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湯恩伯是蔣介石的親信將領，抗戰時期駐守河南一帶，陳伯達寫本書，說河南人民有四
害：水、旱、蝗、湯。把湯恩伯比做洪水蝗蟲，為害一方。抗戰時期我在河南一年半，
就我所見，湯恩伯部隊的軍風紀是嚴整的，湯恩伯馭下極嚴，因為犯有貪污罪，一天就
槍斃了一個上校團長和一個少將高參，是我親眼所見。

1942年是河南省大旱之年，莊稼顆粒無收，災民靠野菜度日。抗戰官兵為了節約糧食，
每天僅吃兩頓飯，節餘部分糧食，發放給附近居民。我還配合陶幹事，到各村大戶人家
，查看財主們的糧囤，說服動員富人，出賣糧食，救助鄉親。

－－－－－－－－－－－－－
鐵嶺文史資料第九輯
－－－－－－－－－－－－－－
抗戰歲月回顧
陳寶琦
－－－－－－－－－－－
欣逢日本投降，抗戰勝利五十周年紀念日，鐵嶺市政協文史資料編輯劉志剛先生，
敦促我寫一篇紀念性文章，說來慚愧，我雖然在一九四二年六月八日夜間，鳧過黃河，
投入了抗日部隊，卻錯投了河南國民黨的湯恩伯部隊。主觀願望是好的，客觀現實不容
選擇，因此，雖有抗日救國志，未獲奮勇殺敵功。後來，我脫離了這個部隊，輾轉流離
，到了大後方，親眼目睹了國民黨政府的黑暗腐敗，思想起了變化。後來又到西北大學
潛心讀書，接觸革命書籍，進步師友，盲目愛國思想和正統觀念受到衝擊，並親身參加
一次反對國民黨專橫統治的西北大學學潮，認識提高了，思想覺悟了，它的結果便是千
里尋黨參加革命，然而人生苦短，世路崎嶇。但是，這畢竟是一個東北愛國青年探求摸
索革命道路的一番過程。文史資料注重真實，筆者不敢違背這個原則。

一　金色童年
遼南平原，蜿蜒奔流的太子河畔，有着我可愛的家鄉——遼陽縣黃泥窪鄉道岔子村。村
莊只有百多戶人家，多是劉、陳兩姓。我的父親陳君箴，在辛亥革命後，進縣城讀了簡
易師範，畢業後，做了中學教師。父親在外地教書，放假回家，除帶糖果，還帶回許多
兒童書籍給我，使我大開眼界。七歲那年，我上了學堂。
學堂在一個小土包上，僅有三間草房，四周圍繞着樹林。一位老師，教四十來個學生，
分四個年級，實行複式教學，我們一年級，只有四名學生。老師姓趙，非常喜愛我，常
讓我坐在他腿上，看他畫陶淵明賞菊花，學校有隻舊的風琴，趙老師教唱的第一支歌是
《日本小鬼真正頑》歌詞是：
日本小鬼真正頑，奪我旅順大連灣，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期滿了它還不交還。
滿教室的小學生，憋足勁頭，漲紅了臉，用尖哨的童音，齊聲高唱……日本小鬼真正頑
……當時我們哪裡曉得這時正是日寇肆虐，我們中華民族炎黃子孫面臨生死存亡之秋呢！

二　幼稚心靈入民族觀念
由於“九·一八”事變，東北社會失去正常秩序，每天聽父輩們談論國家民族的生死存
亡，幼小心靈雖然理不出頭緒，但對“日本鬼子”這個醜惡的代名詞，也充滿了民族仇
恨。當時的東北，各種反日組織蜂湧而起，在遼南有王全一的忠義救國軍，有綠林出身
的“三勝”、“老北風”、“海寬”、“海樂”……有的打着抗日名義，有的就是土匪
，家鄉一片混亂，父親和母親一商議，舉家遷入遼陽城裡。
在遼陽讀高中時，有位歷史老師，學生不習慣記老師名字，只稱呼他“姜二楞”姜老師
，因為他不懼日本人的權勢，敢講敢說，一身正氣，日本人也奈何他不得。他講宋代岳
飛的抗金報國，被奸相秦檜陷害，韓世忠責問秦檜“莫須有何以安天下”，姜老師聲色
俱厲，義正詞嚴，深深打動了我的心，也教育了我，使我萌發了抗日救國恢復中華的志
向。我默默心許，我也要像岳飛那樣的民族英雄一樣獻身祖國！

三　確立抗日救國志組織讀書會
1939年冬，我從遼陽高中畢業，考上了兩個院校，一是長春的財務職員養成所，一是吉
林的高等師範學校(相當於師範大學)。前者是偽滿的稅務官吏培養班，後者是中學教師
的培養基地。因為，前者錄取發表比較早，我在1940年1月8日，到長春財務職員養成所
報到。誰能想到，這所只有一年的學校，竟是我的民族意識徹底覺醒，抗日誌願終於形
成的源地。
入學不久，我就注意觀察和自己志同道合的同學，設法接近。我和鍾華(鍾士堯)、崔國
強、趙德臣(趙景林)、周紹儒、李元實、徐曉鍾（徐國光）、許寶順、秦海山、平岳山
、施長義、王雅斌，孫生田、朱維新、安治國等人常在一起，互相借閱圖書看，鍾華在
這方面辦法最多，常常弄來許多進步書籍供給大家。記得有魯迅的《吶喊》《傍徨》《
阿Q正傳》，茅盾的《子夜》，巴金的《滅亡》《新生》，郭沫若的《歸去來》《女神
》，蔣光慈的《鴨綠江上》，蕭軍的《八月鄉村》，蕭紅的《生死場》，曹禺的《日出
》《雷雨》，鄒韜奮的《萍蹤寄語》等等，還有許多俄國和蘇聯的文藝書籍。特別值得
一提的是我們的上期生老大哥，他們利用種種機會，譬如同鄉，同學，鄰鋪等條件向我
們講述民族衰盛，國家存亡的道理，並借閱進步書籍給我們，常常這樣做的有陳樹滿、
李金山、洪寶環、劉榮久、馬成龍等同學。書籍啟迪我們的思路，蒙昧中，在日本人的
統治中，我們看到光明前途，找到了我們年輕人應該走的路。
但是，年輕人不都一樣。在這所偽滿財務學校。也有一批人，認賊作父．他們向日本人
巴結，在偽政權里弄到一官半職，發財致富。我們瞧不起他們，稱他們為“糖客”，不
與為伍，而大部分人則是隨波逐流，得過且過，不喜讀書，在渾渾噩噩之中消磨歲月。
一年的時光很快，1940年冬，我們“財職”四期生，經過一年財務專業學習，已到了畢
業出校前夕。實事求是說，我對這裡的各科專業，毫無興趣。課堂上，日本老師嘰哩哇啦
的講，中國講師小心翼翼的翻譯，我卻緊皺眉目，想着自己的心事，我什麼時候才能沖
出偽滿這個樊籠，走向廣闊自由的天地。
日本人為了培養我們這批為他們向中國人民敲骨吸髓的稅務官吏，狠下了筆血本和功夫
。這一年，我們是吃官穿官，臨末了還送我們去日本國土，進行一番官費參觀旅遊。其
原意是想增進親日感情，可適得其反，我們想到的是，我們的國家，什麼時候才能成為
一個強盛繁榮的國家！這次日本之行的意外收穫，是在東京神田區內山書店買到一批很
有價值的中文書籍。
這些書籍中，最有價值的是一部《中山全集》，我常在夜深人靜之時，偷偷走到教室，
全神貫注地讀閱這厚厚的四本書，思想深處牢牢地打下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烙印。
我們收集到很多書籍，大部分是文藝性的，也有哲學方面的和政論性的。我和鍾華把這
些書編成詳細目錄，又油印成冊，分發給我們志同道合的同學。
畢業出校的日期，越來越近了。某一天，就寢的鈴聲已經叮噹響過了，我和專賣班的王
雅斌同學，還靠在滾熱的暖氣片上不肯睡，都在想心事。忘記了是誰先開的口，說今晚
把我們的同志召到一起開個會。那個年代——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統治下，膽敢深夜集合
，確實是個大膽行為。我們兩個按平日觀察，覺得哪些人忠實可靠，和我們志同道合，
有抗日救國之志，便分頭去找，喚他們起床，摸黑到樓上第十三教室集會，會由我主持
，到會的有鍾華、徐晚鐘、李元實、秦海山、許寶順、崔國強、周紹儒、安治國、孫生
田、施長義、平岳山、朱維新等，約有十幾個人。黑夜不敢開燈，大家漫談，沒有慷慨
激昂的演講，卻都實實在在地說出了心裡話……我們中華兒女不能甘心當亡國奴、當漢
奸、當順民，我們要團結起來，結成抗日秘密組織，名字叫“讀書會”，以讀書交友為
名，行反滿抗日之實。這次是大家初步表態的會。以後，我們又連續召開過三四次會，
大家議定：離校後以瀋陽、長春、哈爾濱為三大據點，構成東北的全面聯絡網。同志們
在各自工作崗位上，進行反滿抗日宣傳，廣泛交結同志，壯大抗日力量……有情況隨時
以通信方式聯絡。必須說，那時我們都很幼稚，沒有什麼黨派作後盾，只憑一股愛國熱
情，自發地成立了這個愛國秘密團體——財職第四期生“讀書會”。有一些人，曾和上
期生如陳樹滿，李金山，劉榮久，侯德操等人發生聯繫，都屬於個別現象，沒有上下領
導關係。
1941年3月，四期生畢業出校，依三個不同專業——內國稅、海關和專賣，分配到全東
北各個地區。我和鍾華，李元實、周紹儒、安治國等“讀書會”成員，分配到瀋陽稅務
監督署，其他同志則零散各地去了。在瀋陽期間，二期生侯德操主動和我們接近，對我
和鍾華，他毫不掩飾他的國民黨立場，常常把他們暗中得到的重慶國民政府的戰地公報
，拿來給我倆看，又要把我和鍾華引見給瀋陽國民黨組織地下頭頭——魏先生，但忘記
什麼原因了，沒能實現。後來我們知道，所謂魏先生，就是瀋陽國民黨特派員羅大愚。
在瀋陽，國民黨立場的侯德操想爭取我們，有着進步傾向，常把革命理論書籍，借閱給
我和鍾華的財職三期生張洪順、楊晉元和丘秋閣等同學也想爭取我們。說實在的，那時
候，我們思想主流是愛國、反滿抗日。對於階級鬥爭，黨派分歧，所知甚少。比較來說
，傾向於中國共產黨，認為共產主義學說新穎而具有誘惑力，基本上我們還是一群政治
認識處於朦朧狀態的小青年。

四　入關讀書尋求墊腳石
我在瀋陽稅務監督署上班兩個月，又分配到昌圖稅捐局，很不安心工作，一心想着走上
抗戰前線，實現抗日救國之志。
機會終於來了，我與一位高中同學方湛之在瀋陽街頭相遇，他身着黑色呢制服，頭戴四
角帽。相詢下，得知他在北京新民學院讀書。引起我的驚喜，這不是個衝出偽滿樊籠，
躍進關內的好機會嗎?他回校後，給我寄來新民學院招生簡章。八月，我去北京，一考
錄取。
新民學院是一所華北偽政權為培養中層官吏設立的學校。院長是王揖唐，副院長是日本
人佐藤三郎。學院座落在宣武門內舊國會。學制四年，分行政、司法兩科。學生多來自
華北各省市，也有部分東北青年。學生待遇優厚，服裝伙食都是公費。我的目的不是來
念書、當官，是尋求向抗日陣線躍進的墊腳石。因而我特別注意交接關內同學。上班生
胡大椿是河南開封人，和我成了要好朋友。他文雅有風度，聽了我的自敘，立即允諾，
幫助我實現志向。後來果然在我投奔自由祖國，多次穿越軍事封鎖線中，給予全力援助。
一九四一年，歐洲蘇德戰爭爆發，遠東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日益激烈，日本帝國主義為了
鞏固在東北的統治，先後製造了兩起對東北愛國青年逮捕和殘害的事件。前一起，是日
本田中和白丸部隊搞的，我們把它叫“田白事件”；後一起，發生在1941年12月30日，
我們叫它“一二·三○事件”，在這兩起事件中，王耀鈞、史履升、周善恩、劉榮久等
同志被日寇處以極刑，馬成龍、潘忠純、張貴林、王德林等同志，遭敵人迫害，病死獄
中，王雅斌、劉長青、左連貴、孫海峰、高德生、徐連漢、崔立福、常青、徐鴻昌……
等幾十人，被敵人關押獄中，直到八一五光復，日寇投降，才獲得自由。“一二·三○
事件”發生前，陳樹滿、李金山等人已先期入關，免遭於難。我們四期讀書會成員，我
的好朋友鍾華，預先聞得風聲，和記者吳玉桐逃入關內，來北京和我共同商議，我們下
一步該怎樣走。後來人難以理解，那個時代，處於敵偽嚴密統治下的愛國青年，要想報
效祖國，抗擊日寇，是怎樣的困難啊。為了尋求投奔自由祖國的路，鍾華做先鋒先到河
北邯鄲去找他的老師張秉懿。不久鍾華來信，說他結識了兩個女友，一個叫芝，一個叫
露雅，決定不了和誰訂婚好，叫我們去人研究。我和吳玉桐一看就明白，所謂芝，是指
國民黨，露雅是指中國共產黨，鍾華不簡單，居然同時找到了兩條路。狂喜之下，吳玉
桐和我決定投奔中國共產黨。並決定由我去邯鄲，和鍾華共同落實。如何離開新民學院
，也要做番手腳。我按預先約定，叫瀋陽周紹儒給學院來封假電報，回家參加“國兵檢
查”。那時國兵入伍是件大事，日本人總隊長橫澤高記大佐，送給我一張名片，意思讓
偽滿徵兵官對我關照。狡猾的日本人沒有想到，我利用這張大佐軍銜的名片，在敵偽營
壘中幾進幾出。這是後話。這樣我離開了新民學院。

五　探索抗戰路夜鳧黃河
1942年4月，北京已是早春天氣，但在敵偽統治下，人們仍有瑟縮之感。
我離開僅僅讀了一個半學期的偽學校新民學院，吳玉桐和胡大椿送我上路。好友大椿一
再叮囑我，到邯鄲如果不合意就到開封去找他的同學王世慧。夜車到了邯鄲，張秉懿和
鍾華師生二人都在車站接我，經過日本憲警檢查，我們來到張老師家裡。張老師是位農
業專家，在邯鄲棉花學校任教。飯後，鍾華向我講訴他探索到的兩條路：一是，他認識
了一位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姓王，現在到大名去了；另外他還認識了一位國民黨的敵
後工作人員姓秦，在邯鄲街上開一家“慶祥號”紙煙店做掩護，我真佩服鍾華好友的活
動能力。第二天，便叫他去大名找王某。三天后鍾華才回來，不無失意地說，王某人沒
有找到。退而求其次吧，只要能參加抗戰便好，我這樣想，鍾華領我去慶祥號見秦某人
，他是四十多歲的一個胖子。據他自己說，曾在宋哲元部隊參加過喜烽口抗戰。現在以
紙煙店為掩護，從事敵後工作。他說能把我們送到漢陽的國民黨部隊去。我們信以為實
，安心等待，並把消息告訴了北京吳玉桐。可是一天深夜，紙煙店老闆秦某突然被日本
憲兵捕去，這條投奔國民黨的路子也斷了。我記起胡大椿的叮囑，和鍾華商議，由我去
開封繼續尋路。在開封我找到大椿同學王世慧，他騰出一間屋，安排我住下，一日三餐
，待我如兄弟。胡大椿、王世慧都是河南人，對我這個東北人，本無親誼，卻一見如故
，給我多方援助，大概是中國青年對日本侵略者，同仇敵愾的心情，把我們牢固地結在
一起了吧。後來，我的許多東北同學如趙景林等也是經過胡大椿、王世慧的幫助，到了
抗戰大後方的。
在開封，我四出活動，了解到出開封西行，經中牟可到黃河岸邊，渡過黃河就是我們日
夜思念的自由祖國。路程不遠，約百多里路，可是有敵偽憲特，四處活動。而最關鍵的
是如何渡過天塹黃河。事已至此，我決不退縮。我自幼生長在太子河邊，練就了一身泅
水本領，自揣不懼黃河的水寬浪大，一定能泅鳧得過。為此，暗中購買一幅準備包裹衣
物的黃色油布，和一隻防備迷失方向的指南針。事有湊巧，在開封我遇到新民學院的同
班同學於學謙。他和我同樣，以回鄉“檢查國兵”為理由，欺騙日本人，來到開封，尋
找到抗戰大後方的路。他已經認識了一位“商人”，能夠帶我們到黃河對岸去。我馬上
喚來了吳玉桐和鍾華。六月八日，我們四個東北青年，尾隨“商人”從開封出發，奔向
中牟黃河岸邊。可惜，途中，我和鍾華同他們失掉聯繫。朱、吳二人在九日夜間，隨商
人乘皮伐，在日寇炮樓上發出的槍聲中，渡過了洶湧的黃河。我和鍾華來到岸邊，因為
他不會泅水，我只得把他留在河東岸，自己脫掉衣服，用油布包好，綁在身上，在沉沉
暮色中滑入水裡，對面就是自由的祖國，我信心百倍，用勁游向對岸去。
不知游了多少時間，忽覺腳觸沙灘，我興奮極了，喉中發出高興的聲音，被守候在戰壕
里的抗日將士發現，我聽道一聲說“有人，開槍!”一片槍聲便掃空而過，我立刻伏到
水裡，悄悄向下流游去。夜又靜下來，我靠攏岸邊，穿好衣服，走向村莊。河南老鄉還
在樹下納涼，上前一問，此村名叫大王莊，老鄉把我帶到河防部隊。

六　湯恩伯 陳大慶對我審查考驗
歷盡艱辛，我到了自由的祖國，仍然滿懷喜悅。不久，我便消沉了，過河當夜，十分疲
倦，在小學校書桌上睡了一宿。第二天，河防部隊連長來看我，詳細詢問了來投經過，
當天
把我送到營部，又到團部。團長王鐵麟，是位和藹可親四十餘歲的胖子，他對我的舉動
頗為讚許，還派了便衣到河對岸去接鍾華。我原來告訴鍾華等我三天，可惜去人晚了，
鍾華已回邯鄲。這時，我也得知，於學謙、吳玉桐二人隨商人去了鄭州。後來鍾華幾經
周折，到了大後方，入了三台東北大學，以後他和陳樹滿在重慶，合力辦了一份雜誌，
叫《今日東北》，以宣傳和推動抗日救國大事業。1944年秋，鍾華和東北大學一批同學
，投奔太行山根據地，隨二野劉鄧大軍，轉戰大江南北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建立了功績。
我在王鐵麟團部，被待如上賓，實際也是被觀察階段。十多天后，又經師部送到軍部。
軍部設在新鄭縣城南大高莊，這是河南抗日將領湯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團軍的第二十九軍
，軍長陳大慶是黃埔軍校一期生。我的到來，在軍內引起不大不小的一番震動。一是，
在黑夜居然有人不懼黃河風浪，不怕將士槍彈，冒死投靠抗戰；二是，這個人自稱是東
北人，東北已經淪陷了十一年，十幾歲的娃娃怎麼可能有如此愛國熱情。從軍長、幹部
到士兵，都對我疑竇重重。先是軍法處的軍法官對我審問，然後是吳副參謀長、趙科長
、李營長等一批東北籍軍官，來看我這個東北小同鄉。我不在乎，反正我是要參加抗戰。
最初，把我安排在軍部的“準星話劇團”補了一名下級的尉官，話劇團的同志們對待我
都很好，每個禮拜都有演出任務，慰勞部隊和附近群眾。我沒有什麼藝術才能，只扮演
過普通戰士吳得勝和鄉民哈二虎。從六月初到十月末，我和話劇團同志們一道，活躍在
抗日最前線，隔河相望，就是日寇鐵蹄踐踏下的豫州大地。話劇團里有位女同志叫姚萍
，江蘇武進人，出於女性的慈愛之心，對我這個遠離家鄉、漂泊異域的小弟非常關切，
後來我到西北大學念書，她還寄了三千元法幣給我，那些不歧視我不排斥我的官長和同
志，時至今日，我仍然尊敬和懷念他們。
十月末，軍部對我考查告一段落，把我送到河南葉縣，湯恩伯的總司令部。湯恩伯是蔣
介石的親信將領，抗戰時期駐守河南一帶，陳伯達寫本書，說河南人民有四害：水、旱
、蝗、
湯。把湯恩伯比做洪水蝗蟲，為害一方。抗戰時期我在河南一年半，就我所見，湯恩伯
部隊的軍風紀是嚴整的，湯恩伯馭下極嚴，因為犯有貪污罪，一天就槍斃了一個上校團
長和一個少將高參，是我親眼所見。
到了葉縣總部，湯恩伯的參謀長宋濤接見我。當然，這是更高一層的對我考查。宋濤中
將是早期保定軍官學校畢業，五十多歲的老將軍。他用銳利的目光打量我，摸摸我胸脯
，看我慌不慌，叫我說幾句東北特有土話，看我是不是真正東北人。到此我完全明白了
，原來他們懷疑我是日本人。這也不奇怪，日本人為滅亡中國，什麼卑鄙手段都會用的
。經過總部參謀長這番考驗，我被認可了，送到黨部充當幹事，仍是低級尉官。
1942年是河南省大旱之年，莊稼顆粒無收，災民靠野菜度日。抗戰官兵為了節約糧食，
每天僅吃兩頓飯，節餘部分糧食，發放給附近居民。我還配合陶幹事，到各村大戶人家，
查看財主們的糧囤，說服動員富人，出賣糧食，救助鄉親。

七　身陷軍統組織接受任務回東北招生
1942年12月，經過參謀長考查和兩個月工作考驗，湯恩伯總部對我認可了，送我到安徽
臨泉的“邊區學院”上學。當時的安徽省臨泉縣，是蘇魯豫皖四省邊區的軍事政治中心
，湯恩伯的另一個總司令部也設在這裡。二十九軍軍長陳大慶，不知什麼時候調來這裡
當了秘書長，又是他接見了我，在我的介紹文件上，輕輕一批。本來說上邊區學院，可
是卻把我送到另一個訓練場所，名叫王大灣特種幹部訓練班。班主任就是湯恩伯，負實
際責任的是教育長周麟祥。這個班也受軍統領導，專門訓練特工人員，有學員一百六十
人，分兩個中隊。隊長一個姓龐一個姓朱。有教官若干人，尚能記得名字的有朱劍農、
姜勇、陳其善、陳旭東、劉林華等等。學習科目有偵察、化裝、通訊、擒拿和日本話。
設備簡陋，學員素質很低，上課既無課本，也無講義。全憑教官空口白話，記住多少算
多少，既不考試，也不檢查。我在這個班學習三個月。1943年4月初，周麟祥把我找去
，給我一項任務：回東北招生。同時也派遣另一名學員張凱去平津一帶招募學員。從湯
恩伯、周麟祥這個舉措來看，是想向平津、華北和東北，發展他們的勢力。
1943年4月初，我裝扮成商人模樣，一襲長袍，一頂草帽，由臨泉動身，途經界首、淝
河口鎮過黃泛區，進入了淪陷地區。到商丘登上火車，又經開封、新鄉、邯鄲直抵北京
。途中敵偽憲警盤查嚴厲，我因懷揣日本大佐橫澤高記名片和新民學院學生證，有恃無
恐。回來東北，在瀋陽、長春經讀書會同志的幫助和串聯，招募到六名同學隨我入關，
他們是周平凱，奚俗、魏易生、李文忠，高雲程和巴彥彬。
我突然回到瀋陽、長春，引起一陣小小轟動。高中時代和財職時代的同學們，紛紛來看
我，願意聽我講祖國抗戰的種種情況。其實我也知之甚少，但對久被封閉，只能聽敵偽
宣傳的“偽滿洲國”的青年來說，卻如大旱逢甘霖，聊解饑渴。大家一致關切的問題，
是抗戰已經進入第六個年頭，祖國什麼時候能夠勝利?是啊，從“九·一八”事變就當
了亡國奴的東北人民，什麼時候才能夠撥開烏雲重見天日?
我把我所知道的國際、國內的形勢變化和盤托出，並強調最後勝利是我們的，曙光就在
前面。我的一番說詞，很受到老同學讚許，大家得到鼓舞。一時間，我似乎成了一位小
小傳奇人物。因為我是自由祖國派回來的……。
這次我回瀋陽、長春看到了財職讀書會的幾位老朋友，崔國強、趙景林、李元實、徐曉
鍾等人，除崔國強外，其他三人後來都進入關內到了抗戰大後方，在戰勝日寇和解放戰
爭中，對人民做出有益貢獻。
我帶領六名東北青年，經過山海關、黃泛區和封鎖線，一路跋涉，幾經盤查，比較順利
的回到臨泉王大灣。教育長周麟祥對我完成任務圓滿歸來表示滿意。六個人被安排入隊
學習，我則被分配大隊部，專做文件收發整理工作。我在大隊部工作五六個月，大隊部
改組，我被編到下面分隊。在去分隊撫溝縣的途中，我向分隊長周某說明，願意到敵後
開展工作。經他的同意，我去了開封。1944年，日本人為了打通大陸交通線，突向河南
、貴州發動進攻，蔣介石軍隊連續撤退，這裡成了淪陷區，我的一段抗戰生涯劃個句號。

八　流浪大後方
1944年初，我離開抗日前線，經過一個多月的旅途跋涉，到了四川三台東北大學。這裡
有許多東北籍同學。陳樹滿、李季若、董雨、李逢春、張杰、胡仁、劉延鼎等等。可惜
，好友鍾華到重慶沙坪垻，創辦《今日東北》期刊去了。我的到來，無疑地在東北同鄉
中引起小小騷動。一是我夜鳧黃河帶點驚險性；二是我來自前線，帶點火藥味；三是我
進出敵營，
有點神密性。總之，大家喜歡我，看重我。善交際又比較活躍的陳樹滿同學引導我去見
學校三長——教務長白世昌、訓導長吳希庸和文學院長金毓黻。又為我組織一次報告會
，專題講演《抗戰之路》。當時的東北大學，地處川北，雖然受國民黨正統思想和地方
封建勢力的一定影響，但民主和進步力量十分活躍，學生有很多壁報及社團組織。很可
惜，我到的比較晚，錯過了編班時期，又不願意到新生院，從低年級讀起，因此決心到
陪都重慶，找教育部解決學籍問題。
離開三台東大前，陳樹滿、李季若等同學在一個星期天為我組織了一個話別會。那天，
十多名東北青年來到涪江之濱。暢訴到祖國大後方的感受、政治見解和個人遠景前途。
1944年5月，在東大同學幫助下，我搭黃魚(四川話，白乘車的意思。)風塵僕僕到了重
慶青木關，這裡有教育部設置的專為收容和救助東北流亡青年的救濟處，免費供給食宿
和按學歷分配學校。我的高中同學劉漢璋在這當總幹事。二人相見，格外歡喜，暢敘了
別後情況。第二天去重慶沙坪垻。好友鍾華在這兒辦雜誌《今日東北》。他因為辦雜誌
，不能回東大聽課，受到開除學籍處分。(後來，他去了解放區)。鍾華呆在重慶，對國
民黨大後方統治階層的黑暗腐敗情況，當然更有深一層的體會了解。這無異又給我上了
一堂政治課，推動了我遲早要投向中國共產黨的意念。
在青木關“東北青年流亡救濟處”有許多和我同樣流浪到大後方的東北青年，大家都在
等待教育部分發相應學校。期間，教育部聘請名士文人給我們上課，如王傑夫、劉不同
等反動政客，大放抵毀共產黨的反動厥詞。也有進步的正義人士如顧先生，他寫了兩句
名詩“綠水獨爭黃浪綠，秋心不予壯士寒”，意思說清淨綠水不肯和污齪黃水混合；壯
士不怕凜冽寒風。顧先生的錚錚鐵骨精神，給我印象極深。1944年8月，我被教育部分
發了——西北大學。

九　西北大學的學生生活
秋風乍起，我搭上甘肅油礦局的汽車，從重慶駛往西北，抗戰時期，我國沿海城市遭日
軍占領，內地沒本事製造汽車，這是一部陳年老貨的老爺車，一路上常常拋錨。從重慶
到漢
中，幾百里路程，它走了一個月。耗光了我的路費也使我蒼老疲憊。九月末，我才到達
城固縣西北大學。西北大學，原稱西北聯大。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北平、天津一帶的
大專院校紛紛向內地遷移。去雲南昆明的如北大、清華、南開大學，組成西南聯大；來
西安古城的如北師大、北平大學、北洋工學院等組成西北聯大。後來，為躲避日本飛機
的狂轟濫炸，一些院系向外縣搬遷，來到城固縣城的有文、理學院和法商學院，共有十
三個科系，一千二百多學生，是為西北大學。註冊組職員看過我的學歷證明和分發文件
，把我分配到法商學院政治系三年級，享受代學金待遇。代學金是抗戰時期後方大學生
享受免費食宿的專用名詞，因為他們多來自淪陷區，失去了家庭的經濟供應，國民政府
為了培養這批知識分子，國庫拿錢供給，稱做貸金。意思是將來他們畢業工作，再還給
國家。
成了大學正規生，我結束了流浪生活，每天規規矩矩上課。王守禮教授的中國外交史、
原政庭的西洋史、許興凱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王治燾的憲法、趙石萍的市政學，都是我
愛聽的課程。老教授們治學嚴謹，講課認真。我也常坐圖書館，看些進步書籍，學點革
命理論，還兼修了一門外文——俄語。四年級時，我還當了一年校外兼課教員，緩解一
下經濟危機。
1945年8月，日本帝國主義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全國人
民翹首盼望民主建國，實現和平。而蔣介石卻一心想發動內戰，奪取勝利果實。1946年
2月，我參加了西北大學的反對國民黨蔣介石獨裁統治爭取自由民主的學生運動。並和
另外4名學生代表一起去渝和校長劉季洪談判，成為學生自治會一員。四月十五日，學
生自治會趕走了劉季洪和學校當局高層人物，一度接管了西北大學。四月十九日早晨，
國民黨軍警開進學校。四月二十三日，接到上級黨組織指示，我們這些已經暴露的學生
幹部不得不轉移。當夜，我和王慶新、周希煊兩人自城牆翻越而出，直奔西安。
1942年6月，為抗日救國，我投到國民黨營壘，1946年5月，因為爭民主，鬧學潮被誣“
暴徒”受到通緝，以後我和高士興、齊越、沙林、張玉林等同學回到北京，1946年末，去
了北滿解放區。正是，世路崎嶇人生幾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