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輪回：兩個文藝座談會

章立凡

一頭延安，一頭北京，兩個文藝座談會的歷史出典和出席資格，足以令榮登廟堂的文藝圈人士心醉神馳。1942年5月2日，毛澤東在延安召開文藝座談會，先後開會三場，發言四十餘人次；毛氏前有引言，後有結論。2014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北京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聽取七位文藝界人士發言後，發表了約兩小時的講話。

那一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早已發表，至今被奉為金科玉律。這一頭，通稿僅披露了“在北京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部分內容，官媒頌歌四起，藝人尤擅造勢，掀起的“學習高潮”，不免重落造神運動窠臼。惟炒作多系花絮，令人分不清哪是原話，哪是詮釋。要想“完整地準確地理解”（鄧小平語），恐怕只有等到講話全文正式發表之後。只好憑藉已有史料，略作爬梳以便日後學習。

共同背景：權力鬥爭與反自由化

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政治大背景，首先是延安整風。這是一場毛澤東率中共“農村派”與原共產國際支持的王明等“國際派”的權力鬥爭。在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上初戰告捷後，毛於1942年2月正式發動延安整風，將鬥爭之火燒向黨內中下層。

其次是延安文化人宗派及文藝思想紛爭的背景。時任毛澤東秘書的胡喬木說，延安文藝界存在五大問題：首先，是所謂“暴露黑暗”問題。一個時期，“暴露黑暗”、“不歌功頌德”、使用“諷刺筆法”、“還是雜文時代”等主張，幾乎成為一種時髦。其次，是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傾向。第三，是學習馬列主義與文藝創作的關係問題。如作家歐陽山認為“馬列主義妨礙文藝創作”，有作家主張不要把“什麼‘教育意義’、‘合乎什麼主義’的繩索”套在文藝上面。第四，是“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把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寫知識分子上面。第五，是文藝工作者的團結問題。30年代左翼文藝運動中就存在的宗派主義情緒，又被帶到了延安，而且越來越嚴重。

在整風的第一階段，毛澤東提出了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的“整頓三風”任務，歡迎黨外人士提意見，利用自由主義猛攻 “國際派”。在毛澤東的感召下，延安文化人丁玲的《三八節有感》、王實味的《野百合花》、蕭軍的《論同志之“愛”與“耐”》（經毛澤東親手修改潤色）、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羅烽的《還是雜文時代》等紛紛出籠，對延安的僵化意識形態、待遇等級差序、腐化特權等多有批評。1942年5月2日至23日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下召開的，上述文化人後來都受到了整肅。這套“引蛇出洞”手法，十五年後又如法炮製：先發動“整風”整黨內，向官僚主義、宗派主義、教條主義“三害”發起猛攻，後急轉“反右”整黨外，成功打下五十五萬“右派”。

北京文藝座談會同樣有權力鬥爭和意識形態整肅的大背景。身為中共太子黨的習近平，對紅色江山有着天然的血緣感情，上台後一手抓槍杆，一手抓筆桿，兩手一起抓，兩手都很硬。在以反腐敗為旗號的權斗中，薄熙來、徐才厚、周永康等“大老虎”先後落網，高層博弈至今猶未終局。八天后公布的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前夕召開的北京文藝座談會，旨在重振官方道統，亮明主人身份。數日後的四中全會公報，提出“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顯示“習氏精神”的意識形態正統地位有望底定。

中共十八大以來意識形態領域的一系列管控，令改革開放以來的思想言論自由空間日見收窄。從批普世價值、反憲政、批“歷史虛無主義”到“七不講”，再從尊孔親儒、倡導中國傳統文化到用“禮法合治”“德主刑輔”詮釋“依法治國”，發起反腐，習近平痛心疾首的，不僅是中國社會的世風日下，更有黨國秩序的禮崩樂壞。他沿用傳統的“內法外儒”治國思路，政治上“專政為體，法治為用”以消滅競爭，意識形態上“馬列為體，儒家為用”以統一思想。

如果說延安文藝座談會開啟了毛澤東走向神壇之門，奠定了中共政權的意識形態基礎；則北京文藝座談會將文治教化定於一尊，旨在重振乾綱以保執政地位。

相同主旨：文藝為政治服務

將文藝視為宣傳工具，是馬列政黨的傳統思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從階級鬥爭學說出發，強調“文藝是從屬於政治的”“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並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如同列寧所說，是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黨的文藝工作“是服從黨在一定革命時期內所規定的革命任務的”。

根據人民網的報道，在北京文藝座談會上，現任領導人習近平同樣認為：“文藝事業是黨和人民的重要事業，文藝戰線是黨和人民的重要戰線。”他心中的文藝可不是風花雪月的事兒，而是實現中國夢的重要力量。習在講話中還表達了對文藝界現狀的不滿，將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抄襲模仿、千篇一律的問題，存在着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的問題一一枚舉，指出“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單純感官娛樂不等於精神快樂”；強調“一部好的作品，應該是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同時也應該是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作品。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不要沾滿了銅臭氣”。這些針對文藝工作的現狀的批評，既是對文藝圈拜金主義的譴責，也不免令人聯想起文化藝術市場上悶聲發大財的權貴家族。

毋庸置疑，延安時代建構的一元化意識形態體系，在“文革”後期已面臨普遍的信仰危機，改革開放後更遭到市場經濟大潮的迅猛衝擊，在市場的力量面前，原本控制文化人命脈的“單位制度”威風不再，黨文化的傳統領地不斷遭遇蠶食。2011年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的《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決定》，意在利用官方優勢重新整合文化市場，發布後各種政策、資金開始向文化領域傾斜。在“文化體制改革”的旗號下，官辦文化機構紛紛改制，與資本共舞。權貴資本也趁機進軍文化市場，通過權力尋租，圈地圈錢化公為私。體制內外權錢美色的交互感染，令文藝圈日益沉淪糜爛，既迷失了文化的初心，也與原教旨主義的黨文化漸行漸遠。

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或許文化市場將是個例外。從“政治正確”的黨文化觀出發，習總不能聽任文藝由黨的馴服工具轉為市場的奴隸，文化藝術必須迷途知返，繼續為政治服務。他試圖通過提振“正能量”來收復文化市場，要求“中國作家藝術家應該成為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通過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文藝作品，書寫和記錄人民的偉大實踐、時代的進步要求，彰顯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習近平與毛澤東同樣強調文藝的人民性，然而比起一心要“資本主義絕種”的毛，習未便小覷市場的力量，提出的方案相對中庸，在文藝座談會上他說：“優秀的文藝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藝術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場上受到歡迎。”

與嗜好《紅樓夢》、《水滸》、《西遊記》等中國古典名著的毛澤東不同，習近平似乎更偏愛西方文學。據人民網報道，座談會上總書記談及幾十本大書，且特別鍾情於海明威的名著《老人與海》。該報道還重提習今年在俄羅斯和法國公布的兩張閱讀“書單”， 其中有俄羅斯的克雷洛夫、普希金、果戈里、萊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車爾尼雪夫斯基、托爾斯泰、契訶夫、肖洛霍夫，法國的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狄德羅、聖西門、傅立葉、薩特、蒙田、拉封丹、莫里哀、司湯達、巴爾扎克、雨果、大仲馬、喬治·桑、福樓拜、小仲馬、莫泊桑、羅曼·羅蘭等。與今年2月訪俄時公布的名單相比，俄羅斯作家中增加了克雷洛夫和涅克拉索夫，而前蘇聯官方文學的代表人物高爾基、法捷耶夫卻神秘消失。這二位無論在思想上或藝術上，都無法與榜上其他作家相比，尤其是法捷耶夫，早已被文學市場徹底遺忘。

如何解讀思想上、藝術上的成功與市場的關係？不妨以史為鑑。所有為人類文明貢獻了不朽思想和偉大作品的先驅們，無不具備“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認真閱讀過上述作家和思想家作品的讀者，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們是引領時代的人物，既不是市場的奴隸，也不是官場的奴隸。

殊途同歸：與會者的命運

延安文藝界山頭林立，素有“兩個陣營（“魯藝”和“文抗”）、三大系統（中央文委系統、邊區文化系統和部隊文藝系統）、四個山頭（“魯藝”、“文抗”、“青藝”和邊區文協）”之稱。其間不僅有傳統的文人相輕，還有軍隊工農幹部與城市知識分子之間的格格不入。其中最主要的宗派，是以文化人士周揚為首的“魯藝派”和以作家丁玲為首的“文抗派”。周的圈子中有文化人何其芳、周立波、陳荒煤、沙可夫、沙汀、劉白羽、林默涵、賀敬之等人，丁的圈子內是文化人蕭軍、舒群、艾青、白朗、羅烽等人。

周揚指“魯藝派”主張“歌頌光明”，而“文抗派”主張“暴露黑暗”。兩派互相排斥，勢如水火，創作思想分歧甚大，其源流可追溯到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學的宗派之爭，以及1936年周揚、周立波等的“國防文學”和魯迅、馮雪峰、胡風等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的論爭，毛澤東當時是支持“國防文學”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文革”中周揚遭整肅，“國防文學”又被打成投降主義。

主動找毛澤東反映延安文藝界情況的作家蕭軍發現，其實毛澤東對文藝圈很不熟悉：“我知道他是對一切隔閡着，從文協負責人不知是誰，丁玲低調工作不知道，不曉得艾青、羅烽等來……就是一個證明”。（《蕭軍日記》）與此同時，文藝家們也有些忽視“資深文青”毛澤東和延安的文藝界領導，高華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中說：

在這一時期，文藝界人士雖然尊重毛澤東，但並沒有把毛澤東視為中共唯一領袖，尤其沒把毛看成是精通文藝問題、可以指導自己創作的理論大師。不少文藝家還未養成尊重黨在文藝方面領導人的習慣。一些來延安前就有較高成就的文藝家， “孤芳自賞” ，獨立特行，根本不把“文藝界領導同志”周揚放在眼中，經常對周揚的領導作風反唇相譏。

按當時黨內分工，洛甫（張聞天）以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任中宣部長，分管宣傳文化教育，毛澤東分管軍事、外交。但整合各派一統江湖，是他最喜歡扮演的角色。毛澤東乘洛甫率“延安農村工作調查團”往晉綏的一年間，安排凱豐代理了中宣部長職務，自己則輪番約談眾多延安文化人，不斷吹放“自由化”的春風放火燒山。直燒到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出土，毛才突然變臉，拍案疾呼“這是王實味掛帥，還是馬克思掛帥？”他對老友蕭三宣稱：“我本來不管文藝的，現在文藝的問題碰到鼻子上來了，不能不管一下。”於是，王實味遭遇口誅筆伐，不僅無緣文藝座談會，還成了延安文化界第一個被祭旗的犧牲，最終掉了腦袋。

延安文藝界兩大宗派的紛爭，客觀上為毛澤東奪取意識形態領導權、榮登文壇霸主寶座鋪平了道路。與會的中共領導人中，與毛聯名下帖邀請並主持座談會的政治局候補委員、代理中宣部長凱豐，到中共“七大”時被排除出中央委員會，博古、王稼祥、鄧發被逐出權力中心。此後三十多年間，作為座談會分母的“魯藝”和“文抗”兩派文化人，被領袖玩弄於股掌之間，交替利用，互斗互整，歷經延安整風、1957年“反右”至1966年“文革”，最終殊途同歸無人苟免。可憐一代熱血才俊，被洗腦改造成權力的奴隸，靈性被摧磨殆盡，淪為史上匆匆過客，鮮有佳作傳世。

七十二年後的文藝座談會，人民網贊曰“群英薈萃、少長咸集”，又有七十二人同襄文壇盛舉，最年長者是年屆九旬的紅學家馮其庸，最年輕的是80後“網絡作家”周小平，上應孔門弟子之數，下合歷史年輪。此時席間已無蕭軍、丁玲，更不會有王實味；廟堂上文藝人士緬懷延安文藝座談會，卻無視延安先輩們被洗腦為奴的前車之鑒。與會各路文藝堂口掌門皆為歌德高手，連胡喬木、周揚那種有些學養的文膽黨鞭，都克隆不出來了。

北京文藝座談會上隆重推出的“後起之秀”，是無知無畏的新生代“網絡作家”周小平，一時左右兩翼眼鏡大跌，驀然發現“原來彼此都不是這個時代的主流”（薛之白：《方舟子駁周小平另掀波瀾》，聯合早報網專稿）。今年全國宣傳部長會議曾提出：對基於互聯網的新型知識分子，加強政治引領和政治吸納，促左右兩翼回歸主流。前有覆轍，後繼乏善，黨國文宣的豢寵品味，很難令招安對象自降身份與周為伍，引領大計前景堪虞。

據周小平會後在博文中獨家披露，習近平還有這樣的說法：“一些醜化人民群眾，醜化中國，醜化英雄人物的現象，是在毀壞我們的信仰根基，是歷史虛無主義，其危害是巨大的。文藝工作者，應該積極弘揚正能量。”“文藝作品不能以追求到國外獲獎為目的，抱着這種目的去創作是沒有前途的……”。這些話被坊間解讀為“不點名批評”與會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是否如此？不得而知。

對文學藝術家而言，今後的作品評價體系或許不再與國際接軌，而是在普世文明標准之外，另立“中國特色”標杆。繼設立國際“孔子獎”之後，財大氣粗的中國，未來是會否自設一批國際獎項，以期與諾貝爾、奧斯卡、普利策等國際性大獎抗衡，也未可知。

會風迥異：從群言堂到一言堂

說完兩個文藝座談會的雷同之處，再來說說不同看點。

一是會前溝通。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之前，劉白羽、蕭軍、歐陽山、草明、艾青等重點人物，曾多次被毛澤東約見或書信徵求意見；李伯釗、丁玲、蕭三、羅烽、舒群、周文、草明、塞克、於黑丁等也蒙召垂詢。毛還以集體談話方式，與魯藝的周揚、何其芳、嚴文井、周立波、曹葆華、姚時曉等部分黨員交流。還有一段軼聞是：延安青年藝術劇院院長塞克，接毛澤東約談通知後提出條件：“有拿槍的站崗我不去！”後在其他人勸導下赴約，發現沿路崗哨全撤，很遠即見毛在窯洞外佇候。當日一談四五小時，還被留共進午餐。塞克事後反思，頗為自責。（朱鴻召：《延安文藝社會生態論》）

其次是自由參會。延安文藝座談會與會的人數，至今眾說紛紜。據說留下的合影系由三張照片合成，一些人物被遺漏。合影照的105人（一說104人）中間，被識別出96人（一說95人）。收到請柬的人中間，一些人因各種原因未赴會，如作家高長虹拒絕參加，身在前線的畫家莫朴、音樂家賀綠汀、作家周而復、一二九師宣傳部長朱光等人來不及參加。有的人（如美學家王朝聞）沒有趕上座談會開幕，但參加了第二或第三次會議，還有人（翻譯家如吳亮平、作家吳奚如）參加了前兩次，缺席了第三次會議。更有人（如詩人方紀、郭小川）並未收到請柬，得到消息後自行前往旁聽，趕上了第三次會議併合影。魯藝與會的人數最多，戲劇家阿甲被張庚臨時拉去赴會，周揚也直接通知了一些人與會。據作家潘奇回憶：“魯藝參加座談會的人有一個規定，即助教以上的教師包括助教在內，都參加座談會。”會議閉幕的5月23日，魯藝還通知了一批教師以外的研究人員去聽毛澤東的結論報告。（參見高浦棠：《延安文藝座談會參加人員考訂》、朱鴻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

最大不同是自由發言。延安文藝座談會在1942年5月2日、16日、23日分三次召開，就文藝的立場、態度、對象、材料、生活、學習等六個問題暢所欲言，先後發言約四十多人次。

第一次會議就爆發了激烈爭論，在毛澤東的提議和丁玲的鼓動下，蕭軍首先開炮，捋起衣袖講了約三刻鍾。他宣稱：我是相信羅曼·羅蘭提倡的新英雄主義的，我不單要做中國第一的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的作家；還宣布要繼馬、恩、列、斯、毛之後，做“老子天下第六”。他自稱從來不寫歌功頌德的文章，作家是獨立的、自由的，魯迅在廣州就不受哪一個組織的指揮，表示要用自己的一支筆，監督國共兩個黨。“黨內人士、非黨人士、進步人士是一家，政治、軍事、文藝也是一家。雖說是一家，但它們的輩分是平等的，誰也不能領導誰”。胡喬木起而反駁：“文藝界需要有組織，魯迅當年沒有受到組織的領導是不足，不是他的光榮。歸根到底，是黨要不要領導文藝，能不能領導文藝的問題。”雙方當場爭執了兩個回合。會後毛澤東請胡喬木吃飯，祝賀他開展鬥爭。（朱鴻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

第二次會議上激辯再起，蕭軍繼續放言：你們共產黨現在又開文藝座談會，又在整風，我覺得你們的整風是“露淫狂”。你們現在整“三風”，將來總有一天會整“六風”。你們為什麼不在十年以前就提出來呢？他對整風能否整得好表示懷疑。胡喬木、吳亮平等群起駁之，羅烽則力挺蕭軍。雙方唇槍舌劍，旗幟鮮明。會場氣氛活躍，吳亮平、歐陽山均因發言太長被轟下台來，張庚還公開表示：我也不贊成主席的有些意見，提高是非常必要的，我們的共產黨的文化運動搞了那麼多年，難道不要提高嗎？（朱鴻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

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毛澤東禮賢下士，不僅邀請了兩派不同觀點的文化人，還允許蕭軍等人唱對台戲，當面頗有“雅量”，算賬留待秋後。1953年北京開會討論過渡時期總路線時，梁漱溟又想唱一出對台戲，毛澤東立時變得忍無可忍。到1957年翻手整風、覆手反右之後，對台戲已成絕響。

2014年北京文藝座談會，按“政治正確”的標准遴選與會者，發言者依官會傳統念稿，同聲合唱主旋律。

中斷外訪飛奔赴會的作協主席鐵凝深情地說，歸途中想起了七十二年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今天，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黨中央召開這樣一個文藝座談會，對於激勵和引導全國文藝工作者，全身心地投入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宏偉事業中去，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自稱部隊文藝“老兵”的空政文工團一級編劇閻肅，發言壯懷激烈：“我們也有風花雪月，但那風是‘鐵馬秋風’、花是‘戰地黃花’、雪是‘樓船夜雪’、月是‘邊關冷月’。就是這種肝膽、這種魂魄教會我跟着走、往前行，我願意為兵服務一輩子！所以，我、我們心中常念叨的就是6個字：‘正能量、接地氣’，在部隊來說就是有兵味戰味！”（新華網：《文藝工作座談會發言摘編》）這番永遠定格於戰爭年代的豪言壯語，當場榮獲總書記點贊。

其他與會者的格式化發言，中規中矩各守本分。會後冒出的花邊新聞，或自閹，或自戀，或兼而有之。如1990年發表“辭國聲明”出走，1992年又公開檢討獲准歸國的畫家范曾，與會後率擁躉創作了九首七律，唱出“皇圖八萬沐初陽，聳嶽奔川隱佛香”“一代天驕承大夢，千秋偉業向康莊”的頌聖樂章，儼然以詩勸進。受到“習大大”勉勵的周小平則發文抒懷，自稱“我待祖國如暖男”，還大膽僭越，獨家傳達了幾段新華社通稿以外的最高指示。無緣與會的小品演員趙本山，自稱學習講話後“激動得睡不着覺”，被網友譏為“嚇得睡不着覺”。

延安自由隨意的會風，今日已無從奢望。從在野黨到執政黨，從群言堂到一言堂，會風的精妙之處，就在於到什麼山唱什麼歌。

歷史地位：政治意義重於文化意義

延安整風是毛澤東走上黨內神壇的第一步。毛澤東從洛甫（張聞天）手中奪走了其分管的意識形態大權，接下來以中央總學習委員會（總學委）架空了政治局和書記處，利用對“教條主義”（王明）和“經驗主義”（周恩來）的清算鬥爭，震懾了整個黨內高層；又假手康生，以“搶救運動”的恐怖整肅，馴服了黨內中下層。在劉少奇的合作下，以“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緊密結合”為框架，將“毛澤東主義”奉為中國革命的指導理論（後為避免斯大林不悅，改稱“毛澤東思想”）；又在胡喬木等人的配合下，以《聯共（布）黨史》為樣板，根據自己的需要修正中共黨史（按：若論“歷史虛無主義”，毛氏才是鼻祖）。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將王明等“國際派”釘上了黨史恥辱柱。在同年召開的中共“七大”上，黨的集體領導格局壽終正寢，最終確立了毛澤東不容挑戰的領袖地位。

延安整風創造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原始版本。上世紀40年代的延安連收音機都未普及，僅有壁報、書報紙媒和一萬多讀者（根據毛澤東的統計），閉塞的環境成為造神的道場。閉關鎖國的1950-1970年代，意識形態一元化得力於資訊的壟斷，造神運動曾一度登峰造極。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神聖的光環才逐漸消褪。自延安時代開始的文藝繁榮神話，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時只剩下八個樣板戲……

在人類文明的高速路上逆行，顯然缺乏可持續性；信息時代文化的多元化，使思想掌控變成一種西西弗式的無效勞作。從延安到北京，展示意識形態權杖的文藝座談會，政治意義重於文化意義，有文化史上的研究價值而難言文化價值。

本文即將殺青之際傳來消息，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在福建龍巖縣古田鎮召開，習近平在會上發表的講話，被黨媒解讀為反“軍隊國家化”。八十五年前中共黨史上著名的“古田會議”在此召開，毛澤東起草的會議決議，確立了黨指揮槍、黨對紅軍實行絕對領導等黨軍建設原則。七十二年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以毛為首“槍杆子”最終制服了“筆桿子”，“二杆子”也作為中共的基本歷史經驗傳承至今。從賡續延安精神的北京文藝座談會，到繼承紅軍傳統的“新古田會議”，儀式化地昭示文治武功，仿佛某種歷史輪迴。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描述了一種政治祭祀儀軌：“求助於過去的亡靈，借用他們的名字、戰鬥口號和服裝，以便穿着這種古代的神聖服裝，說着這種借用的語言，來演出世界歷史的新場面。”

“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科技進步帶來的信息爆炸，足以兌現《國際歌》的追求——“讓思想衝破牢籠”。 歷史環境變了，無論是有請馬克思加秦始皇，還是有請馬克思加孔夫子，降神咒語均已失靈。歷史的衣冠道具可以仿造，但很難複製出新的毛澤東。

本文寫作參閱的著述包括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胡喬木回憶毛澤東》、《謝覺哉日記》、《蕭軍日記》、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連動的來龍去脈》、朱鴻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等。

章立凡是中國近代史學家，獨立學者。 

紐約時報中文網  2014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