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事之秋一九八六年：學潮、胡耀邦下台、方、王、劉除名——鄧小平黃金十年初步探討（五）

作者：巴山老狼

鄧小平在戈爾巴喬夫發表《新思維》後的三月後，兩次就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發表談話。這表明：鄧小平是在與陳雲等黨內大佬們協商後，在得到了陳雲的支持後，才公開發表講話的。

一九八六年，中共高層最有權勢的人物只有鄧小平和陳雲二人。其次才是胡耀邦、趙紫陽。

以資歷而論，陳雲的資歷遠遠超過了鄧小平！

在上世紀一九二八年，中共在莫斯科召開了中共的“六大”。陳雲在“六大”會議上成為中共的政治局委員。此時的鄧小平因領導“百色起義失敗”後，被貶為一個縣的縣委書記。在長征路上，鄧小平因“鄧、毛、謝、古”問題，沒有擔任任何職務。用鄧小平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跟着走”。在有關中共歷史轉折的遵義會議上，鄧小平自稱參加了遵義會議。但根據陳雲手書的“遵義會議參加名單”，並沒有鄧小平的大名。鄧小平出人頭地是在抗戰爆發後成為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在中共的七大上，陳雲仍是政治局委員，鄧小平也只是中央委員。在決定中共執政的三年內戰中，劉鄧大軍從內戰之初的四十多萬人到淮海戰役前只有二十萬人。其戰功也遠在林彪、粟裕之下。中共的八大上，鄧小平終於以“總書記”的頭銜位於陳雲之後，成為中共六巨頭之一（後來增補林彪為常委後，鄧小平是排名林彪後的最後一名）。鄧小平後來名聲與權勢超越了陳雲，主要是因一九七五年鄧小平重新出山後的整頓贏得的聲譽。

此時，雖然胡耀邦、趙紫陽在黨內職務高於陳雲，但在論資排輩的中共最高層，胡、趙還得聽命於鄧小平，陳雲。

一九八六年，中國的改革舉步維艱。經濟層面的改革成果被來自專制政治體制的種種制約、腐敗吞嗜殆盡，廣大的民眾從鄧小平“包產到戶”改革中，除了吃飽了飯外，其他方面沒有得到任何的好處。人民怨聲載道。這讓鄧小平與陳雲都認為：中共應該學習蘇共，進行政治體制方面的改革。

但鄧小平發出了有關“政治改革”的談話後，卻沒有對此進行任何的部署與行動。時任總書記的胡耀邦、總理的趙紫陽似乎出沒有任何的行動跟進。倒是中國的知識界的精英們頻發言論，倡導政治改革。這其中猶以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三人最為著名。

方勵之是中國著名的天文學家，時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早在一九八○年方勵之就在一次學術討論會上說：“現在存在着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任危機，這是一種世界性的現象，這是由於馬克思主義已經被僵化，用過時的結論得到的失敗的結果而造成的。”“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的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其內容都已落後於時代了，應當改造。”八五年三月，方勵之就在一次演講中明解提出：“在一個大學的環境裡，探索自然界和社會真理是要比外邊更加開放，沒有任何思想可以作為正統思想不能突破。”“大學就不應受某些思想的約束。對任何一種思想我們都可以提出疑問，加以研究和發展。”

當鄧小平的政治體制改革的講話出來後，此公更加無所顧忌了。八六年十一月，方勵之在上海交通大學的講話中提出：“三權分立我想是可能的，這是民主化必須做到的，民主社會是多元制的，單元的統治必然會造成獨裁、專制！”並以中國科技大學校長的身份到許多高校發表演講，宣傳民主、自由、多黨制。這些講演在學生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毫不誇張地說，一九八六年底大規模的爭民主、自由運動和一九八九年震撼世界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爆發與方勵之先生八六年後在學生中廣泛宣傳的民主自由思想是密切相關的。難怪他成了鄧小平通緝的第一號人物。

王若望是老資格的共產黨人。在毛澤東時代，此公於一九五七年被整成右派，深受共產專制之苦。對共產專制摧殘人性的法西斯暴政有最深刻的體會。在鄧小平說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後，此公對此是最為熱心。在多次講演中提出：“資本主義的要點，就叫自由經濟，自由生活，民主自由，而我們中國社會主義都是把人們依附在戶口簿上，工作證上，而這恰恰是封建制度的特點。”“美國的民主政治，我們不如它，包括選舉。”“黨改革以後將是怎樣的形勢呢？請允許我再開放、寬鬆一點說，要實行多黨政治。”

劉賓雁先生在一九五七年因一篇小說《在橋梁工地上》就被整成了右派，後來遭到了流放。七九年平反後活躍在文壇上，數次發表揭露中共官場醜陋的文章，其中《人妖之間》在全國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鄧小平要搞政治體制改革，此公受到極大鼓舞，成為全盤西化的積極鼓吹者。十一月七日他在上海“改革中社會問題學術討論會”上說：“世界上還沒有一個能夠像樣的說這就是我們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得以充分展示的而且必將戰勝資本主義的這樣一種國家，一種制度。這樣一種模式，現在還拿不出來。”“事實上現行的社會制度是封建社會主義。那麼中國的出路就在於私有制，在於‘全盤西化’”。

不但是知名的專家學者衷心擁護鄧小平的政治體制改革，就是中共嚴密控制下的輿論工具也發出了改革政治體制的吶喊。廣州市青年報於一九八六年九月九日發表了《中國共產黨人給資本主義“平反”是中國歷史的一大進步》的文章，指出“資本主義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種社會形態是不可逾越的。”九月十二日又發表了劉賓雁的《中國一直進行着一場無聲的充滿血和淚的大辯論》，文中以毛澤東開國幾十年對人性的摧殘、對生產力的破壞說明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反動、落後的本質。十月四日又發表了方勵之的《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是一黨制還是多黨制》，指出只有實行多黨制和民主監督，才能有效地克服當前社會的嚴重的官僚主義和腐敗。中共的輿論工具敢發表如此文章，也許得到了中共高層改革派的默認或暗中的支持也未可知。

一九八六年也是世界民主運動取得重大成就的一年。這年菲律賓獨裁幾十年的馬科斯政權一朝土崩瓦解，馬科斯隻身出逃。海地獨裁政權也在一夜間被推翻。

在世界民主潮流洶湧、當局政治體制改革的宣傳日益頻繁、人民民主呼聲日益高漲的情況下，中國的大學生群體中出現了激進的吶喊！北大歷史系學生楊裁安、張曉輝醞釀成立“青年馬克思派”組織，起草了《青年馬克思派宣言》。《宣言》中以前所未的激烈言辭揭露和抨擊共產黨幾十年在中國的血腥、黑暗、獨裁的統治：“共產黨像一隻巨大的黑色蜘蛛，把它的網延伸到四面八方，……主動用暴力橫蠻地以自己的意志代替萬物的步伐，把它的統治變成了徹底的黑暗之國……共產主義制度在它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用恐怖和暴行作為路標，留下這樣無情的結論：共產主義失敗了。現在任何制度，恐怕都不會比這一鐵血怪物更加無恥、更加殘暴、更加需要狠狠地打擊了。……青年馬克思派必須強行使用非法的民主宣傳，求得儘可能多的支持，以形成具有一定影響的民主勢力。它最主要的工作，在於把影響注入軍隊之中，使士兵脫離自己的依附狀態，進而組成自己的秘密組織。……”

但此《宣言》剛在學生中散發，張、李二人就以“反革命罪”被捕，被北京市中級法院處以重刑。

鄧小平說要政治體制改革，專家學者們論證政治體制改革，共產黨內的民主派呼喚政治體制改革，學生們強烈要求政治體制改革。由此引發了一場聲勢較大的爭民主運動。

一九八六年底的民主運動是從安徽中國科技大學開始的，起因是不滿共產黨的所謂“人民代表”的選舉辦法。

十二月一日，中國科技大學校園內出現了《致科大選民的一封信》，指出“人民代表大會”僅是“少數人的橡皮圖章”，號召人們“為真正的民主進行鬥爭”，由此揭開了學潮序幕。

十二月四日晚，科技大召開候選人與選民見面大會。會上八名學生登台演說，要求把科大建成“民主特區”。校長方勵之在會上發表演講說：“民主不是從上到下給予的，是靠自由爭取到的。……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覺悟，爭取到才是牢靠的，否則得到了會被收回去的。……這次會議應當成為我們科大民主化進程的一個起點。我再次保證，人們要保護這樣一個民主化的環境。”

十二月五日，科技大學、合肥工業大學、安徽大學、安徽醫科大學近萬學生舉行遊行，他們一路高喊“不要恩賜的民主”、“真正的民主靠我們奮鬥”、“打倒封建獨裁”、“打倒官僚主義”、“孫中山萬歲”、“要民主民權民生”的口號。隊伍行至市府廣場時，學生宣讀了《遊行宣言》。後又湧進中共安徽省委大院，提出了“報導學生遊行集會、成立合肥地區大學聯合行動組織、保障學生的政治自由和人身安全”三項要求。

十二月九日，學生們再次上街遊行。他們打出了“二千年帝制百姓無權老爺作主，三七載共和人民當家官僚滾蛋”、“為民主‘送喪’、為自由‘致哀’”、“摧毀封建堡壘、打倒專制獨裁”、“改造中國”、“真正的民主靠我們戰鬥”等等。當晚科大校園出現了題為《一黨專制是阻礙民主的主要障礙》的傳單，傳單中指出：“中國共產黨已成為阻礙民主民展的主要障礙……如果說一個事物他們產生、發展和壯大有其一定的必然性的話，那麼無疑他個走向腐朽和消亡也將是歷史的必然。……馬克思主義……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它是社會科學的一個分支，只能與其它社會科學具有同等地位。…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屬於人民！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一個社會團體、絕不能凌駕於人民之上，其地位只能與其他政黨同等。”

在安徽學生爭民主運動的影響下，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學生不斷出現大字報，呼籲上街遊行。交大還成立了由馬列主義雙學位班學員和計算機系研究生等組成的“行動委員會”，提出了遊行口號是“喚醒民眾，爭取整個社會的民主”、“改革欺騙的選舉制度、改革陳舊而極大壓制了人民創造力的戶籍制度、改革由國家行政手段統治的新聞廣播制度、改革侵犯個人利益的檔案制度”等。

十二月十八日，同濟大學校園貼出大字報，號召學生“到外灘向市政府請願”。時任上海市長的江澤民慌忙到交大與學生們進行對話。會場十分混亂。只要江澤民說到馬列主義、社會主義、黨的領導、台下就是一片噓聲。十名學生先後登上講台，抨擊當今的社會制度“嚴重扼殺了人的個性”、“長期以來我們受着少數官僚的沉重壓迫，沒有自由，沒有民主，沒有人權”，“共產黨搞的是愚民政策”。

十九日下午近三萬學生到外灘市政府大廈，提出四條要求：（1）江市長講話，承認這次民主運動是正義的、愛國的、合法的；（2）承認大學生有貼大字報的自由，遊行合法；（3）《解放日報》、《文匯報》要如實報導這次學生運動；（4）江市長必須保證遊行者的人身安全。但江澤民竟於次日凌晨調動兩千多名公安強行驅散遊行學生，雙方發生衝突。被捕學生達三百名之多。

江澤民的鎮壓招致學生們的強烈反抗。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上海市高校學生連續舉行罷課、遊行，要求釋放被捕學生。與此同時，南京市大專院校、杭州市大專院校、長沙市大專院校、武漢市大專院校、哈爾濱市大專院校、成都市大專院校相繼出現聲援合肥科大學生的大字報和示威遊行。

在安徽中國科大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爆發後，北京市這個中國政治神經最敏感的都市的大學生們也奮然走上街頭，爭取民主和自由。

十二月十日，清華大學出現一份題為《還我民主――皖省政府門前舉行聲勢浩大的遊行活動》的大字報。次日北京大學出現全面介紹中國科大學生民主運動的小字報。十二日夜出現了大量爭民主的小字報。其中一份對學生極具號召力：“民主要靠自己爭取，北大在民主運動中不能走在前例，將愧於北大傳統和民主歷史。”

十二月十五日，中國人民大學出現了一份科技大學的《告全國高校同學書》及三幅合肥學生民主運動遊行的照片。此後呼籲學生遊行聲援科技大學的大字報、小字報大量出現。

十二月二十三日，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共約五千學生走向街頭遊行示威，呼喚民主自由。當遊行隊伍到達白石橋，遭到中共武警的攔截。

為了制止日益高漲的學生爭民主、自由運動，北京市於十二月二十六日制定了限制遊行示威的十條辦法。

十條出台後，引起了學生們的更大義憤。二十七日，北大學生貼出大字報，對十條剝奪學生的遊行示威權利表示了強烈的憤慨！

二十九日凌晨，學生們自發在校園內組織遊行，呼喊着“要民主自由”、“打倒專制”、“打倒獨裁”、“廢除十條”、“新聞自由”等口號，並相約在元旦到天安門廣場遊行。

十二月三十一日，署名“首都高校學生民主運動聯合會”的大字報《元旦示威去！！！》出現在北大、清華、人大、師大等校。主要內容是：

“中華大地上新生的民主運動已到了嚴峻的關頭、當局利用手中掌握的暴力與非暴力工具，妄圖一舉以高壓將代表着民族真正希望的這一運動悶殺在搖籃中。

青年們，怎麼辦？難道我們真的願意再一次失去希望，重新又回到痛苦不堪的沉默中去嗎？難道我們真的只能在專制的桎梏下象動物園裡的猴子一樣活着嗎？

我們第一次聯合示威活動是在新年元旦，中午十二點開始，下午五點結束，地點西長安街新華門，方式靜坐示威。屆時將由代表向當局提出如下要求：

一、由基層黨員民主選舉十三大代表，由代表民主選舉中央委員會；二、由人民民主選舉人民代表，政府成員由人大提議、審議和任命；三、允許私人和團體自主辦報刊，徹底改變一家壟斷新聞媒介的醜惡局面；四、禁止政治迫害，釋放政治犯，不得因民主運動而抓押青年學生。

……

中共當局在得知學生們要在一月一日到天安門廣場去遊行的消息後，萬分緊張。鄧小平也從幕後走上前台，於三十日召見胡耀邦，就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問題向胡耀邦耳提面命。根據鄧小平的指令，北京市政府宣布元旦節在天安門廣場實行戒嚴，嚴厲阻止學生們的遊行示威活動。

一九八七年元月一日中午時分，數千名學生按預定的計劃到達天安門廣場。面對戒嚴的局面，學生們在歷史博物館西北角秘密聚集，突然打出了橫幅標語，呼喊“反對暴政”、“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修改十條”等口號進行遊行。十幾分鐘後，當局出動大批警察進行鎮壓，逮捕了百多名遊行學生。（這種場面與共產黨所拍的影片中地下黨員們在國民黨眼皮下組織的飛行集會遊行並被鎮壓的情節簡直就一模一樣）轟轟烈烈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再次被中共的武力鎮壓了。

一月初，鄧小平、陳雲、王震、李先念、薄一波等幾個老人召見胡耀邦，指責胡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逼胡耀邦辭職。

一月六日，鄧小平的講話以中央文件形式在全國傳達：

“四項基本原則必須講，人民民主專政也必須講。要爭取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沒有人民民主專政不行，不能讓那些顛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謠誣衊的人暢行無阻、煽動群眾。……

我們講民主，不能照搬資產階級的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那一套。……我們執行對外開放政策，學習外國的技術，利用外資，這只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補充，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道路。……

中國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不搞社會主義是沒有前途的。這個已經得到證明，將來還要得到證明。如果我們搞到人均收入四千美元，而且是共同富裕，到那時就能顯示社會主義制度優於資本主義制度，就為人類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奮鬥方向，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所以，我們要理直氣壯地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反對自由化至少還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放開，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亂不可。……如果搞自由化就是再來一次折騰，搞自由化脫離了黨的領導，十億人民沒有一個凝聚力，就喪失了戰鬥力。那樣的黨連個群眾團體也不如了。怎麼領導人民搞建設？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也是不可缺少的，不要怕外國人說我們損害了自己的名譽，中國要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要讓外國人看到中國政局是穩定的，中國才有希望。如果搞得亂七八糟，一盤散沙，那還有什麼希望？

我看方勵之的講話，根本不象一個共產黨員講的，這樣的人留在黨內幹什麼？不是勸退的問題，要開除。……王若望猖狂得很，早就說要開除，為什麼一直沒辦？

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當然使用時要慎重，抓人要儘量少，儘量避免流血。但他們要製造流血事件，你有什麼辦法？我們的辦法是首先揭露他們的陰謀儘量避免流血，一個人不死最好，寧可我們自己人被打傷，但要把鬧事的為首的抓起來。不下這個決心是制止不了這場事件的。如果不採取措施，我們後退了，以後麻煩會更多。

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在此會上陳雲、李先念、彭真、王震等中共元老們對胡耀邦大加指責，特別是被胡耀邦從監獄中平反昭雪出來的薄一波對胡耀邦破口大罵四個多小時！此會上胡耀邦宣布辭職。鄧小平幾個老人指定趙紫陽代理中共總書記。會議結束後，胡耀邦在會場外失聲痛哭！

客觀評價鄧小平在一九八六年的政治表現：

1. 首次在中共最高層提出要搞“政治體制改革”。

2. 對學潮的阻止一事上，除抓捕了北大歷史系起草了《青年馬克思派宣言》並醞釀成立“青年馬克思派”組織的學生楊裁安、張曉輝外，對其他學校學生運動的發動者沒有採取抓捕措施。

3. 對鼓吹民主煸動學生學潮的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也只是開除黨籍。還保留工作待遇。這樣的處理方式與毛澤東時代對政治犯動輒逮捕並處死相比是有天壤之別！就是與一九七九年鄧小平對魏京生的處置相比也是非常的寬鬆。

4. 對胡耀邦的處置太嚴厲了。胡耀邦受到這樣不公平的待遇，其最大原因是：他在會見香港記者陸鏗時說的話：“贊同鄧小平同志全退休”。但此時的鄧小平與陳雲們還剛剛在規劃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藍圖》，還在想主導中國日後的政治體制改革！胡耀邦情商不高，心直口快，不善於察言觀色，說話隨意，犯了鄧小平大忌。乾脆趁着發生了學潮，隨便找個理由、安個罪名，把他搞下台。讓趙紫陽接替胡耀邦。再由趙紫陽來主導，啟動以後的中國政治改革！

   以胡耀邦下台、趙紫陽上台為契機，中國真正地拉開了“中國式”的——客觀地說就是“鄧小平式”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帷幕！

   鄧小平主導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開始進入了快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