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信仰與文化改變社會的標本
---貴州石門坎百年的變遷的故事
很高興來參加天則所的活動，感謝各位提供一個機會講述石門坎的故事。
我今天看坐在下面聽的還有我非常尊重的朋友王瑛女士，我的好朋友林義相先生，還有詹姆斯，胡玉等等。王瑛帶着我們在微信上弄了一個500人的大群讀海耶克，馮興元老師也有在裡面講座。昨天晚上王瑛安排我也講了一場，我講的是“從周德偉到哈耶克”。
我的發言和前面幾位學者不一樣，我講一個故事。這個故事叫石門坎的故事。
石門坎是一個地名，位於貴州畢節地區的威寧縣，貧困山區，大花苗人的聚居地。
我現在除了做關於信仰和文化的研究，主要在做公益。我做的這個公益項目所在的這個地點，就在貴州石門坎。石門坎是一個很偏遠的山區。有人講，貴州是中國的邊遠省份，在貴州，畢節是貴州的“西藏”，威寧是畢節的“西藏”，而石門坎則是威寧的“西藏”。我剛剛從那裡回來，我從貴陽開車到那邊去，早上七點半鐘從貴陽出發，晚上八點半到達石門坎，走了接近13個小時才到那個地方。
這個地區是雲貴高原烏蒙山區的核心地帶，真正是崇山峻岭。烏蒙山區的地貌特點是，高高的山峰和深深的溝壑並存，汽車在大山區裡邊行走，左邊是千尺高仞，右邊是萬丈深淵。而且這裡經常發生地震，次生災害頻發，因為地震震松的土壤裡面的石頭很容易就滾下來了，特別是下雨天，交通事故非常多。
當然我講這個故事並不是因為它的偏遠，而是一個如此蠻荒之地，竟然在上個世紀成為西南地區的文化高地，這裡曾經發生過奇蹟。1904年的時候，有一個基督教的傳教士到了石門坎這個地方。這個基督徒就是伯格理，英國循道公會的傳教士。伯格理在1904年到了石門坎。他當時到石門坎去的時候，石門坎是一個什麼狀態呢？這裡是高寒山區，生態惡劣，瘴癘橫行。民間說，石門坎是一個“拉屎都不長蛆的”地方，可見它的貧瘠和荒涼。那個地方的三個縣，歷史上屬於烏撒蠻，威寧，納雍，赫章，當地人講：”威,納,赫，去不得！”
伯格理是1887年到達中國的，他是受到戴德生所創辦的“中國內地會”的招募到中國傳教的。他所在的英國循道公會，主張聖潔生活和改變社會。1904年他去石門坎的時候，已經在昭通做主教做了17年。在這17年中，他在昭通主要針對中國的儒生、讀書人傳播宗教。但是，大家知道，中國的儒生大多有一種文化優越感，認為中國是天下的中心，四夷都是落後的，野蠻的，充其量也只能承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種自我為中心的概念，使中國的儒生很難接受基督教文化，很難接受孔孟以外的精神信仰。
從伯格理在昭通的傳教的成果就可以看出來，他在這裡做了17年的主教，受洗的人不到20人，平均每一年都發展不到一個教徒。而且這些教徒，你平常跟他處得非常好，送禮物什麼的。說得非常好，你周末要來做禮拜，他說好，但是到了禮拜天，你一等也不來，二等也不來。他們沒有這種虔誠的信仰。這種情況，對伯格理是非常大的一個打擊，因為他是非常有抱負的傳教士。他到中國來傳教，心中充滿抱負，他心目中的榜樣，就是李文斯頓，李文斯頓在非洲傳教，使非洲一些部落整體皈依基督教。但是，伯格理17年的傳教只發展了不到20個信徒，他不能實現自己的抱負，壓力很大。
後來有一個偶然的機會，在他們家突然來了一群苗人，這是苗人當中的一個分支，屬於大花苗。這些大花苗人是受到在安順黃果樹這一帶的傳教士黨居仁介紹他們來到這裡來。這些苗人跟伯格理說：你教我們讀書，你教我們識字。伯格理認識到，這裡的苗人有尋求知識的願望。
為什麼大花苗人要去尋求知識，想讀書認字呢？
因為在伯格理沒有到石門坎之前，這裡的苗人完全生活在一個蠻荒的狀態。在一個苗寨裡面，可能有幾十上百戶人家，幾百的人口，可是能從一數到一百隻有不到一兩個人，而且這一兩個人基本都是60歲、70歲、80歲的老頭子。如果苗寨的人要去趕場，要把雞蛋等等賣掉換回一點鹽，如果沒有這兩個老人在場是不能完成的。哪怕老人生病了，抬也到抬到那個場上去，因為只有他才能完成他們之間的簡單的加減運算，這個就是他們的文化水平。
形成這樣一種毫無現代文明，嚴重的蠻荒狀態，根本原因，是歷朝歷代政府一直把這裡的少數民族視為“生苗“，看成”化外之民“，完全沒有對他們實行教育。也就是說，幾千年的儒家文明沒有對他們產生影響。而且從等級上看，苗族處於社會的最底層。苗人受彝族人統治，所謂的”土司“和”土目“都是彝族人，漢人又統治彝族人，苗人淪為社會的最底層，最苦難的人，沒有財產，沒有社會地位，受人壓迫。
伯格理在1904年到了石門坎，他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發動這些苗民，每家出幾個銅錢，修了一個簡易的教堂，這個教堂一直到今天還有它的遺蹟。這個房子叫“五磅房”，因為它所籌集的零零碎碎的銅錢，大體上相當於五個英鎊，這個房子就是教堂，就是學校，也是伯格理的住所，他的辦公室。伯格理的夫人是南丁格爾的學生，在中國做志願者，伯格理在雲南昆明治病的時候，遇到了這個志願者，結果他們戀愛結婚。他的夫人也隨伯格理到了石門坎，就住在這個五磅房裡面。他的太太回憶說，每天到了要睡覺的時候，要把床上面的各種各樣的東西搬開，上面有蓑衣、斗笠、《聖經》等等的，要搬開才能睡覺。
伯格理在石門坎做了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幫助苗人發明了文字。這個文字對苗人來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這個文字一直到今天的烏蒙山區苗人當中還在使用，大花苗文。因為苗人在伯格理之前是沒有文字的，根據苗人的歷史傳說，他們曾經是有文字的，但是，苗族在南遷的過程中，跨過大江大河時，大水把書籍沖走了，所以文字就失去了。當然這些都是傳說。但是，苗族人的衣服紋飾中的確有他們的歷史記載。你看苗人所穿的衣服有各種各樣的花紋，這些花紋都有特殊的記號。因為苗人的祖先是蚩尤，蚩尤在中原和黃帝打仗，失敗了以後就被他們往西南邊垂追趕，一直追到最偏僻的地區。苗人跟我們講，如果他們衣服下面三角形下面有一條綠色的橫槓，就代表這個部落在南遷中渡了一條大河。如果有兩條橫槓，就表示渡過了兩條大河。可以推定，過一條大河，那就是跨過長江，如果過兩條大河，那一定是在黃河以北，一渡過了黃河和長江，苗族人由於沒有文字，很多文化符號都暗藏在衣服的紋飾。
伯格理在這個地方和苗人漢人一起發明這個文字，正是這些衣服的紋飾給他的靈感。這個文字被聯合國稱之為“坡拉文”。或者稱為“大花苗文”，文字中很多元音、輔音都是用苗人衣服的符號來作為這個文字的設計。
這個文字說明出來以後，他用大花苗文翻譯了《聖經》，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功績。大家知道，《聖經》被翻譯成什麼文字，非常重要，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就是由他把《聖經》翻譯成為德文，才使基督教新教開始傳播。《聖經》被翻譯成為大花苗文，就意味着基督教在中國西南地區的傳播成為可能。苗文《聖經》翻譯出來以後，當時在中國找不到一個工廠可以把大花苗文聖經製版印刷出來，包括工業最發達的上海也不行。結果找到日本橫濱，在日本橫濱製版完成了大花苗文的《聖經》的印刷，我們今天到石門坎去，你到這些苗人的教堂裡面去，所用的《聖經》依然是一百年前伯格理用花苗文翻譯過來的《聖經》，直到今天還在使用。傳播。
苗文的創製，結束了苗族人沒有母語文字的歷史，同時，也開啟了苗族走向現代教育的文明開端。
有了文字，有了《聖經》，伯格理就可以在這個地方傳播基督教的信仰。傳播基督教的信仰過程和伯格理在這個地方辦教育的過程是完全同步的。在以石門坎為中心的方圓幾百公里的範圍之內，循道公會建了幾十座教堂，辦了120多所小學校。而且還用花苗文編了《烏蒙山區平民識字課本》，系統的在這個地區開展掃盲活動。這個平民識字課本涵蓋了所有苗人生活的地區。到了後期的時候，整個烏蒙山區的風氣是什麼樣的呢？假設一個男孩要追一個女孩，希望這個女孩和他結婚，女孩會提一個要求，這個要求，不是今天北京的女孩提的要求，什麼三室一廳，什麼奧迪車。當時苗人的女孩對男孩提出的要求，就是必須把平民識字課本背下來，你能背下來了，我就嫁給你！社會風氣開始崇尚教育崇尚文化，崇尚知識。有了信仰，有了文化，人們才開始變化。
伯格理通過傳播基督教的信仰，通過辦教育，提高整個苗人的文化水準，他和當地的漢人，苗人一起，開啟了這個地區文明進步和現代化的進程，從而使這個地方產生了一種巨大的社會變遷。
好比說，在伯格理沒有去之前，苗人的性關係非常混亂，每一個苗寨，村頭的地方有一個公共場所，苗人稱之為花撩房，這是一個公共空間，女孩子十三四歲以後，就可以進入這個房間，就可以和其它男人發生性關係。伯格理剛去之後，發現好多非常小的小女孩，大約13，14歲的女孩子，懷裡抱着一個小孩，肩上背着一個小孩，這種早婚，早育，性關係的混亂，是導致疾病，貧窮的重要原因，一個13，4歲的小女孩帶着兩個小孩，怎麼可能翻身？
所以伯格理來到這裡之後，規定每一個受洗的基督徒，男性要22歲，女性要20歲才能結婚。所以只要他進到一個村寨，就讓苗人把花繚房燒掉，讓他們講文明，講衛生，注重家庭關係，注重道德倫理。這是一個變化。
第二個變化，讓這些人過一種現代的文明生活。伯格理本人在英國愛好兩項運動，一個是足球，一個是游泳。他在1914年，就在這個地方建了一支足球隊。你想想看，1914年，中國很多人都不知道足球為何物，他就在那個地方近了一支足球隊。這個足球隊不僅球打得好，而且已經到了一定的競技水平了。一九三幾年，當時四川的軍閥楊森調到貴州做主席，路過石門坎，看到石門坎有一個足球場，他感到非常吃驚。因為他本人喜歡足球，部隊有足球隊，就讓自己部隊的足球隊和石門坎當地的足球隊比賽，連賽三天，結果石門坎的足球隊勝兩場，軍隊的足球隊勝一場。楊森說你們所有人都把鞋脫下來，送給對方的足球隊，你們還有臉穿鞋嗎？因為石門坎的球員是沒有鞋穿的，他們打赤腳踢球。石門坎是貴州省“足球的搖籃”，大部分足球隊員都來自於石門坎一帶。新中國建立的第一支國家足球隊，其中就有兩名隊員來自石門坎。
還有游泳，在西南地區建了第一個室外游泳池，而且分了男池和女池，淺池和深池。有一定難度的。苗人把竹子砍下來，打通這個節，從山上把泉水引下來，泉水就把游泳池灌滿了。你們不知道，苗人的生活習慣，是一輩子都不洗澡的，他們說一生就洗三次澡。出生時洗一次澡，死亡時洗一次澡，結婚時洗一次澡。但是，生和死的澡都是別人給他洗，實際上自己洗澡一輩子也就一次。但是，伯格理竟然在這裡建立了一個游泳池，提倡苗族人游泳！小孩怕水，又沒有游泳衣穿，怎麼讓他浮起來？那個時候穿的都是粗布，伯格理讓小孩把腰帶這個地方用繩子紮起來，然後把腿這個地方用繩子紮起來。先把褲子打濕，然後用手拍這個濕褲子，使褲子不斷充氣，在腰間自然形成一個游泳圈。
他在那裡每年端午節搞一次運動會，這種比賽項目，都是到了你無法想象的地步，好比說女人穿針做一個比賽，縫一個鞋底做一個比賽，甚至怎麼搬玉米的，怎麼撿土豆的，全是跟當地的生活密切地銜接起來那種競爭的文明。
伯格理把基督教信仰帶到了烏蒙山區，改變了以石門坎為核心的苗族社區。我們怎麼衡量這個改變？最重要的是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在上個世紀的30年代，這裡已經培養出來了苗族人的醫學博士，40年代，培養了三十多名苗族大學生，50年代，威寧苗人地區每萬人中有十個大學生。而一直到80年代，貴州其它少數民族地區每萬人還只有0.8名大學生。它的整體教育水平遠遠高於當時的全國平均水平，甚至高於漢人的平均教育水平，這個就是伯格理及那些傳教士的功勞。他培養出來第一個博士叫做吳性純，是在1928年。
伯格理還建了麻風病院，後來又建立了平民醫院，在缺醫少藥的烏蒙山區，這些醫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以石門坎為注音地的這種苗語發明，使用範圍有多廣呢，有20到30個縣這麼大一個範圍。因為我到雲南的武定，楚雄地區的武定縣，看到的全部都是伯格理的影響，他們所用苗文的《聖經》，和石門坎的一模一樣。輻射範圍非常廣。
在苗人覆蓋的地區當中，整個的文明變化的確非常之大。伯格理當然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他使整個花苗歸依基督，在西方傳教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也在西方基督教世界成為一個重要的人物。
但是，從1949年開始，石門坎這個地方，就像從一個拋物線的角度又往下跌落。
如果說它的起點是1904年，到現在110年。我把這110分為前後50年，從1904年伯格理進去到1949年，這個拋物線一直向上，石門坎地區文明程度提高，教育程度提高，苗族人的生活水平提高等等從1949年的時候，拋物線開始向下。
1949年以後，石門坎文化圈被污名化。當局給這個地方扣上兩頂帽子。一個是西方文化侵略的基地，把基督教的傳播定位為“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另外一個是西方間諜的活動中心，說這個地方有西方的特務。然後石門坎這個地區就變成了階級鬥爭最激烈、最複雜的一個地方，當局在這個地方強行對它加強管制，包括從50年代初期起，勒令基督徒還俗，驅趕外國傳教士，對本土的傳教士，通過殺，關，管的方式嚴懲，幾乎讓這個宗教信仰體系崩潰。
信仰體系的崩潰直接導致文化的退化，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停滯。到了1989年，曾經做過一次調查。我們1979年就改革開放，1989年改革開放十年了，石門坎是什麼狀態呢？1989年的調查，這個地方十個人共一床棉被，兒童失學率達到88%，因為貧困而接受救濟的家庭達到98%。文盲達到80%，貧窮和落後是非常驚人的，石門坎重新被邊緣化。。
所以，從人類學，教育學，宗教學等等的角度來看，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石門坎都是一個活的標本，這個標本在說明，我們的社會什麼時候有了精神信仰，什麼時候有了文化，有了文明，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會發生變化，這個社區就會發生變化。
反過頭來也是一樣，什麼時候當這個社會喪失的信仰，喪失了文明，整天搞階級鬥爭，包括在文革期間發生了基督徒在山洞裡面祈禱，被民兵殺死，甚至孕婦被殺死的慘案。所以石門坎是一個在我看來，一個非常典型的社會標本。
我們在這個地方現在做了四年公益活動，我們主要針對苗人的兒童教育。我們做公益的目的，也是在希望能夠弘揚石門坎的這種理念和精神。
最後，我想補充一句話，宗教信仰和社會治理的關係，我聽到剛才各位專家的演講，我真的有一個很深的感覺，我們現在這個社會，人們都在尋找一種精神的東西，這種精神，就是能安頓人們的心靈，就是一種社會救贖，一種信仰，一種超驗的精神信仰，一種彼岸意識。我們可以說是神性，或者是一種“道”，我們在尋找一種道。這個“道”對一個社會來講是不可或缺的一個東西，只要有人類生存的地方，只要有生產活動的地方，首先需要有一種道。這個道就是倫理，就是公義，我們整個的社會的治理要從現在這種靠“術”的方法，去向道的方向轉變。維穩就是術，如果沒有道，沒有人心良善，社會會穩嗎。所以我們現在要改變把維穩作為我們治國理念的方針，要尋找一種道，這種“道”，就是儒家的“天道”，或者就是《聖經》所說的，太初有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