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治國的文革傳奇

高越農  2014-10-25

1、      我關注黨治國其人其事源於他的網文《走出清華園》

2013年8月，我讀到一篇署名黨治國的網文《走出清華園》（發表於2007年3月），立即被吸引住了，反覆閱讀，深受感動。

《走出清華園》記述了黨治國作為清華大學“極右”分子在木城澗煤礦勞動改造兩年後被召回水工實驗室做“帶帽”實驗員，到1960年3月他毅然走出清華園的這4個月裡的經歷。

我摘取《走出清華園》裡的三段話，旨在使讀者了解“故事梗概”：

1）“我生平做出的惟一遭到親友們一致反對，卻對我的一生至關重要的決定，就是1960年3月，毅然拋棄了清華大學的“工作”，選擇了到社會底層拚搏的命運。要知道那時中國正處在大量餓死人的嚴重時期，……偏偏在這嚴峻的時刻，我卻走上了從清華園出走這一條人們百思不解的不歸路。”

2）“從此，我離開了體制，下沉到了社會的底層，開始了艱難困苦但卻思慮無礙的別樣人生。”

3）“就我個人而言，出走清華園這艱難的一步，完成了我‘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雖然付出了艱苦生活和厄運重重的代價，卻獲得了一顆自由的心。我生平做了許多錯事，經歷了許多事後懊悔的事情，獨有出走清華園這一件事，可以說是九死無悔。正是這一步，才成就了我今天之為我自己。”

在讀完《走出清華園》後，我立即寫了兩篇短文。題目分別是：“對於黨治國《走出清華園》的感想”和“由讀《走出清華園》聯想到黨治國的朋友”。前一篇特別分析了他的兩次“走進火車站”（第一次進的是永定門車站，第二次進的是潼關車站）前對於人生的思考，及其在後來的人生歷程中的意義；後一篇則是感慨於黨治國的莫逆、知己、摯友里鮮有清華人。認為此種現象是黨化教育在清華園裡“得天獨厚”的結果。用黨治國的話說：“反右派運動兩年以來，知識分子的心靈，竟然墮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

我繼而從《百度》裡查獲了更多的關於黨治國的資料，知道他在文革里蒙受奇冤，知道了他後續人生的輝煌，知道了他已於2008年逝去。

2、      我為什麼要寫這篇紀念黨治國的文章？

我決定寫這篇紀念黨治國的文章作為《清華文革反思文集》應徵文是在我的另一篇應徵文《犟人楊超》完成以後。對於楊與黨二位，我有一種“無獨有偶”的感覺。他們同是清華大學1959屆畢業生，同是“極右分子”，同樣經過公判大會定罪為“現行反革命”，同樣蹲過班房，同樣在劫後餘生作出無愧同代人的卓越貢獻，同樣最終皈依了上帝（耶穌）。

在我下筆的時候，心中有兩個“不踏實”：一是不清楚黨治國是怎麼被劃成“極右分子”的，二是不知道他是怎樣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的。

我通過《百度》找到了黨治國留下的20多篇博客和其他許多有關黨治國生平事跡的文章，獲悉了他的胞弟黨載重先生的聯繫電話，參加了有10幾個清華大學1959屆水九同學議論到黨治國其人其事的杭州聚會，得到了水九同學鍾秉章精心製作的“韓城党家村和黨治國.ppt”，——這些都使我“踏實”起來。

3、黨治國怎樣被打成“極右”分子

 黨治國1936年出生，陝西省韓城市党家村人。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入團。1954年，黨治國以很高的考分錄取清華大學水利系水94班，一進校就是該班團支部書記。

反右開始以前，他是一個輕信共產主義理論的富有“革命理想”的積極分子。我聽他同班同學說，在班上，他還是有些“一言堂”和“盛氣凌人”的團支書。

他之所以被劃成“極右”分子的原因是（參照他的博文《紀念黃萬里老師》）：

1）登上自由論壇支持黃萬里、錢偉長兩位教授。這兩位都是清華大學校一級的大右派。

2）貼出質疑肅反運動的大字報：“我有一種上當受騙的感覺，我當年對胡風們的義憤聲討豈不是充當了一隻任人唆使的狗！”

3）率同班14名同學找蔣南翔校長理論，指責反右派鬥爭已嚴重擴大化。

黨治國在1957年整風、反右運動中的上述表現表明：他與很多對黨忠心耿耿的右派一樣，對毛澤東的陽謀毫無警覺，對中國共產黨充滿幻想。他是一個黨化教育的深度受害者。

當年國內思想解放的先驅知識分子們基於對“共產党進城”8年來的國內外大勢的把握，進行了“黨天下”的撻伐，提出了“還政於民”的訴求。黨治國的“右派言行”與他們顯然有很大的差距。不過即便如此，任何人只要發出了“離經叛道”的聲音，亦為陽謀的謀劃者所不容。

4、一場飛來橫禍在文革中降臨黨治國

黨治國的胞弟黨載重在電話里對我說：1968年8月中旬，在銅川西北煤礦出現了一個“反標”。當局推定，當地存在一個反革命集團，追查無果，就對當時在礦里當掘進工的“摘帽右派分子”黨治國實行抓捕。清華1959屆水九同學認為，除了“極右”的身份，黨治國愛說實話的秉性，也是重要原因。

在牛棚里被監管了一年多以後，全國性的“一打三反運動”掀起。【筆者註：“‘一打三反’運動，是文化大革命期間、以1970年1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共中央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為開端在全國掀起的一場政治運動，其內容是：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和反對鋪張浪費。但運動的重心，在於‘打’（所謂‘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運動高潮時到處懸掛的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指示：‘殺！殺！殺！殺出一個紅彤彤的世界’的標語，展現了運動的恐怖和肅殺氣氛。”（引自《百度》）】

1970年2月16日，黨治國作為“正對號”的打擊對象被正式逮捕，關押到了銅川市監獄（看守所）14監號。運動火急火燎，在銅川市向陝西省上報的7名需要立即執行的死刑犯名單里，黨治國名列第5，而前4人不久即被槍決。他說：“在上帝的保佑下，我沒有“爭取”到槍斃指標。1971年1月23日，我被押上公判大會，宣布“現行反革命罪”，判處20年徒刑。” 這句話的着重點是我黨治國終於死裡逃生了。

5、黨治國對這飛來橫禍的應對

1）從屈打成招到翻供

關於屈打成招，他的記述如下：“在焦坪的一間小學教室里，由五個“紅糾隊員”手持五根棍子，把我背綁着吊在梁上，打斷了兩根棍子，先強迫我承認自己根本不知其為何的“反標”，然後再派人向我“指供”迫使我自誣的“罪行”。”他一時糊塗地以為：““群眾專政”的環境生不如死，我情願因“反標”冤案坐幾年監，也不願再受“群眾專政”的折磨侮辱，因此不惜自誣。何況，公安局、法院豈能像“群眾專政”那樣冤枉人！”

關於翻供，他特地撰寫了一篇博文《誘供》。筆者歸納如下：在進入銅川市監獄14監號的第7天，也就是1970年2月23日，他目睹了與他相識僅僅7天並曾共蓋一床被子的犯人吳建華因為被誘供招出了誘供者讓他供認的犯罪動機後不久即被執行死刑的事實以後，他斷然翻供。他終於看穿，本政府所謂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的實質就是一種構陷。

從屈打成招到斷然翻供，表明他對於當今社會的認識又上了一個台階。

2）他變得堅強而淡定了

在1960年初告別清華的時候，他感到恐懼和絕望：“到了潼關，下車步行到黃河邊，坐看滔滔河水向東流去。這時我忽然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厭世情緒，想要在黃河的浪濤里結束這屈辱的生命。”

而現在，他絲毫沒有輕生的念頭，他想到的只是抗爭。

黨治國在其博文《三枚“毛主席像章”》裡說，在他1971年1月23日被公判的第二天，和他同監的寇志德問他：“你判了20年，為什麼看起來一點也不悲觀？”他回答說：“能活下來就是勝利。關我20年，是他們的意志。不過形勢的變化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我相信最多坐十年。”

此時，他不再是稚氣未消的大學生，而是已經邁過而立之年的閱歷頗深的中年人。他通達民情、民怨和民生疾苦。他對於當今社會和捆綁它的體制的認識都不能夠與1960年同日而語。

這十年的歷練和在這些歷練中的獨立思考使他變得堅強而淡定。

6、黨治國入監前的十年曆練

行文至此，有必要對他入監前的十年（1960~70）歷練作簡要補敘。

出走清華園後，1960 年上半年他在西安父母身邊從事各種臨時性勞動，同年年底他已經不再允許在城市裡呆下去了，他按“政策”從城市“壓縮”到了他故鄉韓城附近的農村。

其時，大饑荒正在全國蔓延。“他幾乎是夜以繼日地勞累於冬日的田野，用鐵杴翻遍了生產隊的20畝收完紅薯的紅薯地去尋找不曾刨淨的紅薯，也翻遍了立於水渠邊上所有的玉米杆，以求得漏扳後尚未被老鼠拉走的玉米棒”（黨載重語）。

每逢荒年，韓城人都要去黃河灘種地。1961年中季汛情告急，灘頭種地人為安全計相繼撤離，還留下他獨守灘頭。在務農期間的辛勞付出使他贏得了好口碑。他於是在1962年被摘掉了右派帽子。

身份上的‘鬆動’，使他在1963年初在銅川煤炭基建公司謀得了一份工作——井下掘進工。

他又回到了3年前離開的礦井，所不同的是：在木城澗礦的時候，他是“帶帽”學生；而現在，他是“摘帽”工人。

在1963~1968年的這段務工期間，除了埋頭工作以外，黨治國在1964年還有所創造：“現廣泛應用的逆向爆破法是黨治國當時發明的。他還認真研究了風鑽的最佳軸推力，並改寫了蘇聯學者介吉斯朵夫的最佳軸推力公式，建立起黨治國最佳軸推力公式。”（黨載重語）

7、黨治國的十年坐牢

黨治國坐牢生涯長達10年。具體地說，是從1970年2月被正式逮捕起到1979年6月出獄止。

筆者在這裡給“坐牢”一詞加一點說明：坐本政府的牢，並不一定天天都被關押在高牆之內。按照黨治國自己的話：“從1970年到1979年，我先後被投入銅川市監獄、西安市新安磚廠、富平縣莊裡鋼球廠以及銅川市崔家溝煤礦等監獄關押、“勞改”。”所以，在廠礦“勞改”也屬於“坐牢”。

對於這場深重災難的文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態度。

中國人按對待文革的態度大體上可以劃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文革的擁護者，他們相信當政者的話，力圖緊跟形勢，以‘造反有理’為由而為非作歹。清華園內的造反派頭目和“鐵杆”追隨者們應該屬於此類；第二類是廣大的不同程度的不認同者。在第二類人裡面，包括“走資派”、“牛鬼蛇神”、想跟終於跟不上形勢的人、與運動格格不入的人、得過且過的人、逍遙自在的人……以及更少數的看準了文革必然以失敗告終的人。在最後一種人群裡面，有些對於日後的人生藍圖有所謀劃。他們堅信“天生我材必有用”，藉機複習自己的專業知識，補習英語、數學等等。

黨治國就是看準文革必敗的人。因此，不管在不在“坐牢”，他總能夠以比較積極的態度應對文革。

概言之，黨治國在十年坐牢期間做了三件事：1）奉獻，2）學習社會，3）為人生轉型儲備知識。

1）      奉獻：

作為犯人在勞改崗位上無報酬地完成生產定額固然是不在話下的奉獻，但是，本文在這裡指的是他主動做出的不凡奉獻。

《百度 黨治國》有這樣的概括：“在獄中，他……進行了十餘項技術革新，寫了四篇科技論文和一篇經濟學論文《論剪刀差》。”

在《紀念黃萬里老師》裡，他說：“1977年全國科學大會時，我在獄中寫了兩篇有關巷道鑿岩方面的論文（筆者註：指《鑽眼理論》和《爆破方法》）。”

他還是一名“戴着手銬的”技術革新能手：“陝西省勞改局令我從莊裡鋼球廠（第七勞改支隊）到杏樹坪勞改煤礦搞技術革新發揮作用。派一名獄警，一名武警執槍押送，我則戴着手銬背負行李上路。”

另據黨載重介紹，在獄中，黨治國還攻克了富平莊裡鋼球廠的一個技術難題：“鋸末滲炭和水淬鋼球的軟點的消除”。

2）學習社會：

他有關於當今社會的來自書本的認識，又有入獄前對於當今社會的觀察和體驗。他通過兩相比較學習社會。入獄以後，他雖然不能夠像以前那樣繼續學習社會，但是，入獄卻為他打開了另一扇門：他可以通過很多同監政治犯的案例調查和分析來學習當今社會。他的確這麼做了。在博文《誘供》裡，他不勝唏噓地記述了五個同監犯人張如意、王振軍、徐春生、同光、吳建華的冤案。在博文《信仰的力量》裡，他更祥述了1975年初春新來的犯人昝覺民是如何被逼得罪上加罪的。昝入監的原因僅僅是他作為天主教徒必須進行的晚祈禱與“文革”期間的“早請示，晚匯報”發生了衝突。他又在獄中政治學習會上堅持站立以表示“不參加你們的政治學習”，從而被加刑至20年，再後來又在不堪虐待的時候憤然罵出了“共產黨是魔鬼”這樣的“反動口號”而被升級為無期犯人。

這些00年代寫下的博文表明，他早已經將這些同監政治犯的名字及其的冤情和最終得到的荒唐判決統統牢記在心。

學習以後，黨治國對於當今社會的來自書本的認識有怎樣的變化，對於文革和產生文革的社會制度有怎樣的感悟，筆者不作妄測。但是，從他出獄後的人生轉型里容易獲知，他早已認識到當今社會是一個急待拯救的積弊多多的社會。

3）為人生轉型儲備知識

在獄中雖受監管，但是，終歸還留給犯人反思悔過的時間。在“反思悔過”的名義下，他要通過文史哲的學習，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批判性學習完成他的人生轉型。他當年報考清華大學水利系的時候，基於難以忘懷的故鄉情結：治水患，興水利，造福家鄉。現在，他要通過上述學習使自己在出獄後，能夠迅速轉型為一個對於中國更加有用的經濟學家。

按照黨載重的回憶：“獄中十年，是他奠定政治經濟學基礎的十年。在這期間，他刻苦的研讀了黑格爾的《小邏輯》、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以及大量馬恩著作，尤其是……《資本論》三大卷。”

這時候的黨治國已經“四十而不惑”了。要完成人生轉型，談何容易？當年，他在木城澗礦勞動兩年以後回清華跟水利系低班同學一起學習，他自信是跟得上的。但是現在，要躋身經濟學界，他落下的不是兩年而是近20年的功課。他還有這樣的自信嗎？他有。因為他從自己對於中國社會及社會經濟的觀察、剖析中發現了癥結性的問題，而國內經濟學界的不少專家學者並沒有認識到，他們還死守着爛記於心的老教條。

我揣測，使黨治國不畏艱難，痛下決心完成人生轉型的原因是：他痛切感到——這個社會，不僅冤獄遍於國中，不僅科學技術落伍，而且，如果仍然在僵化體制的捆綁之下，經濟乃至整個國家將永遠走不出困境。

8、結束語

1）黨治國的一生是思考並且不斷有新的人生領悟的一生。他從一個13歲就參加了青年團員，大學裡的班幹部學生那樣深受黨化教育毒害的青年人，在命運之鞭的接二連三的抽打之下，逐步地棄舊圖新，成為了一個黨化教育的脫毒者，一個雖然在體制內仍舊能夠堅持批判思維的思想解放的先驅人士。這是何等的不易哦。在他 2007-5-2《給博愛先生的第二封信》裡說到：“右派經歷使我看到毛澤東思想的局限，實現了思想上的第一次超越；“文化大革命”入獄，使我看到列寧主義的局限，實現了第二次超越；1989年的事件使我看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局限，實現了第三次超越；90年代以來的腐敗和對民眾的空前掠奪，使我看到了公有制和社會主義的局限，實現了第四次超越。”筆者注意到：總是“暴露”在先，“超越”繼之。筆者閱讀了他在胡溫當政時期幾篇政論和時評，讚賞他對於“中國特色的人民“起義””的認同，欽佩他作出的“這個專制腐敗體制的氣數已盡”的論斷。筆者相信，如果他的在天之靈能夠體察“胡溫之後”，他一定還會憤然實現第五次超越。

2）有傳奇文革經歷的黨治國和在文革中叱咤清華的文革頭頭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後者之所以如此容易地被蠱惑，如此執著於沖向‘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最前線，蓋因為其思想底蘊的淺薄。他們在入學的時候，就要接受清華校史教育，就要認清反右派運動怎樣“以正壓邪”，就要牢記在思想上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自1957年反右派運動以降，在清華園裡，黨化教育泛濫成災，氣焰極其囂張，到處都鋪滿了為文革烈火準備好的“乾材”。這些“乾材”在沒有點燃之前就是令人窒息的。在黨治國筆下的1960年初逼得他“出走”的那些人和事，就是鋪滿“乾材”的“歷史斷層造影”。在文革頭頭們那裡，什麼“獨立人格自由思想”的清華精神，從來就不曾聽說過。反觀黨治國，他雖然在清華大學就學的時間僅僅3年，而且在清華園裡“和者甚寡”，然而卻能夠秉承清華精神，堅韌不拔，其境界之高尚，與文革頭頭們不啻天壤之別。筆者由此悟出，清華精神在其被普遍扼殺的環境裡，往往只能夠靠少數人傳承。

3）筆者認為，應該從歷史學的角度來解讀和總結文革。在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剛剛去世的時候，朱正先生在《南方周末》2009-11-6發表了一篇文章《紀念唐德剛先生》，說到：“這樣今古互證，可以說是唐德剛先生著作的一大特色，一大長處，也是最吸引人，最啟發人深思的地方。例如他以義和團比紅衛兵就極具史識。（……記得1967年3月……長沙造反組織“湘江風雷”就在鬧市區五一廣場刷出大字標語：“湘江風雷就是六十年代的義和團！”）”。另外，在陳廣先生原創於2007-6-14《義和團的真相》裡，說到：“義和團是“奉旨造反”，其威勢無人能匹，”“在中國近現代史上，論愚昧、偏激的程度能夠與義和團相提並論的，也只有文革。” （以上兩段話均查自《百度》）。以以上兩位先生的看法為依據，筆者把文革視為中國20世紀中葉的“義和團運動”，或稱之為“現代義和團運動”。人們普遍認為，義和團的基本成員是具有狹隘的“排外、擁清”思想的文化程度低下的烏合之眾。而在清華大學高入學考分的年青大學生里竟然能夠湧現出這麼多的現代義和團分子，其原因在於：現代義和團分子所高明的僅僅是數理化知識，就人文科學的素養而言，他們和義和團的烏合之眾並無本質的差異。

兩個義和團運動的共同點是在邪教的蠱惑下的無知和迷信，最後發展成狂熱。如果義和團烏合之眾的無知和迷信，是缺乏教育的結果；那麼，現代義和團成員的無知和迷信恰恰是黨化教育的結果。

4）基於文革是“現代義和團運動”的認識，防範文革的重演的要旨並不在於喚醒人們的良知，而在於批判邪教，眾志成城地撼動黨化教育的深厚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