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亞洲研究所 所長，慶熙大學 副教授

1991年我在日本讀研究生，在東京大學寫我的碩士論文期間，我正好開始考慮回到美國去攻讀東亞研究的博士學位。我對明代文學尤其感興趣，因為它對18世紀的日本（我研究的專業方向）產生了諸多影響。在我尋找好的研究項目時，我被介紹到印第安納大學，認識了研究明清歷史的學者司徒琳教授。我原本認為我可能和她一起在美國研究。我給她寫了信，了解到她這個夏天將留在上海復旦大學。於是我很快定了機票，並預定好和平飯店作為在上海的住處。那天晚上我的航班到達上海晚點了，當我到達酒店時我吃了一驚，因為發現幾年前我住過的和平飯店已經完全變樣了。不再是那個學生為了便宜而居住的破舊小旅店，而變成了相比兩年前的價錢貴四倍的豪華酒店。一個我在東京大學時認識的中國朋友給我推薦了交通大學的陳敏豪教授，說在上海有困難可以找他幫忙。儘管我並不認識他，但我還是立即打電話向他詢問意見。通話後陳教授立即到和平飯店來見我。他立即帶我去了他的朋友那裡，一個在上海音樂學院的教授，給我提供了一個非常舒適的房間，更重要的是，有一群熱情的學生可以給我很好的照顧。雖然陳教授從沒見過我而且也只是經一個他不太熟識的學生引薦的，但他一直到完全解決了我的困難才去休息，他的熱情和細心周到讓我感動。

陳教授是一個非常熱情、善談、總為他人着想的人。在當時他對我及我的工作表現出的興趣，甚至讓我感到有一點不舒服。為什麼這個我不認識的人總是對我這麼好？我開始擔心是不是他想從我這得到什麼。我猜想也許陳教授也在我身上發現了一些潛質?，發現了一些我沒有意識到的東西。

我在復旦大學呆了一天，與中國文學系的教授老師們一起討論問題，並見了司徒琳教授，但每天晚上陳教授都在照顧我，繼續我們的談話。他常帶我去飯店吃飯，我總會覺得這太讓他破費而感到不舒服。但似乎他覺得和我談論時要儘可能的得到我的關注才是最重要的，我們討論當今中國的文化和文學以及它的變化對日本及美國的影響。陳教授總是提出一些有關環境的問題，這些我當時並不太能理解其重要性。

陳教授是一個受過良好教育並有思想的人，但從不吝嗇讚揚，所以這讓他在我眼中顯得不那麼有深度。我只是不清楚他到底想從我這得到什麼。之後，我終於知道了陳教授在想什麼。他邀請我去了一個曾是銀行家房子的飯店，問我是否可以幫他翻譯一個他準備提交諾貝爾委員會的提案。陳教授在提案信中提議委員會應該將現在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改為新的“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獎”。當然，我並不贊同他這個提議，我沒有看出他們的相關性，而且十分懷疑諾貝爾委員會對這個提議接受的可能性。

但陳教授堅持讓我儘快翻譯出提案，我想如果我不幫他，他會破費更多去贏得我的同意。確實，當時有很多中國人找我幫忙，試圖說服我幫他們將文章翻譯成英文，而這個提案對於我似乎並不那麼重要。那時，我的精力主要放在鑽研18世紀的中日文化交流的細節上，我並沒有理解為什麼這個提案信對於陳教授如此重要。這件事看起來甚至毫無關聯。但鑑於陳教授一直盡他所能讓我在上海住得舒適，所以我最終同意閱讀他的書並幫助把提案翻譯成英文。

事實上，那是我最後一次去上海。由於很多原因，儘管從那之後我去過中國其它10個城市，但並沒有機會再去上海。後來，我只和陳教授在電話里聊過幾次。

當我開始在哈佛大學就讀博士，他仍繼續寫信催我關於翻譯的事。但我一直在拖延，畢竟我回到美國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已經有五年多時間沒有呆在美國，我也需要去學習如何用我自己的語言表達得更有效。在一定程度上，我失去了一些我的寫作能力，並且我並不太了解美國關於東亞研究方面的信息。

但是陳教授總是寫信過來問我研究的進程。最終，我抽出一些時間仔細讀了他給諾貝爾獎委員會的提案，翻譯過程很緩慢且費力，其中很多詞語過於瑣碎，主題內容也與當時我的研究領域相差甚遠。在1993年春天，我終於完成翻譯並給陳教授回了郵件。我其實有一點懷疑我的翻譯質量，整篇信看起來似乎有點混亂，但我對於朋友盡到了責任。

他很快給我寫了回信，熱情洋溢地讚揚了我的翻譯水平，說這對於他真的很重要。我再也沒有見過陳教授，但感覺從那時開始，我和他走得更近了。我們開始相互寫信，之後開始用郵件聯繫。他有時也會給我寄來一些他寫的書和論文，我幻想過有一天我要再去上海，但那一天從沒實現。

1995年，由於準備去韓國學習，我收到了陳教授的一個大包裹，裡面包括他的書《生態：文化與文明前景》，我只是飛快地翻了幾頁便把書丟在書架上了。多年後，當我重新找出這本書並重溫一遍後，我發現這是我讀過的書中最具有深刻見解、先見之明的一本。

直到我收到書的10年後，也就是2005年的春天在華盛頓，我終於認識到這本書的重要意義。我在華盛頓參加各種有關外交安全的會議和研討會，在華盛頓大學教書並為韓國大使館文化中心工作，組織一些介紹韓國的活動。

2000年左右我開始寫有關國際關係的文章，重點強調需要擴大我們對於“安全”這個概念的理解。但在2005年時，當我看到有關環境安全和國際關係的重要性缺乏討論，我意識到這方面出現了重大錯誤。

然後，我突然想起陳教授的文章，我開始理解他文章的重要性，這是第一次我了解到為什麼我幫他翻譯的文章對他如此重要。我又重讀了一遍他的文章，並思考他的寫作意圖。我終於意識到那個亙古不變的真理，我就像是寓言故事“無價寶珠”里的主人公，他有很多珠寶被縫在大衣的內襯裡，而他卻一直不知道。

現在輪到我奔走世界宣揚環境的重要性這一觀點，像陳敏豪教授試圖在中國做的一樣開始在美國宣傳。之後，我試着在華盛頓組織了一個交流討論環境問題的系列活動，但收效甚微。我和喬治敦大學的大衛·斯坦伯格、威廉瑪麗大學的拉里·威爾克森一起組織了一個非傳統安全的會議，重點放在環境問題上。儘管有這些大量的努力，政府的資金卻一直沒有撥下來。

2007年我到韓國以後，我開始和大田的研究組成員們一起研究科技與社會的有關問題。最終，我成為了“大田環境論壇”的共同創辦人之一，這是一個將各個研究所的研究員們集合起來一起討論如何將大田建設成環境友好城市的小組。我寫的一篇呼籲將大田建設成亞洲典範的生態城的文章被廣泛流傳，我也繼續在有關當今環境問題的領域工作，這成了我學術和個人生活的一部分。

在韓國我與陳教授通過幾次電話，他很高興能接到我的電話並且希望我能再去上海。他也提到到了他日益下降的健康狀況，限制了他的行動。之後我便沒有了他的消息。直到2010年我打給他電話才知道他已經去世了。

我又花了一些時間去研讀他的書《生態：文化與文明前景》中傳達的思想，意識到不僅我從陳教授那學到了許多，而且還有許多我仍需要去不斷學習的。

我想作為一個從耶魯和哈佛出來的人，我一直對陳教授有偏見，並不能很好的理解他的思想。陳教授是一個如此謙遜的人，1992年我見他的時候，他並不像常春藤學校的教授們那樣穿着得體。我從來沒想過他的思想會如此重要和有遠見。陳教授呼籲我們重新修正我們對於生態危機給城市文明帶來的影響的理念。在1992年，他的想法看起來並不實際，到了2010年，會有一個具體的生存計劃方案。

這是從他的書中摘取的一段：

時代不同了。“國家安全”的內涵再也不僅僅是軍事性質所能囊括與涵養的了。在這個問題上，不論人們承認與否，單一性的威脅實際上已經被多樣性的威脅所取代。不受一切疆界限制的生態災難和環境危機是一種普遍危及各國，各民族生存發展的非軍事威脅；在傳統國家安全觀念基礎上建立，壯大起來的各國軍事力量（即使十分強大）在這種威脅面前也是無能為力的。[1]

陳老師去世後我有機會了解多一點他的背景。陳老師本是人類生態學者，任教於上海交通大學，同時也受聘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上海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及國際技術經濟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由於在不適當政治情況發言，1957年他被逐出學界，而且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又倒霉了一年多。 此後陳老師有近30年的學術空白，但1985年他重新起步，致力主張生態文化的必要、繼續向大家介紹人類生態學以及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方面的探索和研究。他的著述有《人類生態學：一種面向未來世界的文化》、《生態文化與文明前景》（此書獲第十屆中國圖書獎）。其中尤以1992年就國際間污染輸出問題、致聯合國秘書長並轉交世界環境與發展大會的公開信《天下一家：生態無國界》。1994年 陳老師建議調整諾貝爾獎的獎項設置和科學獎評獎條件等問題致諾貝爾委員會的公開信《造福人類是諾貝爾遺囑的靈魂》。 這文章就是我幫助他翻譯。引起人們普遍關注，一經脫稿就不脛而走，國內外媒體競相報道或轉載，在各國相關領域引起廣泛反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