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物哲学与中医的自然生态医学 医学酝酿诞生于古人类对于自身疾病的尝试性解救，是我们发现许多动物嚼草自疗与食土解毒的自然本能，到如今许多动物还在这么作为，人们经过观察仿生借用其法对许多疾病都取得了神奇的疗效，促成人们对自身疾病的医治效果的不断探索，才到了医学这一高度的时代。可是在进化过程中人类对这种动物性的至简至单本能逐渐偏离了，已经彻底地忘祖了，一切都在追究着繁杂的所谓“科学”。在民间有些留意的人虽然遗存特技，如蛇咬伤、火烧伤、骨折整骨等在简、便、快、廉等措施，现代医学到目前也无法予以比拟。 我们可以把古人类对于自身疾患的一些试验性“治疗”方法看成是医学产生的萌芽。但是医学从其作为一门人类对于自身探索和了解的学科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并不是仅仅满足于对于人类自身疾病的治疗探索，而是如何肩负起了对于人类自身优生文化思考使命和实践应用的双重任务。而在这双重任务的道义中，可以说正是第一重任务——对于人类自身情况的哲学性探讨和逻辑性思维，才是医学同其它门类的知识一样，得以成为一门既独立而又文化关联的学科而并存，是延绵发展的根本所在，如古人有言“不为良相，仅为良医”；“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因此上说医学不但是医学，而且是人学也毫不为过。而人在古人看来是自然界的遗传信息和物质有机复制的物种，是自然之子，能够了解人的一切机制也就了解了自然的法则原理。 在古代世界各地，基于各个地区人类对于世界和人本身的哲学思考，诞生了许许多多各有千秋的古代医学，中医学正是这些古代医学其中的一枝独树。中医学与中国古代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医学的形成与发展受到中国古代哲学的深刻影响。 科学史告诉我们，任何一门科学的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哲学,都必然采取一定的认识方法，自然科学家必然受到一定的哲学支配，这种情况在哲学与自然科学尚未彻底分离的古代更是如此。中医学经典理论的确立与中国古代“自然直叙”的三大学说——“阴阳说”、“五行说”、“精、气、神” 等“道物” 哲学的引入是分不开的。阴阳说发轫于《易经》，《易•系辞》云：“一阴一阳之谓道”，八卦的爻象为效意，实际上就是效法天地、风雷、水火、山泽等四个自然征象之纪，是中国古人认为构成世界的四种基本质素力量的相互作用。《内经》将“阴阳”说引入医学领域，作为中医学的基本理论，赋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灵枢•病传》曰：“何谓醒？曰：明于阴阳，如惑之解，如醉之醒。”指明阴阳是自然界万物运化的根本，世上万事万物都是符合阴阳相互作用的规律。阴阳说的引入，构成了中医基础理论的有机框架，从而为中医学打下了道物辩证论的烙印。 “五行”说滥觞于黄帝时代的生产生活发现与运用，逐渐延伸为“季节” 和“五方”观念，后来发展成万事万物相配，并用生克乘侮来说明事物的联系与变化。《内经》总结了五行说思想，用“肾心脾肝肺”依次分属于“水火土木金”（此序为确），用以说明人体的起始生发与生理病理现象同自然界的有机联系。五行说的引入可以说是在阴阳说的基础上，古人对于人体生理病理状态的变化的解构和进一步在比较质素象化的层面上对于人体的说理补证和认知上的概括。 “精气神”学说源于黄帝与岐伯等道统学说，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一个很重要的范畴。气的含义广泛而又复杂，如天气和水谷后天充养之气；人体內的卫气、血气、营气、精气等，王充说：“万物之生、俱得一气”、“气聚而成形、散而归之太虚”。按《乾凿度》续云：“夫有形者生于无形、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是物质的始生基础【笔者在阴阳效应场一文中一囗气讲了几十种气】，正应如《素问●气交变大论》“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的明知真言，气交【相互作用】为道之功，气交转化生物为道之功德，二者协同互补为“道物辩证法”，在这里就不为纯粹的“唯物论”或“唯道论”的偏向课题了，可知黄帝和老子从始到终讲的是“道物”方法论。总的来说，气既为物质又是道的功能信息过程连续状态，万物均是阴阳二气相互交易作用的结果，人是自然界的一分子，气也是构成和维持人体生命功能活动的信息与物质基础。《内经》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就是这个意思。人体有阴阳五行各个不同性质的气可以相互交易运动，也可以互为转化，人一出生的首要就是气，以“哭”用来调动气在人体內外环境中“出入升降”的交易生化，所以黄帝示言:“无出入则神机化灭；无升降则气固立危”， 笔者在此警诉: 唯物论的“正负平衡”是导致自然人体为危险短寿静止之蜮。而人正是靠气的运动和转化得以生生不息。精气神学说是借助“气”这一古人对于宇宙运动理论的运用，来对于人体自身运动性和发展性进行取象类比，进一步的加以阐释。 我们不仿在此对“医”字进行探讨，何谓医，医字是“知”慧，知字的“囗”字把右边的“匚”网开一面，然后把“矢”字装进去, 有其明确的“有的放矢”的目标方向方法措施，就是“靶向”性的引经报使康复的作用，这就是医字，但打开以后不能再封口, 而是网开一面，让新的知识与方法措施不断地吸收与转化运用。 但医字并不能表明医的全部含义，所以繁体医字的写法是“醫”，它是由“医、几、又、酉”共同合成: “匚”中的医字是“矢”的“准确度”，矢字加个“口”字为“知”，知识要经过一个标准的门户进行传、帮、带的学习过程，欲要掌握医学中的“有的放矢”的“靶向”准确度，必须要制订一个系统整体性的度量规划，作出全面的完整理解，古人在象数方法上认为: 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为勾股、股元角分【钱币单位】、着力支撑【三角力稳】、掌握方圆，就是掌握规矩，贵在圆通，出入量度。一口一口地啃，不能囫囵吞枣，否则不能消化，运用在于象数灵机之妙，不能呆板，才能成为真知上工之医。[注:本段参照杜延江主任文章而作,在此致谢] “几”是“常态”与“失态”的象数度量范围，是知几量度，知又为多维网络层次复合作用，几是量度标量规范的约数，说明是标量规范中态公约度。说明医是多学科，包含天文地理，动植物，生物，理化，生理，解剖等，多学科的整合原理与方法学，所以医字在知字的囗字的开口为匚，各种知识手段都能接受，医学知识又在几度寒暑的不断地啃嚼吸收，使医在经过几度寒暑的磨炼才能不断地成熟。 醫字下面是“酉”字，而酉字加水为发酵化醇的酒字，酉为西金，一为谷物成熟的时节，有原料酿酒了，酉时也为酿酒发酵温度适宜，能够上蒸获得质优酒丰的大好时机；二是能够治愈疾病的大好时机，许多疾病在酉季之后也不再发生了，或在酉时过后病情减轻或自愈；酒不但能消解忧愁、又能消除多种疾患；这是为医者必须引起注意的大事。酉字内去一横是西字，西为秋金，医为上工，是百匠之首，代表成熟，万物丰收的到来，西字右边加三点水为“洒”字，为洒活圆容之意，就能见微知著、灵机神妙、使医上工、运用自如。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中医基础理论的形成密切相关，又同生活践行和文字创造密切关联的，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促进了中医理论的研究与发展。秦汉以后，中国古代哲学分为儒、道、法、阴阳、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10家，其中尤以道墨儒三家对中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最大，道家讲道与气，探讨了天地以道物的生成模式；墨家讲至大与至小两端的协调统一；儒家讲阴阳五行，注重道德政治的讨论；三家都倡议事物守中，才能万物孕育。战国以后，随着精气、阴阳、五行学说的融为一体，中医“道物”之学也得到了较为统一的理论基础，医学问题得到哲学原理的广泛说明，学问与致用协调发展。如道气的升降出入、阴阳的互根承制、五行的生克乘侮等。 中医学在其发展的历史上，曾经历了几次大的发展高潮，值得玩味的是，这几次发展高潮均处于中国古代人文哲学发展的典盛时期。 先秦期前的韶仰文化是我国古代哲学思想大发展时期，随着黄帝的不齿下问，重用岐伯为顾问，发展了医学与哲学，按自己的观点对宇宙社会万事万物作出解释。中医药基础理论就是先秦其前诸家，尤其是先秦道统思想在医学领域的具体应用，产生了《五十二病方》、《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伟大著作，这些著作形成了中医基础理论和辨证论治的重要体系。 唐宋时期，文化科学空前繁荣，道、儒、佛三教鼎立，互相影响，最终三教合流，彼此融合，形成宋代理学。医药学发展也达到高潮，出现了《诸病源候论》、《外台秘要》、《肘后方》、《千金方》、《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苏沈良方》等综合性、实用性极强的著作，出现了医学大分科的兴盛局面。宋代改革派思想也影响到医学界，金元四大家脱颖而出，按照各自对于中医理论体系的侧重点不同的理解，对于中医学经典理论进行不尽相同但都是立足于“道物辩证法”的各自阐释，开展学术争鸣，使得整个中医学界生机勃勃，春意盎然。宋至明期，程朱理学盛极一时，由此带来明清时医学发展的又一高潮。《景岳全书》、《本草纲目》、《温病条辨》等的问世，标志着我国传统医药学从搜集素材进入到了理论与实践的高境界，温病学派的出现及伤寒温热学派的学术争鸣、《医林改错》的产生，又使医学界出现一片鼎新气象。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在进入清代之后，随着中国古代哲学思维观的僵化，特别是在清末民初的政治维新时期，以及封建集权制国家对于思想文化领域的强制统一的要求，显然无机移植了些鼎新社会的思想，同时也给传统的哲学文化也得到了诛连，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一直延续影响到了当代，使得原本极富生命力和活跃色彩的中医理论思维探索进入到一个“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比前不够发达的时代。正是在这个时期，原本可以有进一步大发展的中医学出现了某些过激性的唯物论色彩，反而使正统的《黄帝内经》、《景岳全书》等书不能很好地发挥推广运用。也正是在清初稍后的时期，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和发展，使得原本远没有中医学丰富和完善的西方医学，摒弃了中世纪教会神权的枷锁，伴随着新理论和新技术诞生的发展，一并进入到现代西医学的跑道上来，并逐渐并进发展，最终形成了现代具有着完善理论体系的西医学。 上述现象说明中医学的发展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呈同步演进关系，但是这种思潮无法取得同步跟进，没有赋予中国古代哲学和传统文化的发展高潮必将带来中医学的发展高潮。 在人类社会早期，哲学科学是一切科学的指导理论，直观的、辨证的和整体的自然观是主要的方法和工具。因哲学思想的发展，中医学的发展也就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各家学说、各种流派。近百年来，随着中国古代哲学的没落和终结，中医理论的发展也就随之停滞，中医学的发展前途陷入迷惘。传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是道物的、辨证的，同时也是在“自然直叙”的更加符合自然法则的高级哲学，同时具有与自然存在直观可比性的简洁和易懂性，它有三个主要特征：道物论与辨证法是结合在一起的；医学概念同哲学概念没有严格区分；在宏观以及微观上把握人的生命特征及其与自然界有序的联系，其表达的是直观易懂的自然特征用语。用纯粹性辨证唯物主义认为: 在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上，自然科学是基础，哲学是指导，哲学的任何一部分都不能代替任何一个学科的具体的方法论，也不能充当任何一个学科的基础理论。然而，在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体系里，正是一些哲学学说，把所有的经验知识集合在一起，包容在一个总的框架之内，或者说这些哲学学说充当所有经验学科具体问题的理论解释。如阴阳五行学说，精气神学说等。中国古代中医学正是用理想的、形象代语的联系来表达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纯粹的逻辑推演来填补现实的空白，这就获得了普遍性与特殊性、抽象与具体、分析与综合事物的相互作用机制。中医学历经四千余年的发展，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模式,这应该说是科学发展的自然选择，因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历史原因，目前中医学的发展步入艰难境地，与中国古代哲学的继承不善、阐释不确、走入偏门有内在联系，与传统文化受现代处统治地位唯物主义文化否定的冲击而日渐萎缩的状况也非常的致命，同当代指导医学的哲学方法论的出现偏离相关联，把中医的自然之道的理论基础搞得杂乱无序，这同领导中医的继承与发展的上层建筑和以西学中或中医本身受意识形态控制偏向不无关系。这些偏向有好处也有不足，依据比较论证的方法可以找到正确的医学哲学向前推进的方向，从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看，中医学在继承上无创新与不完善将不可避免，只有步入“自然生态医学”完整的模式才有出路，同步整合到自然科学发展上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