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憲法第一條應該是中國是入息中位線以下的公民領導的 - 文明社會的科學憲法要用數據說話 [ 4636 bytes | 2014-10-24 ] [ 1 ]
梁振英的萬四論 目的是引導中國人民解放軍屠城於香港-Majority cycling constraint-[3552bytes|2014-10-24]
梁萬四: 愛國即是愛黨魁，愛港即是愛富豪 -資金瓶頸 多數人循環 富不過三代-[0bytes|2014-10-24]
中國憲法第一條應該是中國是入息中位線以下的公民領導的
發帖者：文明社會的科學憲法要用數據說話 (時間：2014-10-24 10: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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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憲法第一條應該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入息中位線以下的公民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家
文明社會的科學憲法 標榜自己是民主的，那就要用數據說話，用精確的數據來行文 月工資在14000元以下的廣大的大多數的公民，是這個國家的主人
沒有數據，香港特首梁振英就可以信口開河了
梁振英的萬四論 目的是引導中國人民解放軍屠城於香港
發帖者：Majority cycling constraint (時間：2014-10-24 10:4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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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保證自己富能過三代？窮人之中，誰能保證自己將來不能發財發家致富
梁振英以14,000元收入限制選民權利
獅子山頭的「我要真普選」宣言，同舟共濟、無畏無懼的獅子山精神，在港人爭取真普選的抗爭中再度煥發光采，這也是打破梁振英叫囂的太平山均衡選舉的希望所在。
普選的基本定義就是普及、平等，無論是住在太平山的富豪，還是住在獅子山下的窮鬼（基層市民），不只應有同等的一人一票的投票權，更應有同等的選擇權，即有機會投票給自己心儀的候選人，而不是被迫在經小圈子篩選後的候選人中作二手選擇。
宣稱要在任內實現普選的梁振英，在接受《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及《金融時報》三間英美傳媒訪問時，不只重申不會接受公民提名，又稱若提名，是明顯要與半數月入低於一萬四千元的市民對話，政府政策會傾斜貧窮人士，造成福利主義，不利營商環境。
梁振英以14,000元收入劃分選民的依據不得而知，但顯然是對基層市民的選舉權的侵犯，是對他們的尊嚴的冒犯，宣稱的就是：愛國即是愛黨魁，愛港即是愛富豪
梁振英為什麼要拋出萬四論？是單純地為了說明選舉均衡論嗎？當年港府進行《基本法》23條立法諮詢時，保安局長葉劉淑儀認為諮詢的士司機、酒樓侍應、麥當勞服務員是浪費時間，結果刺激更多市民上街反對立法？
如果當年身為行政會議成員的梁振英沒有忘記這段歷史，那麼他就是用心險惡－－公然歧視基層市民，激怒更多市民參與占領行動，激化市民矛盾，達到最終讓共軍殺人立威
梁振英認為民主有「使低收入者成為主要政治力量的風險」。大陸很多一知半解的偽「右派」中流行的一種觀點，連崇拜者眾多的茅于軾，在微博上也常把民主描述成企業家的地獄
實際上，這個觀點無論在價值層面還是實證層面，都完全禁不起推敲。
在一個正常國家，左派不用說了，即使是右派政黨和學者，也斷不會把社會保障看成是洪水猛獸。
「資金瓶頸」(financial constraint)理論，要讓市場機製發揮作用，必須讓每個人（尤其是未成年人）有機會接受基本的營養和教育，有機會參與到市場競爭中，市場也才能享受到每個人的才智被充分利用的好處。即使是有錢人和代表他們的右派團體也很明白，一個缺少上升渠道的社會是可怕的。一群本來有可能獲取正常職業的年輕人會變成無業者，進入性服務業甚至犯罪組織；即使是找到正常職業，也可能因為沒有教育資源而沒能創造出他原本可以創造的社會財富。這些不僅對窮人自身，對富人也是同樣危險的。
民主導致窮人瓜分富人財產這個判斷在實證上是完全被證偽了的。世界上由民選政府「打土豪分田地」的例子可以說聞所未聞。大多數新興民主國家，如拉丁美洲和東南亞，最大的問題從來就不是窮人發言權過大，而恰恰是富人發言權過大。雖然他們在這個問題上已經遠比獨裁國家要緩和，但是畢竟政府問責的途徑尚不完全暢通，富人的話語權、政策影響力、自組織能力仍然不成比例地高於窮人。
至於已經很富有的發達國家，由於整個社會的信息獲取效率和自組織能力已經非常之高，富人和窮人之間的政治不平等當然會縮小，再分配的規模也自然大幅增加。但即使如此，再分配也遠沒有達到災難性的程度，富人資產的安全性仍然遠遠高於生活在專制國家的富人（雖然名義稅收更高，但是被沒收的不確定性更小，各種諸如行賄的灰色成本也更少）。
為什麼民主從來不會演變成打土豪分田地？多數人循環(Majority cycling)理論，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社會矛盾是窮人vs富人這一個單一緯度構成的，窮人內部和富人內部也有大量的利益衝突。同一個行業中的兩個企業也往往處於競爭關係，哪怕二者的「階級構成」相仿。同理，窮人和富人之間也有利益上的共性，即使你只是個底層工人，你也不會希望自己的老闆破產讓自己失業。除了這些純經濟利益的衝突之外，每一個社會還有大量關於宗教、族群、語言習慣、環境保護、性取向等非經濟性質的價值衝突。這些也都讓同一經濟階層內部充滿勾心鬥角，於是不得不從其他階層那裡尋找同盟。
總有人說，選民很傻，不知道怎麼照顧自己的利益。真的麼？不信你找一個美國普通的體力勞動者，問一問他瓜分富人財產會對他有什麼影響？他的回答必會讓你刮目相看。
總之，沒有一個民主國家有永遠的多數派，多數派中的任何一個群體都要擔心自己有可能變成少數派，即使短期內不會，他們也與少數派有各種利益關係。因而他們不會蠢到搞什麼「多數人的暴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