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物哲學與中醫的自然生態醫學 醫學醞釀誕生於古人類對於自身疾病的嘗試性解救，是我們發現許多動物嚼草自療與食土解毒的自然本能，到如今許多動物還在這麼作為，人們經過觀察仿生借用其法對許多疾病都取得了神奇的療效，促成人們對自身疾病的醫治效果的不斷探索，才到了醫學這一高度的時代。可是在進化過程中人類對這種動物性的至簡至單本能逐漸偏離了，已經徹底地忘祖了，一切都在追究着繁雜的所謂“科學”。在民間有些留意的人雖然遺存特技，如蛇咬傷、火燒傷、骨折整骨等在簡、便、快、廉等措施，現代醫學到目前也無法予以比擬。 我們可以把古人類對於自身疾患的一些試驗性“治療”方法看成是醫學產生的萌芽。但是醫學從其作為一門人類對於自身探索和了解的學科呱呱墜地的那一刻起，就已經並不是僅僅滿足於對於人類自身疾病的治療探索，而是如何肩負起了對於人類自身優生文化思考使命和實踐應用的雙重任務。而在這雙重任務的道義中，可以說正是第一重任務——對於人類自身情況的哲學性探討和邏輯性思維，才是醫學同其它門類的知識一樣，得以成為一門既獨立而又文化關聯的學科而並存，是延綿發展的根本所在，如古人有言“不為良相，僅為良醫”；“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因此上說醫學不但是醫學，而且是人學也毫不為過。而人在古人看來是自然界的遺傳信息和物質有機複製的物種，是自然之子，能夠了解人的一切機制也就了解了自然的法則原理。 在古代世界各地，基於各個地區人類對於世界和人本身的哲學思考，誕生了許許多多各有千秋的古代醫學，中醫學正是這些古代醫學其中的一枝獨樹。中醫學與中國古代哲學有着密切的聯繫，中醫學的形成與發展受到中國古代哲學的深刻影響。 科學史告訴我們，任何一門科學的形成與發展都離不開哲學,都必然採取一定的認識方法，自然科學家必然受到一定的哲學支配，這種情況在哲學與自然科學尚未徹底分離的古代更是如此。中醫學經典理論的確立與中國古代“自然直敘”的三大學說——“陰陽說”、“五行說”、“精、氣、神” 等“道物” 哲學的引入是分不開的。陰陽說發軔於《易經》，《易•繫辭》云：“一陰一陽之謂道”，八卦的爻象為效意，實際上就是效法天地、風雷、水火、山澤等四個自然徵象之紀，是中國古人認為構成世界的四種基本質素力量的相互作用。《內經》將“陰陽”說引入醫學領域，作為中醫學的基本理論，賦於至高無上的地位，《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靈樞•病傳》曰：“何謂醒？曰：明於陰陽，如惑之解，如醉之醒。”指明陰陽是自然界萬物運化的根本，世上萬事萬物都是符合陰陽相互作用的規律。陰陽說的引入，構成了中醫基礎理論的有機框架，從而為中醫學打下了道物辯證論的烙印。 “五行”說濫觴於黃帝時代的生產生活發現與運用，逐漸延伸為“季節” 和“五方”觀念，後來發展成萬事萬物相配，並用生克乘侮來說明事物的聯繫與變化。《內經》總結了五行說思想，用“腎心脾肝肺”依次分屬於“水火土木金”（此序為確），用以說明人體的起始生發與生理病理現象同自然界的有機聯繫。五行說的引入可以說是在陰陽說的基礎上，古人對於人體生理病理狀態的變化的解構和進一步在比較質素象化的層面上對於人體的說理補證和認知上的概括。 “精氣神”學說源於黃帝與岐伯等道統學說，是中國古代哲學史上一個很重要的範疇。氣的含義廣泛而又複雜，如天氣和水谷後天充養之氣；人體內的衛氣、血氣、營氣、精氣等，王充說：“萬物之生、俱得一氣”、“氣聚而成形、散而歸之太虛”。按《乾鑿度》續云：“夫有形者生於無形、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是物質的始生基礎【筆者在陰陽效應場一文中一囗氣講了幾十種氣】，正應如《素問●氣交變大論》“善言天者，必應於人；善言古者，必驗於今；善言氣者、必彰於物”的明知真言，氣交【相互作用】為道之功，氣交轉化生物為道之功德，二者協同互補為“道物辯證法”，在這裡就不為純粹的“唯物論”或“唯道論”的偏向課題了，可知黃帝和老子從始到終講的是“道物”方法論。總的來說，氣既為物質又是道的功能信息過程連續狀態，萬物均是陰陽二氣相互交易作用的結果，人是自然界的一分子，氣也是構成和維持人體生命功能活動的信息與物質基礎。《內經》曰“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就是這個意思。人體有陰陽五行各個不同性質的氣可以相互交易運動，也可以互為轉化，人一出生的首要就是氣，以“哭”用來調動氣在人體內外環境中“出入升降”的交易生化，所以黃帝示言:“無出入則神機化滅；無升降則氣固立危”， 筆者在此警訴: 唯物論的“正負平衡”是導致自然人體為危險短壽靜止之蜮。而人正是靠氣的運動和轉化得以生生不息。精氣神學說是藉助“氣”這一古人對於宇宙運動理論的運用，來對於人體自身運動性和發展性進行取象類比，進一步的加以闡釋。 我們不仿在此對“醫”字進行探討，何謂醫，醫字是“知”慧，知字的“囗”字把右邊的“匚”網開一面，然後把“矢”字裝進去, 有其明確的“有的放矢”的目標方向方法措施，就是“靶向”性的引經報使康復的作用，這就是醫字，但打開以後不能再封口, 而是網開一面，讓新的知識與方法措施不斷地吸收與轉化運用。 但醫字並不能表明醫的全部含義，所以繁體醫字的寫法是“醫”，它是由“醫、幾、又、酉”共同合成: “匚”中的醫字是“矢”的“準確度”，矢字加個“口”字為“知”，知識要經過一個標準的門戶進行傳、幫、帶的學習過程，欲要掌握醫學中的“有的放矢”的“靶向”準確度，必須要制訂一個系統整體性的度量規劃，作出全面的完整理解，古人在象數方法上認為: 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為勾股、股元角分【錢幣單位】、着力支撐【三角力穩】、掌握方圓，就是掌握規矩，貴在圓通，出入量度。一口一口地啃，不能囫圇吞棗，否則不能消化，運用在於象數靈機之妙，不能呆板，才能成為真知上工之醫。[注:本段參照杜延江主任文章而作,在此致謝] “幾”是“常態”與“失態”的象數度量範圍，是知幾量度，知又為多維網絡層次複合作用，幾是量度標量規範的約數，說明是標量規範中態公約度。說明醫是多學科，包含天文地理，動植物，生物，理化，生理，解剖等，多學科的整合原理與方法學，所以醫字在知字的囗字的開口為匚，各種知識手段都能接受，醫學知識又在幾度寒暑的不斷地啃嚼吸收，使醫在經過幾度寒暑的磨鍊才能不斷地成熟。 醫字下面是“酉”字，而酉字加水為發酵化醇的酒字，酉為西金，一為穀物成熟的時節，有原料釀酒了，酉時也為釀酒發酵溫度適宜，能夠上蒸獲得質優酒豐的大好時機；二是能夠治癒疾病的大好時機，許多疾病在酉季之後也不再發生了，或在酉時過後病情減輕或自愈；酒不但能消解憂愁、又能消除多種疾患；這是為醫者必須引起注意的大事。酉字內去一橫是西字，西為秋金，醫為上工，是百匠之首，代表成熟，萬物豐收的到來，西字右邊加三點水為“灑”字，為灑活圓容之意，就能見微知著、靈機神妙、使醫上工、運用自如。 中國古代哲學思想與中醫基礎理論的形成密切相關，又同生活踐行和文字創造密切關聯的，中國古代哲學的發展，促進了中醫理論的研究與發展。秦漢以後，中國古代哲學分為儒、道、法、陰陽、名、墨、縱橫、雜、農、小說等10家，其中尤以道墨儒三家對中醫理論的形成與發展影響最大，道家講道與氣，探討了天地以道物的生成模式；墨家講至大與至小兩端的協調統一；儒家講陰陽五行，注重道德政治的討論；三家都倡議事物守中，才能萬物孕育。戰國以後，隨着精氣、陰陽、五行學說的融為一體，中醫“道物”之學也得到了較為統一的理論基礎，醫學問題得到哲學原理的廣泛說明，學問與致用協調發展。如道氣的升降出入、陰陽的互根承制、五行的生克乘侮等。 中醫學在其發展的歷史上，曾經歷了幾次大的發展高潮，值得玩味的是，這幾次發展高潮均處於中國古代人文哲學發展的典盛時期。 先秦期前的韶仰文化是我國古代哲學思想大發展時期，隨着黃帝的不齒下問，重用岐伯為顧問，發展了醫學與哲學，按自己的觀點對宇宙社會萬事萬物作出解釋。中醫藥基礎理論就是先秦其前諸家，尤其是先秦道統思想在醫學領域的具體應用，產生了《五十二病方》、《神農本草經》、《黃帝內經》、《難經》、《傷寒雜病論》等偉大著作，這些著作形成了中醫基礎理論和辨證論治的重要體系。 唐宋時期，文化科學空前繁榮，道、儒、佛三教鼎立，互相影響，最終三教合流，彼此融合，形成宋代理學。醫藥學發展也達到高潮，出現了《諸病源候論》、《外台秘要》、《肘後方》、《千金方》、《太平聖惠方》、《太平惠民和劑局方》、《聖濟總錄》、《蘇沈良方》等綜合性、實用性極強的著作，出現了醫學大分科的興盛局面。宋代改革派思想也影響到醫學界，金元四大家脫穎而出，按照各自對於中醫理論體系的側重點不同的理解，對於中醫學經典理論進行不盡相同但都是立足於“道物辯證法”的各自闡釋，開展學術爭鳴，使得整個中醫學界生機勃勃，春意盎然。宋至明期，程朱理學盛極一時，由此帶來明清時醫學發展的又一高潮。《景岳全書》、《本草綱目》、《溫病條辨》等的問世，標誌着我國傳統醫藥學從搜集素材進入到了理論與實踐的高境界，溫病學派的出現及傷寒溫熱學派的學術爭鳴、《醫林改錯》的產生，又使醫學界出現一片鼎新氣象。 但是，不能否認的是在進入清代之後，隨着中國古代哲學思維觀的僵化，特別是在清末民初的政治維新時期，以及封建集權制國家對於思想文化領域的強制統一的要求，顯然無機移植了些鼎新社會的思想，同時也給傳統的哲學文化也得到了誅連，這種不正常的現象一直延續影響到了當代，使得原本極富生命力和活躍色彩的中醫理論思維探索進入到一個“萬馬齊喑究可哀”的比前不夠發達的時代。正是在這個時期，原本可以有進一步大發展的中醫學出現了某些過激性的唯物論色彩，反而使正統的《黃帝內經》、《景岳全書》等書不能很好地發揮推廣運用。也正是在清初稍後的時期，隨着西方工業革命的興起和發展，使得原本遠沒有中醫學豐富和完善的西方醫學，摒棄了中世紀教會神權的枷鎖，伴隨着新理論和新技術誕生的發展，一併進入到現代西醫學的跑道上來，並逐漸並進發展，最終形成了現代具有着完善理論體系的西醫學。 上述現象說明中醫學的發展與中國古代哲學的發展呈同步演進關係，但是這種思潮無法取得同步跟進，沒有賦予中國古代哲學和傳統文化的發展高潮必將帶來中醫學的發展高潮。 在人類社會早期，哲學科學是一切科學的指導理論，直觀的、辨證的和整體的自然觀是主要的方法和工具。因哲學思想的發展，中醫學的發展也就出現了蓬勃發展的各家學說、各種流派。近百年來，隨着中國古代哲學的沒落和終結，中醫理論的發展也就隨之停滯，中醫學的發展前途陷入迷惘。傳統中醫學的哲學思想是道物的、辨證的，同時也是在“自然直敘”的更加符合自然法則的高級哲學，同時具有與自然存在直觀可比性的簡潔和易懂性，它有三個主要特徵：道物論與辨證法是結合在一起的；醫學概念同哲學概念沒有嚴格區分；在宏觀以及微觀上把握人的生命特徵及其與自然界有序的聯繫，其表達的是直觀易懂的自然特徵用語。用純粹性辨證唯物主義認為: 在哲學與自然科學的關繫上，自然科學是基礎，哲學是指導，哲學的任何一部分都不能代替任何一個學科的具體的方法論，也不能充當任何一個學科的基礎理論。然而，在中國古代自然科學體系裡，正是一些哲學學說，把所有的經驗知識集合在一起，包容在一個總的框架之內，或者說這些哲學學說充當所有經驗學科具體問題的理論解釋。如陰陽五行學說，精氣神學說等。中國古代中醫學正是用理想的、形象代語的聯繫來表達尚未知道的現實的聯繫，用純粹的邏輯推演來填補現實的空白，這就獲得了普遍性與特殊性、抽象與具體、分析與綜合事物的相互作用機制。中醫學歷經四千餘年的發展，形成了完整的理論體系和模式,這應該說是科學發展的自然選擇，因其自身的發展規律和歷史原因，目前中醫學的發展步入艱難境地，與中國古代哲學的繼承不善、闡釋不確、走入偏門有內在聯繫，與傳統文化受現代處統治地位唯物主義文化否定的衝擊而日漸萎縮的狀況也非常的致命，同當代指導醫學的哲學方法論的出現偏離相關聯，把中醫的自然之道的理論基礎搞得雜亂無序，這同領導中醫的繼承與發展的上層建築和以西學中或中醫本身受意識形態控制偏向不無關係。這些偏向有好處也有不足，依據比較論證的方法可以找到正確的醫學哲學向前推進的方向，從科學發展的一般規律看，中醫學在繼承上無創新與不完善將不可避免，只有步入“自然生態醫學”完整的模式才有出路，同步整合到自然科學發展上的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