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文字獄

　　到了所謂的“聖主”、“十全老人”乾隆帝時，文字獄則達到頂峰，共發生一百三十餘案。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處以死刑，這意味着生者凌遲、死者戮屍、男性親族十五歲以上者連坐立斬。而由牽強附會、望文生義、捕風捉影造出的文字獄，如脫韁野馬不可控制。甚至一些瘋子胡亂塗抹也被定為“逆案”，凌遲處死，荒唐到極點。

　　乾隆帝剛即位時，還假惺惺地籠絡人心，首先下令刑部將懸掛在菜市口梟示的汪景祺頭骨取下“制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發配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親屬。為避免再發生以文字罪人的冤獄，乾隆帝暫時聽從山東道御史曹一士“請寬妖言禁誣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議：今後凡告發旁人詩文書札等悖逆譏刺的，如審無實跡，一律照誣告反坐；如果承審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獄的，以“故入人罪”論。雖然此時文人早被康熙、雍正兩朝抽去脊梁，但仍然高興萬分，紛紛上表稱頌乾隆“上下無隱情”、“為政以寬緩”，並大施感情代理權編造民謠：“乾隆寶，增壽考；乾隆錢，萬萬年。”以對比雍正時的歌謠“雍正錢，窮半年”。

　　然而樂極生悲，乾隆十六年(1751年)，文字獄又死灰復燃，起於“偽孫嘉淦奏稿”案。孫嘉淦歷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書及直隸總督、湖廣總督等中央、地方要職，以敢於直言極諫著稱，聲望很高。乾隆十五年(1750年)前後，民間出現了一個假託是孫嘉淦寫的奏稿，稿中的內容“五不解，十大過”，直指乾隆帝，並把當時的朝中大臣幾乎全部進行揭露斥責。全國十八省皆爭相傳抄偽稿，次年六月，偽稿流傳到雲南時被當局發現，由此順藤摸瓜，輾轉根究，在全國追查偽稿作者。

　　山西巡撫阿思哈上奏，說流寓山西介休縣的直隸民人王肇基呈獻詩聯，毀謗聖賢；狂妄悖逆。乾隆皇帝立刻命其悉心根究，是否為偽奏稿案的“黨羽”。後來，阿思哈查明王肇基進獻詩聯是為取悅皇上，要求皇上任用他，與偽稿無關。接着，又有人揭發山東巡撫准泰在追究偽奏稿一事時有失職和拖延，旋即被乾隆皇帝革職拿問，調河南巡撫鄂容安接替其職。以上兩件事，在乾隆帝看來，前者說明偽稿流傳甚廣，肯定其黨羽不少；後者說明地方官員在辦理此案時，存在故意推諉、拖延的情況。於是八月二十八日，乾隆帝命軍機大臣傳諭各督撫，所有誣捏撰寫、分散傳播之犯為首惡渠魁：傳抄之犯中，凡藉以煽惑眾心，為之注釋，及仿效詞句，私自記載者，均當從重辦理。又向各督撫提出警告，倘若姑息養奸；苟且了事，不實心查辦者，均按對準泰的處置辦理。

　　皇帝督促之下，各省督撫全力緝查、不敢怠慢。九到十二月之間，各省先後查出偽稿有加注批語的情況：浙江郭縣知縣、巡檢、千總曾傳閱偽稿；甘肅也查出抄傳偽稿的人犯若干名，更有甚者在西南的土司境內的土官家也有傳抄的。一時間各省查出偽稿傳抄的奏報象雪片一樣，飛送京師。乾隆帝嘆道：“此等逆惡之詞，蔓延各省，甚竟傳人土司內，其流傳之廣，一至於此！”到該年年底，各省已查拿不少人犯，其中以湖廣、江西最多，而四川一省就捕獲了二百八十餘人。在這種情況下，秘密查訪已經不可能了，從乾隆十七年以後，不得不由某些省的秘密緝訪轉向全國性的公開嚴查。然而查來查去，涉嫌者及傳抄之人，不是互相指責，就是將責任推向已故之人，有的在嚴刑逼供下則認罪，松刑又復呼冤，使案情紛繁複雜，年終整個案情仍很混亂，一直沒有結果。

　　偽稿一案追查不力，乾隆帝遷怒於督撫官員，事涉封疆大吏，一些朝臣企圖勸諫。十二月十九日，御史書成奏稱：偽稿一案株連波累，懇請將現在人犯概行寬釋。卻遭到乾隆帝斥責，遂被革職。之後，又有鄉居在籍侍郎陳群奏言，其意也是不必查辦偽稿，同樣遭到乾隆帝痛責。到此無人再敢勸阻。此時乾隆帝認為既已延及數省，遲至經年，斷無驟然中止之理，但要繼續查下去也很困難。就在這進退兩難之際，江西巡撫鄂容安查獲傳抄偽稿的長淮千總盧魯生，經軍機大臣審訊，供出其稿得自南昌守備劉時達、劉守樸父子。於是將盧魯生、劉時達父子押到北京，責成軍機處進行審訊。在乾隆帝看來，偽稿一案似乎有了頭緒，如不出意外，偽稿必定為盧魯生及劉氏父子所捏造。但是又有劉守朴的幕友孔則明供出，封寄偽稿給劉時達系其代為經手，其偽稿乃得自蘇州。這樣一來，案情橫生枝節，又陷入追不到源頭的困境。

　　一年來，全國上下大張旗鼓追查偽稿，不知花費了多少人力財力，也不知牽連了多少人，乾隆帝既找不出主犯，又不能繼續追查，就將盧、劉二犯作為替罪羊。乾隆十八年(1753年)二月，軍機大臣向乾隆帝奏報：經審訊孔則明代書寄稿家信，全屬子虛。盧魯生經反覆“開導”，也承認了與劉時達共同捏造偽稿的“實情”。這些覆審及奏報，實際上皆乾隆帝授意。當月，乾隆帝迫不及待地宣布，偽稿一案已全行昭著，“主犯”盧魯生押赴市曹凌遲處死，同時宣諭中外，偽稿所有傳抄各犯俱加恩寬免；對於傳抄偽稿的官員，則照例治罪。另外對審理不力的官員如江西巡撫鄂昌、按察使丁廷讓、南昌知府戚振鷺等革職拿問，交刑部治罪。兩江總督尹繼善、閩浙總督喀爾吉善以失察罪交刑部嚴議。至此，歷時一年七個月，蔓延京師、山東、山西、江西、江蘇、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貴州、廣東、廣西以及邊遠土司等地區的、轟動全國的清查偽孫嘉淦奏稿案倉促了結。

　　偽稿遍及全國，正說明此議深得人心，皇帝該“聞過即改”才是。然而乾隆帝絲毫不想到自己確有過錯，反而感覺到敵對暗潮在全國湧起，因此將原因定為“皆因以往實行的寬大之政”，是“請寬妖言”、“禁挾仇誣告詩文”等政策縱容了“誹謗”。乾隆帝決定改變“婦人之仁”的“寬緩方針”，決定繼承列祖列宗的嚴猛苛政，降旨道：“此等奸徒，傳播流言，儔張為幻，關係風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為整飭。”從此文字獄波瀾壯闊，直到以修四庫全書為名義，從而查辦禁書、徹底摧毀中華民族精神的千古創舉。

　　江西金溪生員劉震宇著《佐理萬世治平新策》一書，闡述“更易衣服制度”的觀點，至乾隆十八年(1753年)，被乾隆帝發現，認為他大逆不道：“劉震宇自其祖父以來，受本朝教養恩澤已百餘年，且身到黌序，尤非無知愚民，乃敢逞其狂誕，妄訾國家定製，居心實為悖逆”。剛開始查辦時，湖南巡撫范時綬將其革去生員，杖一百，永遠禁錮，已經是故人入罪，判得很重了，可乾隆帝還覺得判得太輕，將劉震宇即行處斬，書版銷毀。並斥責范時綬，“僅將該犯輕擬褫杖，甚屬不知大義，著交部嚴加議處”。十年前，劉震宇曾將《治平新策》獻給江西巡撫塞楞額，塞楞額沒有看出問題，還獎勵了幾句。此案發生時，塞楞額早已死去，乾隆帝還大發雷霆，說什麼“塞楞額為封疆大吏，乃反批示嘉獎，喪心已極。若此時尚在，必當治其黨逆之罪，即正典刑”，真是喪心病狂。

　　卻說胡中藻官拜內閣學士，是滿洲大學士鄂爾泰的得意門生，與以大學士張廷玉為首的一派官僚相仇。後來鄂爾泰去世，他失去靠山，遭到張廷玉一派打壓。於是胡中藻心中憤憤不平，寫了詩集《堅磨生詩鈔》。乾隆帝惡胡中藻為鄂爾泰黨羽，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密令廣西巡撫衛哲治將胡中藻任廣西學政時所出試題及與人倡和的詩文“並一切惡跡，嚴行查出”。三月，乾隆帝召集群臣，撮舉胡中藻《堅磨生詩鈔》詩句，如“又降一世夏秋冬”、“一把心腸論濁清”、“無非開清泰”、“斯文欲被蠻”、“與一世爭在醜夷”、“相見請看都盎背，誰知生色屬裘人”、“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間，不能一黍闊”、“雖然北風好，難用可如何”等。乾隆帝親自批駁：“‘一把心腸論濁清’，加‘濁’字於國號之上，是何肺腑？”認為這些詩句都是譏貶仇視滿清，於是他宣布要“申我國法，正爾囂風”，命將胡中藻捉拿歸案，將其家屬全部監禁，家產全部抄沒。最後頒諭：胡中藻以凌遲酷刑處死，死去的鄂爾泰以“私立朋黨”罪名撤出賢良祠。

　　王錫侯《字貫》案

　　又有王錫侯，本名王侯，因怕自己的名字犯忌諱遂改名錫侯。因不滿《康熙字典》為一家之言，花費十七年心血編成一部體例新穎的字典《字貫》，乾隆四十年(1775年)刊行面世。書刊出之後，被王錫侯的同鄉將此書以誣衊康熙帝的名義告官。經辦此案的江西巡撫海成認為王錫侯是狂妄不法，便奏請先革去其舉人，再審擬定罪。乾隆帝尚未及處理，書輾轉落到和珅手中，在《字貫》序文後的凡例中，他看到康熙、雍正的廟諱及乾隆的名字同其他的字悉數開列，不禁大喜，立即向乾隆帝參劾這本書。乾隆帝大怒：“罪不容赦，應照大逆律問擬。”下令把王錫侯處斬，子孫六人處死，全家二十一人連坐，妻媳及未成年之子為奴；並痛斥海成辦事不力，革去職務交刑部治罪，海成的上司兩江總督高晉，因為難辭失察之咎，一番痛罵後受到降級留任的處分。

　　徐述夔《一柱樓詩集》案

　　江蘇東台的舉人徐述夔去世後，其子為紀念亡父而刊印《一柱樓詩集》。集中有詩句“舉杯忽見明天子，且把壺兒拋半邊”被指用“壺兒”喻“胡兒”，被暗指滿清。還有“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後來乾隆帝稱“用朝夕之朝為朝代之朝，不用上清都、到清都，而用去清都”，因此是“顯有興明滅清之意”。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仇家蔡嘉樹檢舉詩中辱罵清廷，於是釀成大案，牽連的人很多，只要是涉及到一柱樓詩者，均一個不漏地查過去。乾隆帝指示：“徐述夔身系舉人，卻喪心病狂，所作《一柱樓詩》內繫懷勝國，暗肆底譏，謬妄悖逆，實為罪大惡極！雖其人已死，仍當剖棺戮屍，以伸國法。”故徐述夔及其子已死也開棺梟首示眾，兩個孫子雖攜書自首，仍以收藏逆詩罪處斬。他的兩個族人徐首發和徐成濯，名字連起來是“首發成濯”，根據《孟子》“牛山之木，若波濯濯，草木凋零也”，因此認為這兩人的名字連起來是首“發”成濯，是嘲笑清剃髮之制，以大逆罪處死。連乾隆帝的寵臣沈德潛因為給徐述夔寫過傳記，又兼寫過《詠黑牡丹》詩句“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儘管沈德潛已死去多年，也被“革其職，奪其名，撲其碑，毀其祠，碎其屍”。徐家慘遭滅門不說，當地其他徐姓族人也被翻箱倒櫃抄家，有些徐姓人逼迫無奈隱姓改名，把自己的祖宗牌位藏在馬桶里以躲追究。

　　“古稀罪”案

　　又有道學先生尹嘉銓官至大理寺卿，其父尹會一是道學家。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尹嘉銓已離休回到老家河北博野，當年四月，乾隆帝西巡五台山回蹕保定，尹嘉銓忽發老來瘋，一心要參加接駕盛典。然而竟沒有聖旨要傳召他入覲，尹嘉銓靈機一動，想到老爹尹會一，便草擬兩份奏摺：一是請諡，二是從祀。要是皇帝恩准，不但博個孝子名聲，還能乘機出風頭，於是派兒子將請諡奏摺送去，自己呆在家中。乾隆帝看到他兒子替他送上來的奏本，為父請諡，當即惱了。遂提起硃筆，批上：“與諡乃國家定典，豈可妄求？此奏本當交部治罪，念汝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而尹嘉銓接着又送上一本，請求皇上恩准他父親從祀文廟。乾隆帝當即火冒三丈：“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於是承辦官員絞盡腦汁羅織罪名，給尹嘉銓扣上大不敬、假道學、偽君子等等罪名，影響最大的是所謂“古稀罪”：尹嘉銓自稱“古稀老人”，但乾隆帝說：我稱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麼也敢自稱古稀老人？殺。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生員吳英攔輿獻策，則被凌遲處死。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李一《糊塗詞》有語“天糊塗，地糊塗，帝王帥相，無非糊塗”。被河南登封人喬廷英告發，經查發現舉報人喬廷英的詩稿也有“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句，日月二字合為明，你不是謀反又是什麼？檢舉人和被檢舉人皆凌遲處死，兩家子孫均坐斬，妻媳為奴。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發生了賀世盛篤國策案。湖南未陽的老秀才賀世盛，多次參加科舉都沒及第。他平時常替別人代寫詞狀，又把道聽途說的傳聞和故事之類，拉雜地拼湊出一部《篤國策》，準備寫成以後上京城投獻，以求貸得一官半職。因為這本書上寫了批評捐官制度的意見，這就成了“妄議胡政”，賀世盛被判斬立決。

　　其他涉及“華夷”、“明”、“清”字句的文字獄俯拾皆是。

　　江西德興的祝庭諍，為教兒孫讀書，自編一本《續三字經》，被人告發。官府查抄發現書中對“於帝王興廢，尤且大加誹謗”，如寫元朝有“發披左，衣冠更，難華夏，遍地僧”句，“衣冠更”是指改穿着，“難華夏”是華夏遭難，“遍地僧”是全部光頭，雖說是說元朝，認為是影射當朝“明系隱寓詆清”。於是判祝庭諍開棺戮屍，十六歲以上子孫輩斬立決。

　　江蘇興化人李驎《虬蜂集》中有“杞人憂轉切，翹首待重明”；“日有明兮，自東方兮，照八荒兮，我思孔長兮，夜未央兮”句，被認為故意影射，定為叛逆大罪。

　　張縉嚴在給劉正宗詩稿作序中有一句“將明之才”等，皆被定為逆案。

　　杭州卓長齡著《憶鳴詩集》，“鳴”與“明”諧音，被指為憶念明朝，圖謀不軌。乾隆帝對卓氏一家深惡痛絕，稱他們“喪盡天良，滅絕天理，真為復載所不容”。判決如下：“仁和縣監生卓長齡著有《高樟閣詩集》，伊子卓敏、卓慎等人亦著有《學箕集》等項詩稿，伊族人卓軼群寫有《西湖雜錄》等書均有狂妄悖逆之語，該五犯俱先後病故，僥逃顯戮，應仍照大逆凌遲律剁誰其屍，梟首示眾。卓天柱系卓長齡之孫，卓天馥系卓慎之子，均依大逆緣坐律，擬斬立決。卓連之收藏逆書不行首繳，依大逆知情隱藏律，擬斬立決。陳氏、高氏，王氏並卓天馥二歲幼子均解部給發功臣之家為奴。”

　　安徽歙縣生員方國泰收藏的其祖方芬《濤浣亭詩集》內有“征衣淚積燕雲恨，林泉不共馬蹄新”、“亂剩有身隨俗隱，問誰壯志足澄清”、“蒹葭欲白露華清，夢裡哀鴻聽轉明”，乾隆帝認為有反清復明之心，羅織成罪。

　　有個劉三元，本就瘋癲，某日失口對人說：我乃漢室後裔，要眾官扶持；這個瘋子因此得罪被殺。

　　有些字句是專制帝王的專用品，如果不慎誤用了這些字句，就是僭越犯上。

　　山西王爾揚為別人父親作墓志銘，用“皇考”兩字，這是習語，屈原《離騷》和歐陽修《瀧岡阡表》內都稱父為“皇考”，卻被斥為“於考字上擅用皇字，實屬僭逆”。

　　江蘇韋玉振為父刊刻行述，中有“於佃戶之貧者，赦不加息”，不料“赦”字只能由皇帝使用，韋玉振被指責“乃敢竟用赦字，殊屬狂妄”。

　　湖南監生黎大本為母親做壽，祝壽文內有“女中堯舜”等字句，被斥為“擬不於倫，謬妄干分”，黎大本充軍烏魯木齊。

　　湖北秀才程明諲為人作祝壽文，內有“紹芳聲於湖北，創大業於河南”，“創大業”被曲解為做皇帝，程明諲“語言悖逆”，斬立決。

　　其他觸犯廟諱、御名以及提到皇帝應該換行抬寫而沒有換行抬寫，因此獲罪的，不可勝數。有一個河南人劉峨，編印《聖諱實錄》一書出售，本來是為了告訴人們應當怎樣避諱，所以把應避諱的清代諸帝的名字“各依本字正體寫刻”，卻被控大不敬，慘遭斬首。

　　乾隆時的文字獄，有不少案件，甚至是因為向清朝統治者歌功頌德、獻書獻策，不過，因馬屁拍得不得法，犯了忌諱，也會遭到殺身之禍。

　　直隸容城一個走江湖的醫生智天豹，編了一部《萬年曆》，祝頌清朝國運久長，其中說“周朝止有八百年天下，如今大清國運，比周朝更久”，可是這萬年曆中把乾隆的年數隻編到五十七年為止，犯了大忌，被認為是詛咒乾隆帝短命，“罪大惡極，人人髮指，非碎磔不足以蔽辜”，結果，將智天豹處死。

　　還有個冀州秀才安能敬，寫了一首頌揚清朝的詩，其中有“恩榮已千日，驅馳只一時，知主多宿憂，能排難者誰”，這四句詩被曲解為咒罵皇帝有憂有難，無人輔佐，其實，就象安能敬自己在審訊時所說，“原要竭力稱頌，無奈說不上來”，頂多是頌詩寫得不好，哪裡是什麼譏訕誹謗呢？

　　再如著名學者全祖望著有《皇雅篇》，敘清世祖得天下之正。但全祖望的仇家卻向乾隆帝控告說，全祖望文內有“為我討賊清乾坤”之句，居然冠“賊”字於“清”字之上，大逆不道！全祖望幾遭陷害，因朝廷官員為之辯解，才得以倖免。

　　直到乾隆末期，文字獄才較為放寬。這主要是清廷統治日益腐敗，各族人民紛紛起義，清廷連鎮壓起義也來不及，顧不上在文字上吹毛求疵、無中生有。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廣西抄獲回民經卷書籍，“語多悖逆荒唐”，照往例會嚴厲追查，治以重罪。但這時甘肅的回民起義剛剛鎮壓下去，清廷不敢因文字細故，再激起回民的反抗。所以乾隆帝說“書內字句，大約鄙俚者多，不得竟指為狂悖。此等回民，愚蠢無知，各奉其教，若必鰓鰓繩以國法，將不勝其擾。……若此等回教書籍，附會其詞，苛求字句，甚非朕不為已甚之意。此事……竟可毋庸辦理，嗣後各省督撫，遇有似此鄙俚書籍，俱不必查辦”。顯然，象這類案件，如果都要徹底查究的話，勢必是案件山積，株連甚眾，“將不勝其擾”。在各族人民拿起武器、紛起反抗的時候，清廷不得不稍稍收斂其淫威，對文字犯罪，也不得不從寬處理了。但即使如此，直到嘉慶年間，文字獄的陰影仍籠罩着文壇，知識分子餘悸尚存，所以龔自珍有“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以及“萬馬齊喑亦可哀”的嘆息。
 
《四庫全書》
　　至於乾隆年間修的《四庫全書》，就更是搞的徹底，全國圖書都要進獻檢查，不僅不利於滿清的文獻被禁毀，連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遼金元的文字都要進行篡改。查繳禁書竟達三千多種，十五萬多部，總共焚毀的圖書超過七十萬部，禁毀書籍與四庫所收書籍一樣多。“初下詔時，切齒於明季野史。其後，四庫館議，維宋人言遼金元，明人言元，其議論偏謬尤甚者，一切擬毀，……隆慶以後，至於晚明，將相獻臣所著，靡有孑遺矣”。明清之際，黃道周、張煌言、袁繼咸、錢肅樂、顧炎武、黃宗羲、孫奇逢諸人的著作，均於例禁。後來稍稍放寬，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違礙字句，無庸銷毀”。但對錢謙益、呂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錫侯、尹嘉銓諸人的作品，查禁特別嚴厲。

　　乾隆時被銷毀的書籍“將近三千餘種，六、七萬卷以上，種數幾與四庫現收書相埒”。吳晗說過“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文字獄如此之徹底，一篇吳三桂的“反滿檄文”，一本《揚州十日記》，一本《嘉定屠城記略》，竟在中華本土湮滅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後才從日本找出來！中華歷史上的民族政權交替時代有過，但從來沒有一個像滿清統治者這樣，徹底摧毀中華的衣冠、服飾，徹底絞殺中華的民族意識，從精神上到肉體上徹底把中華弄成完全順服的走狗！滿清統治者非惟酷毒暴虐、戾於刑獄；所“漢化”深者：工於心術而極力摧殘中華，尤其中華士人之民族意識！較之前代的外族統治者，更加陰險、卑劣、刻毒！難怪魯迅先生說：“對我最初的提醒了滿漢的界限的不是書，是辮子，是砍了我們古人的許多的頭，這才種定了的，到我們有知識的時候大家早忘了血史。”

　　《四庫全書》所收古籍許多經過篡改是盡人皆知的事實。與清代統治者利益相關的明朝人的文學和歷史作品遭到大力剿滅，而且殃及北宋南宋。《四庫全書》的編纂者對於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壓迫和民族戰鬥精神的作品儘量摒棄和抽毀，對於不能不收錄的名家名作則大肆篡改。

　　如岳飛《滿江紅》名句“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胡虜”、“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於是《四庫全書》館臣把它改為“壯志飢餐飛食肉，笑談欲灑盈腔血”。

　　張孝祥名作《六州歌頭·長淮望斷》描寫北方孔子家鄉被金人占領：“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凋零”。

　　陳亮的《水調歌頭·不見南師久》詞云：“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應有，一個半個恥臣戎。”“恥臣戎”犯忌，改作“挽雕弓”。

　　還有更荒謬的，辛棄疾的《永遇樂·千古江山》中的“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開國皇帝劉裕的小名，“宋主”可以說是他的尊稱。這兩句的格律也應作“仄平”，兩個字的音也都是“仄平”，改為“宋主”並不涉及音律問題；“寄奴”二字也與清朝犯忌的“胡”、“戎”、“夷”、“虜”等了無關涉。那麼為什麼還要改呢？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用小名稱呼帝王，做慣了奴才的《四庫全書》館臣看到就感到彆扭，因此即使沒有“違礙”之處也要改。這是多麼自覺的奴才態度！難怪魯迅說《四庫全書》不僅藏在內廷，而且“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作者裡面，也曾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病後雜談之餘》)。

　　至於那些奴才走狗們說什麼根據《高宗實錄》(這又是一部可以唬人的著作)，這個《四庫全書》是乾隆帝親校(夠他校一輩子的)，紀曉嵐親自三校。這除了給出版界、學術界增添些笑料還能說明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