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很欣賞的《天註定》被痛批一頓

送交者: 高伐林 2014年05月03日16:20:11 於 [影視娛樂] 發送悄悄話

電影《天註定》的四段根據真實故事改編的情節，集中反映了中國社會現實中的暴力，但是賈樟柯對微觀的、精神層面的暴力，對生活中的暴力如何被喚起、被放大，對暴力引發了何種不同反應，都很少涉及。最可怕的暴力，並不是鮮血四濺，而是日常的暴力、內心的暴力、不動聲色的暴力    老高按：最近幾年，美國受到奧斯卡獎肯定的電影（包括提名入圍者）中，相當一部分是“根據真實故事改編”（based on true stroy），今年尤甚，例如《為奴12年》《達拉斯買家俱樂部》《華爾街之狼》《菲洛梅娜》《菲利普船長》……都有真實故事原型。    很長時間以來，我一直非常佩服美國電影的編劇們，在有關史實、真實故事（有時甚至是為人們耳熟能詳的事件）的框架之內，仍然能夠施展想象和虛構的本事，設計劇情，刻畫人物，挖掘內心，達到深刻震撼觀眾心靈的藝術效果。這說來簡單，實際上是難度非常大的活兒。“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別看國人常引用脫胎於毛澤東語錄的話：“源於生活，高於生活”，但卻很難做到。遠了不說，就說最近十來年的影視作品，凡“根據真實故事改編”的，基本上都不成功，許多圈內人士和觀眾都說，看這種影片，還不如就讀真實人物和事件的報導，更能為之受到感染和受到觸動。記得大前年我採訪詩人廖亦武、去年採訪作家閻連科，他們都說過，中國的現實遠遠超出藝術家的想象力——雖然他們不是專指“根據真實故事改編”這種類型的作品，但他們顯然都囊括了它們。賈樟柯自己也說過一句很經典的話：“生活里的平庸比我們知道的還平庸，生活里的詩意比我們能感受到的還詩意。”    就算“源於生活”，卻難“高於生活”，之所以如此，當然有官方政治鉗制、審查尺度等因素。我們看到不少“根據真實故事改編”的影片，或有意，或被迫，實際上卻是扭曲、掩蓋豐富的生活真實，或者對真實加以肢解、簡單化、符號化、圖解化、概念化，以做政治宣傳，活活糟蹋了本來很不錯的故事原型。但我看，也不能全部歸罪於中宣部、廣電總局那些審查官，創作者們也存在自己的各種問題，拿不出像樣的作品。    前一段時間我在旅行途中，抽空通過網絡看了賈樟柯的新片《天註定》，一度頗有點興奮：中國“根據真實故事改編”類型的影片終於有了突破了？    導演賈樟柯的電影，在各種國際電影藝術節上相當受外國電影人重視，但他的作品據說屬於那種“叫好不叫座”的，論票房和在中國普通觀眾中的關注度，遠遠不如張藝謀，更難比馮小剛。我認識幾位還算有點藝術欣賞品味的人士，坦率地告訴我：見了“賈樟柯”三個字就閃——根本不知道他想講什麼故事，事實上他也沒打算遷就觀眾，去講什麼故事。但他《天註定》這部片子，分別講了四個涉及暴力的短故事，分別根據四個真實事件改編：胡文海案、周克華案、鄧玉嬌案、富士康員工跳樓事件。我觀看時，被緊湊的劇情和演員姜武、趙濤、王寶強等的表演抓住，一口氣看完。    今天我讀到中國大陸文化批評家王曉漁發表在英國《金融時報》上的一篇批評《天註定》藝術如何如何失敗的文章，一時不禁有點愕然。但仔細拜讀，又仔細回想《天註定》的情節，深感嘆服：王曉漁的批評確實切中肯綮！現轉貼如下。    王曉漁一一指出的賈樟柯這部電影的失敗之處，顯然不能卸責於官方的政治、思想審查，而只能歸咎於自己力有不逮，技不如人——比起西方電影編劇同行，差距說到根上，是在對生活和人性的洞察上。 《天註定》：電影完敗現實 王曉漁，英國《金融時報》    看到完整的《天註定》之前，先是看到村民迎接焦董事長的片段。整個場景頗為誇張：焦董事長夫婦走下私人飛機，村長讓兩名紅領巾獻花，一群手拿相機、攝像機的人圍上來拍照，為了一袋麵粉來到機場的村民開始熱烈歡迎。“姜武”擠在歡迎隊伍中，要焦董事長當着全村人的面說一下經濟問題，焦董事長揚長而去，村民也迅速散去，但是“姜武”留了下來，被焦董事長的手下狠狠揍了一頓。這是標準的“為富不仁”敘事，焦董事長是被高度符號化的炫富者。但村長明知“姜武”要舉報自己和焦董事長，為何還讓他加入歡迎隊伍？“姜武”為何沒有跟着村民離開，難道留下是為了想挨打？    這些疑問在看完整部電影之後沒有得到解答，反而增添了很多新的疑問。首先感到不適應的是，電影中的各種道具實在太新了。小吃店裡窗明几淨，牆上的招貼一看就是為了拍攝《天註定》新貼上去的。村長沒有包一輛髒兮兮的中巴或大巴把村民一骨腦地運到機場，而是用嶄新的公交車來回擺渡，公交車上空空蕩蕩，有不少空位子，比浦東機場的機場巴士舒適多了。隨處可見的嶄新道具，隨時提醒着觀眾，電影呈現的是一個被擦拭過的現實。    有些情節設置得匪夷所思。攔截“王寶強”的劫匪，手提斧頭站在路邊，惟恐來往路人不知道他們是劫匪；“王寶強”看到劫匪沒有加快油門，反而放慢了速度，仿佛在期待劫匪的到來；如果這是為了說明“王寶強”如何殺人成性，但是劫匪沒有事先在路面上撒點釘子，再一涌而出，說明劫匪（或者說導演）的職業素養還不過關。“鄧玉嬌”的片段更加不忍直視。男客人推門進來，“鄧玉嬌”把他推出門外；男客人再次推門進來，“鄧玉嬌”再次把他推出門外：男客人又推門進來，“鄧玉嬌”第三次把他推出門外……但是，“鄧玉嬌”就是不把門從裡面鎖上，難怪男客人第四次推門進來。“敘事”一直是賈樟柯的軟肋，但是敘事到讓人發噱的地步，此前似乎不太常見。    賈樟柯無力把四個事件變成一個故事，拍了四部短片然後拼在一起，雖然《天註定》長達兩個小時，但是分解下來，每部平均半個小時，匆匆忙忙，把暴力鏡頭拍完了事。“暴力”，是賈樟柯講述《天註定》的關鍵詞。但是，賈樟柯呈現出的暴力主要是那些人人都能看得到的外在暴力，用槍爆頭、用水果刀刺向胸口（而且要把“鄧玉嬌”的動作誇張成女俠的姿勢）、跳樓。對於微觀的、精神層面的暴力，對於暴力是如何被喚起的、如何被放大的，對於暴力引發的不同反應，電影很少涉及。與新聞調查相比，電影的特長在於呈現這些，賈樟柯的特長也在於此，不知為何舍長取短，似乎責任不能全部歸咎於電影審查，因為過於強調外在暴力，只能會更難通過審查。    《天註定》很早就有劇透，與四個事件有關：胡文海案、周克華案、鄧玉嬌案、富士康事件。這部電影讓我想起余華的《兄弟》（下半部），試圖以“怪誕現實主義”的方式書寫當下，結果是既不怪誕，又不現實，只是怪異加上不着邊際的想象。現實已經足夠怪誕，不用放大，只要呈現出那些細節就可以了，但在《兄弟》（下半部）里，余華試圖放大怪誕，反而使得怪誕呈現出太多人工的痕跡。同樣，在《天註定》，賈樟柯不斷放大暴力（與更為暴力的動作片相比，這點暴力又不算什麼），但是現實中已經足夠暴力，不用放大，只要呈現出那些細節，就足夠驚心動魄了。如果電影只講其中一個事件，講得更透徹、更緩慢一些，暴力的褶皺可能會被展開，呈現出更多暴力的秘密。最可怕的暴力不是那些鮮血四濺的場面，那只是結果，最可怕的暴力是日常的暴力、內心的暴力、不動聲色的暴力——那些微觀的暴力，才是最可怕的。    這裡不妨略過後面三個事件，只講由於時間久遠，公眾已經陌生的胡文海案。2001年，山西省晉中市榆次區大峪口村村民胡文海，在不到三個小時的時間內持槍連續殺死14人，另有3人受傷，轟動一時。電影沒有必要還原現實，但如果電影以現實中的事件為原型，敘事卻比那個事件還要單調，就有些問題了。對比現實和電影，會發現在賈樟柯那裡，暴力中的人物被符號化，暴力的起因、過程、結果都被簡單化。    最高人民檢察院中國檢察影視中心拍攝過40多分鐘的名為《驚天命案》的法制節目，這檔節目不出意外地充滿勸諭氣息，沒有太多新意，但是保留了胡文海以及當事人的採訪。胡文海講話的神情誇張卻又自然，他手裡夾着一隻煙，講自己打死第一個人時，心裡“相當緊張”，後來就“相當平靜”了，講到得意處，面帶笑容。當記者問他如何克服恐懼，胡文海的回答是自己一點也不恐懼，頭腦“相當清醒”，因為他是死過一回的人，此前差點被劈死。但講到自己是家裡的頂梁柱，胡文海不再是無所謂的神情，嗓子沙啞着說，不到萬不得已不可能走到這一步，人家怕他告狀，就往死里砍，他告狀告了幾個月沒有結果，決定先下手為強。說到這裡，他用袖口抹了抹眼睛。與胡文海相比，“姜武”過於“高大全”了一點，傷愈復出的他光天化日之下（真實的胡文海案發生在晚上七時以後）雄赳赳氣昂昂地扛着槍走在村子裡，即使說去打獵，除了導演也不太會有人相信。    胡文海走向最後的選擇，有着“不得已”的成分，電影裡的“姜武”卻有些無中生有。在挨打之前，“姜武”遇到的最大挫折是去郵局給中紀委寄掛號信，因為沒有具體地址和郵編被拒絕。他對郵局工作人員大發雷霆，問她是不是和村長一夥，或者是焦老闆的二奶。“姜武”說過自己學了幾年法律，但是在電影裡，除了這次去郵局寄信，沒有採取過和既有程序有關的方式。他和村長、會計見面，咄咄逼人，反而是對方息事寧人。“姜武”接着又在機場當眾要求焦董事長贊助他去北京告狀，告狀對象就是焦董事長和村長，這個時候焦董事長依然點頭說好，但“姜武”接着又要求焦董事長當眾說清經濟問題，接下來他“如願以償”地被打了一頓。“姜武”出院以後（誰把他送進醫院，電影直接略過），得了一個綽號“老高”，因為他在機場像被打高爾夫一樣毆打。賈樟柯似乎想用“老高”這個綽號表明“姜武”受到的精神傷害，接下來的情節是，“姜武”找出獵槍，把會計夫妻、一名喊他“老高”的村委會辦事員，村長，一名不停地鞭打馬匹的車夫和焦董事長陸續幹掉，然後電影轉入了“周克華案”。    現實中的胡文海與此相反，他曾找到村煤礦工資表，以證明村幹部貪污，並且徵集到121名村民簽名進行舉報，但是無論舉報到哪裡，最後都被批回兩個部門：一是烏金山鎮紀委，二是榆次區公安局經偵大隊。烏金山鎮主管紀檢的副書記對他說：“你就是告到中紀委，我崔某某不給你辦手續，你也沒辦法！”經偵大隊大隊長則以“沒有辦案經費”搪塞，胡文海提出自己可墊支辦案經費，大隊長又以“人員也不夠”敷衍。現實中的“焦董事長”，表示最初與胡文海關係不錯，知道自己被他舉報，也沒有當面產生過衝突，只是一兩年沒說話，有次在車上碰到，給胡文海讓了根煙，他沒要。兩人的當面衝突，僅此而已。這位曾經的煤礦礦長，一點也沒有像焦董事長那樣“炫富”，表示自己只是給別人打工。    與電影中戲劇化的“機場挨打”不同，胡文海案緣起於1999年6月19號的澆地事件，在接受法制節目採訪時，胡文海沒有忘記當初的經濟賬，澆一個小時地要一百二十七塊錢，半個小時是六十幾塊錢，他想喊高家兄弟一起澆地，省點費用。叫了幾次高家兄弟都沒有反應，胡文海後來質問他們為何沒聽到（胡文海的原話是：“你耳朵賣菜，裝着什麼”），高家兄弟用鐵鍬把他劈傷。胡文海認為是村支書（電影裡“村支書”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村長”，這點可以理解）指使，後來承包村辦煤礦沒有成功，更加認為是村幹部的原因。現實中暴力的成因很日常，不像電影中那麼戲劇化，這種日常的摩擦幾乎是絕大部分暴力的起源。胡文海曾表示，自己被劈傷之後恨得手指抓出血來，但沒有聲張，而是暗中調查，並且籌劃着復仇。可怕的不是戲劇性的衝突，而是平靜，那才更有可能是暴力的前奏。    在胡文海案中，最具悲劇性的不是胡文海，而是被認定為同案犯，同樣被判處死刑的劉海旺。這個人物也在電影中消失，如果以劉海旺的角度觀察，這一事件會呈現出更加荒誕的一面。劉海旺經濟拮据，曾向胡文海借錢。在聊天時，胡文海談起和村支書有過節，劉海旺願意為他們調解，並約定碰面時間。胡文海本來準備除夕動手，並且擬好計劃殺死的四十五人名單，這次臨時起意。他在向村支書開槍的時候，子彈啞火，命令劉海旺用斧頭砍村支書。隨後，劉海旺趕快離開胡文海，一度與裝死躲過一劫的村支書在煤礦附近“狹路相逢”。當時劉海旺向村支書解釋用斧頭砍他並非己願，村支書說“沒事兒”。但村支書後來在供述說，怕劉海旺進一步加害他，所以以“沒事兒”敷衍；再後來，村支書說自己手持鋼棍，逼退了想害他的劉海旺。法院採信了村支書的說法，雖然胡文海也表明自己脅迫劉海旺，劉海旺最後依然被從重從快地判處了死刑。女兒對劉海旺說：“爸爸，你冤枉啊！”劉海旺的回答是：“冤枉也沒辦法……”劉海旺是暴力的參與者，同時也是暴力的人質，因為偶然的原因被捲入這個事件，最終在劫難逃。關於劉海旺，由於法院的裁定，可以談論的空間有限，但是拍電影更有可能呈現出其中的多樣性，但是賈樟柯沒有注意到他的存在。    胡文海案之後，山西立即從重從快將胡文海執行死刑。這是否意味着暴力的終結？在電影中，警車出現，然後就轉入了下一個故事，仿佛之後的問題交給法律解決就可以了。如果法律如此有效，或許胡文海案就不會出現。當地檢方工作人員認為胡文海因為“澆地糾紛”這麼一個“很偶然的事”產生糾紛，心胸狹窄。胡文海被劈傷後沒有報案，據他所說，是因沒有第三方見證，擔心報案後，公安機關會以“澆地糾紛”為由，輕率處理，所以忍辱負重，自己去調查此事。從檢方的反應來看，胡文海的推測並非空穴來風。    暴力的陰影沒有因為死刑而消失，反而蔓延開來。胡文海案後，整個村莊都處於暴力的陰影之下。胡文海的女兒再也不敢住在村里，兒子讀書的學校名稱諱莫如深。胡文海的三弟從市區搬回村里，陪父母住，發現有人夜裡圍着他家院子轉來轉去，他凌晨爬到房頂，發現是鄰村無業游民，懷疑仇家買兇，為了避免出事，想請小舅子們也住過來。大難不死的村支書和兩個兒子也離開村子，家裡只有妻子和老父老母，父親七十多歲，睡覺不敢脫衣服，天天接送兒媳上、下班。傳聞村支書住在丈人家，但小舅子攆了他幾次，說“胡三少爺”（胡文海三弟）還要殺人，不要連累他家。一方面，“胡三少爺還要殺人”的風聲傳得沸沸揚揚，村里人心惶惶；另一方面，壓力最大的是“胡三少爺”，怕被仇家報復。胡文海案後，專案組找到當年參與舉報的簽名者談話，很多人怕惹麻煩，不承認在告狀信上籤過名。雖然胡文海被執行了死刑，然而所有人都在暴力的陰影之下，幾乎沒有倖免者。這些電影忽略的情節，遠比電影所呈現的場景，更能說明暴力產生的精神傷害。    一部試圖與現實對話的電影，應該深諳現實，不是只與“想象的現實”對話。暴力的死結是怎麼打上的？暴力的發生有哪些偶然性？誰發動了暴力，誰被捲入了暴力？暴力的陰影是如何蔓延的？在這些方面，電影完敗給了現實，甚至完敗給了新聞報道。賈樟柯在評論韓東（他在《天註定》中客串出場）的作品時說過：“生活里的平庸比我們知道的還平庸，生活里的詩意比我們能感受到的還詩意。”這句話說得很好，生活里的暴力比我們能看到的還暴力。可是，賈樟柯沒有呈現出“生活里的暴力”。賈樟柯還說：“韓東洞悉那些顯而易見卻不被我們發現的事情，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不動聲色卻最驚心動魄的講述者。”這曾經也是賈樟柯的特長，遺憾的是，《天註定》不屬於此類。    最後需要說明一點，我看到的《天註定》是網上流傳的版本，如果可能，願意支付觀看費用。    原註：本文關於胡文海案的描述，主要來自石破、劉志明《仇恨引爆悲劇——透視山西榆次“10·26”血案》（《南風窗》2002年第4期），同時參考了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2002）晉刑一終字第23號。     近期圖文：     讓科學的歸科學，政治的歸政治     中國吸引了更多人的目光（組圖）     鼓掌，熱烈鼓掌，長時間熱烈鼓掌……     當今社會幹嘛還需要講良心     毛左眼中的世界與我們看到的不一樣     在劉賓雁傳記發布會上爭論的兩個問題     買命價格幾何？賣命價格多少？     浮世繪與心聲錄：春節師友來信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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