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初，第八屆“北京中醫藥文化宣傳周”舉行，就在之前，網絡上有言論說：“你怎麼還信中醫？”至此，對中醫的質疑又一次甚囂塵上。和之前的歷次爭議一樣，質疑者的理由是：中醫理論是原始經驗，中醫藥只有“安慰劑”效果。

每次信不信中醫的爭論都能引起軒然大波，其中不排除民族情結和職業自衛，拋開這些，本文僅想將兩位中醫人士的專業看法展示給大家，讓“該不該信中醫”的答案自然產生。

中醫到底為中國人做了什麼

何裕民：（上海中醫藥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8年前“告別中醫中藥”討論助推人。曾著《差異、困惑與選擇——中西醫學比較研究》

“不信中醫”的理由並不新鮮，之前幾次“反對中醫”甚至要“告別中醫”的論斷都類似，之前我就此寫過一篇文章《守住科學的底線》，刊發在《醫學與哲學》上，寫得更加詳細。在這裡，我僅就幾個通俗的問題做通俗的解釋：

中醫是不是“安慰劑”？這個問題不用我說，任何看過中醫的人就會有判斷，因為他們確實被治好了，但反對者還是給出了一組數據：中國1951年的平均期望壽命42歲；到了1981年是67.8歲；到了 2000年，71.3歲；到了2004年71.8歲。根據這個數據，他們認為，在期望壽命增長中，中醫貢獻甚微，否則當初怎麼才活到42歲？

這一點，完全可以作出另外的解讀：上世紀50年代前，中國人享受醫療保障的機會微乎其微，即便是中醫，對他們也是奢侈的，之所以到了80年代，壽命提高了，因為那時正是我國合作醫療制度加上中醫中藥推廣最好的時候，而當時，中國的西醫力量還很弱，這一點，當初的反對者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承認。

仍用這組數據：1951 年，中國和歐洲期望壽命差27歲，1981年差6.2歲，2004年差4.2歲。80年代之後，西醫在我國占了主導，儘管我們在現代醫學硬件與軟件方面投入甚巨，有時，人們看一個感冒竟然要支付4000多元，但人均壽命只延長了有限的3、4年。

上世紀80年代以前，中國人用占世界1％的衛生費用，解決了占世界22％人口的醫療保健問題，而且人均期望壽命與發達國家相差不大，所以，當時世界銀行和世衛組織的報告中，把充分利用中醫藥優勢的合作醫療，列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典範”。而20年後，世衛組織發表了《2000年世界衛生報告》，對全球191個成員國衛生系統的業績做了量化評估，中國在“財務負擔公平性”等方面，排在了所有評估的191個國家的第188位，倒數第4。

中醫藥不只是“安慰劑”

何裕民：2003年“非典”，作為“重災區”的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院，卻做到了零死亡、零傳染、零轉院，我們不能說中醫藥能抗“非典”，但必須承認中醫藥有很好的輔助治療及最大限度減少後遺症的作用。

我是做腫瘤臨床的。從2000年起，所有患者都保存了原始資料和聯繫方法，只想就胰腺癌作一比較：文獻中，晚期胰腺癌者中位生存期3～6個月，無法手術的，國外1年生存率就在 2～5％。我診治的晚期胰腺癌患者，總共有300多人，絕大多數無法手術切除，都以中醫中藥為主治療，約100多人仍健在，現已過3年的有40 多人，在上海的就有20多人，這不是個案，我可召集這些健在的患者，眼見總為事實吧？！唯一前提是：來者必須尊重和承認事實，公布所見事實。

就“安慰劑”而言，所有藥物都有“安慰劑”效果，因為人是有心理的，這一點上，中西醫沒有差異，各種研究表明，安慰劑的作用約在30%上下，針灸略微高一點，但也沒有統計學差異，用“安慰劑”來埋汰中醫，其實是不懂醫學卻充內行！

其實，許多中醫專家都有成百上千的成功病例，只是過去並不強調臨床流行學研究（DME），“循證醫學”的興起也只是近期的事。現在中醫院校已對臨床博士生強調DME，國內主要的中醫學術刊物，對照、或雙盲、或循DME的臨床論文也越來越多。

恩格斯有句名言：“科學的歷史，就是這種（指巫術等）荒謬思想漸漸被排除的歷史，是它被新的、荒誕性日益減少着的荒謬思想所代替的歷史”。許多西醫內容在今天看來已經過時了，中醫學也同樣，近幾十年來，只要認真翻一翻中醫專業雜誌、中醫教材，就可以發現很大不同，很遺憾，上來就說不信中醫的人，根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這些事實。

臨床診療夠不上“科學”的標準

何裕民：必須指出：醫學不完全是科學，至少並非通常意義上的科學，這話是科學哲學家、歷史主義學派代表庫恩，在他名聲如日中天的上世紀60年代中期，對美國醫學會的講演時所言，也是科學哲學界的著名論斷。科恩的依據是：醫學的主體為臨床診療，生物學等作為基礎學科，只是醫學所傍依的、借用的，並非醫學所獨有。

臨床診療就是門經驗，完全夠不上“科學”的標準，這一點儘管醫學家們聽了不悅，但誰也沒法否定，不僅看中醫要找老大夫，看西醫人們同樣也要找50歲以上的主任醫，為什麼？經驗豐富！而真正的“科學”，最富創造性的年齡段是30歲上下，50歲是告別前沿的年齡了。

“循證醫學”是臨床新原則，強調“回歸臨床”，主張以患者為中心，而不是以生物學的疾病為中心；以臨床證據為依據，而不是盲從實驗室的指標；力求對臨床多種信息作出採集，分析、評估；強調整體綜合考慮；強調醫患良性交往互動……一句話，更注重臨床證據與經驗。

現在，臨床又掀起了敘事醫學之風，這是對只強調證據的循證醫學的補充，而循證醫學是對只看實驗室結果的生物醫學的糾偏！敘事強調個體化，每個患者都有獨特性，要通過敘述故事方式了解他，所以，這是對傳統的回歸，重視人性及特殊性，而不是科學性！

另外一個有趣的話題是臨床誤診率，上次質疑中醫的辯論時，一位立場中立的權威，發問一位反中醫鬥士，他是搞病理的，也算是權威，問他病理與臨床診斷吻合率有多少！其實問的是誤診率多高！吻合率70%不到，也就是誤診率高達30%，上世紀70年代也是這個水平，可見，誤診率、安慰劑有效率等，都是個定數，它是醫學的對象——人的特點決定的，科技進步對它沒有多大影響!

中醫已經脫開了最早的理論體系

陳小野：中國中醫科學院基礎所教授，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 曾著《中醫學理論研究》等。

世界上所有傳統醫學的形成，都有兩個知識來源，一個是理論，一個是經驗。理論主要是自然哲學性質的，也可以是宗教甚至巫術，它們的共同特點就是非實證的、非理性的。這種理論的特點是從一開始就有很完善的體系，而且不管它存在歷史有多長，都可以不改變的。經驗則是從醫者一點點積累的，不斷發展擴大、釀化成熟。

中醫也一樣，宋金元時期之前，經驗積累不足，那時候的醫書多是成套的理論和零散的經驗勉強湊在一起，理論和經驗“兩張皮”。比如《內經》、《諸病源候論》、《千金方》等。宋金元之後，經驗積累已深厚，從中已釀造出對人的生理病理的深層次認識，也就是基於理性的新的理論，這種理論和經驗是一體的，可直接指導臨床。這時的醫書比如《小兒藥證直訣》、《脾胃論》、《儒門事親》等。從此後，中醫臨床實際應用的主要就是這種理論。

中國文化講究述而不作、托古改制，通俗講就是只解釋，不創新，有點改革也要在“古已有之”的大旗下偷偷搞。所以宋金元以後，中醫的新理論從來不敢說是時醫獨出心裁，都得說是《內經》等古書的自然哲學理論早已有之，只不過其“精義”，後世闡發出來而已。在這種文化習慣約束下，後世醫家甚至是下意識地要回歸到最初的理論體系之下，雖然他們的理論和經驗已經超過了這個體繫結構。

這種文化的缺陷干擾阻慢了中醫的發展。但優點也有，自然哲學理論是“過度”思維的產物，它一直占據主導地位，就培養出中醫“高”思維的傳統，所謂“悟”，所謂“醫者意也”，所謂“心法”，而這在現代科學中往往是短板。

古往今來，人類有過很多傳統醫學，但唯獨中醫存留至今而且還在發展，就是因為中醫實際上已經脫開了最早的理論體系，它的經驗及蘊含其中的理論的生命力很強，這使得它能在當下與現代醫學抗衡，只不過中醫的這個特點，並沒有被要“不信中醫”的人了解，他們只是在想當然。（轉自凱風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