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结束种族歧视的黑人斗争史


南非曾经长期是一个实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邪恶帝国”。其少数白人统治集团对占人口多数的黑人的歧视和压迫之深，其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之顽固和僵强，其法律政策的野蛮和不人道，都是非常突出的。特别是在战后世界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普遍衰落的形势下，南非当局却强化了被称为“内部殖民主义”(internal colonialism)的种族主义统治。因此，它成为世界进步主旋律中的极不和谐音，曾激起世界舆论的一致谴责和遭到国际社会的严厉制裁。

　　由于权威主义政治与种族压迫缠结在一起，南非的民主化具有特殊的困难性。种族主义的统治造成深刻分裂的社会，种族压迫深入到从公共生活到私人生活的各个领域，造成以种族区分为基础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种族间敌视和仇恨情绪根深蒂固，其实现和解的难度只有宗教纷争可与相比。人们曾认为，南非和平地实现向民主过渡的可能性几乎是零。但是，进入80年代，在世界性的民主化大潮中，这个种族主义的最后保垒开始坍塌。80年代后期起，种族主义政策有所松动。从1989年起，南非开始废除种族主义和实行民主化改革。90年代初，它以和平的方式，通过谈判和妥协，过渡到以种族平等为基础的民主。到1994年，正式实现了由少数白人向黑人多数的权力转移。南非民主化改革的启动为人们所始料不及，其过程之顺利超出人们的估计，其结果之理想超出人们的想象。它被普遍视为存在着深刻对立的社会实现和解的一个样板，证明了谈判、妥协是解决当代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南非的民主化改革也是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一个生动例证。它的成功从一个侧面表明，在当代世界，民主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一、南非：种族主义的顽固堡垒

　　南非共和国是个多种族的社会。有黑人、白人、有色人(混血人)和亚洲人四大种族。到1992年，南非3，900万人口中有近3，000万(77%)为黑人；510万为白人(13%)；340万为有色人(9%)；100万为印度人(2.5%)。（Timothy D.Sisk,Democratization in South Africa,The Elusive Social Contract,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p.9.）在80年代以前，白人是统治者，而黑人是居民的主体。白人与黑人的种族冲突是南非社会的主要矛盾。

　　实行民主化改革之前，南非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是通过立法、行政和司法手段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从1910年起，南非白人统治者先后颁布350多条种族主义法规，实行极野蛮的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和种族压迫政策。种族区分深入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在种族主义统治下，南非的政治权力完全按种族特征来分配。这是南非政治的一个特点。占人口百分十几的白人垄断了权力，在他们内部实行民主，而占人口多数的黑人却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不准参加政治活动，没有选举权。所以，在南非，民主化的改革必然与废除种族岐视和种族压迫联系在一起，而反对种族压迫的斗争同时也是争取民主的斗争。

　　白人利用在权力上的支配地位直接或间接地支持白人的物质利益，使黑人与白人在经济上成为两个阶级。“各类学者的研究都证明，南非的收入差别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Timothy D.Sisk,Democratization in South Africa,The Elusive Social Contract,p.10）种族歧视使阶级差别问题愈加严重。1978年，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按人均国民收入计算，南非的收入居世界中上等水平。（Francis Wilson,South Africa:the Problems in a Deeply divided Society,in Amiya K. Bagchi(ad.),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St.Martin's Press,1995,p.237.）1992年，南非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030美元。但经济发展的好处很少被黑人分享。与国家的富裕相对照的，是大批黑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改革前，占总人口不到13%的白人拥有南非财富的80%，土地的87%。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计算，1987年，南非的Gini系数达到0.48，是世界最高值之一。（Gini系数用来计算收入不平等的程度，“0”表示完全平等，“1”表示完全不平等。）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种族集团间更为突出。在1985年，有83%的白人年收入高于16,000兰特（约合5，333美元），而黑人只有5％达到这个水平；只有7%的白人年均收入低于8,000兰特(约合2，667美元），而黑人却高达58%。（Timothy D.Sisk,Democratization in South Africa,The Elusive Social Contract,p.11.）80年代中期以后的经济衰退对黑人产生最严重的影响。据1988年8月到1989年4月的抽样调查，南非黑人平均月收入为521兰特，白人为3297兰特，即为黑人6倍多。（葛佶：《南非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任重道远》，载《西亚非洲》，1991年第5期。）统计也表明，除了种族之间收入相差甚为悬殊外，在同种族内，收入却相对平均。白人和黑人生活在两个不同世界里，形成强烈反差。

　　种族岐视在南非无孔不入，人的种族身份影响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种族主义登峰造极的时代，每个人的地位都被确定下来，甚至包括住所、工作、学习、谈情说爱及公共交通方面，也就是种族区分的影响深入到广泛的社会生活和每个人的言行举止中。根据南非的法律，黑人进城没有通行证要遭逮捕。据统计，在改革前，南非平均每分钟发生两起违反《通行证法》的案件，平均每天有1900多名黑人因此而被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已经普遍衰落，但南非的种族主义却愈加强硬。1948年由荷裔白人控制的国民党上台后，更把种族隔离奉为国策，南非正式成为种族隔离的国家。（“种族隔离”(apartheid)一词是国民党发明的，他们认为正确的译法应该是“分别发展”。）种族隔离制度的主要特征是：第一，根据“种族”将居民进行区分；第二，为不同的种族群体建立不同的政治法律制度；第三，以国家的暴力镇压反对派。（Margaret Kiloh,South Africa:Democracy Delayed,in David Potter,Democratization,p.295.）

　　面对黑人日益增强的反抗和国际社会越来越大的压力。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从50年代初起开始实施所谓“黑人家园”(班图斯坦，Bantustans)政策。其目的是“实现政治分离”。他们将其称为各种族的“分别发展”，即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根据这项政策，南非当局按语言文化把黑人划分为若干部族，让他们居住在南非当局划出的十个“黑人家园”(“保留地”)中。这些“黑人家园”拟经过建立“地方当局”、“实行自治”和实现“独立”三个阶段，最终与南非白人国家分离。黑人将失去南非国籍。在其他国家，如殖民地时代的非洲国家和60年代以前的美国，种族岐视仅仅是种族间水平方向的区分，使黑人享有的权利少于白人，南非则是种族间的垂直分离，空间的分离。这种彻底分离政策被他们解释为“相互平等的种族或民族间的区分”。实际上，这一政策是南非种族主义登峰造极的表现。强硬的国民党领导人马兰称：南非所面临的问题是欧洲人能够保持统治、纯洁和文明，还是被淹没在南非黑人的汪洋大海之中；是能够制止到处破坏、侵略成性的共产主义癌症，还是容忍它进一步破坏我们的自由、宗教，我们的南非国家和我们欧洲人的存在。

　　由南非当局划归“黑人家园”的土地只占南非总面积的12.65%，且多为贫瘠地区，在经济上缺乏起码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因而“黑人家园”政策遭到黑人的反对和抵制。南非当局强行推行这一政策，以极其残酷的手段把300多万黑人赶进“黑人家园”。1970年的一项法律剥夺了所有南非黑人的公民权，使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成了外国人。

二、南非民主化的前提

　　南非的民主化虽然出人意料，但却不是不可思议的。虽然南非特殊的种族关系给它向民主的过渡造成了巨大困难，但是，进入80年代，南非社会发生的诸种变革，也为它实现种族和解和建立民主社会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1．黑人解放运动

　　在任何不民主的社会里，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社会集团产生平等参与的要求，并能够组织起来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权利而斗争，这是实现民主的最基本条件。民主权利从来都不是赐予的，而是争来的。南非黑人的反抗斗争表明，他们有资格享受民主权利。

　　在南非，有组织的反种族歧视运动比种族隔离的历史还长。最早建立的解放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甚至比推行种族隔离的国民党的历史还长。1910年南非建立了崇尚白人至上思想的南非联邦，以黑人为主体的南非各族人民从此开始了反对种族压迫，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1912年，民族主义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成立，它标志着南非人民有组织反抗的开始。1948年，国民党在大选中获胜，开始推行其种族隔离政策后，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当局的斗争更具有了政治对抗性。当作为种族隔离政策支柱的“人口登记法”于1950年被通过后，非洲人国民大会开始从狭小的精英团体转变为广泛的群众组织。1959年，又出现了另一个黑人解放组织“泛非主义者大会”。

　　“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起初的指导思想都是甘地的非暴力抵抗和不合作主义。其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和平请愿、示威游行、罢工、罢课等非暴力斗争。但是，在1960年的沙佩维尔事件中，示威的群众遭到当局的屠杀，两个民族主义组织被取缔，被迫转入地下。这次事件使他们坚定了抵抗的决心，也迫使他们开始检讨非暴力的信念，考虑采用革命战略的可能性。1961年，这两个主要的非洲人民族运动组织都组建了武装组织，他们分别称为“民族之矛”和“波戈”，从而提高了抵抗运动的层次。从此以后，黑人解放运动便采取两种方式并用的战略，以政治斗争为主，以武装反抗为辅。黑人运动领袖蒂夫·比利在遇害前就曾说过：“南非通过渐进的方式不能带来变革，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变革。”（丁杏芬:《南非黑人觉醒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载《西亚非洲》，1985年第2期，第27页。）不过，事实上，暴力斗争的设想并未在实践中认真实行。暴力革命的号召主要是反映了部分黑人的激进要求，是他们在经历一次一次挫折和失败后一种急躁和愤懑情感的外露。黑人领袖知道，白人虽然是少数，但却是一个相当大的少数。他们还有着政治、经济等优势，掌握着庞大的武装力量。所以，他们的斗争策略仍然是迫使当局走到谈判桌前。

　　在两个民族主义组织被迫转入地下的条件下，黑人学生运动随之兴起。在60年代，许多黑人大学生投入到各种学生运动中。以学生为中坚的“黑人觉醒”运动教育和组织黑人参加到民族解放斗争中来。黑人觉醒运动兴起之初，基本是“白人种族主义的对立面”。它是民族自尊和自信的哲学，其本质在于解放黑人思想，进行一场心理革命，从而唤起非洲人对遭受压迫的新觉醒，摆脱殖民地人民的奴隶思想。学生运动在1976年的索维托事件后达到高潮。

　　1984~1988年，黑人的反抗斗争达到顶点，在索维托事件后发展起来的黑人工会组织和地方自治的社区团体都扮演了重要角色。1983年，联合民主阵线成立，它是大约600个社区团体、工会和教会的松散联合。如果说从1948年到1969年期间反对势力主要来自政党的话，从1970年后，市民社会组织则开始扮演了主要角色。

　　战后数十年间，黑人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大规模的反抗发生在1952年、1960年、1976~1977年、1984~1988年，一次比一次更强烈，更广泛。人们都已经认识到，强大而愤怒的黑人解放运动必将导致一场革命和内战。而当局以高压政策阻止革命的努力显得越来越难以奏效。有的学者统计了这几次大规模反抗斗争中黑人被捕和被杀害的情况：

　　1952年的“蔑视运动”：被捕：8，000人，死亡为0。

　　1960年的沙佩维里事件：被捕：18，000人，死亡67人。

　　1976~1977年的索维托事件：被捕：5，980人，死亡700或575人。

　　1984年9月~1985年7月：被捕：14，000人，死亡740人。

　　1985年7月~1988年12月：被捕：31，000人，死亡3，361人。（See Timothy D.Sisk,Democratization in South Africa,The Elusive Social Contract,p.65.）

　　面对这样“反抗－镇压－更大规模的反抗－更严厉的镇压”的循环，人们不禁要问，下一轮的反抗和镇压何时开始?它会持续多长时间，又丧失多少生命?当下次反抗运动到来时，政府还有能力对付它吗?当国民党的领袖开始放弃种族隔离政策时，这些问题无疑萦绕于他们的脑际。南非黑人的斗争基本上是和平的，但对革命和内战前景的恐惧，是迫使白人政权走到谈判桌前的重要因素。

2．种族主义的衰败

　　种族主义的衰败是随时代发展而逐渐显现的缓慢过程，但在1991年6月17日，这个过程达到了它醒目的终点。那一天，在德克勒克的领导下，白人占统治地位的三院制议会终于通过法律，废除了种族歧视的法律基础棗人口登记法。这个法案将所有人按种族区分开来。德克勒克总统在议会上发言时说：“1991年将载入史册，这一年，南非最终从制度上废除了对人在法律上的区分，即种族隔离。现在它已经成为历史。”（See Timothy D.Sisk,Democratization in South Africa,The Elusive Social Contract,pp.56~57.）

　　种族主义衰败的一个明显迹象是统治者开始改变观念。特别在1976年到1982年，国民党从僵硬的种族隔离转向了“生存观念”。奥·唐奈尔(O.Donnell)和施密特(Schmiter)在1986年写道：“转变开始到来的明显迹象在于，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统治者开始修改他们自己的统治原则，为个人或团体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See Timothy D.Sisk,Democratization in South Africa,The Elusive Social Contract,p.57.）声名狼籍的人口登记法的废除标志着种族隔离的末日到了。执政党已经单方面改变了原有政治游戏规则的核心部分，亲手埋葬了它创立和维持的种族隔离制度。执政党已经发现，维持种族隔离的权威政治所付出的代价越来越超过从中所得到的好处。

　　种族歧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有一个基本矛盾：即领土隔绝和种族隔离的政治政策(或者说分别发展)与现代化和迅速工业化的经济要求消除种族隔离之间的矛盾。一方面领土隔绝的政策要求将黑人纳入独立的自治国家中，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却又使白人城市地区需要黑人劳动力。

　　这就产生一个基本的悖论：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要求实行种族隔离，但社会经济发展使白人越来越依赖黑人。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南非制造业得到很大发展，黑人工人队伍壮大起来。这使南非经济更加依赖黑人劳动力。种族主义的劳工制度不利于黑人工人队伍的稳定和技术素质的提高，同时黑人工人反抗压迫和岐视的斗争也愈演愈剧。有形和无形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与黑人建立和谐关系，提高黑人的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从而提高黑人劳动力素质，是白人统治者和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所在。而“分别发展”政策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趋势以及日益紧密的经济依存关系更是极不协调。到70年代中期，不仅英裔资本家对种族隔离制度提出批评，而且阿非里卡人资本家也羽翼丰满，与英裔资本家一样，寻求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新的市场。一句话，社会经济发展本身要求改变原有的种族关系。

3．国际社会的压力

　　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成为本世纪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它遭到了大多数国家的强烈谴责。特别是二战后法西斯主义的覆灭，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人权和自由的尊重。美国在60年代也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从60年代起，非洲建立起一系列独立国家，它们同情和支持南非黑人的斗争。在这种国际气氛中，南非政权显得格外不得人心。国际社会对南非当局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压力，使南非种族政权处于四面楚歌的极端孤立状态。国际社会的压力对南非的民主化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当德克勒克在宣布他改革南非计划的同时，呼吁“国际社会重新估计它的立场并对南非正在发生的巨变采取积极态度。”（《独立报》(英)，1980年2月3日。）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国际社会的压力是促使南非统治者进行改革的重要因素。

　　在国际社会的政治行动和南非种族主义的终结之间有着清晰联系。1960年的沙佩维里大屠杀成为一个转折点，南非种族主义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1962年，联合国要求其成员国中断与南非的外交关系和大部分商业联系。1963年，联合国安理会建议对南非实行武器禁运。1968年，联合国通过决议，称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为“反人类的罪行”。1972年，联合国拒绝接受南非代表团的代表资格，从而取消了它在联合国的选举权。

　　国际社会对南非采取的惩罚性措施在两个方面产生了影响：

　　第一，国际社会的行动有效地扼制了南非的经济，特别是在80年代，南非在经济上的损失高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南非的经济基本上是开放型的，因此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很强。政治上的孤立状态使它失去了大批国际投资，断绝了重要的技术来源。甚至为了进口石油和军火都要支付昂贵的“政治成本”。在制裁中南非经济受到最严重打击的是财政，它造成大量资金外流。1986年后的三年中有500多家外国公司撤离南非。截至1990年底，国际制裁已经使南非在金融和贸易等方面损失了400亿兰特(约合160亿美元)。受国际制裁的影响，南非经济萧条，国债负担沉重，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失业率上升。种族歧视政策使南非在国际关系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这种损失，反转来又削弱了可用于维持种族隔离制度的资源。

　　第二，国际社会的制裁及其造成的经济衰落深刻地影响了白人的感受和态度，使他们产生了危机感。无论制裁是否对统治阶级产生重大的直接影响，经济受到伤害的感受的确有效地软化了白人统治集团的种族歧视态度。（Timothy D.Sisk,Democratization in South Africa,The Elusive Social Contract,p.57.）国际社会的制裁还遍及各个领域，比如，在国际比赛中，南非的体育代表团遭到拒绝，南非支持种族隔离的教会组织被国际组织开除等。南非当局急于摆脱这种耻辱的孤立状态。

　　南部非洲局势的变化也直接影响了南非的转变。1974年葡萄牙政变后，其殖民地莫桑比克和安哥拉于1975年相继独立，这使南非当局面对莫、安两个“共产主义政权”以及苏联、古巴在南部非洲的军事存在，他们感到“共产主义进攻”迫在眉睫，其种族主义制度的“安全”受到威胁。南非军方对战略安全的担心，成为影响博塔政权政策的一个基本因素。而津巴布韦(1980)和纳米比亚(1989)实现黑人多数统治，又鼓舞了南非黑人的士气，对南非形成了更大压力。此外，主要由于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外交政策的调整，到1989年，美苏在南非问题上几乎接近一致，其合作与默契是前所未有的。双方都推动南非各派进行政治谈判，实现和平解决。

4．宗教的政治作用

　　南非基督教信徒约占总人口的78%。黑人中有75.8%是基督徒。基督教第一大派是非洲本土教会，其领导人和信徒都是黑人，强烈反对种族主义。第二大派是荷兰归正会，以白人教徒为主，72%是阿非里卡人，曾是种族隔离政策和奴隶制的坚定支持者。1982年，它被世界归正会联合会开除。第三派是罗马天主教。1958年，罗马教皇制定了改革方针，1963年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和教皇保罗二世发表的《人民进步》通谕，允许圣职及礼仪的非洲化，使天主教在70~80年代在非洲迅速发展。教徒中黑人占80%。此外较重要的教派有圣公会，黑人教徒占一半，一向反对种族隔离制度。黑人大主教德斯蒙德·姆皮洛·图图是著名的反种族隔离运动的领袖，并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在基督教各派中，除归正教外，各派都反对种族主义。他们的根据是基督教的教义。如圣公会大主教图图所说：“作为一个基督教徒，我之所以要反对这个罪恶的、不道德的种族隔离制度，是出于我对上帝的信仰棗教会有责任、有义务为人类讲话，特别是为那些孱弱的、忍饥挨饿的、受压迫的和遭践踏的人们呐喊。”（引自李广主编：《非洲名人传》，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114~115页。）进入60年代后，归正会也开始出现分化。1960年，南非荷兰归正宣教会接受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谴责种族隔离的决议，1962年，又宣布可接纳反种族主义者为该会教徒。1986年，荷兰归正会发表《教会与社会》宣言，指出“种族隔离作为一种政治的和社会的制度，使人们在基督教伦理领域不能受到公正地对待”。并宣布停止以《圣经》来论证种族隔离制度的合法性。至此，基督教各派立场趋于一致，皆反对种族隔离。教会的立场受到政府当局的重视。德克勒克上台后，于1989年10月会见反种族主义的宗教领袖图图、奇凯恩、博萨克等，讨论了白人当局与黑人组织间的对话问题。政府态度的转变与宗教界政治态度转变密切相关。（参见黄若迟：《论南非宗教及其社会文化作用》， 载《西亚非洲》，1986年第3期。）

5．博塔时期：种族主义的危机和松动

　　由于上述诸种原因，在博塔政权(1978?989年)期间，种族主义政策已经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在国内，尖锐的种族矛盾使国家陷入“停滞、仇视、分裂、紧张和冲突”的恶性循环。黑人的反抗斗争不断把南非推向内战和革命的边缘。博塔已经明确地认识到：“潮流已经转向了，在我们被冲走前，必须变革”。（《新非洲人》杂志，1990年3月，第14页。）在国际上，种族主义政权完全孤立，面临日益强大的压力。内部的动荡和外部的制裁使南非经济也陷入深重的困难境地。从1984年到1989年的6年中，国民生产总值有4年为负增长。

　　在博塔政权后期，对种族主义政策进行了一定调整。国民党的指导思想开始由种族分离的僵硬教条向一种“生存意识”转变，开始寻求一种新的政治游戏规则。它以保障白人安全为出发点，一方面取消一些“不必要的和有伤害性的法令”，以缓和种族关系；另一方面，又要使用一切手段阻止黑人革命，维护种族主义统治。

　　为缓和种族关系，博塔政府首先给有色人(混血种人)和亚洲人有限的参政权。通过宪法改革，在白人议会外，另立有色人议会和亚洲人议会，三院制国会不仅在议席分配上保证白人压倒多数的地位，而且通过划分“内部事务”和“一般事务”，使有色人议会和亚洲人议会无权过问防务、财政、外交、司法和工商业等重大问题，只有权管理本种族内部的教育文化和社会福利。特别是黑人仍被排除在外。其次，博塔政府也软化了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政策。黑人工会获得与白人工会同等的地位，一些不太重要的种族隔离措施被取消。

　　博塔的改革在统治者内部出现了分岐，其最初的迹象表现在1982年国民党内部的分裂。20个国民党党员对开始调整和松动种族主义政策的总理博塔投了不信任票。这使党内的争论表面化了。双方的分岐是深刻的，涉及到南非白人政治的基础。改革者意识到了权力平衡的变化，而抱守陈腐信条的保守派却拒绝承认这一点。结果是这些保守派被开除出国民党，他们成立了保守党。统治集团内部改革一派占了上风，这是向民主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

　　博塔改革的目的是白人统治的安全。统治者意识到，只有作出一定程度的改革，才能保证白人统治的安全。所以，博塔做出一些象征性改革，但在根本问题上不让步。它仍坚持国家制度以种族划分为基础，拒不实行真正的民主，放弃白人的统治权。他说：实行“一人一票，这个国家就完了，永远完了”。（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棗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下)，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826页。）而黑人解放运动最迫切的要求就是实现民主，即多数人的统治。曼德拉指出：“最关键的斗争是在政治领域”。（Nelson Mandela,The Struggle in My Life,London,1978,p.175.）所以，博塔改革的初衷是松动一下阀门，以减缓压力，避免爆炸性后果的出现，结果是不但没有安抚反而引发了黑人更大的不满和抗议。这就为德克勒克上台实行实质性的改革打开了道路。

三、民主化进程

　　随着旧秩序的逐渐衰败和黑人解放运动的成长，到80年代末，南非开始步入变革的轨道。黑人运动的成熟使他们已经能够掌握政权，多数占统治地位的白人也已经改变观念，准备放弃种族隔离制度。向民主过渡的条件已经成熟。政治舞台上的各派尤其是他们的精英都已经开始意识到，解决冲突比无尽无休的斗争要好。而要解决冲突，必须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通过双方作出让步和妥协，考虑到各派历史、意识形态，各派的利益，以及各派的力量对比和影响等，制定出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在这里，各派的妥协宽容精神和灵活态度对于实现过渡至关重要。

1．向民主化转型的七个步骤

　　博塔执政时期，南非的种族主义政策开始松动，从1989年到1993年是南非的转型期，到1994年多种族的大选，民主的新南非正式诞生。

　　南非的民主化经历了从解冻——解除党禁——谈判棗——除种族隔离法——制宪——大选和建立新政府诸阶段，最终确立了民主制度。

　在白人方面，其态度的转变经历了若干阶段：种族主义情绪衰落——放弃种族隔离政策－与黑人和谈——允许黑人参政但不放弃白人统治——承认多数统治的民主原则。

　　在黑人方面，其斗争方式经历了街头(对峙)——谈判桌(妥协)——投票箱(合作)”，或“子弹”(武装斗争)——“选票”(合法竞争)诸阶段。

　　民主化进程的每一步联结起来，就是政治游戏规则的崩坏和重新定义。根据塞斯克的研究，南非向民主化的转型经过了七个阶段：

　　第一，旧的统治结构的衰败。种族隔离的失败导致先前的隔离制度让位于随后的对隔离制度的改革。

　　第二，互相伤害的对峙得到发展。冲突的双方都没有能力单方面建立起一套新的规则。80年代期间，当局与黑人解放运动间冲突的焦点就在于每方都想把自己的一套规则强加给对方。当局企图通过改革来实现，而解放运动一方则想通过革命来实现。借用巴特曼(Bartmam)的话说，就是“相互伤害的对峙”逐渐导致使1989年的解决方案“成熟”的冲突。

　　第三，双方选择通过谈判建立一套新规则，结束对峙。通过谈判制定新规则结束对峙，是整个过程关键的一步。对于南非来说，这一步的实现，是结构性因素和其它有利因素在适当历史时机汇合的结果。

　　第四，各方首先拟定一个制定新规则的初步程序。南非谈判的进程揭示出，一个初生的宪法结构是怎样在讨论“关于谈判的谈判”的中断中创造出来的。在这个最初谈判过程的每一步，政治家们自已的制度选择使谈判过程克服了前途莫测的困难和骚动而得以继续。

　　第五，各方开始商讨领导过渡时期的原则。也就是当新秩序尚在谈判中的时期的临时规则。随着创造新的民主制度的前景日益明朗，各方开始选择一种适宜的机构来协商和制定新的政治规则。

　　第六，各方必须就新的政治游戏规则及其实施进行谈判。也就是谈判建立结束种族歧视后民主国家的宪法结构。他们设计出一整套民主的组织机构，公布被认为多少具有永久效力的新宪法。

　　第七，谈判如何实施和推行新的规则，也就是说要建立新的政权。把原来达成的协议在新政治体系中转变为法律，自然是这个过程的顶点，对于其实施也是关键性的。这一点无论对临时性的安排还是对于最终的宪法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See Timothy D.Sisk,Democratization in South Africa,The Elusive Social Contract,pp.13~14.）

2．从对抗到对话：　

　　1989年，德克勒克取代博塔，承担起了政治改革的沉重使命。这年9月，作为国民党新主席的德克勒克在竞选演说中提出：“种族歧视必须取缔，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他相信，“在每个寻求和平的人之间进行讨论和谈判是走向未来的关键”。德克勒克当选后，在就职演说中郑重表示对政治改革承担义务，“通过和平手段建立新制度”。上任后，不断保证要实行“彻底改革”，让占人口多数的黑人“分享国家权力”。10月，他提出了一项五年改革计划，其核心目标是：修改种族集团的概念，主张南非人将根据他们“共同的价值标准”而不是肤色来治理自己的事务。通过与黑人组织进行谈判，开创“新时代”，建立“新南非”。

　　1990年，政治解决进程正式启动。这年2月，德克勒克在议会开幕式上宣布，撤消对非国大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南非共产党的禁令，决定释放被监禁了28年之久的反对派领袖曼德拉。同时表示，政府准备修改政策，通过谈判制定一部新宪法。并呼吁黑人领袖们与政府一道坐到谈判桌上来。

　非国大对此作出积极回应，1989年8月，该组织提出了为创造和平谈判环境必须做到的5个先决条件。曼德拉表示：“我们准备谈判任何问题，谈判意味着准备妥协。”而德克勒克也承诺：他“保证对谈判承担义务，并促进这一进程”。

　　这样，代表少数白人政权的南非政府和代表黑人解放运动的非国大两派开始从对抗转向对话。双方经过激烈的斗争与妥协，首先完成了“关于谈判的谈判”，结束了敌对状态。作为对话的初步成果，1991年，德克勒克政府废除了80多项种族主义的立法，有近140项法律中的种族主义内容被删改。这在法律上使种族隔离失去了依据。同年9月，执政的国民党代表大会提出新宪法草案，同意给黑人公民权。这些变化为制宪谈判的展开铺平了道路。

3．对话与妥协：新的社会契约

　　种族隔离法被废除和黑人的公民权得到承认后，剩下的就是关于宪法的谈判，即如何分配国家权力，如何组织新政府的问题。

　　1991年12月，南非19个主要政党和政府的代表在约翰内斯堡举行多党会议，讨论了制订新宪法的指导原则、建立过渡时期临时政府、通过普选产生制宪会议、将黑人家园并回南非等问题。会议签署了《意向宣言》，强调与会各方将建立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民主的新南非。这标志着南非的政治改革已进入实质性的制宪谈判阶段。

　　德克勒克的一系列改革刺激了白人内部右翼势力，他们向德克勒克的改革提出挑战。1992年3月，德克勒克举行了白人的公民投票，对改革政策进行表决。公民参加投票的热情极高，人们冒着高温排着长队投票，参加投票的人数达到登记公民数的85%。公决结果，支持民主改革计划的占68.61%。这次投票表明，多数白人已经放弃了种族主义态度，认同给黑人以平等的政治权利。通过这次投票，德克勒克的改革方案获得了白人的“批准”，来自白人方面的阻力已经被排除，右翼种族主义者已无力阻挡或扭转改革的方向。

　　为制定新宪法所进行的多党谈判步履艰难。谈判中一个关键的分歧在于：国家权力怎样分配，如何行使。非国大要立即实现“黑人多数的统治”，采取英国式的“胜者独揽一切”的选举制度；而当局认为这样会导致黑人多数对白人的统治，这正是他们最恐惧的。他们要求通过建立两院制议会，使白人少数有“政治否决权”，从而在宪法上保障白人和黑人以种族集团为基础永久分享权力。

　　双方经过了激烈的讨价还价，一度谈判陷入僵局。最终双方都以现实和理智的态度作出了让步。进入1993年，他们在统一的南非、一人一票的选举、基本人权、独立的司法等方面的立场都趋于一致，而且在政治过渡方式上的分歧也逐步缩小。1993年6月3日，多党谈判委员会正式确定1994年4月27日举行南非首次多种族大选。1993年11月制宪谈判取得决定性的突破，曼德拉、德克勒克等21位南非各派领导人签署通过了《过渡宪法草案》。过渡时期宪法是向旧南非告别的宣言书，从此南非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12月，南非议会通过了南非历史上第一部非种族主义的临时宪法，即《南非共和国宪法草案》。南非各派政治力量终于通过谈判达成了一项分配权力的社会契约，在法律上结束了白人对政权的垄断，确立了没有种族差别的民主原则。

4．妥协与合作：民主的新南非

　　1994年4月26~29日，南非按预定计划举行首次多种族全民大选。大选有2，000多万人参加，其中70％的的选民是第一次获得选举权的非洲人。“许多黑人选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在凌晨2时就赶到投票站，在瑟瑟秋风中裹着毛毯，排队等候7时开始的投票。”南非《星报》这样描写从空中俯视索韦托黑人投票的情景：“排队投票的黑人群众站成了一条长龙，它蜿蜒曲折，尤如举世闻名的中国万里长城。”

　　5月6日，大选结果揭晓：非国大以62.65％的多数选票获胜，国民党得票20.39％位列第二。5月9日，非国大主席曼德拉当选南非首任黑人总统，10月宣誓就职。南非各派势力接受了民选的结果。许多观察者都说，大选如此平静，简直是个奇迹。而1994年5月10日这天也就标志着南非和平转型的结束。11月，由非国大、国民党和因卡塔三方组成了以非国大为主导的多党联合政府。

　　大选的顺利完成和新政府的建立，宣告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正式结束。占人口3/4的非洲人第一次获得选举权，有色人和亚裔人也摆脱了二等公民的地位。一个民主、平等的新南非诞生了。

　　1996年5月8日，南非通过新宪法，其中未规定现政府1999年任期届满后继续实行多党联合执政原则。次日，国民党退出民族团结政府，成为反对党。作为过渡形式的多党联合政府让位给多党竞争的定型体制。

四、成就与问题

　　南非由种族隔离制度走向平等和民主，深刻对立的种族集团由敌视而转到和平谈判，最终达成妥协与合作，这是一个政治奇迹，也是一场深刻的、内容广泛的社会变革，它包括政治权力、经济结构、社会组织、文化心理等诸多方面的巨大变迁。南非不经过内战就解决了困扰着它上百年的种族压迫问题，消弭了种族间的主要分岐，这在改革前人们还是难以想象的。南非当局和黑人运动领袖以其符合时代精神的现实与理性的态度，宽容与妥协的精神，实现了政治制度的和平转型，避免了革命的震荡和破坏。人们曾担心的白人右翼反叛未成气候，他们虽然曾声称要“血洗南非”，破坏大选，但终未实行。民意是强大的力量，各方都能接受民意的选择。以民意为合法性的现代观念深入人心。

　　南非经验向人们表明，在一个深刻分化和激烈冲突的社会里，仍然可以不用高压和独裁手段，而是通过各派和平谈判达成一种社会契约的方式解决矛盾，实现民主。

　　大选后的南非政治十分稳定，南非人称之为“密月”。民族团结政府以和解、稳定、发展为中心，采取稳妥的政策，顺利实现了从白人政权向多种族联合政权的过渡。大选后白人曾担心黑人多数的独裁，对白人实行报复，这些都没有出现。没有反政府的游行示威，没有种族仇杀的暴力行为。种族和解精神已深深植入人们心中。新南非已经走出了分裂、动荡、骚乱的困境，迈向充满新希望的未来。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南非将不再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国家。种族歧视和不平等在国家体制和法律上被废除之后，它在社会的广泛领域还会长期存在。在种族矛盾开始缓和之后，阶级矛盾对于南非这样一个新生的民主国家来说，仍然是一个突出的问题。黑人与白人的矛盾在种族层面淡化后，其经济上的不平等会变得更加刺目。南非新政权也面临着诸多考验。它能否迅速地发展经济从而解决长期积累的黑人贫困问题，能否有效地管理国家，这都会直接影响民主的前途。近几年南非犯罪率激增就使乐观的人们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人们认为，南非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其扑朔迷离不可预测的因素很多。民主制度只是在不同种族和种族内部各派间建立起一种动态的平衡，这种平衡有一定的脆弱性。在新政权的一潭静水下仍翻涌着不可预测的社会潜流，这种潜流一旦碰上水底礁石，说不定仍会泛起惊涛巨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