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遺忘 正視歷史
推動改革 促進民主









第18期 （友誼交流，免費贈閱）
2009年3月5日

目錄
丁補之 陳伊瑋：習仲勛——“殺出一條血路” 3
許良英：幻想•挫折•反思•探索 7
杜光：普世價值：一個時代性的重大課題 17
黃一龍：兩部苦難史的跋文 26
戴銘辛：尋找知識“份子”的人格與尊嚴 32
張耀傑：走錯房間的右派精英 34
周擁軍：當代詩俠錢明鏘 43
鐵 流：追訪四川大學生物系女生馮元春 50
馬文都：一場反右，三代受害——父親、我、兒子 55
李家揆：避禍農村19年生活實錄（1961—1979） 70
後永年：這究競是為什麼？ 72
孫傳儀：點滴回憶引出的主客對話 75
茆家升：他“沾”了一點右派的光 76
阿 森：這一頁 太沉重 ——讀趙旭先生《夾邊溝慘案》 81
張鹿鳴：一個“五七”後代的一點感想 85
章立凡：牛年竹枝詞（十首） 87
黃河清、張允告、 鐵 流、博繩武：牛年賀歲（四首） 88
於浩成：答王建勛 88
曉 楓：悼汪剛兄 91
黃紹甫：我知道的汪剛 92
友誼回聲:杜明達、一位不願具名的北京讀者、《冬天論壇》、
邵建元、劉孟懿、湯烈輝、葛嫻、林晰、何燕、曾璧華 94
幾位年逾70的義工老人向大家致意： 100




丁補之 陳伊瑋：習仲勛——“殺出一條血路”
《南方周末》2008-12-18
他一生“兩個最大的閃光點”
一是早年跟隨劉志丹創建陝甘邊根據地；二是帶領廣東在改革中“殺出一條血路”。
1978年，赴任廣東不久，習仲勛收到市民來信，裡面裝着無法兌換的五毛錢的魚票。時任廣州市越秀區區委書記的朱森林後來回憶，這件事極大地刺激了習仲勛。
靠海卻無魚可賣，這是習仲勛主政初期面臨的現實之一。當時“文革”浩劫剛過，廣東物品奇缺，農業凋敝，工商不振，冤假錯案成堆，每年偷渡逃港者數以萬計。
1978年3月，葉劍英與華國鋒、鄧小平交換意見後，中央決定派曾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習仲勛南下廣東，出任省委書記。這是他被審查、關押、監護達16年之後的重新出山。
從1978年4月到1980年11月，習仲勛主政廣東共兩年零八個月，“把守南大門”（胡耀邦語），發揮出驚人的能量。這段不長的時期，成為他“一生兩個最大的閃光點之一”（秘書俞惠煜語）：一是早年跟隨劉志丹創建陝甘邊根據地；二是帶領廣東“殺出一條血路”，在改革開放中先行一步，同時為深圳、珠海特區奠基。
反“偷渡外逃”
“怎麼能把他們叫偷渡犯呢？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內部矛盾。”
在盧荻看來，習仲勛上任初始面臨的一個嚴峻形勢，就是邊境洶湧的偷渡逃港潮。盧荻是廣東省黨史研究室助理巡視員，《習仲勛主政廣東》的執筆人之一。
1978年7月，上任三個月後，習仲勛即前往寶安視察。在沙頭角中英街，習仲勛看到，香港那邊很繁榮，內地卻破破爛爛。
曾擔任珠海市市委書記的梁廣大後來的一番話映照當時現實：“雖然我們的輿論整天宣傳社會主義是‘天堂’，資本主義是‘地獄’，但是存在決定意識，老百姓看到在困難時期港澳同胞回來探親穿得漂漂亮亮，還把一筐一筐的東西帶回來，就不信。很多人趁颳風下雨的晚上，就往香港、澳門逃，冒着生命危險衝過去，非要往‘地獄’里闖一闖，非去‘水深火熱’中泡一泡。”
1978年深圳農民的年收入是134元，雖然遠高於廣東全省農民人均收入77.4元，卻與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農民年收入13000元港幣差之百倍。
官方統計表明，從1952年至1977年，僅寶安有偷渡外逃行為的就達62305人，其中逃出去40598人，占全縣總人口近二成。有的公社，比如大鵬公社有三個村莊共34戶117人全部逃光。
此前1977年11月，廣東省委已將此作為重大惡性政治事件，向正在廣州視察的鄧小平匯報。當時南方日報副總編張漢青回憶，反偷渡因為被當作敵我矛盾，“偷渡的人被叫作偷渡犯”。內部會議上，就逃港是政治原因還是經濟原因存在爭論。是習仲勛改變了以往的看法，他認為：“我們自己的生活條件差，問題解決不了，怎麼能把他們叫偷渡犯呢？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內部矛盾。”張漢青認為，這一轉變促成了認清、解決偷渡問題的正確途徑。
同時，廣東省和港澳工委反覆做工作，希望“港英當局改變此前所謂‘人道’做法”。從1980年秋開始，港府實施新措施，偷渡者到香港一律不發身份證，不准在香港居留，全部遣返內地。香港雇主雇用偷渡客者，罰款5萬元（港幣），坐牢一年。措施公布後，11月份廣東偷渡外逃人員僅近百人。
習仲勛意識到，堵禁之外，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儘快縮短與香港的差距，才是長久之道。在習仲勛的領導下，廣東省委提出設立特區的設想，並經中央批准同意。
1980年8月，特區條例公布後，當年曾參與籌建特區的原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發現：“最令人感到高興和意外的是，最困擾着深圳——其實也是最困擾着社會主義中國的偷渡外逃現象，突然消失了！”確確實實，那成千上萬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後、樹林中準備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

平反冤假錯案
“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我被擠出廣東；另一種可能是把為‘地方主義’等平反活動搞成。”
當時，歷次政治運動使得廣東面臨和全國一樣的現實，大量冤假錯案和歷史遺留問題亟待解決。習仲勛以及隨後到廣東上任的楊尚昆被寄予厚望：因為習、楊本身就曾是受害者，同時據廣東省原副省長楊立所著《古大存沉冤錄》記載，“葉劍英表示，派出他們這兩位資格老、噸位重的曾任中央重要職務的幹部到廣東，就是因為廣東問題複雜，他倆可以壓得住陣。”
平反期間習仲勛立下極大的決心。有一次，古大存（“反地方主義”受害者，曾任廣東省委書記）的夫人曾史文問習仲勛：“有人說你為‘地方主義’翻案，你知不知道？”習仲勛回答：“知道，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我被擠出廣東；另一種可能是把為‘地方主義’等平反活動搞成。”
習仲勛按照中央的指示和實事求是的原則，主要依靠省紀委進行複查，對這些冤假錯案大刀闊斧地逐一加以解決。其中包括華僑、歸僑和僑眷僑屬因為有“海外關係”，在“文化大革命”等多次政治運動中受到的迫害。1979年3月，廣東省委常委擴大會議為他們平反昭雪。歷史的詭異在於，此後在廣東的改革開放中，正是這些有“海外關係”者引來巨額外資，起到重要而積極的作用。
作為政治家，習仲勛自有其博大胸懷。盧荻說，在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時，曾擔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的吳冷西認為該報轉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在“砍旗”，這和很早就表態支持該文的習仲勛意見相左。但事後，“向中央要人，讓吳1980年赴粵擔任分管宣傳和意識形態工作省委書記的，正是習仲勛。”盧荻說，習仲勛對事不對人，即使吳犯過錯誤，但不影響習仲勛惜才。
主政廣東期間，習仲勛還曾進行農業經濟體制改革，把工作重點轉移到建設上來，並推廣“清遠經驗”，初步開展了價格、企業等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
這期間還發生“惠陽批評信事件”。1978年9月，習仲勛接到惠陽地區檢察分院麥子燦的實名意見信。信中直言“我感覺你是一個愛聽匯報，愛聽漂亮話，喜歡誇誇其談的人”，並提到自己此前反映過的“官司走後門”、“營私舞弊”等問題一直沒有回音。
習仲勛很快回信，“表示誠懇接受，並決定將你的來信轉發各地”，要求糾正缺點，改進作風，並委託省長劉田夫前往惠陽時與之面談並解決問題。這些信件在新華社全文照發，“鼓勵幹部、群眾大膽講話，以便進一步發揚黨內民主風氣”。
向中央要權
廣東如果這樣搞，那得在邊界上拉起7000公里長的鐵絲網，把廣東與毗鄰幾個省隔離開來。
上任之初的寶安考察，使習仲勛感受到搞活地方經濟的唯一出路在於發展經濟、對外開放。
盧荻認為，若非習仲勛，很難說有廣東改革開放的先走一步。習仲勛有老一輩革命家的威信和地位，和中央關係熟稔，便於溝通，而中央也能對其有足夠的信任。中央支持、群眾呼籲加上以習仲勛為班長的廣東省委的提議，上下互動，方成大事。
1978年4、5月間，國務院派港澳考察組到港澳等地進行考察。考察組寫出了一個報告，要求把珠海、寶安建成商品出口基地，這與廣東省委的想法不謀而合。
中央工作會議期間，當習仲勛、楊尚昆和劉田夫向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匯報提出給廣東以更大的自主權，允許廣東參照外國和亞洲“四小龍”的成功經驗，大辦出口特區時，想不到與會一位中央書記處書記當場大潑冷水。他說，廣東如果這樣搞，那得在邊界上拉起7000公里長的鐵絲網，把廣東與毗鄰幾個省隔離開來。
雖然有反對意見，但這個構想得到許多其他中央領導人的支持。鄧小平對此非常贊同，並追溯陝甘寧的傳統，提出“特區”的概念。
當談到配套資金時，鄧小平說出了那句後來廣為人知的話：“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准廣東和福建兩個省委的報告，決定對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
習仲勛1992年回憶這段經歷時，稱自己當時的心情“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能在改革經濟管理體制方面先走一步，懼的是擔子很重，又沒有經驗，但“我們確信路是人走出來的”。
1980年8月26日，中國經濟特區正式誕生。兩個月後，習仲勛、楊尚崑調回中央工作，任仲夷接棒成為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離任前的9月28日，中央下發會議紀要，其中清楚寫明：“中央授權給廣東省，對中央各部門的指令和要求採取靈活辦法。適合的就執行，不適合的可以不執行或變通辦理。”這是習仲勛、楊尚昆爭取到的一把尚方寶劍，是留給發展伊始的廣東的“遺產”。
此後，從廣東起步，開放之潮從南到北，另一番天地逐漸開啟。
1990年退居二線後，他回到南國，“守着深圳關注它的發展”。除在珠海短住一陣，至去世前整整12年，他都在深圳度過。
許良英：幻想•挫折•反思•探索
——波濤一生的心路歷程
人生道路的初階
我1920年5月3日出生於浙江臨海括蒼山山麓的一個小村鎮。父親是小地主兼營木炭生意，識字不多，在我四歲時就去世了，留下子女五人由我母親撫養。她沒有讀過書，心地善良。我5歲上小學，對讀書始終很感興趣。1931年“九一八”事變，害怕做亡國奴，由此養成天天看報關心國家命運的習慣，對蔣介石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內”和“不抵抗”政策非常憤慨。由於愛讀課外書，又受到“科學救國”思想的影響，一度想做愛迪生、法拉第那樣的發明家、科學家，初中二年級開始崇拜愛因斯坦。
由於經濟拮据，小學和初中結業兩度升學都遭遇很大困難。高中進的是比較理想的浙大高工（全名是“國立浙江大學代辦浙江省立杭州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電機科。高工沒有自己的校舍和校牌，我們胸前掛的是浙大校徽。教室設在浙大工學院內，教師幾乎全是大學工科兼職的。二年級開始用的英文專業教科書也是大學用的。當時浙大文理、工、農三個學院學生總數不過546人，高工246人，所有全校性活動我們也都跟着參加。我1935年入學後3個月，北平爆發了“一二•九”運動。12月11日下午，浙大學生就帶領全市大中學生上街示威遊行，高呼國民黨當局不許喊的抗日口號。這次運動在浙大轉為驅除法西斯校長郭任遠的活動，堅持了兩個多月，終於迎來了正直開明、德高望重的新校長竺可楨。
1937年夏天抗日戰爭爆發，11月，高工隨浙大遷到建德，不久被浙江省教育廳解散了。我懷着報國無門的極度沮喪的情緒回到故鄉。1938年3月，我意外地發現新出的《萬有文庫》第二集中有一系列介紹現代物理學的通俗讀物，深入淺出地闡述了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一些基本概念。我驚喜若狂，整整半年都沉醉在這種狂熱的喜悅之中。我從初中起對物理學一直非常感興趣，想不到還有這樣一個奇妙迷人的新領域，我決心要終生在這裡馳騁。與此同時，我精讀了愛因斯坦的文集《我的世界觀》。這本書是一年前買來的，當時看不懂，現在逐字逐句地慢慢咀嚼，慢慢消化。書中許多關於人生和人類事務的精闢論述，使我深受啟迪，使我第一次認真思考人生的意義以及個人與國家的關係問題。隨後又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哲學，對它也產生了好感。
投身革命
1939年2月，我懷着做“當代物理學權威”的幻想進了浙江大學物理系。那年浙大經歷了三次搬遷，落腳到廣西宜山。在我到校前三天，日寇18架飛機在浙大校舍投下118枚炸彈。1940年1月，浙大又搬到貴州遵義。一到遵義，我首先看到的是骨瘦如柴、蓬頭垢面的背煤工人，背上壓着沉重的背簍，步履艱難地蹣跚於街頭。接着又看到一隊被繩子捆着押送的所謂“壯丁”，身披破爛單褂，光着大腿在寒風中哆嗦。同時又看到一些以路旁的岩窟棲身的赤貧人家。面對這一幅幅觸目驚心的人間慘象，我無法平靜，默默地凝視着。我醒悟到，這些在苦難中掙扎的勞動者是我們的衣食父母，並且用生命來抗擊敵寇，保障了我們的安全；而他們過的卻是原始穴居人和古代奴隸的生活。我感到羞愧，覺得對勞動人民負了一身債。同時，我對國民黨當局的腐敗暴戾更是深惡痛絕，深感中國必須經歷一次革命，於是義無反顧地走出物理理論的世外桃源，把主要精力用於閱讀革命的歷史和理論書籍。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的白色恐怖，激起我強烈的革命義憤，產生了參加中國共產黨的要求，但覺得當時浙大不像有黨組織，只能靠自己與兩位信得過的同學合作，開展地下革命活動。我們發起組織“質與能自然科學社”，致力於科學真理和革命真理的啟蒙。我是以科學的求真精神、革命的犧牲精神，以及對革命理想和革命領袖絕對虔誠的信仰而投身革命的。經過兩年多的認真學習思考，反覆思想鬥爭和冒風險的革命實踐，以為自己領悟了純理智的統一，我稱之為“理性”。遺憾的是，它卻鑄造成了我對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迷信，直至1974年才有所覺悟。
1942年浙大畢業時，王淦昌先生要留我做他的研究助手。他說，我研究物理很有前途，因為我治學有三個特點：1. honest（誠實）；2. 理解力強；3. 有creative power（創造力）。由於我急於要找到黨的關係，婉言謝絕了。我入學時，志願做一個“當代物理學權威”，畢業時卻立志要做一個“人”，一個真正的人，也就是要做一個職業革命家，一塊普普通通的革命道路的鋪路石。
1942年8月底，我到了桂林，找到一位比我進步早的初中同學，我以為他已經入黨，可以幫助我解決入黨問題。他說，他1941年在重慶入黨，但目前與黨組織無直接聯繫。我的入黨願望落了空。我在桂林耽擱了兩年。先後在5個中學教化學、物理、數學，同時兼任《科學知識》月刊編輯。1944年9月桂林淪陷前後，我在桂黔邊境山區流浪了半年。王淦昌先生在貴陽報紙上登廣告，召我回浙大。
1945年2月我回到湄潭任物理系助教。路過遵義時，找到了1941年就認識的史地系的呂東明，他介紹我認識電機系的李振銘（李晨）。我們三人一連暢談了三天。這次交談對我幫助很大，我估計他們與新華日報館有聯繫。以後了解到呂東明1938年在武漢入黨，1941年到浙大工作，1942年考取史地系。李晨原名李振穆，1938年進西南聯大土木系，後轉物理系，1939年入黨，1941年撤離昆明，1942年南方局組織部派他到貴州工作，與呂東明接上關係。1943年他化名李振銘考進浙大電機系，從此浙大開始正式有地下黨組織，但當時未建立支部（直至復員回杭州以後1947年2月才建立）。
當時浙大的民主運動已走出多年沉悶的低谷，開始蓬勃發展。我在湄潭主要是團結進步同學，開展思想工作，幫助他們分析形勢，出些主意。不久，進步核心成員潘寰告訴我，1944年底日寇進犯黔南獨山，浙大處於緊急應變狀態時，呂東明曾要他寫份自傳，我意識到這是準備發展他入黨，呂東明和李晨肯定早已是黨員。1945年9月呂東明到湄潭時，我即以十分激動的心情向他提出入黨的問題。他說明年暑假可以介紹我去重慶新華日報館解決。
地下黨生涯
1946年暑期，浙大從貴州復回杭州。那時呂東明已畢業離校，他介紹我到重慶新華日報館找賴衛民。（以後知道賴衛民又名賴映棠，當時是南方局青年組成員。1947年轉上海青年組，1948年調到昆明，50年代任個舊錫礦副總經理，“文革”時被迫害致死。）賴衛民一見到我就說，對我的情況很了解。以後一個星期內，每天一早我到七星崗新華日報館工人宿舍寫申請入黨自傳。賴衛民審閱後表示滿意說，目前一般是不發展新黨員的，入黨要經過四川省委批，很費時日。你應當立即去杭州，將來黨的關係會轉去。他介紹我路過南京時，到梅園新村中共代表團找李晨；經過上海時，到馬思南路代表團辦事處找朱語今。9月，我離開重慶。路過南京，李晨告訴我，以後浙大工作就由他聯繫，我到上海不必找朱語今。想不到在上海有兩個人要發展我入黨，其中一人是潘寰。他介紹他的領導人吳佩綸（當時化名吳其亮）與我見面。吳佩綸告訴我，李晨已隨中共代表團撤回延安，今後浙大工作由他負責聯繫。
1947年1月5日，我到上海，吳佩綸告訴我，我的黨員關係已從重慶轉來（以後知道，是賴衛民本人調到了上海，一個月後他還來過杭州同我見面），隨即為我舉行入黨宣誓儀式。他又告訴我，浙大還有兩個黨員，一個是化學系四年級的孫幼禮（1943年我在桂林就認識她，1945年她曾找我要求恢復黨的關係），另一個是電機系四年級的劉茂森，關係在李晨處。待轉到後，三人即可成立黨支部，由我們自己推選支部書記。2月下旬，劉茂森的關係轉到了，我傳達吳佩綸的指示，宣布成立支部（這是浙大第一個中共支部），自行選舉支書。鑑於劉茂森來自遵義校本部，又是學生，我推選他為書記，而原來進步力量最強的遵義校本部卻提不出合適的發展對象。
5月反飢餓、反內戰運動後期，上海局青年組成員洪德銘（化名張新之）來杭州指導我們工作。8月，浙大支部改組，我任書記。洪德銘規定我們的任務為：1）發展黨員30人；2）建立黨的秘密外圍組織；3）普選學生自治會理事會，強化學生自治會的領導。正當我們完成了前兩項而轉入籌備學生自治會理事會的選舉時，9月26日晚，學生自治會主席於子三被國民黨特務逮捕，3天后被殺害於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獄中。由此爆發了一次全國性的反迫害爭自由運動，即於子三運動。這是1949年以前最後一次全國規模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這次運動在浙大持續了將近5個月，我們經受了一次嚴峻的考驗。由於得到了堅持“求是”精神、愛校如家、愛生如子的竺可楨校長的全力支持，運動取得了巨大勝利。
為了擴大運動的勝利成果，1947年12月，上海局決定成立杭州工作委員會，指派洪德銘為書記，鍾沛璋和我為委員。鍾沛璋從上海調來，負責領導之江大學和英士大學（在金華）兩個支部。我兼任中學區委書記，負責開闢浙大、之江以外全市各大專和中學的工作。浙大支部書記改由李景先接任（因他過於暴露，不久改由吳大信擔任）。浙大支部由洪德銘直接領導。一個月後，洪德銘調任成都市委書記，杭州工委書記由陳向明接替。（1984年10月，在杭州召開的一次黨史座談會上，洪德銘告訴我：1948年1月，上海局分管組織工作和青年工作的錢瑛大姐通知他調離杭州去成都時，提出杭州工委書記由我接任。洪德銘認為我黨齡短，缺乏黨內工作經驗，推薦1939年入黨，時任崇明縣委書記的陳向明，錢瑛也就同意了。）1948年2月以後，領導杭州工委的是上海局上海學委副書記吳學謙，他是鍾沛璋的入黨介紹人。他每次來杭州都住在我的宿舍里。因為他睡覺時愛說夢話，為避免泄密，由我陪着他。暑假，他要我們三人一道去上海總結工作。
1948年上半年，我們的開闢工作進展順利，2月到5月，相繼建立了杭州藝專（中國美術學院前身）和杭高（杭州高級中學）支部，其他各校也在生根發芽。暑假，工委先在杭州總結半年工作。我們都認為，浙大近幾個月的工作顯得混亂，鬥爭過於頻繁，從4月到6月，全校性罷課搞了五六次。部分黨員輕信解放軍將於（1948年）5月渡長江的謠傳，竟以學生自治會名義出布告召開“渡江座談會”。結果，群眾疲憊不堪，骨幹過於暴露。而陳向明對浙大情況不熟悉，對浙大這樣一個大學她自己也覺得難以掌握，一定程度上使支部處於失散狀態。為了對革命事業負責，我提出讓我回浙大工作，外校開闢工作改由陳向明負責。7月開始，我和陳向明就逐步互相移交分管的工作關係。
暑假前，吳學謙通知我們，解放區需要大批知識分子幹部，要我們輸送一批比較暴露的黨員和積極分子去。這項工作工委分工由我負責，並由謝葆銘擔任“交通”。從7月到11月，我們共輸送了70多人，其中浙大50多人，三分之二以上是黨員。吳大信本應是首批撤離的，但需要他暫時留下總結和移交支部工作，讓他到郊外親戚家待命。8月中旬，我接他回來，隨後浙大支部一連開了幾天的總結會，參加的有吳大信、周志成、吳洵高、陳向明和我。地點都在物理樓我和周志成辦公室的樓上。最後一次會議在8月21日晚，一直開到午夜12：30。天亮前，吳大信在宿舍被特務逮捕。據看守校門的工人說，凌晨1點鐘就有大批特務進入校門，如果我們在物理樓的會議拖遲半小時，我們5人就一定會被一網打盡。因為深夜裡整個校園裡只有我們這個會議室亮着燈。當天上午，我們四人開了緊急會議，討論對策。按照地下黨的慣例，一個黨員被捕，必須及時撤退所有與他有關的黨員。吳大信是浙大支部書記，知道所有黨員的情況（包括我，但他不知道陳向明的真實姓名和住處），如果撤退，浙大的黨組織就成了空白，我權衡利弊後提出：我們不能撤，應冒着風險堅守崗位。據周志成回憶，當時我表態後還要求他和吳洵高表態，並提出：如果有人認為自己需要撤退，可以撤，組織上不勉強。他和吳洵高都表示要和我一起堅守崗位。陳向明也就同意了。
1948年9月，浙大支部升格為總支，由周志成任總支書記，我直接參與總支的活動。杭州工委增加了一個委員李國富，他曾任上海交通大學機械系助教。為了迎接解放，統一黨的領導，1949年3月初，上海局杭州市委成立，由原上海局外縣工作委員會書記林楓為書記，原在杭州的柯里和方曉（他們是1948年成立的另一個杭州市工委的書記和副書記）為常委，另有委員4人，陳向明也在內。出於安全考慮，解放前市委從未開過全體會議。市委下設青年、職工、文教三個工作委員會，我們原來的杭州工委就改名為“青委”，仍由陳向明任書記，委員就只我一人。鍾沛璋、李國富已於一個月前調回上海。市委通過常委方曉領導青委工作。市青委專管學生工作，原有的教師、職員和工人黨員全轉出去。我除分工領導浙大總支外，又兼任新成立的大專區委書記，兼管杭州藝專、之江大學、浙江醫學院3個支部。陳向明直接領導杭高支部，又兼任中學區委書記。到4月底，市青委系統有黨員172人，占全市黨員總數的一半。
黎明後的朦朧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碰巧這一天是我29歲生日。在1948年11月以前，我一直以為自己這一生是見不到解放的，以為自己在這個日子來到以前就已經死在敵人的監獄裡或刑場上。從1940年決心投身革命以後，我始終是作這樣的思想準備的。1948年11月遼瀋戰役後，迎接解放提到了我們的議事日程上來，我才意識到自己應該能夠看到革命勝利了。我對革命勝利缺乏思想準備，長期以來都自比魯迅所說的那種肩扛閘門的人，自己扛住沉重的因襲黑暗的閘門，讓下一代人進到光明自由的天地。如今天亮了，大地都光明自由了，肩扛閘門的人已經完成了歷史使命，應該再干點什麼呢？在此以前，我沒有認真思考過。
現在檢查起來，我寫的這個紀念“五四”３０周年的文告有原則性的錯誤。由於自己在長期革命鬥爭中所形成的對毛澤東和共產黨教條的迷信，對“五四”運動的性質和新中國應當遵循的建設方針都缺乏正確的認識。文中只說五四“高舉反帝、反封建的旗幟”，而根本沒有提到五四精神的核心是民主與科學。我雖然多年從事民主革命鬥爭，但對民主概念的實質並沒有真正的理解，以為推翻國民黨專制政權，由共產黨掌權，就是民主；因為共產黨代表全國人民的利益，是人民的代表。這一認識上的錯誤鑄成了我以後20多年的人生悲劇。
近十年來讀到幾位老共產黨員的回憶文章，都說自己年輕時是由於追求民主而投奔共產黨的。李慎之在他的傳世之作《風雨蒼黃50年》中說，他1949年讀到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對其中的一段話，“‘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說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他“心頭不免一震”。可是我當時並無特殊感覺。因為我從1938年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理論以後，就嚮往共產主義理想，也接受了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認為專政是通向理想天堂的必由之路。共產黨吸引我的，不是臆想的民主自由，而是共產主義理想、無產階級專政和鐵的紀律。直到1974年以後我才開始醒悟到：馬克思主張專政而否定民主，是他最大的歷史錯誤。因為自16世紀的荷蘭革命和17世紀的英國“光榮革命”以後，民主已成為現代文明發展的主流，生活在19世紀的馬克思竟倡言專政，是完全違背人類的歷史潮流的。可悲的是，1938年在接觸馬克思理論以前，我已深受愛因斯坦的《我的世界觀》的啟迪；1940年決心投身革命後，卻把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奉為真理，愛因斯坦的政治思想就被置於腦後；而在革命勝利後8年，自己就莫名其妙地自食其果，成為專政對象。
1949年5月中旬，我離開浙大到新成立的中共杭州市青委機關，任黨工科（最初名組織科）科長，負責全市大學和中學的黨務工作。工作頭緒多，十分緊張忙亂，晚上和假日也很少休息。黨的機關里等級森嚴，領導幹部追逐特權，完全沒有了地下黨的那種平等與友愛，我感到格格不入。但想起中國有幾千年專制封建傳統，現在是“新民主主義”階段，只好忍着。
1950年3月，學校黨務工作歸市委組織部管，市青委黨工科撤銷，我被任命為市青委學生部部長。由於自己青少年時只愛鑽書本，不愛活動，又拙於口才，不宜做解放後的青年工作，曾打報告請求調到科學或文教戰線，未果。以後獲悉，1950年中國科學院成立後不久曾考慮調我去，被浙江省委卡住了。
到科學院“政治把關”
1952年1月，《人民日報》刊出龔育之長文，批評《科學通報》的“脫離政治脫離實際”的傾向；同時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也致信科學院院長郭沫若，批評科學院出版物的政治錯誤。《科學通報》是科學院機關刊物，是當時全國惟一的綜合性科學刊物。面對如此批評，科學院領導，特別是分管出版工作的副院長竺可楨感到惶恐。於是，他們決定通過中共中央組織部調我來負責出版物的“政治把關”。
1952年6月22日我到北京，科學院黨組書記惲子強親自到中央組織部招待所接我。他是中共早期著名活動家惲代英的弟弟，原名貸賢。1899年生，1920年畢業於南京高等師範化學系，留校任助教；1925年入黨，1943年到延安，曾任延安自然科學院副院長。他為人憨厚、誠摯，生活十分簡樸。竺可楨在1949年9月29日日記中，稱他“一身之外無長物”，“可稱共產黨之代表人物”。我慶幸自己一到科學院就接觸到這樣一位值得尊敬的領導人，這同三年前在杭州所見到的市青委領導人周力行成了鮮明的對照。惲子強告訴我，科學院黨組受到中宣部批評後，決定把工作重點轉移到出版、宣傳方面，他自己已從辦公廳（原任副主任）轉到編譯局（任副局長，局長為古生物學家楊鍾健）。他要我負責科學院全部出版物的政治審查，並具體領導《科學通報》的編輯工作。所謂政治審查，是指審查“立場”、“觀點”、“保密”三方面的問題。立場是指政治上是否“反共”、“反人民”；思想是指是否“反馬克思主義”；保密是指是否泄漏國家機密。當時科學院編譯局是全國惟一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書刊的出版機構，定期出版幾十種專門期刊（學報）和各種科學著作。於是規定：所有這些出版物在付印前都要把清樣送我審查。
我到科學院上班的第一項工作，不是審讀清樣，而是審查一部英文書稿。當時政務院（後為國務院）規定：凡是要寄往國外的科學論文或著作稿件，都必須送交科學院審查。要我審查的書稿是北大物理系教授黃昆和他的老師Max Born （戰前從德國流亡到英國，1954年獲Nobel物理獎）合寫的《 Dynamical Theory of Crystal Lattices》（《晶格動力學理論》）。這部書稿在科學院已經擱置多日。我翻閱了一下，認定是與政治無關的純學術著作，覺得連這樣的書稿也要審查，未免可笑。於是在便條上寫了處理意見：儘速放行。以後獲悉，此書於1954年在英國出版後，成為這一領域中國際公認的權威著作。我在十幾分鐘內完成這一審查任務，領導上很滿意，認為我政治、業務都強，又有魄力，敢於負責。現在看來，這種檢查制度是荒唐可笑的，它完全違背了思想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原則，剝奪了科學家的公民權利，妨礙了國際學術交流。可惜當時我完全沒有這樣的認識，而把毛澤東批判“自由主義”和“民主個人主義”的論點奉為神聖的信條，心甘情願地充當書報檢查員這種受人唾罵的不光彩的角色。對此，我深感內疚。半年後，由我提名調來了浙大地下黨員吳洵高，這項出版物的政治審查工作就交給了他，我專門負責《科學通報》和宣傳工作。
1954年，科學院仿照蘇聯科學院編制，成立學術秘書處，《科學通報》轉到學術秘書處，我又兼任學術秘書處的黨支部書記。
1955年反胡風和肅反運動中，我因在杭州時曾介紹胡風集團“骨幹”方然（朱聲，杭州安徽中學校長）入黨，受到懷疑、批判，停職審查一年。這是我一生受到的第一次政治打擊。雖然審查結果認為我歷史完全清白，所交代的一切全部屬實，但我下決心不再從事行政性工作，而投身於學術研究。
知識分子黃金年的書齋生活
在停職後期的1956年3月，中宣部科學處處長于光遠通知我參加自然科學哲學問題12年研究規劃的制定工作。這項工作是1956—1967年全國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的一部分，我所以被邀請，是因為我是開展這項研究的倡導者。早在1954年春，中國科學院決定按照蘇聯科學院模式，着手籌建4個學部，並調原新華日報館館長潘梓年來籌建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和哲學研究所。在一次討論籌建哲學所的院務會議上，我（由於我當時負責《科學通報》和對外宣傳工作，每周一次的院務會議和院黨組會議我都列席）向潘老建議：哲學所內設一自然科學哲學研究組，組長可請中宣部科學處處長，1936年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的于光遠兼任。潘老當即表示同意。1955年6月學部成立大會（我是大會秘書處宣傳組組長）後，哲學所也隨之成立，潘梓年任哲學社會科學部副主任兼哲學所所長，他聘請于光遠籌建自然科學哲學研究組。
規劃工作兩個月就完成了，我的審乾結論也出來了。我就請求調我到哲學所從事科學哲學研究工作，因為我的性格不適宜搞行政工作，而適宜從事學術研究。開始領導上不同意，說院部正準備成立宣傳局，要我去負責宣傳局工作。於是我給科學院黨組正式寫了一個請求調我去哲學所研究科學哲學的長篇報告，說明我從1938年開始就對科學哲學問題感興趣，以後8年內讀過不少這方面的書。
1956年6月28日我終於離開院部，抱着極大的熱望到新成立的哲學研究所報到，認為這是自己一個“終身職業”的開始。誰能料到，一年多後卻不得不結束這種理想的生活。
在到哲學所前，院黨委辦公室主動給我看赫魯曉夫1956年2月25日在蘇共20大的秘密報告。我把文件帶回家仔細閱讀。讀時毛骨悚然，最令人震驚的是：1934年蘇共第17次代表大會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包括候補委員）中，在1937年開始的肅反運動中，被逮捕和槍決的達98人，占70%；1943——1944年間斯大林強令4個民族全部長途大遷徙，並撤銷了原有的自治共和國（車臣是其中之一）。這使我第一次感受到無產階級專政的恐怖與殘忍。做夢也想不到，多年來受我崇拜的“世界革命導師”斯大林，竟是一個罪惡滔天的暴君。自己虔誠聖潔的革命信念遭到如此粗暴的褻瀆與玷污，感到無比羞慚和痛心。我雖然認清了斯大林的個人迷信和暴戾，卻認為毛澤東不會步斯大林的後塵。理由是，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有決議：“禁止給國家領導者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業的名字，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制止歌功頌德現象。”可是10年後，毛澤東不僅大搞個人迷信，還發動造神運動，使整個民族淪於史無前例的災難之中。
讀到這個令人震驚的秘密報告後幾天，我又在懷仁堂聽到中宣部部長陸定一代表黨中央向知識界作的重要報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他強調，要貫徹這個方針，必須“有獨立自由”。這個聲音在當時是振聾發聵的，衝破了知識分子多年來被強迫思想改造的禁錮。我是帶着意外的喜悅心情來到哲學所開始自己的學術生涯的。
我們所創建的學科原來叫“自然科學哲學”，簡稱科學哲學。制定12年研究規劃時稱為“數學和自然科學的哲學問題”。規劃草案定稿時，于光遠把它改為“自然辯證法”。我不贊成，因為這樣有明顯的傾向性，會受馬克思主義框框的束縛，不利於研究工作的自由開展。最後同意採取折衷方案，把原有名稱加個括號保留下來。這個學科，60年代受到毛澤東的青睞，一時成為顯學。80年代有了很大發展，但不久就逐漸被人遺忘，人們不願再稱它為“自然辯證法”，而仿效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提出的“科學、技術與社會”（STS）。
到哲學所不久，我寫完了11萬字的小冊子《科學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這是1955年5月人民日報出版社約我寫的，目的是宣傳“過渡時期總路線”和黨的科學政策。在肅反停職審查期間，在科學院副秘書長秦力生支持下，已寫了大部分章節，其中介紹12年科學技術規劃的第四章請范岱年執筆。到哲學所後寫了最有分量的第五章，專門闡述“百家爭鳴”方針，從歷史上和理論上加以論證。文中提到“實踐是真理的唯一標準”，21年後的1977年，類似的命題“實踐是檢驗真里的唯一標準”，成了打破對毛澤東迷信的有力武器。這一章比較有鋒芒，點名批判了艾思奇傳播李森科“科學是偶然性的敵人”的謬論，也批判了郭沫若（未點名）把“百家爭鳴”比喻作交響樂隊和諧共鳴的大合唱。

（未完待續）

杜光：普世價值：一個時代性的重大課題
——2008年8月31日在“創建中國新文化（北京）論壇”第八次會議上的發言
這次新文化論壇的主題是普世價值問題。在7月5日的第七次論壇上，好幾位專家都對這個問題作過精彩的論述。今天再把它列為論壇主題，進一步深入地探討普世價值問題，是十分必要的。王占陽在上次論壇的發言中，把普世價值分為應然的、觀念的、實然的三個層次，並且指出：“我們現在已經到了應該把應然的普世價值轉變成為實然的普世價值的發展階段了。這就是我們今天討論普世價值的重大意義之所在。如果現在再不確立普世價值觀，中國就絕不可能實現現代化。”我很贊成王占陽的這個判斷，確立普世價值的社會觀念，並付之實踐，確實是我們現階段必須解決的重大課題。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們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政治、文化、社會諸領域，卻仍然堅持着專制主義的意識形態，嚴重地阻礙了改革的全面而深入的發展。為什麼會這樣？最根本的原因是沒有找對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沒有找准改革開放的前進方向。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沒有在指導思想上確立普世價值的觀念。徐景安在主題發言中說：“普世價值之爭的實質是改革與反改革之爭，是改革方向之爭！”我十分同意這個見解，想在這裡作一些補充論述。
（一）改革開放就是實踐普世價值，是中國民主革命的繼續
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一直是在“貓論”和“摸論”的指導下進行的。至於改革開放的性質、目標，它的時代意義、發展前景，卻格於“不爭論”的禁忌（首先而主要的，是姓“社”姓“資”之爭），缺乏深入的探討，至今模糊不清。所謂“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重建新民主主義社會”，都沒有點中改革開放的要穴；“和諧社會”與“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指出了我國社會發展的遠景和途徑，是指導思想的一大進步，但仍不能說明改革開放的性質，也沒有描畫出改革開放的明確前景。
我在近幾年來有一個看法：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是一百多年前由洋務運動肇始的民主革命的繼續。民主革命就它的民主主義性質來說，它的任務就是徹底推翻專制極權的社會制度，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制度。這是人類社會在發展進程中必然要經歷的、不可超越的歷史階段。在專制極權的社會制度沒有徹底推翻，民主自由的社會制度沒有全面建立以前，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歷史任務，只能是繼續推進民主革命。回顧一百多年的民主革命的歷史，由於存在着兩千多年的專制皇權的深厚傳統，我國民主革命的進展顯得十分曲折、十分艱難。辛亥革命、北伐戰爭和解放戰爭這三次以暴力鬥爭為主要形式的民主革命，在取得革命勝利以後，都出現了專制極權勢力的復辟。這裡面的教訓是很值得總結的。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提出新民主主義理論，表示要為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這個崇高的理念和壯麗的前景，吸引了無數知識分子和普通老百姓。在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參與下，民主革命取得了輝煌的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制定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當時，在經濟上五種經濟成分同時並存，“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在政治上，中央政府的構成里，非共產黨員的民主人士占了將近一半的位置。這樣的政治經濟格局，是比較符合於當時的社會現實和民主主義發展前景的。在這個基礎上繼續發展民主主義，就有可能徹底消除專制主義，完成民主革命的歷史任務。但是，毛澤東在1953年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打斷了民主革命的繼續發展。在經濟上，通過“三大改造”，剝奪了農民、手工業者和工商業者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建立起全面壟斷的經濟體制；政治上把大批非共產黨員排擠出政府權力機關，實現一黨專政；文化上通過思想改造、批判《武訓傳》、批胡適、反胡風等一系列政治運動，樹立一元化的意識形態。於是，經過所謂的社會主義革命，經濟上壟斷生產資料所有權，政治上壟斷國家權力，文化上壟斷真理裁判權，社會領域則壟斷公民權利。這樣的社會是社會主義社會嗎？當然不是，相反，卻具有專制極權的所有特徵。“社會主義革命”所帶來的，不是社會主義的勝利，而是專制主義的復辟。中國人民剛取得民主主義的勝利，就又一次地被推回專制主義的泥坑。
改革開放就是要擺脫專制主義的羈絆，回到民主革命的道路上來。袁偉時教授2002年9月25日在南京大學歷史系做報告時，曾經說過一句非常幽默、非常極端、又非常深刻的話：“我們在九十年代做的工作，大體上是繼續做光緒皇帝、宣統皇帝的未竟事業。”什麼是光緒皇帝和宣統皇帝的未竟事業呢？就是憲政民主，是由上而下的、和平非暴力的民主革命。在整整一百年前的1908年，清政府頒布《憲法大綱》，而且擬訂了實施這個大綱的逐年籌備事宜的清單，列出君主立憲的九年規劃，但這個進程被辛亥革命打斷了。袁偉時這句話的意思，我想無非是說我們現在的改革開放，不過是要實現清朝皇帝沒有實現的憲政民主，繼續民主革命的未竟事業。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既不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因為中國的社會根本不是什麼社會主義社會；“重建新民主主義社會”也不可能，因為“社會主義改造”前的社會優勢、政治優勢都已不復存在，而資本主義早期的固有弊病，如血汗工廠、兩極分化、貪賄腐敗、賭毒黃娼、假冒偽劣等等，則已經無法避免。“新民主主義”已經被歷史淘汰了。改革開放所要達到的目標，就是民主革命所要達到的目標，那就是：取代國家政權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全面壟斷，實現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會平等化。民主、自由、平等，都是普世價值所要求的，改革開放，就是王占陽說的要實踐普世價值。所以，否定普世價值，拒絕民主自由，實質上就是否定改革的民主主義性質，否定民主革命；他們拒絕改革的民主主義方向，希望中國回到改革開放前的那個專制獨裁的毛澤東時代去。徐景安把普世價值之爭歸結為改革與反改革之爭，改革方向之爭，是非常恰當的。
（二）普世價值的基礎是人類共同的人性
我們承認普世價值，是因為人類除了各自的個性和特定群體的共性外，還存在着超越於一切差別的共同性，就是通常說的“人性”，也可以說是人的天性，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性，例如趨利避害、珍惜生命、惻隱之心、對真善美的追求等等，正是這些共同的本性，產生了對社會生活的共同追求：自由、民主、平等。
改革開放以前，主流意識形態否定人性，大批人性論。抹殺人性的結果，是獸性大發揚，這是專制制度帶來的惡果。馬克思曾經指出：“專制制度必然具有獸性，並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4頁） 歷次政治運動中那些挖空心思地羅織罪狀、陷人入罪的積極分子，文化大革命時群毆無辜、屠殺生靈的紅衛兵、造反派，都反映了專制制度的發揚獸性的本質。
為什麼人性和獸性會共存於同一個主體之中呢？斯賓諾莎曾指出：“人們都有一種欲望，要追求對自己有利的東西。”（《論理學》商務印書館1958年版第424頁） 馬克思也認為：“致富的欲望是所有人的欲望。”（《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73頁） 斯賓諾莎說的“追求對自己有利的東西”，馬克思說的“致富的欲望”，都是人類共有的本性。但是這種本性存在着兩種截然不同的發展趨向：一種趨向是，人們在追求對自己有利的東西的時候，如果不顧社會或他人的利益，甚至採取有害於社會或他人利益的辦法來謀求自己的利益，那麼，發展到極端，就會使人性蛻化為獸性；相反，如果能夠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時，關心社會和他人的利益，有利於社會和他人，至少無害於社會和他人，那就意味着保持了或發揚了人性。在社會生活中，甚至在同一個人的身上，也會表現出人性和獸性的對立和轉換。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上，獸性的發展往往帶來社會的混亂，甚至導致社會崩潰，賴有人性的發揚才得以維持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千百年來，人們一直在苦苦尋求發揚人性抑制獸性的良藥，以保持整個社會的不斷發展和人類自身的和諧生活。古代社會的習慣法、自然法和近代的法律體系，歷代思想家、政治家的著書立說，都表現了這個共同的追求。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等等，是人類社會直到幾百年前的近代才終於發現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共同價值。
王占陽說的應然的普世價值、觀念的普世價值和實然的普世價值（邏輯上混亂、概念上十分不清楚。所謂價值問題，即是應當與否的問題，價值即是應然的），實際上反映了普世價值的三個歷史進程。應然的普世價值說的是人們與生俱來的權利和品性，但人們對它並沒有認知的自我意識。隨着文明的進步，出現了在觀念上的、在一個地區一個民族範圍內的普適價值，如中國古代的仁愛、誠信、忠恕、和為貴等等。基督教在“人人都有‘原罪’”和“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前提下建立起平等的價值觀。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代，民主革命的思想家培根、盧梭、潘恩等人通過自然秩序論，申述以自然法則為基礎的天賦權利，對經濟、政治、宗教、社會及倫理道德諸方面的專制統治，提出了嚴正的抗議，於是有了自由、民主、平等、個性、人權等等觀念形態的普世價值。由於當時亞非兩大陸的文明還十分落後，普世價值只有在經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三大革命洗禮的歐洲和後來的北美新大陸，才有可能由觀念的普世價值發展為實然的普世價值。
普世價值真正具有普世性是與全球化分不開的。一方面，全球化使小小寰球上的一切國家和民族都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的劇變都可能在全世界引起反響。另一方面，作為觀念形態的普世價值，由落後國家的知識分子引進本國本民族，並力圖在本國本地區加以實踐。這才使由歐洲發端的普世價值真正具有普世性，並且出現了普世價值這個用語。1979年的新版《辭海》和1986年的《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都沒有收入“普世價值”這個詞條，可見這個詞是是近幾年才興起的。
我在前幾天讀到一篇題為《關於“普世價值”的爭論》的徵求意見稿，作者把價值劃分為四個層次：個人價值、群體價值、社會價值、全人類價值。他認為普世價值“應該是指普天下的人共同追求的價值”。我認為這樣劃分是有道理的。否定普世價值的人承認有個人價值、群體價值、社會價值，但不承認有普世價值。這個見解的一個重要出發點是他們浸染很深的階級鬥爭觀念。在他們的眼裡，人只有階級性，沒有共同的人性，人類沒有共同的愛好、利益和追求，所以也沒有共同的價值和價值觀。在理論上指出價值的層次性，承認不同的階級具有不同的價值觀，同時也標明存在着超出階級範圍的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共同需要、共同追求，就可以避免階級論者的片面性。溫家寶總理不久前說：“科學、民主、法制、自由、人權，並非資本主義所獨有，而是人類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共同追求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這是對普世價值的很好的說明。
（三）馬克思的普世價值觀
在上次論壇的一些發言裡，有一個明顯的分歧，有的認為馬克思否定普世價值，有的發言則不同意這個觀點。《價值中國》網發表上次論壇的發言後，有一位網友跟帖提出：“要有人去研究和發展馬克思關於普世價值的理論。”徐景安在這次主題發言裡談到：馬克思的理想是解放全人類，“從這個意義上說，構建普世價值是馬克思主義的首要任務。”但沒有展開論述，我願意就這個問題談一點看法。
馬克思主義是否包括普世價值觀（我這裡說的是馬克思恩格斯的見解，不包括被列斯毛等歪曲了的“馬克思主義”）？我認為答覆應該是肯定的，這可以從他們對自由的大量論述里看出來。馬克思繼承古典自由主義的寶貴遺產，肯定自由是人的本質特徵，（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頁） “是全部精神存在的類的本質”。（同上第1卷第67頁） 他認為人的自由“合乎理性的本質”，“使人們成為理性的存在物”。（同上第101頁、第105頁） 他把自由列為他的社會主義學說的核心內容，認為取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新社會將是“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同上第23卷第649頁） 在這個聯合體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3頁） 恩格斯也談到：這種制度將“給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70頁）使他們“成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同上第19卷第247頁） 在他晚年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裡，他以讚許的口氣引用摩爾根的話說：“社會的下一個更高的階段”，“將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復活，但卻是在更高形式上的復活。”（同上第21卷第203頁） 由此可見，馬克思恩格斯所追求的未來的人類社會，正是實現了普世價值的社會，只是當時還沒有“普世價值”這個詞罷了。
對於民主問題，馬克思在早期著作《黑格爾法哲學批判》裡，曾有過較多的論述，如他認為民主制是“人民的自我規定”，“在君主制中是國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則是人民的國家制度”“國家制度在這裡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人民是否有權來為自己建立新的國家制度呢？這個問題的回答應該是絕對肯定的”。（同上第1卷第281頁、第316頁） 馬克思在這裡是把民主製作為專制制度的對立物來充分肯定的，恩格斯則不同，他對民主基本上是否定的。就在馬克思寫出《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1843年，恩格斯在他的《大陸上的社會改革運動的進展》裡說：“依我看來，民主制和其它任何一種政體一樣，歸根到底也是自相矛盾的、騙人的，也無非是一種偽善”，所以，“民主制和任何其它一種政體一樣，最終總要破產，因為偽善是不能持久的，其中隱藏的矛盾必然要暴露出來”。（同上第576頁） 在第二年寫的《英國狀況——英國憲法》裡，他一方面認為“在英國，民主制反對貴族制的鬥爭就是窮人反對富人的鬥爭”，“英國的最近將來是民主制”，但同時也指出：“單純的民主制並不能治癒社會的痼疾”，進而得出結論：民主制只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一個階段。（同上第705頁） 40年後的1884年，他在致伯恩斯坦的信中說：“無產階級為奪取政權也需要民主的形式，然而對於無產階級來說，這種形式和一切形式一樣，只是一種手段。”（同上第36卷第131頁）
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十九世紀，對民主制度抱有這樣的認識是可以理解的。歐洲的資產階級高舉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旗幟，引領廣大民眾，開展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民主革命，但在革命勝利後，他們號稱要建立的“理性的王國”，卻不過是有產階級的王國，無產者依然沒有自由民主的權利，這就不能不使一切追求公平正義的思想家感到失望。恩格斯在上述給伯恩斯坦的信中，認為“民主共和國畢竟是資產階級統治的最後形式，資產階級統治將在這種形式下走向滅亡”。（同上） 這個觀點來源於馬克思，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裡談到民主共和國時，指出它是“資產階級社會的這個最後國家形式”（同上第19卷第32頁） 對照《共產黨宣言》裡說的“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同上第4卷第489頁） 就不難發現，馬克思恩格斯所推動的無產階級革命，是要用工人階級統治的民主，取代資產階級統治的民主。這樣來理解民主，當然還不是普世價值意義上的民主。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裡曾提出工人階級取得政權後的民主制的具體措施，如：公社由普選產生的代表組成，“這些代表對選民負責，隨時可以撤換”，“一切學校對人民免費開放，不受教會和國家的干涉”，“一切公職人員都只應該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薪金”等等。（同上第17卷第358頁） 恩格斯認為公職人員由選舉產生和只發給他們相當於工人工資的薪金，是“為了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的兩個可靠辦法，（同上第2卷第228頁） 也是保證國家民主性的可靠辦法。
馬克思恩格斯在這裡指出的無產階級統治的民主制的重要措施，在資產階級統治的資本主義世界，有些已經成為事實。這說明什麼問題呢？它可以說明，現代民主制已經突破了原有的資產階級統治的民主制的藩籬，使民主日益成為普適性的政治制度。
馬克思對於民主問題的認識，從理論觀念上看並沒有局限在上述的範圍里。在他看來，民主是人的自由權利在政治領域、首先是在國家制度上的表現，這從前面引述的關於民主制是“人的自由產物”的論斷就可以了解。他後來說的“自由就在於把國家由一個高踞社會之上的機關變成完全服從這個社會的機關”，（同上第19卷第30頁） 是對自由和民主的關係的更為明確的表述。從這個角度來看，馬克思是承認民主的普適性的。
有些人往往用當代某些民主國家的不足之處來批駁民主的普世性。他們不了解，普世價值的實現是受一定歷史條件的限制的。馬克思說過：“人們每次都不是在關於理想所決定和所容許的範圍之內，而是在現有的生產力所規定和所容許的範圍內取得自由的。”（同上第3卷第507頁） 民主自由的實現程度都不能不受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限制。在歐美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裡，民主自由的實現程度都是隨着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文明的進步而逐步提高的。以美國的選舉權為例，1787年通過的《美利堅合眾國憲法》規定只有自由人和3/5的非自由人可以計入選舉議員的人口數；1870年憲法修正案才規定，公民的投票權“不得因種族膚色或曾為奴隸而加以拒絕或剝奪”；1920年的修正案解除了公民投票權在性別上的歧視；1969年修正案規定“不得以未交人頭稅或其他稅為理由”而否認或剝奪公民的投票權；1971年的修正案規定18歲和18歲以上公民的選舉權，不能因為年齡關係而加以否定或剝奪。（《中外憲法選編》華夏出版社1994年版第234—238頁）
更有啟發意義的是，馬克思在1880年向法國工人黨領袖蓋得口授法國工人黨綱領導言時說：“生產者不占有生產資料是不能獲得自由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4頁）這個深邃的見解揭開了了民主自由何以在許多國家不能普遍實現的謎團。縱觀到目前為止的世界歷史，自由、民主、平等、人權，始終是有產者的權利，無產者是很難實現自己的自由民主權利的。所以，只有社會上的大量無產者發展成為有產者，自由民主的普適性才能實現。我認為馬克思的這個理論是非常有價值的。它把人類解放同取得生產資料所有權直接聯繫起來，意味着勞動者不取得生產資料所有權，就沒有自由民主權利，就不可能得到解放。從這裡我們可以理解，馬克思為什麼要提出，未來社會的所有制形式，應該是在聯合生產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讓每個勞動者都占有生產資料所有權，因為這是實現自由民主權利的經濟基礎。現在當政者把勞動者毫無所有權的國有經濟，說成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而且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這完全是同馬克思主義背道而馳的。它已經成為建立民主政治、實現普世價值的基礎性障礙。遺憾的是，直到現在，還很少有人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意義。
簡短的結語
馬克思的這些關於自由的論述，可以加深我們對普世價值的認識。
首先，我們只能在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社會文明程度所規定、所容許的範圍內，爭取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等普世價值的實現，不能有過高的期許。但這是就實然的普世價值來說的，而目前中國社會最迫切的需求是觀念的普世價值。只有全社會從上到下普遍地樹立普世價值的觀念，改革開放才有明確的方向。目前這場關於普世價值的爭論本身，就足以說明樹立普世價值觀念是多麼必要。我同意徐景安的意見，普世價值應當從三方面着力：一是吸取西方的文明成果；二是發掘優秀的傳統文化；三是創新發展。徐景安的“三愛”理論，可以說就是創新性的普世價值。
其次，自由、民主、三愛等普世價值同民眾從無產向有產的轉變是相互制約又相互促進的。我們在提倡普世價值的同時，還應當關注生產力的發展和公民有產化的進展。黑龍江大學熊映梧教授在生前曾經提出“公民產權本位論”，主張每個公民都應享有一定的產權；有些學者呼籲實行“耕者有其田”，把土地所有權還給農民。這些正是爭取公民產權的理論闡述和實際行動。公民有產化的推進有助於普世價值的實現，普世價值觀念的樹立和實踐也有利於公民有產化。這兩個方面的進步，都有待於我們的努力。
最後，我認為，普世價值的理論探討和廣泛宣傳，應當成為現階段啟蒙運動的一項重要內容。當前的民主革命，包括改革開放、維權運動、啟蒙運動，都需要推廣普世價值的觀念，推動普世價值的實現。在一定意義上說，改革開放也好，民主革命也好，都是爭取實現普世價值的過程。只有普及普世價值，使它深入人心，改革開放才能找准明確的方向，民主革命才有完成的希望。
這是我在讀了上次論壇的發言和有關文章，聽了徐景安的主題發言後的一點看法，是否妥當，請各位指教。
2008年9月4日徐景安寄來

黃一龍：兩部苦難史的跋文
一 追問“搖籃慘案”
——跋 王建軍《五八劫》
處心積慮，撒餌下套，一個政府對自己治下的小孩子下毒手，把他們扼殺在搖籃里。
沒有抵抗，沒有哭泣，整個社會默默地看着自己的兒女被“自己的”政府在搖籃里謀殺。
這就是本書敘述的一個又一個真實的故事。它就發生在我們這塊有幾千年文明歷史的華夏大地上，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確是典型的“史無前例”。
是的，這是一場有組織有領導的對未成年人的政治迫害，它直接間接導致若干幼小生命的終結，更奪走了成千上萬孩子至少二十年最寶貴的青春，其性質正如對搖籃中的嬰兒實行集體謀殺。
是的，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可恥的一次投降，面對自己兒女滅頂的命運，沒有一個大人進行一絲抵抗，發出一絲嘆息。此情此景，只有千百個赤裸的母親懷抱自己的嬰兒默默走進納粹的毒氣室，可與相比。
相信讀者讀罷本書，翻到本頁的時候，對於五十年前四川當局針對少年學生的所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真相，可以同意以上概括。
掩卷沉思，我們應當追問，究竟是何原因，造就本書敘述的慘案？
是恐懼。
孩子們和他們父母的恐懼是當然的。生活在一個公開以“專政”自詡的體制底下，身家性命包括孩子都是“公家”的，生殺予奪，權在領導；領導生氣，百姓自然失去“免於恐懼的自由”，只有戰慄，不敢出聲了。
事情的詭譎之處，還在整個慘案的主動一方，其作案動機依然是恐懼：害怕孩子，害怕孩子長大，害怕自己的“專政”經不住長大了的孩子們搖晃。原來當年引誘民主人士知識分子上鈎入瓮的“反右派”運動，中間出現過一段插曲，不在導演腳本之內。那就是一些大學生忽然從半路殺出來，也要“幫助黨整風”。他們以偉大的“五四”兒女自命，堅決捍衛公民的憲法權利，堅決“向一切法西斯蒂開火，叫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這是執政黨在全國執政以前教給青年傳唱的一首歌曲的名句），並且以為這正是執行了黨的召喚響應了領袖的號召，所以毫無顧忌所向披靡，差一點打亂了領袖的戰略部署拆穿了領袖收拾預定敵人的“陽謀”。於是反右立即“擴大”，橫掃全國大專學校的優秀學生。橫掃之後總結教訓，知道有獨立思想的大學生對於專政十分可怕，而不准可能思想獨立的少年進大學，就邏輯地成為當局的一大要務。這才設下種種計策，誘騙中學生中的“假想敵”自投羅網，不僅把他們排出在大學之外，而且拋進社會底層淪為政治賤民剝奪政治生命，以保持專政制度長治久安，保證專政領袖永遠放心。此即四川省“高五八級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五八劫”的由來。
原來那些整人的人也會害怕。原來在專制體制下，連專制者自己，也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啊！
“五八劫”距今天半個世紀了。當年的受害者和加害者，或死或老，人也事也或可都算“俱往矣”。現在的高校，大約不會把考生預先政治排隊或迎或拒了，政府也不在少年中間製造“反社會主義分子”加以扼殺了。這總是時代的進步，政治的進步。不過根據種種歷史教訓包括本書故事的教訓，只要政治不進步到實現民主廢除專制，那麼社會的兩端，治人者和治於人者之間的互相恐懼，就是不可避免的，“五八劫”的再來一次兩次多次甚至利用最新技術真正從搖籃里去甄別可疑分子加以翦除，都不是不可能的。就憑這一點，當局現在申言的“政治體制改革作為我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隨着經濟社會發展而不斷深化”，“堅定不移走改革開放之路”，“只會前進，不會倒退”，“不可逆轉”等等，就是絕對必要的，就是絕對不許說了不算中途變卦的。
“五八劫”的執行機關之一，是共青團成都市委。案件發生前我正是該委員會的常委兼宣傳部部長，按照職責，例該恭臨前線，去“劫”本書裡面的弟弟妹妹們。只是由於我已先於他們陷入“五七劫”中，被反成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撤銷一切職務，自然也撤銷了“作案”的可能。那以後我被送去農村和礦山監督改造，對於少年們的受難甚至毫無所聞。直至娶了一位“五八劫”中受難的姑娘為妻，才從她那裡知道一點當年的消息。可惜她那時年紀實在太小，只有十六歲，開會時別人叫她站起來接受批判，她嚇得哭，批判的什麼一句也沒聽進去。把她劃為第三類，她還逞能報考清華大學，結果是送到鐵礦當工人，結識了我這個右派分子。所以於公於私，我都該以在“五八劫”以前被劃成右派分子為幸。也由於這樣的淵源，我覺得還有臉接受本書編者的邀請，以我的讀後感為本書跋。
二 專政壓倒一切
——跋 楊澤泉著《回眸一笑》
名文《論人民民主專政》對於專政和民主有以下的界定：
“人民……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向着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凶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准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對於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結社集會等項的自由權。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
這就是說，在人民“自己的國家”里，有兩件法寶，一是民主，一是專政。民主歸人民享用，是“胡蘿蔔”；專政的大棒則用來鎮壓“反動派”。此言一出，海內賓服。因為概而言之，居住在“海內”者，都是“中國人民”，新政權許諾“人民有言論結社集會等項的自由權”，還有選舉權，選舉自己滿意的政府，都吃胡蘿蔔，哪能不表歡迎！至於持干戈以對抗新政權的“反動派”，多數跑到海峽那邊，不曾跑或跑不掉者，多數又根據《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即當時通稱的“約法八章”而向人民政府投降。“約法八章”第五條規定：“除怙惡不悛的戰爭罪犯和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以外，凡不持槍抵抗，不陰謀破壞的國民黨各級政權組織的一切人員，一律不加俘虜，不加逮捕，不加侮辱。”不僅應屬歸順新朝，毋須領受大棒，而且甚有希望參加人民的隊伍，一起向海峽對面的國民黨政權“專政”呢。
此文發表半年之後，中國人民果然“組成自己的國家”，於今將近一個甲子了。在此期間，“民主制度”實行得如何，只須看執政黨近年以來不斷宣布須要“推進民主”、“擴大民主”，“民主”一詞在去年召開的全國黨代表大會的主旨報告中居然出現五六十次，就可知它在六十年來還是我們尚待落實的迫切任務。或者更直接地說，人民的胡蘿蔔還沒有吃進嘴！另一方面，專政的大棒倒是橫掃天下了。“反動派”掃除了一批又一批，“國民黨殘渣餘孽”掃除了，地主富農資本家也相繼掃除了，理由是他們“人還在，心不死”；對他們該槍斃的槍斃了，老死的老死了，人不在了，又掃他們的兒子孫子，以及和他們毫無關係的“新生的反動派”。如此掃蕩遍於域中近三十年，各種被專政的“分子”與時俱增，“人民”本人及其親友未受專政者日見稀缺，這才開始全國大平反；平反之遍於域中雄辯地說明了冤獄遍於域中。本來說民主是給絕大多數人而專政只是對付“一小撮”的，怎麼幾乎絕大多數都挨了大棒而民主的權利“只給”了……一小撮？
這本《回眸一笑》，就以作者楊澤泉先生的自身經歷為例，向我們講述了一個本應飽餐胡蘿蔔的少年“人民”，怎樣在當局製造的“三年（不）自然災害”中，由於飢餓難當，別出心裁造個證明去購買（是購買而非偷竊更非詐騙！）果腹之物，以後又由於主人翁責任感的驅使，主動向“自己的國家”承認錯誤，而於瞬息之間被打入挨大棒的隊伍，從此誤落“敵網”中，一去就差點回不來的故事。他以壓在專政下面的眼睛，替我們觀察到，在這個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裡，要坐穩人民的位子，是怎樣難得；當穩人民還要享受民主，更是如何難上加難；而要變成“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凶們”去領受專政，卻又如何如探囊取物，不費吹灰之力。
原來冤頭債主就在這個“專政”上。專政這個東西，按照列寧的解釋，就是“直接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憑槍桿子上台的革命政權，要對付同樣揮舞槍桿子反革命的政權，“直接憑藉暴力”事屬當然，但是須以存在這樣的暴力反革命為前提。在“反動派、被打倒，帝國主義夾着尾巴逃跑了”、國家統一且還立了憲法以後，也就是早已過了馬克思所設想的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時期”以後，還要“堅持無產階級（先稱“人民民主”）專政”的“可持續發展”，就必須設計和製造出“堅持”承受這個專政暴力的接班人。這個任務，同樣是由“專政”自己來完成的。上述那些已經向新政權投降或輸誠的“不持槍抵抗、不陰謀破壞的國民黨各級政權組織”的人員，自然是現成的第一批入選的犧牲，叫做“歷史反革命分子”，直接地接了跑到台灣去的“繼續反革命分子”的班，享受或殺或關或管的專政；第二批人是按照經濟地位入選的，就是地主富農資本家；然後開展各種政治運動，主要依照思想狀況言論表現製造更多的“分子”：胡風分子、右派分子、反社會主義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修正主義分子、叛徒特務走資派分子。然後再及於所有上述人員的親屬子弟，在他們臉上烙以罪惡“出身”的印記，理論上暫時雖然仍在“人民的隊伍”，實際上成為後補專政對象，隨時可以入列，以保證專政對象的“子子孫孫永無窮盡”。
少年楊澤泉就是以這最後一類人、身兼人民和後補專政對象之身走進本書的。他的父親、歷史學家吳天墀先生，本來就算“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幸又在國共內戰前夜當了國民黨的小兄弟青年黨的“中央檢審委員”，從而成了新政權下人民民主專政的第一批對象，並使他這位哲嗣的身份從小時候起就在專政對象界限的內外游移，最後走向專政深淵，直到在勞改營里被誣告說了一句對專政最高主宰大不敬的話: “都餓得打‘偏偏’了，還要喊毛主席萬歲”，為這捏造出的15個字，差點被專政掉腦袋，並且實實在在地被專政15年。本書所述他在這個過程中所認識所交往的難友，絕大多數都屬於上述專政對象序列，顯示着這個所謂“人民民主專政”怎樣從人民的隊伍里不斷製造專政的對象，專政怎樣壓倒了人民。
本書以主要的篇幅，忠實地記載了那些被壓倒了的人民即非人民進入專政機關的掌控以後，經過怎樣的煉獄，達到了專政的目標，變成“只准規規矩矩，不准亂說亂動”的非人。這些過程看過一次就夠受用一生，茲不在此再度驚嚇讀者。我只補充說，專政不僅壓倒人民，而且首先就嚇倒人民。因為專政的對象就是在人民隊伍里不斷製造的，入了專政之網（不是人民了）的自然倒霉，沒有入網的（還屬於人民）也得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生怕一不小心就被專了政。作者初進勞改營時，看見那麼多“黨的基本群眾”也淪為罪犯，曾經驚問“咋搞的，他們不都是憲法中的領導階級嗎，怎麼都擁到勞改隊裡來了？”書中講了一個最小的勞改犯從人民堆里被製造進來的故事：
我得識了一個從川北農村來的家門——楊光前。那娃兒年齡不大；但囚齡卻長。不足18歲的他已坐了近4年的牢了。不知何故，臨到接近滿刑，還將他往涼山送。他所犯之“罪”，聽來頗有些蹊蹺：在大躍進中，作為農民的父母被趕去大煉鋼鐵了。屋內只有他和一個只有三四歲的弟弟。弟弟太小，夜晚常常哭鬧。弄得也是娃兒的他實在無法。只有嚇唬說：“你再哭，山上的‘野貓’（當地對老虎的稱謂）就會下來把你吃了！”並不時溜出門外裝老虎叫。哪知這樣一來，那些日夜被驅趕着“戰天鬥地”的社員……便託故說山上出現了“野貓”，不願再出工“挑燈夜戰”。上頭一聽，這地方何時出現過老虎？馬上便將其定成一樁政治事件。後來一查，這“野貓”竟是這楊光前，便將其以“破壞大躍進”的罪名拿獲歸案，念其年幼，只判了5年刑，也算是為當地政府保住了一方平安。但可憐的是，他連“反革命”是啥東西也搞不清楚。一問他的案情，他的回答都是：裝野貓叫進來的。
小孩不小心尚且如此，大人還有什麼“民主權利”可言！小孩學一聲“野貓叫”都會入獄五年，大人還敢爭什麼“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
前引列寧的定義，說專政不受任何法律限制。可是在中國，至少在有些時間，它還穿了一件法律的衣服，這就使得它除了殘暴以外還加上無恥了。作者自己遭受的“法律審判”就是這樣的一幕：
……當時並不知道要弄一個人去勞改，究竟要走哪些過場。正在此時，中間那個男人發話了：“被告盧嘯風，楊澤泉，今天我們代表成都市西城區人民法院，將對你們偽造證明套購食品一案進行庭審宣判。我是審判員×××，”說着又指着左右和條桌後的女子，“這是人民陪審員×××，這是人民陪審員×××，書記員×××。”
他所報的那些人名，我是一個也沒聽明白，但自稱是審判員的男人在略為停頓一下之後卻說：“你對本法庭的組成有意見嗎？”
有什麼意見？素昧平生。既已到此，又能有什麼意見？當然只有搖頭。
“好，那現在就開始宣判。”審判員說。
於是，一直站立着的我此時看見，坐着的四位也都起立了，靜聽中間那位宣讀判決書。
嚴格說起訴之後，未對我們實施過法庭調查，就這樣直接宣判了。這法律總不會僅僅是為懲處被告而擬就的條文吧。
……
待判決書一讀畢，審判員又問：“你還有什麼要說的嗎？”當然這是例行公事，好像他已在翻檢下一位仁兄的檔案卷宗，剩下的只不過是要我們戳手印罷了。
……
我被送回木工車間，一看鐘，前後才不過半小時。這真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速戰速決啊！22年的長刑就這麼輕易地釘在我們頭上了。
專政在這裡，就不僅壓倒法律，而還是強姦法律。又要搞專政，又要玩法律，對旁觀者這是搞笑，是荒誕，對親歷者就是永世的劫難了。直至“撥亂反正”三十年以後的今天，當局依然在表示決心“依法治國”的同時，還不放棄“繼續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在“繼續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同時，又再二再三地向人民許諾民主權利，居然還那麼一本正經，一點兒不覺得臉紅呢！
現在回到篇首所舉的那篇名文。名文在中國大地實施以來，效果究竟如何，有何優點缺點，可以記述者車載斗量不知凡幾，楊澤泉先生這本書就是其一。比較起那篇經典理論的淵博宏大來，楊氏的書不過是小小一滴淚珠，所記所述區區一隅的小人物小事件小悲歡甚至小（人物的）生死，距黨國大業世界前途不可以道里計；不過這滴淚珠有真實反映外界事物的本領，它毫無虛飾地映照出那宏大理論在實踐中的真相。當今的中國闊起來了，看來什麼都不缺，所缺者惟真相耳。此即這滴淚珠的價值所在。
再過幾天，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六十周年的2009年就要到來了，在可以預料即將問世的粉飾六十年歷史的大量謊言堆里，我謹希望也有幾本楊氏這樣的真相記錄勇敢地立在那裡，使我們這一代人在萬世子孫眼裡，不會全都被看成無恥的騙子。

戴銘辛：尋找知識“份子”的人格與尊嚴
—— 五十年思想改造匯報之一
我願意用“份子”而不是用“分子”來稱呼社會上的這一部分人，似乎“份子”更有人情味，而不是指某種物體。
1957年夏，我只是一個工科大學（北京工業學院）將要升入四年級的學生，那年暑假我們班要去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工廠實習，所以大多數同學都悶頭複習功課，準備應對提前進行的三年級期末考試。
我這個人生來與政治無緣，絕對體驗不到“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快感，在當時是歸屬於走白專道路的那一類學生。反右運動開始後，學校停課，全部轉入運動，我當時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感悟，可見我不懂“與人奮鬥”而呆到什麼程度了！班上開討論會時我把椅子轉過來趴在椅背上，愛理不理。班幹部看不下去終於點到我的名了：“戴銘辛，你把椅子轉過來好好坐着，有什麼意見你就提麼。”於是我說了一段決定我今後人生的、至今仍不知道錯在哪裡的話：“整風不是讓人提意見麼，既然說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人家說了翻過來又要反人家，這樣不可以，是不對的。”我的命運由此被決定，戴上極右份子帽子，1958年3月8日與一幫難友一起被送到北京機織印染廠（後為北京光華染織廠）接受“保留學籍、勞動察看”處分。
說實在的，當時的階級鬥爭氣氛並不那麼強烈，一些老工人對我們也無明顯敵意，有的老師傅公開定調說：“年青麼，不知天高地厚，說話缺個把門的，好好勞動，改造好了回去唸書去！”
我仍清楚地記得，我在離校前對班幹部表的態：“我自認為不問政治，好好讀書就可以了，到頭來政治還是問了我，我應該好好改造世界觀。”我想當時不僅被劃為右派的學生有這種想法，大多數被加冕了資產階級帽子的知識份子也有此同感吧。
真該感謝偉大領袖的英明決策，才使我由此開始的人生變得豐富多彩起來。我曾對別人說：“我們這一代人雖然吃了不少苦，但是也不虧，除了槍林彈雨，我們見證了各種政治運動，我們看到了‘與人奮鬥其樂無窮’這齣舞台劇的最精彩部分。”但這也只是個人見解，不敢妄言今後就不會再有更精彩的篇章。
我們這些工科學校的學生，生活比較低調，政治上更是超脫，只知道學好本事將來報效國家，服務人民，有條件的搞點創造發明，運氣不好的甘心當個打工仔——當然是給國家打工嘍，在當時連想當個老闆、企業家都屬“思想反動”！
陰差陽錯，終於有機會把我們這一群與世無爭的右派學生推到這齣歷史大舞台劇的前排來看戲了，而且時不時還要上台出演一下反派角色。這可不是每個人都有此殊榮的呵！你沒看見還有不少人是買站票在後排伸着脖子、踮着腳尖看的麼。
這可真是一部大舞台、大場面、演繹了那麼多年的大戲啊！戲名可叫做《中國知識份子加冕禮》。從批判唯心主義、批判資產階級文藝路線開場，一步步展開、深入，“不見輿薪”的中國知識份子還真動了感情，有沉思的、有痛苦的、有唉聲嘆氣的、有怪自己的出身是命不好……推卸也罷、躲避也吧，最後一個個還是加冕成為資產階級知識份子。
在這個大舞台上加了冕的知識份子社會地位排到了第九位，還外加前綴‘臭’字。除了碩大的荊冠之外，什麼人格、尊嚴、信仰、理想……統統被剝得赤條條一無所有。什麼知識越多越反動、清官不如昏官好、岳飛是保皇派、打罵老人是造反派的脾氣、抄家奪權是英雄行為，中央樂團團長被勒令每天早晚帶領團里的牛鬼蛇神唱‘黑幫之歌’……在眾多知識份子（還沒被劃入階級敵人的營壘）終於明白了自己生來有罪、罪該萬死之後，一個個心甘情願地掃大街、掏廁所，搞對象也首選個勞動人民出身的。
這齣大戲終因總導演的去世、還沒來得及對戲的“階級性”下個最高指示而提前落幕，曲終人散，中國的知識份子才有幸在若干年後得以摘帽，成為無產階級的一部分。
也許是中國的知識份子沉溺於舞台角色太久的緣故，人格、尊嚴等等符合人之常理的東西已離他們漸行漸遠了。
但願幾十年後……

張耀傑：走錯房間的右派精英
受鐵流先生委託，筆者花費幾個月的時間協助他編選了一部歷史實錄：《走錯房間的右派精英》。書中所說的“右派”，並不是歐美國家以憲政民主的制度框架為社會背景的左派爭福利、右派爭自由的國際“右派”，而是指大陸中國在1957年前後被毛澤東通過“引蛇出洞”的“陽謀”打成“右派分子”的一部分知識分子，總人數應該在100萬人以上。
我個人堅決不同意某些學者神聖化右派人士的高調觀點。在我看來，當年被打成右派的大小知識分子，都是盲從了毛澤東及共產黨的共產主義教條的受害人，或者說是走錯了房間進而誤入圈套的迷路人，而不是追求真正意義上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的明白人。在根本否定私有產權的共產主義理論框架中，是完全沒有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的立足之地的。當年的右派人士懷抱着所謂的共產主義理想去談論或者追求自由、民主、平等、人權，完全是背道而馳的緣木求魚。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書中包括作者鐵流在內的最具精英意識的少數右派人士，僅僅是在被打成右派之後，才開始表現出告別共產專制的初步思考的。堅定不移地在自己的主體精神或者說是主觀世界中，先行一步葬送清除共產迷夢及共產專制，並且把這樣的精神歷程記錄下來昭示世人，對於大陸中國的知識分子來說，迄今為止還是一個極其艱巨的文化課題。
無財產即無人格
無財產即無人格，無財產即無自由，是歐美現代工商憲政文明最為基本的普世常識之一種。同時又是大陸中國以孔門儒教為代表的農耕文明加共產專制的“存天理，滅人慾”的神聖圈套，所要極力剷除的基本人慾及人性的關鍵所在。
公元1215年，英國的貴族們為了反對國王約翰的橫徵暴斂，在主教朗登(Langdon)的領導下起草了著名的“大憲章” (Magna Carta)，其重要內容就是不經國會同意，政府不得徵稅，從而初步確立了建立在私有產權基礎上的憲政原則：未經財產人同意的徵稅是非法的；納稅的標準必須由納稅人的代表決定；國家財政預算及其支出要受到代表的審查和同意。
在英國憲政史上，還有一個更加經典的產權故事：十八世紀中葉，英國首相老威廉皮特在演講中闡述了財產權對於相對弱勢的窮苦人的必要性：即使是最窮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於對抗國王的權威。風可以吹進這所房子，雨可以打進這所房子，但是英王不能踏進這所房子，他的千軍萬馬不能踏進門檻破損的這所房子。
同樣是在十八世紀，中國的古典小說《紅樓夢》裡所描繪的卻是另一種情形：皇帝指向哪裡，他的“軍隊”就抄家抄到哪裡。穿靴戴帽的官賊比占山落草的野賊更加殘暴兇惡。連貴為皇親國戚的賈氏榮國府與寧國府，也阻止不了專制獨裁者的共產罰沒。
直到今天，大陸中國占主導地位的依然是以孔門儒教為代表的農耕文明，其產權制度也依然是以地權公有為核心的共產專制。從這個意義上說，無財產即無人格、無財產即無自由的反命題，就是無共產即無極權專制、無共產即無草菅人命加改朝換代的暴力革命加階級鬥爭。
中國的農地制度，自有歷史記錄以來直到20世紀40年代，基本上呈現出以聚族而居的自耕農經營土地為主，以地主占有、佃農經營為輔的私有形態。只是這樣的私有產權只是在民間對民間的層面上才能夠成立，在皇帝與民間或者說是政權與民間之間，是根本不存在弱勢民間的私有產權的。專制皇權所歌頌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語出《詩經•小雅•北山》）的共產專制，儘管沒有完全徹底地落實到草根民間的每家每戶；但是，某個區域的某些居民一旦面臨官家的徵用或罰沒，無論是他們的土地房屋還是他們的人身自由，都必須絕對服從於官家的共產掠奪。岳飛所謂的精忠報國，說穿了就是以犧牲自己連同別人的身家生命為代價，無條件地效忠於“家天下”的專制皇帝的野蠻共產。專制皇帝一方面“天下為公”一方面又以“寡人”、“天子”自居的金口玉言及其私人慾望，就是傳統中國農耕文明的最高法律。
到了1949年前後，號召農民“打土豪，分田地”的毛澤東及其共產黨，通過“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暴力革命奪取政權，隨即在全國範圍內強制推行土地改革，短短三年內就把歷朝歷代自然形成的私人土地差別擁有，變而為地權平分的私有格局。這種人為的地權平分，是以針對地主、富農及其私有財產的血腥鎮壓和共產掠奪為慘痛代價的。等到政權穩固之後，同樣的血腥鎮壓和共產掠奪很快便推廣普及到了全體人民的頭上。
從1952年開始，中共當局在全國範圍內強制性地開展農業互助和初級合作化運動，逐步將農民的私有土地轉換成為“被集體化”的“集體土地”。1958年前後強力推行的號稱“共產風”的人民公社運動，藉助於執政黨全面滲透的極權專政，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完全徹底地實現了《詩經•小雅•北山》中所歌頌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共產專制。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袖毛澤東，事實上變成了大陸中國集人事權與財產權於一身的登峰造極的奴隸主，國家主席劉少奇和開國元帥彭德懷、賀龍、林彪等人，全部淪落為毛澤東手下“君讓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奴隸總管。在此之前的1956年，毛澤東已經把知識分子和各民主黨派與中共政權之間的關係，形象地比喻為“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寄生關係。把這個比喻推而廣之，包括劉少奇、彭德懷、賀龍、林彪在內的所有中國人，與掌握政權的奴隸主毛澤東之間，其實全部是“皮”與“毛”的人身依附關係。像這樣的極端反人類的人身依附關係，在當今的北朝鮮依然是大行之道。
1957年，上百萬的“右派分子”之所以盲目落入毛澤東“引蛇出洞”的“陽謀”圈套之中，除了他們自己缺乏政治智能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他們已經走錯房間而淪落到一無所有的共產奴隸地位而不自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著名作家劉賓雁，他即使經過20多年的煉獄，復出之後依然要標榜什麼“第二種忠誠”。無論這“第二種忠誠”所要效忠的標的是中共黨組織及其共產主義教條，還是國家、民族、人民、理想之類的大概念，都是對於每一位個體的自由意識、人格尊嚴、個體人權特別是私有財產權連根拔起的抽象架空。沒有獨立自足的主體人格和獨立自主的私有財產，任何神聖美好的大道理，到頭來都必然是自欺欺人以至於禍國殃民的愚民圈套和政治陷阱！！
共產專制是萬惡之源
在中國歷史上，對於共產專制另有一個更加神聖美好的概念表述，就是孫中山一直提倡的“天下為公”。“天下為公”出自戰國至秦漢間的儒家經典《禮記》。在《禮記•禮運篇》中記載有孔子講給子游的一段話：“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已。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已，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以賢勇智，以功為已。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這段話包含有三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說，在人類歷史的源頭曾經有過一個原始共產主義的“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在那個大道行於天下的社會裡，天下之人都一心為公。人盡其力而不謀私利。社會安定，夜不閉戶，盜賊絕跡。
第二層意思是原始共產主義“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已經消失，替代這種大同社會的應當是夏禹王、商湯王、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公應運而生的“家天下”的小康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裡面，各人愛自己的親人，愛自己的子女，勞動所得歸自己所有。天子諸侯世代相傳成為天經地義的事。賢明的君王都長於用禮辦事，用禮儀表彰正確的事情，用禮儀成全信譽道義，以恆定懷柔的刑法懲罰民眾的過失。
第三層意思是假如“家天下”的君王不能像夏禹王、商湯王、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公那樣，按照孔門儒教的綱常倫理處理相關事務、維持社會秩序，就會被當作禍國殃民的罪魁禍首推翻打倒。
以上三層意思合在一處所構成的，其實是孔門儒教為了奠定自己以“天下為公”為邏輯起點的政教合一的正統地位，不惜捏造歷史謊言更不惜於犧牲出賣一切個人的健全人性與正當人權的話語圈套和人權黑洞。
事實上，人類社會從人成其為人的第一天起，就已經實現了最具根本性的人類大同：人類社會中的所有個人都不是純粹動物性的生命個體，而是既能夠從事物質生產又能夠從事精神創造的既自由自主又自私自利的精神生命體。一個健全的精神生命應該包括三個位格：主格、賓格和所有格。其中的主格與所有格都離不開既自由自主又自私自利的“占有”性質。假如說在被孔門儒教稱之為“大同”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裡，原始人對於主格、賓格和所有格還沒有進行明晰劃分的話；被孔門儒教稱之為“小康”的社會裡，以奉天承運、替天行道的神聖名義搶天下、打天下的專制皇帝，已經通過暴力手段率先擁有了自己的主格、賓格和所有格。追隨專制皇帝搶天下、打天下的功臣謀士及自由民，也等而下之地擁有了為虎作倀、奉上壓下的二級、三級、四級的主格以及相應的賓格和所有格。被當作私有財產任人奴役甚至於任意殺戮的下等人和俘虜，所擁有的只能是一無所有的賓格。
為了在“家天下”或“私天下”的專制體系中爭奪政教合一、為虎作倀或者說是欺軟怕硬、奉上壓下的“帝王師”地位，孔門儒教無視所有大同個人都是精神生命體的基本事實，“莫須有”地虛構了一個“天下為公”的歷史原點和邏輯起點。沿着這個歷史原點和邏輯起點推演下去，孔門儒學設想了一個被稱之為“小康”社會的理想狀態，也就是伊尹以“帝王師”的特殊身份輔佐殷王朝開國，周公以“帝王師”的特殊身份輔佐周王朝執政的政教模式。伊尹和周公也因此被妄想充當“帝王師”的孔門儒教尊奉為最為理想的神聖偶像。
然而，在孔門儒教的正統地位得不到專制皇帝充分優待的情況下，已經以“天下為公”的神聖名義出賣過幾乎所有天下人的孔門儒教，也會毫不猶豫地出賣專制皇帝“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絕對權威。所謂“湯武革命”便由此而來的。
在《周易•革》中，有“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的說法。在《尚書•商書•湯誓》中，另有“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的奉天承運、替天行道的神聖誓詞。魯迅在《學界的三魂》中，對於改朝換代的暴力革命另有解釋：“中國人的官癮實在深，……總而言之：那魂靈就在做官，——行官勢，擺官腔，打官話。頂着一個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於是那些人就得了雅號曰‘匪徒’。……然而國情不同，國魂也就兩樣。記得在日本留學時候，有些同學問我在中國最有大利的買賣是什麼，我答道：‘造反。’他們便大駭怪。在萬世一系的國度里，那時聽到皇帝可以一腳踢落，就如我們聽說父母可以一棒打殺一般。”
由“莫須有”的“天下為公”推演到“湯武革命”，所鑄成的僅僅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改朝換代。在幾千年農耕文明加共產專制的歷史長河中，每一次改朝換代的造反革命，都是以奉天承運、替天行道的神聖面目出現的。孫中山的“天下為公”與毛澤東及其共產黨的“共產主義”，說到底只是奉天承運、替天行道的“湯武革命”的改頭換面。換言之，一切專制都源自剝奪私有財產的暴力共產，徹底的共產必然導致徹底的專制，“天下為公”的共產專制，才是中華民族的萬惡之源。
列寧及其蘇聯共產黨作為孫中山與毛澤東極力效仿的異域導師，之所以能夠在共產專制方面登峰造極，是因為它所信仰為惟一真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妖魔了正處於起步階段的工商業憲政文明，特別是憲政民主制度通過限制包括專制王權在內的政治強力來保障個體人權及其私有財產的制度文明，從而在教義層面上人為阻隔了人類社會健康發展的普世道路，同時也為政教合一的專制政黨無限制地掠奪人類社會的公私財產，提供了宗教神聖化的合理性。政教合一的或者說是高度宗教化、軍事化的地下黨加黑社會的組織手段與組織架構，又為蘇聯共產黨無限制地掠奪社會資源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資源。蘇聯社會主義與沙皇俄國的根本區別，並不在於共產專制，而在於用高度組織化的“黨天下”取代了缺乏組織動員能力的“家天下”。毛澤東號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黨天下”的共產專制，與傳統中國“家天下”的共產專制的根本區別，也在於此。
葬送共產夢的右派精英
工商文明時代的憲政民主制度，是以依法保障個體人權與私有財產為根本前提的，同時也是以限制約束掌握政治權力的政府及其最高權力者為第一目標的。借用美國《獨立宣言》中的經典話語：“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產生的。當任何形式的政府對這些目標具破壞作用時，人民便有權力改變或廢除它，以建立一個新的政府；其賴以奠基的原則，其組織權力的方式，務使人民認為唯有這樣才最可能獲得他們的安全和幸福。”
自1966年起，美國所有的警察在抓捕和審訊嫌疑犯之前，無論自己多麼忙亂，多麼匆忙，心情多麼不好，形勢多麼緊張，都必須鄭重其事地告訴對方：“你有權保持沉默。如果你不保持沉默，那麼你所說的一切都能夠用來在法庭作為控告你的證據。你有權在受審時請律師在一旁諮詢。如果你付不起律師費的話，法庭會為你免費提供律師。你是否完全了解你的上述權利？”是為米蘭達警告。這一警告所要限制和約束的並不是罪犯，反而是以壓倒性的強勢力量抓捕罪犯的執法者。
在所謂的資本主義社會裡，從來都沒有徹頭徹尾的無產階級，只有在原始共產的奴隸制社會和共產專制的社會主義社會裡，才會出現既沒有私有財產又沒有人身自由的無產階級。關於這一點，胡適早在1927年的《漫遊的感想》中就明確指出：“我可以武斷地說，美國是不會有社會革命的，因為美國天天在社會革命之中。這種革命是漸進的，天天有進步，故天天是革命。如所得稅的實行，不過是十四年來的事，然而現在所得稅已成了國家稅收的一大宗，巨富的家私有納稅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這種‘社會化’的現象隨地都可以看見。從前馬克思派的經濟學者說資本愈集中則財產所有權也愈集中，必做到資本全歸極少數人之手的地步。但美國近年的變化卻是資本集中而所有權分散在民眾。一個公司可以有一萬萬的資本，而股票可由雇員與工人購買，故一萬萬元的資本就不妨有一萬人的股東。近年移民進口的限制加嚴，賤工絕跡，故國內工資天天增漲；工人收入既豐，多有積蓄，往往購買股票，逐漸成為小資本家。不但白人如此，黑人的生活也逐漸抬高。紐約城的哈倫區，向為白人居住的，十年之中土地房屋全被發財的黑人買去了，遂成了一片五十萬人的黑人區域。人人都可以做有產階級，故階級戰爭的煽動不發生效力。”
政治社會學範疇內的所謂專制，就是把多元化的社會力量統一為一元化的絕對統治，進而在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都要採取以強權一方絕對壓倒弱勢一方的單向思維及單向操作。中國傳統“家天下”，共產專制社會裡的“君讓臣死，臣不得不死”；“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存天理，滅人慾”；以及大陸中國“黨天下”共產專制社會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自己“革命”卻不允許對方“反革命”、自己主動卻不允許對方“反動”的“無產階級專政”，都是自以為掌握唯一正確的絕對真理或絕對天命的政教合一的極端專制。在堅持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即一黨專政的前提下，毛澤東及其共產黨所宣傳的社會主義民主及其民主集中制，不過是關起門來私分全體國民的私有財產及公共資源，並且像專制皇帝那樣最終由某一個人或某幾個人主宰所有個人的前途命運的分贓騙局和極權圈套。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上百萬知識分子，至少在當時還不是大陸中國最明白事理的精英人士，反而是過分迷信共產夢想以至於受騙上當的小部分人。
套用瞎子摸象的典故來說，蘇聯共產國際僅僅是魔幻般伸進來一個大象鼻子，包括“右派分子”在內的中國知識分子，就像是摸象的瞎子一樣，一口咬定自己摸索到的甚至於根本就沒有摸到過的大象鼻子，就是唯一正確的絕對真實和絕對真理。從此再不願意沿着大象鼻子去進一步摸索大象的全部身軀，以及大象之外的整個世界。這種抄近路、討便宜並且自以為是的盲目、盲迷、盲從，是註定走不遠的。從這個意義上講，1957年毛澤東加在“右派分子”身上的“引蛇出洞”的“陽謀”，幾乎是共產專制的必然結果。
一個受騙上當的人，是不可以把全部責任推卸到騙子身上的，因為自己與騙子一樣長着一顆能夠獨立思考與獨立判斷的腦袋。無論騙子如何高明，欺騙手段如何惡辣，受騙上當的人最應該做的並不是斥責騙子，而是反省自己為什麼要愚蠢到盲目、盲信、盲從的地步。在這方面，死刑犯楊應森與鐵流之間的死牢對話，表達得最為透徹，也最具有精英意識。
楊應森，四川省岳池縣人，1931年出生於一個農民家庭，自幼勤奮好學，胸懷大志，1950年棄學從軍，歷經征糧剿匪、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踩着別人的屍體和鮮血官至中尉，後在瀘州軍事幹部學校擔任射擊教官。1957年共產黨發動“整風運動”，他響應毛澤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號召，在會上提出“軍隊國家化”的建議，反對“黨指揮槍”的軍事道路，因而被劃為極右分子後開除軍藉送勞動教養。1961年至1962年與鐵流同在四川省公安廳勞改局直屬“415”勞教築路支隊的108中隊勞動改造，因捲入“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反革命集團案”被捕入獄並被判處死刑，1964年4月19日上午11時被槍殺於四川灌縣（今都江堰市）岷江河畔。
在楊應森最後的47天裡，鐵流作為同案犯被轉送到四川省公安廳梓橦巷秘密監獄第一監區的13號監舍一直陪伴。鐵流因此記錄了死刑犯楊應森的最後思考：
“世上沒有不死的人，也沒有萬歲的皇帝。五千多年的中國歷史，換了多少個朝代和多少個帝王？不過都是你殺我，我殺你，都是以暴易暴的災難，受罪的還是老百姓。我在想，一個國家，一個政權，能不能通過非暴力的和平過渡，走上自由民主，像西方國家一樣，幾年選一次總統？我看不是沒有可能，但得等……”
“你三十，他六十九了，儘管人們天天喊他萬歲，他能活到萬歲嗎？我叫過，你叫過，那時叫他萬歲時熱血沸騰，渾身激動得發抖，眼裡噙着淚花。以為他會給我們帶來自由民主、幸福昌盛，誰知全是災難。不過，歷朝歷代皇帝都壞，三宮六院、朕即天下，可他比哪個皇帝都壞、都狠、都毒。國民黨的人殺，共產黨的人他也殺，不僅整得你我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連他的戰友高崗、饒漱石也跑不掉，保駕的彭德懷、張聞天也是一樣，接下來不知道他還要打倒哪個人？”
“什麼叫共產？共產就是為了搶奪別人的財產你斗我、我斗你，除了農民鬥地主、工人斗資本家外，還有兒子斗父親、老婆斗丈夫、學生斗師長，不鬥就不叫共產黨。毛澤東最壞的一招，就是用最美麗神聖的詞彙，把人們靈魂深處最醜惡野蠻的東西釋放出來，比如出賣朋友叫分清敵我，落井下石叫劃清界限，揭發親人叫站穩立場，這一切都是讓人放開手腳做壞事。”
“人性的共同特點是趨利避害，總想用最輕鬆的代價換取最大的利益。什麼樣的代價最容易付出？出賣自己的靈魂最輕鬆！共產黨每搞一次爭鬥，每搞一個政治運動，總有人爬上去，總有人被打下來。爬上去的人少，打下的人多。爬上去的人當官掌權，打下來的人淪為底層賤民，甚至於挨斗入獄。還有，官位只有那麼幾個，爭奪的人卻有一大幫。人們為了搶到權位就拼命作惡害人，拼命造謠說謊。誰壞事做得多，誰的謊說得大，誰就能搶到最好的權位。有了權位就可以妻榮子貴、作威作福，這就是階級鬥爭，這就是毛澤東的治國之術。一塊骨頭有十條餓狗搶，相互之間只能死拼惡鬥、瞎咬亂叫。中國早已成了群狗爭食的國家，沒人格，沒尊嚴，寡廉鮮恥，苟活殘存。儘管十多年來國家遭受到如此大災大難，卻沒有人敢說真話，就是這塊骨頭在起作用。今後要想過上自由幸福的生活，就不要去搶骨頭，各安本分，憑人格尊嚴生存，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曉楓啊！切忌搶骨頭……”
也正是有了上述死牢對話，鐵流在恢復工作權利之後，於1985年“下海”經商，逐步實現了經濟獨立和人格獨立，並且以自己親歷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開始了葬送共產迷夢及共產專制的文字寫作。

周擁軍：當代詩俠錢明鏘
《說文》中說：俠者，俜也。何為俜？使也，使，即放縱。
在《史記•遊俠傳》，司馬遷又對“俠”賦予了新的“精神”內容：“言必行,行必果,己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千里誦義者也。”由是，“俠”義情懷，為後人所推崇。
當今詩壇，也有一位“俠”者，他為中華詩詞傳道授業、嘔心瀝血而受人敬仰；又其詩風豪壯、性格直爽，盛享“詩俠”之名，他便是西溪野老——錢明鏘先生。
（一）
絕轡長嘶去，疏狂意若何？追風蹄踐雪，噴玉氣吞河。
但得知音賞，焉愁詬忌多。我行仍我素，昂首向天歌。
——引自《錢明鏘詩稿•野馬》

錢明鏘養父錢文璣，是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的得意門生，曾任省高等法院院長兼中山大學法律系主任，是國民黨中小有名氣的左派。錢明鏘和養父生活在一起，深受其良好品行的薰陶，從小熟讀詩書，懂得做詩。在他十一歲時，曾經勇敢地在老師的畫作上題了一首詩，其中有“秋高氣爽日，雛雞出世時”佳句，博得老師的極大稱讚，因而被鄉親視為“神童”。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當錢明鏘剛剛告別幸福的童年之際，便突然陷入一場轟轟烈烈的“革命”洪流之中。
1951年，鎮反運動全面鋪開。養父錢文璣被作為“歷史反革命分子”逮捕，後來公審，被人民法院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受其影響，錢明鏘也被動員脫離共青團。 1958年，鬥爭升級，整個世界都是鋪天蓋地大字報。錢明鏘被扣上許多罪名，如什麼 “官僚地主的孝子賢孫”，什麼“生活腐化墮落”，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份子”……等。於是被開除公職，送到瑞安城郊蔬菜隊監督勞動。
在這期間，錢明鏘結識了聞名全國的“大右派”黃源——在一次搬坭塊砌堤塘的勞動中，人們站成一字長蛇形，互相將石頭傳到堤塘。年近60歲的且瘦小的老人黃源，憋着勁在傳坭塊。別人是用雙手搬的，而他只能把坭塊抱在懷裡緩緩地往前移。錢明鏘走過去，關心地說：“您這樣把絲棉襖都搞髒了！”
“不，過去因為太少接觸泥巴，所以成了右派，現在就應該多接觸接觸泥巴。” 黃源回答說。
錢明鏘甚為感動。
黃源是大文豪魯迅先生的學生和戰友，解放後，曾任浙江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浙江省文聯主席等職務。比起這位大幹部的遭遇，錢明鏘突然覺得自己這個“小右派”實在算不上什麼苦難。
後來在派工作時，或明或暗地給予他一些照顧。
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同情和照顧“右派”，都是要冒極大風險的，沒有俠義心腸是如何也不敢做的。
而對於妻子宋笑仙，他卻愧疚很多。自從錢明鏘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後，生活一直顛沛流離，缺吃少穿，整天提心弔膽地過日子。但宋笑仙卻不嫌棄，用一個女人的一生來苦撐着這個搖搖欲墜的家。為了這個家，她什麼生意都做，擺糖果攤，賣滷味，甚至偷偷摸摸地買賣糧票、布票……只要有蠅頭小利可賺，她都不厭其煩地去干。用錢明鏘自己的話說：“若不是我有幸娶了個大賢大德的好妻子，為我分擔着壓力，給了我生存的勇氣和力量，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為了讓妻子和孩子過上好日子，錢明鏘無意之中從一個朋友口中得之，販運茶葉到蘭州可以賺錢。當時私下做買賣是要扣上搞資本主義的帽子的；而長途販賣更是違法的。何況自己本來又有“帽子”在身，萬一被發現，後果真不堪設想！但錢明鏘二話沒說，他咬咬牙，將僅有的積累買了十多斤茶葉，用了一大捆舊的報刊雜誌，在中間挖個空洞，把茶葉灌進去；然後把它捆緊；又帶了一隻古老的手搖式留聲機，中間也裝着茶葉。這些偽裝的物品保險係數不是很高，瑞安至蘭州，路途遙遠，既要坐船又要乘車，經常會碰上查票等情況。每當這種時候，錢明鏘總是去搖動那隻破舊的留聲機的手柄。也許那些檢查的看着他帶着一大捆報刊雜誌和留聲機，把他當作 “送文化下鄉的幹部”，所以順利地通過了一道道關卡，到蘭州，茶葉很快脫了手，一去一回。扣除旅途費用 ，竟然賺了十幾塊錢。得到甜頭，只要有機會，錢明鏘便會偷偷地做點小生意，販賣香煙、茶葉，還有藥材，以補家用。此番經歷，不難讓人看出，錢明鏘 “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的壯懷，而他對妻子對家庭俠骨柔腸，更是令人感慨。
1966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第二年，錢明鏘被以莫須有的罪名判處7年徒刑。後被押送到金華十里豐農場勞動改造。同行改造的有一位從南京醫學院畢業的“腐化墮落分子” 林文昌先生，精通醫術。二人為同一床鋪，關係極好。由於錢明鏘的罪行較輕，認罪態度很好，又是知識分子，不久便當上了“大組長”職務。他便利用大組長的職權，在每次分配勞動時總是專揀輕鬆的給林文昌，並且允許他上下工遲到早退各半小時。林文昌對他的關心和照顧感激不已了，便將醫術悉數傳授給他。
出獄之後，錢明鏘回到家裡。由於沒有落實政策，他無法去教書。唯一的出路只有重操老本行：販賣中草藥和給人看病。幾經周折，他好歹在金鄉臨街的屋檐下開辦起了“錢氏診所”。錢明鏘對待病人態度和藹。問、聞、望、切一絲不苟，如何下藥更是說得清清楚楚，加下他會開小刀，又會掛鹽水，這在當時是個很了不起的技術，病人大都願來這裡就診。這樣一來，錢醫生的名字開始傳向大街小巷，連許多鄉下人也慕名前來就診。他原來是每天上午臨街坐診的，下午回家處理一些家務事，可是有些病人乾脆下午也找上門來了，他只好甩開其他事務，來者不拒，全天候看病了。
一天下午，一副竹床抬着一位病人匆匆來到錢家。
“錢醫生、錢醫生，他快斷氣了，請你救救他的命吧！”隨行家屬哭喊着。
錢明鏘拉開被子朝病人一看，不覺倒吸一口冷氣。病者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面色青紫，似乎沒有了氣息。他迅速拿出聽診器往患者胸前一聽，尚有微微心跳，喉嚨里時而發出“嚯嚯”聲。他立即診斷出是因為痰阻塞引起的呼吸停頓！家屬也連連稱是。可是，鄉下哪來的吸痰器啊？就在這緊急關頭，錢明鏘毫不猶豫地彎身撲向老者，口對口拼命地吸着，一口又一口的臭痰被錢明鏘從老人的嘴中吸了出來，待到第五口時，只見老人發出一聲長長的呻吟，呼吸通暢了，臉色也慢慢轉為正常。
病人家屬眼淚如雨而下，“撲通”一聲跪在地上：“錢醫生，我父親的命是給的，我們一輩子忘不了你啊！”
錢明鏘扶起家屬，謙遜說：“救死扶傷本來就是醫生的職責！”
寥寥數語，盡顯一個仁者情懷。古人云：仁者為俠，然也。
（二）
越上蔥蘢四顧空，沖天一嘯氣如虹。
崎嶇莫問來時路，身在蒼南最頂峰。
——引自《錢明鏘詩稿•登蒼南玉頂峰》

改革開放後，錢明鏘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首先創辦了全國農村第一家科技信息協會——蒼南縣金鄉鎮科技經濟信息協會和全國農村第一張信息報刊——《金鄉信息》報。社會地位也提升了：先後被選聘為蒼南縣企業家協會秘書長兼《企業家報》主編、蒼南縣政協委員、中國信息化促進委員會委員等三十六個職務。全國各地新聞媒介紛紛報導，冠之以“信息博士”、“信息大王”等頭銜，被評為蒼南縣十大新聞人物之一。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 錢明鏘像一匹壯心不已的野馬，天地之間任其縱橫馳騁。
1999年，錢明鏘棄商從文，專業從事古體詩詞的研究與創作。從此，他筆耕不輟，因為他的詩風具有一股“俠”氣而享譽詩壇。
一次，錢明鏘應邀到安徽參加宣城敬亭山詩詞學會紀念梅堯臣誕辰一千周年大會，並以《怎樣寫絕句》為題，舉行了講座。會後遊覽了敬亭山、謝公閣諸多名勝。因為他喝酒甚多，在敬亭山李白獨坐亭中小坐了一會兒，得詩一首，題為《李白獨坐亭戲吟》：
西溪野老亦狂人，縱酒耽詩性率真。
獨坐亭中沉醉甚，誤將太白認前身。
好一個“誤將太白認前身”！果真有幾分“俠者”的豪情。不過待他酒醒之後，方覺言過其實，於是，錢明鏘在本詩後又批了幾行小字：“詩不敢與太白攀比，喝酒未必輸也。”
自古“俠者”“詩者”大都愛酒，嗜酒如命。唐李太白詩曰：“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宋辛棄疾有酒死也不懼，其詩有云：“古今達者，醉後何妨死便埋。”錢明鏘也不例外，他在《盤龍湖賦》中寫道：騷朋覓韻，催酒坐茵。真乃春風得趣，賞目怡神者也。仿佛別人不給酒似的，催着嚷着讓別人趕快上酒，對酒的鐘愛別有一番雅趣。而他站在岳陽樓上，憑欄而眺，詩酒情懷又是另一番境界：“拈籌分韻舉吟甌，金龜堪佐酒，盡醉莫言休。”此詩中大意言，大家一起抽籤賦詩，舉起盆子來喝酒，一醉方休。喝酒不用杯子，竟然用盆，這是何等的豪氣！
錢明鏘酒量甚高，三斤老白乾不醉。一次，錢明鏘拜訪中華詩詞學會會長孫軼青先生，孫老送給錢明鏘一對“衡水老白乾”酒，這是一種67度的白酒，孫老說：“紅粉贈佳人，美酒贈英雄。”錢明鏘也不客氣，笑道：“這種酒也只有我能喝！”
酒添詩者豪情，也徒增許多傷感。2005年，錢明鏘率團赴台灣進行詩、書、畫藝術交流活動。訪問其間，路過鄧麗君墓，睹物思情，寫下了一首婉約之作《踏莎行》：
裊裊雲煙,茫茫雲樹，筠園望斷人何處？可堪孤塚向黃昏，杜鵑啼血哀誰訴？ 倩影翩翩，戚容楚楚，悲歌聲里斜陽暮。一丸冷月葬梅魂，青春總被浮名誤。
莫道俠骨傲物，也有婉約風流。“青春總被浮名誤”，一語驚醒多少世人？難怪他常常在詩會上總愛以“詩酒風流” 揮毫題字，其實這也是他人生的寫照。
錢明鏘潛心詩學研究，撰寫詩詞研究論文50餘篇，約百餘萬字。其中《涵天樓論稿》和《詩法講座》均在各種學術研究會上發表，並被各地詩詞班用作學習課本。
錢明鏘還創辦個人詩刊——《西溪吟苑》，每三個月一期。期刊內辟有詩詞、書畫、詩話、論壇、講座、散記等欄目，圖文並茂，深受詩友們歡迎，在海內外頗有影響。據了解，在國內外個人出版詩刊者，尚屬罕見。
錢明鏘編著甚豐。《中華詩詞微型工具書》系列叢書——《快速寫詩手冊》、《快速填詞手冊》，《快速制曲手冊》、《涵天樓詩法講座》等一套四冊。已再版四次，於2005年12月份獲得國際炎黃文化一等金獎。此書暢銷海內外，被詩詞界稱為“詩詞入門之寶”。
著名書法家、詩人沈鵬先生就非常喜歡《快速寫詩手冊》、稱讚很實用，說是“寶書”，他走到哪裡，就帶到哪裡。沈鵬先生與錢明鏘的交往非常深厚，先後贈他書寫的大八開本《沈鵬書古詩十九首卷》，還有幾樣是全國政協會議的紀念品，上面寫着“沈鵬轉贈”字樣。只要談論起錢明鏘的為人，他每每說：“錢明鏘是個好人。”
國學大師文懷沙先生對錢明鏘也視為知音。文老爺子很健談，經常同他煲“電話粥”，有時談得興起，滔滔的說個沒完。文夫人怕他太勞累了，要他少說幾句，早些休息。誰知道文老爺子的脾氣很犟，他說：“明鏘是我的知音，您知道不知道？您少管閒事。”若不是，錢明鏘身上的一股俠氣，何得文老爺子的青睞。
2005年10月17日，錢明鏘應邀充當“當代王羲之”，撰寫了《蘭亭秋禊詩序》，邀請了美國、台灣、香港等42位詩人在蘭亭進行“曲水流觴”活動，再現當年王羲之與詩朋書友在蘭亭“修禊”盛大場面，在詩界引起轟動。其“新序”後經日本書法家高橋靜豪先生書寫，著名書法家文懷沙、沈鵬、歐陽中石、鍾明善題序，著名詩人林從龍、劉征、霍松林、袁第銳、江嬰點評。其中霍松林先生題道：蘭亭春禊，王右軍一序，蜚聲百世；蘭亭秋禊，錢明鏘一序，流譽五洲。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錢明鏘詩風飄逸、豪放、高雅、雋永，性格耿直、嫉惡如仇。他多次在國際、國內各種研討會的發言中反覆強調詩人首先必須是一個無愧於人的人，有人品才有詩品，才能算詩人。這不也是一種俠者的情懷嗎？
錢明鏘在詩壇兢兢業業耕耘，業有大成，芳名遠播。不論詩學和為人修養，已成一派大家風範。

（三）
傍溪營別業，煙景逼西鄰。野荻秋飛雪，庭花夜釀春。
詩狂思用世，心靜不沾塵。偶向湖邊望，青荷逐日新。
——引自《錢明鏘詩稿•西溪吟苑》

早年間，錢明鏘在西溪置下一套別墅，取名西溪吟苑。此別墅由世界漢詩協會名譽會長、著名詩人林從龍贈匾，並首唱《西溪吟苑歌》。後來，海內外著名詩人錢鍾聯、王瑜孫、黃坤堯、朱帆、熊東遨、肖遙等數十人相繼賡和。原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沈鵬、台灣師範大學著名學者汪中、中宣部代部長賀敬之分別題款。文懷沙、李銳、孫軼青、劉炳森、歐陽中石、齊良遲、姜東舒等名家也有題詞和詩。西溪吟苑經常高朋滿座，不斷有海、內外著名詩、書、畫藝術家來此下榻，相互切磋詩藝、增進友誼。西溪吟苑已成為在國內外具有較大影響的個人書齋。
俠者好友，錢明鏘最好詩友。凡對待詩詞有關的人和事，他都樂此不疲，全心全意去做去付出。
2002年的秋天，錢明鏘陪著名詩人魏新河到紹興遊覽。紹興市人大辦公室主任趙峰、張雲良設盛宴款待。錢明鏘對紹興風味的菜餚情有獨鍾，一頓饕餮把肚皮吃得鼓鼓的。飯後驅車去蘭亭，因為腹脹坐在車上難受，就把褲帶鬆開。車到蘭亭，剛下了車，他還來不及將褲帶勒緊，突然接到原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李銳先生的電話，在電話中說着說着，不由得哈哈大笑，肚皮一縮，外面穿的長褲不知不覺就掉了下來，這時旁觀的遊人一片譁然。魏新河才思敏捷，脫口成章，立即吟詩一首。詩曰：
風流不減王右軍，亦來聖地覓詩魂。
遊人無數驚回首，笑看蘭亭掉褲人。
這則趣事，足見錢明鏘對生活的灑脫和隨意。一笑之餘，也對他超然的情懷而感動。
關於錢明鏘這樣的趣事不少，有一次，他竟然將褲子蹭開了，穿起了“開檔褲”。
西溪國家濕地公園要重建“兩浙詞人祠堂”，這是全世界絕無僅有的詞人聖地，因此它大門上的一匾一聯擬請世界級的大師來寫。匾額的是請當代詞壇泰斗、香港大學饒宗頤教授題寫；楹聯則是請國學大師文懷沙先生寫。
“兩浙詞人祠堂”原來有一副清代大名家朱古微集句的對聯，其聯曰：
詞客有靈應識我，西湖雖好莫題詩。
原聯的真跡已蕩然無存，只好請文懷沙先生重寫。這幅聯大有八平方尺。文老的潤格，市場價每平方尺是一萬元。當他提出要求的時候，文老開始有些猶豫，遲疑了一會兒：“看您的面子，那就寫罷。”
文老一共寫了兩副，讓挑一副。同行的夏有良說：“兩副的字，都寫得一樣好，只是先寫的那副，上、下聯紙張的顏色略有深淺。”文老當即說：“那後寫的這幅給公家，先寫的那副就送給明鏘吧！” 錢明鏘一聽受寵若驚，急忙蹲下身子去拿字，一不小心將褲從前到後全迸裂開了。他不敢做聲，後來到了中華詩詞學會會長孫軼青先生家裡。孫夫人張大姐讓他脫下來縫縫。錢明鏘堅決不同意，說：“怎麼好讓部長級夫人給我補褲子。”張大姐關心他道：“老錢啊！以後少出洋相，出門要多帶一條褲子。”
還有一次，為了別人的事拜訪孫老，恰好是孫老的午休時間。錢明鏘不好意思驚擾，就索性把北京老皇城根公園的一塊大石頭當作臥榻，躺在上面休息。時值初冬，雖然陽光燦爛，也頗有幾分寒意，而他全然不顧，欣然安懷。
為弘揚詩教，錢明鏘四處奔走呼號。自己出錢出力，頻頻組織或參加國內、外各種詩詞活動。如先後兩次到新馬泰參加全球漢詩研討會和詩藝交流會；先後兩次到歐美交流訪問等。2003年和2005年先後兩次組織全國詩、書、畫藝術名家，到台灣進行藝術交流和舉辦展覽，深得台灣各界人士歡迎，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先生亦贈送花籃祝賀。特別是他與馬英九父親馬鶴凌先生的交往更為密切，連袂為世界和平、中華統一事業做出貢獻。
2003年，他榮獲第十屆“全球中華文藝獎”。他在獲獎的感言中說：“詩是真理的聲音、歷史的迴響、時代的號角；詩是心靈的歌、感情的火、思想的光；詩能陶冶人的情操，淨化人的靈魂、提高人的品格。這個世界多一個詩人就少一個壞人，多一個幹部學詩就少一個貪官。所以，誰愛詩我就愛誰，我願意為弘揚和薪傳中華詩詞文化作畢生的奉獻。”他有兩幅座右銘，一曰“詩教已推肝膽許，余錢不為子孫留”。一曰“墜緒匡扶當盡瘁，丹心無缺薦炎黃”。浙江電視台、杭州電視台對此多次作了專題報導。
語言鏗鏘，擲地有聲，令人震耳欲聾。
錢明鏘，真正無愧於時代的一代詩壇俠者。

鐵 流：追訪四川大學生物系女生馮元春
整理大腦中儲存的“反右鬥爭”信息，第一個跳出來的，就是三年前告別商海、脫下紅舞鞋、回歸書齋的馮元春：二十多歲“天之驕子”的女大學生，短頭髮、圓眼晴、瓜子臉、中等個兒、深沉少言、貌不出眾，卻語出驚人：毛澤東是偽馬列主義者，共產黨是最殘酷的剝削集團……
那是1957年6月12日，《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發表後的第四天，她竟敢在四川大學禮堂面對數千學子說這話。僅是勇敢嗎？不，是知識人的良心，是不吐不快的吶喊。正如海要發嘯，風要狂吼，為了國家民族的繁榮昌盛，她不昂頭誰昂頭？
那是個什麼樣的年代？一個造神的年代、愚昧的年代、狂熱的年代、一些猴子還沒有變成人的年代！
當時的我就是只“猴子”，對她的言論持反對態度。結果，一個月後也成了全市全省的“極右分子”。進監獄，吃“233”（指早上二兩、中午三兩、晚上三兩），過着非人的生活，像牛像馬，拖鐐戴銬。這時，才想起了並非猴子的她。
自此，馮元春在我記憶中忘不掉，抹不去，一閉上眼晴就看見她：一個不畏強暴，敢說敢言的姑娘。獨裁者雖然殺害了她，她卻永遠活在我們心中。2006年秋，“中國觀察”網站發了我寫的《最早反對毛澤東的女英雄馮元春》，但內容單薄貧泛，引不起人們的共鳴，更難激憤人心。於是，我決心繼續搜集材料，繼續寫馮元春。
工夫不負有心人！
今秋我回故鄉成都小憩，難友彭慕陶先生告訴我：鐵流，我找到了馮元春的“同案犯”李明陽。
李明陽當年就讀於成都19中，與四川大學一水相隔，兩邊有什麼熱鬧事，不出十分鐘就知道得清清楚楚。馮元春的鳴放題目不脛而走，自然引起不諳世事、不懂“政治”的學生娃娃李明陽的好奇，很快便成了她忠實的支持者。除此，我還拜望了時任四川大學生物系政治秘書的李特筠女士（那時生物系還沒有黨支部，政治秘書相當於今天的支部書記），以及當日（1957年6月7日）馮元春鳴放時奉命作記錄的四川大學學生會廣播室副室長王地山難友，還有不少相關人士。
出於好奇的李明陽，在1957年6月18日竟大着膽子然跑到川大女生宿捨去找馮元春。此時馮元春已陷落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從教區到食堂，從操場到宿舍，全是揭發批判她的大字報。可她鎮定自若，毫不懦怯，並正準備新的文稿與左派辯論。李明陽出於關懷，再三相勸：馮姐，你若再次走上鳴放大會是否策略一點，不要再說毛是偽馬列主義，共產黨是剝削集團？
馮元春成竹在胸地一笑說：毛澤東就是偽馬列主義，共產黨就是殘酷的剝削集團。
態度堅決，毫不改口，像刺秦荊軻般大義凜然。李明陽為了說服馮元春，此後不辭勞苦多次在川大校園、望江樓邊、進城的大街上，與馮元春交換意見，同時也對好些揭發馮元春的大字報上的問題進行核實對證。
馮元春是青神縣人，出身農村貧苦人家，自幼讀書成績不錯，靠姑媽支持。1950年後即參加工作。報上說她是“國民黨軍隊一個連長太太”，又是什麼“三青團指導員”，純系瞎編，是根本沒有的事。她是川大生物系四年級學生，為人穩重，不愛說話，也不寫文章，性格直拗倔強，敢說敢當，不畏權勢，不輕易改變和放棄自已的觀點。
李特筠說，在生物系馮元春是個不多說話的人，她為什麼在“整風”中說出那番話，至今都一頭霧水。據一位不願透露名字的知情者介紹：馮元春是個“螺絲有肉在肚皮里”，很有思想與見地的人，在 “整風鳴放”前夕，她特愛看報紙，還一頭扎進圖書館翻查歷史資料，對1955年“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作了認真的研究。還專程回到家鄉去對“統購統銷”、“農業合作社”進行了實地調查了解，聽取農民意見。還讀了北京大學郵來的美國記者安娜路易絲•斯特朗撰寫的《斯大林時代》，因而形成了一系列嶄新的政治理念。她的先生郭琰（也是我們五七難友），花不少精力從川大圖書館為我複印出兩大張當年批判鬥爭馮元春時《人民川大》所刊登的材料，標題是《我校反右鬥爭的一次巨大勝利》；內容是：馮元春的反動本質全被揭穿，她的全部［論點］已徹底破產，她所捏造或歪曲的廿條［事實］全部揭穿，她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本質已經完全暴露。馮元春到底有什麼“論點”和“事實”呢？我把兩大版材料認真地看了幾遍，歸納如下：
1．馮元春說：“土地改革不應該把土地分給農民”；“三反、五反是暴力是亂搞”；“統購統銷是變相剝削農民”；“助學金是共產黨用來收買人的”；“共產黨用封官許願高價收買一些人入團入黨，養了一批寄生蟲。好些領導幹部狗屁不通，是黨棍”；“現在的報紙和電影全是歌功頌德的東西”。
2．馮元春說，“根據發表的材料觀察，高饒的罪名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黨中央和毛主席有缺點難道就不能反嗎？這不是出於個人崇拜是什麼？”還有，“高饒沒有反人民，也沒有和暴力集團聯繫，而毛主席卻以暴力逮捕他們，這是違反憲法的。”“報上公布高饒另一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婦女，但為什麼被侮辱的婦女卻沒有提出控訴呢？是毛主席犯了錯誤，是斯大林思想在作祟。”
3．馮元春說，“毛主席提出逮捕胡風的根據是：⑴、反黨；⑵、上書30萬言；⑶、組織反革命集團”。“為什麼胡風上書30萬言就成了罪人了，這不是毛主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毛澤東的特權思想和歷史上一切統治者的特權一樣，毛澤東是中國再次出現的劉邦”。
4．馮元春說，“共產黨這個剝削集團是巧妙的，殘酷是空前的。”“豢養了一大批不務正業，專門監視別人思想言論行動的政治工作人員。這些人不學無術狗屁不通，只會扣帽子。或是說：‘我是一個黨員，是馬列主義武裝起來的。’他們就這樣靠吸取別人腦汁而生活，他們對待老教授是那樣蠻橫、無理，是最卑鄙的一種人。”
5．馮元春說：“共產黨的特權行為嚴重，表現在用人制度上的‘奴才論’，以及對黨外人士的打擊和對知識分子所謂的‘思想改造’上。只能說他們好，不能說他們的不是。”“我校湯教授為人忠誠，是個忠於客觀事實的自然科學家，就因為他愛提意見，在肅反中就認為是反革命分子。在大會上進行鬥爭，說他是美國派來的間諜。湯教授確是一個忠於事實的人。”
6．馮元春說：“共產黨對外政策是一邊倒，倒向蘇聯，處處說蘇聯好，沒有民族氣節。”“台灣局勢緊張就是倒向蘇聯造成的。”“實際蘇聯遠不如美國。美國工人生活水平相當於我國的大學教授，一個月二、三百美元，每三個美國人就有一輛汽車，這些足於說明美國生產力高。而剝削集團的宣傳機器卻歪曲事實，說美國有多少工人失業，經濟危機又多麼嚴重。”
7．馮元春說：“中國黑暗，蘇聯更黑暗。”“到處都是便衣警察在監視老百娃的行動。”“解放後工人工資沒有怎樣提高，農村鬧糧荒農民吃不飽，生活還不如從前。”她“堅持孫中山先生的救國理念，踏着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鮮血前進”！
李明陽和馮元春交往早被公安便衣暗中盯住，他們幾次見面身邊有陌生臉孔。一次，馮元春托人送信邀請李明陽來參加她的辯論會，結果信被學校政工幹部譚志遠截留。1957年7月29日川大校黨委組織全校師生對馮元春進行批鬥的那天，李明陽得知消息公然跑去為她辯護，剛一跳上台就被左派學生轟下來，立即扭送到派駐所。不久，馮元春以“反革命罪”被逮捕，他也以同樣的罪名被逮捕。馮元春被捕後關押在省公廳梓橦巷看守所，在關押中拒不認罪，堅持自巳的觀點，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21歲的學生李明陽，被成都市東城人民法院也以“反革命罪”判刑15年。馮先在簡陽平泉勞改農場勞改，“文革”中因繼續批評毛澤東被加刑5年，轉送南充地區省第一監獄。加刑後馮仍不低頭“認罪”，在獄中書寫批毛文章，於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中以“惡攻罪”處以極刑。可惜這些文章是銷毀了還是存放在檔案里，至今沒有流傳出來，要不也和林昭一樣成為千人傳萬人頌的抗暴英雄。
現居德陽市區西街水利電力勘察設計院的右派老人孫勇烈工程師，是當年目睹馮元春被害的見證人。難友子女劉紹坤於2006年4月和成都作家冉雲飛一道去採訪過老人。孫老告訴他們， 1970年“一打三反”期間，他作為摘帽右派和勞改人員，被達縣勞改隊派到南充地區去修建南部縣可灌溉100多萬畝土地的升鍾大水庫。7月1日這天，南充市召開了聲勢浩大的公判大會，公審槍斃了三個“現行反革命分子”。
在那血雨腥風的恐怖年代，每年“五一”、“七一”、“十一”，共產黨都要按照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指示殺一批人，體現出他的“英明論斷”：“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實際是用人民群眾追求自由民主先驅者的血，來掩蓋內心的怯懦與恐懼。殺吧，殺吧，中國人民是殺不完的！用他們慣用的一句話就是“殘夜將盡風更緊，隆冬臨春雪更寒”。
孫勇烈老人說，那天不大的南充市城區萬人空巷，街道兩邊全是麻木如蟻的看客，聲嘶力竭的高音喇叭由遠而近，緩緩駛來的幾輛解放牌汽車上站滿着全副武裝的軍人。第二輛是刑車，車上押着三個將要執行的“死刑犯”，突人有人驚叫：看，中間那個是女的，“女反革命”……
孫勇烈放眼看去，那個女的年約40歲，個兒不高，五花大綁地綑紮着，背上插有三角尖形的白色死牌，胸前掛着寫有“馮元春”打上紅叉的大紙牌。馮元春昂頭挺胸站立着，兩個惡狠狠的軍人死死壓住她的脖子。一條細麻繩像勒進了她的的皮肉，在頸脖處還纏了一圈，讓你叫不出聲音來。雖然由於血脈不通，馮元春臉呈青紫色，但她仍金剛怒目，威武雄壯，像個不屈的武士……
好熟悉的名字！孫勇烈稍一回憶，猛地想起來：這不是川大右派女學生嗎？為什麼殺她？難道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還怕一個女右派麼？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竟如此虛弱？
不一會兒，大街小巷貼出了殺人布告，孫勇烈擠進人群仔細地瀏覽了一遍。馮元春被殺的“罪行”是：“從1957年以來就一貫敵視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的領導，在四川大學讀書的時候就借給黨整風的機會，惡毒攻擊現行社會制度。說它是歷史上最邪惡的吃人制度，污衊偉大領袖是偽馬列主義者，還惡毒攻擊統購統銷糧食制度。”“判刑投入勞改後，拒不認罪服法，堅持反革命立場，繼續書寫咒罵污衊無產階級專政的文章。”“實屬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現行反革命分子……”這是毛殺人的“八股文”，千篇一律，毫無新意。
此後，他又去“階級鬥爭教育展覽館”了解了另兩個被殺的人，一個姓李，是留蘇的學生，一個是縣武裝部長。留蘇李姓學生也是因“惡毒攻擊污衊偉大領袖”被殺的。他原是國家五十年代初被選派留蘇的大學生。被槍決的原因是他在1957年毛澤東接見留蘇學生後寫的一篇日記：“要來又不來，他一個人只一個小時，而我們幾千個留學生每個人就等了幾個小時，總計耽誤了幾千個小時。作為領袖還是應該有點時間觀念、應該講點信用……”
事情是這樣的：1957年前蘇聯大使通知中國留學生，說毛在當天上午九點鐘要看望留蘇學生，叫他們幾千人集中等候。可是他們等候了幾個小時，毛才“姍姍”到來。他便寫下這段現場記憶。想不到後來中蘇交惡，文革中清查“蘇修特務”，這個“早晨八點鐘的太陽”被人檢舉揭發，在抄家中抄出了這本日記。今天的年輕人絕不會相信這個故事。然而，這是歷史，真真實實的歷史！那個被槍斃的縣武裝部長是親手殺死自已妻子的殺人犯。在一天晚上，他發現妻子和人私通，怒不可遏地用利器將妻子殺害，被人揭發判處死刑。由於年代久遠，這兩人的名字記不清了。
我聽完劉紹坤的講述後，心潮久久難以平靜。北大有林昭視死如歸，川大有馮元春喋血山河，她們都是巾幗英雄、與秋瑾一樣永遠活在中國人民心中的女傑。她們都明知此舉是死，卻要去死！死得明白坦然，沒一點畏懼怯懦。正如一位難友寫的絕命詩：

明知虎豹傷人骨，敢死才上斷頭台。屠夫縱有刀千把，億萬英雄自會來。

附 孫勇烈情況介紹：他1935年出生，安徽人，1956畢業於北京解放軍測繪勘測學院，基督徒世家。1957年在成都水利水電勘察設計院被打成極右分子，被送達縣、南充等地勞改。他家裡當醫生的爺爺和父親同時被打成右派，一家三代右派！1977年第二次判反革命罪9年，1980年“平反”。現居四川德陽，全身是病，妻子在文革中被活活折磨死。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

馬文都：一場反右，三代受害——父親、我、兒子
一九七○年我作為70屆的初中畢業生，已不會再去嚮往那“廣闊天地”，也沒有了當年老三屆畢業生那種戴着大紅花，坐着軍用卡車在鑼鼓的歡送聲中熱血沸騰的激情。嵌入這一屆畢業生記憶中的，是對寒冷的北大荒、黃土高坡的懼怕。能去服兵役在當時是很奢侈的追求。
我是全校經過政審篩選被批准當兵接受體檢人員中的一個。我很幸運，據武裝部的人講，我校的徵兵名額是兩名，而體檢合格的也只有兩名，是我和另一個男生。從體檢回來的那一刻起，我就開始做着踏上軍旅生活前的各種準備工作，甚至還夢想着將來自己會成為一名將軍。可見，少年的夢是多麼的浪漫。
在家人和同學都準備為我送行的時候，我突然接到了學校的通知，我竟被取消了當兵的資格，這個通知如同晴天霹靂。學校為了補上這一名額，不得不匆忙將另一個政審稍有陰影的人補上這個空缺。這個通知在當年是一個謎，是一個不可能讓一個普通老百姓所知道的謎，連我的樸實、憨厚、少言寡語的養父和五代都出身貧農的養母都百思不得其解。
當時的思想政治工作異常地刻板而枯燥，就像當年人們見面打招呼時，機械地使用紅寶書中那些詞句做問候語一樣。“一顆紅心兩手準備”，這是校方給我做思想政治工作時的一副良藥，這副良藥如同算命先生的話；兩頭堵，讓你無法找出什麼更好的理由來反駁他。那時，我那個年齡看到的只是一些表面現象，還無法進行理性的分析。對這件事我只有疑惑，因為，我明明看到畢業班的後門兵，一個接一個地從後門耀武揚威地走了，可我們這些平民百姓卻連正門的路都給堵死了。為什麼都是一顆紅心，他們只需一種準備，我卻要兩手準備呢？
一九七五年，不能當兵的謎底終於揭曉了。
在我終於知道了自己那段近於慘痛的家庭經歷後，馬上聯想到的就是革命樣板戲《紅燈記》中與我命運很接近的那個李鐵梅。我清楚地記得那個段子叫“痛說革命家史”，其中的場景是：窗外寒風淒淒，警車呼嚎，屋內昏暗的油燈下李鐵梅的奶奶緊握着李鐵梅的手說：“你爹不是你的親爹，奶奶也不是你的親奶奶……”那個場景，竟然和我的遭遇如此相近。
我祖父是黑龍江省伊春地區的一個大地主，據當地人講，方圓百里相當有名。我的父親姓李，他生活在這樣的一個家庭環境中，卻在一九四五投奔了解放軍。他跟隨着共產黨的隊伍扛過槍、渡過江、赴過朝、受過傷。他當時所在部隊是林彪的第四野戰軍，團長就是解放後任總政治部主任的×××。據當年和我父親一個部隊的人講，他槍法很準，作戰勇敢，多次受到部隊領導的表彰。
我的母親也姓李，出身名門大戶，她的家在北京，她的母親在中科院工作。我母親的家是個大家族，她的家族中，有唱戲的，有從政的，有搞教育的，還有經商的。她和我的父親是哪年認識的已無據可查，當時我的母親在師部工作，是個文書。我父母的婚事就是當時的師長給她保的大媒。在那個所謂革命與戰爭的年代，革命隊伍中的戀愛方式，基本上都沿襲着這樣的模式，這可能就是延安作風吧。難怪有許多後來進城的 土八路紛紛拋棄了戰火中結合的妻子，而拜倒在資產階級小姐的石榴裙下。
在赴朝作戰中，我的父親負責後勤供給工作。在一次運送物資當中，他的腿被炸傷了；我的母親也在那場“雄赳赳、氣昂昂”的戰爭中獻出了半個手臂。隨着凱旋的號角，雙雙拖着傷殘的身體回國了。當時，中央軍委在鐵嶺地區建立了一所“榮譽軍官學校”（這個建制後來取消了）。我的父親、母親作為傷殘軍人調到那裡去工作，父親當時任營職，母親是連職。
一九九○年，為了尋根，我特意趕到鐵嶺與我失散多年的雙胞胎姐姐見面。我的姐姐帶我到當時的校址去看看，此時已是人去樓空。為了進一步證實我過去的經歷，姐姐帶着我拜訪了幾位原來軍校的老人，他們大都已是年過古稀，但對我們的家人和我們的父母還是記憶猶新。
那時，我的父母親在鐵嶺軍校入住後先後生了我的大姐，我和我的雙胞胎姐姐，我的弟弟。那時的家庭生活環境很好，據叔叔阿姨們講，因為我們家孩子都是隔兩年就出世一個，父母工作又忙，家裡就請了兩個保姆來照顧這幾個孩子，這在當時是很少有的。在我矇矓的記憶中或許是在夢裡，也多次出現過一個場景：一個大操場，操場的一頭有許多靶子，許多人趴在地上，手裡端着槍在練瞄準。我拿着小石頭子往他們槍的準星上放，在扣動扳機時誰的石頭掉下來我就跑過去給重新放上。這可能就是我童年的殘破記憶。
一九五七年，我們這個祥和、安逸、平靜的家庭生活被打破了，被震碎了，而且是支離破碎。這一切都是發生在父母剛剛遠離戰爭的硝煙、過上安定的家庭生活，我們兒時的夢想剛剛開始的時候。
我的父親在一夜之間被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從此長期地告別了這個家庭。直到三十幾年後，他歷經千辛萬苦、通過四處查找，才找到了我的弟弟。在那個大院裡，這樣的家庭還不只是我們一家。
在發生這突如其來的重大變故後，我的母親就要全部承擔起維持家庭生活，養活我們幾個孩子的重擔。由於父親被帶走後的經濟條件所限，家裡無法再用保姆。父親、母親的家人又遠在他鄉，很難給與有效的幫助。離開了沒有保姆，沒有父親日子，母親的生活是很艱難的。當時的軍校領導在我父親被判刑後，多次找我母親談話，讓她做出選擇：第一，與父親脫離關係能夠保留黨籍，但要脫下軍裝；第二，不脫離關係就要開除黨籍掃地出門。
那個年代的人，把追隨共產黨和加入共產黨，看作是一種至高無尚的榮譽和神聖的使命，有許多人把黨籍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要重要，這類人大多是追隨中共的平民階層，像我的父母親。更高一層的黨內高官，是否也是這樣的忠誠與純真，那就要畫個問號了。我的母親做出了第一種選擇。
我們全家臨離開那個大院的時候，場面很有些悽慘。我的母親懷裡抱着我的弟弟，另一隻手拉着大姐，我和我的雙胞胎姐姐跟在母親的身後，大院的鄰居沒有人敢與我們道別送行，能夠為我們送行的是院裡的士兵和保衛人員。我母親在離開那所讓她眷戀的房子時，將一身洗得乾乾淨淨的、去掉了帽徽和軍銜的軍裝，端端正正地放在了床上，等她走出好遠，還很依戀地看了那屋內一眼。
在好心人的勸說下，也為了孩子們能夠健康成長，我的母親在臨走的時候，把我雙胞胎的姐姐留給了鐵嶺一戶三代出身都是工人的家庭。那是個兩口之家，無兒無女。在當年那個家庭出身壓倒一切的年代，也算是我母親為我姐姐找到的一個不錯的歸宿。
我們隨着母親來到了北京她的媽媽家，當時我三歲，我的弟弟剛滿周歲，我的大姐也只有五歲。我姥姥在中科院工作，她生性要強，性情剛烈。當初我父母的結合她就極不贊成，按照她的意思母親應該找個門當戶對的乘龍快婿，最起碼也應該找個師長、旅長的，像我父親的職務和出身她是極不同意的。如今，我母親的命運不幸被她言中，她更是得理不鐃人。自從進入那個家門後姥姥對我們和母親就沒有一天好臉色。當然，活脫脫的多了我們這一家四口，從日常生活上講的確非常吃力。為此，我姥姥就天天逼着我母親，讓她儘快改嫁。我母親在年輕的時候的確相貌出眾，在軍校的時候 ，人們也戲稱我母親是一朵校花。據後來在北京為我母親介紹對象的媒人說，生過幾個孩子之後她依然是風采照人，她當年二十九歲。
我母親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聽從了姥姥的意見，先把我的大姐送給了位於西四頒賞胡同的一戶人家。那是一戶平民家庭，家裡還有一個男孩，那對夫妻都有工作，生活還算不錯。我當時還很小，我的母親並沒有馬上把我送人，現在想起來，她還是有一番苦心的，她當時很想把我和弟弟一起帶在身邊。但是，一個人活在世間，能有多少事會遂人心願呢？
我姥姥東奔西跑為我母親尋找新的丈夫，在那段日子裡不斷有媒人聞訊趕來說媒拉線，把我母親看成是一塊放在砧板上沒有出售的鮮肉，恨不能馬上就想讓人們把她吞掉。不過，在那個年代，按照我姥姥的目標去選擇母親的對象，沒有一個能夠成功。那些個高官，只要一聽到曾是右派的妻子，惟恐躲閃不及，哪個還敢跟她通婚？更何況身邊還帶着幾個半大的孩子。經過這些嘗試，他們終於把目標放在了平民百姓的身上，但一定要根紅苗正。很快，一個小我母親兩歲的理髮師進入了母親的視線。那個男的當時在新街口一個國營的大理髮店工作，人長得很帥，他的照片經常被掛在“中國” 、“白雪”照相館的展示櫥窗里。他家三代出身沒有問題，又沒有結過婚，在當時的確是個很好的人選。可對方提出只能帶一個孩子過去，我的母親不同意他的要求。我姥姥就對我的母親使了個緩兵之計。她對我母親說：“我先把二傻（我兒時的小名）送到親戚家裡代養，日後你那兒寬裕了再把他接回來。”也就是這個決定，使我的童年經歷如同《三毛流浪記》中的三毛一樣，開始了為期兩年的流浪生活。
我姥姥給我選擇的第一家寄養人是我的小姨家，當時住在西四附近的大醬房胡同里。我現在還記得，我到她家時是個晚上。那是一個典型的老北京四合院，一進大門還有個大影壁。小姨家打掃得非常乾淨，地上的青磚都閃閃發亮。他們給我吃的飯是我從來沒有吃過的叫不上名字的飯菜，主食是花卷。但不像我在姥姥家吃的那個拳頭般大的花卷。這個花卷只有核桃般大小，非常的白，大了才知道那是富強粉做的。她們家只有一間屋子，我小姨和我姨夫在屋內的大床上睡，安排我在一張小床上睡下。這一晚是我睡得最舒服的一個晚上。夢中我發現自己是在一間到處都是黃燦燦的陽光的房子裡，我在這間房子裡盡情地玩耍、盡情地叫。在我叫喊最起勁的時候，被小姨叫醒了，她輕輕地告訴我該起床了，要我跟她一起去上班，此時我姨夫早已走了。
一九五八年，北京的天橋是最熱鬧的場所，這裡到處都是耍把式、賣藝的。當時那種繁榮景象，那種人文氣息和現在炮製出來的天橋景觀無法相比。小姨把我領到一個很大的帳篷一樣的劇場內，場內有個很大的舞台，台下面是一排排的長條凳子，她把我放在最前排的中間坐下，並囑咐我在她來接我之前不要亂跑。
我就這樣在板凳上打發走了半天的時光。在戲台下面我有時能看到小姨，穿着古裝衣服，一邊唱着戲，一邊還不時地朝我這邊望，生怕我跑了似的。一連幾天都是這樣，我便摸出規律，經常會趁小姨照顧不到我時，跑出去轉幾圈再回來。我每次出去最愛看的，就是現在人們說的“拉洋片”。通過一個小孔望進去，裡面有好多好看的圖畫。還有變戲法的，當時，我怎麼也想象不出，在那個變戲法的人身上，能變出個大魚缸來，裡面還有活蹦亂跳的魚。
好景不長，幾個月下來，我小姨可能很煩了。她有時候要停下唱戲，在天橋市場裡到處找我，找到我之後，她總是把我拉到一個人少的地方，看着我不說話，一會兒便大哭起來，哭得非常傷心。至今我很難想象，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感。
那段日子很快就結束了。
一個陰雨連綿的季節，姨夫帶着我坐上了南下的火車，到了另一個城市。據後來家人告訴我，去的是河南，也是家裡的一個親戚家。記得當時在車站上到處都是雨水，四周的顏色，除了灰色就是黑色，一路走出去都是要飯的，骯髒而黑黢黢的臉襯着灰色、黑色的世界。這些人見到我們過來，就死死地抓着姨夫的衣服不放，我們只好把吃剩的東西給他們才得以過去。這次到的那個家，房間很小，昏黃的燈光下我姨夫跟他們談着什麼。由於旅途的勞累，不一會我就進入了夢鄉。第二天，我姨夫又帶着我回到了北京。事後家人告訴我，河南那家親戚，由於生活條件不好，沒有能力收留我。
我的第二個家是我的姨姥姥家，住在北京靈境胡同一個獨門獨院的大院子裡，有好多間房。她有兩個兒子，都在上大學，她本人在統戰部工作。在這個家裡，我被他們看作是不速之客。他們對我非常不好，經常不給我吃飽。我的姨姥姥非常可怕，每次吃飯還沒等我吃上幾口就讓我下桌，要是不下桌，她就往死里打我，直打得我連喊叫的力氣都沒有的時候為止。後來上小學的時候，一見到歲數大的老太太我還心有餘悸，兩腿發抖。當然，我小學班級的謝老師，那時也有打人這個毛病。班上哪個同學學習不好，這個老太太就用兩手捏住那個同學的手指尖死死不放，那個同學會疼的像殺豬般嚎叫。
為了解決我的飢餓問題，我有時就在院子的犄角找那些收拾帶魚時被扔掉的魚頭和魚尾。我把它們撿拾起來放到爐子上面烤熟了吃，那些東西是她家裡貓都不願吃的東西。可以想見，我當時的生活狀況，還不如他家的貓。而她的家卻是我當時見到的很富有的一個家，屋子裡面兩個牆壁都是書，有沙發，還有一個很大的落地式收音機。在那個年代這樣的家境，就算是很好的了。
為了離開她的魔爪，我選擇了出逃。第一次出逃是成功的，我跑到了離她家不遠的西單商場。那個時候的西單商場還是一個很破舊的磚木結構的樓房，那裡有個說相聲的地方叫曲藝廳。在那個曲藝廳的下面一層，就是賣各種北京小吃的地方，有各種美味的年糕和紫米粥，小吃店裡的人總是那麼多。
離家出逃後的第三天，我就在西單商場附近認識了十幾個和我年齡相近且命運相似的孩子，他們都是滿身骯髒、衣衫破爛。我的衣服雖然三天沒洗，也比他們乾淨得多。在和他們的聊天中，我得知這是一群流浪兒，有的是像我一樣離家出走，有的就是孤兒，他們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誰。和他們在一起我學會了流浪生活的技巧，比如每天洗臉，就會自然的找尋路邊的水龍頭解決，睡覺就躺在靠路邊賣東西的鐵櫃裡面。記得那時已是深秋季節，我只穿了一件小棉猴，夜裡就蜷縮在鐵櫃裡墊着一塊草帘子睡上一夜。第二天早上，我們會聚集在西單商場裡面的各個飯館的門口，窺視着裡面客人吃完的殘羹剩飯，趁服務員沒有打掃之前衝過去搶食裡面的飯菜。如果能夠趕上一個好心的顧客，還會把只吃了一半的東西送給我們。我們每天的生活只是為了填飽自己的肚子，這要耗去我們一天的大部分時間。其它的時間則是用來躲避飯店服務員的驅趕和尋找當晚的住處。那時候我們最大的心願是不用為填飽肚子而奔波勞碌，這就是最大的幸福。
我的第三個主人，也是我被輾轉寄送的第三家，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女性。那是在我流浪中遇到的。當時，我趁她在小吃店購買其它食物時，將她放在桌上的一碗熱粥，狼吞虎咽地喝了下去。我正慶幸自己的機敏時，身上棉猴的帽子突然被一隻手抓住了。我本能地縮下身去，準備迎接一頓毒打——過去我經常遭受這樣的毒打，這已是家常便飯。但半天那頓拳腳也沒有來到，卻見到一張美麗、端莊的臉對着我在微笑，她隨後還把我拉向懷裡關切地問我是不是還很餓，我膽怯地點着頭，因為大半天我都沒有吃到東西了。她像生怕我跑了一樣，拽着我的手和她一起去給我買吃的。在我吃東西的時候，她一直看着我，總是笑眯眯的。飯後她問我：你家在哪裡？我送你回去？在她的面前我第一次撒了謊。無論當時由於何種原因或是出於何種目的，我覺得那是我人生走向惡的開始。人的一生就是這樣，無論逆境與順境，無論富有與貧窮，在一個人剛剛踏上生命旅程的時候，他們的心都是純潔的。當你進入社會後，假如你仍然能夠始終向善，不為人生境遇所左右，你將一生都會得到一種內心的平靜與安寧；假如你的心，隨着人生境遇而產生惡念和惡行，你將隨着這種惡行走下去。如果不能節制，不能與這惡進行自我的抵禦，那麼，你將成為社會上惡的代言。直到死的那一天，你的內心都將無法找尋到那塊美好的、神聖的、平和的、安寧的靜土。至今我回憶起來，我以後的幾十年惡念、惡行伴着我，都緣於最初的與惡的心魔的交緣，是我把那顆純潔的心靈抵押給了惡魔。
我面前的這位年輕的女性，在聽到我沒有家的謊言後，並沒產生半點疑惑，卻越發地流露出了關愛和憐憫的神情。真的，現在回憶起來，她的端莊、清秀的臉龐，她那美麗、安祥的面容，使我覺得她如同觀音再世。
她的家與她的外貌和她身上所體現出來的高雅的氣質有些不太相符，房間不大，一個瓦數很低的電燈泡發出暗淡的光。室內很昏暗，房間內有一個土炕而不是床。她的父親見到她把我帶回家，顯得異常高興，像她一樣的熱情，像對待自己兒子一樣的對待我。這個家只有她和她的父親，我再沒見過其它人。她父親端着一碗雪白的、熱騰騰的大饅頭放在桌上時，室內頓時充滿饅頭的香氣和熱氣。在這裡，我就像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樣，第一次感受到了家的溫暖，第一次體驗到了母性的溫存。
白天我才看到，我昨天進去的那個房子，是在一個院子裡，大院子的地上晾着許多干杏核。白天沒事無聊的時候，我就砸開幾個吃。那杏仁的味道苦絲絲中帶着甜意。從那之後的幾十年中，我再也沒有吃過那麼好吃的杏仁。幾十年過後，當我回憶起那段往事的時候，曾身不由己地去尋找過那個地方。那個地方是在前門珠市口附近，按照童年的記憶，我竟然找到了那個院子。門口的確掛着一個國營土產公司的牌子，我大着膽子硬闖進去，但攔住我的卻不是那家人家。一個年青的工作人員已經占據了她住的那間房子。他用防賊一樣的眼光看着我。我只好帶着遺憾戀戀不捨地離開了那個地方。我之所以對她記憶如此深刻，不僅是她在我最無助的時候收留了我，還給了我一種愛心，一種無私的愛，她使我對一切的人的本能的感恩之心始終沒有泯滅。
在這個“天使”的家裡住了將近一個多月的時候，有一天她突然帶着我，又來到了西單商場。那天她穿的特別漂亮，她帶我在商場裡轉了幾圈，為我買了一件很漂亮的棉服，又帶我到她第一次見到我的那個小吃店裡，叫了幾樣我愛吃的點心，我不停地叫着她阿姨，以表示我對她的感謝。最後她告訴我，一會兒要帶我見一個人，我問她是誰，她說這是個謎，一會你會驚喜的。見到來人後我哪裡是驚喜，我感到的簡直是震驚，我前面站着的是我做夢都不想見到的姨姥姥。在他們成年人的一番交接過後，這個很漂亮的阿姨蹲下身來，把我緊緊地抱在懷裡，她的臉頰很燙，一會兒她的眼淚流到了我的臉上。隨後，她猛地站起身離我們而去。我看着她的背影，她卻沒有回過一次頭。她的背影、美麗的臉龐、燦爛的笑容，我至今都很難忘卻她為我的付出，她為我所做的一切。她沒有奢求任何回報，她是無私的，帶着一顆善良的心做着奉獻。是啊，文明、和平、美好的社會，正是靠着她們來構建。每個社會這樣的人越多，證明這個社會就越有希望。反之，這個社會就要接近崩潰的邊緣，就像古羅馬帝國那個龐培城的毀滅一樣，那就是人類的惡行毀滅了人類自身。
回到那個惡毒的老太婆家後，我突然發起了高燒，經診斷是急性肝炎。我被送進了醫院，整整七天的高燒。在我昏迷的時候，我盼望那個阿姨能夠來到我身邊。多虧是她在那個時候收留了我，並把我帶回了家，否則我可能要死在流浪的路上。
有人總把風風雨雨這個詞用來形容自己坎坷而動盪的人生。
我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還是兒童的時期，就已經歷了常人沒有經歷過的生活和離奇的遭遇。誰也不會想到，從那之後，我又被輾轉送了十多家。最後的一個終點，是一個住在西四磚塔胡同的兩口之家那裡。是誰把我送來的，經過了怎樣的程序我早已忘記，我只記得在這個家庭里，我得到了溫暖和愛護。
這個家庭的男主人也就是我的養父姓馬，是個老實巴交的工人。他在一個回民飯館裡上班，還是一個小頭目。他的愛人也就是我的養母也姓馬，在一家托兒所上班，兩人心腸非常好，就是養母脾氣有些暴躁，到她家我已五歲多。
我的童年就是在這裡結束的。
這個院子很大，院子的中心還有一口枯井，深得看不見底，直到我離開這個院落的時候，也不知道這口井下面到底隱藏着什麼。院子的西房門口種着兩顆粗壯的樹，一顆是椿樹（臭椿），一顆是榆樹。就是這顆榆樹，救活了我們院內兩戶人家的命。
院子裡住的都是工人；也就是平民百姓。西屋那家，丈夫是踩三輪車的，媳婦無業在家，他們家有七個孩子。北屋住的是兩代人，擠在低矮的平房內。南屋是個五口之家，也是丈夫在外面工作，是個印刷工人，妻子在家帶孩子、做飯。在平常的日子裡，小院裡洋溢着祥和的氣氛，誰家要是做了好吃的，別家的小孩子會聞着香味跑過去，免不了這家的飯菜就要被孩子們搶吃了。日子久了你不去吃他，他反而不高興，就故意做一鍋香噴噴的肉，早早的打開鍋蓋，讓院子裡充滿誘人的肉香。這時，他就會站在院中央老張老李地叫着，催着大家去他家吃肉。
仲夏日的晚上，餘熱未消，大家便從低矮的平房裡走出來，每人拿着一個小板凳，很自覺地在那口枯井旁圍坐一圈。男人們儘可能的講一些別人不知的奇聞，以顯示自己見多識廣；女人們偶爾也要故作姿態的插上一句，以顯示在家中的一席位置。我們就慘了，聽着大人們的聊天，如聞天書。但也不走，因為院中兩顆粗壯的大樹，把整個院子抱在它的腳下，在酷熱的天氣里，能透出些許的涼氣。
好景不長，我來到這戶人家沒有兩年的光景，就趕上了1960年。
在三年自然災害里，養父母家的生活條件在小院裡算是個土財主。他們是雙職工，只有我一個孩子，養父能利用職務之便從磨豆腐的豆漿房裡每天帶回一大包豆腐渣，這些豆腐渣除了接濟院內幾戶孩子多的家庭外，剩下的就夠我們填飽肚子了。西屋那家拉車的是生活最困難的一家，孩子都已半大了，自然是能吃的時候。他們的父親，每天靠一膀子力氣掙錢，自然也要吃飽肚子，在當時那個年月吃飽飯是百姓的第一需要。
苦撐到自然災害第二年的時候，我們家連豆腐渣也吃不上了，西屋那家也就更沒有辦法吃大鍋飯了。他們家裡每頓飯都要由孩子的媽媽，把每人每天的口糧分別放在各自的碗裡，然後上鍋蒸。有一次我親眼看到，孩子的媽媽在蓋上鍋蓋之前，悄悄地將自己碗裡的米拔出一大半，放在她丈夫的碗裡，然後就像數米粒一樣，數出那麼幾十顆米，放在家中長子的碗裡。這一年，北京城裡、城外能吃的樹皮和樹葉，幾乎都被飢餓的人們剝光了，連地上的螞蚱都不能倖免，空中很少能看到飛着的東西。西屋家裡孩子多，糧食越來越少，當時正值院內榆樹結滿了榆錢，就是這些榆錢和榆樹下面的一些根莖，幫助他們和其他兩戶人家，度過了那個讓人難以忘記的饑荒年月。
三年自然災害之後，小院中的那分祥和、平靜再也找不回來了。多少年過去了，那個小院中的人們，在生活的風雨中有的曾經瘋狂過，有的曾經泯滅了自己的人性和良心，更有的瘋狂到不顧手足、兒女、夫妻之情，殘害、虐待自己的親人。
幾十年後，我有幸又見到了那個小院中的一個鄰居。他其實比我只大上四五歲，但過早蒼老的面容，使他顯得比實際年齡要大出十幾歲。他見到我之後目光飄移，長時間的不敢與我對視。他是吃我們家豆腐渣最多的一個鄰居，也是歷次運動中最瘋狂的一個馬前卒。在文革的時候，院裡人誰都不會想到，他會帶着紅衛兵把自己的家給抄了，竟然還扭着他母親的胳膊，在胡同里遊街。1968年他去了東北兵團，從那之後就再也沒有回來過。改革開放後，他終於把戶口遷回北京。但是，由於當年他總想着革命，只學到一身的造反本事，沒有其他特長，就只能靠撿破爛維持生計。我拉他進了一個小酒館，半瓶二鍋頭下去，他的雙眼就已經充滿了血絲。他連連的嘆着氣，什麼話也說不出來；一會兒就又淚流滿面，情感不能自持。我又能說什麼呢？我又能給他什麼勸慰和忠告呢？因為他是那個年代的畸形產物。那個年代造就的一些人就如同狼一樣，假如再趕上適當時期，他可能都會把我的脖子給扭下來。我看着他那痛苦的樣子，無奈地用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只給他留下兩個字：保重！當然，連同剛才的飯錢。
我雖然沒有被那個時代逼瘋，但厄運始終沒有離開我。1978年，我終於找到了可以傾吐的機會，欣喜地看到了西單民主牆蘊涵的勃勃生機，我毅然決然的進入了《探索》刊物。在這裡使我的心靈找到了歸宿，也使我搞清了是誰給我的家庭帶來了厄運，使我的家庭支離破碎。
但是，就是這樣一點點的自由思想，就是這樣一點點的政治訴求與主張，險些遭招致殺身之禍。先是逃亡中被拘捕，後是沒有任何理由地，在功德林監獄裡被關押三個多月。1979年春夏之交我帶着一身虱子，拖着疲倦的腳步回到養父母家時，他們像對待陌生人一樣將我趕了出來，並丟給我一把鑰匙說：給你安排了一間房子，你以後可以獨立生活，不用再來找我們了。那年我24歲。
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我再去找他們的時候都被趕了出來。他們只跟我說：你只要不再來，就是對我們盡孝。為了看他們而特意買的兩條活魚，又讓我完完整整地拿了回來。等我蹣跚的走到胡同口拐角處時，自然災害時曾吃過我給他的豆餅的那個鄰居、現在已當上了街道的治保主任的老鄰居把我拉到一個僻靜處悄悄地跟我說：“你不要怪他們，這老兩口一輩子本分，最上面的公安局找過我們，也做過他們的工作，他們不願意被扣上反革命家屬的帽子，我們正在替他們做工作，辦理和你脫離關係的手續。這都是他媽的上面的指示，我們也沒辦法，只好幹這缺德事。”我握着這位老兄的手，千恩萬謝之後又留下了那兩條魚。
從此，我從那條熟悉的胡同里消失了，我不敢回去，我不敢面對那個小院，更不敢面對把我辛辛苦苦養大的兩位老人。他們雖然不是我的親生父母，但卻勝似親生父母。也就是從這天開始，我又過上了近似於流浪的生活。我就像個斷了線的風箏四處飄蕩，像一葉孤舟在茫茫的人海中找不到彼岸。從離開了那個溫暖的家之後，每到逢年過節鞭炮齊鳴時，我就會躲到玉淵潭公園的湖邊。因為在那裡聽不到鞭炮聲，聽不到歡笑聲，只有湖水有節奏的輕拍堤岸。陪伴着我的，有風吹荒草的刷刷聲為我歌唱，有風從我臉上吹過，帶給我撫慰。
我因參與“南方會議”被判刑4年，1986年刑滿出獄。
在以後的4年中，我掃過馬路，撿過垃圾，當過飯館的服務員，扛過麻包，燒過鍋爐，社會上最底層的工作基本上都幹過了。因為像我們這樣的人，沒有哪個單位敢要，更沒有誰會重用你，我們成了當時社會上最早的邊緣人物。也恰恰就在這時，在我最困難時，蒼天有眼，使我能夠和一個賢惠的女子成婚。她頂着家庭的壓力，頂着單位領導和公安的威脅，毅然決然地和我結了婚。婚後，雖然我們的生活很是清貧，但卻過得很快樂，因為我們是為自己而活、而快樂。婚後一年，我們有了一個可愛的兒子。但是好景不長，1989年“六四”之後，我又被非法拘禁六個月，因為“六四”時我是在“高聯”《新聞導報》任顧問。回來後，在我和妻子生活過的那間小屋裡看到的不是妻子迎接我的笑臉，而是一張蓋有法院大印的離婚判決書。裡面寫着：因我有狂躁性格，精神不正常，做事偏執，致使夫妻不和，准予離婚。當時我瘋子似地到處去找她和我的兒子，但卻蹤影全無。
一年多以後，一次非常偶然的機會，使我在大街上見到了她和兒子，她膽怯地、警惕地環顧了四周半天，才揪起我和她七拐八拐的來到一個廁所的旁邊。她很愧疚地讓我不要恨她，是他們（指公安）要她和我分開。說我在“六四”中參與了暴亂活動，這是重大的反革命事件，如果不離婚她和她們家都要跟着遭殃。她接着說：為了兒子，為了她們家二老，她只能做出這個決定。她說：只要她同意離婚，所有手續他們（指公安）分秒之間就能辦成。
當時我不知道是怎麼和她還有孩子分手的，我只記得和她們母子分手後，我就沿着北京城轉着圈地走着，走了一夜。我那時很單純地認為，離婚儘管是一件令我刻骨銘心的事情，但是兒子和妻子從此就能成為一個自由人，這種犧牲也是值得的。但是我萬萬沒有想到，厄運居然追到我兒子身上。
和我妻子離婚時，我的兒子剛剛一周歲。他不知道，站在面前的是他的父親，只是把我當作一個陌生人。以後的幾年裡，我的生活始終處於朝不保夕的境地，我不可能給兒子帶來任何物質上的享受，更不想在他的身上出現和我一樣的命運。誰知道這只不過是我的一廂情願。
幾年後的一天，我的前妻突然給我打電話，當時我正在永定門火車站當搬運工，正趕上一批水果要趕着下站。我幾次和老闆請假，說家有急事，老闆就是不批，一怒之下我連工資都不要，就離開了那裡。
我前妻把我約到一個很僻靜的地方，她還是那樣的膽怯。在確認了沒有任何人監視着我們的時候，她才告訴我一個令我異常氣憤的事情。原來，我前妻去學校接我兒子的時候，跟她關係不錯的班主任神秘兮兮地問她：“你家裡是不是出了什麼事情？”我前妻很詫異的答道：“沒有任何事情呀。”。老師說：“不對吧，你是不是有什麼事瞞着我？”我的前妻更加疑惑地看着老師的眼睛半天說不上話來。最後老師才告訴她事情的真象：就是在今天上午，校長帶着兩個中年人找到她。只跟她說這兩個人是上面派來的，想了解一些情況，需要她配合他們的工作。她當時以為是區教育局的來檢查教學質量。但是在不着邊際的談了些其它事情後，就詳詳細細地問起了我兒子的情況。諸如；每天誰來接他，這孩子的性格如何，有什麼特別的偏愛沒有，經常接他的是誰，有沒有家屬以外的人和這個孩子接觸等等。這個老師當時大着膽子，很好奇地問對方，他們是不是在做學生心理調查？對方擺着那張始終麻木的面孔，很嚴厲地盯着她。看了幾秒鐘，才蹦出一句冰冷的話：不該你問的少問！老師對我的前妻很神秘地說，我看他們不像是什麼好人，感覺是像安全部門工作的。
又過了幾年，我的兒子轉學，本來與我沒有任何關係，因為根據法律規定，我已不是孩子的直接監護人。但我的前妻又找到我和我商量。她說，學校領導非要她寫一個有關兒子的親生父親的情況材料。她和校長吵了起來，校長無可奈何地告訴她，是上面的指示。要我前妻同情他，理解他，就算幫他個人的忙。我的前妻拿不定主意，就又找我來問。我能說些什麼呢？自從我1978年參與民主牆活動並進入《探索》後，近三十年的時間過去了，在這幾十年的時間裡每年都要有十幾次、二十幾次的被無故的叫到公安部門問話。在所謂的敏感時期里經常是幾天、幾十天；2006年竟然達到了上百天的被限制人身自由。在那些日子裡，由於不能夠出外工作，有時甚至靠借貸過日子。
我的父輩在鐵窗中度過了二十年，出來後妻離子散，最後含冤客死他鄉。到了我這一代，又遭到如此境遇。我曾在暗夜中對着上蒼虔誠地禱告，希望上蒼能夠憐憫我的兒子，讓他永遠脫離開這個無形的禁錮。
慘烈遭遇何止我一家！

附：俞梅蓀讀文後給馬文都的信
2007年，要不是參與反右50周年事，我早已把家父淡忘了。在家父50周年忌日，我徹夜難眠，致電郵告知老友馬文都先生，收到回信如下：

時陽曆七月二十二日，余在香山蝸居，因見俞兄祭父短文，難於暢懷，吾輩乃血性男兒，難為父親申冤，佇立門前，仰天悲愴！
憶家父之情尤勝俞兄，父亦已歸道山，當年情形尤歷目中，而父子之樂，已無從尋索，思之淒婉，不能釋懷，感慨之餘，發文祭掃，為祭俞兄之父而作。
與俞同憶五七年，慈父在，合家圓。光陰荏苒，又是七月間，慈父已居陰間地，天倫歡，今難全。
吾輩坎坷恍數年，又怎堪，一揮間。夢中常見，相顧兩無言，物是人非不忍觀，空垂念，淚難干。

沒想到，馬文都亦因反右而喪父，其生父李玉祥，1938年參加八路軍115師（師長林彪），後為東北野戰軍，歷任班、排長，作戰英勇，多次被嘉獎；1949年，隨70軍南下解放廣東，任連長，榮立三等功，由軍政委甘渭漢（1955年中將）作媒，與其母（師部幹事）成婚；1951年，隨40軍赴朝鮮作戰，腿被炸斷，其母在戰爭中失去半個手臂，都成傷殘軍人，一同分配到遼寧省鐵嶺榮譽軍官學校工作，分別為營職和連職軍官。
1957年，其父反思朝鮮戰爭第五次戰役，近萬名優秀指戰員被俘，占整個朝鮮戰爭被俘人員的75％，回國後都被清洗出部隊，淪為賤民。他指出，這一失利是指揮失誤所致，責任在指揮員，為受到不公正對待的戰友鳴冤叫屈。為此，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又因地主出身而被定為歷史反革命罪，判刑20年。（現據史料介紹，當時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因指揮失誤而向中央檢討，第3兵團代司令員王近山赴京請罪。）
其母迫於軍校壓力，與其父離婚，並被清除出部隊。當時28歲的母親把3歲女兒送給鐵嶺一家工人，攜3個孩子回北京投奔外婆家，又把5歲的大女兒送給北京新街口的一家平民，把3歲的馬文都送給親戚，自己帶着周歲的小兒子，改嫁理髮師。
馬文都在親戚家不甘受虐待，4歲出走，流浪街頭，兩年輾轉十多戶人家，最後由姓馬的工人收養而長大。1978年，他看到西單民主牆的勃勃生機而參與《探索》刊物的活動，被關押在功德林監獄3個月，養父母迫於警方壓力，與24歲的馬文都脫離關係，逐出家門。
1975年，其生父在吉林省白城子監獄減刑3年獲釋，被安置在當地農村監督勞動。他通過多方查尋，只找到在北京的小兒子，其它3個孩子杳無音信；1983年，76歲時在白城子農村含恨去世。1987年，馬文都找到弟弟，得知父親已故；1990年，他回鐵嶺軍校尋根，找到失散33年的雙胞胎姐姐。那裡的人都閉口不談其父事，很迴避，他深感其中必有隱情。
我詢問馬文都，其父當時被判刑的依據，後來是否被改判和改正，要為這位不屈的軍魂留下一點文字，他竟一無所知，其父連一張相片也沒留下。上述這些情況，據自他弟弟追憶30年前其父到京尋子時的隻言片語。
我曾遇到不少右派老人及其子女，他們至今境遇很差。仍被歧視，被欺辱，被侵權，有的住房被侵占。多方上訪，求告無門，在貧困中掙扎。在上海，給我和弟弟以多方關照並支付兩萬來元律師費的黃女士，其父是右派分子，在安徽勞改20餘年獲釋回家。其祖居住房已被人占去，無處說理，只能借居他處，不幾年就在貧病中客死他鄉。現居成都84歲右派分子黃紹甫（1943年赴印緬英勇作戰的抗日遠征軍老兵），勞改20餘年獲釋，回原單位又被陷害坐牢12年（累計坐牢34年）。1996年出獄，其祖居住房早已被人侵占，孤身一人，長期借居，如今靠每月120元低保金維持生存。可見，反右而慘烈遭遇的何止我一家，家家都有血淚史，令人痛心的是，時至今日，反右派運動的危害仍未結束。

李家揆：避禍農村19年生活實錄（1961—1979）
作者十四歲響應黨“到邊疆去，到最艱苦的地方去”的號召，考入甘肅玉門油礦文工團，一腔熱血投入到支援大西北建設中去。
一九五七年考入由石油報辦的新聞大學，學習努力，成績全優。時值“反右鬥爭”正如火如荼，念政局變化之速，即興寫詩一首，刊於校園壁窗之上。題目是《戈壁灘上的白楊樹》：

“笑迎炎炎赤日，蒙受白雪冰封。根莖穿透石海，攀穿堅硬沙層。
荒涼戈壁顯綠，引來飛鳥啾鳴。誰說戈壁無綠？請看荒漠新城。”

不想這首詩歌竟成了影射歪曲偉大黨的光輝形象，為右派分子鳴不平的反動詩詞。
同年調到玉門市人民政府地方工業籌建處，開始做籌建油氈廠的工作。“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時隔兩年，再網羅言語無限上綱，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九日上午八點，在全廠職工大會上馬兆榮宣布李家揆為:“屢教不改，漏網的小右派分子”。開除公職，遣送甘肅省赤金農場勞動教養！這一年，剛好是十八周歲。
六○年六一年大饑荒的年代，舉國上下哀鴻遍野食不裹腹，勞改隊更是雪上加霜。人們都知道有一個“夾邊溝”，孰不知哪一個勞改隊勞教隊都是“夾邊溝”。眼瞧着難友們一個一個的餓死，坐以待斃不如鋌而走險。幾經逃跑，屢遭挫折，九死一生，輾轉赤金農場、大灰廠、蘑菇灘農場等勞教單位，終於逃回北京。

寄人籬下十九年，只因“成分”冒出尖。階級鬥爭牽靈魂，兒子替父償“罪冤”。
貧下中農撐天下，地富分子不見天。“文革”風暴撼全國，爭權奪勢民造反。
“君令”如山逆者亡，不同政見靠邊站。誰敢反對毛主席， 定殺不赦九族連。
可憐兒子常陪斗， 累活重活連軸轉。 受盡牲畜牛馬苦， 無刃鋼刀刺心間。
白晝筋骨受磨損， 夜晚靈魂受熬煎。 春練赤腳淌冰水， 夏練裸體葳蕤躥。
秋練肩挑半河泥， 冬練劈斧戰溷間。 渴飲百家井下水， 餓餐兩頓麩糠面。
晚睡凍炕心窩火， 冷星入目思娘眷。 手撫秦琴撫一曲， 兒行萬里母憂擔。
十指捧笛吹一曲， 娘為兒命操碎肝。 兒命好比淺水龍， 毒日曝曬臥沙灘。
今生今世難回報， 爹娘海恩不能圓。

一九六一年，我從蘑菇灘逃回北京後因無糧食關係，即回農村老家河北省三河縣北巷口村。在申報戶口時，由於年歲小又隱瞞了“不光彩”的歷史，才成為一名農村社員。但我並不知道我的父親在解放前曾經委託叔伯兄弟在這裡置辦了田地近四頃。為此，一九五一年土改時被劃為地主成分，到“文革”時我即為“地主子女”，成了在當時社會最底層，倍受歧視的“另類”。我把這個情況轉告母親，百感交集的母親嘆一口氣，只和我說了六個字：“躲一槍，挨一刀！”
入戶後我和叔伯兄李志明全家共同生活。在這裡需要說明的是，一九五一年土改後當地政府給我家留有正房五間，宅院內的三間西廂房和兩間“露頂”均分予李志明（詳見<土地執照>）。解放前所置田地均由李志明等掌管（我家多年久居北京，極少還鄉），故在土改後李志明的階級成分定為中農。李志明夫妻均文盲，但志明嫂卻能說會道，善於理事。長子金聖解放初在北京前門一家紙盒廠學徒（後娶妻王秀英，生一女名霞），次子銀聖，在石家莊師範就讀。
一九六一年雖然社員剛分到自留田，但仍然過着半飢苦熬的“瓜菜代”日子，而我正值青年，飯量頗大。實無辦法，只好另行起灶單過，獨身住在“露頂”兩間房。
嚴冬很快來臨，“露頂”門窗不嚴，寒氣襲人，水缸的水常凍結底，我一人分得柴又少，甚至連飯都做不熟，每天出工下地前不得不請志明嫂在午飯前給我帶出幾個貼餅子（村人稱為“一鍋偕”），晚收工回家自己再熬些粥，順便燒燒炕勉強度日。半夜時分，幾乎天天凍醒。生產隊長范永泉見我可憐，派我當“輔助飼養員”，所謂“輔助”就是每天挑水，打掃牲口棚等。做飯時可以白燒生產隊的柴禾，晚上和飼養員同睡在暖炕上。有時給牲畜炒料時偷偷地給我抓把炒料（黑豆）吃，或者在我面盆里放把餵豬食的豆糠面。使得我這半飢的肚子得到充實，這一冬我沒受罪。到了來年開春，范永泉隊長大概由於我的出身問題恐怕日後擔當不了責任，又辭掉我“輔助飼養員”的工作，重回“露頂”並隨社員每天出工下地。但是為了我能在中午和晚上按時吃上飯，便把隊部和社員家的豬圈糞全部包給我干。起圈糞這活計雖然髒累，但是沒有時間的限制，起出一個圈糞（約兩立方米）就可收工。我基本上是一天完成一個，可按男勞力掙十分工值。
每當想起自己蹣跚顛沛的生活，真似“青蠅相點、白壁遂冤”啊！再比比那些隨波逐流的人，自己顯然是個愚蠢冥頑、自尋煩惱。聯想起赤金和蘑菇灘的那些生死不明的難友們，我算是九死一生的幸運者。既天命如此，也只能隨遇而安吧。


後永年：這究競是為什麼？
我和曾國璽、黃子敬、何恩同是被遣送到賓川縣太和農場接受監督生產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他三人在磚瓦廠，我在第十一生產隊，不在一起。因為建場舍急需，我一度曾從十一隊派到磚瓦廠去突擊制磚而認識了他們。在此期間，我親眼目睹了他三人的命運，現以文字的形式記載下來，給史家在寫這段歷史之時提供點真人真事。至於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只有天才知道了。
一，曾國璽是怎麼被“擴大化”了的
曾國璽、1933年出生在一個地主的家庭里，1949年8月，經中共賓川縣賓居地區地下黨負責人朱紹曾、中國人民解放軍滇黔桂縱隊笫八支隊賓川大隊第一中隊隊長朱辛人介紹，參加中共地下黨的外圍組織——中國民主青年聯盟（簡稱“民青”）。在中共地下黨的領導下，參加了在農村秘密成立“農抗會”，組織農民反對偽政權的徵兵、征糧、徵稅；組織支援八支隊的軍需物資；破壞偽政府的通訊設備等地下反蔣活動，後調八支隊作後勤工作。解放後調大理軍分區獨立營任班長，爾後又被派到雲南省軍區特科訓練總隊，學習無線電通訊。結業後分到第13軍38團當報務員。因他特別熱愛這項工作，在實踐中刻苦學習，業務十分熟練，提任38師電台代理台長。1956年轉業回鄉安排工作，賓川縣人事部門把他安置到賓川縣供銷合作社，下鄉收購土特產。
他對農村商業工作沒有興趣，了解到郵電部門急需報務員，特別是像他這樣技術熟練的報務員，他就向人事部門提出到郵電部門工作的要求。人事部門不作解釋，簡單地回答：“叫你到哪裡你就去哪去，服從分配”，一句話拒絕了他的要求。他以國務院頒布的《復員軍人安置條例》規定，在安置復員軍人時，要“學用一致，各有所得，妥善安置” 及郵電局急需、專業對口等理由要求再三，但回答的仍是那句話：“服從分配”。曾國璽無奈，只得仍然去收購土特產。
1957年整風開始，曾國璽針對這件事向人事部門提了一條（僅僅是一條）意見說：這是人事部門在安置轉業軍人的工作上存在專業不對口的主觀主義。並就他的發言內容寫成大字報貼在牆上。就為這張大字報上的這一條批評意見，就定性為反黨言論，被戴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帽子，開除團藉，開除公職，送賓鳳鉛礦監督生產。1959年2月轉賓川太和農場監督生產。
反右鬥爭已經過去了51年了，迄今今我不明白，他的這條意見，不論過去或現在，究競錯在哪裡？怎麼一條正常的批評意見，就“擴大”成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就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我迄今不明白，擴大曾國璽的依據是什麼？
二，牛權優於人權
曾國璽到農場被分配在磚瓦廠制磚燒瓦，在我也被派到磚瓦廠突擊制磚燒瓦期間，我們就住在一個宿舍。有一次我看見他左手突然紅腫，疼得動都不能動，就到場部醫務室就診。醫生診斷為“無名腫毒”，囑全休，按時換藥，不能日曬，疼痛時冷敷，並給予文字證明。他持證明向廠長杜洲請假，杜廠長不准，說：“左手腫右手不腫嘛，磚做不成可以去拾紅薯。”他說：“醫生說不能曬太陽。”廠長說：“可以用草帽遮着嘛。”他說：“疼痛，要做冷敷。”廠長生氣了，訓斥：“你這個右派分子來改造什麼？毛主席說‘一不怕死，二不怕苦’， 死都不怕，你還怕疼？你不好好檢查一下你資產階級腐化墮落的享樂思想，到有臉來請假，不准！”無奈，他只得吊着腫痛的手，戴着草帽，到烈日下去勞作，疼痛難當，也只能忍着。
不幾天磚瓦廠踩磚泥的一條水牛感冒，杜廠長專門派了兩個人到獸醫室為牛熬湯煎藥，24小時輪流值班。我把這兩件事對比，深深感到：當右派的人在這裡還真不如牛，牛權優於人權。
三，黃子敬、何恩之死輕如鴻毛
1，黃子敬之死
黃子敬、男、24歲、四川省人氏。在四川大學讀書時被劃為右派學生。畢業後分到大理州農業局工作，半年後送賓川太和農場磚瓦廠監督生產，和曾國璽在一個組，同住一間宿舍。此人身體健康狀況十分不好，個子又小，骨瘦如柴，平時沉默寡言，勞動定額總是完不成。杜廠長說他沉默寡言是對改造不滿的無聲抗議，完不成勞動定額是消極對抗“大躍進”，反對“三面紅旗”，於是召開大會鬥爭他。鬥爭中他沉默，自始至終不說一句話，再打也不說，也不哼。大會結束時杜廠長宣布：扣他10斤口糧他也不作任何申辯。
被斗回來他默默入睡。次日出工不見此人，四處尋找無蹤。四天后在距廠1公里的太和村水庫里漂起了他的屍體，太和村的農民把他打撈上來後告知磚瓦廠。杜廠長聞訊，帶了5個右派親到屍體現場查看，在確認就是黃子敬其人後作指示：“他媽的！抗拒改造，自絕於人民，活該！就地埋掉！”說罷若無其事的走了。五個右派執行指示，兩把鋤頭挖個坑，就地埯埋。
2，何恩之死
何恩、男、23歲，右派分子，在磚瓦廠制瓦組。黃子敬死後，在廠右派都表示同情，私下裡悄悄議論，為黃子敬鳴不平。而他卻反常，面部無任何表情，也不參加議論，只是喃喃地自言自語；“還是早走了好！走了，一切都了了。”當時大家都譴責他沒有“同情心，麻木不仁，”他以苦笑答之。幾天以後，同樣是太和村的那個水庫里，漂起了他的屍體。杜廠長同樣帶人到現場，驗明正身，作了與黃子敬同樣的指示，同樣是兩把鋤頭挖個坑，就地草草掩埋了。
上述黃、何二人之死，不知農場黨委知道不知道，反正農場上上下下都若無其事，猶如死了兩隻螞蟻，輕如鴻毛。
黃、何己經死去50年了，50年我始終沒有能從這個疑竇里走出來。對於右派分子的改造，毛主席沒有說要侮辱他們的人格，剝奪他們的人權，只說“給右派一點小鞋穿是必要的。”還說：“對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幾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幾棍子他就裝死。”但黃、何二人真的不是裝死，的的確確是死了，不同的是不是棍子打死，是自殺身亡，用杜廠長的話說是“自絕於人民，活該！”
以上這些現象我迄今不能理解，蒼天啊！請回答我，這究竟是為什麼？？？

孫傳儀：點滴回憶引出的主客對話
《往事微痕》第八期上有我一篇小文，《丁酉年北大的點滴回憶》，文中提到當年數學系54級學生洪允楣獨自創辦“探索”壁報。一位當年數學系54級的同學，也是該刊物引發的後續事件的當事人，登門寒舍，指出小文中對該事件的一些敘述的錯誤，以及對當年形勢的看法。以下是主、客對話的主要內容。
主：仁兄來訪，定有見教。
客：你文中所寫關於“探索”部分有誤。首先那壁報不是洪獨自創辦的，參與者來自各系，大多為學生幹部，總共有十多人，都是洪約來的。另外壁報不是貼在樓道內，而是張貼在大飯廳那邊。不過你所說“探索”的“標榜中立，呼籲各方不要意氣用事，大家坐下來共同探索，以求得解決之道”是正確的。
主：如此說來，這些人都是黨在學校中的“優秀兒女”了。那又為何對他們進行批鬥呢？
客：洪是被當成個人野心家而遭批鬥，罪名是以中間面貌出現，和共產黨爭奪群眾，影響極為惡劣。對“探索”本身的批判，好像有意避開了。這種避實就虛的“批判鬥爭”藝術，在那時就已經被朝廷純熟運用，臻於佳境了。
主：那十幾位被洪約來的人，都成了“引蛇出洞”中的蛇了吧？
客：凡和“探索”有關的人全部落入網中，無一倖免。不過我對你的“引蛇出洞”之說並不同意；所謂“引蛇出洞”、“陽謀”等說辭，不過是想表明，一切都是預先安排好的，用另一種形式證明朝廷一貫的偉光正而已。
當年朝廷還是有類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想法的，在保證一黨專政的前提下，引進西方的一些科學技術思想。還記得“五六”年向科學進軍的號召嗎？那不就是這種想法的體現嘛。
“五一九”運動初起時，校方在未得到朝廷旨意時，依照慣性行事，並未對學生的行為進行干涉。這表明當時對學生們自由表達思想，當局還是允許的。洪等人恐也是基於這種認識，才採取辦壁報這種行動。既為學生幹部，自然是有“組織觀念”的，因而我估計他們的行動恐也是在上峰默許或縱容下進行的。
後來這場由青年學生自發參與的自由民主運動，完全超出朝廷控制，不得不採取鎮壓措施。與此同時，提出了“引蛇出洞”、“陽謀”等說辭以遮羞。至於以後所謂的“擴大化”，各單位定指標，層層下達抓人任務，那不過是惱羞成怒後的瘋狂報復。
主：仁兄的這些看法，可有依據？
客：我一介草民，如何能染指朝廷機密，一切不過是邏輯推理而已。另外今天只是兩個老朽間的私下談話，請勿張揚。我可不想被請去喝茶。
主：仁兄不必擔心，若錦衣衛請我喝茶，我便說客乃我杜撰之人，實際主、客皆我一人。
客：如此甚好，告辭了。
此文擬發至《往事微痕》。前半部分答客問內容是那位仁兄的，後半部分則是我的。

茆家升：他“沾”了一點右派的光
余華良晚年生活有幾分滿足了。故土難離，他不僅回到了桑梓之地，故鄉宣城，而且老婆孩子戶口都由“五七”難友幫忙解決了。更重要的是拖延二十多年扯不清道不明、未定性難結案的所謂反革命反標案，也隨着大批右派改正一風吹了。說起這場噩夢，要不是在舊檔案中查出了他確實被內定為右派分子，也屬於落實政策範圍，給立案結了，他這口黑鍋不但要背到棺材裡，還要累及子孫！離開無為時，曾對送別他的難友們說，他是沾了一點右派的光了，不知道對那場“陽謀”運動，是該心存感激呢，還是該詛咒！
荒唐的事年年都有，惟政治運動時期更多！無為縣農業局是反右的重災區,許多人莫名其妙地栽進反右的陷阱里，包括三位局長。運動在橫掃階段，即大揭發大檢舉過程中，大字報滿天飛時期，他所在的局屬獸醫站，也是一片混亂，造謠生事，爾虞我詐，胡亂上綱上線的事時有發生。余華良不是未想過，像他這樣出身舊社會，還有一個哥哥在香港經商的人，雖說未參加過任何反動組織，工作中一貫兢兢業業，但畢竟不會是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什麼時候被人編造出幾條所謂反動言論來，再上綱上線戴上帽子，打入另冊，不是沒有可能。他也知道他是沒有力量改變當時運動發展趨勢的。惟一能做的，也就是謹言慎行，不該說的話不說，該做的事盡力做好而已。不求升職重用，只盼能平安過日子，就足夠了！
應該說，他的努力是有成效的。縣農業系統右派抓了一批又一批，鬥爭高潮由顛峰狀態開始出現回落時，他依然平安無事。獸醫站是個干實事的單位，是全縣幾十萬頭大牲畜健康的重要保障者，而後者的健康又直接關繫到全縣的農業生產。余華良學歷不高，也就一個短期培訓班結業，但他工作認真為人聰明，獸醫主要又是一門實踐性的工作，實際工作經驗是可以彌補理論上的缺陷的。加上解放初期，人材匱乏，他很快成了主要技術骨幹。那時他心裡想，大大小小的右派，基本上是以言獲罪的。所以他既不寫一張大字報，政治學習會上也儘量不發言，實在躲不過去了，也就說點與敏感話題不相幹的事，能躲一天是一天吧。
他哪裡會想到，大抓右派時他只能說是暫時未揪出來，其實掌控運動者早已備好刀俎了，他的命運也早已確定，只等適當時候採取適當方式而已。正當他還存有幾分僥倖時，懸在他頭上的達摩克里氏劍，終於譁然落下，差一點就要把他劈成兩半！
同是縣農業局的一位右派難友F君告訴我，他是余華良在一個冬夜裡突然被公安局銬走的目擊人。現在回想起來，依然不寒而慄！因為深夜被逮的人，也可能是F君自己。就在幾天前，F君已經在煉獄裡走過一遭了，隨時再扔進煉獄裡，本是平常的事。
筆者聽完余華良的全部故事後，知道1979年余華良在為自己案情申訴過程中，曾得到F君的多方幫助。曾笑着問F先生，你這麼盡力幫助他，是否感到余華良是在為他人也包括你受難，因而有一點感激之情呢？F先生莞爾一笑說：“這話真難說，局裡當時發生那樣的所謂驚天大案，一時人人自危，特別是我們這些已被揪出尚未定案的人，更是惶惶不可終日，說不定哪天一付冰冷的鐵銬銬上自己，一生就完了！而余華良突然被銬走，我們多少有點豁然輕鬆之感。我們明知余華良決不會幹這種蠢事，那豈止是玩火，弄得不好要掉腦袋的！但劍畢竟是劈在別人身上，總比劈在自己身上好！”F君笑着說，“人都有自私的一面，惹你見笑了。”我連忙說：“不，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非常時期能不栽髒誣陷他人，不乾落井下石勾當的人，就是好人了。何況你以後那麼誠心誠意地幫他忙這忙那，你這樣的好心人，應該長壽的！”
我接着說，不就是那五個字嗎？幹嗎就能坑倒那麼多人，又嚇倒那麼多人？看看今天的報紙電視上，兩黨常來常往，大有第三次合作之勢。可是在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的非常年代，有多少人家為這可怕的五個字弄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F君對我說，那天夜裡的事，雖說過去五十年了，因為刺激太深，稍一回憶，一切都歷歷在目。那是一個寒冷的冬夜，快十二點了，我突然被局整風領導組成員杜副局長和另一積極分子從被窩裡拖起，拖到一公共廁所里。廁所里沒燈，門外不遠處有一盞路燈，藉此燈光廁所內便池坑位依稀可辨。我正納悶他們深更半夜的，帶我到廁所里幹啥？只見他倆突然打開手電筒，照到坑位對面的牆上，冷冷地問我，看到了什麼？能看到什麼！一天幾次來過的地方，不就是一方土牆嗎？他倆見我不開口，就惡狠狠的又說，再看看，再看看！念念！邊說邊把手電的光圈對準牆上新出現的幾個字上。說是新出現一點不假，當時大家都上公共廁所，牆上有這麼危險的字樣焉能不見？一定是當晚夜深人靜時剛寫上去的！我循着燈光定眼一看，噓！頓時倒抽一口涼氣！兩腿禁不住在打顫了。這時求生的本能告訴我，一定要鎮靜鎮靜再鎮靜！決不能有半絲慌亂，在這樣幾近生死抉擇的嚴重關頭，有半點差池，一生就徹底完了！於是我強作鎮靜地湊上前去，扮作仔細辨認狀，字像是用燒焦的樹枝寫的，有點書法寫作上枯墨的味道，不是很清楚，字也寫的平常，說不上什麼功力，瞅了好一會，在他倆一再催逼下，低聲一字一頓地念道：國、民、黨……下面的萬字，本來拐彎的最後一筆就不清楚，但辨出字形是沒問題的。我故意說這個字看不清。他倆這次是疾言厲色地追問了，並要我連着後面的字一起念。後面清清楚楚寫着一個“歲”字，連在一起就是“萬歲”二字，五個字一起念就是“國民黨萬歲”。事情既然到了這一步，我再要遮遮掩掩，反而會被認為是做賊心虛！就坦坦然然地念了那當時夠殺頭罪的五個字。心想你們讓我念我就念了，就憑這你們能認定是我寫的嗎？果然，我話音剛落，他倆連珠炮式的向我發起攻擊：什麼反動立場大暴露啦！什麼休想抵賴啦！什麼人贓俱獲啦！什麼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頑抗到底死路一條啦！什麼什麼沒完沒了，全是我意料中的。我怎會受他們的威逼誘騙，果斷地回答他們，我未寫！他倆當然不會善罷甘休，還在不停地追問，這時我也惱火了，說你們斗我右派問題，我也承認過有些話說錯了。但是你們想把我扯進這樣的政治大案里，是決不可能的。我家世代書香，從無人在國民黨政府里任過職，我幹嗎要喊它萬歲？你們說我寫的，有什麼根據？事後回想起來，我當時斬釘截鐵的態度還真的起了點作用，如果我是心虛膽怯吞吞吐吐的嚇得語無倫次，倒真的可以被他們抓個現行呢！歷次政治運動中，為所謂“反標”案被抓被判甚至被殺的案例還少嗎？
話雖這麼說，那晚之後的很多天，真不是人過的日子，我當時雖年輕也知道這種純屬無頭案，是百口難辯的，纏上誰別說能斷送你一生，有甚者可以家破人亡！它不像歷史反革命案，有敵偽檔案可查；不像經濟案，再複雜的賬目，總可以查清楚；也不像所謂腐化案，要捉姦捉雙！這種誰信手胡劃幾個字，然後消失在人海里，到哪兒找人去！而有了帽子總得找個人頭戴上，既然戴誰頭上也是冤，也只能聽天由命了！余華良未銬走之前，F君說全局裡的人，像是生活在一種難名其狀的狀態里。不但見不到平日常有的閒談，也不再有人串門，皆故作若無其事的莊重樣子，似乎都在做無聲的表白：那事不是我干的！別找我麻煩！其實這種表面故作的鎮靜，正企圖掩蓋內心的極度恐懼！看來那天晚上被召到廁所里辨認字跡的，決不會只是F君一人。那麼懸在各人頭上的達氏劍，最終會落到誰的頭上呢？
利劍終於訇然落下，劈到了無辜的余華良頭上！別的無辜者得到了暫時的輕鬆。大家都未做這樣的傻事，有權利輕鬆，不存在余華良在為誰受過！如果不是余華良，而是別人，余華良也會這樣想！
余華良是在一個寒冷的冬夜被銬走的，那一夜全局的人應該都是無眠的！先是警車的燈光，在濃濃的黑夜裡不停地閃爍，顯得夜的遼闊和深邃，隨着警車在農業局宿舍門前的嘎然停下。全局上下除少數知情人，皆怵惕不安了！他們為誰而來呢？大家終於聽到了余華良門前急促的敲門聲，和鐵銬的嘩嘩聲！余華良就這麼一去二十多年！
農業局劃的右派，都按處理右派分子的文件處理了。各受難者自顧不暇，誰還顧得上別人死活。F君說他平日和余華良私交不錯，業務上來往較多，又算是主要技術骨幹。所以從改造右派的農場回來後，曾打聽過余華良的下落，可是誰也說不清楚。只知道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了，判了多少年不清楚，送到哪裡去勞教勞改了，說不準，有說在南湖，有說在白湖，也有人說就在對江的白馬山。管那麼多幹啥呢，只知道余華良被逮走後，他的老婆孩子就回老家宣城了。漸漸地余華良被人們淡忘了。
時間終於走到了1979年。四人幫垮台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中央55號文件下達了，給右派大規模的改正工作開始了！重災區農業局包括三位正副局長在內的右派分子全部改正了，其中也有內定右派跳井自殺的黃啟風。歲月遞嬗，人事流連，只有局裡老人還記得曾有一個叫余華良的獸醫，也是在非常歲月里被莫名其妙逮走的，也應是個冤案。他還活着嗎？他的問題會不會也和反右運動有關呢？能不能甄別平反呢？善良的人們終於想起了余華良，也想起了因為余華良的被逮，他們當時有的豁然輕鬆的感覺。現在想來那種輕鬆多少有點不厚道。當然大多數人未幹過栽髒誣陷落井下石的勾當，他們手上沒有血。
說起余華良，余華良真的就到了。一天傍晚，一位不速之客徑直走進F君家簡陋的住地。F君正詫異這位滿臉滄桑目光陰鬱衣着簡樸的來者是誰時，再細一看，不正是余華良嘛！經過短暫的寒喧，談話直奔主題，當時中心話題就是：誰誰平反了，誰誰改正了，誰誰死了多少年了，誰誰家破人亡了。余華良的命運怎樣了呢？這一陣暖風也會吹到他身上嗎？這種事可是過這個村沒這店的，誰知道以後又刮什麼風呢。
余華良對F君說，他其實一個多月前就來到了無為，一直都在為改變自己的命運奔波，總希望能落實政策，還其一個自由清白之身。
“我想到過我的問題比你們基本上是以言定罪的事要麻煩困難得多，但未想到有這麼難！我現在是幾乎絕望了，要不是想到我的子孫們還要為我受累，世世代代都抬不起頭，真想一死了之！這麼多年我已見過無數死亡了，我能活下來已是幸運，所以有一口氣我也要為自己尤其是為子孫掙個清白。本來我想我的所謂罪行，不就是那嚇人的五個字嗎，前後很多年他們不知道審問過我多少次，當然我從未承認過字是我寫的，本來我就未寫，怎麼能承認！他們也從來未拿出過有力的證據，只想憑逼供結案。我也學了一點法學知識，按無罪推理原則，應該是疑案從無的。我太天真，本以為沒有憑據沒有口供就定不了我的案，怎想到他們還是以疑案犯先送我去勞教，文革期間，又以我拒不認罪為由，判我徒刑。現在刑滿釋放了，還是戴罪之身，很多認識我的人還像躲瘟疫一樣躲着我。為了問題的解決，所有有關落實政策的部門我都跑過多次了，家家都在扯皮，甲推給乙，乙推給丙，沒一家干實事的，我真的絕望了，不知下一步該怎麼辦？我現在生活毫無着落，再耗下去，別說養老婆孩子，連自己也養不活……”
F君聽了余華良的話，只能陪着他嘆氣，也想不出高招。兩人無言枯坐好一陣了。F君忽然想起前不久落實內定右派黃啟風的例子。黃啟風反右時並未被批鬥，只因聽說要挨鬥了投井自殺。大規模改正右派時，查到了黃確實是內定右派，所以也按右派改正了。余華良是否也曾被內定過右派，而且處理余華良案件時，會不會與反右運動有什麼關聯呢？經F君這麼一說，余華良也想起來了，審判他時，確實多次談到，余華良和右派分子沆瀣一氣向党進攻！什麼叫沆瀣一氣？不就是說余華良同縣農業局裡的右派是一夥的嗎？既然現在認定局裡的右派都是被擴大了的假案，都改正了，那麼余華良會不會也是在運動中被無辜擴大了的呢？能不能也搭上改正右派這班車呢？
F君真是個大好人，通過重重關係，終於在余華良一案一尺多厚的卷宗里，找到了余華良也確實被內定為右派的憑據，而且複查余華良的所謂反標一案，沒有半點事實依據。余華良終於按內定右派改正了，所謂反標一案也不了了之。所以余華良離開無為回故鄉宣城時說，他真的是“沾”了一點右派的光了。
五十年後F君對我說，這條當時夠殺頭罪的五個字，我們農業局幾個老友多次談過這件事，它究竟可能是誰寫的呢？當時就有人猜疑，會不會是那些蓄意整人的人，做贓害人？那這個人孽作得就太大了，比攔路殺人越貨的土匪強盜還可惡十倍，人格更為低下，是不該得到善終的！

阿 森：這一頁 太沉重
——讀趙旭先生《夾邊溝慘案》
已經有了足夠的思想準備，並有楊顯惠先生《告別夾邊溝》墊底，加之對第三帝國奧斯維辛集中營的了解，以及多年前讀過索爾仁琴尼的《古拉格群島》，對集權和暴政的統治並不陌生。只是拿起趙旭先生給我寄來的《夾邊溝慘案》，還是無法將人類史上最野蠻的一頁翻過去。因為, 這一頁, 太沉重。
這是一本夾邊溝慘案倖存者的口述，它不是文學小說，也不是戲說歷史，趙旭先生沒有對它進行再創作，但倖存者的口述者告訴我們：在人民共和國的那個年代中，一個個應該有尊嚴的人, 是如何變得比畜生還不如，如何變成鬼的！
甘肅酒泉夾邊溝軍墾農場在1957年後改為右派勞改農場，對象為右派和地方反革命，人數最多時近3500人。到1961年初能從裡面活着出來只有500人，死亡率高達85%, 其中明水灘的死亡率競高達90%。從1985年起，趙旭先生開始尋找夾邊溝的倖存者，共計一百多人，並為他們作口述，歷時二十年。
這二十年，大部分人活下來的都已作古。夾邊溝農場已被黃沙吞沒，明水亂葬崗的白骨也在風化。過去這裡曾發生的一切，似乎又在被人刻意地遺忘。夾邊溝死去的陰魂真的只能伴着幾聲狼嚎，再也不會讓後人知道了。感謝趙旭先生的正直和有心，《夾邊溝慘案》記下了這段歷史。

幾乎所有倖存者表述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是飢餓, 強體力勞動, 極端惡劣的生活環境, 以及政治上的高壓。
倖存者朱照南：農場裡幾件事讓我印象深刻。其中之一是，生活最緊張時，場裡讓犯人提合理化建議。一個犯人建議，讓場領導組織人在大便里找糧食，大便里的麥粒乾淨還可以吃，尤其在幹部的大便里找營養。
倖存者楊光荃：人們餓得挖不動蔓菁（一種根部比較大的疙瘩子萊），只好撅着屁股爬在地上用袖子擦了，像吃草的動物一樣爬在地上啃着吃。
倖存者劉漢章：我們伙房裡有一個炊事員，在高台明水時被精減下來。他餓得不成，就將死人的心肺掏出來吃煮着吃。
倖存者高學武：人們不相信會碰到一根大海上的救命稻草，因為，在明水想撈稻草救命根本不可能。有人去偷吃死人的內臟、割死人臀部的肉吃。他們約上兩三個人一起去，挖屍、剖腹、割肉，因為一個人害怕狼。有一個人因為單去與狼爭食，差點被狼吃了。
倖存者孫紹斌：我愛人有次來，大地窩子裡死完了人，她和我住在一起。此時，吃沙棗樹葉、苦苦菜、穀殼子吃上拉不出屎，我們互相掏，掏得個個屁股血紅紅的。
倖存者郁萬夫：小時候聽老人說，吃了死人要死的，可這些人吃了死人的肉不還好好的？我當時還想這些人怎麼沒死呢？以後經常看到一些埋了死人的人，回來後將茶缸塞到灶房的火洞裡，煮了後去吃。當時，狼和人爭着吃死人。
倖存者王永興：有一天，看見場邊拋着一具驢頭上剝下來的皮，兩隻耳朵毛茸茸的直翹着。我如獲至寶，偷偷洗了毛垢，用罐頭盒在爐子燉爛，加點鹽末，一次吃一點，舍不一次吃完。最後一次放了半罐水在爐上煮，上了回廁所回來不翼而飛了，我沒作聲，默默地躺在坑上，閉目想着那張（偷吃者）慘白苦笑的臉。
倖存者益希朋措（藏族）：我吃過癩蛤蟆、蜥蜴和螞蚱，有時去挖死人。將死人的內臟或臀肉割下來煮着吃；還去農場偷豬崽，豬崽頭朝上就不會叫，所以經常得手。
倖存者韓統紀：最多一天晚上死了二十多人。人死的時候，可能是生理起了變化，身上會生出密密麻麻的虱子來，非常可怕。那些死了的犯人的毛衣上的虱子滿滿的，足有幾萬隻。
倖存者羅舒群：右派傅作恭（傅作義胞弟）50多歲，一人背一塊石頭還嫌重，這時非讓他背兩塊。第三天，他實在背不動了，隊長搓個草繩挽個套子，套在傅作恭的脖子上，前拽後推，剛走兩步，就一頭栽到在地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傅的屍體被扔進“萬人坑”，餵了野狗。
倖存者陳丕德：水中漚好的柳條必須及時撈出晾曬，以免霉爛。我幹活不惜力，上身流汗，腿上冰涼，不久雙腿痛徹骨髓。一位老人說，見過隴西臘肉嗎？鹽鹼能把豬骨頭醃成變色，此水鹼性這麼大，能不得病。天啊，我殘廢了……
倖存者王志：一天早起準備出工，發現少了一個人。此人似乎姓陳，是個軍官，附近尋找良久不得，閆隊長斷定逃跑。一次工地上有人發現較遠的硝池邊，有東西隨風搖動，走近看才知是一雙軍用大頭鞋。那位“逃跑”的人，軍皮帽的頭和軍皮大衣大半個身子扎猛子到了硝水裡，只有雙腳在池邊。
倖存者徐萬夫：地頭上放一桌子，桌上放着饅頭。割兩畝地獎勵三個饅頭，割一畝地獎勵一個饅頭，割不上的只能喝稀糊糊湯。晚上割，沒月亮，盯不住行子，天亮後看時亂七八糟。
倖存者吳毓恭：夾邊溝勞動太苦，一般都在12小時以上。經常在犯人中打擂台，互相競爭，把人活活掙死了。挖排鹼溝，運肥，完不成任務扣飯。本來就只喝些菜湯湯，剛才看上去好好的，還在說話，可一會兒人就死了。
倖存者……

當然，造成大量死亡的原因有惡劣的不適人類居住的環境、根本不把這些被視為“敵人”的人作為人來看待、國家在政治上的法西斯化，加之以革命的名義，使夾邊溝的慘案令後人驚駭、發指。當納粹奏着輕音樂，微笑着把被征服者送進毒氣室，還把屍體集中起來送進焚屍爐；當渣澤洞的共產黨員還在那唱着“繡紅旗”接迎解放；當台灣的李敖坐在監牢裡號稱讀着《蔣介石全集》，並寫了八十本書；甚至包括當年反右領導小組組長鄧小平倒霉下放江西吃飽肚皮養豬，這一切，對夾邊溝的右派和反革命分子而言，太幸福、太奢侈了，這批社會的精英，活着不如狗，死了狗不如！
在夾邊溝死去的，有留洋的博士，有愛國的華僑，有愛黨的知識分子，並有共同打下江山的紅色同僚。雖然這些人只占1949年以後非正常死亡人口一個很小的比例，小到可以忽略不計，但在同一地方，同類人群中這麼高的死亡比例，在短短的共和國的歷史中，卻是罕見的。
人吃排泄物，人吃同類，畜生再吃人，一個制度居然可以顛倒了自然界的食物鏈。鬼變人漫長，人變鬼卻在瞬間。夾邊溝慘案對達爾文的“進化論”是個諷刺，對人類基本文明是個退化，同種同類如此殘殺、吞噬，在動物界也極為少見。
趙旭先生所著的《夾邊溝慘案》，通過每個倖存者給我們講述了同類型的故事，口述的重複不等於故事的重複。相反，不停的重複揭示了當年的夾邊溝不僅是一個滅絕人性，而且是極度蔑視人的生命價值的殺人機器。
1961年初，這架在夾邊溝的殺人機器突然停了下來，原因不是統治者的仁慈，也不是被統治者的反抗，只是覺得這把刀鈍了，應該再磨一下。反右以後的歷史證明：刀是需要經常磨的。不過，夾邊溝慘案的結尾頗有戲劇性、偶然性。
據倖存者司繼才回憶：當年任內務部長的錢瑛到河西走廊考察，那天司機開車迷了路，突然發現前面溝里有青煙冒出，他們便開車往有煙的地方走去，到溝邊一看，溝坎下面橫七豎八的足有二三百具屍體，這些屍體被碼着摞着。錢瑛警衛員就在坎上喊：“這是什麼單位，怎麼死了那麼多人？”當時有個管教幹事說：“我不知道, 問場長去。”我和官錦文聽到喊聲, 趕快走了出去。這時只見劉振玉 (夾邊溝勞改農場場長)往錢瑛方向走去，一邊走一邊說：“你們是幹什麼的? 我是場長。”錢瑛迎上去，抬手就給劉振玉幾個耳光。劉振玉喊道：“把這幾個人給我押起來。”錢的警衛員當即拔出手槍：“這是錢瑛！”
橫空出世的好人，橫空出世的救命大俠。我們與夾邊溝的倖存者一樣, 為晚來的這一刻激動, 中國還真的出了“佐羅”，感謝錢瑛作為人，心還在中間；感謝施暴群體中難得的惻隱者。倖存者楊萬益激動地說道：“我們這個黨啊，有錯誤，犯錯誤不要緊，關健要改正錯誤。黨處理錯了我們，給我們平了反，認識了錯誤，說明我們這個黨是有希望的，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
歷史沒有假設，但忍不住還是要假設一下：如果那天錢瑛的汽車沒有迷路，死剩的人還能活着走出夾邊溝？楊萬益這位夾皮溝的受害者還有機會說誰偉大？
趙旭先生原先約好倖存者高吉義給夾邊溝和明水灘的亡靈立一塊墓碑，上面刻上“千古奇冤，曠世英魂”，可惜沒等到一天，老人走了。
“人們可能找到謀殺一個人的兇手，但對數百萬的受害事件，卻沒人負責。這也許是今天難以恢復法制、正義和社會公平的原因。”烏克蘭總統他這樣“諄諄”地教導我們。
謝謝《夾邊溝慘案》一書，謝謝趙旭先生。


張鹿鳴：一個“五七”後代的一點感想
“往事猶可見,事事總存真;微中能見大,風雨難洗痕。”(摘自《往事微痕》>開篇語)

1957不能忘卻,這段駭人聽聞的歷史應該世代傳承。因為它見證了這場運動給中華民族帶來的不可估量的損失；見證了55萬知識分子的悲慘經歷；見證了許多家庭痛苦的遭遇。
近期拜讀了右派老人們刊登在《往事微痕》上的文章，感受頗深。不堪回首的往事滲透着血和淚；難忘的“1957”讓人們心中充滿了強烈的憤慨。
當年他們都是風華正茂，對新中國充滿了信心,抱着對共產黨的滿腔熱忱和無限熱愛，希望共產黨能治理好這個滿目瘡痍的國家，使自己的祖國真正成為自由民主,繁榮昌盛的強大之國。因此他們本着對黨負責的態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說出了自己的心裡話。沒想到當政的統治者不但沒有接受意見，反而把他們定罪。他們哪知道“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個誘餌，是為了引蛇出洞。他們更不知道“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是個騙局。整風不是為了糾正黨內不良風氣，而是為了鞏固個人的權力地位而清除異己。反右不是像後來說的“擴大化”，而是早有準備的一個陰謀。他要打倒所有持不同政見者，讓其永世不得翻身。當時全國被這種緊張的政治空氣所籠罩。空前絕後的焚書坑儒使55萬知識分子被劃成右派。從此這些人成了黨的敵人，成了階下囚。他們有的就地改造，有的被發配邊疆勞教。致使許多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由於長達22年的政治迫害、精神摧殘、身體折磨，許多人不堪重負，慘死在勞改隊裡。就是倖存的人也是九死一生。他們每個人，每個家庭都有一段血淚史。真是悲慘之極！
我兩歲半時父親被劃右派發配北疆興凱湖。從此我的家人就成了右派家屬，我成了右派子女。每當回憶兒時的經歷，都會淚流滿面。但我為自己是右派子女感到無尚的光榮和自豪。我覺得，我的家庭給了我一筆財富，造就了我，讓我堅強，讓我有毅力，讓我懂得了許多。我想所有的右派子女都會與我同感吧！
1957年所劃右派都是無辜的。他們為黨，為人民被剝奪了自己所崇尚的事業，家庭、子女都受到了嚴重的牽連。他們沒有罪，是正義的。他們應該得到尊重和愛戴。共產黨應該鄭重地向他們平反道歉，同時給予經濟賠償。1979年他們雖得到改正，但由於極左的陰魂還沒有散去，只是羞羞答答地講反右是“擴大化”，而沒有承認反右是錯誤的。只是含含糊糊的安排個工作，沒有妥善的給予經濟補償。更不用說賠償了。那時將文化大革命定性為“十年動亂、十年浩劫”，要撥亂反正，要平反昭雪。所有的走資派都官復原職，補發工資，而右派呢？反右的時候轟轟烈烈，改正的時候無聲無息，給你點殘羹剩飯還要終生地獻上感謝和讚美。難道反右不是動亂嗎？不是浩劫嗎？不應昭雪嗎？這樣公平嗎？為什麼這樣，就是因為右派沒有權力，不是政策的制定者。
現在在世的右派老人已經不多了，他們都老邁龍鍾，朝不保夕。能夠講述這段歷史的人很少了，但這段駭人聽聞的歷史決不能忘記。正如章詒和女士所講，“往事並不如煙”！我覺得我和所有有良知、有正義感的右派子女都有一分責任和義務，不能再袖手旁觀，等閒視之,應該為父輩們做些事情。整理右派22年的悲慘經歷，使之成為真實的歷史資料，讓世世代代不要忘記中華民族的這一鑑戒。
章立凡：牛年竹枝詞（十首）
一 牛年
鼠去依然聽鼠竊，牛來懶得對牛彈。
急功近利一花甲，求不折騰已太難。
二 流年
罵而擱筆換牛鞭，魎會清明人鬼纏。
把酒柳絲耕地後，蒼黃風雨數流年。
三 祭亡
二十年來萬事能，如今有旨不折騰。
官家放火尋常事，我祭亡靈要點燈。
四 老調
憲法人權眾口傳，侈談改革不新鮮。
江山代有忽悠出，各自吹彈沒幾年。
五 整網
鏡里未曾觀己丑，淫中最是數他牛。
整網不知人心變，說教如今頂個球。
六 低俗
吹牛拍馬競奢華，包奶嫖娼吃喝拿。
網上裸奔充道學，領頭低俗是官衙。
七 殺牛
年關舞劍氣張狂，半畫濃妝半裸妝。
俗到下身飛暗器，殺牛手段太荒唐。
八 簽名
已然袖手看荒唐，附驥簽名到X 章。
疑似腦殘無藥治，指條出路算幫忙。
九 請茶
維穩年年靠爪牙，天朝心事亂如麻。
出遊四個偷閒日，來電三番請喝茶。
十 春晚
昇平歌舞過匆匆，春晚黔驢已技窮。
小品連年競低俗，群星各自奔西東。
黃河清、張允告、 鐵 流、博繩武：牛年賀歲（四首）
黃河請： 犟牛何必着先鞭，年賀披紅行在先。
安步莫道車行慢，一坑一印穩顛前。

張允若： 開門只聞鞭炮聲，煙霧瀰漫禱財神
節日處處燒香客，今世渺茫盼來生。

鐵 流： 街頭眾議官腐敗，巷尾大罵股崩盤，
春晚無趣誰收看？幾聲爆竹說牛年。

博繩武： 世上最烈是鬥牛，一見紅綢怒心頭。
鋼角挑破血腥氣，誓叫荒原化綠州。

於浩成：答王建勛
編者按：本刊去年十二期刊載了王建勛先生《〈走向自由〉的故事》一文，王先生在文中提到於老浩成。於老認為該文與事實不符，特寄來此文。
我們所刊載的任何文章都不代表本刊觀點，文責概由作者自負。謹附告。

我因患青光眼疾,於11月14日住進東方醫院眼科病房並做了手術。12月17日出院返回家中，家人告我：因怕我生氣動怒影響傷口癒合，曾有事瞞我。一是劉曉波被捕並抄家；二是王建勛近日在《走向自由》編後記中重提三年前往事，說我故意向當局泄密，攪黃了紀念胡耀邦的一次座談會。隨後我在網上讀到王建勛《〈走向自由〉的故事》一文，也就是他為《走向自由》一書所寫的編後記。讀了他這篇為了丑表功，塑造他的高大形象，不惜捏造不實之詞，肆意對我誣衊、攻擊的奇文，我認為有必要給以回答，以正視聽。
他在該文中講：聽孫警說出“是於浩成說的”以後，乃打電話給我，大興問罪之師，甚至說：你不會是對二十年前公安部收拾你時，你對有胡耀邦批示仍耿耿於懷吧？事實上他在當時根本沒有說這些話。而是在這篇編後記中才首次寫出來的。如果他那時講出這種“誅心之論”，我會容忍而不在當時就吵起來嗎？我對1985年耀邦對部黨組批示的理解和對耀邦的一貫態度是人所共知的。就在數月以前我還寫了《悼陸鏗，憶耀邦》一文。而王建勛不但指責我“泄密”、“告密”，甚至無中生有，誹謗我以此對耀邦“報一箭之仇”，這未免太過分了吧？“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用在這裡，恐怕再恰當不過了。不過，他文中有一句話倒是真實的，即說我在與他通話中念了那天的日記，正好說明我對孫警既說不上“泄密”，更非“告密”。
“2005年11月10日 接市局孫同志電話要來‘拜訪’，後他同另一人來。孫以前來過，態度十分客氣。於料到為紀念耀邦誕辰而來。果然如此，要於不出席紀念會並索去‘紀念耀邦’文稿（複印件）。關於1985年《鏡報》採訪時於發表的意見，他說，你太超前了。”
“2005年11月17日下午派出所長忽來訪。說布什將訪華，於有何看法。告別時說，這幾天出去嗎？他一句未提紀念耀邦事。但晚飯時王建勛來電，說孫某二人自稱國安一單位找他。說於講開紀念耀邦會之事。王告他們是老朋友見見面，吃個飯，並非紀念耀邦。此事本來正大光明，完全正當（中共中央將開會）何必偷偷摸摸？”
王建勛在文中也說他11月14日與二警談話時表示：“最後，我真誠地邀請這兩位保衛國家安全的警察作為我的客人，來旁聽我們的會……光明正大的來，堂堂正正的來，在陽光下來。”既然如此，為什麼他又指責我“泄密”、“告密”，從而把會搞黃了呢？我感到驚奇的是：王建勛在聽孫警說出我的名字以後，何以竟一點也不考慮其用意，以此輕易地中了人家的反間計，竟然至今不悟呢？我認為這裡只有一種解釋：他和三國時的蔣干一樣急於立功，以顯示自己的才能，最後碰了一鼻子灰。當曹操呸他時還不明白自己錯在哪處。古語說：“隔牆有耳”，但此話早已過時，在當今信息時代，實際上已是“室內有耳”，那就是你的電話機。二警在找我阻我出席紀念會之前，早已獲悉此事，不然為什麼突然來找我，就說不讓我出席這個會呢？王建勛自詡是“老革命”、“領導人”，何以連這點常識都缺失呢？
他在文中還胡說，我從美國回來後，曾打電話向他“報到”，並在電話中大大“戲謔”我一番。實際上這完全是子虛烏有之事。我過去從來不認識王建勛，為什麼要向他“報到”？我回國以後沒有向任何人報過到，特別是向他這個素昧平生之人，根本不可能報什麼到。他對一位頭一次通話的長者，竟然如此無禮，對我進行“戲謔”（實際上是奚落，嘲笑和誹謗），這怎麼可能呢？我當時會容忍他這種對我人格的侵犯嗎？何況他很多話根本與事實不符，如他說我“連黨籍都還在”。我在“六四事件”中已被開除，老朋友們幾乎無人不知。這說明他根本不了解我，與我不熟假充熟。還有，劉賓雁等幾次三番要求回來一直沒有批准，我就不該回來嗎？這是一種什麼邏輯？這也能成為中傷我的一條理由嗎？
他在文中還提到：“2007年11月3日，包遵信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東郊殯儀館舉行，老於致悼詞。告別儀式前在貴賓室等候時，我和老於相遇，兩人誰也沒有再提這件事。老於致悼詞時我還提醒他把帽子摘掉。”他寫這番話的用意，顯然是表示與我很熟。其實我同他只在電話中交談過，根本沒有見過面。當時他認得我，我卻不認得他。我至今不知道他的相貌，不清楚他那天是否出席了遺體告別式。不過，我在悼詞中講了一段話，恰恰是針對他的：
“我在‘六四’後被關押一年半並被開除黨籍，行政上降職（正局降為正處），中國法學會和政治學會的領導職務均被解除並禁止發表文章、講話，遂被迫流亡海外。１１年後僥倖得回故土，已是一個八旬老人。老包是第一批來看我的老朋友之一。對比一些人出於利害考慮，對我冷酷無情甚至無端懷疑，我痛徹感到一個道義之交的真朋友與那些勢利之交的酒肉朋友，真有天壤之別。因此我對失去老包這樣一個真心朋友，加倍感到痛惜。”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９日，我接到王建勛電話，說有幾本書贈我，已放在曾彥修那裡。我說正想去拜訪曾老。回京後還沒有去看過他，十分抱歉。１１月１２日上午去曾家。王建勛編紀念耀邦的書名《自由聲音》送來幾大包，其中兩大包共二十冊是送我的。因為書太重，曾老要保姆提此兩包書隨我返家。後來，我將《風雨雞鳴》一書寄贈曾老一冊。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１日接到曾老一信，主要談他正寫《白頭宮女話前蘇》書稿事。信中先說已接讀我寄去的書，“粗略一讀方知老友今日的意態如何了。老兄赴美不知何故，若干年前回國頗有傳聞，使我略知老兄情況了。我此信是否會被檢查不知道。擬請兄處暫時保留此信稿以備偵訊。”從曾老來信中我當然想到王建勛在傳播我的傳聞中所起的作用。但因我深信“身正不怕影子斜”，“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所以沒有放在心上。但我未料到，事情已經過去三年，他還沒有放過我，甚至公開發表文章，對我肆意誣衊，攻擊，特別是在我正因為簽名“０８憲章”而被當局偵訊之際（昨日上午又有二警來家“拜訪”，對我簽名事詳加訊問）。我因怕對王建勛的誣衊、攻擊不回應，會被人誤為默認，乃不得不極不情願地寫出以上答辯。正如魯迅當年所說的“橫着身子戰鬥”那樣。
最後，我奉勸王建勛今後做一個老實人。應知貶損他人，抬高自己，不但無助於推進中國的民主與文明過程，反而會害人害己，自曝其丑，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至於我自己，一向服膺中共前總書記陳獨秀的名聯：“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２日

曉楓：悼汪剛兄
汪兄，你走了，你是戴着“改正”的右派分子“帽子”走的；那一頂“反革命帽子”雖然摘下，卻有九個字的尾巴：“但有嚴重的政治問題”，所以回不了單位，所以補發不了工資。儘管你才華崢嶸，儘管你少年投筆從戎，儘管你十八歲追黨投身革命，儘管你曾為爭取自由的“解放”奉獻赤心，儘管你跟隨劉鄧大軍入主西南，儘管你在小平身邊工作過，儘管你一手組建了《四川工人日報》而且還是這家報紙第一任總編室主任，儘管你、儘管你……
我知道你的名字是在報上看見批判鬥爭你的文章：“我省反右鬥爭一大勝利，揪出了藏在黨內的右派分子汪剛”。此後，你就消失了，消失了……一直消失了五十多年。在那個大地初有點暖意的1981年春天，得知你就住在我們報社旁邊一間窄窄的破爛的小屋子裡，教學生，做苦力。我問：怎麼沒回去？你笑笑說：我不願下跪向人求饒。原來他們要你認錯檢查，你就是不肯！寧做個“不要組織”、不歸窠的鳥。自此，你自謀職業在社會飄流，風中葉，水上萍，一個野鬼，一介孤魂。
天大地大我為大，一根鐵骨求生存！
又是二十年—2006年夏，我和太太來武漢看望你，我們品茗黃鶴樓，小敘大江邊，笑說往事，戲評“英雄”，追思故人，鞭撻“君子”……話語間你流露出傷感：八十歲老人，應是“離休幹部”的你，卻是個道道地地的“三無人員”：無單位、無住房、無勞保，什麼也沒有，一個真正的無產者。
你憤然，你不平，兩手揮向長天，高喊着：我要寫，我要寫……然而，你已是肺心病晚期的老人，連一個擊牆的力氣都沒有，何況這仍是座鐵牆。
你這隻受傷的鳥，再也飛不動的鳥，卷着翅又回到了當年奮戰過的小城，喜和淚，愛與恨的故鄉，躺在陌生醫院的小床上，等待着死神的來臨。你沒有妻子，那戰鬥的戀人、革命的情侶，早早地被“57”劫難奪走，那伊呀學語的小孩也不再姓汪。唉，沒有親人的安慰，沒有妻兒的呵護，只有一個孤獨地、默默無語的靈魂。
你走了，悄悄地走了，那是牛年初二的早晨。雖然無情冷酷的“組織”沒有來人問候一聲，卻有那連天的鞭炮送你上天的歸程！你走了，為我們留下一個逝不去的心裡路程：做人要有骨氣地活着，要敢於的抗爭！

黃紹甫：我知道的汪剛
現在我的心情特別亂，無法有頭緒給你寫個什麼。汪剛生於1928年，出生在武漢。抗日戰爭逃難到成都與我在石室中學同學，1943年日本打到貴州獨山時，他家父親自送郎從軍，與我共赴印緬參加了那場反法西斯戰爭。1945年日本投降後他回到成都參加黨的地下活動，1946年入黨，指派他在成都開辦報紙，（可惜忘了），以後被查封，他就跑到延安，後隨劉鄧大軍到重慶，當時鄧小平委派他到四川工人日報工作，以後為四川工人日報編輯室主任。1957年被劃為右派，又跟我一起在415改造。1961年解教回工人日報，“領導”看他不順眼，把他從行政15級降到24級，但他還是任勞任怨地在做好他的本職工作。十年浩劫中又以莫須有的“罪名”以反革命又遭判刑。以後在宣判他無罪釋放中，法院居然在宣判書上非法地加了一句“但有嚴重的政治問題”，為此省工會不予平反。去年（08年）他又第二次由武漢來成都找省工會要求平反，並且重病纏身，到成都就住進醫院，在病床上不斷要求省工會解決當前的醫藥費用和平反問題，省工會採取拖、推、賴不管，把一個一生獻給革命的同志推到馬克思哪兒去找毛澤東算總賬……。


友誼回聲:杜明達、一位不願具名的北京讀者、《冬天論壇》、邵建元、劉孟懿、湯烈輝、葛嫻、林晰、何燕、曾璧華
杜明達先生來信：
《往事微痕》編者：14期於3日收閱。謝謝。現謹就張先生關於“東方紅”的文章提一點個人質疑，供參考。該文總體很好，很全面，不是任何人所能夠隨便寫出來的。
1． 與雷鳴般的萬歲聲一起歌唱“東方紅”一事的性質，是許多先進知識分子所能夠感覺到的，它反映的是無知者與造神者的大合唱。它與“國際歌”根本對立，誠然也是許多人產生懷疑的重要原因。自以恩主地位君臨天下。與此有關的還有兩點或許也值得注意：
A 一是所謂“解放區”的“解放”何所指，何所據？1949年被稱為中國的解放，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卻遭遇種種不幸，是否恰當？對外對內都實行封鎖、禁錮而不是開放，似乎可考慮另外的說法？
B 二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那一首歌，引發人們的自我懷疑：共產黨成立以前，如果沒有“中國”，那麼我們在哪裡生活？難道我們不是中國人？雖然進入北京之後，受到質疑，不得不改為“沒有新中國”。它體現一種‘偉光正’的自大狂。如果稍微擴展一下，還有一個問題：“恢復聯合國席位”是否說得通？難道不是繼承、不是取代？在我國的語言裡，恢復是指本來有過的，如果本來沒有，何談恢復？與此有關的聯合國席位問題則是究竟是開除“中華民國”的，還是它以“漢賊不兩立”的極端感情自動退出的？這是一個歷史疑問。
2． 它服務於“家天下”是無可諱言的，最初的安排是毛岸英，後來才是江青，本來讓鄧輔助女主登基，故對他另眼看待，才有三起三落；最後才是華國鋒，據說他是毛的私生子，幾次要求複姓而未能成功，怕影響不好。
3． 我懷疑在所有現代極權國家裡可能都存在類似的、程度不同的頌歌，而且越是缺乏合法性，就越需要；但它們可能沒有中國那樣明目張胆、那麼無所顧忌，只不過我們掌握的資訊不足罷了，希特勒的特定舉手禮是每個人都知道的（Hier Hitler!）。可以繼續收集這方面資料，深入一步。
4． 我不同意關於同鄉會、會館的估價，我認為它們更多是一種互助的形式，對遇到困難的同鄉給予幫助，包括來京或省會會試落第的。在國外也存在，並且成為扶植新來者、支持遭難者的得力工具，增進感情、抒發思鄉之情。在抗戰期間的漢中，我自己曾經和幾位同鄉同學為一位同鄉老人在他去世之後更衣、安葬，雖然以前甚至不曾見過他。他吐出來惡臭的一口氣，對着我，據說它會使人一生不幸——確實如此！
5． 我不贊成關於民間組織的評價，許多幫會，據說都是當初為了反清復明而出現的，孫中山正是這樣利用了他們。它們是正義的民族政治組織，互助組織，但不排除其不能與時俱進和為私人服務的缺陷。
6． 我不同意不加區分地反對報恩思想。自古以來就有所謂“滴水之恩，湧泉相報”。其實“士為知己者死”，也是一種。它是愛的傳遞和反饋。我反對“市恩”；反對置之死地，再給與小恩小惠，作為收買手段；反對把責任或補過當成為恩典。如汶川地震與地震局拒絕預報直接有關，他們罪該萬死，救災不過是補過。我們靠廣大人民養活，對人民報恩不是錯誤，只是我們能力有限。
不可以一棍子打死。請手下留情。
一位不願具名的北京讀者來信：
關於東方紅造神那篇文章有些專業，在看法上我不贊成將“造神觀念”推給老祖宗負責。我認為“造神”是中共自己所為，再加上幾個幫忙、幫閒、也幫殺的無恥文人所為，與老祖宗關係不大。現在有一些人，他們不研究歷史事實，一味在那裡批判“傳統”，批判“封建”，動輒這封建、那封建，實際上是為中共開脫罪責。1911年我們的祖國就共和制了，雖然軍閥混戰，但那是民主自由的天地，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國民政府統一後，三十年代迎來了最好的歷史發展時期。只不過是“農民造反”引來了外族入侵，中斷了民主共和的發展前途（可喜它在台灣成長了，那才是中華民族的未來之路）。
文化中的“歷史局限”，絕不是今天現狀的主因。共產黨自己造神，與傳統文化何關？難道1951年毛自己填上“毛主席萬歲”口號也要由古代哪個帝王負責！如此分析歷史那真是笑話了！
我不贊成鍾老的文章。恕我直言，該文許多觀念和觀點是有害的。請看這段話，真讓我哭笑不得：“反右鬥爭以來，究竟是陰謀，還是陽謀，己經爭論了五十年了。這同另一個相關的大問題，毛澤東這位世紀偉人，究竟是功大，過大，還是罪大的問題，可能都還要爭論一百年。而有一點，現在己可看得很清楚，毛澤東是一位世間少有的謀略家， 曾作為他的親密戰友的林彪說過：一千年才有一個。毛澤東讀的古書，在政治人物中比誰都多。光是專供歷代帝王研究統治權術的史書《資治通鑑》，浩瀚達三百五十四卷、千萬字，毛澤東自己說就看過十幾遍。這也可供了解，為什麼許多黨內外的政敵，從蔣介石到王明、張國燾，紛紛敗在他的手下；為什麼不光是崇拜英雄的打土豪的農民將領，還有眾多的知識分子"競折腰"，紛紛跪倒在他的足下？”除了“眾多的知識分子”之外，鍾老沒有看到那些“眾少”的(並非少，甚至更多)如胡適、傅斯年，大陸的陳寅恪，政界的蔣先生等等，他們才是有真知者。在大陸經過中共對知識人的蹂躪之後，從五十年代開始，也包括我本人在內，思想和認識水平，遠在二十、三十年代的辛亥革命先烈之下！天真爛漫，本來就是小知識分子的特色，如文中的浦二姐類，確實不少。我不知道，德國人民和它的知識分子，對於希特勒的功、過、罪，是否還在爭論！毛給祖國和人民帶來的精神和物質的破壞，其規模之大，為害之深，遠遠超過希特勒給德國帶來的破壞；八國聯軍破壞文物，相比之下大為遜色。然而直到今天，毛在鍾老心目中竟然還是“世紀偉人”、“少有的謀略家”！
如此可悲！我真不想說出下面的話：我仿佛聽到了納粹分子對希特勒的頌揚。在肯定和重複了二號（林）造神的話以後，筆鋒一轉，祖國可悲的歷史僅僅是因為毛將《資治通鑑》看了十幾遍的結果。何其荒謬！！！我真是氣極了！鍾老也真是老糊塗了！近百年的歷史是多種國內國際原因交互作用的結果，難道讀了幾十遍歷史，行一些雞鳴狗盜的伎倆是“復辟”的原因！？
我敢斷定，對於毛，他個人的道德水平就在普通人之下，是一個既毫無人格、毫無道德、也毫無天理良心的“非人”動物。毛的像掛在城樓上那是民族的恥辱。在有良知的人的心中，對於毛和他的“事業”，難道還存在什麼評價嗎？所謂“評價”那也是一種“黨文化”。表面上公允，似乎面面俱到，實則掩蓋滔天罪行而已！例如“十個指頭一個指頭”、“三七開”之類，也是毛的“發明”。
幾千年來，老百姓只是罵秦始皇，罵曹操，只是阿諛奉迎的無恥者（郭沫若）才來評價！人民天然的權利是，對統治者（天子、總統之類）要求做好是應該的，而罪行是要審判的，這裡根本不存在代數和。更為可笑的是，謀求“千古一帝”，謀求“黨天下”、“家天下”在鍾老那裡成了“謀略”！將十數億老百姓的命運交給一個實際的婊子手裡，也成了“謀略”，不知鍾老還有無更好的詞彙來表述。
至此，我想起了大同小異：毛黨的各地“書記”，和三陪女睡了覺，她們就變成了共黨的“局長”“法官”！一個本來是破鞋，只是因為和毛睡了覺，就成了什麼“政治局委員”！查遍中外歷史，包括希特勒、斯大林，有過如此的“謀略”嗎！
我不願多說也不願多想了。有意無意的衛道者可能還是認為我“偏激”，我確實不會“融通”。難道準確的思維，能夠允許模稜兩可嗎？煤�雪白，挠柪为了叫人们“易诱V郵堋保ú�痈M鮮τ錚┚退得漢脫┒際腔疑�路w “作為有大智大勇的世紀偉人毛澤東，為什麼一點也不感到這種嚴重的危害，之後更高奏‘大躍進’、‘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等烏托邦式浪漫主義的凱歌？這是由毛澤東一生的根本謀略決定的。這個根本謀略，在他1945年到重慶與蔣介石談判，贈柳亞子那首《沁園春》的詞中，巳明白表露。毛澤東是農民的兒子……”
《冬天論壇》來信：
《往事微痕》在論壇已經連載到13期了，由於我們論壇是個小論壇，讀者也相對偏少。我的感覺是，年輕人相對感興趣的反而不多，倒是年紀大的，有時落下一期還有發短信要我重發的。為了檢索方便，現已將《往事微痕》搞成一個專欄，只要一點擊就可將所有的各期全部呈現在眼前了。我一直認為，一個健忘的民族是一個很難有前途的民族，儘管對歷史的健忘的責任主要不能由大眾來負。所以對往事的追憶雖然要有老人們的努力，但對往事的興趣和追求卻應該是由年輕人來承擔的。現實雖然並非十分樂觀，不過，作為老去的一代，只要我們盡到力了，也就無所遺憾啦！
浙江省建德市新聞傳媒中心編輯部邵建元：
《往事微痕》一至十二期悉數收到（第十三期後未收到），讀後感佩萬分。一群老人為了真理，還歷史以真面目，直言坦誠，孜孜以求，樂於奉獻，讓我這個晚輩汗顏。
雲南開遠市劉孟懿：
《往事微痕》把我們聯繫起來了！為此感到特別高興。我這一生是痛苦的一生，我內心實話能向誰訴？寫下一首“玉堂”絕唱：
獨裁說成真帝王，草菅人命最平常；無法無天為絕代，罪掩晶棺葬“玉堂”。
湖南省津市湯烈輝：
感謝先生為我寄來《往事微痕》，我一口氣讀完，如遇多年不見的知音，痛快之極。讀後掩卷，沉思良久，我活到了近八十歲，多少事還蒙在鼓裡呵。五七年的難友，出身不同，職位有別，學識各異，但遭受的苦難是一樣的，可悲啊！我將我的拙著《苦澀地記憶》光盤寄來，望各位先生能批評指正。《往事微痕》已出到十二期，前八期不知還有否？如有，舊的爛的都可以，寄我一閱，感謝之至。祝健康長壽。
人民日報社葛嫻、林晰:
《往事微痕》編得很好，很感人，歷史是不能忘掉的。忘掉歷史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對你們的工作致以崇高的敬意。
北京朝陽區金台西路人民日報宿舍20樓5單元103室 郵編:100026
廣州何燕:
傷今憶昔兩首：
一、 七十年間夢一場，痛心疾首未能忘。 流離困頓皆因“右”，
跋扈專橫左稱王。
世路崎嶇蹣跚走， 人生百味苦中嘗。 私心猶願群芳艷， 乞借春萌護海棠。

二、 七十古稀今不稀， 長安道上雪成溪。 江流九轉終歸海， 鐵樹花開自有期。
舊友笑談舒晚景， 書詩常誦嘆新奇。 坐觀天下興亡事， 老驥猶思再試蹄。

美國紐約柯捷出版社曾璧華：
看到“往事微痕”，我很有些激動，儘管最近國內這一類的刊物陸續出台了一些，但是刊物由一批你們這樣年齡的老人、你們這樣經歷過人生巨大磨難的學者自願、自費出版，還是令我十分感動。而且在同類出版物中內容和質量都好，很有價值。我的第一反應是應該出“往事微痕”海外版，擴大發行面。
幾位年逾70的義工老人向大家致意：
自去年12月18日，我們向各地戰友、朋友、難友的問候信發出後，得到大家的支持，最多的捐贈到3000元，少的100元、50元不等，無論多與少都是對我們工作的肯定和認可，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由於各種歷史原因和複雜的客觀現實，一些難友總有這樣與那樣的顧慮，不是不願支持而是有這樣和那樣的考慮。
我們都是“七十而耳順”的人，有強烈的是非觀念，責任感。我們自始至終支持胡溫“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的新政，反對毛派極左勢力，堅持“拒絕遺忘，正視歷史；推動改革，促進民主”的十六字辦刊方針，不會越“紅線”，踩“雷區”，以維護這個實話實說的“五七”平台。不論難友、朋友、戰友們捐贈與否，只要我們經濟能力許可，仍照常贈寄刊物，除非本人表態不需要便不再寄。現將幾事重申如下：

一、凡願意捐贈200元以上的朋友、戰友、難友，請將捐贈款直接匯入：工商銀行北京新源里支行，戶名葛亮，卡號6222020200025589611（因匯款不顯示人名，可否來信告知我們一聲以便查對。）

二、凡願意承擔郵資和印刷工本費的，全年在兩百元以下者，請直接寄給黃靜女士收：地址北京市通州區運通花園217——1 郵編：101100 電話：13161294500

三、寄書工作均由難友王玉林負責，如有漏寄、錯寄或未收到者，請直接與他聯繫。王玉林先生電話：010-63053979 手機13041284511

四、凡信件與文字來稿，一律寄到北京市東城區海運倉12號樓6——302博先生收。
郵編：100007 電子郵箱： wswh57@sina.com 電話：13263177205

我們沒有辦公室，也不可能聚一起，只能在各自家裡出力。我們做這事一不為名，二不為利，僅是出於對歷史的責任！一月兩期，每期8萬字，就是我們幾個行將就木的老人在折騰，若有不到之處請大家原諒。

《往事微痕》編者
2009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