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党国体制与玩弄宪法
   
   辛子陵
   
   邓小平在与波兰领导人谈话时说：“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1]
   
   
   
   
   
   
   
   党国体制不属中国特色，是从苏联搬来的。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是党国体制的理论基础。列宁创建的苏维埃就是党国体制的母本。用列宁的话说：党国体制“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2]这个体制不仅摧毁了公民社会，也摧毁了执政党。在苏联是十七次代表大会后百分之七十的中央委员被枪毙，在中国是文化大革命中百分之七十的中央委员被批斗、被关押，其中许多人被迫害致死。党国体制使政权组织和执政党都成了独裁者的驯服工具。
   
   毛泽东在进城时，对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拍胸脯说，我们实行民主，不会“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可是不久，就背弃自己诺言。对推行苏联党国体制且有“创造”和“发展”，他的公式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借马克思之皮，行秦始皇之法，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做皇帝。他把党国体制理论化和系统化了，成为中国人祸不断的根源。
   
   
   
   什么是党国体制？
   
   
   
   党国体制有四个特点：一是执政党位尊宪法之上；二是军权不在政府；三是政权二元化；四是民权虚幻化。党国体制是个人野心家篡军、篡党、篡国的杠杆。
   
   1954年毛泽东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就是制宪行宪那一年，毛泽东在党中央一次会议上，作过一次宪法交底的讲话，为党国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说：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份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
   
   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3]
   
   这篇谈话，充满了山大王“替天行道”的霸气。主要是打击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宪政派的。毛泽东先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制宪行宪为不得已，那是欺骗民众的花样，一切还得党说了算，谁代表党，我毛某人。
   
   但有一句话毛泽东说对了：“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毛泽东念念有词的党的领导，是毛泽东的个人领导，中共形成的传统是只有他代表党。按宪法办事，毛泽东将失掉绝对权力。在法理上，党不能高于宪法，“伟光正”的党也不能高于宪法。执政党须在宪法范围内从事国务活动，违宪要受到弹劾。要么不要宪法，实行军事管制，军政府执政，别人说你独裁，你就硬着头皮顶住；你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承认“权为民所赋”，从民意中找到政权的合法性，制定宪法，就要自觉跳进宪法的笼子，像小布什那样，站在笼子里对民众讲话。尽管这部宪法是你这个党领导起草的，或者是你毛泽东主笔起草的，但你的党，你毛泽东本人，也得服从这部宪法。
   
   毛泽东的公开姿态是要实行宪法的。1954年6月14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说：“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他还指出：“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在座的各位”当然应该包括毛泽东本人。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两面派，一个最大的两面派。他说过“玩宪法”的话。他把全党都玩了，把民主党派和追求民主宪政的知识分子都玩了。
   
   前后两段话，中共高级干部信哪一段呢？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信哪一段呢？信前一段。这一番话在中央领导层影响深远，根深蒂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宪法观，至今起着作用。请注意这话：“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有毛泽东这句话作为“最高指示”，整个宪法全是废纸，政治体制改革撂在脑后没商量。你向中共领导人建议实行民主宪政，他心里有这段话垫底，继续跟你“玩宪法”，绝对听不进去。因此，不把这段话中隐藏的法家权术说破，不把这个个人独裁的护身符揭穿，不把这个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引入绝境的指导思想推倒，中国宪政无望，民主无望。中国政治改革的难点，是意识形态的变化，先有意识形态的改革，大家（特别是高层）认识统一了，才能有民主宪政。
   
   毛泽东创造的党国政体，是个披着民主外衣的专制政体，是六十年来中国祸乱不断的根源。它的宪法两次（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被颠覆，根据宪法组建的代议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形同虛设，且被停止活动十年。它缺乏稳定性和程序性，发生了六次非程序更迭——毛时代是打倒刘少奇、林彪和粉碎四人帮，邓时代是罢黜华国锋、胡耀邦和赵紫阳。在党国体制下，发生了三大改造、反右派、大跃进、公社化、饿死三千多万人、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以及八九风波、严重两极分化以及党走向整体性腐败等重大错误。
   
   毛泽东是法家，是韩非子的信徒。韩非子把学问分成两类：法和术。第一类学问是法。法是教化臣民，指导工作，治理天下的方法。第二类学问是术。术是帝王南面之术，驾驭臣民，坐稳皇帝龙位的要诀，是自己使用的东西。所以，韩非子有规定：“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法或以露布形式传播四面八方，或以典籍形式流传衙署学宫；术则秘而不宣，只对最亲近的人口传身授。毛泽东那段关于宪法的谈话是术，是现代帝王的南面之术。口传身授，在党内一代一代像传家宝一般地传下来。
   
   
   
   毛泽东的党国体制是何时完成、怎样运作的？
   
   
   
   毛泽东的党国体制是1954年制宪行宪时鬼斧神工般地悄悄完成的。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选举刘少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张澜、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赛福鼎为副委员长，彭真兼秘书长；根据毛泽东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根据周恩来的提名，决定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为副总理；国防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为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为董必武；中国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为张鼎丞。
   
   在政权系统高级职务的安排吸引了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党内外高层人士弹冠相庆的时候，1954年8月28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一个重建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设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实现了军队国家化，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没有另外的党的军委。这次政权系统军委改称国防委员会，下有委员81人，成为安置原国民党高级起义将领的统战机构，并没有指挥军队的实权。重建的党的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委员。刘少奇、周恩来不再担任军职，朱德、彭德怀由军委副主席降格为委员，军队的统帅权和指挥权集中在毛泽东一个人手里，彭德怀以国防部长的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件大事在《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未曾收录，增加了它的隐秘性和阴谋气氛。
   
   热热闹闹制宪行宪是明修栈道，重建党的军事委员会，把军权从政权体系中“偷”出来，是暗度陈仓。这是毛泽东建立军事独裁的第一步，他得逞了。从此以后，他的个人权力就不可遏止地膨胀起来了。
   
   毛泽东做了一届共和国主席，他要从宪法的笼子里跳出来。好心的党内外人士还对他一次次地挽留。1958年末毛泽东提出不做第二届国家主席、专做党的主席，有复杂的背景和很深的心机。
   
   第一，大跃进搞砸了，败象渐显，后果严重，他要推脱责任，逃避宪法问责。
   
   在二届人大前夕，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召开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在会上他对下届国家领导人的人选做了说明。他说：为什么国家主席候选人是刘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是这个，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主持工作，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在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又十年了。在延安，比如我到重庆去，代理我的工作就是少奇同志。以他担任主席比较合适。
   
   毛泽东这个讲话在自然亲切的气氛中把刘少奇推出来当国家主席，同时也把由于大跃进造成的国家巨大危机的责任教刘少奇背上。因为毛本人“是不管日常事务的”。
   
   两年前，毛泽东为急于当世界革命领袖的野心所驱使，决心发起大跃进运动，使中国的落后的农业经济在短期内出现奇迹，以便集中起他想象的那“一把米”来，支援世界革命。经过反右派运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已被制服，没人再敢多嘴多舌。他又通过狠批周恩来右倾，把全党压服。务实的周恩来总理有经邦济世之才，是个杰出的经济工作领导者、组织者和管理者，他主张尊重经济规律，量力而行，综和平衡，稳步前进。他的主张又得到副总理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人的支持。毛如不把这些人压服，他的大跃进休想搞得起来。
   
   从1957年9月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在1958年上半年又接连召开了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武汉会议，直至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以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为主题，反对右倾保守，猛整周恩来。经过这一系列会议，逼得周恩来连连检讨，把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综和平衡、稳步发展的正确意见，彻底批倒搞臭，为毛泽东的以“左”倾冒进为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在全国推行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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