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先生在文中說：“北伐時期的國民政府具有很強烈的民族主義趨向，國民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高揚民族主義旗幟，這種高漲的民族主義和日本的
沙文主義之間發生了越來越強烈的碰撞。1927年3月北伐時發生的‘南京事件’就是其中一個例子，該事件中，南京城內突然爆發大規模的搶劫外國人的排外風
潮，南京城內和下關的外國領事館、教堂、學校、商社、醫院、外僑住宅均遭洗劫。金陵大學副校長文懷恩和震旦大學預科意大利校長遇害，此外英日法僑民死亡多
人。這就讓日本國內的軍國主義找到了以保護日本僑民的安全，來干預中國政治，並進而侵略中國的理由。就這樣，日本不斷膨脹的民族沙文主義、軍國主義，與中
國國內亢奮、虛驕高調的民族主義之間，就發生日益強烈的互動與惡性循環，中國民族主義越亢奮高調，日本民間就越依附右翼勢力，日本的軍國主義也越膨脹，中
日之間兩種民族主義相互不斷水漲船高。”



我以為，蕭先生用南京事件來印證“北伐時期的國民政府有很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這種高漲的民族主義和日本沙文主義之間發生了越來越強烈的碰撞”這樣的
歷史結論，是不符合歷史真相的，帶有誤導性質。其一，南京事件的肇事者和“北伐時期的國民政府”基本無關，可能和國共兩黨當時的矛盾有關，事後張作霖突襲
北京的蘇聯大使館、遠東銀行、中東鐵路辦公處、逮捕李大釗等共產黨人時搜出的共產國際發來的大量指示文件中，有一份訓令內稱“必須設定一切辦法，激動國民
群眾排斥外國人”，“不惜任何辦法，甚至搶劫及多數慘殺亦可實行”，可能與南京事件有關，而參與劫掠英美日領事署及外人商店住家的有國民革命軍第二、第六
軍的部分士兵，其中第二軍的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系中共黨員李富春，第六軍的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系中共黨員林祖涵。當然，依據這些間接證據，仍不能認定
南京事件就是中共有組織有計劃地策劃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南京事件絕不是北伐中的國民政府策劃的，由於蕭文並沒有說清其中的原委，便將南京事件和“國民
政府很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直接掛鈎，極容易誤導讀者以為南京事件就是國民政府所為。總之，如果不是中共有意策劃，南京事件充其量也是戰亂之中國民革命軍
下層官兵的無組織行為，屬於突發事件，也屬於公然違反本國法律和國際公約的犯罪行為，國民黨政府的“民族主義”再強烈，也不會與這種野蠻行徑掛起鈎來；其
二，在南京事件的處理過程中，英、美、日等國都認定或默認南京事件“系第三國際和共產黨所為”，儘管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在對五國通牒的復文中表達
了“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提出“國民政府提議上述之國際調查委員會亦當調查英國政府海軍於三月二十四日炮擊毫無防禦之南京案之情形，以及英國曆次所為之
不法行動，如一九二五年英人主管之武裝兵士所致成上海五卅案，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英國武裝水兵及義勇隊在沙面之屠殺，及去年英國海軍之炮擊萬縣”等
等，可謂還以牙眼，但並非對南京事件中掠殺僑民的行為表示同情或支持，況且因寧漢合流五國很快就以南京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至於當時日本政府的態
度，比起英美來，恰恰是比較平和的。3月29日，日本駐上海總領事矢田七太郎發出電報，稱此次南京搶劫事件為第2軍、第6軍、第40軍（魯滌平、程潛、賀
耀組）中的黨代表、基層的共產黨派遣軍官及南京地區中國共產黨黨員合謀設計的組織行為。襲擊時有當地的共產黨黨員專為嚮導，執行對象與場所都有事先規劃。
前者只限外國人；後者則選定領事館、教會、學校等洋人集中處。（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昭和2年，第一部第一卷，第527頁）而日本外務大臣幣原喜重
郎也認為：中國共產黨設計南京事件，目的在吸引列強介入北伐來打擊蔣中正，若蔣中正對列強妥協、道歉，親共勢力就可借題發揮整肅國民黨右派；若不妥協，更
能讓蔣中正嫡系部隊與列強兵戎相見，達成消滅蔣中正的目的。（衛藤瀋吉著作集，第3卷，東方書店）既然日本政府如此“理解”並“寬容”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在
南京事件中的尷尬處境，又何來“國民政府的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和“日本沙文主義”之間“發生了越來越強烈的碰撞”？也許是指日本政壇右翼力量對若槻禮次
郎內閣的軟弱外交的不滿？但日本右翼勢力立憲政友會總裁田中義一倒閣成功後推行的“積極外交”，針對的是前幣原外相的“不干涉中國內政”的“消極外交”，
儘管其中也包含對中國北伐戰爭可能威脅日本在華利益的考慮，但這種考慮恰恰不是顧忌蔣介石國民政府的所謂“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相反，而是如何從蔣介石
“民族主義”中的軟脅下手，尋求國民政府在北伐中不侵犯日本在華利益的讓步。因此，田中內閣仍將蔣介石政府當成中國的“穩健勢力”（日本外務省：《日本外
交年表及主要文書》下，東京：原書房，1965年，第104頁）而看好。正因為如此，才有了1927年秋天蔣介石和田中的“箱根密約”。而箱根密約的內容
則是：“（一）日本承認與共產黨分離、與蘇聯斷絕後國民革命的成功、支那的統一。（二）支那承認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地位與權益。以此為要點，雙方圓滿地達成
了諒解。”（山浦貫一編修《森恪》，《明治百年史叢書》，原書房1982年版，第614頁。）如此，“國民政府高漲的民族主義”在這裡恐怕要大打一個折
扣，而其與“日本沙文主義”的“碰撞”換成“暗中勾結”或許過於刻薄，然用“眉來眼去”來形容，也許並不過分吧？



蕭先生繼續說：“另一方面，國民政府於1928年統一中國以後，提出不成熟的‘革命外交’，高調地宣布要在短時期內，單方面地，無條件地廢除一切不平等條
約，這就讓日本一般國民認為，他們用十萬人生命換來的南滿鐵路24年的租借權，也將很快付諸東流，當時中國的情況是，高調的、虛驕的民族主義情緒發展的速
度，遠高於實際國力發展的速度。兩者的發展不成比例。一方面，經歷屈辱而剛統一的中國人，國力還很弱，而民族主義的情緒卻日益剛憤強烈，而支撐這種民族主
義訴求的國力與政府組織能力卻沒有相應跟上。另一方面，於國內外的各種矛盾，日本民族沙文主義正在向極端軍國主義發酵，兩者之間形成變本加厲的互動。”



這段話運用了兩個邏輯，一個是情理邏輯，一個是事理邏輯。“國民政府不成熟的革命外交讓日本國民認為他們用十萬人生命換來的南滿鐵路24年的租借權很快會
付諸東流”，這裡運用的是情理邏輯，強調“十萬人生命換取”，因而日本國民的恐慌，以及日本民族沙文主義向軍國主義的“發酵”，當在情理之中。然而，這僅
僅是日本人的情理，為什麼不顧及一下中國人的情理呢？當時中國已經忍受了列強近百年的屈辱，犧牲了無數人的生命，民族心靈遭受了巨大的創傷，在國民革命浪
潮中提出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這無疑也在情理之中，為什麼就被蕭先生指責為“不成熟”、“高調的”、“虛驕的”呢？有人會說，蕭先生不過是用理性分析前人
的過失。錯了！面對歷史和前人，我們僅僅是十分可笑的事後諸葛亮，站在今天的立場上，我們根本沒有任何權利和資格去數落前人應該怎樣做，不應該怎樣做，因
為你如果身處當時的情境，你也會和前人一樣所思所行，犯下這樣或那樣的過失。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才說歷史是不可假設的。“當時中國的情況是，高調的、虛
驕的民族主義情緒發展的速度，遠高於實際國力發展的速度”，這裡講的是事理邏輯。這裡有兩種情形：一種，所謂“高調、虛驕的民族主義”僅限於民眾的抗日情
緒或政府宣傳的高調，諸如遊行、示威、抵制日貨等等，而並無超出“國力發展速度”的過激行動，諸如主動向在華日軍進行軍事挑釁，強行單方面和無條件地廢除
一切不平等條約等等，那麼，面對列強欺侮和民族屈辱，你根本沒有權力堵住民口禁止他們“民族主義”的發泄，就像日本政府也根本不會堵住民口禁止民間沙文主
義情緒的發泄一樣，也就是說，僅僅是民眾愛國情緒的發泄，無論多麼過激，都不會構成“超過國力發展”的行動和後果；另一種，“情緒”發展成了超出國力的過
激行動，諸如用政治和軍事手段強行解決中日爭端問題，因而引起大規模的軍事衝突。比如清廷利用的義和團運動，慈禧心血來潮、忘乎所以的對外宣戰，這才算得
上真正的“虛驕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一旦付諸實施，才會真正產生“虛驕的民族主義”超出了國力發展速度這樣的問題。那麼，當時的中國，出現的究竟是哪
一種情形呢？我們先從“國民政府不成熟的革命外交”說起。



平心而論，蔣介石國民政府所謂“宣布要在短時期內，單方面地，無條件地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的革命外交，在實施過程中雖然面臨民眾和政府內不同聲音的“高
調革命外交”的壓力，但基本上是理性的，“非單方面的”，“有條件的”，走國際相關程序的。其中，在和各國列強的談判中做了不少妥協，因而所謂對“不平等
條約”的廢除，是大打折扣的。比如外交部長王正延於1929年4月27日向條約未滿期的英、美、法、荷、挪、巴西等六國發出同文照會，要求交涉撤廢領事裁
判權，並向行政院表示：“誓以奮鬥精神，積極進行。預期本年以內當可成功。”然而，英、美堅持主張“逐漸放棄治外法權”，並強烈反對南京政府於1930年
1月1日單方面取消領事裁判權。而國內要求政府“自行宣布廢除領事裁判權，並於民國十九年元旦日實施”的呼聲經久不息。為緩和國內輿論壓力，並避免與列強
關係僵化，南京政府想了一個兩全之策，即於1929年12月28日公布撤廢領事裁判權特令，宣稱1930年1月1日起，“凡僑居中國之外國人民現時享有領
事裁判權者，就一律遵守中國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依法頒布之法令、規章，着行政院、司法院轉令主管機關，從速擬具實施辦法送交立法院審議，以便公布施行。”
接着又於30日發表對外宣言，表示中國政府深信各國“對於現由政府準備之辦法如有意見，亦願於相當期內與之審議。固國民政府12月28日之命令，實系一種
步驟，用以去除每易發生之誤會之原因，並增進中外人民之關係也。”言下之意，南京政府並不是要從次年元旦起立即無條件取消領事裁判權，而是從此開始與列強
會商撤廢這一特權。可見，“國民政府”對內唱和“高調革命外交”之虛，對外則行折衷妥協外交之實。當然，南京政府北伐後的“革命外交”，是取得一定的成果
的。從1928年7月發表重訂條約宣言至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爆發，南京政府在三年多的時間內取消了列強的協定關稅權，實現了關稅自主，收回了威海衛租
借地、天津比租界，並正式收回了原已事實收回的鎮江、廈門英租界。中國還收回了部分司法主權，上海租界法院終於成為中國人控制的法院等等。然而，這些外交
成果中的“革命”含金量並不多，而妥協之處卻甚多，因而遭到輿論的嚴厲批評。如1930年9月1日《大公報》對國民政府的外交成果進行了逐一評點：“黨國
要政，首推外交，所謂革命外交者，尤為得意之宣傳，即吾儕亦嘗受其麻醉者也。惟細加考查，則不幸發見許多事件，其喪權之多與猛，似去官僚外交尚遜一層，試
約略計之：關稅外交，乃承北京會議之舊。而互惠協定，則北京所未敢毅然承認者。無擔保借款，更為北京歷代當局所未輕允整理，而現在毅然允之。法權談判之成
績，為比、義兩約中承認了土地權，此事結果之重大，尚不知演至何境。威海協定，昔年北京時代未簽字之原因，端為不承認劉公島十年之租借，而現在已承認
之……現在外交決斷之勇，誠過於北京時代，而所謂革命成績，則似了無足紀，豈不令國民抱痛哉。”（引自周斌《南京國民政府推行過革命外交政策嗎》）可見，
其時南京國民政府的外交行動儘管“高調”，但並不“虛驕”，也無“超出當時國力和國民革命軍實力”的“妄舉”，至少在政府外交上，又何來“虛驕的民族主義
跑到了國力的前面”呢？



再看濟南慘案。因為濟南慘案中日軍令人髮指的暴行，最易觸發“高調的、虛驕的民族主義情緒發展的速度”，從而引發“超出國力發展速度”的過激行動，形成與
日本沙文主義“變本加厲的互動”。1928年1月，蔣介石重任北伐軍總司令。4月起，誓師繼續北伐。其間，蔣介石特別知會日本駐上海領事，北伐軍將保護戰
地的外國僑民。1928年4月，眼見北伐軍直取濟南，日本內閣召開臨時會議，決定出兵，並加派第六師團長福田彥助所部5000人從門司出發前往山東。20
日作出出兵聲明。為了搶先控制濟南，日軍駐天津3個步兵中隊於4月20日侵入濟南，在濟南城裡築起街壘。20日至21日間，南京政府、北洋政府、上海總商
會紛紛對日本政府提出了嚴重抗議。23日，國民黨重要黨部召開臨時會議討論日本出兵問題，通過《為日本出兵山東事致全體黨員訓令》並任命蔡公時為戰地外交
部主任，宣傳保護僑民政策；24日，對外發表《告世界民眾書》、《告日本民眾書》呼籲世界人民援助中國，呼籲日本人民反對出兵。4月25日，日軍第六師團
在青島登陸，26日，第十一旅團開抵濟南商埠，呈現出一副臨戰態勢。5月1日，陶峙岳所率的第四十軍第三師和方振武所率的第四十一軍先後開進濟南，其餘革
命軍部隊也隨後到達。這時日軍已在市內各馬路構築工事，敷設電網，步步為營。經交涉後，日軍於5月2日（一說5月1日）拆除街面上的工事。入城的北伐軍人
與日本方面多有對立。5月1日晚，蔣介石的總司令部、外交部長黃郛也到達濟南（一說5月2日上午九時）。5月2日，第六十五團中有士兵私下零星三兩人跑到
日本使館區鳴槍，但並非有組織的行為。5月3日，國軍戰地政務委員會委員兼外交處主任、山東交涉員蔡公時與十八名隨員到濟南，於經四緯六路成立外交部特派
員交涉公署。5月3日上午九時左右，中國軍隊第四十軍賀耀組部的一名士兵因患病被送往基督教醫院治療，遭到日軍士兵阻止通行，由於語言不通，發生爭執。日
軍士兵突然開槍，打死中國士兵一人，餘人避入醫院。大約同時，日軍在魏家莊向正在張貼標語的中國士兵開槍，造成數人死傷。此外據賀耀組回憶，日軍在九時左
右突然向駐紮在附近的第四十軍第三師第七團的兩個營展開攻擊。由於當時第七團的團長、營長正外出開會，兩個營傷亡慘重，其中第二營全軍覆沒。十點半時，有
一個日本人在隆昌洋行附近試圖通過第四十軍防地，遭到四十軍士兵阻止，雙方發生衝突。各處日軍士兵聽到槍聲後陸續開槍，對中國市民和軍人展開屠殺，十二時
之後已經槍聲密集，導致屍體滿街。十二時後交涉公署已無法聯繫，電話亦被割斷。此後，濟南城內各個革命軍師團向日軍展開反擊，日軍派聯絡參謀佐佐木到一中
佐知會蔣介石，聲稱遭受革命軍挑釁攻擊，要求革命軍停火。蔣介石知悉後當即命令城外的中國軍隊於下午五時之前離開濟南市，並知會日軍第六師團長福田彥助，
請其約束部下。日軍趁混亂（也有說是在5月6日）將當時駐紮於濟南市廣東會館的第四十軍第七團軍士共千餘人強行繳械，當場槍殺不少人後，將其餘人押送至日
本領事館。第三十七軍第一團在其駐地小緯四路遭日軍包圍繳械，官兵大部被擄走。有日軍向南京政府外交部長黃郛辦公處開槍射擊。黃郛隨後赴日軍司令部交涉，
遭到強行扣留，衛隊被繳械，日軍迫使他簽字承認衝突由中國士兵挑起，遭到他拒絕。下午二時，北伐軍大部退出濟南城，以避衝突，日軍占領郵政局和電報局。晚
上23時，蔣介石派熊式輝赴日軍司令部商討處理辦法，正在協商時，日軍用炮火炸毀中國軍用電台，守台士兵全體陣亡。大約同一時間，日軍闖入山東交涉公署，
殺害包括山東交涉員蔡公時等署內職員17人。5月4日，情形稍有緩和，福田彥助着人通告革命軍，稱雙方將領如能彼此“了解”，可使風波不再擴大。當天上午
沒有槍聲，晚上槍聲復作。據國民政府當時記錄，當日國民革命軍派出熊式輝與日軍代表在交涉署附近開會時，日軍代表態度驕橫（據熊式輝日後追憶，“對方一種
驕橫無人性的態度，並不是真心約來會商和解，似為故意對我加以激怒，求能擴大事態，阻礙我軍之渡河北進”），聲稱“濟南已為日本占領，你們已為俘虜，我們
是日本大國民，你們是亡國奴”等，要求：濟南車站及商埠內外，不許中國兵通行；濟南二十里內，不許駐兵；要認此案是中國造成。5月5日，蔣介石離開濟南。
此時，奉蔣命令，原先駐紮濟南的革命軍部隊已經基本退出，繞道繼續北上。尚有兩個團留在城內。與此同時，日軍從大連抽調的第二十八旅團和部份空軍到達濟
南。



濟南慘案經過中日又方數輪談判，於1929年3月28日，中日雙方簽署了《中日濟案協定》，其主要內容如下：自簽訂協定日起，兩個月內，日軍在山東的駐軍
全部撤退。雙方損害，共同組織調查委員會，另行調查。濟南之不幸事件認為“已成過去，以期兩國國交益臻敦厚”。協議簽署後，日軍退出濟南。其後兩年間，民
國政府數次提請日方派定人員組織調查，然而日方沒有回應。1931年9月18日，日本發起“九·一八事變”。中國外交官蔡公時和濟南民眾數千人（包括日本
僑民數十人）的傷亡，以及雙方要求的賠償問題，實際以後也沒有被提起。可見，對於濟南慘案中的日軍暴行，蔣介石和中國政府的忍讓已經到了極限，蒙受的屈辱
也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面對日軍如此囂張的“沙文主義”，中國政府哪裡表現出半點“虛驕的民族主義”？整個濟南慘案的處理過程，更無中國“民族主義”和日
本沙文主義“變本加厲”的“互動”之說，恐怕只有中方的忍氣吞聲和日方的傲慢無理。濟南慘案也對蔣介石心理產生重大衝擊，他在1928年5月3日的日記中
寫道：“身受之恥，以五三為第一，倭寇與中華民族結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此後蔣在日記中堅持每日寫上“雪恥”二字。然而，在此後至七七事變的十年
之中，蔣介石和他領導的國民政府和國民革命軍，在對日關係方面，有過“虛驕的民族主義”跑在“中國實力發展速度”前面的實際行動嗎？“九一八”事變和“七
七事變”這兩個導致中日全面戰爭的日軍重大軍事行動，究竟是日方自己製造的藉口，還是因中國“虛驕的民族主義”“授人以柄”而觸發的呢？



我感到奇怪，蕭文一方面說張作霖和張學良父子是民族主義者，抱怨張學良“選擇更加激烈的民族主義立場，不斷為日本軍國主義膨脹提供了刺激”，一方面又指責
在九一八事變中“少不更事的張學良卻沒有對侵略者以任何反抗與壓力”，致使日本人“居然一下子把比日本國土大三倍的整個東北拿下來，成本如此之低，收益如
此之大，風險如此之小，連日本人自己也想不到，這又大大鼓勵了日本的軍國主義勢力的惡性膨脹，侵略者反而在國內被日本大眾視為‘民族英雄’加以歡迎。關東
軍就趁勢進一步得寸進尺，再次刺激中國民族主義走向高潮。”這裡頗多自相矛盾之處。既然張學良選擇“更加激烈的民族主義立場”，為什麼“卻沒有對侵略者以
任何反抗與壓力”？這難道是“更加激烈的民族主義立場嗎”？而日本人占了這麼一個大便宜，顯然是由於張學良沒有對侵略者以“任何反抗與壓力”造成的，也就
是說，這種不給侵略者以任何反抗與壓力的行徑絕不是什麼“更加激烈的民族主義”行為，而是軟弱退讓的“不抵抗主義”，而“大大鼓勵了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惡
性膨脹”的，不正是這種“不抵抗主義”嗎？又哪裡是什麼“更加激烈的民族主義立場”呢？那麼，由不抵抗主義造成的惡果，又何以“再次刺激中國民族主義走向
高潮”？



實質上，蕭文的弦外之音，是指責張氏父子在東北堅守民族立場對日本在華利益造成了障礙和壓力，從而刺激了日本軍國主義的膨脹，為其侵略東北提供了藉口。平
心而論，張氏父子在東北和日本人的關係並非水火不容，只是在有關國家民族利益的大是大非問題上堅守民族立場，恪守作為“封疆大吏”應盡的守土之責而已。至
於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得罪了日本在華勢力，那也在所難免，旨在維護中華民族的利益，並無大錯。因此，至少作為一名中國人，不應該滿眼只有日本人的感受：“發
現東北充滿對日本人的排斥情緒，好不容易從日俄戰爭中獲得的那些權益，就等於血白流了……日本僑民在東北缺乏安全感，在華人的汪洋大海中處於恐懼之中”，
而對張氏父子妄加指責。



而蕭文痛陳其時“虛驕民族主義”之害所依據的邏輯，不就是對日本人不能“刺激”的邏輯嗎？就像狼要吃羊，總要找出藉口。而蕭文卻切切告誡羊：只要不給狼任
何刺激和藉口，狼就吃不了羊，或者能夠拖延時間。然而狼吃羊是志在必得，縱然羊百依百順，使狼找不到任何藉口，那麼狼也要製造一個藉口來吃羊。於是，當狼
真的製造出藉口來吃羊時，蕭文又大聲疾呼：正因為羊的“虛驕民族主義的刺激”，才使狼製造出這樣的藉口。於是，狼對羊的一切侵害行為，都成為“羊的民族主
義”和“狼的沙文主義”的變本加厲的互動了。請看：“到‘九·一八’前夕，關東軍圖謀在東北獨立行動的情報已經為日本文官政府高層所知，當時日本的文官政
府人士向中國方面的宋子文提出一個要求，中國必須在‘革命外交’的基礎上作出某些讓步，說如果再這麼下去，日本文官政府就要倒台，只要軍人上台，中日之間
的矛盾解決起來會非常困難，很可能要訴諸武力。當宋子文恍然大悟到事態的嚴重性，立即前往北京與張學良協商，然而已經為時過晚。九一八事變恰在此時發
生。”從蕭文這段話看上去，好像日本的文官政府正因為在滿州問題上的軟弱立場被日本政壇上的右翼勢力所攻擊，只要中國不再堅持“革命外交立場”，日本的文
官政府就不會倒台，軍方就沒有藉口在東北挑起事端。實質上，這是蕭文為印證自己的立論在歪曲真相。浜口內閣受到日本右翼勢力攻擊的根本原因是其應對國內經
濟危機的經濟政策和締結倫敦海軍裁軍條約。浜口首相的遇刺直接和締約有關。而接替浜口、第二次接任首相的若槻內閣又無力解決內閣紛爭，更無力掌控軍方行
動，其倒台已是命中注定，難道中國改變“革命外交立場”，這一切就會發生逆轉？至於關東軍密謀挑起事端，已非一日之寒。刺殺張作霖，在東北扶持新的代理
人，控制或驅逐東北軍，從而占領整個東北早已成為關東軍不斷付諸實施的計劃。你革命外交也罷，不革命外交也罷，他鐵了心地照干不誤，連對華強烈奉行“積極
外交”的田中義一首相都無法阻止，就像狼吃羊的惟一理由就是：我餓了！



總之，蕭文所進行的歷史敘事力圖將人們引入這樣一條思路：第一，日本民間和政壇上的沙文主義的確很囂張；第二，然而，中國北伐統一後發展起來的“虛驕的民
族主義”也很強烈，從而形成與日本沙文主義之間愈演愈烈的互動；第三，如果沒有這種互動給日軍沙文主義者製造出種種侵華藉口，或者中方在日本得寸進尺的
“撈油水”面前保持克制和冷靜，日本全面侵華戰爭很可能打不起來，至少會延遲數年爆發，屆時中國已經贏得了充分的準備時間，抗戰歷史就會重寫了；第四，因
此，第二次中日戰爭留給中國人的最主要的教訓，就是“虛驕的民族主義”。



歷史真相真是這樣嗎？非也！歷史真相是：自明治維新之後，以中國為主要對象的“大陸政策”一直是日本的既定國策，因此，無論中國的“民族主義”強烈不強
烈，“虛驕不虛驕”，日本侵華的步驟都要走到這一步。周頌倫先生在《近代日本的基本國策——大陸政策》一文中說：“依筆者所見，大陸政策是近代　日本國家
各個不同時期、各類各項政策頒布施行的最高目的和最高政策意圖，是近代日本國家的　基本國策，體現了將島帝國發展為大陸帝國的強蠻意志，而非具體的政
策。”我認為周先生的立論是成立的。周先生將日本大陸政策的形成和逐步實施，分為形成期（1868～1894年），朝鮮政策（1894～1906年），
“滿洲”與中國政策（1906～1931年），直到最後日本全面侵華，我認為基本是科學的，符合歷史事實的。周先生說：“日本的大陸政策，雖然難以在國家
政府的文件中找到其蹤跡，但它確實存在於軍政要人的胸腦中，並可以在日本不同向外擴張的時代連接中清晰地把握其全貌。其承接是連續的，其計劃是周密的，需
要進行深入研究的餘地還有很多。”也就是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是一個對人類歷史影響巨大的歷史事件，研究這樣一個歷史事件發生的原因，
恐怕是不能用“日本的沙文主義”和中國“虛驕的民族主義”之間惡性“互動”磨擦出來的種種偶然事件，來解釋的。本文限於篇幅，不能一一例舉周先生的論點及
運用的史料，有興趣的網友可讀讀周先生此文，或會有所教益。



二、角力邏輯



在日本全面侵華之前的漫長的準備期間，兩國實力之間的消長，的確是一個“角力”的過程。然而，這種“角力”過程是不能用賽場上正規的拳擊比賽來比喻的。賽
場上的拳擊，是有規則約束的，而中日之間的角力，則是無規則的。筆者看過兩個小混混打架，那高出一頭且身材粗壯的，顯然是強者，那瘦小的，便是弱者。一開
始面對強者劈頭蓋臉的一頓暴打，弱者只是連連求饒，並未還手，不料反助長了強者的傲慢與囂張，揪住其後領又是一頓腳踢，弱者終於忍無可忍掙脫反咬強者手腕
一口，強者負痛跳至一邊愕然相看，隨即更加瘋狂地衝上來扑打弱者，而弱者也情急之中撿起半截磚塊狠砸強者腳面，強者痛極鬆手，弱者立身持磚向強者瘋狂沖
去，強者大懼，竟落荒而逃。兩個小混混打的這場架，我以為裡面就包含着不講規則的“角力邏輯”。那麼，這種角力邏輯，是否存在於中日之間的角力之中呢？我
以為是存在的。



現在我們回到上文提到的蕭文的思路。這裡難免要重複一些問題。蕭文說：“事實上，日本參謀本部參謀堀場一雄在戰後的回憶錄中寫道，當七七事變後，日本為了
撈好處而從國內派軍隊出發時，當時日本參謀本部中的人沒有一個人會想到這是八年中日戰爭的開始。……從大量史料來看，由於日本在七七事變後並沒有全面進攻
中國的打算，中國當時還是有其他選擇餘地的，從軍事理性角度來看，假如五年後，等中國有了100個德式裝備與訓練的精銳師，並為應對戰爭有了更充份的准
備，日本也不敢輕易冒險去得寸進尺，歷史就要重寫了。”這一段話是什麼意思呢？不妨概括一下：其一，七七事變的爆發，並不是日本全面侵華的開始，而僅僅是
日軍再想從華北撈些好處，事實上日本並沒有全面侵華的計劃；其二，中國政府和中國軍隊誤以為日本要全面軍事侵略中國，因而進行抵抗並從上海主動出擊，從而
導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其三，實際上，當時中國政府只要理性認清形勢，再忍耐一下，就可以爭取準備時間，只要再有五年，中國軍隊裝備到100個德式精銳
師，日本就不敢得寸進尺了，歷史也許就會重寫了。那麼，人們難免提出這樣的問題：其一，對於日軍盧溝橋挑釁，按蕭先生“理性”的判斷，應如何對待呢？是繼
續不抵抗呢？還是給侵略者以一定的反抗和壓力呢？其二，如果是後者，不管是否主動在上海開戰，都會“刺激”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而如果是前者，即所謂
“克制”、“理性”、“不抵抗”，那麼蕭先生能否保證日本不會進一步“撈油水”，再到中原、華東占便宜呢？恐怕蕭先生不能保證，因為他在下文就說到，中國
只有裝備100個德式精銳師，日本才可能不敢“得寸進尺”，在這之前，誰也不敢保證日本不“得寸進尺”；其三，如果日本再向中原華東西北“得寸進尺”，撈
取更大的油水，中國還可能有5年的戰爭準備時間嗎？日軍會眼睜睜地看着等着中國擴展100個德式裝備師嗎？



用一個日軍參謀的戰後回憶得出“日本在七七事變後並沒有全面進攻中國的打算”這個荒唐的結論，就把中日戰爭的主要歷史真相給掩蓋和歪曲了。知道“當時日本
參謀本部中的人沒有一個人會想到這是八年中日戰爭的開始”這句話的弦外之音嗎？這句話的本意根本不是什麼不想全面侵占中國，而是一種“意料之外”，即沒有
料到盧溝橋一場小小的軍事挑釁竟引發了八年的中日戰爭。這個“沒料到”有兩層意思，一層是：沒想到這次挑釁竟引發了中國全面的軍事抵抗；另一層是：沒想到
這場軍事抵抗持續了整整八年。而這兩層意思，就包含了中日戰爭中深刻的角力邏輯。



的確，至少在盧溝橋事變之前，日本的確沒有用軍事手段全面侵華的打算。因為日本當時鎖定的真正軍事對手，是英美和蘇聯，也就是說，它必須把主要的軍事實
力，用在對付這兩個強敵身上。而無論北上對付蘇聯還是南下對付英美，首先都必須征服中國。只有在中國站穩腳跟，才可能以此為立足點北上或南下。而在當時日
本來看，征服中國是用不着“全面戰爭”這樣的軍事手段的，即使使用，也能速戰速決。因為中國在日本心目中一直是“弱國”，積貧積弱，內訌四起，對於列強大
都逆來順受，忍氣吞聲，因而軟弱可欺。只要施之一定壓力，就會屈服投降。李小白、周頌倫兩先生在《日本北進、南進戰略演進過程述考》一文中披露了日本在七
七事變前“北進”、“南進”的戰略計劃：“1936年3月9日，在軍部支持下，廣田弘毅內閣成立。廣田內閣的成立，是日本政府法西斯化的開始……廣田內閣
完全是按照軍部的要求，在‘庶政一新，廣義國防’的口號下，採取了一系列對內對外措施，加強法西斯軍事政治。在對外政策中，由於軍部在政治中發言權的強
化，廣田內閣必須按照軍部的國防方針來制定國策大綱和外交政策。陸軍和海軍從各自國防防衛戰略考慮，在國防戰略上存在意見分歧。陸軍以參謀本部作戰課石原
莞爾為代表，制定了《國防國策大綱》，該文件明確指出：“帝國之國策應確保在東亞之霸主地位，排除在東亞對帝國之阻壓的一切勢力為宗旨；為對抗蘇聯、英、
美之壓迫，應充實兵力及航空兵力，以應對在日、滿及中國本部持久之防範為上策；先應傾注所有兵力使蘇聯屈服，在應付同英、美持久戰準備不足之前，需同英、
美保持親善關係，否則對蘇開戰實為萬難；兵力充實、軍備充足後，對蘇開戰方可取得我軍之預期成果；在蘇聯屈服後，再結集東亞與帝國之一切親善關係，進而達
到把英、美勢力從東亞驅逐之目的”。（島田俊彥、稻葉正夫：《現代史資料8日中戰爭1》，《國防國策大綱》，東京：みすず書房1962年版，第357
頁。）



其中，“先應傾注所有兵力使蘇聯屈服……”，便是日本的“北上”戰略計劃，而實施這個計劃的前提，便是“應充實兵力及航空兵力，以應對在日、滿及中國本部
持久之防範為上策”；而把“中國本部”和“日、滿”一併提及，顯然這個計劃已經把“中國本部”看成已經被日本徵服或唾手可得的征服對象了。



再看海軍的“南進”計劃：“日本海軍制定的《國策要綱》主張：‘對外策略應摒棄過去漸進的、同列強‘協調’之帝國外交政策，剔除一切同我國對抗之勢力；對
滿洲的政策是將其育成帝國不可分割一部分，以期實現經濟、政治、軍事之共同防衛的共存共榮；對中國，要以帝國為中心，形成日、滿、華之共同提攜，促成東亞
之安定發展；對蘇聯，為防止其插手遠東事務，防範共產主義勢力之蔓延，應通過解決日、蘇諸懸案以圖之親善關係；對英國，防備其聯合美國、蘇聯及中國對日本
進行遏制，利用歐洲政局的變化，來牽制英國在遠東勢力的發展；對美國，充實兵備，為對抗其在遠東對帝國的對抗政策，使其承認日本在東亞地位的同時，發展同
期以經濟相互依存為基調的友好關係。”（島田俊彥、稻葉正夫：《現代史資料8日中戰爭1》，《國策要綱》，東京：みすず書房1962年版，第354頁。）



其中，“對中國，要以帝國為中心，形成日、滿、華之共同提攜，促成東亞之安定發展；”無疑是以“大東亞共榮”為招牌對中國進行征服。



為平衡陸軍“北進”和海軍“南進”計劃的爭端，廣田內閣最終“確立了《帝國國防方針》第三次修正案，具體內容為：　一、帝國之國防本意為確保帝國利福利民
之本，並以此彰顯國威；二、帝國國防之方針基於國防之本義，為確保東亞之安定應充實軍備確保國家之發展，以防一旦不虞之時迅速進行戰爭之目的；三、帝國之
國防以國力強大的美國、蘇聯為目標，同時防備英國和中國。為此，帝國之兵力要以防備東亞大陸及太平洋地區為目標。帝國國防用兵如下：陸軍兵力為50個師團
及空軍142個中隊；海軍兵力為主力艦12艘，航空母艦12艘，巡洋艦28艘，驅逐艦96艘，潛水艇70艘，空軍兵力為65個中隊。（註：［日］島田俊
彥、稻葉正夫：《現代史資料8日中戰爭1》，《帝國國防部方針用兵綱要第三次改訂》，東京：みすず書房1962年版，第356頁。）



可見，無論是日本的“北進”還是“南進”，中國本土都不可能置身事外，它只有兩種選擇，或者向日本投降，成為以日本為核心的“大東亞共榮圈”中的一員，或
者奮起反抗，成為日本“防備”的對象。而當時在軍事上已經占領東北、滲透華北的日本軍方，怎麼可能沒有在軍事上全面征服中國本土的計劃呢？即便這個計劃可
能並不需要實施，或者鑑於中國全面軍事抵抗的可能性不大而不打算實施，但計劃還是應該制定在一切皆有可能發生的前提下。關於日軍侵華的軍事計劃，賀朝霞女
士在《盧溝橋事變前後日本侵華軍事戰略分析》一文中有所披露：“作為中國的東鄰，日本一向以中國為假想敵國之一，但考慮到自己小國寡民的實際，它在確定侵
華戰略之初，就考慮到對華作戰之規模需要對兵力加以限制，就必須以最小的兵力達到作戰目的。在1935年度對華作戰計劃中日本就準備以第七軍（2個師
團，2個旅團）攻占平津地區，以第八軍（兩個師團）同海軍相配合，奪取青島、濟南等地，進行華北會戰；以第九軍（三個師團）配合海軍占領上海地區，然後第
七、第八軍沿平漢線南下，第九軍沿長江向西推進，兩路夾擊武漢，進行華中會戰；另一個師團在福州、廈門、汕頭登陸，進行華南會戰。”（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
所戰史室：戰史叢書。大本營陸軍部I（日文版）第369頁【M】。東京：朝雲新聞社，1974）賀女士認為，“這實際上就是日本後來的速戰速決侵華戰略的
構想。”而這個戰略構想於1936年最終進入日本政府的《國防方針》和《用兵綱領》。“該綱令公然宣稱要‘採取先發制人的攻勢，速戰速決’的戰略，逐漸進
攻中、蘇、英、美；明確規定對華作戰‘初期的目標是，占領華北要地和上海附近’。具體而言，就是以陸軍‘占領京津地區’，‘協同海軍攻占青島，並占領上海
附近並控制揚子江流域’。綱領還決定‘鑑於本國國情，必須努力強化速戰威力，以至為重要’……”（服部卓四郎：大東亞戰爭全史第二冊第260——262
頁）



其實，說穿了，在當時的日本眼中，中國既是容易征服的弱國，又是它和蘇聯、英美角力的命門和軟肋。也就是說，按日本現有的國力和軍事實力，無論是北敵蘇聯
還是南抗英美，只要中國對日進行全面的、大規模的軍事抵抗，日本整個獨霸亞洲的戰略計劃就可能被釜底抽薪。也就是說，日本最害怕的是出現下面的情況：對華
軍事抵抗的打擊不能速戰速勝，陷入持久戰，從而將大量的軍事實力滯留中國戰場，最終導致“北進”或“南進”計劃功敗垂成，到那時，將由蘇聯和英美的力量和
中方軍事力量聯合起來收拾日本了。



我們看到，歷史正是朝着日本最害怕的結局發展的。如果按照蕭先生的設想，在盧溝橋事變後中國仍不進行軍事抵抗，爭取“五年”的和平進行抗戰準備，那麼，很
可能會出現下列情況：其一，在和德國、意大利逐步攜手締結軸心國同盟的過程中，日本可以集結大量精銳部隊實施“北進”或“南進”戰爭計劃，而不必將這些部
隊滯留中國本土對付中國軍事力量；其二，如果日本的北進計劃和德軍進攻蘇聯相配合，突破西伯利亞防線直逼斯大林後背，那麼，蘇聯戰局將岌岌可危，一旦蘇聯
被德日聯手拿下，那麼整個歐洲和亞洲的反法西斯戰線將發生令人可怕的逆轉，德日將聯手對付中國本土和英美的歐亞力量；其三，如果日本不北進而南進，那麼日
本陸軍將會投入更多的兵力侵犯英美勢力範圍中的中南亞諸國，配合日本海軍和美國在太平洋上的軍事對抗，屆時，除了太平洋海戰，英美就無法在中國西南部找到
抗擊日本的落腳點作為依託，並得到中國遠征軍的軍事配合了。那樣，雙方在太平洋和東南亞諸國的軍事力量對比，會出現什麼樣的變局，就很難預料了；其四，無
論是“北進”還是“南進”，日本的進攻目標都和希特勒的進攻目標最終達到契合，因此，德日意結盟已成定局。一旦德日結盟，德國還會為中國軍隊裝備100個
精銳師去打自己的盟國日本嗎？



這裡有一個小插曲。日本的北進計劃為什麼受挫？以至德軍兵臨莫斯科城下日本也不敢在北線輕舉妄動？其主要原因，是日本在張鼓峰事件和諾門坎事件中吃了兩個
啞巴虧。張鼓峰事件中蘇日軍事衝突的規模不算大，但卻是日本準備施行北進計劃對蘇聯軍事實力的第一次試探。而斯大林顯然深諳“不規則角力”的邏輯，儘管蘇
軍戰鬥力遠遜於日軍，如拼刺刀中1名日軍受傷換得28名蘇軍受傷，但蘇軍不惜一切代價不斷增兵一味死纏爛打，直到打得日軍痛極求和為止。而斯大林震怒於蘇
軍此次和日軍交手中損失慘重，將布留赫爾元帥逮捕處死。為此，在次年的諾門坎事件中日軍就占不到那些便宜了。諾門坎事件是一次更大規模的蘇日軍事衝突，雙
方投入了大量的飛機、坦克、重炮和精銳部隊，出動了數萬軍隊，戰鬥過程極為酷烈，以日本關東軍慘敗告終。這次日本人遇到的對手是蘇軍鼎鼎大名的常勝將軍朱
可夫。為從這次戰役中徹底了解日本“北進”的可行性，關東軍幾乎翻出了自己的全部老本，不斷增兵以試探蘇軍的實力究竟如何，而斯大林為徹底斷絕日本侵蘇的
念頭，不惜任何代價還日軍以牙眼，以大規模的坦克戰將數萬關東軍打得幾乎片甲不留。這就是“角力邏輯”，面對窮凶極惡“強者”的挑釁，只要你有不惜一切代
價將他打得痛極，他就會永遠記住，就會產生心理障礙，就會自覺收斂其囂張氣焰。而日軍在這兩次事件中對蘇聯的認輸，和中國抗日戰場對日軍的有力牽制有着密
切的關聯。張鼓峰事件中，日軍正準備攻占武漢，它不可能抽調更多的兵力擴大和蘇聯的較量；而在諾門坎事件中，如果關東軍將老本賠光，那麼日軍面對形同泥潭
的中國抗日戰場，它的戰爭底蘊和後勁將被抽空。而日本放棄北進，轉而施行南進，偷襲珍珠港，發起太平洋戰爭，終於將“置身事外”的美國拉進戰火，正是它走
向戰爭失敗深淵的致命一步。



因此，盧溝橋事變後中國政府決心全面抗擊日軍侵華的所有軍事行動，無論其在戰略戰術上有着怎樣的錯誤和失誤，都形同在日本獨霸整個亞洲戰略意圖的“命門”
和軟肋上插上一刀，是值得充分的歷史肯定的。那麼，對於淞滬會戰，究竟應如何評價呢？蕭文對淞滬會戰的評價有如下幾點：第一，上海當時並不是日本人的戰略
目標，蔣介石投入大量軍隊主動在上海挑起戰事，使日軍迫於“面子”不斷增兵，終於導致中日全面戰爭的爆發；第二，由於戰略錯誤、指揮不當、實力懸殊和蔣介
石對國際調停的幻想，致使中方軍隊損失巨大，失敗慘重，並沒有實現迫使日軍“由北向南”的進攻路徑變為“由東向西”，日軍反而乘勝攻占南京；第三，認為七
七事變後日本將全面侵華，是蔣介石及陳誠等人對形勢的誤判，因而在中方準備不足的情況下主動開闢上海戰場，是戰略性錯誤；第四，如果不打淞滬會戰，日本是
準備以回到滬溝橋事變之前狀態為條件和中方談判的，也就是說，中國在七七事變之後還有其他理性選擇的。如果再爭取五年和平，抗戰準備也就是另一種情形了。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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