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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人物介紹：

陳楚三，父親陳潭秋是1921年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2名代表之一，後在中共黨內歷任要職。1943年在新疆被軍閥盛世才殺害。陳楚三1960年-1967年在清華大學上學，文革期間是溫和持重的造反派，1968年被分到貴州當工人，1985年到北京聯合大學當教師，1995年到一家民營企業工作直到退休。

孔丹，父親孔原（1925年入黨，1949年後歷任對外貿易部副部長、國務院外事辦主任，總參二部政委等職），孔丹在北京四中上高三時趕上文革，是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負責人之一。文革後直接上吳敬璉的研究生。1981年任張勁夫的秘書，以後任光大集團總經理、中信集團總經理、董事長等職。

1983年，在中組部青干局任處長的李志民找到我，說中央大力平反冤假錯案，解放一大批幹部，這些幹部多年關監獄、住牛棚，與世隔絕，對文革中的紅衛兵怎麼回事不太清楚；他希望我寫個東西，介紹紅衛兵的起源和發展。我推脫不過答應了，但提出：各行各業都有紅衛兵，很亂，我只寫學校的紅衛兵；紅衛兵起源於中學，我對中學紅衛兵不了解，只能寫大學的紅衛兵；其他大學的紅衛兵我也不了解，只能寫我就讀的清華大學的。李志民同意了。此後，我花了大約半個月時間，用稿紙寫了一萬字左右，以私人信件寄給李志民。

當時，《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已經公布。我在信中認為，毛主席確應對左傾錯誤負主要責任，但中央其他負責人也有左傾錯誤，例如，清華校長蔣南翔就是被劉少奇打倒的；紅衛兵正是左傾錯誤的產物。信中簡述了中學紅衛兵（即“老紅衛兵”，1966年8月“紅色恐怖”的製造者）產生的背景是左傾錯誤的影響：“遙想當年送蘋果，江青阿姨多愛我”（老紅衛兵的一句口號），以及他們後來成立“聯動”反中央文革被打成反革命。簡述了大學紅衛兵部分人因反中央文革也被打成反革命，舉了地質學院朱成昭以及報紙上報道的韓愛民等例子。信中着重敘述了清華大學414派和中央文革支持的蒯大富派的鬥爭情況，指出414派“全體是反謝（謝富治）的，骨幹是反陳（陳伯達）的，核心是反林（林彪）的”。基本觀點是，反對把紅衛兵視為“洪水猛獸”，主張對紅衛兵也要一分為二。

信中對紅衛兵是跟着林彪四人幫“受騙上當”的說法提出異議。我指出，我是共產黨員，應當聽黨的話。葉帥在接見軍隊院校師生員工大會上說過，林彪同志只有五十九歲，身體非常健康，這是我們革命事業勝利的重要保證，讓林彪同志作為我們的副統帥，這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可慶幸的大事。周總理則不止一次說過，江青同志是文化革命的偉大旗手。不聽林彪的、江青的，那麼總理的話、葉帥的話我們聽不聽？信不信？要是都不聽，還能當黨員嗎？如果一定要說我們受騙上當，那就是受黨中央的騙，上黨中央的當了。我還提出，中國共產黨成立只有六十多年，而文革長達十年，占了六分之一；對長達六分之一的一段歷史，不應當簡單地“徹底否定”，而應當認真總結，汲取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

我在信中特別提出“八旗子弟”問題。我說，許多幹部子弟運動初期敢於造反，緊跟毛主席和黨中央；但當自己的父母受到衝擊、被打倒，就患得患失，不那麼“緊跟”了，有些人逍遙了，有的還因此對毛主席和黨中央產生懷疑。比較起來，大批工人、貧下中農和普通幹部子弟反而無私無畏，堅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與此相聯繫，我在信中向李志民所在的中組部青干局推薦了三個人：沈如槐（清華“414”派頭頭）、羅徵啟（清華黨委副書記）和任彥申（清華學生，新世紀任江蘇省委副書記）。

我給李志民的信既沒有草稿，也沒有留底，就直接寄出了；李志民告訴我，當時的青干局長李銳看過這封信並批給幾位處長副處長傳閱，他所在處的副處長劉澤彭也看了。

由於我的信當時未留底，上述我信的內容只能是大意。

據說，後來劉澤彭將我給李志民寫的這封私人信件通過某種渠道送到陳雲處，陳雲對我的信做出極其嚴厲的批示。陳雲對孔丹信的批示中提到的“陳楚三的材料”，應當就是我的這封信和他的批示。據了解，關於我的信及相關批示，以中央政治局《會議文件》（有人說是《參閱文件》）下發。

我曾在2011年7月給有關部門寫信，請求“把有關此信的中央《參閱文件》副本，或者寫有中央領導人批示的我的信的副本，給我一份。一方面，此信我沒留底，又有老一輩革命家的批示，給我一份對我而言是彌足珍貴的紀念。”但一直無回音。

我所期待的事終於有了結果，由米鶴都採訪，孔丹口述《難得本色任天然》一書正式出版，其中有陳雲的批示。現轉抄如下：

中央政治局會議文件　[1984]2號

孔丹、董志雄同志給陳雲同志的信

按陳雲同志的意見辦。先送小平、紫陽、先念同志閱批。然後請喬石同志將所有批語及材料印成政治局文件，發各同志。

胡耀邦　二月二十八日　　

耀邦、（劍英暫不送）、小平、紫陽、先念同志：我建議將此信和陳楚三的材料均印發政治局、書記處，並加發整黨指導委員會和中組部。孔丹同志的意見是對的，有關部門應當研究。這些紅衛兵不屬於“三種人”，其中好的還應是第三梯隊的選拔對象。清理“三種人”是一場政治鬥爭，要防止有人將水攪渾。像陳楚三這樣的人要特別警惕，絕不能讓他們混進第三梯隊，但也要給出路。

陳雲　八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李先念同志批示：

完全同意。

三月一日

（小平、紫陽、喬石同志已閱）

陳雲批示中說的“此信”，是孔丹和董志雄二人給陳雲的信，全文如下：

陳雲同志：

我們曾是“文革”初期“老紅衛兵”的成員，現在想向您反映在整黨中應當如何正確對待“老紅衛兵”的一些想法．

所謂“老紅衛兵”，是指一九六六年夏季一些出身於幹部、工農家庭的中學生和大學生，受當時“左”的路線影響而自發組織起來參加“文化大革命”，又於同年十月中央工作會議提出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後，陸續退出運動，在“文革”的中、後期一直受壓抑的紅衛兵。

在當前整黨中，有人散布一種輿論，說什麼“老紅衛兵”也是“造反派”；有的地方和單位竟把“老紅衛兵”在“破四舊”中發生的問題當作“三種人”問題來清查；還有的人僅僅因為擔任過“老紅衛兵”組織的負責職務或參加過“西糾”、“聯動”這類在“老紅衛兵”中名聲比較大的組織，就被視為“文革”中有嚴重問題，而影響到對他們的使用和提拔。

凡此種種，我們覺得同中央有關文件、中央領導同志有關指示的精神都是相違反的，需要澄清和糾正。否則將不利於整黨，不利於清理“三種人”和建立第三梯隊的工作。

“老紅衛兵”作為一種政治力量，其大多數人在“文革”各個重要階段，表現是好的，是經住了考驗的。他們對黨、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有深厚的感情，對“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較早不滿和抵制，對林彪、“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深惡痛絕。

“老紅衛兵”有沒有缺點錯誤？有。首先，他們一般是學校中最早起來批判校領導的所謂“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這個大方向就錯了。其次，他們中間的一部分人（主要是一些未成年的中學生）在“破四舊”運動中有過過火行為，有的動手打了老師，有的抄了“地富反壞右”的家，極個別的甚至打死了人。但是，“老紅衛兵”的這些錯誤與那些造各級黨委反、造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反的造反派組織的錯誤，具有本質的區別，與“三種人”更是水火不容的兩碼事。

整個“文革”期間，貫穿着黨的各級老幹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與林彪、“四人幫”之間的殊死鬥爭。在這場鬥爭中，“老紅衛兵”是站在前者一邊，而為後者所忌恨的。如北京中學生中的“西糾”“東糾”，大學生中的“一司”等，都是周總理和黨政軍老幹部極力支持、引導，用以控制局勢、保護老幹部、維持社會秩序（如保衛國家機關、保護檔案、反對過火行為等）的組織。“聯動”更是為了反對中央文革而成立的。他們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前後都被中央文革壓垮或鎮壓，打成“保守組織”或“反動組織”，其中一些受到程度不同的打擊和迫害，林彪、“四人幫”還通過追查他們的“後台”來整老幹部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從那時起，“老紅衛兵”作為組織不復存在了，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長期受着壓抑，在諸如反“十二月黑風”、“一月奪權”，反“二月逆流”、“批林整風”、“批林批孔”、“批鄧”、天安門事件這樣一些“文革”的關鍵時刻，從思想感情到政治態度都是與林彪、“四人幫”對立的。而那些緊跟林彪、“四人幫”，自覺充當中央文革得力工具的造反派（無論是極左派還是“策略派”），卻始終把矛頭對準黨的各級老幹部，對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們積極參與各地、各部門的奪權鬥爭，砸機關、搶檔案，打派仗，製造武鬥，揪所謂“叛徒”、“特務”、“走資派”，對老幹部搞“專案”和進行所謂“群眾專政”，圍困中南海，組織批鬥中央領導同志的各種聯絡站和大會，竊取、泄露黨和國家的機密等等（當然，對這些造反派組織的成員，應根據黨的政策和他們在各個時期的具體表現區別對待）。兩相比較，“老紅衛兵”在“文革”初期的活動、組織及骨幹，與他們這些造反派的活動、組織及其骨幹，在性質上都是根本不同的。把“老紅衛兵”說成是“造反派”，勢必把水攪渾，轉移人們對“三種人”的視線。

在“文革”初期，“老紅衛兵”中一些人也有打、砸、抄行為，如打了當時被認為是“階級敵人”的人（如“地富反壞”，流氓等），抄了那些人的家，砸了當時被認為是“四舊”的東西（如一些寺廟，某些商標等）。這是在當時“破四舊”的號召下發生的，時間很短暫（個把月左右），我們認為大多屬於一般性錯誤。當然，對其中情節嚴重者，如個別打死人的，如果過去沒處理過，也必須區別情況，認真處理。但這不能與“三種人”的打、砸、搶混為一談。我們理解，所謂“三種人”，無論其中哪一種（包括打、砸、搶分子），都是以為林彪、“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服務為目的，都首先是嚴重的政治問題。而“文革”初期，“老紅衛兵”中少數人由於年幼無知，搞了一些打、砸、抄的事情，並不是為林彪、“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服務的問題。如果把這類問題列入“三種人”問題，實際上就模糊了“三種人”的政治性。

“老紅衛兵”和“三種人”基本是同一代人，現在大多三、四十歲。正如陳雲同志指出的：誰對聶元梓、蒯大富手下的第二、第三、第四把手清楚？老同志不清楚。只有那個時候也是“紅衛兵”、後來成為“保守派”、“逍遙派”的人才清楚，他們知道是誰整老幹部的（大意）。因此，我們認為在這次整黨中，“老紅衛兵”雖然也需要結合自己的經歷，總結經驗教訓，提高覺悟，但對他們在“文革”初期的缺點或一般性錯誤，絕不應當再予追究，對中央文革曾強加給他們的種種罪名，更不應該再拿來做為追究他們的依據。相反，倒是應當充分肯定他們在“文革”中的主流並調動他們的積極因素，依靠他們和廣大的中青年和“三種人”進行鬥爭。

以上是我們個人的一些想法，不知當否，懇請指示。

此致

敬禮

國家經委幹部、共產黨員孔丹　

冶金部幹部、共產黨員董志雄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