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时代，政治生活领域层出不穷、五花八门的检讨成了一大特色，从最底层的普通人物到最高层的领导人，都要不时地就自己所犯的错误做出检 讨，就是刘少奇、周恩来等这些处于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显要人物无没有例外，甚至连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重要依靠——他的内子江青，也要经常做出检讨，唯 独他自己一个人例外。虽然他也大力提倡要进行批评与，他曾说：“错了，就要检讨，这是我们党的规矩。”但本人却从来没有检讨过。在毛时代，毛作为党的化 身，作为被神化的人，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人们向组织做出检讨实际上就是向他做出检讨。他要人做出检讨一方面是路线、方针政策的分岐所导致的。他要通过政 治斗争，让人做出检讨，从而打击压制对方的政见，巩固推行自己的政见。另一方面让人做检讨是他的统治之术。毛是一个受传统文化浸淫很深的人，他熟读二十四 史，深谙帝王南面之术，对如何统驭部下、如何控制权力几乎达到了如火纯青的地步。从延安时期开始，在他发动的一场又一场的政治斗争中，他的政治对手无一不 败下阵来，从而确立了他的绝对的权力。其中，让人做检讨就是他进行政治斗争、巩固权力的一个重要手段。通过让别人不断地做出检讨，使别人只能臣服于他，只 能甘居于他的羽翼之下，而他自己却从不做检讨，成了真理的化身和正确的代名词。这是他统治的特色，也是维系他的独裁统治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高华教授对 他的这一对下属的统驭风格有着十分精要的概括： 在毛的“领导学”中，要人做检讨是一大内容，而且口头检讨不行，非要书面检讨才行，毛喜欢让人做书面检讨，概因此举好处莫大也;
(一) 立此存照，从此手中有了小辫子，随时可以“新账老账一起算”;
(二) 根据不同情况，将检讨下发党内，以打击该同志的威信或肃清其影响;
(三) 让检讨人自己承认错误，用他们的嘴，坐实毛的指责，更具说服力，所谓“心服口服”;
(四) 标准的检讨除了“认罪”和“认错”，就是歌颂毛，这样的检讨下发下去，会大大加强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毛的崇拜。①
探讨毛泽东的这一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可以从以下两个方向进行：
首先是毛泽东个人的因素，包括人的个性、性格、观念等。王力是毛在“文革”初期的重要助手后来被抛弃了。他曾经说过：“毛泽东以诗人的浪漫性和 军事家的决断性来处理经济问题，多次造成比例失调和经济危机，而在受到客观规律惩罚以后，并不检讨自己，反而责怪‘阶级敌人’捣乱。”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 也说过：“毛泽东常有出尔反尔的事，……很难伺候。今天跟上去了，也许明天挨批。他还喜欢让人写检讨。”毛泽东是一个有着宏大的乌托邦理想的人，同时又是 一个崇尚破坏、主张“不破不立”的人，为了追求理想，他可以不在乎别人的感受，不在乎百姓的遭遇，所有极端的手段都可以采用。当理想碰壁时，他不会认输， 而是要继续追求他的理想。这时候，他不但不肯认错，相反还要与他有分歧的人做出检讨，甚至还要把无辜的人作为替罪羊，从而维护他的权威，继续推行他的“极 左”路线。人不能够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政治人物的活动不能够完全凭着他的个人意志进行，而是要受到当时的制度、环境以及其他各方面社会条件的制约， 但同时人又是有着七情六欲的，个人的因素包括个性、性格、观念乃至人的健康状况等都会对他的行事风格产生重要的影响。就像不能够简单地把政治人物的行为与 其个人的因素联系起来一样，我们同样也不能够简单地否认和回避这两者的关系。尤其是在实行人治和个人专断的毛时代，毛的个人因素就显得尤其重要了。
其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因素。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封无一例外都是靠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制度维系着。这种制度的实质就在于一党专政和民主集中制， 共产党垄断着全国的政权，党内又实行民主集中制，以集中统一全党的意志，领袖群体尤其是最高领袖拥有着绝对的权力。一旦这种权力机制没有了，共产党的政权 也就难以维系了。最高领袖要拥有绝对的权力和权威，就需要不断地进行权力斗争，巩固自己的权力，同时还要实行个人崇拜，不断地神化最高领袖。当党内存在权 力较量和政见分歧，最高领袖的权力还不巩固的时候，这时候他就需要通过权力斗争，要别人做出检讨，以统一全党意志，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威，进而巩固无产阶级 专政的制度。而最高领袖本人是不能做出检讨的，因为他是最高的权威和真理的化身，一旦认错就不利于巩固他的权力，就有损于他的形象。其实在这种体制中，政 治人物的利益都是紧密相联的，呈现一种“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不但毛泽东本人要极力维护这种权力格局，就是其他领导人也要自觉地维护这种权力格 局。1961年12月21日，在为七千人大会作准备的有100余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传达了毛泽东对当前一些问题的看法。毛泽东说，有些问题是部 门、地方出的主意，为什么中央听呢?他认为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毛泽东显然也原则谈到他自己应负的领导责任。但邓没有在这个场合传达毛泽东的这一看 法。邓之所以没有传达，也许是惧于毛泽东的独裁，他想明哲保身，但笔者认为更有可能的是出于他很强的党性：他要维护这个一党专政的政权，要维护毛的个人权 威。这我们从他一贯的行事风格就可以看出来。1957年毛号召党外人士进行帮助党进行整风时，邓等人的态度就显行十分抵制。后来毛泽东决定要引蛇出洞，进 行“反右”时，邓就是这场运动的主要执行者。1979年北京西单的“民主墙”运动期间，社会的民主化运动开始升温，邓为了不让这股潮流发展下去，进而危及 到中共的一党专政，就及时做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很快就把西单“民主墙”取缔了，把这场运动压了下去。在1989年的那场巨大的民主运动中， 邓更是动用了几十万军队，采取最激烈的手段把它镇压下去，从而保住中共一党专政的地位。
毛泽东曾经对他的侄子毛远新说过：“我们不学胡志明，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己诏。”他还说过：“历代皇帝下罪己诏的，没有不亡国的。”然而，中国 历史上下过罪己诏的古代帝王很多，但并非如毛泽东所说都“亡国”了。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中，皇帝是“天子”，皇帝的权力是上天给的，具有神圣性，但同时 皇帝又必须“以德配天”，如果他荒淫无道、实行暴政，就失去了作为“天子”的资格，人民就有可以起来推翻他。这一方面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皇帝的权力，使他 们在发生重大的天灾人祸时必须出来反省忏悔，否则就会危及到自身的统治。另一方面皇帝权力的神圣性又意味着“朕即天下”，他们的权力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不 用当心下了罪己诏后就会失去合法性，就会失去政权。相反，通过下罪己诏还得够起到笼络人心的作用，帮助他们渡过统治危机，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然而，在无 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最高领袖的权力并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它的产生只是出于维护这个集权统治的需要，只是出于不断的权力斗争的结果。为了维护最高领袖的权 力，除了要靠不断的权力斗争外，还要实行个人崇拜，对他进行不断的神化，把他塑造为真理的化身。一旦最高领袖一而再、再而三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他的真理化 身的地位就丧失了，他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就要下台，沦为可悲的下场。
二
一辈子不检讨自己错误的毛泽东，却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做了一次罕见的检讨。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