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猴而冠

——讀《逐鹿諾貝爾——民運競逐諾貝爾和平獎秘辛》有感

             逸民

111年前，第一屆諾貝爾獎頒發。從此之後，這個以瑞典化學家、工程師、發明家、軍工裝備製造商和炸藥的發明者諾貝爾名字命名的國際獎項，開始為人所關注。眾所周知，諾貝爾獎設立物理獎、化學獎、醫學獎、文學獎、和平獎和經濟學獎（並非諾貝爾遺囑中提到的五大獎勵領域之一，是由瑞典銀行在1968年為紀念諾貝爾而增設的，獲獎者由瑞典皇家科學院決定）。可以說，在全世界，諾貝爾獎都具有最大的影響力和關注度。不僅科技界、知識界、政治界人士對此非常關注，甚至可以說達到了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地步。在中國，每到十月份，諾獎頒獎的時候，諾獎也總會成為一個不小的話題，牽動着中國人的神經。有人說，中國的諾獎情結很重，此言不虛。但是，普通民眾最為關心的是諾貝爾文學獎，因為這是每個曾經讀過現代文學的中國人都揮之不去的遺憾。其次則是對科技方面的諾獎的期盼，這是表明中國人智力與能力的一個證明。而所謂諾貝爾和平獎，在大部分中國人似乎是不曾留意過的。然而，總有一小部分熱衷於政治的人，對此情有獨鍾。《逐鹿諾貝爾》就是描述那一小撮中國人如何對諾貝爾和平獎進行“鍥而不捨”的關注和追逐的故事的。作者是民運分子，本屬於“歷史的見證人”，所以他對魏京生、任畹町、徐文立、王丹、王希哲、王若望等的描述，其實就是對“民運”尤其是“民運競逐諾貝爾和平獎”這一事件的“實錄”，屬於第一手的資料，對於理解海內外的“中國民運”群體具有重要價值。

諾貝爾和平獎是一個什麼樣的獎項呢？我們得先了解一下。根據諾貝爾的遺囑，和平獎應該獎給“為促進民族團結友好、取消或裁減常備軍隊以及為和平會議的組織和宣傳盡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貢獻的人”。但近年來，評選委員會逐漸拓寬了和平獎所涵蓋的範圍。不過該獎項也可以授予符合獲獎條件的機構與組織。而和平獎與其他獎項不同，其評獎委員會是由5人組成的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其成員由挪威議會任命。據資料顯示，自諾貝爾和平獎頒布以來，迄今為止已有百餘位個人和組織獲此“殊榮”。當然，在這些名單之中，我們確實會發現不少符合諾貝爾設立和平獎之初衷及精神的政治人物，如曼德拉、如拉賓、如阿拉法特等這些我們非常熟悉的政治精英人物，他們確實為世界或地區的和平作出了不朽的貢獻，其獲獎自然當之無愧。不過，也有不少人的獲獎出人意料，實在是評獎委員會的意識形態需要在作怪。比如，導致蘇聯解體的關鍵人物巴爾戈喬夫，如頻頻製造戰爭的美國總統奧巴馬，再比如中國的兩位“政治明星”，一貫從事反政府、分裂國家的達賴喇嘛和異見人士劉曉波。這不僅褻瀆了諾貝爾本人和諾貝爾獎，也是對人類和平的一次次挑釁，難怪世人對和平獎漸漸失去了興趣。就達賴和劉曉波的獲獎而言，更是對中國內政的肆意干涉和對中國人諾獎情結的一次次“玩耍”。正如這本書的序言中有一段話所說：“2010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給了尚在獄中的大陸異見人士劉曉波，這再度引發了圍繞諾貝爾和平獎的爭拗。平心而論，挪威諾貝爾委員會之所以這麼做，不過是出於一貫，畢竟在挪威評審委員們的心目中，誰更符合西方價值觀誰就能夠摘取“桂冠”，所以，劉曉波的獲獎並不在意料之外， 而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的評選也因此更像是一種意識形態之戰。”讀到這段話，我忽然想起了古代的一個成語：“沐猴而冠”。讀完這部書，我更加堅信這個詞完全適合於這一群“民運鬥士”。他們為了摘取和平獎這個“桂冠”，將自己打扮成為人類和平事業不懈奮鬥的志士仁人，不擇手段，不顧廉恥，上演一幕幕的“鬧劇”，正如被耍的猴子一樣，被人利用而不自知，反而洋洋得意，真是出盡了洋相。

該書對魏京生、任畹町兩位“主人公”的“民運史”做了詳細的交代。正敘插敘交相輝映，將魏京生、任畹町這兩位“民運鬥士”的“光輝歷史”抖了個底掉。從文革期間的“打砸搶”的“光輝歷史”，到所謂西單民主牆的舞台亮相，再從牢獄生活及六四時期的不同際遇，以及在九十年代多次競逐諾貝爾和平獎問題上的明爭暗鬥，再到海外的一段段矛盾，給我們詳細描繪了所謂“民運大佬”的鮮為人知的秘密。原來，一直為“中國民主、人權事業奮鬥”的魏京生、任畹町，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確實不折不扣的踐踏人權和民主的惡棍。打、砸、搶的勾當，他們十分精熟，並且在其中嘗到了甜頭，得到了“鍛煉”。文革初起之時，任22歲，而魏僅僅16歲。可是“魏京生雖然還是個學生，可他卻是紅衛兵中最兄惡的，他和任畹町一樣參加了抄家和打砸搶各種暴力行為。那時，北京早期的紅衛兵造反者，被老百姓稱之為地痞流氓。”據作者說，魏京生雖然年紀小，但是“他活潑、好動，是‘聯動’中較為活躍的分子，抄家、批鬥、打人、寫大字報、大辯論、組織活動，從來都是走在前頭的。”然而，文革之後，改革開放之初，這些人居然由造反派搖身一變成為民主鬥士。真是歷史開得一個大玩笑！

其實，這也應該從文革本身尋找原因。從魏京生、任畹町等人的經歷來看，文革時期的造反經歷給了他們非常大的影響。這種影響是對人生觀、價值觀、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的影響。正如該書作者所評價的那樣：“從侵犯人權到捍衛人權，他們永遠都是正確的。這使人想到‘文化大革命’中的另一個奇特現象：反戈一擊。站錯隊不要緊，只要反戈一擊了，就還是正確路線的代表。”““造反是晉升仕途的一條途徑，儘管充滿荊棘，但它卻是一個捷徑。”只有用‘文化大革命’及‘造神’與‘造反’文化來解讀民運人士的‘諾獎情結’，才能切中中國民運與某些民運人士的思想脈絡及問題的根源。” 而魏京生也曾經自承：“我還有這樣的偏見：凡是現在掌權的我就認為他是沒心肝沒良心，靠別人的不幸上台的，除非他有最充分的理由從我心目中排除這種可能性。”“凡是帶政府招牌的，無論是人還是理論，我們首先就否認他的合理性。”這就是一個悖反的邏輯。魏京生之所以成為所謂“反政府的異見人士”、“中國民主鬥士”，正在於其內心世界對政府、掌權者的無端否定。

然而，這些以批評批判和反對政府，反對“掌權者”的所謂“人權鬥士”、“民主鬥士”，骨子裡對權勢充滿了嚮往之情。於是，他們從不在自吹自擂方面有絲毫的約束，而且十分善於包裝自己，甚至不惜以“坐牢”的代價來博取自己的政治資本，並公開承認這是一個“陽謀”，看來是洋洋得意於自己的聰明的。除了善於自我鼓吹之外，還需要拉幫結派，搞小團體。試看，所謂海內外的民運人士搞出來多少團體、組織，這些聲號很大的所謂民主組織，其實不過昭示了這些民運人士內部的極端不團結，四分五裂，勾心鬥角，各懷鬼胎，在名利權勢面前，毫不謙讓，放棄所謂“公義”而汲汲於謀取私利。這樣的素養，這樣的作風，這樣的表現，又有何顏面去奢談中國民族的未來，高談什麼拯救中華民族呢？

這些所謂的“民主鬥士”特別喜歡玩拉虎皮做大旗的把戲。他們經常以孫中山先生等歷史上的偉大人物自比。豈不知，這真真是不知羞恥的！孫中山先生那一輩革命家，為了中國的前途，為了民主，奮起革命，與當時腐敗無能的滿清政府進行了殊死鬥爭，其人格至偉岸、其境界之高邁、其品質之磊落，絕非這些打着民主旗號而行文革之實的民主騙子可以相提並論。如果那樣，豈不辱沒玷污了中山先生等革命前輩的清譽！

尤其應該注意，中共政府不是晚清政府。時移世易，情況不同了，那種抱着勢必要推翻政府，絕不與政府合作的“戰略”的民主鬥士，所要的並不是中國的民主，而是他們藉以獲得更多的名利和權勢。誰都不否認，中國在中共的領導下，中國社會依然還存在問題，比如政治的腐敗問題，貧富分化、政府公信力下降、誠信危機等等，但是更不能否認，中國社會正以前人不可想象的速度在改變，民主、自由、人權事業的發展不容否定，經濟的騰飛和物質生活的提高有目共睹，懲治腐敗的決心和措施越來越嚴厲和周全。而且，經歷過百餘年的內戰抗戰，經過了建國之後的逐次運動尤其是十年文革等，使人們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道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最最重要的是如何能夠使老百姓安居樂業，使人民有一個安定的生存環境。這也如同一個小家庭，孩子們一旦壞了家規，是要受到家法侍候的。鄧小平已經這樣想了，這個國家不能再亂了。”那些企圖依靠外國力量顛覆政府的民主鬥士，哪裡是為民族着想，只不過是在名利場上不懈地競逐罷了。否則，他們不會不清楚，中國社會和政局的和平穩定是保證中國社會和中華民族實現復興和通向民主、自由的前提。而且，以美國等為首霸權國家，依靠武力和霸道來主宰世界，以西方價值觀來統一全球，正是造成當前世界不穩定的根源，是地區衝突的罪魁禍首。他們打着推行民主自由的旗幟，粗暴地干涉他國內政，製造和縱容暴力，正在激起世界上很多不同文明的人民的反抗。中國的未來，自然應該由中國人民做主。中國的道路，自然應該尊重歷史的選擇。執着於所謂意識形態之爭，並且強化中國政府與西方的意識形態差異，其實不過是那些異見人士為自己的生存、利益擴大化而採取的伎倆而已，否則他們將失去在西方主子面前換取利益的砝碼。可是，他們無形中也不過做了西方敵對勢力藉以打擊中國的棋子而已。

猴子自以為聰明，戴着人的帽子，如何裝模作樣，也改變不了被耍的命運。真的希望，這些“民運鬥士”們能夠做個自我反思，卸下裝飾，做個誠實的人。也奉勸那些被“民運鬥士”的光環所迷惑的青年，拿下猴子頭上的帽子吧，你會看到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