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鬥的原因很複雜，有植根於人性深處的支配慾和不安全感，有認識水平、思維方式等等方面的局限，與世界上諸種宗教內部分宗列派、斗得不可開交類似。但是，內鬥的實質是爭奪資源，爭奪對有限資源的支配權 中國官場新內鬥：比勾結要好 中國新世紀官場內鬥，是有特定涵義的。搞政治，就要處理各種利益集團的衝突、各種政治勢力的矛盾，反映到政黨和政權內部，必然會有各種路線意見的交鋒，各種權位人事的競爭，廣義地說，都可以說是“內鬥”，這種廣義的“內鬥”，不僅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有這種“內鬥”並導入正常軌道、合理範圍，才有權力的制衡，才有政黨的活力，才有制度的完善和社會的進步。 但外參出版社出版《中國官場新內鬥》講的“內鬥”，不是這種程序化、制度化甚至公開化的良性交鋒，而是拉大旗當虎皮，在各種冠冕堂皇的名義下爭權奪利、勾心鬥角、你死我活的拼殺。 中共成立之日就是內鬥之始 “內鬥”這個詞，對於研究中共黨史的學者來講，是一個十分常見、甚至說濫了的詞。中共成立之日，就是內鬥之始，中共的內鬥，慘烈的程度，在世界上，在中共的難兄難弟中，除了蘇共、柬共、朝共（朝鮮勞動黨）等個別幾家，無出其右。 楊尚昆曾有言：共産黨殺共産黨，比國民黨殺共産黨還厲害。什麼“延安整風”“反右傾”“文革”這些賬都不去翻了。單說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初期，共産黨大殺共産黨，駭人聽聞！毛澤東主管的中央蘇區，在“富田事變”後肅清所謂“AB團”中，殺害了多達76000名共産黨員和紅軍官兵（戴向青、羅惠蘭《AB團與富田事件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鄂豫皖蘇區在張國燾主持下也大開殺戒，徐向前元帥在回憶錄中說，在三個月左右的肅反鬥爭中，“就肅掉了兩千五百名以上的紅軍指戰員，十分之六七的團以上幹部被逮捕、殺害”（《徐向前元帥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版）；湘鄂西蘇區在夏曦一個人主導下，連續進行四次肅反，肅出三萬多所謂“改組派”分子，其中兩萬多人被殺害；原有兩萬多將士的紅三軍，肅得只剩下三四千人（《湘鄂西中央分局報告》，1934年9月15日）！ 毛澤東早在青年時代就說過：“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與天奮鬥、與地奮鬥都是陪襯，關鍵是與人奮鬥。後來，他又振振有詞地說：共産黨的哲學，就是鬥爭哲學。到了晚年，毛澤東不怎麼想別的，別的都可以交給周恩來、李先念、鄧小平，自己將注意力主要放在與人斗，尤其是與黨內同事的內鬥上。幾十年下來，弄得人們一提起共産黨，最津津樂道的那些故事，主題就只剩下一個：內鬥。 不過，畢竟這都是翻過了的史頁了，時代畢竟緩慢地在進步。“文革”落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共的“內鬥”雖然並沒有止歇，但是，慘烈的程度畢竟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六四”時，鄧小平等元老雖然大開殺戒，但是，對中共高層的政敵，不論是華國鋒、胡耀邦還是趙紫陽，總算還算客氣，沒有肉體消滅，也沒有施用十八般刑具。 內鬥的實質是爭奪資源 爲什麼中共黨內會有慘烈的內鬥？既然“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爲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毛澤東《爲人民服務》），大家不僅信奉桓齷蛘咄父讎枷瘢荻鐐慌模一褂凶旁諭桓穌膠久攔齟頡⒁黃鷚醋拍源蠼夥諾納勞矍橐輳瑺懯裁椿岱吵沙穡椎蹲詠⒑斕蹲映觶?/P> 內鬥原因很複雜，有植根於人性深處的支配慾和不安全感，有認識水平、思維方式等等方面的局限，與世界上諸種宗教內部分宗列派、斗得不可開交類似。但是，內鬥的實質是爭奪資源，爭奪對有限資源的支配權。 中共前期的內鬥，爭奪的是共産國際的授權——這意味着共産國際給予政治信任與經濟資助，所以，爭相將黨內政敵打成“內奸”、“錯誤路線”；而中共後期的內鬥，爭奪的是最高領袖的垂青。權力既然是從上而下的，資源的終極來源就是黨的最高領袖。資源與內鬥就更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了：最高領袖的權力是要獨占的，誰要分權（或者被他推測要分權、可能分權），就意味着覬覦他獨占的資源，最高領袖就得整垮誰；而大小官員，既然權力來源於最高領袖，如果不跟着去整垮他指定的對手，就有可能失去他的信任，而跟着他指定的對手一起垮台，失去一切資源。 毛澤東死後，內鬥的慘烈之所以緩和，原因之一在於繼任者看到了毛澤東時代內鬥控御不住的惡果，中共執政集團威信掃地，所有派別和所有成員遍體鱗傷、幾乎同歸於盡；另一個原因，則是社會空間增大，社會資源也擴大，於是政壇上有了“東方不亮西方亮”的迴旋餘地。 舉例來說，上海的陳良宇與龔學平，為誰能接掌上海，明爭暗鬥多年，競相巴結總有一天要交班的前任。十六大前，陳良宇被選中為市委書記之後，龔學平擔任人大主任，爭奪反而緩解了，爲何“一山能容二虎”？這是因爲陳良宇仕途雖然更順，進了政治局，堵住了龔學平的青雲路，但龔學平可以將自己的勢力伸展遍及上海經濟、文化、傳媒……除了名頭沒有陳良宇那麼響亮，別的都不遜色，他們的內鬥就不致於發展到更尖銳、更激烈的程度，弄得兩敗俱傷了。從後來揭出來的內幕看，他們的不少手下還互相照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