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76，從道德重塑到道德潰敗（上之二）

送交者: chang le 2014月09月10日06:24:01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回  答: 卸甲一書生：1949—1976，從道德重塑到道德潰敗（上之一 由 chang le 於 2014-09-10 05:29:44

共識網 2014-09-10 表現之三：扼制言路，講假話，搞浮誇。 講真話，虛心接受別人的意見是一種政治美德。毛澤東在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問題上，已表現出聽不進別人意見，不讓人講話，一棍子打死的傾向。反右運動的展開，不僅把動員起來提意見的民主人士紛紛打倒，同時整治了黨內外廣大知識分子、幹部和青年，無論是議論政治問題，還是議論各級領導的工作作風、生活作風，提點改進工作的意見等，都成為打成右派的理由，結果自然是“萬馬齊闇”。在黨內政治生活中，他也越來越聽不進別人意見了。彭德懷給毛寫信，張聞天在小組會上發言，完全符合《黨章》規定，只是看法相異，不僅不聽，還打成反革命集團，撤職罷官。上行下效。前面提到的各省諸多反黨集團案，有不少是因為給上級領導提意見，或僅僅是有不同看法，就慘遭噩運。地市、縣區的情況也是一樣，甚至更加嚴重。1953年初，時任《人民日報》總編鄧拓、副總編胡績偉等人安排記者報道官員官僚主義、鋪張浪費和貪污腐化的案件，但很快就從中央方面傳來對《人民日報》刊登“八大案件”的指責，采寫記者和編輯受到追查和攻擊，在“反右派”鬥爭中大都受到處理。新華社記者戴煌因反對個人崇拜等罪名被打成右派，發配北大荒勞改。一時間，黨內外正氣下降，邪氣上升(參見胡績偉《黨內外好人好同志都一次次被打擊和壓制》)。回顧大躍進年代的政治生態，劉少奇於1962年在七千人大會上曾沉痛地說：“近幾年來，由於某些領導機關和領導人的錯誤，有些說老實話、做老實事，敢於反映真情、敢於實事求是地說出自己意見的人，沒有受到應有的表揚，反而受到不應有的批評和打擊。”(《劉少奇選集》下卷399頁) 堵塞言路必然造成假話盛行，報喜不報憂，甚至大刮浮誇風。搞浮誇首先是從毛澤東開始的。1957年11月18日，他在各國共產黨、工人黨代表會議上宣布，中國要在15年左右的時間內，在鋼鐵和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英國。僅僅過了5個月，他又不滿足了，對來訪的波蘭政府代表團說，用10年或更多一點時間趕上英國。兩個月後，毛澤東於1958年6月21日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宣布3年基本超過英國，一天以後又縮短為兩年，並以2500萬噸鋼為主要指標。隨着“小、土、群”式的大煉鋼鐵運動在全國各地展開，人民公社化運動也開始了。城市、農村到處建起小高爐群，農村搞起了高產田、相互攀比着放“衛星”。對“無產階級的好大喜功”(《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7冊379頁)情有獨鐘的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頻繁到各省視察，推動大躍進的進程。各級幹部為了受到表揚，成為典型，肆意造假，紛紛報捷。中央和地方的各類媒體也為這些失真的成績積極造勢。《人民日報》文藝部原主任袁鷹回憶說：“那幾年，來自中央的一個號召接着一個號召，一個口號接着一個口號，從上到下，從南到北，從城市到農村頭腦發熱，狂潮洶湧。不論最初的動機如何善良，願望如何美好，結果是導致三年困難時期全民族的空前災難，工廠不冒煙，商店貨架沒有存貨，全民飢餓，浮腫消瘦，國民經濟嚴重失調。作為黨的喉舌，報紙在那幾年起了相當巨大的宣傳鼓動作用。《人民日報》的元老之一、曾任總編輯的李莊後來做過簡明扼要的概括：典型多、欄目多、觀點多;氣魄大、嗓門大、標題大、照片大。劉少奇總結經驗教訓時說過：這幾年的教訓，中央要負一半責任，《人民日報》也要負一半責任。這個批評相當嚴厲，也符合事實，並不過分。”(袁鷹《我在頭腦發熱年代寫發熱文章》，《炎黃春秋》2008年第11期)在那些“頭腦發熱”的日子裡，《人民日報》發表了《“衛星”齊上天、躍進再躍進》、《開門紅、滿堂紅、紅到底》《高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等一系列社論，發布各地所謂“高產”的新聞以鼓幹勁，樹標兵。為了迎合高指標，各地都把浮誇數量當作政治任務壓下去，不照上級的意見虛報浮誇就會被說成右傾保守，帶來嚴重的政治後果。當時把假造的“高產”典型叫“放衛星”，一時間各種稀奇古怪的“衛星”騰空而起，讓人目不暇給：1958年6月8日，媒體率先報道河南省遂平縣畝產小麥2105斤的新聞，畝產最高的，則是9月22日《人民日報》報道的青海蹇什克農場，畝產8585斤;6月26日，有報道說，江西貴溪縣水稻畝產2304斤，隨後《人民日報》於8月13日在頭版頭條刊登了《麻城建國一社出現天下第一田早稻畝產三萬六千九百斤》的消息，最高的則是《人民日報》9月18日報道的廣西環江縣紅旗農業社畝產130434斤。除了小麥、水稻“衛星”以外，各媒體還報道了玉米、高梁、穀子、蕃薯、芝麻、南爪、芋頭、蠶豆、蘋果等28種農作物和蔬菜、水果的高產新聞。事後證明，這都是當地幹部弄虛作假的結果。中央和各省市媒體的高度肯定，對虛假浮誇者越唱越高的調門無疑起到重要激勵作用。相反，對糧食產量低，農民大批餓死的情況卻不肯如實上報，或少報瞞報。時任糧食部副部長的趙發生說，1960年“糧食問題愈加嚴重，一些官員的浮誇之風還在通行無阻。他們順着中央某些領導人的口味向上報告說‘形勢大好’，‘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對日益嚴重的水旱災害，餓死人等不是隱情不報，就是避重就輕。在河南，1958年全省的糧食產量只有281億斤，省委卻吹估為702億斤，結果導致了全省性的高徵購，‘反瞞產’。一些幹部嚴重違法亂紀，哪個基層幹部完不成徵購任務，就被扣上‘小彭德懷’的帽子，進行‘反瞞產’。因向農民逼糧食而實行捆、綁、吊、打、捕等現象，屢見不鮮。農民處境異常困難，一些地區逃難的、乞討的、浮腫病泛濫，幾致十室九空。河南、山東、江蘇、安徽等省一些地方受災及餓死人的情況陸續反映到中央，引起了重視。我到蘇皖調查，沿途時常遇見結隊逃荒要飯的、扒火車的。徐、淮地區的幾個收容站住滿了逃荒要飯的乞丐、盲流。看着這些饑饉的老人、目光呆滯的婦女和骨瘦如柴的孩子，我心如刀絞。我向柯慶施匯報時，提出要去淮南考察，他表現得很傲慢而且不耐煩，說：‘華東的情況我們清楚，淮南沒有問題’。”(趙發生：《我為共和國經管糧倉24年》，《炎黃春秋》2003年第3期)大躍進中這種浮誇與瞞報共生狀態下的信息傳播方式是中央做出錯誤決策的重要誘因之一。 表現之四：迷戀造神運動，提倡個人崇拜。 1956年2月24日，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做了4個多小時的《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抨擊了斯大林的種種罪行。當年9月，鄧小平在黨的八大上做《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時談到：“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一個重要的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麼嚴重的惡果”。“我們黨也厭棄對於個人的神化”。“我們的任務是，繼續堅決地執行中央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這個報告無疑是經過毛澤東同意的。但可能毛本人並沒有把內心想法說出來。果然，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表達了他的真實看法：“赫魯曉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中國黨內絕大多數人是不同意的。有一些人屈服於這種壓力，隨聲附和，要打倒個人崇拜(有的是過去壓力殘餘，心理狀態複雜)。還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正確的。我們不是崇拜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嗎，斯大林正確的東西也還要崇拜。對於他們，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掌握在他們手裡，為什麼不崇拜呢?……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個人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崇拜自己則很舒服。問題不在於個人崇拜，而在於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鳴，有個人目的，而是為了想讓別人崇拜自己。……你反對個人崇拜，反到天上去，無非想自己獨裁”。在後來陳伯達發言時，講到王明說延安整風，搞出了兩個東西，一個民族主義，一個個人崇拜。毛澤東插話說：“說個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點”。毛還說：“你沒有個人崇拜怎麼行?你又承認恩格斯，你又反對個人崇拜。我是主張個人崇拜的。”(林蘊暉《國史札記》(事件篇)第249-251頁，東方出版社中心2008年)。其實在1950年代，毛澤東始終牢牢地控制着最高權力，擁有獨一無二的個人威望，並對任何分散其權力的細節症候保持充分的警惕。1953年5月，他對劉少奇、楊尚昆破壞紀律擅自以中央名義發出文件的行為嚴加批評。規定：“嗣後，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請注意。”(《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80頁)其時，他在黨內外的形象已被“神化”到相當程度：“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歌曲人人會唱;他的畫像到處懸掛;他走到哪裡，群眾都圍得人山人海，不停地高喊“毛主席萬歲”;他要打倒誰，誰必倒，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張聞天莫不如此;他個人的意見可以比中央委員會、書記處的決定更管用，剛剛通過的中央全會決議，他的一番講話便推翻了。難怪一直稱毛澤東為“主公”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田家英說：“主公震怒，整個中央委員會等於零。”但毛澤東並未止步。他讚揚個人崇拜的話，顯然否定了剛剛舉行不久的中共八大會議上鄧小平所做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定下的基調，不滿足於在實際工作形成最高地位，而希望在全黨全國人民的心理上、思想意識上樹立起不可撼動的神聖地位。一些善於揣摩領袖心理並積極逢迎的人摸准了這一脈門，紛紛為大搞個人崇拜推波助瀾。1958年春，事實上主持華東和上海工作的柯慶施率先在中央會議上提出“跟從毛澤東要到盲從的地步，相信毛澤東要到迷信的地步。” 當年夏天，康生提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次年底，又提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最高標準、最後標準”。在廬山會議上，林彪對彭德懷反對大躍進的意見進行反擊，稱毛澤東“才是大英雄”;劉少奇也認為：“我是積極地搞個人崇拜的，積極地提高某些個人的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傳毛澤東同志的威信……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的運動，赫魯曉夫搞這一手，我看也有許多不正確的地方，不應該那樣搞。所以在二十大以後，有人要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確的，實際上是對黨、對無產階級事業、對人民事業的一種破壞活動”。三年困難時期餓死農民人數較多的地方，如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安徽省、甘肅省第一書記曾希聖、張仲良都站出來大批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李銳等人，柯慶施、陶鑄表現也很積極，維護了毛澤東的威信。除曾希聖、張仲良因故被撤職外，大多數人後來的政治地位都有顯著提升。林彪代替彭德懷擔任國防部長、主持軍委工作。柯慶施於1964年升任副總理，排名在多年在中央擔負重要工作的李富春、李先念和譚震林之前。1966年陶鑄調到中央擔任政治局常委，排名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 三、通過政治運動實施道德教化 通過政治運動給民眾灌輸新的道德觀念，是毛澤東特有的道德教化方式。 一是土改。新政權建立後不久在全國範圍發動的土改運動，既帶來政治、經濟層面的深刻變動，也引起倫理思想上的劇烈振盪。千百年來鄉村中奉行的“財產私有”、“佃地交租”、“欠債還錢”等傳統理念，被幹部們所宣傳的“階級鬥爭”理論，地主、富農“剝削壓迫”窮人的說法徹底顛覆。如今是“富人有罪”，“越窮越光榮”，幹部們號召貧農要理直氣壯地“打土豪分田地”。鄉村社會是一個道德共同體。毛澤東要求以階級成分論人劃線，農民們則多以好與壞、善與惡為標準來評價人。所以這些新的道德觀念一開始必然遭到農民群體的排拒與抵抗。如江蘇省開陽縣朝陽鄉六村在鬥爭地主金福昌時，台下的數百群眾便齊聲叫喊：“不能打，他原來是苦出來的好地主。”而對那些平時遊手好閒，稱霸詐騙的二流子，即使沒有多少地，也不為鄉民所容。安徽臨泉縣田橋鄉大朱莊的朱應科，兩口子僅有一畝地，理應劃歸貧農成份。但其一輩子不好好勞動，憑着給別人管閒事混吃喝。兩口子又都霸道、懶惰，僅有的一畝地都不親自耕種，而是想叫誰種叫誰種。因為其愛罵人，村里人可能也不願惹他，所以一般都會幫其種了。在劃階級時，他自報貧農，卻沒有任何人出聲，都怕再挨其罵。最後在工作隊員的主持下將其定為地痞流氓(參見滿永《政治與生活：土地改革中的革命日常化——以皖西北臨泉縣為中心的考察》，《開放時代》2010年第3期)。在運動中，幹部們採取訴苦，串連貧農，對地主、富農進行鬥爭等一系列辦法發動群眾，把地主、富農的土地、財產等分給貧農，從政治和經濟上為確立新的道德評判標準開闢了道路，以往用以維護鄉村宗族、姻親、鄰里、朋友關係的倫理共識被摧毀。正如郭於華、孫立平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樣，至此農民從道德化的個體轉變成為意識形態化的階級成員。在這樣的轉化過程中，農民的社會分類價值觀也從“道德”轉變為“階級”(參見郭於華、孫立平：《訴苦：一種農民國家觀念形成的中介機制》，《中國學術》第12輯)。比較一下土改前後的中國農村，人們會發現，勤勞、誠實、與人為善這些傳統美德信條皆在階級鬥爭的框架下重新定位。儘管從來沒有人公開否定勤勞，但勤勞的實際結果——致富，必然會使勤勞者成為下一次土改中“分地分財分老婆”的對象，對前景的憂慮不能不助長“不勞而獲”、“小富即安”思想的擴散。憑藉辛勤勞動致富的農民在生活過好一些後害怕重蹈地主富農復轍，故不願意把錢物投入再生產，主張吃光喝光(參見高王凌《土地改革——“改天換地”的社會變動》)。講真話作為為人處世的基本準則，因不符合政治運動慣常的策略需要而被拋棄。土改中工作隊幹部經常用“訴苦”的辦法發動群眾，在訴苦大會上精心安排積極分子發言，激發農民的鬥爭熱情。據一篇研究1948年到1951年山東臨沭縣土改的文章披露：土改工作組在進行“訴苦”動員後，先搞小組訴苦，培養典型，再轉入大會訴苦。主要是叫群眾明確了解地主封建勢力是窮人的死對頭，只有打倒地主，窮人才能翻身。訴苦後，雇貧小組回去討論如何出苦、報仇。主要是搞些對象，明確階級敵人。“大人是地主，小孩也是地主，是吃咱的飯長大的。”訴苦人都是工作隊安排好的;事先要開會，讓大家先演練一遍，有的訴的實在不像個樣，不符合激發對地主仇恨的標準，就直接給弄下去了，不讓他(她)訴了。不合格。在訴苦鬥爭會上，訴苦的作用是表演性的。工作隊不僅要發掘村莊裡的“苦主”，而且還要尋找善於把“苦”說得催人淚下、能煽動起窮人對地主仇恨的人才，並在訴苦過程中培養他們的敘事技巧。在訴苦的現場，訴苦結束後隨之而來的便是“喊口號”，以煽動現場的氛圍(紀程《“階級話語”對鄉村社會的嵌入──來自山東省臨沭縣的歷史回聲》)。訴苦人所說的並非全是事實，有的甚至是在撒謊，大家明知錯了，也不敢糾正，不敢講話(參見吳毅、陳頎《“說話”的可能性：土改“訴苦”再反思》，《社會學研究》2012年第6期)。一場暴風驟雨式的群眾性政治運動往往伴隨着大量過火行為甚至充斥暴力。土改也是一樣，以暴力方式對地富分子用刑，捆人，打人、吊人及其他各種殘酷手段隨處可見。以蘇北高郵縣某些鄉 1950年12月份的情況為例，地主被罰“站冷水缸”、“洗冷水澡”、“剝掉衣服凍”、“剝掉衣服就地拖”等行為比比皆是。在靖江縣宜和鄉的典型鬥爭會上，不少地主被斗得“渾身亂抖”，其中“最壞的地主”不僅被罰下跪“恭聽控訴”，還要自己打耳光。六合縣個別鄉“每斗必跪”，江都縣個別鄉“每斗必打”。土改運動的高潮是根據上級指示從肉體上消滅地主、富農。從1950 年 10 月至 1951年 2 月，泰州地區共計逮捕“地霸現行反革命份子與歷史罪犯”1982 人。為了“及時有效”地清理反革命案犯，地委決定簡化“不必要的煩瑣手續”，實行“偵審判合一”，4 個月內批准處決了 266 人。在此基礎上，公安部門進一步搜集材料，又在外地逮捕了逃亡“地霸反革命分子”137 名，另有 966 人被列入追捕名冊(參見劉握宇《農村權力關係的重構：以蘇北土改為例》，《江蘇社會科學》2012年第2期)。這一現象並非孤例，在全國各地普遍存在。據泰維斯估計，整個建國初的土地改革中，應該有100萬到200萬人被處以死刑(泰維斯《鞏固與重建》，第91頁)。血腥的鬥爭場面和鎮壓行為極大地改變了過去農村中通常較為溫和的人際關係。儘管這些激烈場面使婦女流淚，不忍目睹的鄉民紛紛走散，政治高壓下的鄉村社會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現實：道德評判從此不再是看具體人的言行良惡，而是看其階級身份。一些帶“窮根”遊手好閒者因在運動中表現積極，受到工作隊重用，隨後大批湧入農村基層幹部隊伍。他們身上固有的以強迫命令為能，打罵懲罰為榮的觀念，成為後來農村基層幹群關係長期緊張甚至尖銳對立的重要因素。多年後，有研究者在安徽臨泉做口述訪談時，人們還屢屢提及當年的順口溜：“二流子、懶漢，毛主席的寶貝蛋”(參見滿永《政治與生活：土地改革中的革命日常化》，《開放時代》2010年第3期)。 二是“五反”。1952年初，毛澤東發動了 “五反”運動(即反行賄、反偷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經濟情報)。這是繼毛澤東親自推動和指揮的一場以反對黨及政府工作人員貪污腐化為中心的全國性政治運動——“三反”運動而掀起的又一場政治運動，對象是中國資產階級。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及廣泛採取的“逼供信”手段，不可避免會產生大量的冤假錯案，運動過程中傳遞給毛澤東的許多錯誤信息卻使其堅信黨和政府工作人員與資本家們的勾結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1952年1月26日，他為中央起草了《關於在城市中限期展開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五反”鬥爭的指示》，向全黨指出：“在全國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守法的資產階級及其他市民，向着違法的資產階級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堅決的徹底的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和反對盜竊經濟情報的鬥爭，以配合黨政軍民內部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現在是極為必要和極為適時的。”搞這場運動的目的是什麼?毛澤東自己有解釋：“資產階級過去雖然挨過一板子，但並不痛，在調整工商業中又囂張起來了。特別是在抗美援朝加工定貨中賺了一大筆錢，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氣凌人，向我們猖狂進攻起來。現在已到時候了，要抓住資產階級的‘小辮子’，把它的氣焰整下去。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會上的人都要倒向資產階級方面去。”可見與土改一樣，是從道德上把一度被視為中國革命的盟友、建國初期受到劉少奇肯定的民族資產階級搞臭。毛澤東從運動一開始，便把北京5萬工商戶劃成守法戶、基本守法戶、半守法半違法戶、嚴重違法戶、完全違法戶五類，規定了他們的比例為百分之10、60、25、4、1。為了達到甚至超過這個比例，各地普遍採取了各種殘酷手段清算資本家們的行賄、偷稅漏稅等罪行，一時間人人自危。短短幾個月間，僅上海一處，自殺、中風與發神經者，即不下萬人。全國其他許多城市也發生了類似情況，只是當地工商戶較少，自殺規模沒有上海那麼大。最著名的自殺者是被毛澤東稱為4個不能忘記的中國實業家之一的民生實業公司老闆盧作孚。1952年2月8日，他在參加重慶市工會聯合會和民生公司工會在民生公司聯合召開了“五反”運動動員大會後自殺。為了在運動中過關，資本家們不得不違心地誇大偷漏稅行為。例如上海全市303戶中上層具有代表性的資本家被集中起來學習，進行背靠背的鬥爭。徐令嫻的丈夫錢家鏢師、廣大藥房的經理，每天晚上都為寫材料而發愁，“不管寫偷稅漏稅多少，都是不夠的，還需要繼續交代”(吳琪《上海1949～1956：民族資本家的轉折年代》，《三聯生活周刊》第528期)。運動的另一個效應是讓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從內心深處摧毀原先引以為榮的“辦實業振興振興中華民族”的自豪感，醜化貶損自身形象。無錫大成紡織染公司負責人劉國鈞在檢查書中說，“我從一個窮小子爬到做了大成紗廠的大股東和總經理的一段發展過程，我感覺十分滿意和驕傲。對人說起來，我辦紗廠是為了國家社會，是為了振興實業”，但在“五反”運動中“檢查了過去的非法行為，自己像大夢初覺，認識了這麼多的罪惡，方才相信資產階級的本質有腐朽的一面，這真是千真萬確”。他把自己的本位主義和暴利思想歸結為“重走舊資本主義的惡路，是向無產階級的進攻”(引自李昌玉《“五反運動”的謎面與謎底》)。幾年後，他寫的《自述》一文談到，當時，有一次，劉國鈞在工廠飯廳吃飯，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工人，跑到他的面前，高聲問道：“劉國鈞，你吃誰的飯?”劉國鈞板板眼眼地回答道：“我吃的是工人的飯。”或許正是由於脫胎換骨、洗心滌肺的劉國鈞從不避諱這頂政治原罪的剝削階級帽子，又肯主動從道德上矮化自己，才能夠順利過關，後來還因“五反”運動中表現較好而被任命為浙江省副省長。 三是反右。反右運動最初是因為1956年2月蘇共召開“二十大”，赫魯曉夫作了反對個人崇拜的秘密報告，指出斯大林搞個人崇拜、專制獨裁、肅反擴大化，殺了自己的同志、戰友幾百萬人，流放勞改上千萬人。毛澤東等人受到很大壓力，在1956年9月召開中共“八大”上提出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反對個人崇拜，要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強黨和群眾的聯繫，辦法是開展整風運動。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指示在全黨開展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歡迎黨外人士提批評意見，幫助黨整風。並提出“……應該放手鼓勵批評，堅決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以打消各界人士的思想顧慮，讓大家暢所欲言，提出批評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不久，毛澤東又認為提意見的黨內外人士猖狂向党進攻，於是部署各級組織在全國範圍內予以打擊。據解密後的中央檔案，全國劃右派總共是3，178，470人，還有1，437，562人被劃為‘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這些右派分子(假如是黨員和幹部的話，大多被開除黨籍公職)被勞教勞改，在極其惡劣的生活環境中為生存掙扎，許多人悲慘死去。1978年，除不予改正的有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和全國各地共96名右派外，其餘全部改正(參見閆桂勛《反右派鬥爭五十五年祭》)。 四是批判電影《武訓傳》及胡風“反革命”集團。土改、“五反”和反右運動畢竟以政治鬥爭為主旨，顛覆舊道德僅僅是其副產品之一。而毛澤東批判電影《武訓傳》及歷史上的武訓其人，順便掀起批判曾與中國共產黨關係密切的民國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浪潮，則直接關繫到對善舉義行的道德評價問題。事情起因是1950年導演孫瑜攝製影片《武訓傳》拍攝完畢。該片講述了山東人武訓青年時因苦於不識字而受人欺騙，決心行乞興學，以便讓窮人的孩子都能讀書識字故事，公映後引起轟動。就武訓這個歷史人物而言，他做善事，行義學，無疑是中國傳統道德充分肯定的行為。毛澤東從階級鬥爭的角度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認為武訓不講暴力革命，“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並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毛澤東《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評論》)。1951年6月，他在審閱楊耳的《評武訓和關於武訓的宣傳》一文時，加了一段文字：“武訓自己怎樣想是一件事，武訓的後人替他宣傳又是一件事。武訓自己一個人想得不對，是極小的事，沒有什麼影響。後人替他宣傳就不同了，這是借武訓來宣傳自己的主張，而且要拍成電影，寫成著作或論文，向中國人民大肆宣傳，這就引起了根本問題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雖然沒有點名，但誰都知道，連一度讚揚過武訓精神的陶行知也成為批判對象。這次有組織的批判浪潮也宣示了新的道德評判標準：在階級鬥爭的框架下，同樣一件事兒，過去認為是義舉，是善行，在今天則是醜行，關鍵是看你站哪個階級的立場上。這種新的道德評判思維早在1949年以前就普遍在解放區土改運動中使用了。1946年山西土改時，山西晉城馬坪頭村長工李海水認為地主不錯，還為他娶媳婦，一番爭論後，李“恍然大悟”：人家不是為他娶媳婦，而是要用個老媽子和做飯的!同時也拿這栓住他，讓他死心受一輩子!(《一個訴苦大會———太岳通訊》，《人民日報》1946年6月5日)地主為長工娶媳婦這事在農村並不少見，邵燕祥在《1951年：到甘肅參加土改》一文談到他所在的皋蘭縣水川區白茨灘鄉的高兆華也屬這種情況。在引入階級鬥爭觀念前，無論是李海水，還是高兆華都對東家心存感激，如今恍然大悟，原來是地主“收買人心”的卑鄙陰謀!還有一件控訴資本家虐待勞動者的事例，說的是糕點鋪老闆怕新來的工人(包括學徒)在做點心時偷吃，就在他剛來的幾天內，讓他敞開吃新出爐的點心，願意吃多少就吃多少。據說今後他再看到點心，從此心裡噁心，不想再吃。在這個問題上，老闆防止僱工偷吃點心的手段固然不光彩，但僱工在工作中偷吃點心有違中國傳統美德，則無人顧及了。 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是主要在文藝界開展的文藝思想批判運動，後轉為政治運動，與道德問題無關。但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主要依據是根據其好友舒蕪提供的私人往來信件，斷章取義編輯而成的言論集，《人民日報》發表言論集時還配上了長篇按語。舒蕪本人沒有受胡風牽連定罪入獄，逃過一劫。但他的積極表現是建立在出賣舊友，公布私人信件基礎上的。對這種行為的鼓勵沉重打擊了追求信義的傳統道德信仰。 無言的輿論提倡和榜樣引領比媒體宣傳更有力量。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中，不同的社會群體飽嘗了政策多變、出爾反爾、“引蛇出洞”及殘酷暴力手段的苦頭。特別是在反右運動中，毛澤東搞“陽謀”的行為令其誠信度在廣大知識分子心目中急劇下降。活生生的現實扭曲了是與非的傳統認識，說真話、重然諾被視為“缺心眼”，“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輕拋一片心”，為達到目的甚至可以公然撒謊則是為人世故、明哲保身的好辦法。有了這些教訓，成年人在家裡無不悄悄囑咐不諳世事的孩子慎言謹行，不要隨便談論政治或領導是非，要“說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這與老師們多年的教誨完全相反。至此，社會各界不得不認同受到充分肯定的檢舉、揭發、偷記別人言行以便在政治運動到來時揭發批判的行為(即“打小報告”)，並對這些行為可能給自己帶來的傷害保持高度警惕。即使有一些“講良心”的人不屑於干此卑鄙勾當，也不敢公開非議。1951年天津《新生晚報》發表的一篇文章，甚至想從政治上肯定告密行為的正確性。該文說：“在舊社會裡，‘發人陰私’是被認為不道德的，大家都信守着‘自掃門前雪’的信條。”“在人民當政的今天，發壞人之陰私是最講道德和最人道主義的，因為這是以千百萬人民大眾的利益為標準。為了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為了我們更好的明天，任何人都有權利和義務把自己所看到或聽到的一切違背祖國與人民利益的事情向人民政府告發。”(鄧可紅《略論“告密”》，天津《新生晚報》1951年3月27日;轉引自老蟄《告密》，《新世紀》周刊2010年第38期)普通百姓無從判斷誰是好人壞人，只能領導說什麼就是什麼。領導說要揭發檢舉誰，大家就去揭發檢舉誰。毛澤東時代結束後為歷次政治運動受害者大規模平反的事實證明，絕大多數被揭發檢舉的人都是無辜的。但通過這些現象卻可以看出世道人心的變遷。 五是民族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人民公社化運動。土改、“五反”、反右運動乃至批判武訓都主要是從思想改造的角度發動起來的，重要作用之一是樹立新的道德準則;對民族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及人民公社化運動則着眼於建設新的經濟制度和經濟實體，通過制度上的安排對道德風尚施加影響。毛澤東對“一大二公”的社會有自己獨特的偏愛，孰不知該所有制體制恰好是腐敗的最大溫床。換句話說，如果腐敗之手伸向每一個個體，比如擁有工資和私房的工人，擁有私有企業和財產的資本家，私有土地、住房和財物的農民時，必然遭致對方或強或弱的抵制。而當所有的生產生活資料一夜之間化為公共財產之後，掌握它們的幹部便不必再擔憂以權謀私還有什麼障礙。不僅各級幹部，就連倉庫保管員、公共食堂炊事員這些基層管理人員也都擁有了或大或小的權力腐敗空間。“三年大旱，餓不死廚子”這條千古明訓在新社會仍然管用，且與不受監督和限制的權力相結合，發揮了更大的效能。利益決定立場。幹部們以極大的熱情力圖讓公有制占領每一個角落：在農村大搞公共食堂，搜走農民家所有的飯鍋炊具，不許農民自家煙囪冒煙，點火做飯;對社員和生產隊的生產生活資料無償調撥，包括土地、農具、房屋、家具，等等。湖北一個鄉黨委書記在大會上宣布：1958年11月8日是共產主義開始之日，私人的東西也不分你我，小孩子也不分你的我的了，只保留一條，老婆還是自己的，不過這一條還得請示上級。河南新鄉興寧人民公社乾脆建立兵營，4000戶2萬人，實行軍事化，全公社編成15個營50個連，房屋公有，搞集體宿舍，社員男女老幼分開，按連排編制集中居住，禮拜六回原家度周末(參見孫業禮《共和國經濟風雲中的陳雲》)。大刮“共產風”之時，幹部接管了原屬農民個人的土地財物乃至人身的全面控制權，且不受任何制約和監督。權力的高度集中加速了道德滑坡現象的蔓延。在只有“一碗白菜湯”家當的“共產主義社會”里，幹部們很少能抵禦住物質的誘惑，生理願望逐漸戰勝道德操守，講究吃喝享受成為一時風氣。目前所見到的回憶資料中，這方面的記載比比皆是，三年困難斷糧時期尤多。如1960年山西平遙雙口大隊在太原搞副業，十隊隊長柳起元用大隊的車拉了500斤高粱，以每斤3元的高價賣掉，社員卻都沒有吃的(馬維強《紅與黑：集體化時代的政治身份與鄉村日常生活——以平遙雙口村為中心的考察》)。在學者張樂天所做的底層調查的一個事例中，1960年餓死人特別嚴重的時候，幹部還可以開小灶。有的幹部燒了一塊肉吃，吃完了把骨頭丟在地上，農民爬到地上去撿(鄭詩亮、丁雄飛《張樂天：幾十年來中國民眾是怎麼過日子的》，《東方早報》2011年12月15日)。鄉村中農民和基層幹部群體之間因幹部道德敗壞而出現深刻裂痕。 即使在公有制的國營企業里，大躍進也嚴重損害了工人群體的道德良心。與在糧食統購統銷被挖得很慘的農民相比，工人每月有工資可領，有糧食可供，無餓死之虞，無異於生活在“九天之上”(梁漱溟語)。但大躍進運動使他們對工作從熱情參與變為弄虛作假，勞動態度愈加消極。據對廣州一家國營重要企業的研究說明：1959年廣東省為了達到工業大躍進的指標，省長陳郁親自到廠，下達生產大煉鋼鐵用3噸自由鍛錘的任務。該廠沒有相應設備，不具備生產條件，但工人又不能提不同意見，於是把一個個鐵塊扔到模具里，澆鑄出內部空心的鑄件，完全是浪費(賈文娟《從熱情勞動到弄虛作假——“大躍進”前後的政策與對策》，《開放時代》2012年第10期)。在上級“蠻幹”、“瞎指揮”行為的高壓下，“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的主人翁精神嚴重扭曲。（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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