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亚洲研究所所长庆熙大学副教授

作为耶鲁大学中国研究方面的杰出学者，史景迁为中国历史研究领域培养了几代的重要学者，同时鼓舞了众多耶鲁学子学习中文。而在我看来，他最重要的贡献便是将中国文化介绍给了原本对此毫无兴趣的美国学者。他写得一手优雅的英文，加之他深谙西方古典文学，他笔下的中国让人无法抗拒。我只上过史景迁教授的一门课——著名的「现代中国调查」，从此我们便建立起非常密切的关系，并一直保持到现在。

史景迁教授关于现代中国历史的课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我最初开始学习这门课程的时候，我对中国还只有着非常模糊的概念。那时我大概知道中国拥有数千年的璀璨历史和亘古不变的传统。而在史景迁教授的课堂上，我们了解到清代政策的细节，包括内部政策争端以及由此引发的后果。从那时起，中国在我脑海中开始变得具体。同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史景迁教授将明朝的衰落作为现代中国的开端，这比通常划分的现代史要长。

我同史景迁教授的交流不仅仅是课堂上听他讲课。我们经常在课前课后讨论，每次他都非常认真热情地回答我。他也经常提出一些新问题引导我从多角度深层次的思考。这样的对话尽管很短暂，但对我的影响却非常深远。比如，他建议我将康熙皇帝与拿破仑对比。关于太平天国运动以及由财富分配不均引起的问题，他亦有深刻的见解。

我记得在我大学二年级时，他曾到达文波特学院（我所住的学院）与本科生们共进午餐。我们讨论清史，同时将其与美国现代政治对比。史景迁教授将美国与清朝的领导者的长远决策能力对比。在这之前，我从未想过这样的对比。此后，我便常常对比传统中国与美国。事实上，美国与清朝之间的这种比较研究对于理解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很有帮助。

同史景迁教授的交流使我养成了与教授们保持书信交流的习惯。我将自己在阅读和学习过程中的思考写在信中发给史景迁教授。我从未期望过他会回复我，甚至不期望他会收到这些信。只是我想他应该是读过这些信，而且仔细思考过，这已经足够了。事实上，在课程结束时，我送他一篇很长的论文，其中讨论了我们眼中所谓的“历史”（伟人以及著名的历史事件）与广大民众实际经历的痛苦和动荡之间的差距。我将普通人的经历称为“一场过于平凡以至于不被纳入历史的悲剧”。史景迁教授在结课时，在两百名学生面前大声朗读了我文章的一部分作结。这令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在日本和伊利诺伊大学时仍坚持写信给史景迁教授。

2011年2月我回到耶鲁大学时，我们曾有过一次简短的会面。我记得当时外面正下着雪，我们就站在研究生院的礼堂前谈话。史景迁教授谈到他对亚洲研究这一学科发展前景的关注，并且提到美国学者应保持高水准的研究。史景迁教授的学术奉献以及服务社会精神一直深深地感染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