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公當會試天下，諒公以公道自持，必不以私徇太岳；想太岳亦以公道自守，必不以私干公道也。惟公亮之！”

　　這是萬曆五年（1577年），已在家賦閒了七年的海瑞寫給大學士呂調陽的一封信。這一年，當國首輔張居正（號太岳）次子張嗣修將參加會試，海瑞便給身為次輔的呂調陽寫了這封信，旁敲側擊，提醒他不要徇私舞弊。也許在他看來，要讓嗣修落第才能顯出公道吧。結果呢，卻是嗣修高中廷試第二名，賜進士及第。張居正為此向萬曆皇帝神宗謝恩時，神宗回答得挺坦率：“先生大功，朕答不盡，只看顧先生的子孫。”其後張居正屍骨未寒，神宗即剝奪張的兒子們的功名，逼死的逼死，充軍的充軍，對先生的子孫是這麼看顧的。賜進士及第的是他，連張居正請求迴避都不許；剝奪功名的也是他，連奉旨行事的主考官都要追究責任，若說徇私舞弊，皇帝才是正主，海瑞這封信，完全寄錯了人。就算呂調陽真能操縱會試結果，海瑞大約也不至於天真到以為從天涯海角寄一紙短箋就能讓當朝大學士聽退休官僚的忠告。這一封信，與其說是寫給呂調陽看的，不如說是寫給眾人看的，更是寫給後人看的。

　　海瑞自己卻不是進士出身。他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中了鄉舉之後，會試落第，就未再參加會試，而以舉人出身踏上仕途。明朝對官僚的出身極其看重，舉人只能做做小官，非進士出身萬難擠入高層。海瑞從福建南平縣的儒學教諭開始做起，一步步往上爬，竟當過總管江南魚米之鄉的欽差大臣應天十府的巡撫，最後又死在南京右都御史（正二品）的任上，追贈太子少保，這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了。他的仕途的轉折點，是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的“罵皇帝”事件。在兩年前，海瑞從興國縣知縣任上上調進京，在戶部雲南司任主事。名為主事，其實什麼事也不用操心，大事有尚書、侍郎在管，小事有吏在做，無所事事了兩年之後，他給嘉靖皇帝世宗上了《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在這封空前絕後的奏疏中，海瑞隻字未談本職工作，從頭到尾只是在攻擊世宗屠戮大臣不是個好皇帝，父子分離不是個好父親，乃至夫妻分居不是個好丈夫，“蓋天下不直陛下久矣！”一個大臣上奏疏告訴皇帝說天下人早就認為你不配當皇帝，可真夠駭人聽聞的了。然而還有更激烈的話，為《明史》所不敢錄，雖然一篇《海瑞傳》，有一半的篇幅倒用於抄這封奏疏：

　　“今賦役增常，萬方則效，陛下破產禮佛日甚，室如懸罄，十餘年來天下極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

　　比之武宗之胡鬧，神宗之貪婪，熹宗之昏庸，世宗還算不上大明最糟的皇帝，但我們一談到明朝的昏君，想起來的首先就是這位家家皆淨的嘉靖帝，在一定程度上還得歸功於海瑞這一罵。我們讀這樣的罵文，確實如聽人罵街一樣的痛快，但不要忘了，罵的乃是當朝皇上。即使換上以納諫出名的唐太宗，恐怕也無法容忍如此進諫。據說世宗讀了這封奏疏後，氣得全身發抖，把奏疏摔在地上，大喊快去把他抓來，不要讓他逃跑了。旁邊的一位宦官勸他說：這人是個出名的書呆子，上奏疏之前已告別了家眷，遣散了僕人，連棺材都準備好了，不像會逃跑的樣子。實際上在兩年前海瑞進京前就把家眷都送回了瓊州故鄉，不可能在這時候又來告別家眷，這或者是這位宦官編造了一番話為海瑞求情，或者這整個戲劇性的一幕，根本就是編造出來的，雖然被一本正經寫進了正史，但中國的史書，本來就是史實和小說不分。

　　海瑞沒有家眷可告別，但上了奏疏之後，倒是去找過同鄉王宏海託付後事，可見他自己也明白上這樣的奏疏，只能招來殺身之禍，並不能讓皇帝幡然改悔。既然如此，又何必幹這種無成效的蠢事呢？用後來神宗評言官們的話說，這是“訕上賣直”，以誹謗皇上來賣弄自己的正直。果然，“公是疏一出，而直聲震天下，上自九重，下及薄海，內外無不知有海主事也。”（《剛峰海公行狀》）從一個默默無聞的舉人出身的小官僚，一夜之間成為婦孺皆知的大名人，真可謂一罵成名天下知了。

　　世宗雖然大叫“快去把他抓來”，卻並不相信一區區主事敢上這樣的奏疏，還想放長線釣大魚釣出幕後的黑手，派特務跟蹤海瑞跟蹤了一段時間，實在摸不出別人，才把他抓進了錦衣衛讓刑部問罪定刑。該給海瑞定什麼罪，卻頗使刑部為難。《大明律》雖有“罵人”一條，對各種各樣的罵人的處罰規定得非常詳細，但制定《大明律》的人做夢也沒想到還有人居然敢罵皇帝，最高只定到罵公侯，對此只是處以枷號一個月的懲罰，而世宗的意思，當然是要定成死罪。刑部人馬翻遍了《大明律》，也翻不出該給罵皇帝的人定什麼罪。最後是刑部尚書想出了解決辦法，比照“子罵父”律，屬十惡不赦之罪，判處絞死。“子罵父”罪屬於告訴乃論，在這一案中，皇帝成了原告了。

　　海瑞既然已直聲震天下，若被處死，就會青史留名，如果大難不死，就有了升官的資本。他很幸運，世宗還來不及處死他就自己先走一步了，連牢中的主管都知道這下子海瑞該高升了，辦了一桌酒席來討好他。海瑞還以為這是死前的最後一餐呢，從從容容吃喝完畢，才知道原來世宗駕崩了，於是哭得死去活來，把吃下去的酒菜都吐了出來，暈倒在地。我們可能會覺得奇怪，不是說世宗早就不配做皇帝了嗎，現在換了別人來當皇帝了，怎麼又如此難過呢？但不這麼一哭一暈，又如何能顯出其先前的罵乃是忠心耿耿？

　　海瑞在出獄後的兩年間，換了六七次官職，連升四級，從正六品主事一直升到了正四品的通政司右通政提督謄黃，其升遷之快，無以復加。這固然是大難不死的後福，卻也是因為在當時內閣的黨爭中，他投靠首輔徐階排擠次輔高拱，被徐階一手提拔。隆慶元年（1567年），廣東道監察御史齊康彈劾徐階的家人在鄉里橫行不法，這本是當時盡人皆知的事實，以後海瑞巡撫應天十府時也對該如何處置徐階的兒子而傷透了腦筋；但當時的言官都是徐階的親信，他們一口咬定齊康是受高拱指使，乘機對高拱群起而攻之。這時擔任大理寺丞的海瑞也跟着起鬨，上了一封《乞治黨邪言官疏》，謾罵高拱是小人，齊康是受高拱指使的鷹犬，這二人乃是奸黨，請求穆宗“罷斥高拱，將齊康重加刑治”，以其罵皇帝的天才來罵大臣，不過是小菜一碟。十幾年後海瑞整理文集，重讀此文，自己都覺得臉紅，加了個附註說：“一時誤聽人言，說二公（指徐階和高拱）心事俱未的確。”但高拱終於因此去職，而海瑞也就連連升官，官至四品，身披紅袍了。

　　京城天子腳下，高官多如牛毛，中不溜秋的四品官除了跟着起鬨罵街，也沒什麼用武之地，我們的英雄仍然感到寂寞。海瑞披上紅袍的這一年（隆慶三年，1569年），剛好是六年一次的京察之年。所謂京察，就是由吏部和都察院對五品以下的京官做出考察，而四品以上的則做自我鑑定。海瑞在自我鑑定中便稱自己無所事事，不稱所職，請求把他革職。內閣和吏部的大臣們自然很明了這種以退為進的把戲，他們既然不敢當真把這位名滿天下的忠臣革職，就只好委以重任。這一年六月，海瑞調升右僉都御史，欽差總督糧道巡撫應天十府。讓一個舉人擔任欽差大臣，這是前所未有的事，更不用說巡撫的是全國最富庶的應天（南京）、蘇州、常州、鎮江、松江、徽州、太平、寧國、安慶、池州這十府了（還兼理杭州、嘉興、湖州三府的稅糧）。

　　新官上任，照例要發布一個安民告示。海瑞頒布的《督撫條約》洋洋灑灑三十六條，所津津樂道的是地方官員該如何參見、招待巡撫大人，當然是要求一切從簡，連一頓飯該花多少錢（物價貴地方，費銀不過三錢，物價賤地方，費銀二錢，燭柴俱在內），該吃什麼（雞、魚、豬肉三樣和小瓶酒，不用鵝及金酒），都定得清清楚楚，使人覺得這位巡撫大人未免也太婆婆媽媽。最奇的有這麼一條：

　　“各官參見手本用價廉草紙，前後不着殼，後不留余紙。別事具手本亦然。凡冊用稍堅可耐久而價廉紙，不許如前用高價厚紙。申文紙亦然。冊用白紙裱褙為殼，封筒用單紙，內先用一草紙護封防弊，不用裱褙紙。凡文冊俱指頂大字便覽，防洗補。申文供招等項，不許重具書冊。”

　　聯想到他還在擔任淳安知縣時，就規定衙門用紙“先用後償”，“用過紙一張，則給與一張，用過四五張，則給與四五張”，真是惜紙成癖，始終如一了。要是讓他擔任首輔，說不一定也會下一條全國惜紙令。我們也許會誤以為明朝的紙張是什麼貴重東西，其實他所規定不許留空白的廉價紙，不過是每百張銀六至八分，高價的永豐紙，每百張也就值銀二錢，相當於他的一頓飯錢。他對此的解釋是“毫釐皆民脂膏，損之毫釐，莫不有益。”要提倡節儉，就從每一張紙抓起，而且惟恐人不知。他在巡撫任上主持疏浚吳淞江這一“萬世功”，公布的預算是銀七六一零二兩二錢九分，真正是把毫釐都算在內了。而這花費了幾萬銀兩的疏浚工程，沒過三年就又堵塞了（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第七冊引耿橘的話說：“海公之役，計費四萬有奇，不三年而旋淤，說者謂稽查無法，委任欠當之故，是非卑縣之所敢知。”）。

　　巡撫的一項主要工作是審案，對此，海瑞在《督撫條約》中一面反反覆覆地說“江南刁風盛行”，喜歡告刁狀；一面又宣布“本院法之所到，不知其為閣老尚書家也”，則又等於是在鼓勵告狀。據他說，應天巡撫衙門每月初二、十六放告的這兩天，每天來告狀的有三四千人之多。每月要由他一個人處理這麼多案子，沒有神仙的本事，絕無法一一都能公正地處理。何況他在辦案時，遵循的是倫理、道德高於事實、法律的原則：“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與其屈貧民，寧屈富民；與其屈愚直，寧屈刁頑。事在爭產業，與其屈小民，寧屈鄉宦，以救弊也；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宦，寧屈小民，以存體也。”則不知有多少弟、侄、富民、刁頑、鄉宦乃至小民遭受其冤屈，才織成了這頂“青天”的高帽。

　　海瑞巡撫應天半年之後，有給事中舒化彈劾海瑞不通人情世故，這是針對其種種條約的；另一給事中戴鳳翔彈劾海瑞“庇奸民，魚肉縉紳”，導致“種肥田不如告瘦狀”的民風，這是針對其辦案的。這時候高拱東山再起，也不會容忍一個政敵占居要職，海瑞終於因“志大才疏”被免去應天巡撫而專督糧儲，憤而告老還鄉。臨走前上疏把朝中大臣罵了個遍，“今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告養病疏》），當時的首輔李春芳看了哭笑不得：這麼說來，我豈不是老太婆了嗎？連這位寬厚的首輔，海瑞也失去了他的同情。

　　海瑞離職後，就回到了家鄉瓊山閒居。有祖傳的十畝薄田可供度日，他自己又清苦慣了，生活本不成問題。但是他又要刻書印文集，好讓自己的政績流傳下去，則不能不另開財路，這時候，他的名聲又派上了用場。對瓊州府的官員、鄉紳們來說，身邊這位以正直清廉聞名遐邇的大名人，正是寫歌功頌德文章的最佳人選。通過寫這些應酬文章而獲得報酬，是海瑞閒居時的一項主要收入。文集中所收的“贈序”一類的文章之多，真讓人懷疑他是否把這當成了一項生意來做，來者不拒。這些贈序的對象，大約有的本來名聲並不好，甚至乃是貪官污吏，所以海瑞一面應酬為他們歌功頌德，一面又用點春秋筆法，羞羞答答地作些“如前所云，大抵多出一時耳聞”，“諸君信予不為佞，予亦信諸君不我欺”之類的聲明，未免有點自欺欺人了。

　　雖然人在天涯海角，離京萬里，但從本文開頭引的那封信即可知道，海瑞對官場的是非並未忘懷。張居正柄政的時候，海瑞曾希望他能主持公道，但張居正卻委婉地拒絕了。其實兩人的政見本有許多相同之處，比如都贊成、推行一條鞭法，都想嚴肅法紀，但張居正在用人之際卻拒絕重新起用海瑞，乃是嫌他不通人情世俗，輕率冒進（他在給海瑞的覆信中說：“三尺之法不行於吳久矣，公驟而矯以繩墨，宜其不堪也。”），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明史·海瑞傳》卻說是：“居正憚瑞峭直，中外交薦，卒不召。”倒像是張居正怕召來海瑞跟自己對着幹似的。而有的更說張居正之不用海瑞，乃是海瑞寫給呂調陽的那封信引起了他的忌恨。其實海瑞寫那封信時，張居正已當國五年，不用海瑞也已五年，還不如說海瑞正是因此忌恨而寫了那封信的呢。

　　張居正死了，海瑞才有了出頭之日，但新的當權者對於起用海瑞一事也是能拖就拖，一直到張居正死後兩多年，即萬曆十三年（1585年），才宣布讓海瑞擔任南京吏部右侍郎。這時候經過十六年的賦閒，海瑞已是七十二歲的老翁了，卻欣然受命，視之為“千載一時”的難得機會，渾然不顧那不過是一個閒職。

　　自從明成祖把京師遷到北京，南京就成了留都，保留着一套完整的中央機構，但這只是有名無實的榮譽機構，到南京的中央機構任職，也就跟養老差不多。江南花花世界，也正是老幹部們養老的最佳場所。德國大詩人歌德曾有一首詩描繪這種情形（《中德季日即景》）：

        厭倦官場，膩於朝政。

        春和日麗，辭離北國。

        駐足江南，退隱水鄉。

        遊山玩水，舞文弄墨。

        開懷暢飲，杯復一杯。

        自在若是，夫復何求！

　　現在來了一位既非厭倦官場，且又熱衷朝政的管官的官（當時南京吏部尚書沒有到任，侍郎實際上是負責人），這一個老幹部之家就沒有安寧了。海瑞正是對南京中央機構的這幫人整天遊山玩水、吃喝玩樂大為不滿，竟然想到要援用兩百年前明太祖禁止官員遊樂的陳規，對這些官員施加廷杖。這時候他似乎對朱元璋的那套嚴刑峻法着了迷，給神宗上疏要求嚴懲貪官污吏，“舉太祖法，剝皮囊草，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貫論絞”（剝皮囊草，指的是朱元璋剝貪官的皮製成草人放在公堂上警告繼任官員），此論一出，朝野大嘩。當時的官員手上都有點不乾不淨，那是沒辦法的事，誰叫大明的官俸那麼微薄，只夠糊口呢？現在海瑞竟然對皇上建議說凡貪污八十貫以上的，就該絞殺，則全國的官員，恐怕除了要變賣產業才能置備朝服的海瑞自己，通通該殺了。被激怒的御史們群起攻擊海瑞，南京的御史們要保護自己的屁股，更是起鬨得厲害，神宗為了平息眾怒，就下了個結論，宣布海瑞的言論“有乖政體”、“詞多迂憨”，最後乾脆把話挑明了，他之所以起用海瑞，只是看中了他的名聲讓他來當花瓶的：“雖當局任事，恐非所長，而用以鎮雅俗、勵頹風，未為無補，合令本官照舊供職。”

　　海瑞受到了神宗如此公開的蔑視，再熱衷也無法把官繼續當下去了，連上七次奏疏要求告老還鄉，神宗一概不准，要他繼續把花瓶當下去，直到萬曆十五年（1587年），病死在南京右都御史的任上。神宗在悼詞中讚揚海瑞是“直言敢諫之忠臣”，卻也不忘貶他一句“強項不能諧時”，這是官方對他的蓋棺定論。海瑞出喪那天，穿白衣送葬的人群百里不絕，這是百姓對這位演員謝幕時的喝彩。

　　人生舞台上的海瑞謝幕下台了，藝術舞台的海瑞緊接着上場。海瑞死後不久，萬曆年間就出現了一本專門描寫他辦案的小說《海忠介公居官公案》，裡面所描述的七十一個案件，跟海瑞自己記載的許多案件相比，竟然沒有一個相同的。此後又有長篇章回小說《海公大紅袍》、《海公小紅袍》。至於以他為題材的戲曲，那就更多了，傳奇《朝陽鳳》、《吉慶圖》、《忠義烈》，京劇《五彩輿》、《德政坊》、《梁鳴鳳》，高甲戲《海瑞回番書》，潮劇《劉明珠》……一直可以數到20世紀60年代的“大毒草”《海瑞上疏》和害死了一位明史學家一家三口的更大的毒草《海瑞罷官》，這一位海青天，也就在舞台上永遠地活了下來，與原型離得越遠，活得也就越長久。主張“寧作良臣，不作忠臣”的明末史家談遷曾悲憤地問道：“夫緘口以待遷，厚利也；危言以招戮，實禍也；身死而天下悲其忠，虛名也……博此虛名，將焉用之？”答曰：用之舞台。

199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