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黨國體制與玩弄憲法
   
   辛子陵
   
   鄧小平在與波蘭領導人談話時說：“我們兩國原來的政治體制都是從蘇聯模式來的，看來這個模式在蘇聯也不是很成功的。”[1]
   
   
   
   
   
   
   
   黨國體制不屬中國特色，是從蘇聯搬來的。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是黨國體制的理論基礎。列寧創建的蘇維埃就是黨國體制的母本。用列寧的話說：黨國體制“是直接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2]這個體制不僅摧毀了公民社會，也摧毀了執政黨。在蘇聯是十七次代表大會後百分之七十的中央委員被槍斃，在中國是文化大革命中百分之七十的中央委員被批鬥、被關押，其中許多人被迫害致死。黨國體制使政權組織和執政黨都成了獨裁者的馴服工具。
   
   毛澤東在進城時，對民主人士黃炎培先生拍胸脯說，我們實行民主，不會“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可是不久，就背棄自己諾言。對推行蘇聯黨國體制且有“創造”和“發展”，他的公式是“馬克思加秦始皇”。借馬克思之皮，行秦始皇之法，打着無產階級專政的旗號做皇帝。他把黨國體制理論化和系統化了，成為中國人禍不斷的根源。
   
   
   
   什麼是黨國體制？
   
   
   
   黨國體制有四個特點：一是執政黨位尊憲法之上；二是軍權不在政府；三是政權二元化；四是民權虛幻化。黨國體制是個人野心家篡軍、篡黨、篡國的槓桿。
   
   1954年毛澤東起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就是制憲行憲那一年，毛澤東在黨中央一次會議上，作過一次憲法交底的講話，為黨國體制奠定了理論基礎。他說：我們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憲法，以為憲法就是治國安邦的靈丹妙藥，企圖把黨置於憲法約束之下。我從來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憲法，我就是要破除這種憲法迷信。國民黨有憲法，也挺當回事，還不是被我們趕到了台灣？我們黨沒有憲法，無法無天，結果不是勝利了嗎？……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黨也是歷來不主張制定憲法的；可是，建國後，考慮到洋人國家大都制定了憲法，以及中國知識份子還沒有完全成為黨的馴服工具的情況，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眾，鞏固黨的領導，還是要制定憲法的嘛。制定憲法，本質上就是否定黨的領導，在政治上是極其有害的。
   
   當然啦，憲法制定是制定了，執行不執行，執行到什麼程度，還要以黨的指示為準。只有傻瓜和反黨分子才會脫離黨的領導，執行憲法。[3]
   
   這篇談話，充滿了山大王“替天行道”的霸氣。主要是打擊以周恩來為代表的黨內憲政派的。毛澤東先統一高級幹部的思想：制憲行憲為不得已，那是欺騙民眾的花樣，一切還得黨說了算，誰代表黨，我毛某人。
   
   但有一句話毛澤東說對了：“制定憲法，本質上就是否定黨的領導。”毛澤東念念有詞的黨的領導，是毛澤東的個人領導，中共形成的傳統是只有他代表黨。按憲法辦事，毛澤東將失掉絕對權力。在法理上，黨不能高於憲法，“偉光正”的黨也不能高於憲法。執政黨須在憲法範圍內從事國務活動，違憲要受到彈劾。要麼不要憲法，實行軍事管制，軍政府執政，別人說你獨裁，你就硬着頭皮頂住；你要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承認“權為民所賦”，從民意中找到政權的合法性，制定憲法，就要自覺跳進憲法的籠子，像小布什那樣，站在籠子裡對民眾講話。儘管這部憲法是你這個黨領導起草的，或者是你毛澤東主筆起草的，但你的黨，你毛澤東本人，也得服從這部憲法。
   
   毛澤東的公開姿態是要實行憲法的。1954年6月14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上說：“一個團體要有一個章程，一個國家也要有一個章程，憲法就是一個總章程，是根本大法。”他還指出：“通過以後，全國人民每一個人都要實行，特別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要帶頭實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實行。不實行就是違反憲法。”“在座的各位”當然應該包括毛澤東本人。
   
   毛澤東就是這樣一個兩面派，一個最大的兩面派。他說過“玩憲法”的話。他把全黨都玩了，把民主黨派和追求民主憲政的知識分子都玩了。
   
   前後兩段話，中共高級幹部信哪一段呢？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等信哪一段呢？信前一段。這一番話在中央領導層影響深遠，根深蒂固，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憲法觀，至今起着作用。請注意這話：“憲法制定是制定了，執行不執行，執行到什麼程度，還要以黨的指示為準。只有傻瓜和反黨分子才會脫離黨的領導，執行憲法。”有毛澤東這句話作為“最高指示”，整個憲法全是廢紙，政治體制改革撂在腦後沒商量。你向中共領導人建議實行民主憲政，他心裡有這段話墊底，繼續跟你“玩憲法”，絕對聽不進去。因此，不把這段話中隱藏的法家權術說破，不把這個個人獨裁的護身符揭穿，不把這個將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引入絕境的指導思想推倒，中國憲政無望，民主無望。中國政治改革的難點，是意識形態的變化，先有意識形態的改革，大家（特別是高層）認識統一了，才能有民主憲政。
   
   毛澤東創造的黨國政體，是個披着民主外衣的專制政體，是六十年來中國禍亂不斷的根源。它的憲法兩次（共同綱領和五四憲法）被顛覆，根據憲法組建的代議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形同虛設，且被停止活動十年。它缺乏穩定性和程序性，發生了六次非程序更迭——毛時代是打倒劉少奇、林彪和粉碎四人幫，鄧時代是罷黜華國鋒、胡耀邦和趙紫陽。在黨國體制下，發生了三大改造、反右派、大躍進、公社化、餓死三千多萬人、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以及八九風波、嚴重兩極分化以及黨走向整體性腐敗等重大錯誤。
   
   毛澤東是法家，是韓非子的信徒。韓非子把學問分成兩類：法和術。第一類學問是法。法是教化臣民，指導工作，治理天下的方法。第二類學問是術。術是帝王南面之術，駕馭臣民，坐穩皇帝龍位的要訣，是自己使用的東西。所以，韓非子有規定：“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法或以露布形式傳播四面八方，或以典籍形式流傳衙署學宮；術則秘而不宣，只對最親近的人口傳身授。毛澤東那段關於憲法的談話是術，是現代帝王的南面之術。口傳身授，在黨內一代一代像傳家寶一般地傳下來。
   
   
   
   毛澤東的黨國體制是何時完成、怎樣運作的？
   
   
   
   毛澤東的黨國體制是1954年制憲行憲時鬼斧神工般地悄悄完成的。
   
   1954年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朱德為副主席；選舉劉少奇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宋慶齡、林伯渠、李濟深、張瀾、羅榮桓、沈鈞儒、郭沫若、黃炎培、彭真、李維漢、陳叔通、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賽福鼎為副委員長，彭真兼秘書長；根據毛澤東的提名，決定周恩來為國務院總理；根據周恩來的提名，決定陳雲、林彪、彭德懷、鄧小平、鄧子恢、賀龍、烏蘭夫、李富春、李先念為副總理；國防委員會由毛澤東任主席，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鄧小平、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程潛、張治中、傅作義、龍云為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為董必武；中國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為張鼎丞。
   
   在政權系統高級職務的安排吸引了全國人民的注意力，黨內外高層人士彈冠相慶的時候，1954年8月28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一個重建黨的軍事委員會的決議。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實現了軍隊國家化，毛澤東為主席，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沒有另外的黨的軍委。這次政權系統軍委改稱國防委員會，下有委員81人，成為安置原國民黨高級起義將領的統戰機構，並沒有指揮軍隊的實權。重建的黨的軍事委員會，由毛澤東任主席，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鄧小平、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為委員。劉少奇、周恩來不再擔任軍職，朱德、彭德懷由軍委副主席降格為委員，軍隊的統帥權和指揮權集中在毛澤東一個人手裡，彭德懷以國防部長的身份主持軍委日常工作。這件大事在《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中未曾收錄，增加了它的隱秘性和陰謀氣氛。
   
   熱熱鬧鬧制憲行憲是明修棧道，重建黨的軍事委員會，把軍權從政權體系中“偷”出來，是暗度陳倉。這是毛澤東建立軍事獨裁的第一步，他得逞了。從此以後，他的個人權力就不可遏止地膨脹起來了。
   
   毛澤東做了一屆共和國主席，他要從憲法的籠子裡跳出來。好心的黨內外人士還對他一次次地挽留。1958年末毛澤東提出不做第二屆國家主席、專做黨的主席，有複雜的背景和很深的心機。
   
   第一，大躍進搞砸了，敗象漸顯，後果嚴重，他要推脫責任，逃避憲法問責。
   
   在二屆人大前夕，1959年4月15日，毛澤東召開第十六次最高國務會議，在會上他對下屆國家領導人的人選做了說明。他說：為什麼國家主席候選人是劉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劉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為什麼是這個，不是那個？因為我們共產黨主持工作，我算一個，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務的。有時候管一點，有時候不管。經常管的是誰呢？是少奇同志。我一離開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這已經是多年了。在延安開始就是如此，現在到北京又十年了。在延安，比如我到重慶去，代理我的工作就是少奇同志。以他擔任主席比較合適。
   
   毛澤東這個講話在自然親切的氣氛中把劉少奇推出來當國家主席，同時也把由於大躍進造成的國家巨大危機的責任教劉少奇背上。因為毛本人“是不管日常事務的”。
   
   兩年前，毛澤東為急於當世界革命領袖的野心所驅使，決心發起大躍進運動，使中國的落後的農業經濟在短期內出現奇蹟，以便集中起他想象的那“一把米”來，支援世界革命。經過反右派運動，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已被制服，沒人再敢多嘴多舌。他又通過狠批周恩來右傾，把全黨壓服。務實的周恩來總理有經邦濟世之才，是個傑出的經濟工作領導者、組織者和管理者，他主張尊重經濟規律，量力而行，綜和平衡，穩步前進。他的主張又得到副總理陳雲、李先念、薄一波等人的支持。毛如不把這些人壓服，他的大躍進休想搞得起來。
   
   從1957年9月八屆三中全會之後，毛澤東在1958年上半年又接連召開了杭州會議、南寧會議、成都會議、武漢會議，直至5月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以批判1956年的反冒進為主題，反對右傾保守，猛整周恩來。經過這一系列會議，逼得周恩來連連檢討，把符合客觀經濟規律的綜和平衡、穩步發展的正確意見，徹底批倒搞臭，為毛澤東的以“左”傾冒進為特徵的空想社會主義路線，在全國推行開闢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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