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亚洲研究所 所长，庆熙大学 副教授

1991年我在日本读研究生，在东京大学写我的硕士论文期间，我正好开始考虑回到美国去攻读东亚研究的博士学位。我对明代文学尤其感兴趣，因为它对18世纪的日本（我研究的专业方向）产生了诸多影响。在我寻找好的研究项目时，我被介绍到印第安纳大学，认识了研究明清历史的学者司徒琳教授。我原本认为我可能和她一起在美国研究。我给她写了信，了解到她这个夏天将留在上海复旦大学。于是我很快定了机票，并预定好和平饭店作为在上海的住处。那天晚上我的航班到达上海晚点了，当我到达酒店时我吃了一惊，因为发现几年前我住过的和平饭店已经完全变样了。不再是那个学生为了便宜而居住的破旧小旅店，而变成了相比两年前的价钱贵四倍的豪华酒店。一个我在东京大学时认识的中国朋友给我推荐了交通大学的陈敏豪教授，说在上海有困难可以找他帮忙。尽管我并不认识他，但我还是立即打电话向他询问意见。通话后陈教授立即到和平饭店来见我。他立即带我去了他的朋友那里，一个在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舒适的房间，更重要的是，有一群热情的学生可以给我很好的照顾。虽然陈教授从没见过我而且也只是经一个他不太熟识的学生引荐的，但他一直到完全解决了我的困难才去休息，他的热情和细心周到让我感动。

陈教授是一个非常热情、善谈、总为他人着想的人。在当时他对我及我的工作表现出的兴趣，甚至让我感到有一点不舒服。为什么这个我不认识的人总是对我这么好？我开始担心是不是他想从我这得到什么。我猜想也许陈教授也在我身上发现了一些潜质?，发现了一些我没有意识到的东西。

我在复旦大学呆了一天，与中国文学系的教授老师们一起讨论问题，并见了司徒琳教授，但每天晚上陈教授都在照顾我，继续我们的谈话。他常带我去饭店吃饭，我总会觉得这太让他破费而感到不舒服。但似乎他觉得和我谈论时要尽可能的得到我的关注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讨论当今中国的文化和文学以及它的变化对日本及美国的影响。陈教授总是提出一些有关环境的问题，这些我当时并不太能理解其重要性。

陈教授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并有思想的人，但从不吝啬赞扬，所以这让他在我眼中显得不那么有深度。我只是不清楚他到底想从我这得到什么。之后，我终于知道了陈教授在想什么。他邀请我去了一个曾是银行家房子的饭店，问我是否可以帮他翻译一个他准备提交诺贝尔委员会的提案。陈教授在提案信中提议委员会应该将现在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改为新的“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奖”。当然，我并不赞同他这个提议，我没有看出他们的相关性，而且十分怀疑诺贝尔委员会对这个提议接受的可能性。

但陈教授坚持让我尽快翻译出提案，我想如果我不帮他，他会破费更多去赢得我的同意。确实，当时有很多中国人找我帮忙，试图说服我帮他们将文章翻译成英文，而这个提案对于我似乎并不那么重要。那时，我的精力主要放在钻研18世纪的中日文化交流的细节上，我并没有理解为什么这个提案信对于陈教授如此重要。这件事看起来甚至毫无关联。但鉴于陈教授一直尽他所能让我在上海住得舒适，所以我最终同意阅读他的书并帮助把提案翻译成英文。

事实上，那是我最后一次去上海。由于很多原因，尽管从那之后我去过中国其它10个城市，但并没有机会再去上海。后来，我只和陈教授在电话里聊过几次。

当我开始在哈佛大学就读博士，他仍继续写信催我关于翻译的事。但我一直在拖延，毕竟我回到美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已经有五年多时间没有呆在美国，我也需要去学习如何用我自己的语言表达得更有效。在一定程度上，我失去了一些我的写作能力，并且我并不太了解美国关于东亚研究方面的信息。

但是陈教授总是写信过来问我研究的进程。最终，我抽出一些时间仔细读了他给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提案，翻译过程很缓慢且费力，其中很多词语过于琐碎，主题内容也与当时我的研究领域相差甚远。在1993年春天，我终于完成翻译并给陈教授回了邮件。我其实有一点怀疑我的翻译质量，整篇信看起来似乎有点混乱，但我对于朋友尽到了责任。

他很快给我写了回信，热情洋溢地赞扬了我的翻译水平，说这对于他真的很重要。我再也没有见过陈教授，但感觉从那时开始，我和他走得更近了。我们开始相互写信，之后开始用邮件联系。他有时也会给我寄来一些他写的书和论文，我幻想过有一天我要再去上海，但那一天从没实现。

1995年，由于准备去韩国学习，我收到了陈教授的一个大包裹，里面包括他的书《生态：文化与文明前景》，我只是飞快地翻了几页便把书丢在书架上了。多年后，当我重新找出这本书并重温一遍后，我发现这是我读过的书中最具有深刻见解、先见之明的一本。

直到我收到书的10年后，也就是2005年的春天在华盛顿，我终于认识到这本书的重要意义。我在华盛顿参加各种有关外交安全的会议和研讨会，在华盛顿大学教书并为韩国大使馆文化中心工作，组织一些介绍韩国的活动。

2000年左右我开始写有关国际关系的文章，重点强调需要扩大我们对于“安全”这个概念的理解。但在2005年时，当我看到有关环境安全和国际关系的重要性缺乏讨论，我意识到这方面出现了重大错误。

然后，我突然想起陈教授的文章，我开始理解他文章的重要性，这是第一次我了解到为什么我帮他翻译的文章对他如此重要。我又重读了一遍他的文章，并思考他的写作意图。我终于意识到那个亘古不变的真理，我就像是寓言故事“无价宝珠”里的主人公，他有很多珠宝被缝在大衣的内衬里，而他却一直不知道。

现在轮到我奔走世界宣扬环境的重要性这一观点，像陈敏豪教授试图在中国做的一样开始在美国宣传。之后，我试着在华盛顿组织了一个交流讨论环境问题的系列活动，但收效甚微。我和乔治敦大学的大卫·斯坦伯格、威廉玛丽大学的拉里·威尔克森一起组织了一个非传统安全的会议，重点放在环境问题上。尽管有这些大量的努力，政府的资金却一直没有拨下来。

2007年我到韩国以后，我开始和大田的研究组成员们一起研究科技与社会的有关问题。最终，我成为了“大田环境论坛”的共同创办人之一，这是一个将各个研究所的研究员们集合起来一起讨论如何将大田建设成环境友好城市的小组。我写的一篇呼吁将大田建设成亚洲典范的生态城的文章被广泛流传，我也继续在有关当今环境问题的领域工作，这成了我学术和个人生活的一部分。

在韩国我与陈教授通过几次电话，他很高兴能接到我的电话并且希望我能再去上海。他也提到到了他日益下降的健康状况，限制了他的行动。之后我便没有了他的消息。直到2010年我打给他电话才知道他已经去世了。

我又花了一些时间去研读他的书《生态：文化与文明前景》中传达的思想，意识到不仅我从陈教授那学到了许多，而且还有许多我仍需要去不断学习的。

我想作为一个从耶鲁和哈佛出来的人，我一直对陈教授有偏见，并不能很好的理解他的思想。陈教授是一个如此谦逊的人，1992年我见他的时候，他并不像常春藤学校的教授们那样穿着得体。我从来没想过他的思想会如此重要和有远见。陈教授呼吁我们重新修正我们对于生态危机给城市文明带来的影响的理念。在1992年，他的想法看起来并不实际，到了2010年，会有一个具体的生存计划方案。

这是从他的书中摘取的一段：

时代不同了。“国家安全”的内涵再也不仅仅是军事性质所能囊括与涵养的了。在这个问题上，不论人们承认与否，单一性的威胁实际上已经被多样性的威胁所取代。不受一切疆界限制的生态灾难和环境危机是一种普遍危及各国，各民族生存发展的非军事威胁；在传统国家安全观念基础上建立，壮大起来的各国军事力量（即使十分强大）在这种威胁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1]

陈老师去世后我有机会了解多一点他的背景。陈老师本是人类生态学者，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同时也受聘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及国际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由于在不适當政治情况发言，1957年他被逐出学界，而且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又倒霉了一年多。 此後陈老师有近30年的学术空白，但1985年他重新起步，致力主张生态文化的必要、继续向大家介绍人类生态学以及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方面的探索和研究。他的著述有《人类生态学：一种面向未来世界的文化》、《生态文化与文明前景》（此书获第十届中国图书奖）。其中尤以1992年就国际间污染输出问题、致联合国秘书长并转交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公开信《天下一家：生态无国界》。1994年 陈老师建议调整诺贝尔奖的奖项设置和科学奖评奖条件等问题致诺贝尔委员会的公开信《造福人类是诺贝尔遗嘱的灵魂》。 这文章就是我帮助他翻译。引起人们普遍关注，一经脱稿就不胫而走，国内外媒体竞相报道或转载，在各国相关领域引起广泛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