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治国的文革传奇

高越农  2014-10-25

1、      我关注党治国其人其事源于他的网文《走出清华园》

2013年8月，我读到一篇署名党治国的网文《走出清华园》（发表于2007年3月），立即被吸引住了，反复阅读，深受感动。

《走出清华园》记述了党治国作为清华大学“极右”分子在木城涧煤矿劳动改造两年后被召回水工实验室做“带帽”实验员，到1960年3月他毅然走出清华园的这4个月里的经历。

我摘取《走出清华园》里的三段话，旨在使读者了解“故事梗概”：

1）“我生平做出的惟一遭到亲友们一致反对，却对我的一生至关重要的决定，就是1960年3月，毅然抛弃了清华大学的“工作”，选择了到社会底层拚搏的命运。要知道那时中国正处在大量饿死人的严重时期，……偏偏在这严峻的时刻，我却走上了从清华园出走这一条人们百思不解的不归路。”

2）“从此，我离开了体制，下沉到了社会的底层，开始了艰难困苦但却思虑无碍的别样人生。”

3）“就我个人而言，出走清华园这艰难的一步，完成了我‘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虽然付出了艰苦生活和厄运重重的代价，却获得了一颗自由的心。我生平做了许多错事，经历了许多事后懊悔的事情，独有出走清华园这一件事，可以说是九死无悔。正是这一步，才成就了我今天之为我自己。”

在读完《走出清华园》后，我立即写了两篇短文。题目分别是：“对于党治国《走出清华园》的感想”和“由读《走出清华园》联想到党治国的朋友”。前一篇特别分析了他的两次“走进火车站”（第一次进的是永定门车站，第二次进的是潼关车站）前对于人生的思考，及其在后来的人生历程中的意义；后一篇则是感慨于党治国的莫逆、知己、挚友里鲜有清华人。认为此种现象是党化教育在清华园里“得天独厚”的结果。用党治国的话说：“反右派运动两年以来，知识分子的心灵，竟然堕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

我继而从《百度》里查获了更多的关于党治国的资料，知道他在文革里蒙受奇冤，知道了他后续人生的辉煌，知道了他已于2008年逝去。

2、      我为什么要写这篇纪念党治国的文章？

我决定写这篇纪念党治国的文章作为《清华文革反思文集》应征文是在我的另一篇应征文《犟人杨超》完成以后。对于杨与党二位，我有一种“无独有偶”的感觉。他们同是清华大学1959届毕业生，同是“极右分子”，同样经过公判大会定罪为“现行反革命”，同样蹲过班房，同样在劫后余生作出无愧同代人的卓越贡献，同样最终皈依了上帝（耶稣）。

在我下笔的时候，心中有两个“不踏实”：一是不清楚党治国是怎么被划成“极右分子”的，二是不知道他是怎样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

我通过《百度》找到了党治国留下的20多篇博客和其他许多有关党治国生平事迹的文章，获悉了他的胞弟党载重先生的联系电话，参加了有10几个清华大学1959届水九同学议论到党治国其人其事的杭州聚会，得到了水九同学钟秉章精心制作的“韩城党家村和党治国.ppt”，——这些都使我“踏实”起来。

3、党治国怎样被打成“极右”分子

 党治国1936年出生，陕西省韩城市党家村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入团。1954年，党治国以很高的考分录取清华大学水利系水94班，一进校就是该班团支部书记。

反右开始以前，他是一个轻信共产主义理论的富有“革命理想”的积极分子。我听他同班同学说，在班上，他还是有些“一言堂”和“盛气凌人”的团支书。

他之所以被划成“极右”分子的原因是（参照他的博文《纪念黄万里老师》）：

1）登上自由论坛支持黄万里、钱伟长两位教授。这两位都是清华大学校一级的大右派。

2）贴出质疑肃反运动的大字报：“我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我当年对胡风们的义愤声讨岂不是充当了一只任人唆使的狗！”

3）率同班14名同学找蒋南翔校长理论，指责反右派斗争已严重扩大化。

党治国在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的上述表现表明：他与很多对党忠心耿耿的右派一样，对毛泽东的阳谋毫无警觉，对中国共产党充满幻想。他是一个党化教育的深度受害者。

当年国内思想解放的先驱知识分子们基于对“共产党进城”8年来的国内外大势的把握，进行了“党天下”的挞伐，提出了“还政于民”的诉求。党治国的“右派言行”与他们显然有很大的差距。不过即便如此，任何人只要发出了“离经叛道”的声音，亦为阳谋的谋划者所不容。

4、一场飞来横祸在文革中降临党治国

党治国的胞弟党载重在电话里对我说：1968年8月中旬，在铜川西北煤矿出现了一个“反标”。当局推定，当地存在一个反革命集团，追查无果，就对当时在矿里当掘进工的“摘帽右派分子”党治国实行抓捕。清华1959届水九同学认为，除了“极右”的身份，党治国爱说实话的秉性，也是重要原因。

在牛棚里被监管了一年多以后，全国性的“一打三反运动”掀起。【笔者注：“‘一打三反’运动，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以1970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为开端在全国掀起的一场政治运动，其内容是：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但运动的重心，在于‘打’（所谓‘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运动高潮时到处悬挂的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指示：‘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的标语，展现了运动的恐怖和肃杀气氛。”（引自《百度》）】

1970年2月16日，党治国作为“正对号”的打击对象被正式逮捕，关押到了铜川市监狱（看守所）14监号。运动火急火燎，在铜川市向陕西省上报的7名需要立即执行的死刑犯名单里，党治国名列第5，而前4人不久即被枪决。他说：“在上帝的保佑下，我没有“争取”到枪毙指标。1971年1月23日，我被押上公判大会，宣布“现行反革命罪”，判处20年徒刑。” 这句话的着重点是我党治国终于死里逃生了。

5、党治国对这飞来横祸的应对

1）从屈打成招到翻供

关于屈打成招，他的记述如下：“在焦坪的一间小学教室里，由五个“红纠队员”手持五根棍子，把我背绑着吊在梁上，打断了两根棍子，先强迫我承认自己根本不知其为何的“反标”，然后再派人向我“指供”迫使我自诬的“罪行”。”他一时糊涂地以为：““群众专政”的环境生不如死，我情愿因“反标”冤案坐几年监，也不愿再受“群众专政”的折磨侮辱，因此不惜自诬。何况，公安局、法院岂能像“群众专政”那样冤枉人！”

关于翻供，他特地撰写了一篇博文《诱供》。笔者归纳如下：在进入铜川市监狱14监号的第7天，也就是1970年2月23日，他目睹了与他相识仅仅7天并曾共盖一床被子的犯人吴建华因为被诱供招出了诱供者让他供认的犯罪动机后不久即被执行死刑的事实以后，他断然翻供。他终于看穿，本政府所谓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实质就是一种构陷。

从屈打成招到断然翻供，表明他对于当今社会的认识又上了一个台阶。

2）他变得坚强而淡定了

在1960年初告别清华的时候，他感到恐惧和绝望：“到了潼关，下车步行到黄河边，坐看滔滔河水向东流去。这时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厌世情绪，想要在黄河的浪涛里结束这屈辱的生命。”

而现在，他丝毫没有轻生的念头，他想到的只是抗争。

党治国在其博文《三枚“毛主席像章”》里说，在他1971年1月23日被公判的第二天，和他同监的寇志德问他：“你判了20年，为什么看起来一点也不悲观？”他回答说：“能活下来就是胜利。关我20年，是他们的意志。不过形势的变化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我相信最多坐十年。”

此时，他不再是稚气未消的大学生，而是已经迈过而立之年的阅历颇深的中年人。他通达民情、民怨和民生疾苦。他对于当今社会和捆绑它的体制的认识都不能够与1960年同日而语。

这十年的历练和在这些历练中的独立思考使他变得坚强而淡定。

6、党治国入监前的十年历练

行文至此，有必要对他入监前的十年（1960~70）历练作简要补叙。

出走清华园后，1960 年上半年他在西安父母身边从事各种临时性劳动，同年年底他已经不再允许在城市里呆下去了，他按“政策”从城市“压缩”到了他故乡韩城附近的农村。

其时，大饥荒正在全国蔓延。“他几乎是夜以继日地劳累于冬日的田野，用铁锨翻遍了生产队的20亩收完红薯的红薯地去寻找不曾刨净的红薯，也翻遍了立于水渠边上所有的玉米杆，以求得漏扳后尚未被老鼠拉走的玉米棒”（党载重语）。

每逢荒年，韩城人都要去黄河滩种地。1961年中季汛情告急，滩头种地人为安全计相继撤离，还留下他独守滩头。在务农期间的辛劳付出使他赢得了好口碑。他于是在1962年被摘掉了右派帽子。

身份上的‘松动’，使他在1963年初在铜川煤炭基建公司谋得了一份工作——井下掘进工。

他又回到了3年前离开的矿井，所不同的是：在木城涧矿的时候，他是“带帽”学生；而现在，他是“摘帽”工人。

在1963~1968年的这段务工期间，除了埋头工作以外，党治国在1964年还有所创造：“现广泛应用的逆向爆破法是党治国当时发明的。他还认真研究了风钻的最佳轴推力，并改写了苏联学者介吉斯朵夫的最佳轴推力公式，建立起党治国最佳轴推力公式。”（党载重语）

7、党治国的十年坐牢

党治国坐牢生涯长达10年。具体地说，是从1970年2月被正式逮捕起到1979年6月出狱止。

笔者在这里给“坐牢”一词加一点说明：坐本政府的牢，并不一定天天都被关押在高墙之内。按照党治国自己的话：“从1970年到1979年，我先后被投入铜川市监狱、西安市新安砖厂、富平县庄里钢球厂以及铜川市崔家沟煤矿等监狱关押、“劳改”。”所以，在厂矿“劳改”也属于“坐牢”。

对于这场深重灾难的文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

中国人按对待文革的态度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文革的拥护者，他们相信当政者的话，力图紧跟形势，以‘造反有理’为由而为非作歹。清华园内的造反派头目和“铁杆”追随者们应该属于此类；第二类是广大的不同程度的不认同者。在第二类人里面，包括“走资派”、“牛鬼蛇神”、想跟终于跟不上形势的人、与运动格格不入的人、得过且过的人、逍遥自在的人……以及更少数的看准了文革必然以失败告终的人。在最后一种人群里面，有些对于日后的人生蓝图有所谋划。他们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借机复习自己的专业知识，补习英语、数学等等。

党治国就是看准文革必败的人。因此，不管在不在“坐牢”，他总能够以比较积极的态度应对文革。

概言之，党治国在十年坐牢期间做了三件事：1）奉献，2）学习社会，3）为人生转型储备知识。

1）      奉献：

作为犯人在劳改岗位上无报酬地完成生产定额固然是不在话下的奉献，但是，本文在这里指的是他主动做出的不凡奉献。

《百度 党治国》有这样的概括：“在狱中，他……进行了十余项技术革新，写了四篇科技论文和一篇经济学论文《论剪刀差》。”

在《纪念黄万里老师》里，他说：“1977年全国科学大会时，我在狱中写了两篇有关巷道凿岩方面的论文（笔者注：指《钻眼理论》和《爆破方法》）。”

他还是一名“戴着手铐的”技术革新能手：“陕西省劳改局令我从庄里钢球厂（第七劳改支队）到杏树坪劳改煤矿搞技术革新发挥作用。派一名狱警，一名武警执枪押送，我则戴着手铐背负行李上路。”

另据党载重介绍，在狱中，党治国还攻克了富平庄里钢球厂的一个技术难题：“锯末渗炭和水淬钢球的软点的消除”。

2）学习社会：

他有关于当今社会的来自书本的认识，又有入狱前对于当今社会的观察和体验。他通过两相比较学习社会。入狱以后，他虽然不能够像以前那样继续学习社会，但是，入狱却为他打开了另一扇门：他可以通过很多同监政治犯的案例调查和分析来学习当今社会。他的确这么做了。在博文《诱供》里，他不胜唏嘘地记述了五个同监犯人张如意、王振军、徐春生、同光、吴建华的冤案。在博文《信仰的力量》里，他更祥述了1975年初春新来的犯人昝觉民是如何被逼得罪上加罪的。昝入监的原因仅仅是他作为天主教徒必须进行的晚祈祷与“文革”期间的“早请示，晚汇报”发生了冲突。他又在狱中政治学习会上坚持站立以表示“不参加你们的政治学习”，从而被加刑至20年，再后来又在不堪虐待的时候愤然骂出了“共产党是魔鬼”这样的“反动口号”而被升级为无期犯人。

这些00年代写下的博文表明，他早已经将这些同监政治犯的名字及其的冤情和最终得到的荒唐判决统统牢记在心。

学习以后，党治国对于当今社会的来自书本的认识有怎样的变化，对于文革和产生文革的社会制度有怎样的感悟，笔者不作妄测。但是，从他出狱后的人生转型里容易获知，他早已认识到当今社会是一个急待拯救的积弊多多的社会。

3）为人生转型储备知识

在狱中虽受监管，但是，终归还留给犯人反思悔过的时间。在“反思悔过”的名义下，他要通过文史哲的学习，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学习完成他的人生转型。他当年报考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时候，基于难以忘怀的故乡情结：治水患，兴水利，造福家乡。现在，他要通过上述学习使自己在出狱后，能够迅速转型为一个对于中国更加有用的经济学家。

按照党载重的回忆：“狱中十年，是他奠定政治经济学基础的十年。在这期间，他刻苦的研读了黑格尔的《小逻辑》、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以及大量马恩著作，尤其是……《资本论》三大卷。”

这时候的党治国已经“四十而不惑”了。要完成人生转型，谈何容易？当年，他在木城涧矿劳动两年以后回清华跟水利系低班同学一起学习，他自信是跟得上的。但是现在，要跻身经济学界，他落下的不是两年而是近20年的功课。他还有这样的自信吗？他有。因为他从自己对于中国社会及社会经济的观察、剖析中发现了症结性的问题，而国内经济学界的不少专家学者并没有认识到，他们还死守着烂记于心的老教条。

我揣测，使党治国不畏艰难，痛下决心完成人生转型的原因是：他痛切感到——这个社会，不仅冤狱遍于国中，不仅科学技术落伍，而且，如果仍然在僵化体制的捆绑之下，经济乃至整个国家将永远走不出困境。

8、结束语

1）党治国的一生是思考并且不断有新的人生领悟的一生。他从一个13岁就参加了青年团员，大学里的班干部学生那样深受党化教育毒害的青年人，在命运之鞭的接二连三的抽打之下，逐步地弃旧图新，成为了一个党化教育的脱毒者，一个虽然在体制内仍旧能够坚持批判思维的思想解放的先驱人士。这是何等的不易哦。在他 2007-5-2《给博爱先生的第二封信》里说到：“右派经历使我看到毛泽东思想的局限，实现了思想上的第一次超越；“文化大革命”入狱，使我看到列宁主义的局限，实现了第二次超越；1989年的事件使我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局限，实现了第三次超越；90年代以来的腐败和对民众的空前掠夺，使我看到了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局限，实现了第四次超越。”笔者注意到：总是“暴露”在先，“超越”继之。笔者阅读了他在胡温当政时期几篇政论和时评，赞赏他对于“中国特色的人民“起义””的认同，钦佩他作出的“这个专制腐败体制的气数已尽”的论断。笔者相信，如果他的在天之灵能够体察“胡温之后”，他一定还会愤然实现第五次超越。

2）有传奇文革经历的党治国和在文革中叱咤清华的文革头头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之所以如此容易地被蛊惑，如此执著于冲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最前线，盖因为其思想底蕴的浅薄。他们在入学的时候，就要接受清华校史教育，就要认清反右派运动怎样“以正压邪”，就要牢记在思想上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自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降，在清华园里，党化教育泛滥成灾，气焰极其嚣张，到处都铺满了为文革烈火准备好的“干材”。这些“干材”在没有点燃之前就是令人窒息的。在党治国笔下的1960年初逼得他“出走”的那些人和事，就是铺满“干材”的“历史断层造影”。在文革头头们那里，什么“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清华精神，从来就不曾听说过。反观党治国，他虽然在清华大学就学的时间仅仅3年，而且在清华园里“和者甚寡”，然而却能够秉承清华精神，坚韧不拔，其境界之高尚，与文革头头们不啻天壤之别。笔者由此悟出，清华精神在其被普遍扼杀的环境里，往往只能够靠少数人传承。

3）笔者认为，应该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解读和总结文革。在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刚刚去世的时候，朱正先生在《南方周末》2009-11-6发表了一篇文章《纪念唐德刚先生》，说到：“这样今古互证，可以说是唐德刚先生著作的一大特色，一大长处，也是最吸引人，最启发人深思的地方。例如他以义和团比红卫兵就极具史识。（……记得1967年3月……长沙造反组织“湘江风雷”就在闹市区五一广场刷出大字标语：“湘江风雷就是六十年代的义和团！”）”。另外，在陈广先生原创于2007-6-14《义和团的真相》里，说到：“义和团是“奉旨造反”，其威势无人能匹，”“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论愚昧、偏激的程度能够与义和团相提并论的，也只有文革。” （以上两段话均查自《百度》）。以以上两位先生的看法为依据，笔者把文革视为中国20世纪中叶的“义和团运动”，或称之为“现代义和团运动”。人们普遍认为，义和团的基本成员是具有狭隘的“排外、拥清”思想的文化程度低下的乌合之众。而在清华大学高入学考分的年青大学生里竟然能够涌现出这么多的现代义和团分子，其原因在于：现代义和团分子所高明的仅仅是数理化知识，就人文科学的素养而言，他们和义和团的乌合之众并无本质的差异。

两个义和团运动的共同点是在邪教的蛊惑下的无知和迷信，最后发展成狂热。如果义和团乌合之众的无知和迷信，是缺乏教育的结果；那么，现代义和团成员的无知和迷信恰恰是党化教育的结果。

4）基于文革是“现代义和团运动”的认识，防范文革的重演的要旨并不在于唤醒人们的良知，而在于批判邪教，众志成城地撼动党化教育的深厚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