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在要求別人的同時，也應該有勇氣把自己那些曾經不堪的歷史揭開來。當然這並不意味着我替日本篡改教科書鳴不平，我認為刪改歷史是一種非常齷齪的事情，歷史是怎麼樣的就應該實事求是地寫，因為那是過去的歷史，現代人應該對正確描述歷史有所擔當。



受訪嘉賓：宗澤亞，旅日華僑，日本研究學者，畢業於中山大學，曾在中國科學院工作。八十年代未移居東京，歷任化學工程師、電子工程師等職。多年專注日本古代民間風俗文化及近代中日甲午戰爭史的研究，代表著作有《清日戰爭》。

採訪：曹樂溪

日本不存在復活軍國主義的溫床

共識網曹樂溪：首先想請您談談明治維新前後日本的右翼勢力的發展。明治維新使日本脫亞入歐，躋身世界強國的行列，但也使得日本走上了對外擴張侵略的軍國主義道路，您是怎麼看待日本右翼勢力的發展的?

宗澤亞：右翼勢力的發展，近代的我不是很了解，在明治維新開始的時候，這種所謂的右翼勢力實際上並不存在，日本發動了幾次戰爭以後，國民處於一種很沸騰的狀態。我跟很多人講，清日戰爭實際上激發起國民對明治維新的信心，因為在明治維新前期，國民對明治維新是缺少信心的，明治維新展開以後，相反老百姓的日子變得很辛苦，這樣的話，老百姓階層對明治維新沒有什麼信心，也不知道明治維新是什麼。甲午戰爭日本打贏了以後，國民沸騰了，才感覺到明治維新給他們帶來了很大利益。明治維新經過了很長一段時間以後，老百姓的生活質量才逐漸走向正軌。

接着就是日俄戰爭。日俄戰爭實際上是建立起了大和民族的自信心，日本已經可以把世界上的強大的俄國給打敗。接着以後又出現了北清戰爭，北清戰爭在中國歷史上被稱為義和團事件，日本則講的是北清之亂、北清戰爭。其實我一直認為稱“義和團事件”是不準確的，因為它是一次實實在在的戰爭，老佛爺和八國的宣戰，這麼大規模的戰爭，死了那麼多人，實際上它就是一場戰爭而非事件。

明治時代日本跟中國有關係的這三場戰爭，激發起了日本國的自信心。日本的一些所謂“國粹型”右翼勢力也是從這個時候衍生起來的。這種右翼勢力以後又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二戰的中日戰爭而得到發展。

所以說日本是從一個不自信的國家逐漸走向了一個自信的國家，最後又發展到自信過頭，出現了軍國主義和右翼勢力。現代的右翼勢力，其實概念是比較模糊的，現在我們所感受到的右翼勢力，就是在日本大街上喊口號的，開着宣傳車一路走一路唱，唱軍國的歌曲，這些人根本就是一小撮，日本的老百姓也是不歡迎他們的。

共識網曹樂溪：您覺得這種軍國主義不是現在日本社會的主流?

宗澤亞：對，根本就是一小撮，比如是一個什麼什麼會，組織了那麼幾個人。但是表達自己的思想並不違法，所以他們還是可以存在的。中國一些新聞媒體和國人往往就看到這一小撮，感覺它好像是一個全國的現象，民眾的主流，其實並非如此。

您談到了復活軍國主義的提法，日本真的想復活軍國主義嗎?從我的視野來看，我覺得日本並不想復活軍國主義，因為它不存在這樣的溫床。也就是說國民是不贊成戰爭的，日本國民對中國的態度普遍比較友好，雖然兩國在釣魚島上有些摩擦，但大家認為這是政府與政府間的話題，跟實際的民間交流往來沒有什麼太大關係。日本的電視新聞里會介紹中國的軍機到釣魚島又繞了一圈，艦隊也在釣魚島附近巡航，但日本老百姓心態都很平靜，並不像我們中國那樣感覺很強烈。因此，軍國主義在日本的復活在我來看是沒有這種跡象的。當然了，日本很重視一種軍力的平衡。從戰爭論的角度來說，什麼樣的情況下會發生戰爭呢?就是當軍力發生了極度不平衡的時候，很容易發生戰爭。例如像前幾十年，美國和蘇聯進行軍備競賽、冷戰，在這種情況下大家都處於一種軍力平衡的狀態，這樣不容易發生戰爭。日本現在很害怕中國的軍力會超越它，平衡被打破以後，戰爭的可能性從理論上來講會發生，日本現在也在不斷增強它的軍力，現在不是說要把自衛隊改成國民軍麼，也是從這個思路上來考慮的。

這一行為是否要被定義為復活軍國主義呢?我覺得好像還不能這麼說。日本的憲法裡明確規定了“禁止戰爭”，而且想要發動戰爭，國會一系列的手續是非常煩瑣的，各個關口都不允許戰爭出現。日本國維護憲法精神的意識還是堅定的，所以我覺得國家軍力的增強並不代表它在復活軍國主義。

培養精英的中國應向日本學習教育公平

共識網曹樂溪：最近新一屆的諾貝爾獎揭曉，有兩位日本科學家、一位日裔科學家獲獎。日本在科研創新、教育方面都比較發達，您認為這種教育上的先進和明治維新時期政府對教育的重視及投入有關嗎?有哪些方面是值得中國借鑑和學習的?中國現在好像很難培養出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大師，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宗澤亞：我覺得中國的教育和日本的教育其實有較大差別。日本教育是一種普及性的教育，全體國民都要基本達到一個要求的水準;中國則更注重培養所謂的頂尖的精英，這種教育有不少弊端。一個國家水平的高低，要看該國國民的平均教育水平，如果說這個國家的精英階層教育水平挺高，普通老百姓卻很低，教育就會失衡，這種差距會反映到社會的各個領域裡。日本明治時期就主張推進全民教育、全民識字，經過日清戰爭以後，國民的教育水平提升得很快。其實在江戶時代，日本的教育水平就相當高，比明治初期還要高，明治維新推翻了江戶時代的幕府，國家處在一種很幼稚的階段，國民的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都在下降。日清戰爭以後，日本把中國的賠款拿出一部分用於教育，這對於全國教育的普及推進有了很大幫助。

因此，日本對於普及性教育主張的持久性推進，我覺得這是它在教育思想上的一個很重要的落腳點。中國一直強調培養精英人才，在某種程度上把人教育傻了，很多優秀的知識分子，雖然功成名就，但但很自私;而潦倒落寞的人才又很抑鬱，自殺的情況屢見不鮮，這是教育在心理上把人扭曲的種種後果。

另外，日本的教育是建立在一個公平原則的基礎上的，日本人從小就教育孩子們講究平等，無論你的家庭背景多麼優越或者多麼貧窮，同學們在一起，大家都是平等的，要是誰欺負誰的話，學校就會當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處理。當然，欺凌現象在日本並不鮮見，但人們普遍的態度是很明確的，欺凌者必會受到批評和懲罰。反觀中國的教育在這方面差距較大，尤其這些年來中國的功利主義和拜金主義導致學校教育一切向錢看，這是一種非常扭曲的現象。

在這樣一種教育思想下，中國人很難拿到諾貝爾獎。在許多研究領域，中國人顯現出一種特有的浮躁感，凡事不求甚解，這也是很多媒體爭相議論的一個現象。為什麼日本就能拿到那麼多諾貝爾獎呢?前兩天日本的新聞媒體追蹤報道這些新晉的諾貝爾獲獎者，其中一個人是發明了藍光LED燈，就這麼一點技術做了三千多次實驗。一個實驗就需要耗費挺長的周期，三千次實驗更是需要數年的精力，表現出他們貴在堅持的精神。我們國家也有這樣的人存在，但為數寥寥。

中國在教育方面向日本學習，不光是要學習日本那些拿諾貝爾獎的大師，還是要關注他們普及性、基礎性的教育方法。其實單論數理化這樣的基礎教育，中國比日本強，日本小孩培養的是公平教育，中國小孩從小隻學數理化，而忽略了知識背後的教育理念和價值觀的培養，當小孩長成人以後，思想境界肯定是不一樣的。

共識網曹樂溪：你談到教育公平這個話題，反映出了目前中國教育普遍存在的一種現狀，家庭背景、戶籍、貧富等外在條件決定了你的教育水平，甚至將來工作、就業的出路也與此掛鈎。在這樣的一種情形下，對於教育資源的競爭變得格外激烈，人人都在想法設法爬到金字塔的頂端，而忽略了被他們踩在腳下的人。

宗澤亞：對。在日本我有一個非常深的感觸就是，當談到自己理想的時候，日本的孩子們都在說，我將來要當個廚師，當個保育員，要當個警察，他們設定的目標往往並不是很高。不像中國的孩子，一說起夢想，就是要當科學家，要當工程師，目標特別遠大。要知道我們這個社會對工程師、教授的需求是很少的，不可能所有人都能去當教授和科學家，總是有人會在普通階層做平凡的工作，而人們的社會地位並不應該因為他所從事的職業，而被劃分為三六九等。

刪改歷史是一種非常齷齪的事情

共識網曹樂溪：您在書中寫到，明治維新政府將民間自由主義的教育形式整編成中央集權的國家主義教育形式。這樣做的好處可能在於更好地推進了教育的普及，但是也存在一些弊端，比如說政府會通過教育來為集權統治服務，前段時間日本在修改教科書方面，在國內會引起一些比較大的抗議，您怎麼看?

宗澤亞：日本在明治時期比較注重中國的儒家思想的教育，講究忠孝仁義。日本之所以民族凝聚力非常強，也是受到這種思想的灌輸，人人都要效忠天皇。所以人們在精神上被忠孝洗了腦，願意為以天皇為根干的國家去賣命。

其實中國的普通百姓對於日本修改教科書的情況不是很了解，往往一聽到修改教科書就如臨大敵。日本的教育分為兩種體制，一種是公立學校，一種是私立學校。公立學校都是國家統一編寫教材，這是占了大多數的;私立學校有自行編纂教材的權利，日本文部省負責指導和審查。有個別學校屬於剛才所說的受右翼勢力影響的，在他們編寫的教材中戰爭部分這裡做了手腳，隱瞞和否定日本在戰爭中犯下的罪行。這樣的學校是極少數的學校，並非日本大多數學校。

反過來講，中國編寫的教科書也存在掩蓋歷史的傾向，比如說大清國的時代，朝鮮被認為是大清國的屬國，越南是屬國，琉球也曾經是屬國。在那樣的歷史環境下，大清國對朝鮮也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所以在朝鮮的近代史上老百姓一直非常貧困，國家政治落後，關於這些我們的教科書沒有相關介紹。再如，歷史上大清朝屠殺漢民族五千萬人，這樣的歷史在我們的教科書上也沒有體現。我覺得在要求別人的同時，也應該有勇氣把自己那些曾經不堪的歷史揭開來。當然這並不意味着我替日本篡改教科書鳴不平，我認為刪改歷史是一種非常齷齪的事情，歷史是怎麼樣的就應該實事求是的寫，因為那是過去的歷史，現代人應該對正確地描述歷史有所擔當。

相比之下，美國人對孩子儘量都不教育那些涉及政治的東西，因為在孩子未成年時期，政治的東西會左右他們的成長。等到他成人以後，所受的教育已經讓他有自己的判斷力了，才涉及到各國政治的學習。而我們的教科書從小就灌輸孩子政治的話題，這在孩子的思想發育過程中會產生一些負面的作用。

中國應該賦予國人“國民”地位和自由表達的權利

共識網曹樂溪：您剛才提到了日本的國民性，在《明治維新的國度》這本書裡寫到，明治維新最重要的成功之一可能就是形成了日本的國民意識。您如何理解國民意識?目前中國也是在倡導提高公民意識這樣一個概念，您覺得中國的“公民”和日本的“國民”有什麼區別?

宗澤亞：日本在明治維新開始時就着手樹立國民意識，可是我們國家到目前為止並沒有國民這個概念，只有孫中山的一貫主張賦予中國人國民的地位，成立中華民國意圖建立國民國家。可以說以後的歷史中，中國的國民就消失了，國民變成了人民。現在我們國家定義的民就是人民，也稱公民，這都是很中性的詞彙，而國民是有性的，是代表一個國家的民的存在。可是我們國家要想真正地發展強大起來，必須把民和國家維繫起來，人民要成為國家的，國家要對人民負責。因此在很多採訪中我都強調我們國家應該把我們的人民稱為“國民”，別看只是一字之差，對老百姓來說這其中包含了一個對國家的責任感。例如我們的國人到海外旅遊，如果他們能意識到自己是中國的國民，就會自覺用國家意識來約束自己的行為，就不會因為只是偌大國家下的一個微不足道的普通小老百姓，忽略了維護國家形象的責任感。

共識網曹樂溪：您說的很對。目前在中國老百姓還是會把自身利益看得更重一點，自身利益和國家利益之間的聯繫是比較少的，不少人把自己稱為一介草民或者屁民，這種自嘲般的稱呼背後，大概也是一種對自身社會地位微不足道的感嘆吧。

宗澤亞：在明治維新的時候，國家就賦予了它的老百姓為國民，可是當時的老百姓並沒有理解國民的含義，但他們覺得很新鮮，於是戴着這頂國民的帽子開始了他們的社會嘗試和一系列的作為。就好比我們的解放戰爭結束，國家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那個時候全體中國人民都有一種沸騰的感覺，我們當家作主了。那已時期和明治維新人們的心理狀態非常相似，覺得人民當家作主，我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了，非常自豪。

從天皇來講，日清戰爭的時候，他個人是反對對大清國開戰的。天皇有兩個角色，一個角色是私的天皇，一個是公的天皇。私的天皇就是睦仁天皇，睦仁天皇是他的名字，公的天皇是明治天皇，代表了國家。天皇雖然個人反對戰爭，可是一旦國家決定要開戰，他必須以國家的明治天皇的身份，一個日本國民身份的角色參與這場戰爭，指導這場戰爭。清日戰爭的書中也寫到戰時日本妓女把自己的儲蓄拿出來獻給國家，她這種行為都是作為一種國民的意識，去獻身國家。所以國民的力量是非常強大的，我希望我們國家也可以秉承孫中山奠定的國民的概念，賦予人民國民的地位，這是非常重要的一種思想指引。

共識網曹樂溪：關於明治維新後期的自由民權運動，它對於推進日本政治和社會的現代化有什麼意義?

宗澤亞：我可以給你看一個圖片，這個圖片非常微妙的表現了明治維新時期新聞媒體出現管制的諷刺畫。在明治維新剛開始的時候，政府給予了媒體很多的自由，讓大家來表達對社會的意見，對憲法的看法和社會的一些現象，可是由於這個口一放開了以後，有些媒體就開始對隨意政府說三道四了，批評政府的言論滿天飛，這時候政府就發布了管制令，讓這些媒體全都封口，以後發表的新聞通過警察局才可以發表。這幅畫表現的就是外國人諷刺日本政府當時對新聞的管制，批評憲法主張的民權空有虛名。

關於如何評價自由民權運動對日本政治現代化的意義，我覺得雖然日本在一些地方進行管制了，但是民權運動的展開還是比較順暢的，主流還是主張自由民權。限制主要是在幾次戰爭過程中，日本在海外打仗，做了一些壞事，不願意讓老百姓知道，這是政府封住媒體的口的原因。對國內事件的報道還都是比較積極、開放，我認為日本現在的新聞里是非常自由的，比如寫書，想怎麼寫都可以，並不會遭受重重審查，我在日本研究清日戰爭和明治維新，就是因為在這裡環境很好，不受到任何干擾，也不受到中國審查制度和寫作套路的影響。

一個自由的國家，要有民權、自由，日本憲法中給國民民權，在憲法實施上來說一直非常執著的，只要你不犯法，不違法，你就可以自由的表達。民權不能光掛在嘴上，應該賦予國民真正的權利，讓他們去自由表達。自由表達不意味着推翻黨和政權，而是更有效的監督黨的行為，讓黨更好的為人民服務。這就是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奉行的基本路線。當然，不包括軍國主義戰爭時期的黑暗時代。所以我覺得日本的自由民權運動，對於中國的政治現代化也有很深刻的意義，至少沒有什麼壞處，別人好的地方你可以學。

李鴻章在清日戰爭(甲午戰爭)中犯了任人唯親的錯誤

共識網曹樂溪：洋務運動，明治維新和戊戌變法，它們是發生在比較相近的歷史時期，為何背景都是在國家處於內憂外患的情況下尋找救亡圖存的道路，但只有明治維新取得了真正意義上的成功?

宗澤亞：首先這裡提到了救亡圖存這個詞，我認為日本的明治維新是真正的考慮到救亡圖存，而大清國的洋務運動並沒有達到救亡圖存的境界，它只是把西洋那些技術、那些好東西拿來，老佛爺說那些西洋玩意兒都是奇技淫巧，並沒有感覺到自己國家的那些制度是腐敗的，是需要改變的，也就是說根本沒有那種救亡圖存的意識。明治推翻了幕府，要建立一個新的國家，這個新的國家要向哪個方向去走呢?他們有一種危機感，覺得要拯救這個國家必須走符合近代化發展的道路。從這個角度來看明治維新顯然和洋務運動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樣的，洋務運動只不過是拿來外國的皮毛來玩耍而已，而明治維新是要真正把國外的精髓學到，嫁接到日本這個國家的改造上去。正因為這個不一樣，明治維新取得了成功，真正實現了救國救民。甲午戰爭明治政府打了勝仗，清朝出現了戊戌變法，也是想把明治維新這套搬過來做，其實他們這麼生搬硬套，而不徹底改變國家的構造，因此註定重蹈洋務運動的覆轍。

此外，其時康有為提出的那些改革方案，光緒皇帝想百分之百的接受，迅速把這些外國人的改革馬上就嫁接到大清國的改造上面來，有點過於急躁，就得罪了一部分清朝頑固勢力。伊藤博文曾經這樣評價過，戊戌變法的總方向是好的，但是他們太過急躁了，中國有自己的國情。

共識網曹樂溪：如何評價李鴻章在日清戰爭中的責任，目前比較有爭議，有人覺得他賣國，有人說他誤國，當然也有不少人覺得他很冤枉，您怎麼看?

宗澤亞：在《清日戰爭》和《明治維新的國度》兩本書中，我都把他稱作一個偉人。李鴻章在清日戰爭清政府戰敗這個問題上是沒有責任的，說他有責任那是非常冤枉的事情。在《清日戰爭》當中，我比較仔細地把他到馬關談判的經歷都介紹給讀者了，其實李鴻章腦袋非常清晰，非常精明，他在馬關談判的時候的每一個談判細節，都會及時發電報發給總理府，他們一直在保持電報聯繫。所有的決定不是李鴻章做的，而是大清國總理府衙門他們做的，李鴻章到最後只不過是簽了一個字而已，還為了大清國吃了一顆子彈。就因為這顆子彈，日本做出了很大讓步，一開始談判時提出的是清政府賠償三億兩白銀。最後李鴻章由於他吃了一顆子彈以後，天皇他們就非常恐慌，覺得我們雖然在武力上取得了勝利，可是我們喪失了道義。於是，天皇就責令伊藤博文要無條件地接受李鴻章提出的休戰案，賠款改為兩億兩白銀，遼東半島的疆域，日本也是做出了讓步。

甲午戰爭，李鴻章要他的部隊在朝鮮好好打，可是一個爛攤子的軍隊一擊即潰，還沒見到日本兵就聞風喪膽，再好的指揮家也打不贏，後把這個戰爭打敗了都歸罪於李鴻章，那是天大的冤屈。另外，咱們很多讀者也好，很多研究者也好，說李鴻章不讓我們的北洋水師出戰去迎擊日本艦隊，這種說法值得商榷。在黃海海戰後，北洋水師的艦隊已經受到重創，包括北洋水師主力戰艦“定遠”和“鎮遠”號，在這種情況下他怎麼能出戰到遠海去跟日本艦隊對決?李鴻章和德國的軍事顧問商量，讓軍艦進入劉公島停泊，利用海岸的岸炮來支援他們保存的艦隊的實力，這是非常英明的舉動。現在我們的評論說李鴻章讓我們的艦隊躲起來，是很懦弱的表現，最後責任讓李鴻章買單，其實是不公平的。

當然我承認，李鴻章這個人有他自己的局限。首先洋務運動是很好的，但他本身沒有救亡圖存的意識，只是單純想把外國的技術引進來。不過，他這種做法在當時已經很先進了，其他人還想不到呢，洋務運動也確實給晚清時期中國的現代化做出了很大貢獻。

共識網曹樂溪：很多時候他也是身不由己，為清政府背了不少黑鍋。

宗澤亞：對，我認為李鴻章確實是非常偉大的，在戰爭中他沒有責任。如果一定要說他的責任，我認為主要就是他任人唯親，出於裙帶關係的角度選了兩個不該選的將軍，這兩個人都是什麼人呢?都是李鴻章的同鄉，一個是葉志超，在平壤大戰的時候他是總指揮。本來清軍打得還挺頑強的，結果他害怕再打下去，到晚上的時候就帶領大隊逃跑，逃跑的過程中中了日軍的埋伏，死了很多人。再一個就是丁汝昌，北洋艦隊的司令官。丁汝昌是一個在陸地作戰的軍官，對海上並沒有多少知識，雖然他自學了一些，但是他沒有什麼作戰經驗。相比日本聯合艦隊的司令長官，他經過戰爭的薰陶，在英國還留過學，有豐富的水戰經驗，我們一個陸地指揮官對人家有海戰經驗的指揮官，怎麼打得過呢?當然了，北洋艦隊是經過很嚴格的訓練的，打得也是挺頑強，但是總體上來說，即便黃海海戰打勝了，大清國總的軍事實力在當時還是遜於日本。

日本並不是性開放國家，國民忌談娼妓海外輸出歷史

共識網曹樂溪：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娼妓文化比較興盛，甚至很多娼妓大量輸出海外，相較於多數的東方國家，日本在性方面為何這麼開放?娼妓文化對於現代日本的性文化有什麼影響?

宗澤亞：這個我多少有點研究，我的處女作就是《日本近世性文化》，這裡有兩百多幅圖畫，描繪了日本近300年來的民間日性文化風俗。這本書在日本初版發行時是中文繁體版的書，但引起了日本人很大的關注，可能用一個外國人的視角研究日本的性文化，他們覺得很有趣。

其實日本在江戶時代的性開放，是當時遣唐僧人到大唐學來的，日本在江戶時代建造的那些紅燈街規模很大，都是按照唐朝的紅燈街建設的。只不過這個學生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了，人家是學得優秀而已。別人一提到日本人就說色情、好色，其實中國人也是一樣的，這是人性的一種表現，男的不色情還怎麼叫男子漢?女的不色情還怎樣對得起這個“女”字?無論男女，色情符合人性的本能。只是中國人喜歡把色情貶義化，一說色情就是買春賣春，這不符合色情二字的原創含義。

到了明治維新的時代，整個日本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響，對性文化的開放態度就開始收縮了，變得非常嚴格地對待性文化。那時，明治維新的整體思想已經基本相當於我們文化大革命六七十年代的樣子，變成禁欲主義的社會了。但是現實社會當中仍然還存在着紅燈街，這是由於明治初期百姓生活困頓，農村女孩到城裡面來找工作，迫於生計進入到這個行業。大量的婦女說是到海外做工賺錢的，其實她們最後都要到那個地方去賣身。80年代有一部電影叫《望鄉》，描寫的就在明治維新那個時代，大批日本婦女到海外賣身的情況。當時賣身是一種國家行為，一是國家通過海外輸出娼妓有了很多收入，二來妓女們也得到不菲的錢財，可以郵回國內養家糊口。

共識網曹樂溪：她們是自願的嗎?

宗澤亞：當時報紙上登廣告，說到海外去有好工作，在日本國內有大量過剩的勞動力，可以選擇進入工廠做女工，但是也不能一下招那麼多人。所以有很多妓女是以到找工作的形式到海外的，實際上到了海外大部分婦女都從事這個行業。現代日本人比較忌諱談那個時期的歷史，但是有幾部著作講了這方面的情況，有些還做出了比較精準的統計，說明治維新時期日本輸出了50萬婦女。所以娼妓的海外輸出，背後都是由帶有政治背景和天皇背景的家族來從事的，在當時是一種政治需要和生活所迫的結果，並不意味着輸出妓女就說明這個國家的文化很色情，事實上我們國家也有過類似的事情。

至於有些中國朋友問到日本是色情國家，其實這也是一種錯覺。其實若論色情的程度，現在日本的色情比中國差遠了，中國現在還在大力打擊，不打擊之前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人們只看到了日本的那些AV片，看到它令人眼花繚亂的種類比較怪奇，就說是色情，其實不是那樣的，那些黃色片子只是一種煽情藝術。這種煽情藝術也是符合人性本能的一種藝術性表演。因此，咱們國家怎麼來認識這一塊，我覺得應該是冷靜的來理解這個問題。如今一邊掃黃一邊縱容，這是很矛盾的事情。我比較認同社會學家李銀河的看法，正視性文化和性少數群體，加強人們對於性病的預防意識，是防止淫穢色情以及艾滋病在中國傳播的唯一正確的態度和能夠奏效的措施，從社會安定的角度，對國家對老百姓都有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