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回忆：西路军失败赖不到毛泽东

摘一段给草草看。 也许草草真不了解真相而被蒙蔽了

西路军的失败，对中共以后的发展，和当时的西北局势，都有相当影响，尤其使我这个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大受打击。中共党内斗争的矛头，因而就指向我，打得我无法抬头，同时也暴露了毛泽东氏的斗争，有其极为野蛮的成份。
西路军在古浪遭敌骑袭击，损失惨重，向西挣扎前进之时，其第五军团在酒泉为敌军所消灭，军长董振堂阵亡，通往新疆的大道因而为敌所控制。再加战况逆转，弹药消耗到了不能与敌正式对垒的程度。在西安事变结束时，西路军在天寒缺粮和敌军压力之下，不得不南移祁连山脉，化整为零，从事游击活动。后来西路军只剩下四百多人，逃往新疆。此外还有一些小股，每股数人和十数人不等，向东渡过黄河，逃到陕北归队。如果说一方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只剩一副骨架子，那么西路军连背脊骨也被敌人打断了。
当时我引咎自责，声言我应负担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我不愿诿过于人，从未指责过别人，只说一切错误都直接间接与我有关。我曾要求举行一次中共中央高级干部会议，来检讨西路军事件，但毛泽东等不予理会。因此，中共中央并没有对这一事件，作出结论，一切批评都不免任意为之。
毛泽东自然不会放松攻击我的机会，因而他自己和他的追随者，便漫无拘束的乱说一通。总括起来，当时这些批评的言辞大约有三个要点：（一）西进军事计划根本就是逃跑主义，至少是带有逃跑主义色彩；（二）张国焘对四方面军的领导完全破产，总之是一无是处；（三）西路军的失败很为丢脸，蒋氏将更看不起红军，在西安事变的今天，将诱发蒋氏的报复和进攻，遗害全党全军。
一般同情和支持我的同志们，主要是第四方面军的干部，则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陈昌浩同志的指挥错误，如果张国焘同志也过了黄河，亲自策划指挥，则不会失败，反会胜利。他们对批评者答辩：（一）西进计划为莫斯科批准，如何能说是逃跑主义；（二）四方面军是中共的基干劲旅，如何能加以毁谤；（三）诱发蒋氏围剿之说是有意嫁祸于人，转移目标，将对外转到对内。甚至有些同志指责毛泽东垄断军委会的一切，不供给西路军所渴望的情报，实在应援不力。还有少数人指责毛氏阴险，幸灾乐祸，对四方面军毫无手足之情。这些指责，在当时虽不敢说有充分证据，可是，是非自在人心。

（张国焘自己不敢说，所谓的少数人也只敢说毛泽东没分享情报，
而不敢说毛泽东指挥他们送死， 因为徐向前陈昌浩只听张国焘的，
彭德怀的两次联合作战计划被阴奉阳违，毛泽东确实发过一些建议性电报，基本上被当成废纸， 徐向前只听张朱所谓的中央； 这一段最重要的信息，
张国焘西进逃跑的挡箭牌是莫斯科批准， 哪里有毛泽东派西路军去西北送死？ ）

朱德当时的立场颇偏袒毛泽东，但对西路军的失败，持论还算公平。他曾向我慎重指出不能说西路军的失败根源于西进计划根本不对，应当认定四方面军总指挥犯了战术上的错误。（朱德为张国焘开脱，也是为自己开脱）四方面军只半数渡过了黄河（第四和三十一军则被隔断在黄河这一边）自然减低了西路军的战斗力，但不能说因为只半数渡河就注定了会失败，第九和第三十两军，加上董振堂的第五军团对付马步芳部，应当游刃有余。他批评陈昌浩勇猛有余，稳当不足，徐向前虽较稳当，但遇事太尊重政治委员的意见。他慨叹像红军这样一支破破烂烂的队伍，只要指挥者稍有失算，即使是多消耗了几枚子弹，都易招致灾祸。他相信如果张国焘同志过了河，决不会有古浪的惨败。因此，朱德肯定的说：西路军骤然没有老练指导者就近指示，兵力使用不当，不能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而且对骑兵作战技术不够熟练，这些才是失败的主因。

（这一段是四方面军将士的牢骚，
张国焘要向自己脸上贴金，帅锅的对象是陈昌浩，朱德帅锅的对象也是徐向前陈昌浩战术不熟练，另外，
西路军将士应该是接受张国焘西北另立中央背靠苏联的美梦的， 埋怨的对象是张国焘没有与他们一起渡江； 尽管张国焘恨毛泽东入骨， 但是，
再西路军失败的问题上四处摔锅推卸责任， 但是他也不敢把西路军失败的责任推给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