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曹德旺先生因到美國巨額投資建廠，以及對中美產業政策及環境的實話實說與警醒性談論，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也贏得廣泛的尊敬。

曹德旺先生早就被稱為中國最值得尊敬的企業家、工業家之一，同時，他也是自學成才的經營管理大師，是至今已為中國慈善公益事業捐款超過80億人民幣，卻不以大慈善家自居的大慈善家。

去年，華商韜略曾根據曹德旺先生贈閱的自傳性著作《心若菩提》以及其他公開資料，以第一人稱的寫作手法，簡單回顧他的人生與創業歷程和精神。特將此文再次修訂並分享（未經本人審定），也向老先生致敬：

1946年，我在上海出生。

我的父親曹河仁先生是個生意人。他在1935年以前的幾年曾在日本學做生意，賺得了10萬日元。那時日元匯率比美元高，這10萬元算得上一筆巨款。

“七七事變”之後，父親帶着全家落戶上海，他四處投資繼續做生意。我出生的時候，父親非常忙，忙到忘記給我取名字。等到我9歲快入學時，我的名字還叫“小印度”，因為我沒名字，而且母親總愛給我穿巡警樣式的制服，而街上的巡警大多是印度人。還是長福伯給我取的學名“德旺”，寓意“聰明又有德，必然興旺”，這讓我高興了好幾天。

我對家裡的好光景沒有印象，因為在我出生的第二年我們就搬回福清老家，而我們的大部分家產都和一艘沉船一起沉到海底里去了。

我的母親陳惠珍，是“地主”家的千金，是她變賣了自己的嫁妝，才讓我們在老家建起一幢二層小樓，一個用三合土壘成的小院子。

這個小院乾淨、漂亮，但我們吃不飽。父親遠在上海賺錢，但每月寄回來的錢不一定會按時到；家裡十幾畝薄田也沒什麼產出，母親和我們6個兄妹常餓肚子，常常是一天兩餐，還是湯湯水水。

我們餓到難受得直叫喚，這時母親會把我們聚在一起玩遊戲、唱歌。她總是交代我們，千萬別告訴別人我們家吃兩餐。

記住：“讓人知道了，只會看不起你”，出門“要抬起頭來微笑，不要說肚子餓，要有骨氣、有志氣！”這些話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腦海里。

因為家貧，我9歲才入學，但14歲就輟學了。

從小，父親就常和我說：“做事要用心，有多少心就能辦多少事。你數一數，有多少個心啊？真心、愛心、決心、專心、恆心、耐心、憐憫心……”我不太相信自己有那麼多“心”，懵懵懂懂。

輟學以後，父親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已經不高。因為經商起起落落，他把做小生意養家當做了人生歸宿。我想的是要賺錢，賺很多錢。

1968年，經人介紹，22歲的我和陳鳳英結婚。剛結婚我就提出和大家庭分開過日子，母親很生氣地問：“為什麼要分開？”，我也很激動：“我要出去闖一闖。我不想老了以後像爸爸一樣！”

我最終有了闖蕩天下的“資格”。

我看上了做白木耳的小生意，並且和鳳英商量，賣掉她的嫁妝，又借了些錢，湊了幾百元，當做種白木耳的本錢。當時，很多人都在種白木耳，政府也不反對。後來，我把白木耳賣到價格比較高的江西，但還是不賺錢，只是沒有虧而已。

我明白了，自己種是賺不到錢的。從江西回福州的時候，我盤算着，白木耳在福建賣1元，到了江西能賣3元，如果我只倒賣賺差價，不就賺到了嗎？

回到老家我就和鄉親們收購白木耳，賣到江西去，一次就賺了近千元，到1970年底，我賺到了3000元。那時，2000元就可以蓋一個房子。

我心想，用這3000元做最後一次，就可以結束生意，好好過年了。可這最後一次卻被民兵查了，差一點弄個“投機倒把”的罪名。

我沒賺到錢，還賠得一無所有，從江西回來我幾乎把一輩子的眼淚都流幹了。

英國某哲人說，沒有在深夜痛哭過的人，不足以談人生。但我很快明白，我連哭的本錢都沒了，因為還欠了人家一堆債，我只能打起精神。

回到村里，我挨家挨戶地解釋，向鄉親們承諾：“短了的錢，我一定一分不少地給上。”

還好，他們都信我，都願意等。

這時候，村幹部到我家說修水庫的事情。那個年代，全國各地發動人民的力量興修水利工程。去修水庫每天只能拿3元工錢，但迫不得已，我只能選擇去，去了才有賺一點錢的機會。

我在工地拉車子，一車土半噸，運一次要走十多公里，一天拉三個來回。我還在工地做過修車工、炊事員。當修車工是因為工地的一場大火，把我的車子給燒壞了，但我沒有圍着營長要賠償，而是申請自己修車，解決生產的問題。

我是營里最後一個拿到賠償的，營教導員對我的行為特別讚賞，他把剩下的賠償款，比如糧票、布票什麼的都讓我領走。

沒想到這些賠償變現後有1000多元，而很多吵着要賠償的工友，也就拿到幾十塊錢。我不吵不鬧，還忘了要，卻得到人家主動給我這麼大一筆賠償！

更奇妙的是，在營教導員的幫忙下，我在江西被民兵奪走的白木耳，按收購價——比市場便宜了三分之一，賣給了政府。這讓我徹底還清了鄉親們的欠款。那段時光是我一輩子最快樂的時光。

修完水庫，我到莆田大洋農場做果苗技術員，這期間偶然碰到一個同鄉人。他向我討一口井水喝，我知道暑天口渴如果猛喝生水，一定生病，就把自己的一大茶杯涼茶拿出來請他喝。考慮他要走的路還遠，我還請他留下休息一晚，幫他搭班車。

後來我知道，他是山兜農場的場長，名叫王以晃。當時，我只是出於憐憫，但王以晃感恩在心，堅持請我到他的農場當銷售員，賣樹苗。

1973年春，我到了他那裡，不到一年就摸清了銷售的竅門。我和村民商定，賣一棵樹苗我拿20%，80%給他們，這樣整個村子的樹苗都是我在賣。

到1975年我足足賺了6萬元，當時有這麼多錢也不敢露富，全藏在家裡的床鋪下，鋪了厚厚一疊！

王以晃是我此生第一個好兄弟。

1976年，在父親的堅持下，我回到福清高山鎮異型玻璃廠當採購員。因為這個，才有了後來的福耀。

高山鎮異型玻璃廠從創辦起就一直處於虧損狀態。但我憑藉多年的生意經驗認為，這是一個能賺錢的企業。因此，1983年4月，我向鎮裡承諾，到年底上交6萬元利潤，上交剩下的，我拿40%，高山鎮政府拿20%，其他作為固定資產。

政府同意了，就這樣，我沒掏一分錢承包了玻璃廠。一年內，我就把玻璃銷量從幾十萬片變成了200萬片，淨利20多萬，我個人賺了6萬元。

1984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到武夷山玩，順手給媽媽買了一根拐杖。當我肩扛拐杖準備坐進雇來的小轎車時，司機訓斥說：“你小心一點，別碰壞了我的玻璃，幾千塊錢一塊呢，你賠得起嗎？”

玻璃能值多少錢？我覺得這個汽車玻璃有100元就夠了，哪可能那麼貴？但他的話還是引起了我的好奇。回到福州後，我到幾個汽修廠轉了轉，發現司機的話一點不假，汽車玻璃就是幾千一塊！

這讓我無比震驚，因為我算下來認為，如果我來做，汽車玻璃的成本應該不會超過200元。

我還發現，在這個暴利的市場中國卻連一個有影響的品牌都沒有，中國汽車玻璃市場完全被日本和歐美的企業壟斷。外國人賣這樣的價格，說明他們欺負中國人，認定中國人做不出這樣的東西，所以就賣這麼貴，再貴，也只能買他們的。

我想，中國人應該有一塊自己的玻璃。其他人不做，那我來做，我一定要做出來。

1986年，40歲那年，我開始籌備這件事，我來研究，來生產——中國人自己的汽車專用玻璃。

我的思路是吸引資金、形成產品、然後把產品推向市場。因為當時國家鼓勵汽車零部件國產化，我們作為專業汽車玻璃製造廠（籌備中，還沒生產），意外獲得了中國汽車工業總公司的投資。

其時，我們最大的難題是產品，我們沒有生產汽車玻璃的成熟技術和人才，和外商比我們連入門的資格都沒有。因此，那段時間我們滿世界找技術。

聽說上海耀華玻璃廠有一套舊的汽車玻璃設備圖紙時，我們連夜趕到上海，花了2萬元買下全套圖紙。緊接着，我帶隊到玻璃製造設備最先進的芬蘭考察，弄回了一套當時國內還沒有的先進機器。

經過多次調試，從芬蘭引進的機器最終生產出合格的汽車玻璃，成本不到200元，售價2000元。

這對我來說已經是不可思議的暴利了，但即便如此，還是比市場上的外國貨便宜了很多。

最初，汽車廠不認我們的產品，我就從維修市場做起，因為價格便宜，質量也不差，所以非常熱銷，1986年我賺了70萬元，1987年賺了500萬元。

因此，有人說，“曹德旺不是在做玻璃，而是在印鈔票”。這是我這一生做得最正確的一件事，其正確，首先是在方向正確，方向決定結果。

1987年，我牽頭成立了福耀玻璃。然後，福耀不斷引進新技術、新設備，汽車玻璃的成本從不足200元降到50元，零售價也一降再降，但還是暴利。

很快，國內的企業蜂擁投資汽車玻璃，維修市場進入惡性競爭。1993年，我們痛苦轉型，主攻配套市場，成為一汽捷達、二汽雪鐵龍、北京切諾基等84家汽車製造廠的汽車玻璃配套商，擁有國內40%以上的市場占有率。也是在那一年，我們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是同業第一家上市公司。

公司上市以後，我的事業越做越大，也遇到很多新問題。就企業本身層面來說，最大的問題就是，怎樣提高公司的整體管理水平，跳出鄉鎮企業的思維局限，建立起一套現代化企業管理流程和先進體制，朝中國一流企業和世界一流企業邁進。

我決定向西方企業學習。我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但從來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我追求創立先進的民族工業，也奉行開放、包容，向一切先進者學習。

1995年，我到美國學習考察，拿回了他們一樣東西：在上市公司引進獨立董事制度，聘請專家擔當福耀玻璃董事會的獨立董事，確保小股民的利益。

我請人來監督我，作為福耀玻璃的大股東，我的這一做法在中國資本市場的早期可謂開了先河。但我認為，這是正確的方向。企業大了就是大家的，社會的，企業要發展更大，也要依靠大家，依靠社會，並對大家和社會負責。

我始終致力於完善公司的治理結構，提升經營管理能力。引入獨立董事制度後，1996年，我又引進國際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審計，讓董事會重視發揮獨立董事、各專業委員會委員在公司決策中的作用，注意董事會與管理層之間合理的職責分工，使董事會更能關注公司長遠發展。

我把再小的股東和再大的股東一視同仁地看，尊重大家的利益，也捨得給股東們分紅。公司上市以來，我們大把發現金紅利，股利，我們分給股東們的紅利遠遠大於我們從資本市場募集到的資金。

為了維護小股東利益，我還做過一件被人看來很傻的事情。1996年，我們與法國聖戈班合作，由他投入1530萬美元，與福耀合資成立萬達汽車玻璃，法方控股51%，福耀玻璃占股49%，同時，福耀集團將42%的海外法人股轉讓給聖戈班。

我的想法是，藉助聖戈班全球銷售網絡和行銷經驗擴張海外市場，但最後我發現，聖戈班的想法是，把我們的合作作為全球布局中的一顆棋子。

大家想的不一樣，同床異夢的合資僅僅維持了3年，福耀集團還因此出現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虧損。如果再這樣下去，必然讓小股東跟着一起受損，所以，我當時就做了決定，出資3000萬美元回購聖戈班持有的福耀股票。

回購聖戈班持有福耀股份這件事，這也是我這一輩子中最驕傲的事情之一，在中國人當中也應該是驕傲的事情。在福耀虧損很嚴重的情況下，在股東內部意見不統一、聖戈班沒有信心、一些股東想退股的情況下，我們有膽量把它買回來，不僅維護福耀集團的企業信譽，也維護了中國人的信譽。

在這件事情上，我做得很漂亮，它讓我至今還感到驕傲自豪。而時代和社會也厚報了我，因為當年不計個人得失的大膽和爭氣，才有了今天的福耀。

雖然兩家企業最後以“離異”告終，但3年的合作讓我們受益匪淺。我們的員工直接到法國聖戈班的生產一線接受再培訓，也學會了怎樣做一個典範的汽車玻璃供應商。

與聖戈班分道揚鑣後，福耀集團立刻恢復了合資前的生猛態勢——回購股份當年，我們就實現利潤7000餘萬元，2000年利潤又翻了一番達1.5億元。

我向西方學習，與他們合作。但學習，合作都是建立在平等、互惠互利的基礎上。若被他們欺負，甚至中國被欺負，我也是會鬥爭到底。

2001年年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不久，加拿大國際貿易法院向包括福耀玻璃在內的中國汽車玻璃行業發起反傾銷調查。

遇到這樣的事，很多人選擇認賠，因為打這樣的官司非常勞神費力，而且也沒有經驗和把握贏。但我立即成立專門的反傾銷應訴辦公室，並派出工作小組，參加加拿大國際貿易法院的公開聆聽。

經過8個月的艱苦應訴，2002年8月30日，加拿大國際貿易法院裁定，來自中國的汽車玻璃在加拿大的銷售不構成侵害。

我大獲全勝，贏得我國入世後的第一起反傾銷案。

2004年，我們在美國也獲得反傾銷訴訟勝利。至此，由福耀領導的反傾銷應訴取得完全勝利，不僅為福耀，也為全國汽車玻璃業爭回了公道。

為什麼要應訴，因為我認為，這不僅是一家企業的態度、一個行業的態度，也是一個國家的態度！

美國起訴的並不是福耀集團一家企業，而是整個汽車玻璃行業，很顯然他是衝着我們中國來的，作為中國汽車玻璃協會的會長，作為一個民營企業家，我想，我有資格、有義務、有責任站出來，無論是為維護國家的聲譽、民族的尊嚴還是行業的利益，我都必須站出來據理力爭，打這場官司。

很多人說我是中國“入世”後反傾銷勝訴第一人，了不起，我覺得我受之無愧。

也是在這個過程中，福耀走出了國門，走向了世界，也成為了世界級的先進企業，成為了全球一流的汽車玻璃供應商，並為行業樹立着典範。

如今，福耀集團已在福建、吉林、上海、重慶、北京、廣東、湖北、河南、內蒙、海南、俄羅斯、美國等地建立了現代化的生產基地，形成了世界性的生產與全球化的銷售。

在中國，每三輛汽車中有兩輛使用福耀玻璃，在全世界，我們的市場份額占到了20%。賓利、奔馳、寶馬、奧迪、通用、豐田、大眾、福特、克萊斯勒、日產、本田、現代、菲亞特、沃爾沃、路虎等世界知名品牌，都是我們的長期客戶。

2009年，我還作為首位華人企業家，獲得了具有世界企業界奧斯卡之譽的“安永全球企業家大獎”。

在頒獎典禮現場，我讓我們的國旗高高飄揚，我告訴他們，我是代表中國人來的。

很多人會問我，一路創業的困難，實話實說，真正的困難，很多都在企業之外。

這種例子很多。比如，在80年代末的整黨整風運動中，鎮上的人都傳“曹德旺有經濟問題，要被抓起來了”，我不相信，因為我沒做壞事。後來一個朋友告訴我，我因貪污被告了！

我想了一夜，第二天帶着公司的賬目、複印資料、合同文件和全部單據到縣委找書記，針對貪污“指控”解釋清楚了所有問題，我對書記說，如果我貪污了，我每非法撈一分錢，你就判一年徒刑。

書記說，“如果你能夠為今天的話負責，回去把生產抓起來。”也因為這個事情，後來我專門學習了會計學，而且要求財務把公司所有單據必須保留。

越是閱歷增加，我越是發現父親當年的話是多麼的正確——做事要用心，有多少心就能辦多少事。

是專心、用心、恆心才有了福耀的今天。

也是有了正心、善心和憐憫心，我們才能在慈善事業上做了些事情。我到今天已經捐款超過80億人民幣了，很多人說我是偉大慈善家，也有很多人都感謝我，感謝我改變了他們的命運，帶給他們福祉。

但我一直覺得，做慈善不存在誰感謝誰，沒有貧困弱者需要你幫助，你想積功德做好事還沒有這個機會，就這麼簡單。慈善也沒有大小，我捐八、九十億，不比那些自己生活都困難，但還在周濟別人的人來得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