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事，盤桓心頭多少年，始終是一個謎：蔡琴的10年無性婚姻。

　　1984年，蔡琴與導演楊德昌因電影結緣，不久就結了婚。

　　那時候，蔡琴走紅已有五年時，楊德昌也已經拍了《海灘的一天》，作為台灣新浪潮的導演之一，他聲名日隆。戀愛了一段時間之後，蔡琴認為，他們的關係，需要以某種形態確定下來。女作家袁瓊瓊後來回憶那天的情景，那天，她陪着蔡琴從駐唱的地方回到蔡琴的家裡：

　　“蔡琴跟我說她受不了，已經給楊德昌發了最後通牒，如果這男人還不給她個明確定位，她大約就要走掉了。……她怕得要死。她在去餐廳前跟楊德昌說，等他想清楚，叫他留話在她的答錄機里。”

　　答錄機里是有消息的，但蔡琴不敢去聽，甚至打算將留言刪掉，就在這個時候，電話響了，楊德昌打來電話，要蔡琴去聽留言：

　　“這時我們才去動答錄機。按了‘play’之後，毫無聲響。那靜默至少也有一分鐘之久。之後，是一聲長長的，長長的嘆息。然後，那個必須下決定的男人說了話：

　　‘你叫我怎麼說呢?’這就是楊德昌的全部答覆。”

　　袁瓊瓊陪她一起去了楊德昌的家裡。“黑夜裡，楊德昌出來開門，他那高高瘦瘦的身形遮蔽了蔡琴。他把那淺藍色的女孩圈進手彎里，關上了他家的紅漆大門。”

　　隨後，他們結婚。婚後，楊德昌有一番著名的表白：“我們應該保持柏拉圖式的交流，不讓這份感情摻入任何雜質，不能受到任何的褻瀆和束縛。因為我們的事業都有待發展，要共同把精力放到工作中去。”最叫人不敢相信、不願相信是，蔡琴欣然應允了這匪夷所思的“柏拉圖式的交流”。同一年，蔡琴推出兩張專輯：《此情可待》和《痴痴地等》。

　　放在今天，務實如我們，會覺得這是把大腦換成核桃仁才會做出的決定，可那是八十年代，民歌、愛情文藝片營造出了一個“美好年代”的氣氛，而蔡琴正是“民歌運動”的幹將。那樣百廢待新的、胸口長出一口氣的年月里，猶如里敦·斯特萊切在《維多利亞女王傳》中所說：“快樂給每一天鍍了金。”這鍍金年代，什麼都是新的，什麼都需要嘗試，即便是婚姻的形態，似乎都有建設性的可能。

　　蔡琴做了楊德昌的沙龍女主人，把文學藝術圈子裡的能人們招為座上客，為楊德昌的電影事業從組織上、幹部上、思想上做了準備，並時不時在他的電影裡客串個小角色、唱首主題歌，甚至擔任美工，如果你足夠留心，就會在楊德昌的電影裡，看到蔡琴的存在。於是有了《恐怖分子》、《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獨立時代》，於是有了作為“台灣新電影”干將的楊德昌。

　　他始終有緋聞，她始終不相信，直到有一天，由他告訴她，他早有外遇。他影片中那些殘酷的、足以令人灰心的人際關係，落實在了他們中間。於是離婚，形式上的雙數變成真實的單數，“一點，兩點，三點，四點，五點，天亮了，我還沒有睡着，一個房子突然變得很大，很陌生，我變得很小，走在街上，我都不敢抬頭，覺得自己是一個失敗的女人。”她有三年沒有出專輯，再次出現在舞台上，她的曲目里多了一首她一唱就會流淚的歌：《點亮霓虹燈》。

　　他可能沒別的問題，他甚至也不是薄倖和寡情，他只是沒那麼愛她，或者說，沒他想象中那麼愛她。他當初是出於年輕，出於一點點小小的功利心，在猶豫中，又被她緊緊催逼，終於下了決心，以為一切都可以慢慢來，可以通過時間進行解決，但他到底說服不了自己的身體，所以他要求柏拉圖式相處，直到他遇到真正觸動他的女人 ——比他小十八歲的彭鎧立，他們熱情地生了兩個孩子，楊德昌還說，與彭鎧立在一起的時光，是“生命中最快樂的幾年”。然而這種懷疑，是萬萬不能放到檯面上來說的。我們一直假裝相信自己已經不是動物。

　　蔡琴不知道麼?她那麼聰明，有什麼不知道?有什麼不懂得?卻照樣不知道不懂得。莫非世間每段情都必須令人不知不懂?都終必成空?即便再聰明也無能為力?這才是這10年情給觀者最大的打擊。

　　她張揚她的悲傷——她有這個權利，卻閉口不提她所洞見的真相。香港演唱會上她點到為止：“該離的婚，離了;該開的刀，開了;該減的肥，減了;該穿的新衣服，穿了。”台下無不為她的雋語鼓掌歡呼。卻沒人知道，情歌千闋萬闋，不過都是別人的心事，唱情歌，猶如穿戲服，而她那一段情，唱給誰來聽?春風，替我問一問。

　　蔡琴為什麼會選擇楊德昌?

　　楊德昌去世後，他和蔡琴的“無性婚姻”又被人翻檢出來。鑑於他是男人，她是女人，他的領域對普通人來說疏離陌生，她的歌聲卻遍布有井水之處，影迷以外的群眾對他進行評價時，無論如何也繞不開她，而一旦以她為支點對他進行評判，他的電影立刻變得無足輕重，他是不是一個對電影有極大貢獻的天才也顯得不重要，他立刻被還原成了一個以不可理喻的方式面對婚姻的男人。普通群眾並不想在他的電影和他的婚姻間找到一個均衡點，他首先就是一個負心的人，其次才拍電影。

　　但對當初的蔡琴來說，恐怕並不是這樣，她是因為愛才，才愛上他，她是因為愛才，才會以極大的熱情和十年最好的時光，來響應他的倡議：“不加入雜質的柏拉圖式愛情”。他的電影，他的才華，對他和她的婚姻，對這種“柏拉圖式愛情”，至關重要。她是把他的人和他的才打着包一起來愛的，甚至可以說，她是通過他，來愛一切天才的創作和靈感和熱情。

　　普通人也會愛才。使這個人區別於那個人，使這個人越過那個人的，不是身體，而是附着在那個人身上的別的東西，談吐，思想，一點點才氣，不過程度輕重不同。巧兒是普通人里愛才的典型：“上一次勞模會上我愛上人一個，他的名字叫趙振華，都選他做模範，人人都把他夸，自那天看見他我心裡就放不下，……過了門，他勞動，我生產，又織布，紡棉花，我們學文化，他幫助我，我幫助他，爭一對模範夫妻立業成家。”她要得不多，在她力所能及的範圍里，能識字，會勞動，即是才華，使他有別於別的人。而我們生活里那些有才的人，恐怕也不過如此，或者寫一筆好字，或者在KTV里能完整地唱幾首歌，而這一點點才華，立刻使他或者她在另外一雙眼睛裡有了光彩，值得投入青春、愛情、後半生。而這一點點才華，不夠他或者她經天緯地，卻能夠使今後的日子過得有點小趣味，就已經足夠。就像偶然看到的溫情美文里的話，婚姻美滿的老夫人回味她的一生，認為她全靠了聽了媽媽的話，她的媽媽曾經告訴她，一定要找個說話有趣的男人，因為“幾十年的婚姻，要說好多好多的話”。會說話，能使她開心，也是才華。

　　蔡琴比較不幸，她起點太高，她趕上了民歌時代，成為民歌時代著名的女歌手，她需要能和自己進行靈魂對話的人，需要在事業上和自己平起平坐的人，她愛上的不是小才華，不是有才華的普通人，她一口氣愛上了電影天才，並以與他們的才華相適應的離奇方式來響應他的一切倡議。這種回應的方式，這種經營婚姻的方式，任何一個媽媽都教不了，她是摸着石頭過河，她是以戛納選片委員會的眼光和標準來選丈夫。這一腳，確實踩空了。

　　有人抑制不了愛人的衝動，去愛他的身體，熱烈地關注着他眨眼睛的方式，有人抑制不了愛才的衝動，一次一次用他的才華當包袱皮，把他打了包帶進自己的生命，蔡琴是後者。但要我選，首選愛人。

　　我們一班朋友，曾經玩過一個遊戲，在那些老電影裡，尋找那些驚鴻一瞥偶然閃出來的人，例如蔡琴。

　　在楊德昌的《 青梅竹馬 》中，她是主角，在《 獨立時代 》裡，她真如傳說中那樣，擔任的是美工，在關錦鵬的《 地下情》裡，她是配角。更別提許多首電影主題歌，許多次片尾曲。而引她走進電影的，是她的“民歌干將”身份，在那首薈萃港台、新加坡、馬來西亞六十位華語歌手的《明天會更好》裡，她是唱出第一句“輕輕敲醒沉睡的心靈”的那個人——要知道，六十個人中，能有獨唱的，只有三分之一，連童安格，都只在大合唱部分出現。而那正是八十年代，由此，就能及彼。她是那個由此及彼的時代的女主人。

　　但，前年的“民歌三十年”的演唱會後，孫孟晉卻說：“還好，蔡琴沒參加。這個女人這些年的歌路是我非常討厭的，看上去懷舊情調，其實非常惡俗。”當時，心裡就咯噔一下，因為說出了我一直以來的疑惑。她是最能審時度勢的常青樹，實體唱片消亡的年代，她轉開懷舊演唱會，聽眾愛聽什麼，她就唱什麼，即便出唱片，也不過是一首接一首翻唱四十年代“時代曲”——那樣成本低，音效和製作訴求上，務必接近“汽車音樂”，這大概是實體唱片最後的一塊綠洲了。她承認了周遭的變化，容忍了自己的趨時和迎接。

　　我甚至明白了一點——對於她和楊德昌的婚姻，或許，她太務實了、太知趣了、太合時宜了，而他始終懷有理想，否則，也不會拍出那麼些冷僻的片子。兩個人在一起，得有互補，但卻不能在價值觀上有差異，而她和他，貌似同途，其實殊路。人往往在三十歲後，漸漸顯露出本相，她就是這樣，水落石出一般，讓我們看到她的真貌。

　　或許，也是因為，沒有伴侶可以依靠，她就得積極些，為自己的將來打算，不得不拋頭露面，投入這動盪的夕陽產業，並因此顯得過分入世，以及過分手爪利落。後半生還要出來謀生計的女人，往往因此給人看輕，背後的心理是，她是一個沒人可以依靠的人。

　　她只是標本之一。這些年來無數這樣標本一般的人、標本一般的事，都讓我在讀保羅·奧斯特的《 幻影書 》時心膽俱裂，《 幻影書》主人公是默片時代的諧星海克特·曼，在默片時代將要結束的時候——也是大蕭條將要來臨的時候，遭遇了強烈的重創——他的未婚妻殺死了他的情人，在悄悄處理了屍首之後，他在被發現的恐懼中選擇了自我放逐，他隱姓埋名，他做苦工，他戴上面具去做色情表演，在一次銀行搶劫事件中，他遇到了他後來的伴侶，他們在沙漠裡建造了一個莊園，在那裡拍攝電影，並立下遺囑，要求家人在他死後焚毀他拍下的影片。他意識到，人生必須不斷開始，生了又死，死而後生，已經在動盪中，還有更大的動盪等在那裡，一次一次動盪累積成重創，使人生有如幻影，與其由時間銷毀自己存在過的人證物證，不如自己主動進入這種絕望。

　　所以，《 幻影書》卷首引了夏多布里昂的那句話：“人不只有一次生命。人會活很多次，周而復始，那便是人生之所以悲慘的原因。”

　　就像蔡琴，就像許多人，即便顛倒眾生過，也還是沒有一勞永逸，永遠要重新開始，重新進入動盪，重新尋找，重新贏得歡喜——不管因為什麼原因。在別處，也還是一樣，難以割捨的必須割捨，難以適應的還要重新適應，還要用所剩無幾的溫度和氣力，去暖熱懷裡的新人，去暖熱一所新房子。即便安穩尚在，也知道那只是剎那，也難免惴惴地望向前方，不知道還有什麼動盪要來，還有什麼命運需要傾盡全力去迎接。

　　現在，我們已經不做“尋找某某”的遊戲了，找到的，其實已經不是那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