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亞洲研究所所長慶熙大學副教授

作為耶魯大學中國研究方面的傑出學者，史景遷為中國歷史研究領域培養了幾代的重要學者，同時鼓舞了眾多耶魯學子學習中文。而在我看來，他最重要的貢獻便是將中國文化介紹給了原本對此毫無興趣的美國學者。他寫得一手優雅的英文，加之他深諳西方古典文學，他筆下的中國讓人無法抗拒。我只上過史景遷教授的一門課——著名的「現代中國調查」，從此我們便建立起非常密切的關係，並一直保持到現在。

史景遷教授關於現代中國歷史的課程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當我最初開始學習這門課程的時候，我對中國還只有着非常模糊的概念。那時我大概知道中國擁有數千年的璀璨歷史和亙古不變的傳統。而在史景遷教授的課堂上，我們了解到清代政策的細節，包括內部政策爭端以及由此引發的後果。從那時起，中國在我腦海中開始變得具體。同樣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有康熙和乾隆兩位皇帝。史景遷教授將明朝的衰落作為現代中國的開端，這比通常劃分的現代史要長。

我同史景遷教授的交流不僅僅是課堂上聽他講課。我們經常在課前課後討論，每次他都非常認真熱情地回答我。他也經常提出一些新問題引導我從多角度深層次的思考。這樣的對話儘管很短暫，但對我的影響卻非常深遠。比如，他建議我將康熙皇帝與拿破崙對比。關於太平天國運動以及由財富分配不均引起的問題，他亦有深刻的見解。

我記得在我大學二年級時，他曾到達文波特學院（我所住的學院）與本科生們共進午餐。我們討論清史，同時將其與美國現代政治對比。史景遷教授將美國與清朝的領導者的長遠決策能力對比。在這之前，我從未想過這樣的對比。此後，我便常常對比傳統中國與美國。事實上，美國與清朝之間的這種比較研究對於理解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很有幫助。

同史景遷教授的交流使我養成了與教授們保持書信交流的習慣。我將自己在閱讀和學習過程中的思考寫在信中發給史景遷教授。我從未期望過他會回復我，甚至不期望他會收到這些信。只是我想他應該是讀過這些信，而且仔細思考過，這已經足夠了。事實上，在課程結束時，我送他一篇很長的論文，其中討論了我們眼中所謂的“歷史”（偉人以及著名的歷史事件）與廣大民眾實際經歷的痛苦和動盪之間的差距。我將普通人的經歷稱為“一場過於平凡以至於不被納入歷史的悲劇”。史景遷教授在結課時，在兩百名學生面前大聲朗讀了我文章的一部分作結。這令我至今記憶猶新。我在日本和伊利諾伊大學時仍堅持寫信給史景遷教授。

2011年2月我回到耶魯大學時，我們曾有過一次簡短的會面。我記得當時外面正下着雪，我們就站在研究生院的禮堂前談話。史景遷教授談到他對亞洲研究這一學科發展前景的關注，並且提到美國學者應保持高水準的研究。史景遷教授的學術奉獻以及服務社會精神一直深深地感染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