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春天，中英鴉片戰爭正步入尾聲之際，一個“夷人”使團來到了北京。這個使團自然不是英國人，中英條約是幾個月後才在南京簽的，他們甚至和這場戰爭拉不上任何關係。不過，這次出使差點引起了一場非常嚴重的外交戰爭。

令這個越南（安南）使團忍無可忍的是，他們竟然受到了和英國人一樣的外交待遇——“夷人”。該使團一到北京的下榻賓館，就發現一面寫着“越夷會館”的大牌匾，頓時感受到了莫大的羞辱，用越南史書《國史遺編》的話來說就是“聲色俱厲”，堅決不肯入館住宿，做出一副要打道回府的樣子，最後讓人打碎了這個“夷”字後，才氣鼓鼓的住了進去。

我們可憐的大清朝此時可能因為還在和“英夷”血戰到底中，所以在被名義上的藩屬國“越夷”莫名其妙的一頓“以下犯上”之後，忍着沒有擺出天朝氣派，也就息事寧人了。

問題是，越南人怎麼就讓一個“夷”字搞得如此血脈賁張，愛國熱情直追霍元甲、陳真腳踢“東亞病夫”時的場景。

那個越南使團也算是師出有名，倒是給出了標準答案。使團某位重臣專門寫了一篇《辨夷論》的雄文回擊大清朝，大意就是，我們越南人本來就是神農的後代，“華也，非夷也”，學問遵循的是“孔孟程周”，法度遵循的是“周漢唐宋”，從來就沒有像孔子說的那樣淪為夷人的“被髮左衽”。

這也倒罷了，這篇雄文的最後幾句簡直就是杜鵑啼血了，認為舜和周文王都和越南人一樣未生於中原，天下人從來不敢“以夷視之”，你們大清怎麼就“敢以夷視我乎！”（詳情請見朱雲影先生著作《中國文化對日韓越的影響》）

好一個“華也，非夷也”。在這個“華夷之辨，夷夏之防”的時代裡，“中國”（華)與其說是一個地域或人種概念，不如說是一種文化認同，越南人和你大清朝一樣都是“中國人”，尊崇的是同一個普世價值，這個“中國”的概念大約就是世界（至少是亞洲吧）的文明中心。當你用“夷”來稱呼越南人時，這麼說吧，就好比你現在污衊某個歐洲國家不接受普世價值，是不文明的專制國家，你看人家跟不跟你急臉。

當然，如上所說，此時越南人的中國夢是因為文化認同而自視為“中國”，這並不表示越南就甘心被中原王朝所統治，他們對做一個政治和地域概念上的“中國人”並無興趣，事實上，越南從漢至唐曾有淵源流長的中國郡縣史，最後苦心孤詣的才搞成了獨立大業（容我以後再詳細道來）。不過，用現代觀念來看，這種“精神分裂”也不難理解，好比日本人說“脫亞入歐”，只是服膺於西方文明，並不是說要併入某個歐洲列強，要被西方統治。

在贊完越南人寧死也要做“中國人”的骨氣之後，也得好好批判幾句。越南版中國夢的最大問題是，他們對於正牌的中國——“天朝”太不當回事了，古代朝鮮也自視“中國”，不過用官方表述卻是“小中華”，意即不敢和天朝分庭抗禮，甘願“以小事大”，如果是一開始那個場景，朝鮮人被“夷”字羞辱之後，多半是默默忍受，背後寫文章抒發委屈，一定不敢像越南人那樣直接翻臉。

在越南人看來，恐怕他們這個“中國”才是玄門正宗。在越南人的開國傳說中，嘗百草的神農有個三世孫“帝明”，先在北方生了個兒子，日後成為了中國君主，之後又在巡遊南方時和南方的仙女生了個兒子，這就是越南的開國之主。在這個傳說中，神農的“中國”等於是被兩個兒子共同繼承了，一南一北而已。而不無巧合的是，在真實的歷史情境中，越南在背地裡一直將中原王朝稱為“北朝”，自稱“南朝”，用現代的政治語言就是，“兩個中國，各自表述”。

元朝時代，越南就更牛了，堅決遵循了“崖山之後無中國”的理念，在正史中第一次提出了越南為“中國”，元朝為“夷”的一個中國表述，這樣看來，一開始越南使團去大清的表現算是不錯了，至少還是“兩個中國”。

這還沒完，明朝立國之後，曾試圖收復越南“故土”，在越南人的歷史表述中則成了“賊在中國（越南）”，“賊奪我國家”，大明這個再正宗不過的漢人王朝也悲催的被剝奪了“中國”的稱號。

到了越南最後一個王朝——阮朝，大約是清朝中後期，越南的“中國認同”已經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據朱雲影先生的摘錄，當時的越南士大夫已經連漢唐盛世都不太瞧得上了，將阮朝直接升華到了中國文化最為景仰的三代，“與商周比隆者，蓋未有如阮朝之盛美也”。

對中原王朝如此，越南在對待周邊小國時更是盛氣凌人，自居“中國”，視他們為“夷”。某位越南國王在親征占城時下詔說“自古夷狄為患中國”，還有一次的詔書更是說“我國家混一區宇，統御華夷”。在中南半島這塊土地上，越南非常熟練山寨着中原王朝“懷柔遠人”的那套功夫，又是“改土歸流”，又是“以夏變夷”，又是強迫小國國王改用漢姓，在實踐中證明了自己的“華也，非夷也”。

日本的“中國夢”與越南是同一型的——桀驁不馴型。早在中國的隋唐時代，特別是大化革新之後，日本基本上已“全盤唐化”，這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國的“華夷觀”。當然日本是不甘於在外交上被“矮化”，更別說被視為“夷狄”了，因此也就有了國書中的著名歷史段子“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後來還有“東天皇問西皇帝”的好笑說法。

在自稱“中國”的同時，日本竟然還不滿足，還想廢掉唐朝的“中國”資格。在日本的正史《大日本史》中，大唐被看作和高麗、新羅、百濟一樣的“諸藩”（也就是“夷”），還說什麼大唐主動到“中國”（日本）進貢，“或懷歸化之心”，將遣唐使的歷史完全顛倒重組。

到了江戶時代，日本的“中國認同”已然邁上了一個新高峰，事實上，當時日本實際統治者幕府將軍的全稱就是“征夷大將軍”，誰有資格“征夷”，那當然只有“中國”了。當時的日本思想家藤田東湖認為日本是“神州之尊，冠絕萬國”，日本和中原王朝是“東土”和“西土”的關係，他警告日本人不要過於沉溺於“西土”文化，不然那就是“以華變於夷”，也就是說，日本才是正宗的“中國文化”。

葛兆光先生在《宅茲中國》中也說，日本中世紀源於佛教“天竺、震旦、本朝（日本）”的三國鼎立觀念，到了江戶時代已漸漸滋生出一種分庭抗禮的意識，因為明清易代的緣故，日本此時已生出了神道日本對儒家中國，真正中華文化對“蠻夷”清國的意識形態。

江戶時代的另一位思想家山鹿素行更是狂得沒邊，他在《中朝實錄》一書中翻來覆去的說明了一個觀點：天下萬國，只有日本與外朝（中國）可稱“中國”，更為關鍵的是，日本這個“中國”在各方面又全面超越了外朝那個“中國”，“海外之諸蕃，皆為中國（日本）之屬”。對於“中國”之爭，山鹿桑的最大心理優勢來自於天皇的“萬世一系”，而你外朝則是不停的換皇帝，“本朝知、仁、勇三德遠優於異朝”“日本方可稱為真正之中國”。

“日本方可稱為真正之中國”，日本的這套中國觀可不是說說而已，在19世紀被逼打開國門的過程中，日本也經歷了和清朝一樣“華夷之辨”的痛苦心路歷程。比如1862年一次日本“愛國志士”襲擊英領館的事件中，這些打着“尊王攘夷”旗號的人事後理由就是“不忍袖手旁觀，為夷狄所辱，故基於尊攘大義，下此決心”。即使是明治天皇，也曾在詔書中說“其速正君臣名份之誼，明華夷內外之辨，以扶植天下之綱常”，而這個“華”，自然也是日本。

既然本文是以一樁中越外交爭端起頭，不妨也以一樁中日外交爭端收尾。據雪珥兄在《絕版甲午》中所述，1871年，中日在就《中日修好條規》談判時，日本代表團突然提出不同意清政府在條約中自稱“中國”，認為“中國系對己邦邊疆荒服而言”，要求只寫“大清國”。清朝代表團則反駁稱，“我中華之稱中國，自上古迄今，由來已久，即與各國立約，亦僅只約首書寫大清國字樣，其條款內容皆稱中國，從無寫改國號之例”。

這次“中國”之爭的結果是，李鴻章親自出面妥協，“漢文約內則書中國日本，和文約內則書大日本、大清”。

1871年，日本還在心心念念的為“中國”而爭，到了1894年的甲午戰爭乃至後來的抗戰，日本對“誰是中國”這個命題已完全喪失了興趣，此時的“中國”，也徹底失去了文明的感召力，日本、朝鮮、越南，這些當年自稱“中國”的爭奪者們，早已是避之不及了。

最終，是我們贏了這場“中國”之爭，場上，已沒有其他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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