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

我家廊檐上有一架木梯直通南屋二樓，這架梯子又厚又重誰也挪不動。它便成了我幼時登高爬低的好去處。為此我常遭到大人們的呵斥。漸漸地，我由爬到三磴四磴上胡吼亂唱，再坐在五蹬六蹬上手舞足蹈，直至上到樓門口。

一天我打開樓門進到了樓里，光線較暗，借着樓門口的光亮，慢慢看清了裡面的東西。樓里除了一些雜物外，靠兩邊山牆整齊的擺放着兩排立櫃，拉開櫃門，裡面裝的全是一摞一摞的書本。拉開一個是書，再拉開一個還是書，厚厚地，滿滿地，我很失望沒一件能讓我玩的東西。

但是自此以後，那裡成了我一方自由天地，清靜自在無憂無慮，任我翻東翻西沒人干預。只在大人們不見我時叫我幾聲，我從樓門口伸出腦袋扮個鬼臉：“嗨嗨，我在這裡。”母親瞪我幾眼要我下來，我偏不肯，罵我幾句便又忙她的事去了。從此，只要不見我就叫我一聲，我又嗨嗨一笑，她們叮囑一些小心摔下來的話，便不管我了，似乎我進了保險箱。

起初，我只把較薄的書拿出來翻着玩，後來就把成套的書抱下來，拔出骨針，攤開外殼，從裡面取出一本，儘是豎排的字，連一個娃娃都沒有。每頁上端留有很大一塊空白，不知是誰在裡面用紅筆圈圈點點，還在空白處寫上字。沒意思，一點兒也不好玩。叫我感興趣的是捉書魚，這小東西全身皆白，頭上還有兩根小鬍鬚，一閃一閃地躲得極快，偶爾摁住一個，取開手指已經不能跑了，但身上的小爪子還在動，撥開它，紙上還留着一層白色粉末，再看我的手指上也留下一些銀粉。我斷定它們不是好東西，是吃書的蟲子，便每每和它們打游擊，看你跑得快，還是我的手指追得快。

那時我還沒到上學的年齡，父親很少在家，但一回家就教我讀書寫字，從“人口手足刀尺”開始。父親很嚴厲，我害怕，教過的字我盡力記住不敢懈怠。父親見我記性好臉浮笑容，可正當我也高興時，父親又是一臉的嚴肅。

我該上學了，學校里只有一個先生，個頭不高臉皮粗糙，戴一頂瓜皮帽，穿一件土布長衫。教我們讀《三字經》《百家姓》，書裡面還是沒有畫。

但先生教我的《百家姓》並非無用，我在書櫃裡發現了整櫃的新版書，那上面有胡適、魯迅、俞平伯、胡漢民、周作人、羅斯福、史太林（斯大林）等人的名字。至今記憶猶新的還有一個叫夏丐尊的，特別是那個“丐”字，很像我用泥巴做的手槍。因為許多字認不得，便記下來問父親，父親很奇怪：“你怎麼知道問這些人名？”我指指樓上：“樓里書櫃裡的。”“很好，多看看。”這是父親給我的極大鼓勵。

樓上成了我玩耍的好地方。況且我又有了新的發現，有的書裡還有許多人物繡像，如當陽橋上怒目圓睜的張飛，手拿禪杖光着頭皮的魯智深，握着團扇倚窗而坐的林黛玉等等。更好看的是一軸軸的花卉、蟲魚、老虎、駿馬，畫得真真切切如活的一般。

書裡面說些啥，我一點兒也不懂，只覺得好看好玩而已，充其量當作識字的工具。隨着年齡的增長，認得的字越來越多，我對這些書的興趣才漸漸濃厚起來。裡面不但有豐富的知識，而且有動人的故事，常常令人愛不釋手。

一天，我家湧進了很多人，搬走了幾乎所有的東西。我那時根本不懂什麼地主、富農、貧農、下中農，更不懂土地改革是什麼意思。我家樓上的八個書櫃被掏空後抬走了，書從樓門口扔出來，扔得滿地都是卻沒有人要。有個女人來了靈感，撿起幾卷字畫說是糊“袼褙”用得着，這一下提醒了大家，女人們爭着先撿字畫，再撿新版書，後撿線裝的。最後連男人們也動了心，撿幾本夾在腋下，帶回去作為給女人的禮物。我至今也不知道家鄉話“袼褙”兩字該怎麼寫，但我知道這是女人們用漿糊把紙和破布，粘成一大張一大張的硬紙，貼在牆上，風乾後，揭下來做布鞋用的。

也許是書太多了，也許是有的人不忍心撿，過後還有少部分書橫七豎八地躺在地上，父親和我把剩餘的殘書收集起來，放在家裡的角落裡。從此父親不再教我讀書認字。而我還是把這些殘書當作珍寶，不時翻翻看看，仿佛在和它們說話，和它們交流。

誰知兩年後，村里修公共碾房要搪石灰牆，石灰里要用紙漿，村長用背簍把剩下的書，一古腦兒全裝了去。望着背簍漸漸遠去，我的鼻子一陣陣發酸，村長背走的不僅僅是殘書，他背走的是我童年的朋友，童年的夢。

自此，我們這個不知起於何時，十里八鄉聞名的書香門第，既沒了門第，又沒了一點兒書味。之後，弟妹們也沒有了上學的資格，頂多帶回來幾本小學課本。

偏又是我不識時務，念了幾句書，多認了幾個字，又愛上了書。平時連饃也捨不得買一個的我，遇到心愛的書，千方百計也要買到手。後來師範畢業有了點收入，星期天步行二十多里，也要到書店去買書，愛書之癖陰魂不散。

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它如火如荼“蕩滌着社會上的一切污泥濁水”。1966年7月30日，我們進了城固縣教師集訓會。按照領導的布署，先學習一周上級文件，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這叫‘務虛’，下來再接觸每個人的思想實際，開展革命，這叫‘務實’。可是，革命左派早已按捺不住革命激情，沒過四五天，就揪出一批批牛鬼蛇神。革命左派的頭腦既然已經武裝起來了，那拳腳更是武裝的十分了得。揪出來的牛鬼蛇神，個個被“打翻在地，再踩上一隻腳”，只有呻吟的義務，沒有爭辯的權利。甚至連痛苦呻吟的資格也不給你，罵你是裝死狗耍賴皮，從地上抓起來，再給你一頓拳腳，迫使你站端站好，乖乖的接受革命群眾的批判。

隨着運動的深入開展，一切整人的手段也花樣翻新。戴尖尖帽遊街已不是什麼新鮮事，而‘坐噴氣式’（讓人彎着腰兩手向後舉起遊街）、‘剃陰陽頭’（把頭髮剃去一半，讓人一看就知道你是牛鬼蛇神）的現象陸續出現。最慘的是女人，一旦揪出來總要給你製造點桃色新聞，這樣，既可以在批鬥乏味時，強迫你交待亂搞男女關係的細節，調調胃口。又能證明她本來就是壞女人，該整！倘若你爭辯幾句，幾耳光下去，鼻子不流紅，牙齦也會出血。還在脖子上掛一雙臭鞋，手提銅鑼，邊敲邊喊着自己的罪行遊街示眾，甚至游到娘家婆家去，讓你顏面丟盡。我們集訓組的劉秀英（城固城關鎮人）老師就是這樣的遭遇。

街上整天人山人海鑼鼓喧天。牛鬼蛇神戴的尖尖帽，五花八門令人眼花繚亂。城固鐘樓北邊，有一焚燒舊書舊畫的火堆，煙火繚繞月余不熄，被紅衛兵抄出來的舊書舊畫，都在這裡當作戰績，化作裊裊青煙，成了灰燼。一個個漂亮的古舊瓷器，在清脆而暴烈聲中摔成碎片。

隔壁又傳來“聽聽嗵嗵”的打人聲，“唉喲，唉喲，打死人了！……”“要文斗，不要武鬥！”挨打的是孫德坤老師（城固城關鎮人），他的奮爭得來的是更多的拳頭：“把反動書籍交出來！”“打倒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孫德坤！”

我的同學李有德，本來根正苗紅世代貧農，在集訓會上紅得發紫，即將升任雙井毛嶺學習組的副組長（組長由縣委派來的幹部袁崇新擔任），但他太自信，在會上揭發別人揭得太多太猛，打擊面太大。對立面很快聯合起來，暗地裡派人回校，在他的宿舍里查出一本有關海瑞的書，正當他春風得意的時候拋了出來。幾分鐘前，他還是響噹噹的無產階級革命左派，頤指氣使不可一世，轉眼間，變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和“貧下中農的可恥叛徒”。對方以牙還牙有過之而無不及，一陣連拳帶腳的“文斗”過後，他艱難地從地上爬起來，兩褪顫顫，滿頭是汗，鼻涕眼淚一大把。有人從角落裡撿起一個破紙盒往他頭上一扣，作為臨時的尖尖帽。從頭天中午到次日臨晨，不准坐、不准喝水、不准吃飯、更不准睡覺。讓他檢查為啥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窩藏反動書籍的罪行。半夜裡他實在受不了，哭着哀求：“讓我坐一會兒。”回答他的是有意無意的鼾聲。真所謂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矣。

看着老同學實在可憐，幾次我都想替他求點情，讓他坐一會兒，但思前想後又不敢了，倘若引火燒身，那我的結局，會比他更慘。

書，都是書惹的禍。

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在天安門城樓上，當紅衛兵代表為毛主席戴上紅衛兵袖章時，毛主席問她叫什麼名字，她回答說叫宋彬彬。毛主席說：“文質彬彬不好，要武嘛。”毛主席是口含天憲的偉大領袖。“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林彪語）。他的話似乎是隨口而出，但在神州大地無疑是震天驚雷。如果說在此以前，造反派打人還多少有所顧忌的話，如今可以放開手腳，任其所為。

於是打人和侮辱人格的事，步步升級手法翻新難以盡述。面對如此慘象，誰不提心弔膽心驚肉跳？我惶惶不可終日，仿佛不管坐着躺着，身下都有火藥桶似的，隨時可能引爆。因為要揪出一個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那是很順理成章的事。況且我留在家裡的書有巴金的、老舍的、艾蕪的……。哪一本都是打倒你的鐵證。更要命的是還有一本《燕山夜話》，是我星期天步行往返五六十里，從漢中新華書店買回來的。這本書正是全國重點批判的大毒草。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從這本書的作者鄧拓，以及吳晗、廖沫沙三人身上開刀的。當時誰有這本書，誰就是三反分子。這個邏輯聽起來有點兒荒唐，但事實就是如此。周公小學的老師楊民芳（城固楊家灘人），正是從他的宿舍里搜出一本《燕山夜話》，被打得死去活來。

想起毛主席的教導：書讀得越多越蠢。我很責怪自己，我咋這麼傻？餓着肚子買書幹啥？花錢買回來的是一顆顆定時炸彈，招災惹禍，太不值得。也許是今天中午、也許就在下午、也許是明天早晨，村裡的紅衛兵隨時會來抓我。半夜裡我常常驚出一身冷汗。正如馬克.吐溫所說，生怕床底下隨時會竄出一條眼鏡蛇來。

運動越來越深入，批鬥越來越升級，在集訓會上，忍受不了精神和肉體雙重折磨的王其浩、魏善慶、胡治軒三個“階級敵人”，先後“自絕於人民”。王在看守人員睡着後，翻過院牆跳入漢江而死；魏在被押解回家鄉批鬥的途中投井而亡；胡服毒自殺。他們的屍體先要運回本村去“斗屍”，再被運到集訓會上“斗臭”，時值盛夏高溫，幾番折騰，不鬥也已臭不可聞。

他們的罪名不是說了反動言論，就是查出了反動日記，要麼是窩藏了反動書籍。

又是書惹的禍。

倘若他們不上學讀書，也許不會有這樣的下場。

書能殺人，古已有之，今更甚之。

但是直到七十多天的集訓會結束，還沒有來人揪我，是家鄉的紅衛兵發了慈悲？還是別的什麼原因？我的家是不可能不被抄家的。

會上揪出來的牛鬼蛇神被嚴密看管。其它的可以回家了。唔！我長出一口氣，我終於熬出了頭。像我這樣的“狗崽子”，能安然走出集訓會的大門，獲得自由能有幾個？這不能不說是個奇蹟。雖說此時秋葉已經飄零，我們還穿着單衣，但心情為之一振，仿佛太陽含笑、鳥兒歌唱、草木起舞、秋光勝似春光。

為慶祝逃過一劫，我特地給父親買了一瓶城固特曲，給弟弟妹妹買了兩包點心。高興之餘又很憂心：因為凡參加集訓會的人，一律不准寫信，家裡的情況一概不知，父母是否安在？弟妹們情況如何？

回到家裡，見父母還在，我第一句便問母親：“我的書……？”

“燒了，我早燒了。”

頓時，心裡的一塊石頭終於落了地，幾十天來，它壓得我幾乎喘不過氣。

原來在我走後，母親預感到將有大事發生，每日天不亮就起床，把我的書撕開，一頁一頁地填進了灶膛，燒了洗臉水。到紅衛兵第一次來抄家時，我的書和日記，連同那該死的《燕山夜話》，早已化成了灰燼。

啊！母親，多有預見的母親，有膽有識的母親。她不但能幹還十分聰明。儘管她只讀過幾年私塾，識字不是很多。我想，母親和兒女的心是相通的，又覺得人世間似乎真有心靈感應，在我憂心忡忡時，她就知道我在擔憂着什麼。

日子依然在惶恐、屈辱中煎熬着。只有太陽和月亮，悠悠然然按時而出，按時而落，不因堯存，不為桀亡。

這是暑假裡最熱的一天，太陽已經把大地炙烤得有了焦糊味。正晌午時，我們正準備吃飯，突然闖進來幾個紅衛兵，命令我們把堂屋裡的麥草捆搬出去，在嚴密的監視下，父母親頂着烈日只得照辦。搬完了沒發現什麼。又命令打開一個個麥草捆，突然，一個紙卷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為首的紅衛兵一把搶了過去：“變天賬！變天賬！”他連連驚呼，幾個紅衛兵一齊圍上去欣喜若狂：“哼！狐狸再狡猾也鬥不過好獵手。”（樣板戲《智取威虎山》台詞）

這個紙卷有兩尺多長，一連剝了好幾層才露出兩根捲軸。他們迫不及待地打開一卷，是一幅墨竹圖，上面有幾行字，另一幅全是字。

“老實交待！變天賬是不是藏在這裡面？”

“不是。”

“在哪兒？”

“我沒有變天賬。”

啪！一個耳光重重地落在父親臉上，跪在太陽地里的父親嘴角流出了血，和着滿臉的汗水，一滴滴地往下淌。緊接着又有幾拳落在父親身上。父親像個不倒翁，打倒了又彈起來，照原來的姿勢跪好。

我不相信父親有什麼變天賬，那不符合他的性格。我把頭轉過去，我不想看也不忍心看。我只為父親感到悲哀，早年在外上學時，和他最要好的同學陳洪鈞，就是中共地下黨員，幾次遇到危險，都是父親給他通風報信，才躲過國民黨的抓捕。父親還多次在經濟上資助他們。如今他同情的革命勝利了，自己卻無休無止受到革命的懲罰。

紅衛兵在字畫上沒發現什麼，對着太陽照，也看不出什麼，一個紅衛兵從鄰居家端來一盆水潑在上面，還是沒發現什麼，於是拿來一把菜刀把字畫攤在地上一層層地刮，仍就一無所獲。最後把它撕個粉碎，扔在父親臉上。把兩根木軸拿走，當燒火棍用。

聽說查出了變天賬，村里人有近前看稀奇的，也有遠遠看熱鬧的，估計折騰得差不多了，隊長適時敲響了上工鍾。

這頓飯自然沒吃成。

“滾！還不快去上工。”為首的紅衛兵一聲斷喝，跪着的父母艱難地爬起來，拿了鋤頭，頭也不回，去接受勞動改造。

望着父母遠去的背影，我禁不住潸然淚下。

事後我想，父親是個膽小謹慎的人，何以冒着風險收藏這兩幅字畫？看來這兩幅字畫一定有些來歷，也彌足珍貴。過後，想問問父親那是誰的墨寶，但話到嘴邊又嚥了回去，我不願父親傷心，那是他永遠的傷疤，永遠的痛。

以後聽村里人說，紅衛兵本來是突襲追查金銀財寶的，沒想到查出兩幅一文不值的字畫，又以為是暗藏變天賬，結果一無所獲，才掃興而歸。

父親也是幸運的，這些農村裡的紅衛兵大多不識字，沒有追究窩贓封建文化的反動罪行。倘若像教師集訓會那樣，左一分析右一聯繫，這裡上綱那裡上線，批你斗你就會沒完沒了，父親不知又要遭受多少罪。

書，我家的書。它給後輩兒孫帶來的不是福而是禍；不是精神食糧而是精神和肉體的痛苦，是災難，是折磨。這也許是我們的祖先當初沒有料到的。

2009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