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簡儒學

提起儒學，國人最先想到“博大精深”四個字。其實不然，論歷史、論典籍數量，儒學估計能排在前幾位。論質量和內涵，和西方任何一種學術思想比，儒家都排不上。

 

這就涉及如何評價一種學術思想的價值？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胡適提出了切實可用的評價原則。我的原則，受了胡老師的啟示，大同小異。

 

任何一種學術，都是為人服務、為人所用的，也是為社會所用，為解決社會問題而創立的。儒學也不例外。既如此，評價社會領域的學術，一個首要的標準就是：它解決了人類社會、或者說中國社會的哪一個問題，解決得如何？

        

如果某種學術，把這個問題解決了，解決得很好很圓滿，那麼，這就是一種好的學術，是一種值得保留和傳承的學術；否則，只能說是垃圾。

 

標準如此，大家可以考慮考慮：1，這個標準是否合適？2，如果合適，用這個框框，套在儒學身上，看看儒學解決了中國社會的哪些問題？解決得如何？

儒學是否有體系？

說遠點。

 

2006年底，吳稼祥老師的舊書重印，約我寫一篇讀書體會。見面瞎聊的時候，我秉承“反孔反儒反傳統”的一貫立場，和吳老師說：儒學就是一團亂麻，根本沒什麼體系！

 

吳老師反對我的觀點。

 

我和吳老師很少見面，見了，就想在他面前露一手。就接着說：“在儒家的體系裡，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論語》第一句就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說乎；可是，當馬格爾尼率領龐大的代表團，來和中國交好的時候。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把人家當“鬼子”，當長毛和夷族。”

 

儒學不是“平天下”，而後“天下一家”嗎？怎麼那樣對待英國人呢？對朋友像對待奴才一樣，豈是待客之道？

 

吳老師抓住我的漏洞，說，你不是說儒家沒有體系嗎？怎麼又說按照儒家的體系？

 

我自知語失，趕忙解釋。

 

“儒學自身的確是沒有體系的，因為，一個學術體系，一定是從假設和概念出發的。其中，概念的定義必須是明確和沒有歧義的。但是，在儒家著作中，我們曾經看到過一個這樣的定義嗎？”

 

吳老師忙着其他事情，我的話到此為止，也沒下文了。

 

今天，舊話重提，我依然堅持自己的認識——儒學是沒有邏輯體系的。本文所述，是為了便於讀者認識儒學，自我整理的，並非儒家自己所創。

儒家是被當政者利用了嗎？

不得已承認儒學有毛病的人，有一個最簡便的替儒家圓謊的說法：儒學本來是好的，就是被專制者給搞壞了。這樣，儒家和儒學臉上的黑，一下子就給漂白了。

 

但我想問，為什麼專制者，就看上儒學了呢？諸子百家，偏偏就選中了儒學，怎麼不選老子和莊子，怎麼不選佛教呢？可見，問題還在儒學身上，是儒學自己有逢迎統治者的理論，才被專制者利用的。

 

就像狗，就有忠於主人的基因，才逐漸被馴化、被人喜愛；怎麼沒人去馴化老虎和獅子呢？所以，別把責任推到統治者頭上。

 

統治者馴化了儒學，然後，肆意篡改，也是事實。但這是狗的命運。既然要為統治者服務，當然，要符合人家的意圖。否則，要你幹嗎？否則，人家就馴化另一種學術了。也就輪不到“獨尊儒術罷黜百家”。被篡改，是被利用必須支付的成本，也是儒家購買“獨尊”必須支付的代價。

儒學的邏輯

在討論儒學的邏輯之前，有一點要明確，即：儒家和儒學關心的對象是什麼？儒學是“人本主義”的，儒家的視野從來沒有離開人和社會這個範疇。或者說，人的問題和社會問題，是儒學的定義域。圈內，是儒家的地盤；圈外，儒學從來沒有關注過；有時，也向外瞥幾眼，但目的依然是要回歸，依然是要借外部勢力、借天地宇宙的不可抗力，回答在社會中遇到的疑惑。

 

如，“天無二日，國無二主”——天，是自然的、外在的，儒學其實並不關心天有多高，他們只是要借天上只有一個太陽，來論述其設定的“君王至高無上”的合理性。當然，這是一種毫無意義的類比，也反映了儒家對於自然的漠視和無知。現代人都知道，在銀河系中，太陽只是其中的一顆恆星，銀河系包括接近無數個太陽系和太陽。“天”，要是指宇宙的全部的話，顯然，天上不止一個太陽。

 

朱熹也從自然秩序中“深受啟發”——本來，朱熹之前的儒學，是一種樸素的“家常菜”，沒有深奧、足以迷惑人的理論根基。朱熹發明了“理”——無相無形無影無色無味、不可琢磨、不可驗證的一種“客觀實在”，說：“萬物只是一個理字”，“理是先於宇宙萬物的唯一”，“理在氣先”，“理一分殊”——世間只有一個“理”，世界之千變萬化、千姿百態，只是“理”的不同形態。換言之，只有一個孫悟空，小猴子，都是孫悟空變的。孫悟空就是那個“理”，“理”是唯一的，不變的。變化的，只是“理”的不同化身。

 

朱熹不辭辛苦抬出一個“理”，幹什麼？為他的社會秩序做幫手。“理”既然是萬物之上、之始、之唯一、之不可更改，“理”之下的人和社會，自然要遵從這個“理”了。然後，朱熹同志筆鋒一轉，說：“且所謂天理，復是何物？仁義禮智，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豈不是天理！” “理便是仁義禮智”，又說：“未有這事，先有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

 

後世，稱朱熹為儒學集大成者。不假，在儒學這個小天地里，沒人超過他。特別是，本來沒有根基的儒學，從天上采了一塊石頭，終於把儒家的漏洞補上了。其實，“理”的作用只有一個，就是讓人們信服“君臣父子”的倫理觀和社會秩序，是老天爺早就規定好的，是天地間唯一的“道”，必須服從，不得違抗。人人都要“存天理滅人慾”。不知道滅了人慾，還是不是人了？

 

朱熹的把戲，僅此而已。

 

朱熹雖然看了看“外面的世界”，可如上述，其目的不是有志於探求自然奧秘，而是藉助“天理”反照人類社會。只要這個任務完成了，“理”也就成了破鞋，隨便扔掉了。即：儒學從來只關心人和社會，其他的一概視而不見。

 

這個規矩，其實是孔聖人定下的。《論語》裡，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因此，子不語：怪、力、亂、神。此後，儒家和儒學就和“封建迷信”絕緣了。儒學的地盤，只限於人、活着的人以及人和人之間的關係。至於，人的前世來生、以及日月星辰，都不在話下。

 

儒學如此固步自封，就給佛教留下了可乘之機。後來，佛教大舉登陸中原，正是填補了儒家的空白。是人，都會問：人生之前，是什麼？人死之後，去哪兒了？但孔子不關心，儒家也不關心。

 

下面是，朱熹的著作清單：

 

《周易本義》、《啟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四書或問》、《論語集注》、《孟子集注》、《太極圖說解》、《通書解》、《西銘解》、《楚辭集注辨正》、《韓文考異》、《參同契考異》、《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文集》一百卷，《續集》十一卷，《別集》十卷。

 

看看，哪一本不是“以人為本”的，哪一本不是對前人的考訂和注釋，哪一本的中心不是“仁義禮智”？

 

因此，可證，儒學的定義域是人，和由人組成的社會。

 

1. 儒家學說的起點和假設

有了上面的證明，以下就簡單了。

 

儒學的起點，是人。假設是什麼呢？人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孟子也說，“人性之善，猶如水之就下”。是否成立，不論。但說明孟子也是“性善論”一派的。

 

也是儒家開門大弟子的荀子，對人性並不樂觀，持“性惡論”。可是，這一派不是儒學的主流，特別是，當他的“性惡論”成為法家對人民實行嚴刑峻法和殘酷打擊無情迫害的理論基礎之後，就更是無人問津了。

 

所以，荀子雖是儒家的信徒，但常常被當做法家的祖師。

 

人性善惡，迄今，也沒有明確的結論，也不只有“性善”、“性惡”兩種觀點。本文關心的，也不在此。

 

問題的關鍵是，“性善”和“性惡”的假設，關乎我們應該設計怎樣的制度、採取怎樣的手段，對人和社會進行有效地管理。簡單說，是管理狼群，還是管理羊群的問題。

 

人性為善，即：人人生來為善，而且不可更改；“江山易改本善難易”，這是最好的；其次，大多數人生來為善，少數人為惡，但在多數人的帶領和監督下，少數人成為可以教育好的善人。要是相反，就是人性為惡了。

 

一個全由善人或者大部分善人組成的社會，是一個“羊群”社會。孔子和儒家為中國社會所設計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都是基於“人性為善”的，是適合於“羊群”的。“人本善”並沒全錯——大部分人都是好人，大部分人都有向善的本性。可是，儒學把這一假設絕對化、教條化了，以至於，他們設計的制度過於單純，過於相信人內在良知的矯正作用，只有向善的激勵，卻無作惡的懲罰。比如“內聖外王”——期望最高統治着，先把自己的內心修煉得像聖人一樣，再行王道。但是，當“王”沒有那麼高修行，不行“王道”的時候，儒家卻沒有一點制度性措施對抗其危害。

 

“失之毫釐謬以千里”——要說，儒家學說，錯得並不多。錯就錯在關於人性假設這一最根本的出發點上了。事實是，人性並不是純淨物，而是混合物。“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也分不清哪一半是天使，哪一半是魔鬼；哪一時是天使，哪一時是魔鬼。正如美國著名政治學者約翰.羅爾斯所說：人，有向善的本性，使得公平和正義成為可能；人，也有作惡的傾向，使得法律成為必要。

 

儒家體系中，缺少的正是“法律”（儒家希望以情代之，以情化之，以良知感之）——這是儒家學說和西方政治學說的最大區別，也正是這一點，使得儒家歷代學者苦心經營的學術大廈，毀於一旦。

 

1. 儒家的終點和目標

每一個高中生，都想上清華北大；每一種社會學術，都想為“勞苦大眾”謀幸福。斷沒有一種理論，是禍害人民還受到人民追捧的。打着“為人民服務”的旗號，欺騙人民群眾於一時的除外。

 

儒家學說也是為人民着想的，也是為人民大眾謀福利的。儒家為人民群眾設計的目的地，也很明確。為了有步驟按計劃地到達目的地，儒學家們制定了“兩步走”戰略：先小康，再大同。

 

小康是一個階段性目標，也是走向大同社會的台階。古人筆下的小康，如是：“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1979年12月6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提出：中國現代化所要達到的是小康狀態。翻兩番，國民生產總值人均達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紀末在中國建立一個小康社會。這個小康社會，叫做中國式的現代化。

 

人均800美元，並不切實——要是通貨膨脹，美元貶值，一夜之間就可能紙上富貴。倒是20世紀40年代，蔣經國先生在江西贛南主政時，有過一個“五有”社會的提法：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書讀。是否可以作為小康社會的具體指標呢？這個標準，即使放在今天，也沒達到。要是達到了，全面小康、人人享受改革成果才算落到實處。

 

大同社會是什麼樣的呢？《禮運》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儒家為之奮鬥、人們為之嚮往的美好未來，是：一切財富屬於人民，一切權力歸“農會”；道德高尚和有能力的人，當頭兒，管理社會；人與人之間，團結緊張嚴肅和諧；老人，大家贍養；小孩，大家共管；老人有老人的歸宿，年輕人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祖國的花朵茁壯成長，殘疾人也能得到很好的照顧。男人有事兒干，女人有家回。物盡其用，不是為一個人所用，而是大家共享；人盡其才，不是僅僅服務於個人，而是效力於社會。沒有陰謀和詭計，沒有強盜和小偷，大門敞開四海如一。這就是大同社會。

 

不能說，不吸引人；不能說不是一幅美好的藍圖。但是，正如一個高中生和另一個高中生之差別，不是他想不想上清華，而是他是否真的上了清華一樣。我們也不能因為儒家畫了這麼一幅畫，就完事大吉了，而是要看它實現得如何。事實上，烏托邦社會的幻想，中西都有，世界上哪一個民族都有，差別是，實現了沒有；或者，沒有實現，還有多少差距。

 

有些人一看見儒家描繪的大同世界，就高喊：看我們古人的智慧，多高。這是否意味着，畫餅可以充飢？水中可以撈月了啊？大同世界的白日夢，做了兩千多年了，大同社會和我們，依然遙不可見，別說及了。

 

1. 儒家的組織和手段

有了起點和終點，下一步，就是如何實施了。起點在此，終點在彼，由此及彼的橋梁，如何建設呢？這就是“修齊治平”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在儒家精心設計的邏輯鏈條中，起於修身，終於平天下。在孔孟之徒看來，社會進步的邏輯，如此；個人抱負的實現，也無它途。所以，每一個深諳、深信儒家學說的孔門信徒，無不以此為己任，無不將個人的命運和國家、民族的最高目標聯繫在一起。

 

“修齊治平”，也可以反過來說：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身修則家齊，家齊則國治，國治則天下平。即：只要每一個人，都具有高尚的品格和良好的修養，家庭之和諧將不期而至；只要每一個家庭和睦，國家之長治久安，也就隨之而來；只要每一個國家都國泰民安，天下必將太平無事，四海昇平。

 

不能說，這種設計是無稽之談。恰恰相反，歷代儒家對這一邏輯是非常得意的；因為得意，所以，念念不忘；因為得意，所以，反覆宣傳。在儒家經典《大學》裡，“修齊治平”再一次被闡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足球從娃娃抓起”，治國平天下，從“修身”開始。“修身”是儒家學者的第一要務，也是實現儒家社會理想的唯一手段。《論語》實際上，是一本講“修身”的經典。“修身”才是《論語》的中心思想，“半部論語治天下”，只是後人之附會。“修身”的目標是什麼？是要成為正人君子。經我統計，在《論語》中，“君子”出現的頻率最高，達到108次。“仁義禮智信”，列在第一位的“仁”，只有100次；“禮”，78次；“義”，只有20多次。從統計學上看，孰輕孰重，《論語》是一部什麼書，不言自明。

 

《論語》第一句：“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其中，“三人行，必有吾師。”“吾日三省吾身”，“三思而後行”。

 

《論語》最後一句：“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開篇和結尾，相互呼應，講的都是“修身”，可見“修身”之重要；可見，《論語》是以修身為目標的。

 

重要的事情，未必就能做到，未必就能做好；修身，也是如此。雖然，儒家學說、儒家學者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修身”，可是，歷數中國歷史，“修成正果”的儒家信徒，寥寥。朱熹，在儒家圈裡學術成就雖高，可是，品行並未達標。還因為將兩個出家的尼姑收為小妾的事件，吃了官司，搞得灰頭土臉。真正修行過關的，可能只有明朝的海瑞了。海瑞以狷介著稱，應該是有點強迫症，他能做到的事情，其他人是做不到的。海瑞碩果僅存，也就不奇怪了。

 

在如此漫長的歷史期間，無可計數的人參與“修身”，卻無人過關，這就不是人的問題，而是儒家的“修身”具有致命的缺陷。據我研究，缺陷有三：

 

第一，儒家關於人性的假設，錯了。對此，前面已有論述。具體到“修身”，其實，存在一個基本前提，即：“人都是可以教育好的”。但是，偏偏有很多人，本性頑劣，這些人只靠“修身”，是成不了君子的，只能成為偽君子。

 

第二，“修身”只是一個個人行為，沒有外部約束；沒有約束，單靠個人的內在激勵，除非意志絕決，幾乎是不可能的。最強烈、最有效的約束，是信仰。一個人有了崇高信仰，就沒有什麼是做不到的。共產黨人、西方傳教士，可以為證。但是，孔子和儒家都太實際了，根本不相信“怪力亂神”，也就談不上信仰。這就使得儒家信徒的“修身”，失去了最強有力的約束條件，“修身”之不成，也就是必然的。滑稽的是，至今，我們依然把宗教歸於“封建迷信”，說是“愚昧人民的精神鴉片”。豈不知，宗教至於一個社會的道德水準的提高，至於一個社會的管理，是第一重要的。

 

第三，“修身”的標準太高，老拿“不食人間煙火”的人做榜樣，有心修煉、有心向善的人，就都怕了，只好逃之夭夭。例如伯夷叔齊，例如顏回，就是儒家樹立的典型。還有“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凡是，談到利益的都是小人；就這一條，所有“修身”的人，就都沒信心了。因為，任何一個人，想活着，想活得好，就要謀利。可是，一謀利，就成“小人”了，你以前“修身”所作的功課，全都白費了。這如何使得啊。與其如此，誠實的人，就不“修身”，也不去做“君子”了；因為，在誠實的人看來，謀了利，就不是“君子”了。反倒是“偽君子”，一邊大把撈錢，一邊披着“君子”的外衣，招搖過市，欺騙世人。一旦道德成為超道德，只會適得其反。所以，歷史上，儒家訓練出來的君子，沒幾個；偽君子，比比皆是。

 

以張居正為例，他是帝王師，每天教導萬曆皇帝度讀儒家經典。萬曆帝在他的教導下，快成“明君”了。可是，張居正死後，人們發現張居正的轎子，異常寬大，裡面可以放下一張床。張居正上朝途中，還在轎子裡和小妾歡愛呢。這可把萬曆皇帝氣壞了——你是怎麼教育我的，什麼“萬惡淫為首”，什麼“縱慾傷身”，你他媽居然這麼老流氓，也不怕傷了你的老腰了。一氣之下，掘墳鞭屍，以泄心頭之恨。

 

《儒林外史》裡，滿嘴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的讀書人，比比皆是。今天，也是如此。因為，今天在主流媒體中，提倡的也都是超道德的人和事情。看看那些道德模範做的事，都不是人能做到的。

 

“修身”是“修齊治平”的第一節“鏈條”，是通向“大同社會”的出發點，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但是，我們不幸地看到，第一節“鏈條”就掉了，第一步，始終也沒有邁出去，後面的，當然也就無從談起了。因此，三千年來，儒家所構想的“大同社會”，只存在於典籍和傳說中，從來沒有降落到中國這塊充滿專制、愚昧和貧窮的土地上。

 

本文的結論，已經出來了——儒學是一種旨在把中國社會引向“大同世界”的社會理論，可是，由於自身存在難以彌補的邏輯缺陷，反倒使中國陷入了長期的專制、愚昧和貧窮，而難以自拔。換言之，儒家並沒有解決它所期望解決的社會問題，或許，“大同社會”的目標太高了，難以實現。我們不妨降低一下要求，看看儒家是否解決了某一方面的問題。比如，提高了人民的思想覺悟和道德水準，沒有；比如，增進了各階層的團結和社會和諧，沒有；比如，提高了社會生產力和改善了人民生活，沒有。

 

一個服務於社會、服務於人民的社會理論，一無所用，要它幹什麼？就因為它是“老東西”？就因為它是我們自己的東西？我覺得沒必要。

 

儘管結論出來了，還是要談一談儒學的組織：家。

 

如果說，“修身”是儒家學說思想上的保障，則，“家”就是貫徹儒家思想的組織保障。儒家，有很多概念，如“仁義禮智信”，如“勇”，如“孝悌”，如“忠君”等等，每一個概念，都有說不清、道不明的定義。但，只有一個例外，這就是“家”——從來沒有哪個儒家學者給“家”下過定義，因為，“家”是儒學體系中、唯一不需要說明和定義的、內涵明確的概念。

 

所有儒學概念，大多是沒有根基的，含混不清的，也是虛無縹緲和沒有支撐的。唯有“家”，在社會中，有相應的血緣組織作為對應。“家”是儒學的立足點和堡壘，由“家”衍生出來的一系列道德規範和行為準則，如果不加分析的話，幾乎是牢不可破的。儒家就以“家”為出發點，向其他學說發起攻擊。例如，墨翟講“博愛”，孟子就咒罵墨子“無君無父，類於禽獸”。

 

只這一招，墨家學說，就敗下陣來。“無君”也就罷了，但是，誰也不可以“無父”啊，於是，大多數人就歸附了儒家學說，做自己的孝子去了。父母養育了自己，誰也不能不孝敬啊；不孝敬父母，不就成了野獸了嗎？正是抓住了“家”和“孝” ，儒家才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才在百無一用的狀態下，依然有人對此深信不疑。

 

在墨子的時代，要想從理論和實踐上，擊敗儒家，是不可能的。好在，今天的西方社會，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示範，即：沒有“家”，沒有“小家”，也可以有“愛”，而且，是更大範圍、更多人群、無所不在的愛。基督教一創立，就是以打破“家”、打破家族為前提的。只有破“小家”，才能成“大家”；只有不分張王李趙，才能構建一個無差別的、無親疏遠近的“大家”。墨子的智慧，與耶穌是一樣的。可惜，中國人沒有思考力，以為沒有小“家”，就成了無家可歸的喪家之犬了，就不是人了。於是，墨子就沒有生存空間了。

 

西方傳教士到中國，難以推廣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中國人要祭祖和尊孔。即：中國家庭在祠堂里，一定有祖先和孔子的牌位，這是和基督教義不符合的。《李提摩太在中國》一書中，記載了這麼一個故事。和李提摩太一起在山東傳教的一個傳教士，像得勝回朝一樣拿了一位當地信徒家的祖先牌位給李提摩太看，並告訴他，那位信徒已經同意把牌位燒掉。 （《李提摩太在中國》，P102）

 

如果，把儒家看做中國文化的主流，基督教看做西方文化的主流，可見，如何認識和看待“家”，是其中最重要的分界。持中國文化優越論的人，應該正視現實，西方人在基督教的旗幟下，過得比我們好，好得多。所有西方人都承認，他們之文明，是基督文明；他們所取得的物質和精神文明，有賴於基督教。而在基督教中，“家”是不存在的。

 

“家”，是儒家精心構築的堡壘，但，“家”也是阻礙社會消除隔閡，由“小家”而“大家”的鴻溝。為什麼？因為，“家”是排外的。不排外，何以為家？排外，何以由小家至大家，乃至天下。儒家歷代大師，連這個最基本毛病，都看不出來，還空談“修齊治平”，扯什麼扯？儒學自己的宏大理想，有這麼一個Bug，能成得了嗎？可笑。只要，有家的概念存在，人人就會首先顧自己家，而不是別人家；只要有先後次序、親疏遠近，平等和諧之社會就難以建立。

 

儒家之“家”，要分內外——家內、家外不一樣；要分親疏，嫡系和旁支不一樣；要別貴賤，長輩晚輩不一樣。總之，“家”以及與此相關的一些列規範，就是要在人和人之間構築不可逾越的壕溝。想想，《紅樓夢》裡的賈蘭為什麼對賈寶玉憤憤不平啊，為什麼殘忍地用燃燒的蠟燭燙傷賈寶玉呢？不就是“家”族制度處處歧視庶出的賈蘭造成的嗎？

 

問問賈蘭，肯定想分家，另立山頭，在另一個家裡，為所欲為。苟如此，談什麼“齊家”啊；沒有“齊家”，談什麼治國平天下呢？所以，家是中國社會一切不平等制度的起源。小家不破，大家不立；家不破國難立。數千年來，儒家因為“家”而屹立不倒，中國人也都默認了。可在我看來，這恰恰是儒家的死穴，恰恰是中國人迄今在國際上自成一家、沒有靠得住的朋友的根本原因——當你不把別人看做一家的時候，別人憑什麼和你同心同德呢？再看美國，為什麼全世界的人蜂擁而至呢？因為，美國沒有小家，只要去了美國，就是一家。

 

儒家文化，把歷史上的中國，搞得國弊民窮；把當今中國，搞成孤家寡人？信奉儒學的人，“三思而後行”吧。

儒學的邏輯悖論

上面，把儒學的基本邏輯，從頭到尾講了一遍。其實，儒家的邏輯是走不通的。以下，再把儒家學說中，比較大的、比較低級的Bug挑出來示眾，讓大家看看儒學是一件怎樣千瘡百孔的破衣服。

 

1. “禮”與“仁”之背反

“禮”和“仁”，都屬儒學中最最核心的概念。可是，這兩者，恰恰是打架的。因為，“禮”是一種差序結構，“君臣父子夫妻長幼”，都要依序而立；以尊卑貴賤親疏遠近，而構建。“仁”卻是一種平等結構，要求“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在《紅樓夢》裡，依“禮”，賈寶玉就要比賈蘭尊貴，因為，賈寶玉是王夫人生的，賈蘭是趙姨娘生的，一個嫡系，一個庶出，待遇肯定不一樣。

 

依“仁”，賈家就應該像對待賈寶玉一樣，對待賈蘭；賈蘭也應該和賈寶玉一樣尊貴。這是“禮”所不容的，是壞了規矩的。顯然，“仁”與“禮”是唱對台戲的，“禮”是“仁”最大的敵人。既然要“仁”，何必有“禮”；要是依“禮”，“仁”豈不假仁假義嗎？

 

儒學中，最重要的兩個概念，互為天敵，還扯什麼啊？儒學之偽善，也在於此。對比一下基督教，就更明白了。基督教中，沒有“禮”這種差序格局，國王和乞丐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那才是真正的仁愛和博愛。

 

2. “陰陽兩極”與儒家政治結構中單極結構之背反

《易經》是儒學的哲學基礎，《易經》最重要的思想就是陰陽，即：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陽互生、陰陽相剋，陰陽既相互對立、又互相妥協，陰陽相因，循環不已。這就是說，儒家的哲學基礎是“陰陽二分”的兩極結構。

 

然而，儒家是如何設計其政治結構的呢？君主至高無上，和太陽一樣，君臨天下。大權攬於一身，萬事決於一人；他說的任何一句話，都是聖旨，無人可以辯駁；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正確無誤的，無人可以質疑。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個組織，在已有的體制框架內，都不可能挑戰皇帝的權威。要是皇上聖明，大臣和人民的日子，尚可得過且過；要是遇到一個混賬王八蛋，人民，就只有自認倒霉了。

 

中國歷史上，只有殘酷的暴力革命，可以對抗皇權。除此之外，我們所看見的，都是高高在上的皇權的獨舞。如果，陰陽兩極是權力平衡與社會和諧的不二法則，儒家設計了哪些機制和力量，去平衡皇權呢？如果，只有皇權肆虐，其餘的力量只有匍匐下跪的義務，這難道不是“單極結構”嗎？這難道不是與儒家的“陰陽兩極”思想，南轅北轍嗎？

 

儒家的哲學基礎，與其政治結構設計，背道而馳，這難道不是儒學體系的死穴嗎？

 

3. 五行平等思想，與“禮制”之背反

金木水火土，是中國哲學的重要組成，也是儒家哲學的基礎之一。五行，除去樸素地解釋自然起源之外，有一個不被人重視的內涵：平等。五行是一個首尾相繼的循環，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再生水。無始無終，無限往復。既然是一個循環，哪一行高？哪一行低呢？可見，五行平等，萬物平等，人人平等。

 

在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裡，儒家的社會結構是如何設計的呢？“禮制”也。“禮制”的核心思想和根本目的，就是維持一個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差序結構。這一點，無需贅言。五行是平等的，“禮制”是不平等的，兩者都是儒家所遵循的，這豈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這豈不是儒學體系的大漏洞嗎？

 

4.“家國同構”假說之謬誤

修齊治平，有一個前提，即：家國同構、家國一致。而事實上，這一假設是極端幼稚和完全錯誤的。因為，家是封閉的，有清楚的邊界。一個人，想進入另一個中國家庭，是根本不可能的。在這裡，我特別強調，是“中國家庭”。要是其他國家，就不一定，例如日本。國，是開放的，邊界是模糊的。一個人，可以被任何一個國家接受，只要他老老實實，不偷稅漏稅，大體上，還是受歡迎的——因為，他增加了這個國家的收入。也就是說，家，是排他的，不容外人介入；國，是兼容的，國土無疆，誰來都可以，而且，多多益善。

 

還有一點，值得關注，即：家是一種具有內在制衡機制的組織。家長或父親即使具有“絕對權力”，也不會不受限制地胡作非為。因為，“父子”之間不平等、不對稱的權力結構，總是可以被血濃於水的人情所消解，父權總會被父子之間的人情所軟化。最壞的家庭專制，也不過是“有情和有限專制”，絕不會墮落到“無情和無限專制”的深淵。

 

在“國”中，缺乏一種內生的、制約和對抗皇權的機制。中國歷史上，忠臣輩出，前仆後繼。中國人常以此為驕傲，說，中國人有氣節。竊以為，以死來表現氣節，就像以死來證明女人的貞潔一樣，可笑可悲。忠臣眾多，只能證明，皇帝無德；還能證明，沒有大臣能管得了皇帝。還能證明，家國一體、家國同構的設想，是多麼幼稚可笑。

 

家和國，看着相似，實則不同——因為，“國”沒有“家”所具有的內在制衡機制。這一點，是儒家學者們，至今也不明白的。

 

5.“家”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背反

在儒家的最高目標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是其中之一。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就是把別人的父母，當成自己的父母；把別人的孩子，當成自己的孩子嗎？天下一家，要小“家”何干啊。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就是墨子的博愛嗎？不就是基督教的“四海之內皆兄弟”嗎？既然如此，孟老先生大罵墨翟“無君無父”豈不是胡攪蠻纏、胡說八道嗎？如果，墨子是“無君無父”，難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也是“無君無父禽獸所為”嗎？

 

一面強化“小家”的思想和行為規範，另一面，又追求“天下一家”、“天下無家”，豈不是南轅北轍緣木求魚嗎？儒學如此不成邏輯，其失敗也就是註定的了。

 

 

備註：

這是和儒家最後的鬥爭了，以後，再也不寫此類文章了。因為，我認為，這篇文章，已經將儒學徹底埋葬。

 

 

 

 

2011年8月11日星期四，21:30.

望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