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江魔為了一己之私，開始了瘋狂地打壓迫害學員。

那一天，我正在和一些高中同學吃飯，在飯桌上，一隻玻璃杯子在沒有任何人碰觸的情況下，突然的炸裂了，我們都驚呆了，就感覺是一種不祥之兆。

等我回到家中的時候，發現電視已經開始了鋪天蓋地的對法的污衊之詞。

那幾天，我曾經問過自己：“大法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也許當初的時候，很多人都這樣問過自己吧。可是我很快就否定了我的懷疑，因為我知道師父為了救度眾生，不辭辛苦講了那麼多的法，難道都是沒事鬧着玩嗎？我的媽媽、我和姐姐、妹妹的身體變化是花多少錢都買不來的，可是。師父卻沒收我們一分錢，唯一的花銷是花了12元錢請了一本《轉法輪》。僅僅憑這兩點，在這個物慾橫流的社會裡，上哪去找這麼好的功法？

1999年7月之後，我依舊堅信着自己的信仰。但是我也沒有想到，等待我的是那麼大的苦難。

33歲 被非法判刑9年

2001年7月12日，我在一個朋友家玩，晚上沒有回家，半夜12點，警察從天窗子爬進朋友家來，綁架了我和另外幾個學員。

2001年7月13日，中共申辦奧運成功。而就在那個凌晨，我們又被綁架了。那個晚上，我被警察送進了北京市朝陽看守所，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非法關押了6個月。

因為沒有任何的證據，非法超期6個月之後，把我送到了北京市團河勞教所的“轉化”基地。

在那裡，我被警察逼迫十天十夜沒有睡覺，要我承認在朋友處和別的學員一起做資料和上明慧網，否則就繼續不讓我睡覺。在絕望中，我以為他們不會放我回家了。後來他們將我非法批捕。

被綁架18個月之後，我又被非法開庭。

非法開庭之前的頭一天晚上，一個書記員到看守所找到我，對我說：“你的態度決定你的刑期，你的態度有什麼改變嗎？”他的意思就是說讓我放棄我的信仰。

我回答他：“沒有。”

這也許就是“中國特色”的法律吧，態度決定刑期，如果我不放棄我的信仰，等待我的就是漫漫的刑期。果然如書記員所說，幾天后，江集團隨意的塞給我一紙判決——就是有期徒刑9年。我的青春就這樣被輕易耽誤了。

因為向善被關押牢獄

在監獄中，那些獄警總會問我一個問題：“你沒病沒災的，為什麼要煉功呢？”

我回答：“沒有為什麼。”

的確沒有為什麼，我告訴她們：“人本來就是應該善良的，人活在這個世界上，就是為了修煉而來的。”

是的，回想自己15年的修煉歷程，我對自己說：“我就是為了修煉，為了走一條向善之路才來到這個世界上的”。

在被非法關押在遼寧女子監獄的9年中，我們每天面臨的除了繁重的體力勞動之外，還要時時刻刻面對監獄裡所謂邪惡的“轉化”，所謂的轉化就是用各種酷刑折磨煎熬修煉人，讓他們屈服、說謊。

記得那是2004年4月的一天，正是一個春天剛剛來臨，可是監獄裡卻來了暴風驟雨式的“轉化”潮，監獄給了死亡名額，打死白打死。

有一天晚上，收工回來，收拾完已經10點多了，她們把我放進一個沒有監控的小庫房裡，3人輪番的打我，一邊打一邊問我：“轉不轉化？”看着她們窮凶極惡的樣子，我依然對他們微笑着。

可是如惡魔纏身的打手們說：“你看什麼看，再看我把你眼睛摳出來！”

打我的那個刑事犯在外面的時候，就是個職業打手，是一個女男人。她說她在看守所里，曾經把一個人打成了內傷，可是外表一點都看不出來。

她們從晚上10點一直打我到早上4點鐘才罷手，並嚇唬我說，如果我不轉化，以後天天這樣打我。

我的痛苦無以言表，他們打人的方式都是往人的五臟六腑上打，都是能要人命的地方，如果不是有師父的保護，我想我早就被他們打死或打成重傷了。

晚上被打了一夜，白天還照常去出工幹活。不過我已經下定了決心，就是死了也不“轉化”。在被打得無法承受的痛苦過程中，我想到了死，因為我做不到去罵我的師父，我做不到去誣陷說我的師父蠱惑我煉功，因為煉功是我自己願意的，沒有什麼人來強迫我。

那時候，一天24小時都被看着，他們就是讓你過着生不如死的生活。

有一天，我正在幹活呢，那兩個打我的職業打手找到我說：“我們以後再不打你了，你原諒我們吧。”我點點頭。

也許是她們良心發現吧。從那以後，她們真的沒有再打我。其中一個出手打得最重的那個人，等改判的時候，還比別人多半年刑期。她心裡感到這是打我的報應。

等我要回家的前幾天，他們找到我問：“你還恨我們嗎？”

我說：“修煉的人不會記恨人的。” 她們聽了表現出很感動的樣子。

我體會到了師父說的“那麼作為一個修煉的人，在個人修煉中你要不能愛曾經在常人中反對你的人你就成不了佛。”其實這樣說來，能夠原諒她們並不是我的大量，而是師父的慈悲。

從那時候開始，我對自己說：“別人對我不善，我仍然要善待他，因為我知道被別人傷害的痛苦。”

從此我展開了笑顏，雖然那笑顏沾滿了苦澀的味道。

至今我還保留了一張2006年1月29日大年三十在獄中拍攝的照片，可以從中看到那時候我真正的心態，雖然身在地獄般的煎熬之中，向善的心依舊不棄不悔。

獄中詩集

作為一個寫作者，其實從入監開始，我的寫作權利就被剝奪了。為了能夠爭取得到一支筆的權利，我就不停去和獄警們溝通，溝通了2年多的時間，都沒有結果。可是自從那次被毒打之後，佯裝不知情的隊長送了我一個本子，讓我在少得可憐的時間裡寫詩，得之不易的機會，怎麼能夠放過呢？

那時候，我甚至不洗漱、不吃飯，擠出時間用來寫我的詩歌，每首詩差不多都是在幾分鐘之間完成的，所以雖然時間有限，但幾年下來，我已經寫了厚厚的幾本詩集了。

臨回家之前，獄警告訴我，等我回家的時候，可以把詩集給我帶回家，可是等回家的時候，我和她說起這個事，她又推脫。

最終我的詩集還握在她們的手裡，至今不知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