和人私通，怒不可遏地用利器将妻子杀害，被人揭发判处死刑。由于年代久远，这两人的名字记不清了。
我听完刘绍坤的讲述后，心潮久久难以平静。北大有林昭视死如归，川大有冯元春喋血山河，她们都是巾帼英雄、与秋瑾一样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女杰。她们都明知此举是死，却要去死！死得明白坦然，没一点畏惧怯懦。正如一位难友写的绝命诗：

明知虎豹伤人骨，敢死才上断头台。屠夫纵有刀千把，亿万英雄自会来。

附 孙勇烈情况介绍：他1935年出生，安徽人，1956毕业于北京解放军测绘勘测学院，基督徒世家。1957年在成都水利水电勘察设计院被打成极右分子，被送达县、南充等地劳改。他家里当医生的爷爷和父亲同时被打成右派，一家三代右派！1977年第二次判反革命罪9年，1980年“平反”。现居四川德阳，全身是病，妻子在文革中被活活折磨死。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马文都：一场反右，三代受害——父亲、我、儿子
一九七○年我作为70届的初中毕业生，已不会再去向往那“广阔天地”，也没有了当年老三届毕业生那种戴着大红花，坐着军用卡车在锣鼓的欢送声中热血沸腾的激情。嵌入这一届毕业生记忆中的，是对寒冷的北大荒、黄土高坡的惧怕。能去服兵役在当时是很奢侈的追求。
我是全校经过政审筛选被批准当兵接受体检人员中的一个。我很幸运，据武装部的人讲，我校的征兵名额是两名，而体检合格的也只有两名，是我和另一个男生。从体检回来的那一刻起，我就开始做着踏上军旅生活前的各种准备工作，甚至还梦想着将来自己会成为一名将军。可见，少年的梦是多么的浪漫。
在家人和同学都准备为我送行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了学校的通知，我竟被取消了当兵的资格，这个通知如同晴天霹雳。学校为了补上这一名额，不得不匆忙将另一个政审稍有阴影的人补上这个空缺。这个通知在当年是一个谜，是一个不可能让一个普通老百姓所知道的谜，连我的朴实、憨厚、少言寡语的养父和五代都出身贫农的养母都百思不得其解。
当时的思想政治工作异常地刻板而枯燥，就像当年人们见面打招呼时，机械地使用红宝书中那些词句做问候语一样。“一颗红心两手准备”，这是校方给我做思想政治工作时的一副良药，这副良药如同算命先生的话；两头堵，让你无法找出什么更好的理由来反驳他。那时，我那个年龄看到的只是一些表面现象，还无法进行理性的分析。对这件事我只有疑惑，因为，我明明看到毕业班的后门兵，一个接一个地从后门耀武扬威地走了，可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却连正门的路都给堵死了。为什么都是一颗红心，他们只需一种准备，我却要两手准备呢？
一九七五年，不能当兵的谜底终于揭晓了。
在我终于知道了自己那段近于惨痛的家庭经历后，马上联想到的就是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与我命运很接近的那个李铁梅。我清楚地记得那个段子叫“痛说革命家史”，其中的场景是：窗外寒风凄凄，警车呼嚎，屋内昏暗的油灯下李铁梅的奶奶紧握着李铁梅的手说：“你爹不是你的亲爹，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那个场景，竟然和我的遭遇如此相近。
我祖父是黑龙江省伊春地区的一个大地主，据当地人讲，方圆百里相当有名。我的父亲姓李，他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中，却在一九四五投奔了解放军。他跟随着共产党的队伍扛过枪、渡过江、赴过朝、受过伤。他当时所在部队是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团长就是解放后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据当年和我父亲一个部队的人讲，他枪法很准，作战勇敢，多次受到部队领导的表彰。
我的母亲也姓李，出身名门大户，她的家在北京，她的母亲在中科院工作。我母亲的家是个大家族，她的家族中，有唱戏的，有从政的，有搞教育的，还有经商的。她和我的父亲是哪年认识的已无据可查，当时我的母亲在师部工作，是个文书。我父母的婚事就是当时的师长给她保的大媒。在那个所谓革命与战争的年代，革命队伍中的恋爱方式，基本上都沿袭着这样的模式，这可能就是延安作风吧。难怪有许多后来进城的 土八路纷纷抛弃了战火中结合的妻子，而拜倒在资产阶级小姐的石榴裙下。
在赴朝作战中，我的父亲负责后勤供给工作。在一次运送物资当中，他的腿被炸伤了；我的母亲也在那场“雄赳赳、气昂昂”的战争中献出了半个手臂。随着凯旋的号角，双双拖着伤残的身体回国了。当时，中央军委在铁岭地区建立了一所“荣誉军官学校”（这个建制后来取消了）。我的父亲、母亲作为伤残军人调到那里去工作，父亲当时任营职，母亲是连职。
一九九○年，为了寻根，我特意赶到铁岭与我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姐姐见面。我的姐姐带我到当时的校址去看看，此时已是人去楼空。为了进一步证实我过去的经历，姐姐带着我拜访了几位原来军校的老人，他们大都已是年过古稀，但对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的父母还是记忆犹新。
那时，我的父母亲在铁岭军校入住后先后生了我的大姐，我和我的双胞胎姐姐，我的弟弟。那时的家庭生活环境很好，据叔叔阿姨们讲，因为我们家孩子都是隔两年就出世一个，父母工作又忙，家里就请了两个保姆来照顾这几个孩子，这在当时是很少有的。在我蒙眬的记忆中或许是在梦里，也多次出现过一个场景：一个大操场，操场的一头有许多靶子，许多人趴在地上，手里端着枪在练瞄准。我拿着小石头子往他们枪的准星上放，在扣动扳机时谁的石头掉下来我就跑过去给重新放上。这可能就是我童年的残破记忆。
一九五七年，我们这个祥和、安逸、平静的家庭生活被打破了，被震碎了，而且是支离破碎。这一切都是发生在父母刚刚远离战争的硝烟、过上安定的家庭生活，我们儿时的梦想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的父亲在一夜之间被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从此长期地告别了这个家庭。直到三十几年后，他历经千辛万苦、通过四处查找，才找到了我的弟弟。在那个大院里，这样的家庭还不只是我们一家。
在发生这突如其来的重大变故后，我的母亲就要全部承担起维持家庭生活，养活我们几个孩子的重担。由于父亲被带走后的经济条件所限，家里无法再用保姆。父亲、母亲的家人又远在他乡，很难给与有效的帮助。离开了没有保姆，没有父亲日子，母亲的生活是很艰难的。当时的军校领导在我父亲被判刑后，多次找我母亲谈话，让她做出选择：第一，与父亲脱离关系能够保留党籍，但要脱下军装；第二，不脱离关系就要开除党籍扫地出门。
那个年代的人，把追随共产党和加入共产党，看作是一种至高无尚的荣誉和神圣的使命，有许多人把党籍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这类人大多是追随中共的平民阶层，像我的父母亲。更高一层的党内高官，是否也是这样的忠诚与纯真，那就要画个问号了。我的母亲做出了第一种选择。
我们全家临离开那个大院的时候，场面很有些凄惨。我的母亲怀里抱着我的弟弟，另一只手拉着大姐，我和我的双胞胎姐姐跟在母亲的身后，大院的邻居没有人敢与我们道别送行，能够为我们送行的是院里的士兵和保卫人员。我母亲在离开那所让她眷恋的房子时，将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去掉了帽徽和军衔的军装，端端正正地放在了床上，等她走出好远，还很依恋地看了那屋内一眼。
在好心人的劝说下，也为了孩子们能够健康成长，我的母亲在临走的时候，把我双胞胎的姐姐留给了铁岭一户三代出身都是工人的家庭。那是个两口之家，无儿无女。在当年那个家庭出身压倒一切的年代，也算是我母亲为我姐姐找到的一个不错的归宿。
我们随着母亲来到了北京她的妈妈家，当时我三岁，我的弟弟刚满周岁，我的大姐也只有五岁。我姥姥在中科院工作，她生性要强，性情刚烈。当初我父母的结合她就极不赞成，按照她的意思母亲应该找个门当户对的乘龙快婿，最起码也应该找个师长、旅长的，像我父亲的职务和出身她是极不同意的。如今，我母亲的命运不幸被她言中，她更是得理不铙人。自从进入那个家门后姥姥对我们和母亲就没有一天好脸色。当然，活脱脱的多了我们这一家四口，从日常生活上讲的确非常吃力。为此，我姥姥就天天逼着我母亲，让她尽快改嫁。我母亲在年轻的时候的确相貌出众，在军校的时候 ，人们也戏称我母亲是一朵校花。据后来在北京为我母亲介绍对象的媒人说，生过几个孩子之后她依然是风采照人，她当年二十九岁。
我母亲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听从了姥姥的意见，先把我的大姐送给了位于西四颁赏胡同的一户人家。那是一户平民家庭，家里还有一个男孩，那对夫妻都有工作，生活还算不错。我当时还很小，我的母亲并没有马上把我送人，现在想起来，她还是有一番苦心的，她当时很想把我和弟弟一起带在身边。但是，一个人活在世间，能有多少事会遂人心愿呢？
我姥姥东奔西跑为我母亲寻找新的丈夫，在那段日子里不断有媒人闻讯赶来说媒拉线，把我母亲看成是一块放在砧板上没有出售的鲜肉，恨不能马上就想让人们把她吞掉。不过，在那个年代，按照我姥姥的目标去选择母亲的对象，没有一个能够成功。那些个高官，只要一听到曾是右派的妻子，惟恐躲闪不及，哪个还敢跟她通婚？更何况身边还带着几个半大的孩子。经过这些尝试，他们终于把目标放在了平民百姓的身上，但一定要根红苗正。很快，一个小我母亲两岁的理发师进入了母亲的视线。那个男的当时在新街口一个国营的大理发店工作，人长得很帅，他的照片经常被挂在“中国” 、“白雪”照相馆的展示橱窗里。他家三代出身没有问题，又没有结过婚，在当时的确是个很好的人选。可对方提出只能带一个孩子过去，我的母亲不同意他的要求。我姥姥就对我的母亲使了个缓兵之计。她对我母亲说：“我先把二傻（我儿时的小名）送到亲戚家里代养，日后你那儿宽裕了再把他接回来。”也就是这个决定，使我的童年经历如同《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一样，开始了为期两年的流浪生活。
我姥姥给我选择的第一家寄养人是我的小姨家，当时住在西四附近的大酱房胡同里。我现在还记得，我到她家时是个晚上。那是一个典型的老北京四合院，一进大门还有个大影壁。小姨家打扫得非常干净，地上的青砖都闪闪发亮。他们给我吃的饭是我从来没有吃过的叫不上名字的饭菜，主食是花卷。但不像我在姥姥家吃的那个拳头般大的花卷。这个花卷只有核桃般大小，非常的白，大了才知道那是富强粉做的。她们家只有一间屋子，我小姨和我姨夫在屋内的大床上睡，安排我在一张小床上睡下。这一晚是我睡得最舒服的一个晚上。梦中我发现自己是在一间到处都是黄灿灿的阳光的房子里，我在这间房子里尽情地玩耍、尽情地叫。在我叫喊最起劲的时候，被小姨叫醒了，她轻轻地告诉我该起床了，要我跟她一起去上班，此时我姨夫早已走了。
一九五八年，北京的天桥是最热闹的场所，这里到处都是耍把式、卖艺的。当时那种繁荣景象，那种人文气息和现在炮制出来的天桥景观无法相比。小姨把我领到一个很大的帐篷一样的剧场内，场内有个很大的舞台，台下面是一排排的长条凳子，她把我放在最前排的中间坐下，并嘱咐我在她来接我之前不要乱跑。
我就这样在板凳上打发走了半天的时光。在戏台下面我有时能看到小姨，穿着古装衣服，一边唱着戏，一边还不时地朝我这边望，生怕我跑了似的。一连几天都是这样，我便摸出规律，经常会趁小姨照顾不到我时，跑出去转几圈再回来。我每次出去最爱看的，就是现在人们说的“拉洋片”。通过一个小孔望进去，里面有好多好看的图画。还有变戏法的，当时，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在那个变戏法的人身上，能变出个大鱼缸来，里面还有活蹦乱跳的鱼。
好景不长，几个月下来，我小姨可能很烦了。她有时候要停下唱戏，在天桥市场里到处找我，找到我之后，她总是把我拉到一个人少的地方，看着我不说话，一会儿便大哭起来，哭得非常伤心。至今我很难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
那段日子很快就结束了。
一个阴雨连绵的季节，姨夫带着我坐上了南下的火车，到了另一个城市。据后来家人告诉我，去的是河南，也是家里的一个亲戚家。记得当时在车站上到处都是雨水，四周的颜色，除了灰色就是黑色，一路走出去都是要饭的，肮脏而黑黢黢的脸衬着灰色、黑色的世界。这些人见到我们过来，就死死地抓着姨夫的衣服不放，我们只好把吃剩的东西给他们才得以过去。这次到的那个家，房间很小，昏黄的灯光下我姨夫跟他们谈着什么。由于旅途的劳累，不一会我就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我姨夫又带着我回到了北京。事后家人告诉我，河南那家亲戚，由于生活条件不好，没有能力收留我。
我的第二个家是我的姨姥姥家，住在北京灵境胡同一个独门独院的大院子里，有好多间房。她有两个儿子，都在上大学，她本人在统战部工作。在这个家里，我被他们看作是不速之客。他们对我非常不好，经常不给我吃饱。我的姨姥姥非常可怕，每次吃饭还没等我吃上几口就让我下桌，要是不下桌，她就往死里打我，直打得我连喊叫的力气都没有的时候为止。后来上小学的时候，一见到岁数大的老太太我还心有余悸，两腿发抖。当然，我小学班级的谢老师，那时也有打人这个毛病。班上哪个同学学习不好，这个老太太就用两手捏住那个同学的手指尖死死不放，那个同学会疼的像杀猪般嚎叫。
为了解决我的饥饿问题，我有时就在院子的犄角找那些收拾带鱼时被扔掉的鱼头和鱼尾。我把它们捡拾起来放到炉子上面烤熟了吃，那些东西是她家里猫都不愿吃的东西。可以想见，我当时的生活状况，还不如他家的猫。而她的家却是我当时见到的很富有的一个家，屋子里面两个墙壁都是书，有沙发，还有一个很大的落地式收音机。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家境，就算是很好的了。
为了离开她的魔爪，我选择了出逃。第一次出逃是成功的，我跑到了离她家不远的西单商场。那个时候的西单商场还是一个很破旧的砖木结构的楼房，那里有个说相声的地方叫曲艺厅。在那个曲艺厅的下面一层，就是卖各种北京小吃的地方，有各种美味的年糕和紫米粥，小吃店里的人总是那么多。
离家出逃后的第三天，我就在西单商场附近认识了十几个和我年龄相近且命运相似的孩子，他们都是满身肮脏、衣衫破烂。我的衣服虽然三天没洗，也比他们干净得多。在和他们的聊天中，我得知这是一群流浪儿，有的是像我一样离家出走，有的就是孤儿，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和他们在一起我学会了流浪生活的技巧，比如每天洗脸，就会自然的找寻路边的水龙头解决，睡觉就躺在靠路边卖东西的铁柜里面。记得那时已是深秋季节，我只穿了一件小棉猴，夜里就蜷缩在铁柜里垫着一块草帘子睡上一夜。第二天早上，我们会聚集在西单商场里面的各个饭馆的门口，窥视着里面客人吃完的残羹剩饭，趁服务员没有打扫之前冲过去抢食里面的饭菜。如果能够赶上一个好心的顾客，还会把只吃了一半的东西送给我们。我们每天的生活只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这要耗去我们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其它的时间则是用来躲避饭店服务员的驱赶和寻找当晚的住处。那时候我们最大的心愿是不用为填饱肚子而奔波劳碌，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我的第三个主人，也是我被辗转寄送的第三家，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性。那是在我流浪中遇到的。当时，我趁她在小吃店购买其它食物时，将她放在桌上的一碗热粥，狼吞虎咽地喝了下去。我正庆幸自己的机敏时，身上棉猴的帽子突然被一只手抓住了。我本能地缩下身去，准备迎接一顿毒打——过去我经常遭受这样的毒打，这已是家常便饭。但半天那顿拳脚也没有来到，却见到一张美丽、端庄的脸对着我在微笑，她随后还把我拉向怀里关切地问我是不是还很饿，我胆怯地点着头，因为大半天我都没有吃到东西了。她像生怕我跑了一样，拽着我的手和她一起去给我买吃的。在我吃东西的时候，她一直看着我，总是笑眯眯的。饭后她问我：你家在哪里？我送你回去？在她的面前我第一次撒了谎。无论当时由于何种原因或是出于何种目的，我觉得那是我人生走向恶的开始。人的一生就是这样，无论逆境与顺境，无论富有与贫穷，在一个人刚刚踏上生命旅程的时候，他们的心都是纯洁的。当你进入社会后，假如你仍然能够始终向善，不为人生境遇所左右，你将一生都会得到一种内心的平静与安宁；假如你的心，随着人生境遇而产生恶念和恶行，你将随着这种恶行走下去。如果不能节制，不能与这恶进行自我的抵御，那么，你将成为社会上恶的代言。直到死的那一天，你的内心都将无法找寻到那块美好的、神圣的、平和的、安宁的静土。至今我回忆起来，我以后的几十年恶念、恶行伴着我，都缘于最初的与恶的心魔的交缘，是我把那颗纯洁的心灵抵押给了恶魔。
我面前的这位年轻的女性，在听到我没有家的谎言后，并没产生半点疑惑，却越发地流露出了关爱和怜悯的神情。真的，现在回忆起来，她的端庄、清秀的脸庞，她那美丽、安祥的面容，使我觉得她如同观音再世。
她的家与她的外貌和她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高雅的气质有些不太相符，房间不大，一个瓦数很低的电灯泡发出暗淡的光。室内很昏暗，房间内有一个土炕而不是床。她的父亲见到她把我带回家，显得异常高兴，像她一样的热情，像对待自己儿子一样的对待我。这个家只有她和她的父亲，我再没见过其它人。她父亲端着一碗雪白的、热腾腾的大馒头放在桌上时，室内顿时充满馒头的香气和热气。在这里，我就像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样，第一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第一次体验到了母性的温存。
白天我才看到，我昨天进去的那个房子，是在一个院子里，大院子的地上晾着许多干杏核。白天没事无聊的时候，我就砸开几个吃。那杏仁的味道苦丝丝中带着甜意。从那之后的几十年中，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杏仁。几十年过后，当我回忆起那段往事的时候，曾身不由己地去寻找过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在前门珠市口附近，按照童年的记忆，我竟然找到了那个院子。门口的确挂着一个国营土产公司的牌子，我大着胆子硬闯进去，但拦住我的却不是那家人家。一个年青的工作人员已经占据了她住的那间房子。他用防贼一样的眼光看着我。我只好带着遗憾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那个地方。我之所以对她记忆如此深刻，不仅是她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收留了我，还给了我一种爱心，一种无私的爱，她使我对一切的人的本能的感恩之心始终没有泯灭。
在这个“天使”的家里住了将近一个多月的时候，有一天她突然带着我，又来到了西单商场。那天她穿的特别漂亮，她带我在商场里转了几圈，为我买了一件很漂亮的棉服，又带我到她第一次见到我的那个小吃店里，叫了几样我爱吃的点心，我不停地叫着她阿姨，以表示我对她的感谢。最后她告诉我，一会儿要带我见一个人，我问她是谁，她说这是个谜，一会你会惊喜的。见到来人后我哪里是惊喜，我感到的简直是震惊，我前面站着的是我做梦都不想见到的姨姥姥。在他们成年人的一番交接过后，这个很漂亮的阿姨蹲下身来，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她的脸颊很烫，一会儿她的眼泪流到了我的脸上。随后，她猛地站起身离我们而去。我看着她的背影，她却没有回过一次头。她的背影、美丽的脸庞、灿烂的笑容，我至今都很难忘却她为我的付出，她为我所做的一切。她没有奢求任何回报，她是无私的，带着一颗善良的心做着奉献。是啊，文明、和平、美好的社会，正是靠着她们来构建。每个社会这样的人越多，证明这个社会就越有希望。反之，这个社会就要接近崩溃的边缘，就像古罗马帝国那个庞培城的毁灭一样，那就是人类的恶行毁灭了人类自身。
回到那个恶毒的老太婆家后，我突然发起了高烧，经诊断是急性肝炎。我被送进了医院，整整七天的高烧。在我昏迷的时候，我盼望那个阿姨能够来到我身边。多亏是她在那个时候收留了我，并把我带回了家，否则我可能要死在流浪的路上。
有人总把风风雨雨这个词用来形容自己坎坷而动荡的人生。
我在不到两年的时间，还是儿童的时期，就已经历了常人没有经历过的生活和离奇的遭遇。谁也不会想到，从那之后，我又被辗转送了十多家。最后的一个终点，是一个住在西四砖塔胡同的两口之家那里。是谁把我送来的，经过了怎样的程序我早已忘记，我只记得在这个家庭里，我得到了温暖和爱护。
这个家庭的男主人也就是我的养父姓马，是个老实巴交的工人。他在一个回民饭馆里上班，还是一个小头目。他的爱人也就是我的养母也姓马，在一家托儿所上班，两人心肠非常好，就是养母脾气有些暴躁，到她家我已五岁多。
我的童年就是在这里结束的。
这个院子很大，院子的中心还有一口枯井，深得看不见底，直到我离开这个院落的时候，也不知道这口井下面到底隐藏着什么。院子的西房门口种着两颗粗壮的树，一颗是椿树（臭椿），一颗是榆树。就是这颗榆树，救活了我们院内两户人家的命。
院子里住的都是工人；也就是平民百姓。西屋那家，丈夫是踩三轮车的，媳妇无业在家，他们家有七个孩子。北屋住的是两代人，挤在低矮的平房内。南屋是个五口之家，也是丈夫在外面工作，是个印刷工人，妻子在家带孩子、做饭。在平常的日子里，小院里洋溢着祥和的气氛，谁家要是做了好吃的，别家的小孩子会闻着香味跑过去，免不了这家的饭菜就要被孩子们抢吃了。日子久了你不去吃他，他反而不高兴，就故意做一锅香喷喷的肉，早早的打开锅盖，让院子里充满诱人的肉香。这时，他就会站在院中央老张老李地叫着，催着大家去他家吃肉。
仲夏日的晚上，余热未消，大家便从低矮的平房里走出来，每人拿着一个小板凳，很自觉地在那口枯井旁围坐一圈。男人们尽可能的讲一些别人不知的奇闻，以显示自己见多识广；女人们偶尔也要故作姿态的插上一句，以显示在家中的一席位置。我们就惨了，听着大人们的聊天，如闻天书。但也不走，因为院中两颗粗壮的大树，把整个院子抱在它的脚下，在酷热的天气里，能透出些许的凉气。
好景不长，我来到这户人家没有两年的光景，就赶上了1960年。
在三年自然灾害里，养父母家的生活条件在小院里算是个土财主。他们是双职工，只有我一个孩子，养父能利用职务之便从磨豆腐的豆浆房里每天带回一大包豆腐渣，这些豆腐渣除了接济院内几户孩子多的家庭外，剩下的就够我们填饱肚子了。西屋那家拉车的是生活最困难的一家，孩子都已半大了，自然是能吃的时候。他们的父亲，每天靠一膀子力气挣钱，自然也要吃饱肚子，在当时那个年月吃饱饭是百姓的第一需要。
苦撑到自然灾害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家连豆腐渣也吃不上了，西屋那家也就更没有办法吃大锅饭了。他们家里每顿饭都要由孩子的妈妈，把每人每天的口粮分别放在各自的碗里，然后上锅蒸。有一次我亲眼看到，孩子的妈妈在盖上锅盖之前，悄悄地将自己碗里的米拔出一大半，放在她丈夫的碗里，然后就像数米粒一样，数出那么几十颗米，放在家中长子的碗里。这一年，北京城里、城外能吃的树皮和树叶，几乎都被饥饿的人们剥光了，连地上的蚂蚱都不能幸免，空中很少能看到飞着的东西。西屋家里孩子多，粮食越来越少，当时正值院内榆树结满了榆钱，就是这些榆钱和榆树下面的一些根茎，帮助他们和其他两户人家，度过了那个让人难以忘记的饥荒年月。
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小院中的那分祥和、平静再也找不回来了。多少年过去了，那个小院中的人们，在生活的风雨中有的曾经疯狂过，有的曾经泯灭了自己的人性和良心，更有的疯狂到不顾手足、儿女、夫妻之情，残害、虐待自己的亲人。
几十年后，我有幸又见到了那个小院中的一个邻居。他其实比我只大上四五岁，但过早苍老的面容，使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大出十几岁。他见到我之后目光飘移，长时间的不敢与我对视。他是吃我们家豆腐渣最多的一个邻居，也是历次运动中最疯狂的一个马前卒。在文革的时候，院里人谁都不会想到，他会带着红卫兵把自己的家给抄了，竟然还扭着他母亲的胳膊，在胡同里游街。1968年他去了东北兵团，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改革开放后，他终于把户口迁回北京。但是，由于当年他总想着革命，只学到一身的造反本事，没有其他特长，就只能靠捡破烂维持生计。我拉他进了一个小酒馆，半瓶二锅头下去，他的双眼就已经充满了血丝。他连连的叹着气，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一会儿就又泪流满面，情感不能自持。我又能说什么呢？我又能给他什么劝慰和忠告呢？因为他是那个年代的畸形产物。那个年代造就的一些人就如同狼一样，假如再赶上适当时期，他可能都会把我的脖子给扭下来。我看着他那痛苦的样子，无奈地用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只给他留下两个字：保重！当然，连同刚才的饭钱。
我虽然没有被那个时代逼疯，但厄运始终没有离开我。1978年，我终于找到了可以倾吐的机会，欣喜地看到了西单民主墙蕴涵的勃勃生机，我毅然决然的进入了《探索》刊物。在这里使我的心灵找到了归宿，也使我搞清了是谁给我的家庭带来了厄运，使我的家庭支离破碎。
但是，就是这样一点点的自由思想，就是这样一点点的政治诉求与主张，险些遭招致杀身之祸。先是逃亡中被拘捕，后是没有任何理由地，在功德林监狱里被关押三个多月。1979年春夏之交我带着一身虱子，拖着疲倦的脚步回到养父母家时，他们像对待陌生人一样将我赶了出来，并丢给我一把钥匙说：给你安排了一间房子，你以后可以独立生活，不用再来找我们了。那年我24岁。
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我再去找他们的时候都被赶了出来。他们只跟我说：你只要不再来，就是对我们尽孝。为了看他们而特意买的两条活鱼，又让我完完整整地拿了回来。等我蹒跚的走到胡同口拐角处时，自然灾害时曾吃过我给他的豆饼的那个邻居、现在已当上了街道的治保主任的老邻居把我拉到一个僻静处悄悄地跟我说：“你不要怪他们，这老两口一辈子本分，最上面的公安局找过我们，也做过他们的工作，他们不愿意被扣上反革命家属的帽子，我们正在替他们做工作，办理和你脱离关系的手续。这都是他妈的上面的指示，我们也没办法，只好干这缺德事。”我握着这位老兄的手，千恩万谢之后又留下了那两条鱼。
从此，我从那条熟悉的胡同里消失了，我不敢回去，我不敢面对那个小院，更不敢面对把我辛辛苦苦养大的两位老人。他们虽然不是我的亲生父母，但却胜似亲生父母。也就是从这天开始，我又过上了近似于流浪的生活。我就像个断了线的风筝四处飘荡，像一叶孤舟在茫茫的人海中找不到彼岸。从离开了那个温暖的家之后，每到逢年过节鞭炮齐鸣时，我就会躲到玉渊潭公园的湖边。因为在那里听不到鞭炮声，听不到欢笑声，只有湖水有节奏的轻拍堤岸。陪伴着我的，有风吹荒草的刷刷声为我歌唱，有风从我脸上吹过，带给我抚慰。
我因参与“南方会议”被判刑4年，1986年刑满出狱。
在以后的4年中，我扫过马路，捡过垃圾，当过饭馆的服务员，扛过麻包，烧过锅炉，社会上最底层的工作基本上都干过了。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人，没有哪个单位敢要，更没有谁会重用你，我们成了当时社会上最早的边缘人物。也恰恰就在这时，在我最困难时，苍天有眼，使我能够和一个贤惠的女子成婚。她顶着家庭的压力，顶着单位领导和公安的威胁，毅然决然地和我结了婚。婚后，虽然我们的生活很是清贫，但却过得很快乐，因为我们是为自己而活、而快乐。婚后一年，我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但是好景不长，1989年“六四”之后，我又被非法拘禁六个月，因为“六四”时我是在“高联”《新闻导报》任顾问。回来后，在我和妻子生活过的那间小屋里看到的不是妻子迎接我的笑脸，而是一张盖有法院大印的离婚判决书。里面写着：因我有狂躁性格，精神不正常，做事偏执，致使夫妻不和，准予离婚。当时我疯子似地到处去找她和我的儿子，但却踪影全无。
一年多以后，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使我在大街上见到了她和儿子，她胆怯地、警惕地环顾了四周半天，才揪起我和她七拐八拐的来到一个厕所的旁边。她很愧疚地让我不要恨她，是他们（指公安）要她和我分开。说我在“六四”中参与了暴乱活动，这是重大的反革命事件，如果不离婚她和她们家都要跟着遭殃。她接着说：为了儿子，为了她们家二老，她只能做出这个决定。她说：只要她同意离婚，所有手续他们（指公安）分秒之间就能办成。
当时我不知道是怎么和她还有孩子分手的，我只记得和她们母子分手后，我就沿着北京城转着圈地走着，走了一夜。我那时很单纯地认为，离婚尽管是一件令我刻骨铭心的事情，但是儿子和妻子从此就能成为一个自由人，这种牺牲也是值得的。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厄运居然追到我儿子身上。
和我妻子离婚时，我的儿子刚刚一周岁。他不知道，站在面前的是他的父亲，只是把我当作一个陌生人。以后的几年里，我的生活始终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我不可能给儿子带来任何物质上的享受，更不想在他的身上出现和我一样的命运。谁知道这只不过是我的一厢情愿。
几年后的一天，我的前妻突然给我打电话，当时我正在永定门火车站当搬运工，正赶上一批水果要赶着下站。我几次和老板请假，说家有急事，老板就是不批，一怒之下我连工资都不要，就离开了那里。
我前妻把我约到一个很僻静的地方，她还是那样的胆怯。在确认了没有任何人监视着我们的时候，她才告诉我一个令我异常气愤的事情。原来，我前妻去学校接我儿子的时候，跟她关系不错的班主任神秘兮兮地问她：“你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我前妻很诧异的答道：“没有任何事情呀。”。老师说：“不对吧，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我的前妻更加疑惑地看着老师的眼睛半天说不上话来。最后老师才告诉她事情的真象：就是在今天上午，校长带着两个中年人找到她。只跟她说这两个人是上面派来的，想了解一些情况，需要她配合他们的工作。她当时以为是区教育局的来检查教学质量。但是在不着边际的谈了些其它事情后，就详详细细地问起了我儿子的情况。诸如；每天谁来接他，这孩子的性格如何，有什么特别的偏爱没有，经常接他的是谁，有没有家属以外的人和这个孩子接触等等。这个老师当时大着胆子，很好奇地问对方，他们是不是在做学生心理调查？对方摆着那张始终麻木的面孔，很严厉地盯着她。看了几秒钟，才蹦出一句冰冷的话：不该你问的少问！老师对我的前妻很神秘地说，我看他们不像是什么好人，感觉是像安全部门工作的。
又过了几年，我的儿子转学，本来与我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根据法律规定，我已不是孩子的直接监护人。但我的前妻又找到我和我商量。她说，学校领导非要她写一个有关儿子的亲生父亲的情况材料。她和校长吵了起来，校长无可奈何地告诉她，是上面的指示。要我前妻同情他，理解他，就算帮他个人的忙。我的前妻拿不定主意，就又找我来问。我能说些什么呢？自从我1978年参与民主墙活动并进入《探索》后，近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每年都要有十几次、二十几次的被无故的叫到公安部门问话。在所谓的敏感时期里经常是几天、几十天；2006年竟然达到了上百天的被限制人身自由。在那些日子里，由于不能够出外工作，有时甚至靠借贷过日子。
我的父辈在铁窗中度过了二十年，出来后妻离子散，最后含冤客死他乡。到了我这一代，又遭到如此境遇。我曾在暗夜中对着上苍虔诚地祷告，希望上苍能够怜悯我的儿子，让他永远脱离开这个无形的禁锢。
惨烈遭遇何止我一家！

附：俞梅荪读文后给马文都的信
2007年，要不是参与反右50周年事，我早已把家父淡忘了。在家父50周年忌日，我彻夜难眠，致电邮告知老友马文都先生，收到回信如下：

时阳历七月二十二日，余在香山蜗居，因见俞兄祭父短文，难于畅怀，吾辈乃血性男儿，难为父亲申冤，伫立门前，仰天悲怆！
忆家父之情尤胜俞兄，父亦已归道山，当年情形尤历目中，而父子之乐，已无从寻索，思之凄婉，不能释怀，感慨之余，发文祭扫，为祭俞兄之父而作。
与俞同忆五七年，慈父在，合家圆。光阴荏苒，又是七月间，慈父已居阴间地，天伦欢，今难全。
吾辈坎坷恍数年，又怎堪，一挥间。梦中常见，相顾两无言，物是人非不忍观，空垂念，泪难干。

没想到，马文都亦因反右而丧父，其生父李玉祥，1938年参加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后为东北野战军，历任班、排长，作战英勇，多次被嘉奖；1949年，随70军南下解放广东，任连长，荣立三等功，由军政委甘渭汉（1955年中将）作媒，与其母（师部干事）成婚；1951年，随40军赴朝鲜作战，腿被炸断，其母在战争中失去半个手臂，都成伤残军人，一同分配到辽宁省铁岭荣誉军官学校工作，分别为营职和连职军官。
1957年，其父反思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近万名优秀指战员被俘，占整个朝鲜战争被俘人员的75％，回国后都被清洗出部队，沦为贱民。他指出，这一失利是指挥失误所致，责任在指挥员，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战友鸣冤叫屈。为此，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又因地主出身而被定为历史反革命罪，判刑20年。（现据史料介绍，当时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因指挥失误而向中央检讨，第3兵团代司令员王近山赴京请罪。）
其母迫于军校压力，与其父离婚，并被清除出部队。当时28岁的母亲把3岁女儿送给铁岭一家工人，携3个孩子回北京投奔外婆家，又把5岁的大女儿送给北京新街口的一家平民，把3岁的马文都送给亲戚，自己带着周岁的小儿子，改嫁理发师。
马文都在亲戚家不甘受虐待，4岁出走，流浪街头，两年辗转十多户人家，最后由姓马的工人收养而长大。1978年，他看到西单民主墙的勃勃生机而参与《探索》刊物的活动，被关押在功德林监狱3个月，养父母迫于警方压力，与24岁的马文都脱离关系，逐出家门。
1975年，其生父在吉林省白城子监狱减刑3年获释，被安置在当地农村监督劳动。他通过多方查寻，只找到在北京的小儿子，其它3个孩子杳无音信；1983年，76岁时在白城子农村含恨去世。1987年，马文都找到弟弟，得知父亲已故；1990年，他回铁岭军校寻根，找到失散33年的双胞胎姐姐。那里的人都闭口不谈其父事，很回避，他深感其中必有隐情。
我询问马文都，其父当时被判刑的依据，后来是否被改判和改正，要为这位不屈的军魂留下一点文字，他竟一无所知，其父连一张相片也没留下。上述这些情况，据自他弟弟追忆30年前其父到京寻子时的只言片语。
我曾遇到不少右派老人及其子女，他们至今境遇很差。仍被歧视，被欺辱，被侵权，有的住房被侵占。多方上访，求告无门，在贫困中挣扎。在上海，给我和弟弟以多方关照并支付两万来元律师费的黄女士，其父是右派分子，在安徽劳改20余年获释回家。其祖居住房已被人占去，无处说理，只能借居他处，不几年就在贫病中客死他乡。现居成都84岁右派分子黄绍甫（1943年赴印缅英勇作战的抗日远征军老兵），劳改20余年获释，回原单位又被陷害坐牢12年（累计坐牢34年）。1996年出狱，其祖居住房早已被人侵占，孤身一人，长期借居，如今靠每月120元低保金维持生存。可见，反右而惨烈遭遇的何止我一家，家家都有血泪史，令人痛心的是，时至今日，反右派运动的危害仍未结束。

李家揆：避祸农村19年生活实录（1961—1979）
作者十四岁响应党“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号召，考入甘肃玉门油矿文工团，一腔热血投入到支援大西北建设中去。
一九五七年考入由石油报办的新闻大学，学习努力，成绩全优。时值“反右斗争”正如火如荼，念政局变化之速，即兴写诗一首，刊于校园壁窗之上。题目是《戈壁滩上的白杨树》：

“笑迎炎炎赤日，蒙受白雪冰封。根茎穿透石海，攀穿坚硬沙层。
荒凉戈壁显绿，引来飞鸟啾鸣。谁说戈壁无绿？请看荒漠新城。”

不想这首诗歌竟成了影射歪曲伟大党的光辉形象，为右派分子鸣不平的反动诗词。
同年调到玉门市人民政府地方工业筹建处，开始做筹建油毡厂的工作。“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时隔两年，再网罗言语无限上纲，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九日上午八点，在全厂职工大会上马兆荣宣布李家揆为:“屡教不改，漏网的小右派分子”。开除公职，遣送甘肃省赤金农场劳动教养！这一年，刚好是十八周岁。
六○年六一年大饥荒的年代，举国上下哀鸿遍野食不裹腹，劳改队更是雪上加霜。人们都知道有一个“夹边沟”，孰不知哪一个劳改队劳教队都是“夹边沟”。眼瞧着难友们一个一个的饿死，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几经逃跑，屡遭挫折，九死一生，辗转赤金农场、大灰厂、蘑菇滩农场等劳教单位，终于逃回北京。

寄人篱下十九年，只因“成分”冒出尖。阶级斗争牵灵魂，儿子替父偿“罪冤”。
贫下中农撑天下，地富分子不见天。“文革”风暴撼全国，争权夺势民造反。
“君令”如山逆者亡，不同政见靠边站。谁敢反对毛主席， 定杀不赦九族连。
可怜儿子常陪斗， 累活重活连轴转。 受尽牲畜牛马苦， 无刃钢刀刺心间。
白昼筋骨受磨损， 夜晚灵魂受熬煎。 春练赤脚淌冰水， 夏练裸体葳蕤蹿。
秋练肩挑半河泥， 冬练劈斧战溷间。 渴饮百家井下水， 饿餐两顿麸糠面。
晚睡冻炕心窝火， 冷星入目思娘眷。 手抚秦琴抚一曲， 儿行万里母忧担。
十指捧笛吹一曲， 娘为儿命操碎肝。 儿命好比浅水龙， 毒日曝晒卧沙滩。
今生今世难回报， 爹娘海恩不能圆。

一九六一年，我从蘑菇滩逃回北京后因无粮食关系，即回农村老家河北省三河县北巷口村。在申报户口时，由于年岁小又隐瞒了“不光彩”的历史，才成为一名农村社员。但我并不知道我的父亲在解放前曾经委托叔伯兄弟在这里置办了田地近四顷。为此，一九五一年土改时被划为地主成分，到“文革”时我即为“地主子女”，成了在当时社会最底层，倍受歧视的“另类”。我把这个情况转告母亲，百感交集的母亲叹一口气，只和我说了六个字：“躲一枪，挨一刀！”
入户后我和叔伯兄李志明全家共同生活。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一九五一年土改后当地政府给我家留有正房五间，宅院内的三间西厢房和两间“露顶”均分予李志明（详见<土地执照>）。解放前所置田地均由李志明等掌管（我家多年久居北京，极少还乡），故在土改后李志明的阶级成分定为中农。李志明夫妻均文盲，但志明嫂却能说会道，善于理事。长子金圣解放初在北京前门一家纸盒厂学徒（后娶妻王秀英，生一女名霞），次子银圣，在石家庄师范就读。
一九六一年虽然社员刚分到自留田，但仍然过着半饥苦熬的“瓜菜代”日子，而我正值青年，饭量颇大。实无办法，只好另行起灶单过，独身住在“露顶”两间房。
严冬很快来临，“露顶”门窗不严，寒气袭人，水缸的水常冻结底，我一人分得柴又少，甚至连饭都做不熟，每天出工下地前不得不请志明嫂在午饭前给我带出几个贴饼子（村人称为“一锅偕”），晚收工回家自己再熬些粥，顺便烧烧炕勉强度日。半夜时分，几乎天天冻醒。生产队长范永泉见我可怜，派我当“辅助饲养员”，所谓“辅助”就是每天挑水，打扫牲口棚等。做饭时可以白烧生产队的柴禾，晚上和饲养员同睡在暖炕上。有时给牲畜炒料时偷偷地给我抓把炒料（黑豆）吃，或者在我面盆里放把喂猪食的豆糠面。使得我这半饥的肚子得到充实，这一冬我没受罪。到了来年开春，范永泉队长大概由于我的出身问题恐怕日后担当不了责任，又辞掉我“辅助饲养员”的工作，重回“露顶”并随社员每天出工下地。但是为了我能在中午和晚上按时吃上饭，便把队部和社员家的猪圈粪全部包给我干。起圈粪这活计虽然脏累，但是没有时间的限制，起出一个圈粪（约两立方米）就可收工。我基本上是一天完成一个，可按男劳力挣十分工值。
每当想起自己蹒跚颠沛的生活，真似“青蝇相点、白壁遂冤”啊！再比比那些随波逐流的人，自己显然是个愚蠢冥顽、自寻烦恼。联想起赤金和蘑菇滩的那些生死不明的难友们，我算是九死一生的幸运者。既天命如此，也只能随遇而安吧。


后永年：这究竞是为什么？
我和曾国玺、黄子敬、何恩同是被遣送到宾川县太和农场接受监督生产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三人在砖瓦厂，我在第十一生产队，不在一起。因为建场舍急需，我一度曾从十一队派到砖瓦厂去突击制砖而认识了他们。在此期间，我亲眼目睹了他三人的命运，现以文字的形式记载下来，给史家在写这段历史之时提供点真人真事。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只有天才知道了。
一，曾国玺是怎么被“扩大化”了的
曾国玺、1933年出生在一个地主的家庭里，1949年8月，经中共宾川县宾居地区地下党负责人朱绍曾、中国人民解放军滇黔桂纵队笫八支队宾川大队第一中队队长朱辛人介绍，参加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青年联盟（简称“民青”）。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参加了在农村秘密成立“农抗会”，组织农民反对伪政权的征兵、征粮、征税；组织支援八支队的军需物资；破坏伪政府的通讯设备等地下反蒋活动，后调八支队作后勤工作。解放后调大理军分区独立营任班长，尔后又被派到云南省军区特科训练总队，学习无线电通讯。结业后分到第13军38团当报务员。因他特别热爱这项工作，在实践中刻苦学习，业务十分熟练，提任38师电台代理台长。1956年转业回乡安排工作，宾川县人事部门把他安置到宾川县供销合作社，下乡收购土特产。
他对农村商业工作没有兴趣，了解到邮电部门急需报务员，特别是像他这样技术熟练的报务员，他就向人事部门提出到邮电部门工作的要求。人事部门不作解释，简单地回答：“叫你到哪里你就去哪去，服从分配”，一句话拒绝了他的要求。他以国务院颁布的《复员军人安置条例》规定，在安置复员军人时，要“学用一致，各有所得，妥善安置” 及邮电局急需、专业对口等理由要求再三，但回答的仍是那句话：“服从分配”。曾国玺无奈，只得仍然去收购土特产。
1957年整风开始，曾国玺针对这件事向人事部门提了一条（仅仅是一条）意见说：这是人事部门在安置转业军人的工作上存在专业不对口的主观主义。并就他的发言内容写成大字报贴在墙上。就为这张大字报上的这一条批评意见，就定性为反党言论，被戴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开除团藉，开除公职，送宾凤铅矿监督生产。1959年2月转宾川太和农场监督生产。
反右斗争已经过去了51年了，迄今今我不明白，他的这条意见，不论过去或现在，究竞错在哪里？怎么一条正常的批评意见，就“扩大”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我迄今不明白，扩大曾国玺的依据是什么？
二，牛权优于人权
曾国玺到农场被分配在砖瓦厂制砖烧瓦，在我也被派到砖瓦厂突击制砖烧瓦期间，我们就住在一个宿舍。有一次我看见他左手突然红肿，疼得动都不能动，就到场部医务室就诊。医生诊断为“无名肿毒”，嘱全休，按时换药，不能日晒，疼痛时冷敷，并给予文字证明。他持证明向厂长杜洲请假，杜厂长不准，说：“左手肿右手不肿嘛，砖做不成可以去拾红薯。”他说：“医生说不能晒太阳。”厂长说：“可以用草帽遮着嘛。”他说：“疼痛，要做冷敷。”厂长生气了，训斥：“你这个右派分子来改造什么？毛主席说‘一不怕死，二不怕苦’， 死都不怕，你还怕疼？你不好好检查一下你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享乐思想，到有脸来请假，不准！”无奈，他只得吊着肿痛的手，戴着草帽，到烈日下去劳作，疼痛难当，也只能忍着。
不几天砖瓦厂踩砖泥的一条水牛感冒，杜厂长专门派了两个人到兽医室为牛熬汤煎药，24小时轮流值班。我把这两件事对比，深深感到：当右派的人在这里还真不如牛，牛权优于人权。
三，黄子敬、何恩之死轻如鸿毛
1，黄子敬之死
黄子敬、男、24岁、四川省人氏。在四川大学读书时被划为右派学生。毕业后分到大理州农业局工作，半年后送宾川太和农场砖瓦厂监督生产，和曾国玺在一个组，同住一间宿舍。此人身体健康状况十分不好，个子又小，骨瘦如柴，平时沉默寡言，劳动定额总是完不成。杜厂长说他沉默寡言是对改造不满的无声抗议，完不成劳动定额是消极对抗“大跃进”，反对“三面红旗”，于是召开大会斗争他。斗争中他沉默，自始至终不说一句话，再打也不说，也不哼。大会结束时杜厂长宣布：扣他10斤口粮他也不作任何申辩。
被斗回来他默默入睡。次日出工不见此人，四处寻找无踪。四天后在距厂1公里的太和村水库里漂起了他的尸体，太和村的农民把他打捞上来后告知砖瓦厂。杜厂长闻讯，带了5个右派亲到尸体现场查看，在确认就是黄子敬其人后作指示：“他妈的！抗拒改造，自绝于人民，活该！就地埋掉！”说罢若无其事的走了。五个右派执行指示，两把锄头挖个坑，就地埯埋。
2，何恩之死
何恩、男、23岁，右派分子，在砖瓦厂制瓦组。黄子敬死后，在厂右派都表示同情，私下里悄悄议论，为黄子敬鸣不平。而他却反常，面部无任何表情，也不参加议论，只是喃喃地自言自语；“还是早走了好！走了，一切都了了。”当时大家都谴责他没有“同情心，麻木不仁，”他以苦笑答之。几天以后，同样是太和村的那个水库里，漂起了他的尸体。杜厂长同样带人到现场，验明正身，作了与黄子敬同样的指示，同样是两把锄头挖个坑，就地草草掩埋了。
上述黄、何二人之死，不知农场党委知道不知道，反正农场上上下下都若无其事，犹如死了两只蚂蚁，轻如鸿毛。
黄、何己经死去50年了，50年我始终没有能从这个疑窦里走出来。对于右派分子的改造，毛主席没有说要侮辱他们的人格，剥夺他们的人权，只说“给右派一点小鞋穿是必要的。”还说：“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但黄、何二人真的不是装死，的的确确是死了，不同的是不是棍子打死，是自杀身亡，用杜厂长的话说是“自绝于人民，活该！”
以上这些现象我迄今不能理解，苍天啊！请回答我，这究竟是为什么？？？

孙传仪：点滴回忆引出的主客对话
《往事微痕》第八期上有我一篇小文，《丁酉年北大的点滴回忆》，文中提到当年数学系54级学生洪允楣独自创办“探索”壁报。一位当年数学系54级的同学，也是该刊物引发的后续事件的当事人，登门寒舍，指出小文中对该事件的一些叙述的错误，以及对当年形势的看法。以下是主、客对话的主要内容。
主：仁兄来访，定有见教。
客：你文中所写关于“探索”部分有误。首先那壁报不是洪独自创办的，参与者来自各系，大多为学生干部，总共有十多人，都是洪约来的。另外壁报不是贴在楼道内，而是张贴在大饭厅那边。不过你所说“探索”的“标榜中立，呼吁各方不要意气用事，大家坐下来共同探索，以求得解决之道”是正确的。
主：如此说来，这些人都是党在学校中的“优秀儿女”了。那又为何对他们进行批斗呢？
客：洪是被当成个人野心家而遭批斗，罪名是以中间面貌出现，和共产党争夺群众，影响极为恶劣。对“探索”本身的批判，好像有意避开了。这种避实就虚的“批判斗争”艺术，在那时就已经被朝廷纯熟运用，臻于佳境了。
主：那十几位被洪约来的人，都成了“引蛇出洞”中的蛇了吧？
客：凡和“探索”有关的人全部落入网中，无一幸免。不过我对你的“引蛇出洞”之说并不同意；所谓“引蛇出洞”、“阳谋”等说辞，不过是想表明，一切都是预先安排好的，用另一种形式证明朝廷一贯的伟光正而已。
当年朝廷还是有类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想法的，在保证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引进西方的一些科学技术思想。还记得“五六”年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吗？那不就是这种想法的体现嘛。
“五一九”运动初起时，校方在未得到朝廷旨意时，依照惯性行事，并未对学生的行为进行干涉。这表明当时对学生们自由表达思想，当局还是允许的。洪等人恐也是基于这种认识，才采取办壁报这种行动。既为学生干部，自然是有“组织观念”的，因而我估计他们的行动恐也是在上峰默许或纵容下进行的。
后来这场由青年学生自发参与的自由民主运动，完全超出朝廷控制，不得不采取镇压措施。与此同时，提出了“引蛇出洞”、“阳谋”等说辞以遮羞。至于以后所谓的“扩大化”，各单位定指标，层层下达抓人任务，那不过是恼羞成怒后的疯狂报复。
主：仁兄的这些看法，可有依据？
客：我一介草民，如何能染指朝廷机密，一切不过是逻辑推理而已。另外今天只是两个老朽间的私下谈话，请勿张扬。我可不想被请去喝茶。
主：仁兄不必担心，若锦衣卫请我喝茶，我便说客乃我杜撰之人，实际主、客皆我一人。
客：如此甚好，告辞了。
此文拟发至《往事微痕》。前半部分答客问内容是那位仁兄的，后半部分则是我的。

茆家升：他“沾”了一点右派的光
余华良晚年生活有几分满足了。故土难离，他不仅回到了桑梓之地，故乡宣城，而且老婆孩子户口都由“五七”难友帮忙解决了。更重要的是拖延二十多年扯不清道不明、未定性难结案的所谓反革命反标案，也随着大批右派改正一风吹了。说起这场噩梦，要不是在旧档案中查出了他确实被内定为右派分子，也属于落实政策范围，给立案结了，他这口黑锅不但要背到棺材里，还要累及子孙！离开无为时，曾对送别他的难友们说，他是沾了一点右派的光了，不知道对那场“阳谋”运动，是该心存感激呢，还是该诅咒！
荒唐的事年年都有，惟政治运动时期更多！无为县农业局是反右的重灾区,许多人莫名其妙地栽进反右的陷阱里，包括三位局长。运动在横扫阶段，即大揭发大检举过程中，大字报满天飞时期，他所在的局属兽医站，也是一片混乱，造谣生事，尔虞我诈，胡乱上纲上线的事时有发生。余华良不是未想过，像他这样出身旧社会，还有一个哥哥在香港经商的人，虽说未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工作中一贯兢兢业业，但毕竟不会是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什么时候被人编造出几条所谓反动言论来，再上纲上线戴上帽子，打入另册，不是没有可能。他也知道他是没有力量改变当时运动发展趋势的。惟一能做的，也就是谨言慎行，不该说的话不说，该做的事尽力做好而已。不求升职重用，只盼能平安过日子，就足够了！
应该说，他的努力是有成效的。县农业系统右派抓了一批又一批，斗争高潮由颠峰状态开始出现回落时，他依然平安无事。兽医站是个干实事的单位，是全县几十万头大牲畜健康的重要保障者，而后者的健康又直接关系到全县的农业生产。余华良学历不高，也就一个短期培训班结业，但他工作认真为人聪明，兽医主要又是一门实践性的工作，实际工作经验是可以弥补理论上的缺陷的。加上解放初期，人材匮乏，他很快成了主要技术骨干。那时他心里想，大大小小的右派，基本上是以言获罪的。所以他既不写一张大字报，政治学习会上也尽量不发言，实在躲不过去了，也就说点与敏感话题不相干的事，能躲一天是一天吧。
他哪里会想到，大抓右派时他只能说是暂时未揪出来，其实掌控运动者早已备好刀俎了，他的命运也早已确定，只等适当时候采取适当方式而已。正当他还存有几分侥幸时，悬在他头上的达摩克里氏剑，终于哗然落下，差一点就要把他劈成两半！
同是县农业局的一位右派难友F君告诉我，他是余华良在一个冬夜里突然被公安局铐走的目击人。现在回想起来，依然不寒而栗！因为深夜被逮的人，也可能是F君自己。就在几天前，F君已经在炼狱里走过一遭了，随时再扔进炼狱里，本是平常的事。
笔者听完余华良的全部故事后，知道1979年余华良在为自己案情申诉过程中，曾得到F君的多方帮助。曾笑着问F先生，你这么尽力帮助他，是否感到余华良是在为他人也包括你受难，因而有一点感激之情呢？F先生莞尔一笑说：“这话真难说，局里当时发生那样的所谓惊天大案，一时人人自危，特别是我们这些已被揪出尚未定案的人，更是惶惶不可终日，说不定哪天一付冰冷的铁铐铐上自己，一生就完了！而余华良突然被铐走，我们多少有点豁然轻松之感。我们明知余华良决不会干这种蠢事，那岂止是玩火，弄得不好要掉脑袋的！但剑毕竟是劈在别人身上，总比劈在自己身上好！”F君笑着说，“人都有自私的一面，惹你见笑了。”我连忙说：“不，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非常时期能不栽脏诬陷他人，不干落井下石勾当的人，就是好人了。何况你以后那么诚心诚意地帮他忙这忙那，你这样的好心人，应该长寿的！”
我接着说，不就是那五个字吗？干吗就能坑倒那么多人，又吓倒那么多人？看看今天的报纸电视上，两党常来常往，大有第三次合作之势。可是在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的非常年代，有多少人家为这可怕的五个字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F君对我说，那天夜里的事，虽说过去五十年了，因为刺激太深，稍一回忆，一切都历历在目。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快十二点了，我突然被局整风领导组成员杜副局长和另一积极分子从被窝里拖起，拖到一公共厕所里。厕所里没灯，门外不远处有一盏路灯，借此灯光厕所内便池坑位依稀可辨。我正纳闷他们深更半夜的，带我到厕所里干啥？只见他俩突然打开手电筒，照到坑位对面的墙上，冷冷地问我，看到了什么？能看到什么！一天几次来过的地方，不就是一方土墙吗？他俩见我不开口，就恶狠狠的又说，再看看，再看看！念念！边说边把手电的光圈对准墙上新出现的几个字上。说是新出现一点不假，当时大家都上公共厕所，墙上有这么危险的字样焉能不见？一定是当晚夜深人静时刚写上去的！我循着灯光定眼一看，嘘！顿时倒抽一口凉气！两腿禁不住在打颤了。这时求生的本能告诉我，一定要镇静镇静再镇静！决不能有半丝慌乱，在这样几近生死抉择的严重关头，有半点差池，一生就彻底完了！于是我强作镇静地凑上前去，扮作仔细辨认状，字像是用烧焦的树枝写的，有点书法写作上枯墨的味道，不是很清楚，字也写的平常，说不上什么功力，瞅了好一会，在他俩一再催逼下，低声一字一顿地念道：国、民、党……下面的万字，本来拐弯的最后一笔就不清楚，但辨出字形是没问题的。我故意说这个字看不清。他俩这次是疾言厉色地追问了，并要我连着后面的字一起念。后面清清楚楚写着一个“岁”字，连在一起就是“万岁”二字，五个字一起念就是“国民党万岁”。事情既然到了这一步，我再要遮遮掩掩，反而会被认为是做贼心虚！就坦坦然然地念了那当时够杀头罪的五个字。心想你们让我念我就念了，就凭这你们能认定是我写的吗？果然，我话音刚落，他俩连珠炮式的向我发起攻击：什么反动立场大暴露啦！什么休想抵赖啦！什么人赃俱获啦！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啦！什么什么没完没了，全是我意料中的。我怎会受他们的威逼诱骗，果断地回答他们，我未写！他俩当然不会善罢甘休，还在不停地追问，这时我也恼火了，说你们斗我右派问题，我也承认过有些话说错了。但是你们想把我扯进这样的政治大案里，是决不可能的。我家世代书香，从无人在国民党政府里任过职，我干吗要喊它万岁？你们说我写的，有什么根据？事后回想起来，我当时斩钉截铁的态度还真的起了点作用，如果我是心虚胆怯吞吞吐吐的吓得语无伦次，倒真的可以被他们抓个现行呢！历次政治运动中，为所谓“反标”案被抓被判甚至被杀的案例还少吗？
话虽这么说，那晚之后的很多天，真不是人过的日子，我当时虽年轻也知道这种纯属无头案，是百口难辩的，缠上谁别说能断送你一生，有甚者可以家破人亡！它不像历史反革命案，有敌伪档案可查；不像经济案，再复杂的账目，总可以查清楚；也不像所谓腐化案，要捉奸捉双！这种谁信手胡划几个字，然后消失在人海里，到哪儿找人去！而有了帽子总得找个人头戴上，既然戴谁头上也是冤，也只能听天由命了！余华良未铐走之前，F君说全局里的人，像是生活在一种难名其状的状态里。不但见不到平日常有的闲谈，也不再有人串门，皆故作若无其事的庄重样子，似乎都在做无声的表白：那事不是我干的！别找我麻烦！其实这种表面故作的镇静，正企图掩盖内心的极度恐惧！看来那天晚上被召到厕所里辨认字迹的，决不会只是F君一人。那么悬在各人头上的达氏剑，最终会落到谁的头上呢？
利剑终于訇然落下，劈到了无辜的余华良头上！别的无辜者得到了暂时的轻松。大家都未做这样的傻事，有权利轻松，不存在余华良在为谁受过！如果不是余华良，而是别人，余华良也会这样想！
余华良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被铐走的，那一夜全局的人应该都是无眠的！先是警车的灯光，在浓浓的黑夜里不停地闪烁，显得夜的辽阔和深邃，随着警车在农业局宿舍门前的嘎然停下。全局上下除少数知情人，皆怵惕不安了！他们为谁而来呢？大家终于听到了余华良门前急促的敲门声，和铁铐的哗哗声！余华良就这么一去二十多年！
农业局划的右派，都按处理右派分子的文件处理了。各受难者自顾不暇，谁还顾得上别人死活。F君说他平日和余华良私交不错，业务上来往较多，又算是主要技术骨干。所以从改造右派的农场回来后，曾打听过余华良的下落，可是谁也说不清楚。只知道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了，判了多少年不清楚，送到哪里去劳教劳改了，说不准，有说在南湖，有说在白湖，也有人说就在对江的白马山。管那么多干啥呢，只知道余华良被逮走后，他的老婆孩子就回老家宣城了。渐渐地余华良被人们淡忘了。
时间终于走到了1979年。四人帮垮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中央55号文件下达了，给右派大规模的改正工作开始了！重灾区农业局包括三位正副局长在内的右派分子全部改正了，其中也有内定右派跳井自杀的黄启风。岁月递嬗，人事流连，只有局里老人还记得曾有一个叫余华良的兽医，也是在非常岁月里被莫名其妙逮走的，也应是个冤案。他还活着吗？他的问题会不会也和反右运动有关呢？能不能甄别平反呢？善良的人们终于想起了余华良，也想起了因为余华良的被逮，他们当时有的豁然轻松的感觉。现在想来那种轻松多少有点不厚道。当然大多数人未干过栽脏诬陷落井下石的勾当，他们手上没有血。
说起余华良，余华良真的就到了。一天傍晚，一位不速之客径直走进F君家简陋的住地。F君正诧异这位满脸沧桑目光阴郁衣着简朴的来者是谁时，再细一看，不正是余华良嘛！经过短暂的寒喧，谈话直奔主题，当时中心话题就是：谁谁平反了，谁谁改正了，谁谁死了多少年了，谁谁家破人亡了。余华良的命运怎样了呢？这一阵暖风也会吹到他身上吗？这种事可是过这个村没这店的，谁知道以后又刮什么风呢。
余华良对F君说，他其实一个多月前就来到了无为，一直都在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奔波，总希望能落实政策，还其一个自由清白之身。
“我想到过我的问题比你们基本上是以言定罪的事要麻烦困难得多，但未想到有这么难！我现在是几乎绝望了，要不是想到我的子孙们还要为我受累，世世代代都抬不起头，真想一死了之！这么多年我已见过无数死亡了，我能活下来已是幸运，所以有一口气我也要为自己尤其是为子孙挣个清白。本来我想我的所谓罪行，不就是那吓人的五个字吗，前后很多年他们不知道审问过我多少次，当然我从未承认过字是我写的，本来我就未写，怎么能承认！他们也从来未拿出过有力的证据，只想凭逼供结案。我也学了一点法学知识，按无罪推理原则，应该是疑案从无的。我太天真，本以为没有凭据没有口供就定不了我的案，怎想到他们还是以疑案犯先送我去劳教，文革期间，又以我拒不认罪为由，判我徒刑。现在刑满释放了，还是戴罪之身，很多认识我的人还像躲瘟疫一样躲着我。为了问题的解决，所有有关落实政策的部门我都跑过多次了，家家都在扯皮，甲推给乙，乙推给丙，没一家干实事的，我真的绝望了，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我现在生活毫无着落，再耗下去，别说养老婆孩子，连自己也养不活……”
F君听了余华良的话，只能陪着他叹气，也想不出高招。两人无言枯坐好一阵了。F君忽然想起前不久落实内定右派黄启风的例子。黄启风反右时并未被批斗，只因听说要挨斗了投井自杀。大规模改正右派时，查到了黄确实是内定右派，所以也按右派改正了。余华良是否也曾被内定过右派，而且处理余华良案件时，会不会与反右运动有什么关联呢？经F君这么一说，余华良也想起来了，审判他时，确实多次谈到，余华良和右派分子沆瀣一气向党进攻！什么叫沆瀣一气？不就是说余华良同县农业局里的右派是一伙的吗？既然现在认定局里的右派都是被扩大了的假案，都改正了，那么余华良会不会也是在运动中被无辜扩大了的呢？能不能也搭上改正右派这班车呢？
F君真是个大好人，通过重重关系，终于在余华良一案一尺多厚的卷宗里，找到了余华良也确实被内定为右派的凭据，而且复查余华良的所谓反标一案，没有半点事实依据。余华良终于按内定右派改正了，所谓反标一案也不了了之。所以余华良离开无为回故乡宣城时说，他真的是“沾”了一点右派的光了。
五十年后F君对我说，这条当时够杀头罪的五个字，我们农业局几个老友多次谈过这件事，它究竟可能是谁写的呢？当时就有人猜疑，会不会是那些蓄意整人的人，做赃害人？那这个人孽作得就太大了，比拦路杀人越货的土匪强盗还可恶十倍，人格更为低下，是不该得到善终的！

阿 森：这一页 太沉重
——读赵旭先生《夹边沟惨案》
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并有杨显惠先生《告别夹边沟》垫底，加之对第三帝国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了解，以及多年前读过索尔仁琴尼的《古拉格群岛》，对集权和暴政的统治并不陌生。只是拿起赵旭先生给我寄来的《夹边沟惨案》，还是无法将人类史上最野蛮的一页翻过去。因为, 这一页, 太沉重。
这是一本夹边沟惨案幸存者的口述，它不是文学小说，也不是戏说历史，赵旭先生没有对它进行再创作，但幸存者的口述者告诉我们：在人民共和国的那个年代中，一个个应该有尊严的人, 是如何变得比畜生还不如，如何变成鬼的！
甘肃酒泉夹边沟军垦农场在1957年后改为右派劳改农场，对象为右派和地方反革命，人数最多时近3500人。到1961年初能从里面活着出来只有500人，死亡率高达85%, 其中明水滩的死亡率竞高达90%。从1985年起，赵旭先生开始寻找夹边沟的幸存者，共计一百多人，并为他们作口述，历时二十年。
这二十年，大部分人活下来的都已作古。夹边沟农场已被黄沙吞没，明水乱葬岗的白骨也在风化。过去这里曾发生的一切，似乎又在被人刻意地遗忘。夹边沟死去的阴魂真的只能伴着几声狼嚎，再也不会让后人知道了。感谢赵旭先生的正直和有心，《夹边沟惨案》记下了这段历史。

几乎所有幸存者表述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是饥饿, 强体力劳动, 极端恶劣的生活环境, 以及政治上的高压。
幸存者朱照南：农场里几件事让我印象深刻。其中之一是，生活最紧张时，场里让犯人提合理化建议。一个犯人建议，让场领导组织人在大便里找粮食，大便里的麦粒干净还可以吃，尤其在干部的大便里找营养。
幸存者杨光荃：人们饿得挖不动蔓菁（一种根部比较大的疙瘩子莱），只好撅着屁股爬在地上用袖子擦了，像吃草的动物一样爬在地上啃着吃。
幸存者刘汉章：我们伙房里有一个炊事员，在高台明水时被精减下来。他饿得不成，就将死人的心肺掏出来吃煮着吃。
幸存者高学武：人们不相信会碰到一根大海上的救命稻草，因为，在明水想捞稻草救命根本不可能。有人去偷吃死人的内脏、割死人臀部的肉吃。他们约上两三个人一起去，挖尸、剖腹、割肉，因为一个人害怕狼。有一个人因为单去与狼争食，差点被狼吃了。
幸存者孙绍斌：我爱人有次来，大地窝子里死完了人，她和我住在一起。此时，吃沙枣树叶、苦苦菜、谷壳子吃上拉不出屎，我们互相掏，掏得个个屁股血红红的。
幸存者郁万夫：小时候听老人说，吃了死人要死的，可这些人吃了死人的肉不还好好的？我当时还想这些人怎么没死呢？以后经常看到一些埋了死人的人，回来后将茶缸塞到灶房的火洞里，煮了后去吃。当时，狼和人争着吃死人。
幸存者王永兴：有一天，看见场边抛着一具驴头上剥下来的皮，两只耳朵毛茸茸的直翘着。我如获至宝，偷偷洗了毛垢，用罐头盒在炉子炖烂，加点盐末，一次吃一点，舍不一次吃完。最后一次放了半罐水在炉上煮，上了回厕所回来不翼而飞了，我没作声，默默地躺在坑上，闭目想着那张（偷吃者）惨白苦笑的脸。
幸存者益希朋措（藏族）：我吃过癞蛤蟆、蜥蜴和蚂蚱，有时去挖死人。将死人的内脏或臀肉割下来煮着吃；还去农场偷猪崽，猪崽头朝上就不会叫，所以经常得手。
幸存者韩统纪：最多一天晚上死了二十多人。人死的时候，可能是生理起了变化，身上会生出密密麻麻的虱子来，非常可怕。那些死了的犯人的毛衣上的虱子满满的，足有几万只。
幸存者罗舒群：右派傅作恭（傅作义胞弟）50多岁，一人背一块石头还嫌重，这时非让他背两块。第三天，他实在背不动了，队长搓个草绳挽个套子，套在傅作恭的脖子上，前拽后推，刚走两步，就一头栽到在地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傅的尸体被扔进“万人坑”，喂了野狗。
幸存者陈丕德：水中沤好的柳条必须及时捞出晾晒，以免霉烂。我干活不惜力，上身流汗，腿上冰凉，不久双腿痛彻骨髓。一位老人说，见过陇西腊肉吗？盐碱能把猪骨头腌成变色，此水碱性这么大，能不得病。天啊，我残废了……
幸存者王志：一天早起准备出工，发现少了一个人。此人似乎姓陈，是个军官，附近寻找良久不得，闫队长断定逃跑。一次工地上有人发现较远的硝池边，有东西随风摇动，走近看才知是一双军用大头鞋。那位“逃跑”的人，军皮帽的头和军皮大衣大半个身子扎猛子到了硝水里，只有双脚在池边。
幸存者徐万夫：地头上放一桌子，桌上放着馒头。割两亩地奖励三个馒头，割一亩地奖励一个馒头，割不上的只能喝稀糊糊汤。晚上割，没月亮，盯不住行子，天亮后看时乱七八糟。
幸存者吴毓恭：夹边沟劳动太苦，一般都在12小时以上。经常在犯人中打擂台，互相竞争，把人活活挣死了。挖排碱沟，运肥，完不成任务扣饭。本来就只喝些菜汤汤，刚才看上去好好的，还在说话，可一会儿人就死了。
幸存者……

当然，造成大量死亡的原因有恶劣的不适人类居住的环境、根本不把这些被视为“敌人”的人作为人来看待、国家在政治上的法西斯化，加之以革命的名义，使夹边沟的惨案令后人惊骇、发指。当纳粹奏着轻音乐，微笑着把被征服者送进毒气室，还把尸体集中起来送进焚尸炉；当渣泽洞的共产党员还在那唱着“绣红旗”接迎解放；当台湾的李敖坐在监牢里号称读着《蒋介石全集》，并写了八十本书；甚至包括当年反右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倒霉下放江西吃饱肚皮养猪，这一切，对夹边沟的右派和反革命分子而言，太幸福、太奢侈了，这批社会的精英，活着不如狗，死了狗不如！
在夹边沟死去的，有留洋的博士，有爱国的华侨，有爱党的知识分子，并有共同打下江山的红色同僚。虽然这些人只占1949年以后非正常死亡人口一个很小的比例，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但在同一地方，同类人群中这么高的死亡比例，在短短的共和国的历史中，却是罕见的。
人吃排泄物，人吃同类，畜生再吃人，一个制度居然可以颠倒了自然界的食物链。鬼变人漫长，人变鬼却在瞬间。夹边沟惨案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个讽刺，对人类基本文明是个退化，同种同类如此残杀、吞噬，在动物界也极为少见。
赵旭先生所著的《夹边沟惨案》，通过每个幸存者给我们讲述了同类型的故事，口述的重复不等于故事的重复。相反，不停的重复揭示了当年的夹边沟不仅是一个灭绝人性，而且是极度蔑视人的生命价值的杀人机器。
1961年初，这架在夹边沟的杀人机器突然停了下来，原因不是统治者的仁慈，也不是被统治者的反抗，只是觉得这把刀钝了，应该再磨一下。反右以后的历史证明：刀是需要经常磨的。不过，夹边沟惨案的结尾颇有戏剧性、偶然性。
据幸存者司继才回忆：当年任内务部长的钱瑛到河西走廊考察，那天司机开车迷了路，突然发现前面沟里有青烟冒出，他们便开车往有烟的地方走去，到沟边一看，沟坎下面横七竖八的足有二三百具尸体，这些尸体被码着摞着。钱瑛警卫员就在坎上喊：“这是什么单位，怎么死了那么多人？”当时有个管教干事说：“我不知道, 问场长去。”我和官锦文听到喊声, 赶快走了出去。这时只见刘振玉 (夹边沟劳改农场场长)往钱瑛方向走去，一边走一边说：“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是场长。”钱瑛迎上去，抬手就给刘振玉几个耳光。刘振玉喊道：“把这几个人给我押起来。”钱的警卫员当即拔出手枪：“这是钱瑛！”
横空出世的好人，横空出世的救命大侠。我们与夹边沟的幸存者一样, 为晚来的这一刻激动, 中国还真的出了“佐罗”，感谢钱瑛作为人，心还在中间；感谢施暴群体中难得的恻隐者。幸存者杨万益激动地说道：“我们这个党啊，有错误，犯错误不要紧，关健要改正错误。党处理错了我们，给我们平了反，认识了错误，说明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历史没有假设，但忍不住还是要假设一下：如果那天钱瑛的汽车没有迷路，死剩的人还能活着走出夹边沟？杨万益这位夹皮沟的受害者还有机会说谁伟大？
赵旭先生原先约好幸存者高吉义给夹边沟和明水滩的亡灵立一块墓碑，上面刻上“千古奇冤，旷世英魂”，可惜没等到一天，老人走了。
“人们可能找到谋杀一个人的凶手，但对数百万的受害事件，却没人负责。这也许是今天难以恢复法制、正义和社会公平的原因。”乌克兰总统他这样“谆谆”地教导我们。
谢谢《夹边沟惨案》一书，谢谢赵旭先生。


张鹿鸣：一个“五七”后代的一点感想
“往事犹可见,事事总存真;微中能见大,风雨难洗痕。”(摘自《往事微痕》>开篇语)

1957不能忘却,这段骇人听闻的历史应该世代传承。因为它见证了这场运动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不可估量的损失；见证了55万知识分子的悲惨经历；见证了许多家庭痛苦的遭遇。
近期拜读了右派老人们刊登在《往事微痕》上的文章，感受颇深。不堪回首的往事渗透着血和泪；难忘的“1957”让人们心中充满了强烈的愤慨。
当年他们都是风华正茂，对新中国充满了信心,抱着对共产党的满腔热忱和无限热爱，希望共产党能治理好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使自己的祖国真正成为自由民主,繁荣昌盛的强大之国。因此他们本着对党负责的态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没想到当政的统治者不但没有接受意见，反而把他们定罪。他们哪知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个诱饵，是为了引蛇出洞。他们更不知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是个骗局。整风不是为了纠正党内不良风气，而是为了巩固个人的权力地位而清除异己。反右不是像后来说的“扩大化”，而是早有准备的一个阴谋。他要打倒所有持不同政见者，让其永世不得翻身。当时全国被这种紧张的政治空气所笼罩。空前绝后的焚书坑儒使55万知识分子被划成右派。从此这些人成了党的敌人，成了阶下囚。他们有的就地改造，有的被发配边疆劳教。致使许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由于长达22年的政治迫害、精神摧残、身体折磨，许多人不堪重负，惨死在劳改队里。就是幸存的人也是九死一生。他们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一段血泪史。真是悲惨之极！
我两岁半时父亲被划右派发配北疆兴凯湖。从此我的家人就成了右派家属，我成了右派子女。每当回忆儿时的经历，都会泪流满面。但我为自己是右派子女感到无尚的光荣和自豪。我觉得，我的家庭给了我一笔财富，造就了我，让我坚强，让我有毅力，让我懂得了许多。我想所有的右派子女都会与我同感吧！
1957年所划右派都是无辜的。他们为党，为人民被剥夺了自己所崇尚的事业，家庭、子女都受到了严重的牵连。他们没有罪，是正义的。他们应该得到尊重和爱戴。共产党应该郑重地向他们平反道歉，同时给予经济赔偿。1979年他们虽得到改正，但由于极左的阴魂还没有散去，只是羞羞答答地讲反右是“扩大化”，而没有承认反右是错误的。只是含含糊糊的安排个工作，没有妥善的给予经济补偿。更不用说赔偿了。那时将文化大革命定性为“十年动乱、十年浩劫”，要拨乱反正，要平反昭雪。所有的走资派都官复原职，补发工资，而右派呢？反右的时候轰轰烈烈，改正的时候无声无息，给你点残羹剩饭还要终生地献上感谢和赞美。难道反右不是动乱吗？不是浩劫吗？不应昭雪吗？这样公平吗？为什么这样，就是因为右派没有权力，不是政策的制定者。
现在在世的右派老人已经不多了，他们都老迈龙钟，朝不保夕。能够讲述这段历史的人很少了，但这段骇人听闻的历史决不能忘记。正如章诒和女士所讲，“往事并不如烟”！我觉得我和所有有良知、有正义感的右派子女都有一分责任和义务，不能再袖手旁观，等闲视之,应该为父辈们做些事情。整理右派22年的悲惨经历，使之成为真实的历史资料，让世世代代不要忘记中华民族的这一鉴戒。
章立凡：牛年竹枝词（十首）
一 牛年
鼠去依然听鼠窃，牛来懒得对牛弹。
急功近利一花甲，求不折腾已太难。
二 流年
骂而搁笔换牛鞭，魉会清明人鬼缠。
把酒柳丝耕地后，苍黄风雨数流年。
三 祭亡
二十年来万事能，如今有旨不折腾。
官家放火寻常事，我祭亡灵要点灯。
四 老调
宪法人权众口传，侈谈改革不新鲜。
江山代有忽悠出，各自吹弹没几年。
五 整网
镜里未曾观己丑，淫中最是数他牛。
整网不知人心变，说教如今顶个球。
六 低俗
吹牛拍马竞奢华，包奶嫖娼吃喝拿。
网上裸奔充道学，领头低俗是官衙。
七 杀牛
年关舞剑气张狂，半画浓妆半裸妆。
俗到下身飞暗器，杀牛手段太荒唐。
八 签名
已然袖手看荒唐，附骥签名到X 章。
疑似脑残无药治，指条出路算帮忙。
九 请茶
维稳年年靠爪牙，天朝心事乱如麻。
出游四个偷闲日，来电三番请喝茶。
十 春晚
升平歌舞过匆匆，春晚黔驴已技穷。
小品连年竞低俗，群星各自奔西东。
黄河清、张允告、 铁 流、博绳武：牛年贺岁（四首）
黄河请： 犟牛何必着先鞭，年贺披红行在先。
安步莫道车行慢，一坑一印稳颠前。

张允若： 开门只闻鞭炮声，烟雾弥漫祷财神
节日处处烧香客，今世渺茫盼来生。

铁 流： 街头众议官腐败，巷尾大骂股崩盘，
春晚无趣谁收看？几声爆竹说牛年。

博绳武： 世上最烈是斗牛，一见红绸怒心头。
钢角挑破血腥气，誓叫荒原化绿州。

于浩成：答王建勋
编者按：本刊去年十二期刊载了王建勋先生《〈走向自由〉的故事》一文，王先生在文中提到于老浩成。于老认为该文与事实不符，特寄来此文。
我们所刊载的任何文章都不代表本刊观点，文责概由作者自负。谨附告。

我因患青光眼疾,于11月14日住进东方医院眼科病房并做了手术。12月17日出院返回家中，家人告我：因怕我生气动怒影响伤口愈合，曾有事瞒我。一是刘晓波被捕并抄家；二是王建勋近日在《走向自由》编后记中重提三年前往事，说我故意向当局泄密，搅黄了纪念胡耀邦的一次座谈会。随后我在网上读到王建勋《〈走向自由〉的故事》一文，也就是他为《走向自由》一书所写的编后记。读了他这篇为了丑表功，塑造他的高大形象，不惜捏造不实之词，肆意对我诬蔑、攻击的奇文，我认为有必要给以回答，以正视听。
他在该文中讲：听孙警说出“是于浩成说的”以后，乃打电话给我，大兴问罪之师，甚至说：你不会是对二十年前公安部收拾你时，你对有胡耀邦批示仍耿耿于怀吧？事实上他在当时根本没有说这些话。而是在这篇编后记中才首次写出来的。如果他那时讲出这种“诛心之论”，我会容忍而不在当时就吵起来吗？我对1985年耀邦对部党组批示的理解和对耀邦的一贯态度是人所共知的。就在数月以前我还写了《悼陆铿，忆耀邦》一文。而王建勋不但指责我“泄密”、“告密”，甚至无中生有，诽谤我以此对耀邦“报一箭之仇”，这未免太过分了吧？“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用在这里，恐怕再恰当不过了。不过，他文中有一句话倒是真实的，即说我在与他通话中念了那天的日记，正好说明我对孙警既说不上“泄密”，更非“告密”。
“2005年11月10日 接市局孙同志电话要来‘拜访’，后他同另一人来。孙以前来过，态度十分客气。于料到为纪念耀邦诞辰而来。果然如此，要于不出席纪念会并索去‘纪念耀邦’文稿（复印件）。关于1985年《镜报》采访时于发表的意见，他说，你太超前了。”
“2005年11月17日下午派出所长忽来访。说布什将访华，于有何看法。告别时说，这几天出去吗？他一句未提纪念耀邦事。但晚饭时王建勋来电，说孙某二人自称国安一单位找他。说于讲开纪念耀邦会之事。王告他们是老朋友见见面，吃个饭，并非纪念耀邦。此事本来正大光明，完全正当（中共中央将开会）何必偷偷摸摸？”
王建勋在文中也说他11月14日与二警谈话时表示：“最后，我真诚地邀请这两位保卫国家安全的警察作为我的客人，来旁听我们的会……光明正大的来，堂堂正正的来，在阳光下来。”既然如此，为什么他又指责我“泄密”、“告密”，从而把会搞黄了呢？我感到惊奇的是：王建勋在听孙警说出我的名字以后，何以竟一点也不考虑其用意，以此轻易地中了人家的反间计，竟然至今不悟呢？我认为这里只有一种解释：他和三国时的蒋干一样急于立功，以显示自己的才能，最后碰了一鼻子灰。当曹操呸他时还不明白自己错在哪处。古语说：“隔墙有耳”，但此话早已过时，在当今信息时代，实际上已是“室内有耳”，那就是你的电话机。二警在找我阻我出席纪念会之前，早已获悉此事，不然为什么突然来找我，就说不让我出席这个会呢？王建勋自诩是“老革命”、“领导人”，何以连这点常识都缺失呢？
他在文中还胡说，我从美国回来后，曾打电话向他“报到”，并在电话中大大“戏谑”我一番。实际上这完全是子虚乌有之事。我过去从来不认识王建勋，为什么要向他“报到”？我回国以后没有向任何人报过到，特别是向他这个素昧平生之人，根本不可能报什么到。他对一位头一次通话的长者，竟然如此无礼，对我进行“戏谑”（实际上是奚落，嘲笑和诽谤），这怎么可能呢？我当时会容忍他这种对我人格的侵犯吗？何况他很多话根本与事实不符，如他说我“连党籍都还在”。我在“六四事件”中已被开除，老朋友们几乎无人不知。这说明他根本不了解我，与我不熟假充熟。还有，刘宾雁等几次三番要求回来一直没有批准，我就不该回来吗？这是一种什么逻辑？这也能成为中伤我的一条理由吗？
他在文中还提到：“2007年11月3日，包遵信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东郊殡仪馆举行，老于致悼词。告别仪式前在贵宾室等候时，我和老于相遇，两人谁也没有再提这件事。老于致悼词时我还提醒他把帽子摘掉。”他写这番话的用意，显然是表示与我很熟。其实我同他只在电话中交谈过，根本没有见过面。当时他认得我，我却不认得他。我至今不知道他的相貌，不清楚他那天是否出席了遗体告别式。不过，我在悼词中讲了一段话，恰恰是针对他的：
“我在‘六四’后被关押一年半并被开除党籍，行政上降职（正局降为正处），中国法学会和政治学会的领导职务均被解除并禁止发表文章、讲话，遂被迫流亡海外。１１年后侥幸得回故土，已是一个八旬老人。老包是第一批来看我的老朋友之一。对比一些人出于利害考虑，对我冷酷无情甚至无端怀疑，我痛彻感到一个道义之交的真朋友与那些势利之交的酒肉朋友，真有天壤之别。因此我对失去老包这样一个真心朋友，加倍感到痛惜。”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９日，我接到王建勋电话，说有几本书赠我，已放在曾彦修那里。我说正想去拜访曾老。回京后还没有去看过他，十分抱歉。１１月１２日上午去曾家。王建勋编纪念耀邦的书名《自由声音》送来几大包，其中两大包共二十册是送我的。因为书太重，曾老要保姆提此两包书随我返家。后来，我将《风雨鸡鸣》一书寄赠曾老一册。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１日接到曾老一信，主要谈他正写《白头宫女话前苏》书稿事。信中先说已接读我寄去的书，“粗略一读方知老友今日的意态如何了。老兄赴美不知何故，若干年前回国颇有传闻，使我略知老兄情况了。我此信是否会被检查不知道。拟请兄处暂时保留此信稿以备侦讯。”从曾老来信中我当然想到王建勋在传播我的传闻中所起的作用。但因我深信“身正不怕影子斜”，“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所以没有放在心上。但我未料到，事情已经过去三年，他还没有放过我，甚至公开发表文章，对我肆意诬蔑，攻击，特别是在我正因为签名“０８宪章”而被当局侦讯之际（昨日上午又有二警来家“拜访”，对我签名事详加讯问）。我因怕对王建勋的诬蔑、攻击不回应，会被人误为默认，乃不得不极不情愿地写出以上答辩。正如鲁迅当年所说的“横着身子战斗”那样。
最后，我奉劝王建勋今后做一个老实人。应知贬损他人，抬高自己，不但无助于推进中国的民主与文明过程，反而会害人害己，自曝其丑，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至于我自己，一向服膺中共前总书记陈独秀的名联：“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２日

晓枫：悼汪刚兄
汪兄，你走了，你是戴着“改正”的右派分子“帽子”走的；那一顶“反革命帽子”虽然摘下，却有九个字的尾巴：“但有严重的政治问题”，所以回不了单位，所以补发不了工资。尽管你才华峥嵘，尽管你少年投笔从戎，尽管你十八岁追党投身革命，尽管你曾为争取自由的“解放”奉献赤心，尽管你跟随刘邓大军入主西南，尽管你在小平身边工作过，尽管你一手组建了《四川工人日报》而且还是这家报纸第一任总编室主任，尽管你、尽管你……
我知道你的名字是在报上看见批判斗争你的文章：“我省反右斗争一大胜利，揪出了藏在党内的右派分子汪刚”。此后，你就消失了，消失了……一直消失了五十多年。在那个大地初有点暖意的1981年春天，得知你就住在我们报社旁边一间窄窄的破烂的小屋子里，教学生，做苦力。我问：怎么没回去？你笑笑说：我不愿下跪向人求饶。原来他们要你认错检查，你就是不肯！宁做个“不要组织”、不归窠的鸟。自此，你自谋职业在社会飘流，风中叶，水上萍，一个野鬼，一介孤魂。
天大地大我为大，一根铁骨求生存！
又是二十年—2006年夏，我和太太来武汉看望你，我们品茗黄鹤楼，小叙大江边，笑说往事，戏评“英雄”，追思故人，鞭挞“君子”……话语间你流露出伤感：八十岁老人，应是“离休干部”的你，却是个道道地地的“三无人员”：无单位、无住房、无劳保，什么也没有，一个真正的无产者。
你愤然，你不平，两手挥向长天，高喊着：我要写，我要写……然而，你已是肺心病晚期的老人，连一个击墙的力气都没有，何况这仍是座铁墙。
你这只受伤的鸟，再也飞不动的鸟，卷着翅又回到了当年奋战过的小城，喜和泪，爱与恨的故乡，躺在陌生医院的小床上，等待着死神的来临。你没有妻子，那战斗的恋人、革命的情侣，早早地被“57”劫难夺走，那伊呀学语的小孩也不再姓汪。唉，没有亲人的安慰，没有妻儿的呵护，只有一个孤独地、默默无语的灵魂。
你走了，悄悄地走了，那是牛年初二的早晨。虽然无情冷酷的“组织”没有来人问候一声，却有那连天的鞭炮送你上天的归程！你走了，为我们留下一个逝不去的心里路程：做人要有骨气地活着，要敢于的抗争！

黄绍甫：我知道的汪刚
现在我的心情特别乱，无法有头绪给你写个什么。汪刚生于1928年，出生在武汉。抗日战争逃难到成都与我在石室中学同学，1943年日本打到贵州独山时，他家父亲自送郎从军，与我共赴印缅参加了那场反法西斯战争。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回到成都参加党的地下活动，1946年入党，指派他在成都开办报纸，（可惜忘了），以后被查封，他就跑到延安，后随刘邓大军到重庆，当时邓小平委派他到四川工人日报工作，以后为四川工人日报编辑室主任。1957年被划为右派，又跟我一起在415改造。1961年解教回工人日报，“领导”看他不顺眼，把他从行政15级降到24级，但他还是任劳任怨地在做好他的本职工作。十年浩劫中又以莫须有的“罪名”以反革命又遭判刑。以后在宣判他无罪释放中，法院居然在宣判书上非法地加了一句“但有严重的政治问题”，为此省工会不予平反。去年（08年）他又第二次由武汉来成都找省工会要求平反，并且重病缠身，到成都就住进医院，在病床上不断要求省工会解决当前的医药费用和平反问题，省工会采取拖、推、赖不管，把一个一生献给革命的同志推到马克思哪儿去找毛泽东算总账……。


友谊回声:杜明达、一位不愿具名的北京读者、《冬天论坛》、邵建元、刘孟懿、汤烈辉、葛娴、林晰、何燕、曾璧华
杜明达先生来信：
《往事微痕》编者：14期于3日收阅。谢谢。现谨就张先生关于“东方红”的文章提一点个人质疑，供参考。该文总体很好，很全面，不是任何人所能够随便写出来的。
1． 与雷鸣般的万岁声一起歌唱“东方红”一事的性质，是许多先进知识分子所能够感觉到的，它反映的是无知者与造神者的大合唱。它与“国际歌”根本对立，诚然也是许多人产生怀疑的重要原因。自以恩主地位君临天下。与此有关的还有两点或许也值得注意：
A 一是所谓“解放区”的“解放”何所指，何所据？1949年被称为中国的解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却遭遇种种不幸，是否恰当？对外对内都实行封锁、禁锢而不是开放，似乎可考虑另外的说法？
B 二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那一首歌，引发人们的自我怀疑：共产党成立以前，如果没有“中国”，那么我们在哪里生活？难道我们不是中国人？虽然进入北京之后，受到质疑，不得不改为“没有新中国”。它体现一种‘伟光正’的自大狂。如果稍微扩展一下，还有一个问题：“恢复联合国席位”是否说得通？难道不是继承、不是取代？在我国的语言里，恢复是指本来有过的，如果本来没有，何谈恢复？与此有关的联合国席位问题则是究竟是开除“中华民国”的，还是它以“汉贼不两立”的极端感情自动退出的？这是一个历史疑问。
2． 它服务于“家天下”是无可讳言的，最初的安排是毛岸英，后来才是江青，本来让邓辅助女主登基，故对他另眼看待，才有三起三落；最后才是华国锋，据说他是毛的私生子，几次要求复姓而未能成功，怕影响不好。
3． 我怀疑在所有现代极权国家里可能都存在类似的、程度不同的颂歌，而且越是缺乏合法性，就越需要；但它们可能没有中国那样明目张胆、那么无所顾忌，只不过我们掌握的资讯不足罢了，希特勒的特定举手礼是每个人都知道的（Hier Hitler!）。可以继续收集这方面资料，深入一步。
4． 我不同意关于同乡会、会馆的估价，我认为它们更多是一种互助的形式，对遇到困难的同乡给予帮助，包括来京或省会会试落第的。在国外也存在，并且成为扶植新来者、支持遭难者的得力工具，增进感情、抒发思乡之情。在抗战期间的汉中，我自己曾经和几位同乡同学为一位同乡老人在他去世之后更衣、安葬，虽然以前甚至不曾见过他。他吐出来恶臭的一口气，对着我，据说它会使人一生不幸——确实如此！
5． 我不赞成关于民间组织的评价，许多帮会，据说都是当初为了反清复明而出现的，孙中山正是这样利用了他们。它们是正义的民族政治组织，互助组织，但不排除其不能与时俱进和为私人服务的缺陷。
6． 我不同意不加区分地反对报恩思想。自古以来就有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其实“士为知己者死”，也是一种。它是爱的传递和反馈。我反对“市恩”；反对置之死地，再给与小恩小惠，作为收买手段；反对把责任或补过当成为恩典。如汶川地震与地震局拒绝预报直接有关，他们罪该万死，救灾不过是补过。我们靠广大人民养活，对人民报恩不是错误，只是我们能力有限。
不可以一棍子打死。请手下留情。
一位不愿具名的北京读者来信：
关于东方红造神那篇文章有些专业，在看法上我不赞成将“造神观念”推给老祖宗负责。我认为“造神”是中共自己所为，再加上几个帮忙、帮闲、也帮杀的无耻文人所为，与老祖宗关系不大。现在有一些人，他们不研究历史事实，一味在那里批判“传统”，批判“封建”，动辄这封建、那封建，实际上是为中共开脱罪责。1911年我们的祖国就共和制了，虽然军阀混战，但那是民主自由的天地，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国民政府统一后，三十年代迎来了最好的历史发展时期。只不过是“农民造反”引来了外族入侵，中断了民主共和的发展前途（可喜它在台湾成长了，那才是中华民族的未来之路）。
文化中的“历史局限”，绝不是今天现状的主因。共产党自己造神，与传统文化何关？难道1951年毛自己填上“毛主席万岁”口号也要由古代哪个帝王负责！如此分析历史那真是笑话了！
我不赞成钟老的文章。恕我直言，该文许多观念和观点是有害的。请看这段话，真让我哭笑不得：“反右斗争以来，究竟是阴谋，还是阳谋，己经争论了五十年了。这同另一个相关的大问题，毛泽东这位世纪伟人，究竟是功大，过大，还是罪大的问题，可能都还要争论一百年。而有一点，现在己可看得很清楚，毛泽东是一位世间少有的谋略家， 曾作为他的亲密战友的林彪说过：一千年才有一个。毛泽东读的古书，在政治人物中比谁都多。光是专供历代帝王研究统治权术的史书《资治通鉴》，浩瀚达三百五十四卷、千万字，毛泽东自己说就看过十几遍。这也可供了解，为什么许多党内外的政敌，从蒋介石到王明、张国焘，纷纷败在他的手下；为什么不光是崇拜英雄的打土豪的农民将领，还有众多的知识分子"竞折腰"，纷纷跪倒在他的足下？”除了“众多的知识分子”之外，钟老没有看到那些“众少”的(并非少，甚至更多)如胡适、傅斯年，大陆的陈寅恪，政界的蒋先生等等，他们才是有真知者。在大陆经过中共对知识人的蹂躏之后，从五十年代开始，也包括我本人在内，思想和认识水平，远在二十、三十年代的辛亥革命先烈之下！天真烂漫，本来就是小知识分子的特色，如文中的浦二姐类，确实不少。我不知道，德国人民和它的知识分子，对于希特勒的功、过、罪，是否还在争论！毛给祖国和人民带来的精神和物质的破坏，其规模之大，为害之深，远远超过希特勒给德国带来的破坏；八国联军破坏文物，相比之下大为逊色。然而直到今天，毛在钟老心目中竟然还是“世纪伟人”、“少有的谋略家”！
如此可悲！我真不想说出下面的话：我仿佛听到了纳粹分子对希特勒的颂扬。在肯定和重复了二号（林）造神的话以后，笔锋一转，祖国可悲的历史仅仅是因为毛将《资治通鉴》看了十几遍的结果。何其荒谬！！！我真是气极了！钟老也真是老糊涂了！近百年的历史是多种国内国际原因交互作用的结果，难道读了几十遍历史，行一些鸡鸣狗盗的伎俩是“复辟”的原因！？
我敢断定，对于毛，他个人的道德水平就在普通人之下，是一个既毫无人格、毫无道德、也毫无天理良心的“非人”动物。毛的像挂在城楼上那是民族的耻辱。在有良知的人的心中，对于毛和他的“事业”，难道还存在什么评价吗？所谓“评价”那也是一种“党文化”。表面上公允，似乎面面俱到，实则掩盖滔天罪行而已！例如“十个指头一个指头”、“三七开”之类，也是毛的“发明”。
几千年来，老百姓只是骂秦始皇，骂曹操，只是阿谀奉迎的无耻者（郭沫若）才来评价！人民天然的权利是，对统治者（天子、总统之类）要求做好是应该的，而罪行是要审判的，这里根本不存在代数和。更为可笑的是，谋求“千古一帝”，谋求“党天下”、“家天下”在钟老那里成了“谋略”！将十数亿老百姓的命运交给一个实际的婊子手里，也成了“谋略”，不知钟老还有无更好的词汇来表述。
至此，我想起了大同小异：毛党的各地“书记”，和三陪女睡了觉，她们就变成了共党的“局长”“法官”！一个本来是破鞋，只是因为和毛睡了觉，就成了什么“政治局委员”！查遍中外历史，包括希特勒、斯大林，有过如此的“谋略”吗！
我不愿多说也不愿多想了。有意无意的卫道者可能还是认为我“偏激”，我确实不会“融通”。难道准确的思维，能够允许模棱两可吗？煤�雪白，难道为了叫人们“易于接受”（昌玉老师语）就说煤和雪都是灰色吗？ “作为有大智大勇的世纪伟人毛泽东，为什么一点也不感到这种严重的危害，之后更高奏‘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乌托邦式浪漫主义的凯歌？这是由毛泽东一生的根本谋略决定的。这个根本谋略，在他1945年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赠柳亚子那首《沁园春》的词中，巳明白表露。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
《冬天论坛》来信：
《往事微痕》在论坛已经连载到13期了，由于我们论坛是个小论坛，读者也相对偏少。我的感觉是，年轻人相对感兴趣的反而不多，倒是年纪大的，有时落下一期还有发短信要我重发的。为了检索方便，现已将《往事微痕》搞成一个专栏，只要一点击就可将所有的各期全部呈现在眼前了。我一直认为，一个健忘的民族是一个很难有前途的民族，尽管对历史的健忘的责任主要不能由大众来负。所以对往事的追忆虽然要有老人们的努力，但对往事的兴趣和追求却应该是由年轻人来承担的。现实虽然并非十分乐观，不过，作为老去的一代，只要我们尽到力了，也就无所遗憾啦！
浙江省建德市新闻传媒中心编辑部邵建元：
《往事微痕》一至十二期悉数收到（第十三期后未收到），读后感佩万分。一群老人为了真理，还历史以真面目，直言坦诚，孜孜以求，乐于奉献，让我这个晚辈汗颜。
云南开远市刘孟懿：
《往事微痕》把我们联系起来了！为此感到特别高兴。我这一生是痛苦的一生，我内心实话能向谁诉？写下一首“玉堂”绝唱：
独裁说成真帝王，草菅人命最平常；无法无天为绝代，罪掩晶棺葬“玉堂”。
湖南省津市汤烈辉：
感谢先生为我寄来《往事微痕》，我一口气读完，如遇多年不见的知音，痛快之极。读后掩卷，沉思良久，我活到了近八十岁，多少事还蒙在鼓里呵。五七年的难友，出身不同，职位有别，学识各异，但遭受的苦难是一样的，可悲啊！我将我的拙著《苦涩地记忆》光盘寄来，望各位先生能批评指正。《往事微痕》已出到十二期，前八期不知还有否？如有，旧的烂的都可以，寄我一阅，感谢之至。祝健康长寿。
人民日报社葛娴、林晰:
《往事微痕》编得很好，很感人，历史是不能忘掉的。忘掉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对你们的工作致以崇高的敬意。
北京朝阳区金台西路人民日报宿舍20楼5单元103室 邮编:100026
广州何燕:
伤今忆昔两首：
一、 七十年间梦一场，痛心疾首未能忘。 流离困顿皆因“右”，
跋扈专横左称王。
世路崎岖蹒跚走， 人生百味苦中尝。 私心犹愿群芳艳， 乞借春萌护海棠。

二、 七十古稀今不稀， 长安道上雪成溪。 江流九转终归海， 铁树花开自有期。
旧友笑谈舒晚景， 书詩常诵叹新奇。 坐观天下兴亡事， 老驥犹思再试蹄。

美国纽约柯捷出版社曾璧华：
看到“往事微痕”，我很有些激动，尽管最近国内这一类的刊物陆续出台了一些，但是刊物由一批你们这样年龄的老人、你们这样经历过人生巨大磨难的学者自愿、自费出版，还是令我十分感动。而且在同类出版物中内容和质量都好，很有价值。我的第一反应是应该出“往事微痕”海外版，扩大发行面。
几位年逾70的义工老人向大家致意：
自去年12月18日，我们向各地战友、朋友、难友的问候信发出后，得到大家的支持，最多的捐赠到3000元，少的100元、50元不等，无论多与少都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和认可，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和复杂的客观现实，一些难友总有这样与那样的顾虑，不是不愿支持而是有这样和那样的考虑。
我们都是“七十而耳顺”的人，有强烈的是非观念，责任感。我们自始至终支持胡温“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政，反对毛派极左势力，坚持“拒绝遗忘，正视历史；推动改革，促进民主”的十六字办刊方针，不会越“红线”，踩“雷区”，以维护这个实话实说的“五七”平台。不论难友、朋友、战友们捐赠与否，只要我们经济能力许可，仍照常赠寄刊物，除非本人表态不需要便不再寄。现将几事重申如下：

一、凡愿意捐赠200元以上的朋友、战友、难友，请将捐赠款直接汇入：工商银行北京新源里支行，户名葛亮，卡号6222020200025589611（因汇款不显示人名，可否来信告知我们一声以便查对。）

二、凡愿意承担邮资和印刷工本费的，全年在两百元以下者，请直接寄给黄静女士收：地址北京市通州区运通花园217——1 邮编：101100 电话：13161294500

三、寄书工作均由难友王玉林负责，如有漏寄、错寄或未收到者，请直接与他联系。王玉林先生电话：010-63053979 手机13041284511

四、凡信件与文字来稿，一律寄到北京市东城区海运仓12号楼6——302博先生收。
邮编：100007 电子邮箱： wswh57@sina.com 电话：13263177205

我们没有办公室，也不可能聚一起，只能在各自家里出力。我们做这事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仅是出于对历史的责任！一月两期，每期8万字，就是我们几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在折腾，若有不到之处请大家原谅。

《往事微痕》编者
2009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