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時有人提出這個問題：假如魯迅能活到解放後，將會怎樣？據說毛澤東在回答他的湖南老友羅稷南的提問時給出了兩種可能：魯迅要麼閉嘴，要麼進監獄。

有人否認老毛曾說過這樣的話，甚至有人專門寫書為老毛辯解。其實老毛是否說過這樣的話並不很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如何做的。

中國的知識分子在1949年後似乎有過一段說得過去的日子，但很快便不得不做出性命攸關的人生選擇。隨着“胡風集團”的覆滅，大多數學者文人選擇了閉嘴，或者只唱讚歌。這類文人中有不少曾是當年的“民主人士”，包括周揚、郭小川、何其芳、丁玲、郭沫若、吳晗，等等，都很能與黨保持一致。下面專門說說明史學家吳晗的遭遇。

吳晗的一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悲劇。作為一名歷史學家，耐不住書齋的孤獨和寂寞，貿然闖入政壇，註定以悲劇收場。

上世紀40年代，在昆明西南聯大， 吳晗和聞一多曾名噪一時。他們是國統區勇敢的持不同政見者，經常發表演講，嚴厲批評國民黨統治，呼喚民主政治。人們稱他們為“一頭憤怒的獅子和一隻兇猛的老虎。” “一個鼓手，一個炮手。”

但二人的命運截然不同。聞一多死在國民黨特務的槍口之下，吳晗則在1948年投奔“自由”，來到解放區。通過認真學習馬列毛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觀，逐步從明史專家向政客轉變，並在中共奪取全國政權後當上了北京市副市長。在“反右”運動中，他衝鋒陷陣，主動出擊，導致許多民盟領導人被打成右派。後來又濫用權力，破壞北京市古建築，甚至盲目挖掘十三陵。曾因此與梁思成、林徽因等專家發生很大衝突。

雖然吳晗千方百計迎合上意，緊跟毛澤東的戰略部署，但仍無法擺脫文人的幼稚病，終因一曲《海瑞罷官》觸怒毛澤東和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之初便被打倒。紅衛兵把他綁在烈日下的樹幹上，任意凌辱毒打。有時又令他跪在粗沙粒上，滿膝蓋都是鮮血。在文革高潮的1967年，由於一場接一場的批鬥使他應接不暇，吳晗只好整天站在陽台的一張凳子上，手舉紅寶書向樓下革命群眾認罪。此時此刻， 當年的“愛國民主鬥士”，那頭“憤怒的獅子”已經變成了一隻被打斷脊梁骨的可憐的獅子，毫無半點尊嚴可言。

吳晗的厄運其實才剛剛開始。1968年3月他被公安部正式逮捕，飽受折磨，於1969年10月11日慘死獄中。他的妻子袁震也被關進“勞改隊”，1969年3月18日去世。他們的女兒吳小彥在殘酷的迫害下於1973年神經錯亂，1975秋天，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被逮捕入獄，1976年9月23日自殺。

吳晗出身清貧，憑着勤奮努力，因《胡應麟年譜》一稿得到胡適的賞識，被推薦到清華大學讀書。在胡適的建議下，專攻明史，終於在學術上有所成就。寫出了《十六世紀前期的中國與南洋》、《皇權與神權》、《朱元璋傳》等學術著作。假如吳晗專心致志在學術道路上繼續走下去，肯定將成為明史研究的一代宗師。遺憾的是，吳晗不小心涉入了他並不擅長的政治，不僅毀了他的學術研究，而且最後弄得家破人亡。吳晗人生誤區的起點是脫離了純學術研究，專搞影射史學。他寫《朱元璋傳》本意是以朱元璋來影射現實政治中的蔣介石墮落，搞獨裁。但解放後把蔣介石換成毛澤東也無不可，遭毛忌恨是難免的。

吳晗和聞一多一樣，都是因生活陷入困頓而對國民黨政權產生怨恨，轉而支持共產黨的。身為教授的聞一多居然不得不放下身段，靠為人刻印章賺錢補貼家用。而吳晗則不得不用掉工資的大部分為夫人袁震治病，一度窮得幾乎揭不開鍋。而此時中共地下黨員及時來做工作，贏得了吳晗的好感。吳晗的夫人袁震是中共元老董必武的學生，二人曾去重慶拜訪董必武，接受教導。1943年吳晗加入中共的外圍組織民盟，接受中共領導。

政治上越來越激進的吳晗自然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注意，以至於上了“剿總”的黑名單。同時，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召開新政協的號召，邀請一些民主人士去解放區，共商國是。吳晗也在被邀請人之列。

就在吳晗前往解放區前，民盟領導人張瀾、黃炎培、羅隆基等人經過討論，起草了一份給中共中央的信函，讓吳晗面交中共領導人，該信的主要內容是：“民盟參加聯合政府，要保持退出的權力，成為在野黨。”這些天真地民盟領導人還以為中共真要搞民主呢。但吳晗並沒有把這封信函轉交給中共領袖。據他後來的說法，他認為這封信“違反新民主主義理論和聯合政府原則。”令人不齒的是，在“反右”運動中他卻把這封信拿出來，作為攻擊民盟領導人的重磅炮彈。1957年7月7日，吳晗在全國一屆人大四次會議上作了《我憤恨，我控訴!》的長篇發言，猛烈攻擊所謂的章羅聯盟。因吳晗的“控訴”而深受傷害者眾。羅隆基死於1965年，章伯鈞死於1969年，儲安平至今生死不明。由於吳晗在反右運動中的突出表現，他終於在當年被批准加入了共產黨。

吳晗禍起《海瑞罷官》。早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吳晗的學術研究就已經轉向了古為今用，寫出了諷刺蔣介石的《朱元璋傳》。進入解放區後，在毛澤東的授意下，吳晗又搞起了唯物主義史學，前後多次修改《朱元璋傳》，改得面目全非，仍不能讓老毛滿意。毛澤東在1959年4月上海會議上提倡學習海瑞精神，要求黨內高級幹部為了黨的事業敢於講話，要找人寫一寫海瑞，於是就找到了研究明史的吳晗。吳晗先後寫出了《海瑞罵皇帝》，《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論海瑞》等。京劇演員馬連良看了《論海瑞》後，就請吳晗幫他寫一個海瑞的戲，於是就有了《海瑞罷官》。

吳晗引來殺身之禍的導火索可能是因為得罪了江青。有一次毛澤東和江青請吳晗吃狗肉，討論歷史，江青不懂歷史，但也賣弄了幾句。書生氣的吳晗直率地指出了她的錯誤，惹得江青非常生氣，但隱忍不發。隨後便找碴整吳晗。從1962年到1964年，她先後在中宣部、文化部等部門試圖組織人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沒有得逞。但她並不死心，於1965年春到上海找張春橋，最後決定由姚文元執筆寫出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給該劇定性為“一株毒草。”

需要指出的是，此時江青的行動是得到毛澤東支持的，甚至很可能是毛親自授意的。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談話中指出：《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這對夫妻一唱一和，無辜的吳晗死定了。寫海瑞本來是毛授意的，為什麼毛如此出爾反爾？應該說這和“反右”運動中老毛採取的“引蛇出洞”策略異曲同工，無知的吳晗上了老毛的大當了。

吳晗是一個悲劇，他的悲劇在於失去了知識分子的獨立品格，成了迎合政治“御用文人”。其悲劇的人生發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