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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遙、習近平、王岐山, 黃土的兒子​
送交者: 挑挑揀揀 2015年03月15日13:34:22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習近平、路遙、王岐山.....他們都是黃土地的兒子 - 新聞中心

視頻: 紀錄片【路遙】

習近平和孫遠平,一對黃土高原的苦難兄弟。

習近平和路遙,一段隱藏了40年的“室友”之交。

平凡的世界有着不平凡的中國夢。


為 懷念自己在陝西延安梁家河插隊的7年知青生涯,2002年,習近平曾公開發表過一篇回憶文章《我是黃土地的兒子》,全文共5000多字,首發於當年第12 期的《全國新書目》雜誌,《西部大開發》雜誌後來在2012年的第9期對該文進行了轉載。文中習近平提到,同批知青中,出了不少幹部,“(1993年)在 八個省部級幹部里,我了解的有王岐山”。此外,同批知青中,“還有路遙,他是延川的本地知青,寫了《人生》。還有個作家叫史鐵生,寫了《我那遙遠的清平 灣》,這個清平灣就是過去他插隊的延川縣關家莊。”


就在習近平提到的1993年,作家王安憶也曾寫過紀念文章《黃土的兒子》紀念英年早逝的路遙,文中,王安憶感慨,“我想他其實從來不是在稿紙的格子裡寫字,而是在黃土上,用他的心血。”


在此,我們將兩篇文章一併呈現,希望你可以讀懂習近平、路遙.....這些“黃土地的兒子”對這片土地深沉的愛。


我是黃土地的兒子

習近平|文

1993年,習近平回到陝西省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梁家河大隊看望鄉親們併合影


1969年1月我作為“黑幫子弟”,來到陝西延川縣文安驛鎮的梁家河插隊落戶。


離開京城,投入一個陌生的環境中,周圍遭遇的又是不信任的目光,年僅15歲的我,最初感到十分的孤獨。但我想,黃土高坡曾養育了我的父輩,她也一定會以自己寬大的胸襟接納我這個不諳世事的孩子。


於是,我真誠地去和鄉親們打成一片,自覺地接受艱苦生活的磨鍊。幾年中,我過了四大關:一是跳蚤關。在城裡,從未見過跳蚤,而梁家河的夏天,幾乎是躺在跳蚤堆里睡覺,一咬一撓,渾身發腫。但兩年後就習慣了,無論如何叮咬,照樣睡的香甜。


二是飲食關。過去吃的都是精米細麵,現在是粗糲的雜糧,可不久我便咽得下,吃得香了,直到今日,我對陝北的鄉村飯菜還很有感情,就拿酸菜來說,多時不吃還真想它。


三是勞動關。剛開始幹活時,我掙6個工分,沒有婦女高。兩年後,我就拿到壯勞力的10個工分,成了種地的好把式。


四 是思想關。這是最重要的,我學到了農民實事求是,吃苦耐勞的精神。同時,鄉親們也逐漸把我看做他們中的一分子。我生活在他們中間,勞作在他們中間,已經不 分彼此,他們對我坦誠相待。讓我做赤腳醫生,做記工員、農技員。20歲那年,又選我做大隊黨支部書記。我和社員一道打井、打壩、修公路,發展生產,改變家 鄉的面貌。我已認定,這裡就是我的第二故鄉。


1993年,我再回梁家河時,有的鄉親提到,當年我在村里創建鐵業社,為村民增加了收入;我帶領大家開挖出陝西第一口沼氣池,讓村民用沼氣照明、做飯。可是,我所記得的,是他們曾經無私地幫助過我,保護過我,特別是以他們厚樸實的品質影響着我,薰陶着我的心靈。


15歲來到黃土地時,我迷惘、彷徨;22歲離開黃土地時,我已經有着堅定的人生目標,充滿自信。作為一個人民公僕,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裡培養出了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


古 人鄭板橋有首詠《竹石》的名詩:“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我想將之改幾個字,作為我上山下鄉的最深刻體會: “深入基層不放鬆,立根原在群眾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基層離群眾最近,最能磨鍊人。七年多上山下鄉的經歷使我獲益匪淺,同群眾結下了深 厚的情誼,為成長進步打下了比較好的基礎。


在 團結方面,我從小就受到家庭的影響。我父親經常給我講團結的道理,要求我們從小就要做講團結和善於團結的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給人方便,自己方 便”,用他的話講,就是做每件事不要只考慮自己願不願意,還要考慮別人願不願意,因為你生活在人群中,什麼事情都以自己為主,就是不行的。


父親講的團結方面的道理,當我們後來生活在集體環境時,體會就很深刻了。無論是上寄宿學校,還是下鄉和參加工作,我都深深感到:凡事團結處理得好,工作都能做得比較好;凡事團結處理不好,就都做不好。特別是後來上山下鄉到陝北,遠在千里之外,舉目無親,靠的就是團結。


在 這方面自己也有挫折和教訓。在上山下鄉時,我年齡小,又是被形勢所迫下去的,沒有長期觀念,也就沒有注意團結的問題。別人下去天天上山幹活,我卻很隨意, 老百姓對我印象不好。幾個月後我回北京,又被送到從前的太行山根據地。我姨姨、姨父把我媽媽帶出來在這裡參加了革命,他們都是我很尊敬的人。姨父給我講他 當年是東北大學學生,“一二九”以後怎麼開展工作,怎麼到太行山。他說,我們那個時候都找機會往群眾里鑽,你現在不靠群眾靠誰?當然要靠群眾。姨姨也講, 那時我們都往老鄉那裡跑,現在你們年輕人,還怕去,這不對!何況現在城市也不容易,我們在這兒幹什麼?天天讓人家當做流竄人口?


當時的國慶節經常要清理“倒流”人口,但清理完後,又不讓我們回去,先關在派出所,一進去就是四五個月。而且關進去不是讓你白坐着,還要讓你乾重體力活,海淀一帶的下水管,都是我們埋的。


聽 了他們的話,回去以後,我就按這個思路努力跟群眾打成一片。一年以後,我跟群眾一起幹活,生活習慣,勞動關也過了。群眾見我有所轉變,對我也好起來,到我 這串門的人也多了,我那屋子逐漸成了那個地方的中心,時間大概是1970年。每天晚上,老老少少都絡繹不絕地進來。進來後,我就給他們擺書場,講古今中 外。


他 們願意聽城裡人侃大山,講他們不懂的事,漸漸地就連支部書記有什麼事情都找我商量。他說,年輕人見多識廣,比他懂得多。這樣,我在村裡有了威信。我那時不 過十六七歲,村里幾個老頭有什麼事也都找我商量。現在有幾個作家的作品中把知青寫的很慘,我的感覺並不完全是這樣。我只是開始感到慘,但是當適應了當地的 生活,特別是和群眾融為一體時,就感到自己活的很充實。


我 的成長進步始於陝北。最大的收穫一是懂得了什麼叫實際;二是培養了我的自信心。大概到了1973年,我們又集中考大學,像我這樣家庭背景的人在當時是不可 能被錄取的。後來我又去馮家坪公社趙家河大隊搞社教。搞社教很有意思,我當時是團員,不是黨員。縣團委書記也是北京知青,清華附中的,他把我拉到他負責的 趙家河大隊後說:讓你到這裡“整社”,你就整吧,整得怎麼樣我都認了;整好了算你的,整壞了算我的。


我 那時候才20歲。趙家河大隊在整社中換了一個30多歲的人當支部書記。那個村整得好,群眾也信任我,要求留我在村里工作,而我插隊的梁家河大隊也要我回去 工作。要留在村黨支部工作,就是有個是不是黨員的問題。我已先後寫過十份入黨申請書,由於家庭原因都不批准。這次公社又將我的入黨問題交到縣委去研究。在 研究我的入黨問題時,當時的縣委書記說,這個村姓氏矛盾複雜,本地人很難處理好,確實需要他回村里主持工作。他爸爸的結論在哪兒?沒有,不能因此影響他入 黨。所以就批准我入黨,並讓我當了大隊支部書記。讓原來的大隊支部書記擔任大隊革委會主任。


在 此之前,入團也是費盡了周折,入團申請書前後寫了八份。第一次寫完入團申請後,我把大隊支部書記請到我的窯洞來:一盤炒雞蛋,兩個熱饃。吃完後我說,我的 入團申請書你該遞了吧?他說,我怎遞?上面都說你是可教子女。我說,什麼叫可教子女?他說,上面說你沒劃清界限。我說,結論在哪?一個人是什麼問題,得有 個結論。我父親什麼結論?你得到中央文件了?他說,真沒有,遞,那就往上遞。從公社回來之後,他說,公社書記把我罵回來了,說我不懂事,這樣的人,你還敢 遞?我說,我是什麼?我幹了什麼事?是寫了反動標語,還是喊了反動口號?我是一個年輕人,追求上進,有什麼不對?我毫不氣餒。


過 幾天,又寫了兩份申請,請支書又給遞上去了,就這樣一直寫到第八份。我那時已沒有那種悽苦之感,或者是一種自卑感,只是一個感覺,就是黨內、團內好人越 多,壞人會越少,不入白不入,除非你不能讓我入。當寫到第八份時,終於批下來了。當然,這是得到了公社團委書記的支持後才批的。團委書記到我那裡,跟我聊 了5天,最後成為“死黨”。後來也就是他接任公社知青辦主任後,一手把我的“黑材料”付之一炬的。那次,他把我拉到一個小山溝的青石板上坐下,說,我把你 的所有“黑材料”都拿出來了。我說,“黑材料”拿來有什麼用?


他 說,燒了吧!我說,你敢啊?掉腦袋的事。他說,怎不敢,我看這材料不是你學校寄來的。因為我那時是中學生,我的材料不是八一學校給的,是中央黨校寫的,當 時我母親在中央黨校,“文革”中我們家被抄之後,搬到黨校里去。到黨校後,因我有一股倔勁,不甘受欺負,得罪了造反派,有什麼不好的事都算在我身上,都認 為我是頭兒,我就被康生的老婆曹軼歐作為“黑幫”的家屬揪出來了。


那 時,我15歲都不到。他們說,槍斃夠一百次了!我想一百次跟一次沒什麼區別,都一百次了還怕什麼?但是,當時連派出所都沒送,只是在威脅我,說專政機關對 你實行專政,再給你5分鐘。之後,念毛主席語錄,天天晚上熬夜。我說,我只要在那能睡覺就行,別管去哪。我被送到派出所門口就又被拉回去。後來決定送我去 少管所,當時少管所設有“黑幫”子弟學習班。在要我去的時候,床位滿了,大概要排到一個月後才能進去。就在這時候,1968年12月,毛主席最新指示發 表:“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於是我馬上到學校報名上山下鄉,我說,這就是響應毛主席號召。他們一看,是到延安去,基本上屬於流放,就 讓去了。



破舊的紙窗戶內,就是習近平1969年1月初到梁家河插隊時居住的窯洞。澎湃新聞記者 劉行喆 圖


經 過這麼多周折,“文化大革命”的周折,上山下鄉的周折,最後,這個村子需要我,離不開我,我當時的感覺是在農村好,如果當個工人或者當這個、那個,越是這 些地方“文革”搞得越厲害,少不了天天要挨批判。在陝北農村也要搞大批判,批劉少奇、鄧小平在西北的代理人“彭、高、習”和劉瀾濤、趙守一等,“彭、高、 習”即彭德懷、高崗、習仲勛。搞大批判還是由我來念報紙,當地有幾個識字的?天天念得司空見慣,也無所謂了。但當地的老百姓非常理解,畢竟是我父親過去的 根據地。我父親那時是“陝甘邊”的蘇維埃主席,當時才19歲。有這個背景,就有很多人保護我、幫助我,再加上我本身也比較堅強,就這麼過來了。


我的成長,進步應該說起始於陝北七年。最大的收穫有兩點:一是讓我懂得了什麼叫實際,什麼叫實事求是,什麼叫群眾。這是讓我獲益終生的東西。現在我還受益於此。剛到農村的時候,經常有要飯的來,一來就趕,讓狗去咬。


因 為當時在我們這些學生的概念里,要飯的都是“壞分子”、“二流子”,不知道當時那正是“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家家都是“糠菜半年糧”。老 婆、孩子都出去討飯,把糧食都給壯勞力吃,讓他們忙春耕。這些東西是在農村生活一段後才了解的差距,有很多感慨;二是培養了我的自信心。常言說,刀在石上 磨,人在難中練。艱難困苦能夠磨鍊一個人的意志。


七年上山下鄉的艱苦生活對我的鍛煉很大,後來遇到什麼困難,就想起那個時候在那樣困難的條件下還可以幹事,現在幹嘛不干?你再難都沒有難到那個程度。這個對人的作用很大。一個人要有一股氣,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戰的勇氣,什麼事都不信邪,就能處變不驚、知難而進。


我 那時一邊當村幹部,一邊總想着有機會還是想上學深造一下,因為讀書讀得太少了,這與我理想的目標並不違背。那時候報大學,清華有兩個名額在延安地區,全分 給了延川縣。我三個志願都填清華,你讓我上就上,不讓我上就拉倒。縣裡將我報到地區,縣教育局領導仗義執言為我力爭:清華來招生的人不敢做主,請示學校。 這又是一次機遇。1975年7、8、9三個月,正是所謂“右傾翻案風”的時候。遲群、謝靜宜都不在家,劉冰掌權,他說,可以來嘛。當時,我父親下放到洛陽 耐火材料廠,開了個“土證明”:“習仲勛同志屬人民內部矛盾,不影響子女升學就業。”開了這麼個證明,就上學了。走的時候,當地還剩下的一些知青都特別羨 慕我。那些知青也都沒得說,一恢復高考,都考上了大學,還都是前幾名。


在 這一批知青中,出了不少人才。1993年我應邀回去了一次,當時我是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書記。延安行署專員給我講,你們知青來了二萬六,號稱三萬。現 在出了省部級幹部八個,廳局級幹部大概二三百個,處級幹部三千多個,這是一筆大資源。在八個省部級幹部里,我了解的有王岐山。此外,還出了一批作家,像陶 正,寫《魂兮歸來》、《逍遙之樂》,他是去延川的知青。還有路遙,他是延川的本地知青,寫了《人生》。還有個作家叫史鐵生,寫了《我那遙遠的清平灣》,這 個清平灣就是過去他插隊的延川縣關家莊。另外出了一批企業家。前幾年,延安搞了一次聚會,大概回去了上千人,拖兒帶女的讓下一代去體會一下,還拍了個片 子,他們送了我一套。上山下鄉的經歷對我們影響是相當深的,形成了一種情結叫“黃土情結”。在遇到困難時想到這些,就會感到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這是1972年,插隊回京探親時的習近平。


人生的道路要靠自己來選擇,如何選擇一條正確的道路,關鍵是要有堅定的理想信念。否則,環境再好照樣會走錯路。


我 插隊的那個村不通電,我走了以後幫他們搞了個變壓器,通了電。前幾年,又幫他們修了小學,後來又修了橋。這些都不是我出的錢。有的是我介紹去的幫扶項目, 有的是我請求當地領導給予幫助,引起重視後解決的。我在的那個村絕對是個貧困村,延安養育了我好幾年,為延安老區農民做點事,是我們應該做的。


對 於我們共產黨人來說,老百姓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我們必須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黨和政府的一切方針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 最高標準,要時刻牢記自己是人民的公僕,時刻將人民群眾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作 為想問題、幹事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像愛自己父母那樣愛老百姓,為老百姓謀利益,帶着老百姓奔好日子,絕不能高高在上,魚肉老百姓,這是我們共產黨與那些 反動統治者的根本區別。封建社會的官吏還講究“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們共產黨人不干點對人民有益的事情,說的過去嗎?


黃土的兒子

王安憶|文


作家路遙


去 陝北是我難忘的經歷。我手裡捏着一捆路遙給我的“路條”,然後乘上風塵僕僕的班車,就這麼上路了。那是在1990年的初春,陝西電視台正在播放根據路遙長 篇小說改編的電視連續劇《平凡的世界》。我們走到哪裡都能聽見人們在議論《平凡的世界》。每天吃過晚飯,播完新聞,毛阿敏演唱的主題歌響起,這時候,無論 是縣委書記,大學教師,還是工人,農民,全都放下手裡的事情,坐到電視機前。假如其時我們正在與某人說話,這人便會說:等一等,我要去看《平凡的世界》。 去陝北的路線,是路遙為我們策劃,他說你們先乘班車到黃陵,找到縣委書記,然後他會送你們去延安,再到延安大學找到校長,他將安排你們去安塞、綏德、米 脂,再北上榆林。他寫好一封一封的信,讓我收好,意思是有了這些信就不必發愁了。後來的事情證明果然如此。我們到了任何地方,只要出示路遙的信,便無一例 外地受到熱情的接待。除去從西安到黃陵這一段路程,我們再沒有乘過班車,全是由路遙的朋友們用小車一站送一站,接力賽似的。他們說,我們不管你是誰,只知 道是路遙的朋友,以後你們倘若寫信來,只要寫上路遙的朋友。他們中間大多是一些基層的幹部,與文學無關,對於他們來說,全世界的作家只有一個,那就是路 遙。他們是以那種驕傲又摯愛的口吻說:我們的路遙。


我 去陝北,是和我的好朋友、上海一家雜誌社的記者林華同行。像我們這些城市裡生、城市裡長的人,我們生活在一個再造的世界,我們與自然已經很隔膜,書本是我 們的好夥伴。我們特別善於從理論上去了解生活和對待生活,我們把生活也看成是書本那樣的再造的自然。這其實使我們損失了許多,這損失主要在於和自然的情 感。我們總是通過媒介去和自然發生關係,城市裡到處是這一類的媒介,城市本身就是一個大媒介。我們的情感漸漸地變成一種形式,它來源於我們的理性認識,而 不是感受。我們的頭腦還不錯,心卻漸漸麻木。當我們聞說陝北的貧困閉塞之時,就對路遙提出這樣一個科學大膽的建議:為什麼不把人們從黃土高坡遷徙出去?這 話其實是刺傷了路遙的心,他呈現短暫的一怔,然後臉上露出溫和寬容的微笑,他說:這怎麼可以?我們對這土地是很有感情的啊!初春的時候,走在山裡,滿目黃 土,忽然峰迴路轉,崖上立了一枝粉紅色的桃花,這時候,眼淚就流了下來。


路遙故居


後 來我們親眼目睹了崖上的桃花,它總是孤零零的一棵,枝條疏朗,那點點粉紅幾乎要被洶湧澎湃的黃土顏色淹沒。黃土上的天空是格外的藍,似乎專為了照耀這黃 土,使這荒涼更加觸目驚心。我不明白在這樣荒涼蒼茫的土地上,為何能迸發出如此姣嫩的粉紅桃花。它好像是抽空了生命中所有純潔如處子的情感,用盡全力,開 放了花朵。如果沒有路遙的提示,我們不會注意到它,它從黃土與藍天的濃郁背景上只是輕描淡寫的一筆,而它是路遙眼中永遠傷及心肺的景色。


我 們去到陝西的日子,還是作協里興起“算命”熱潮的日子。這一種熱鬧景象之下總有那麼一股頹唐之氣,這是一個令人深感茫然的年頭。新時期文學走過最初的蓬勃 的道路,來到前不見去路、後不見來路的叫人困惑的中途。我們以真摯單純的情感為動力的文學的童年時期已經過去,我們有一種感情抽空、精疲力盡的感覺。這又 是一個八方來風的時期,世界文學藝術的各種潮流與思想撲面而來,干擾着我們的判斷力,平添一股懷疑的空氣。陝西作協的“算命”熱潮,其實是這個時期整個文 學的一個心靈景象。如陝西這樣歷史悠久、文明古老的地方,算命的方式形形種種,連“易經”這種高深的玄學,都為一般人所普遍掌握,令我們目不暇接。不得已 我們也只得亮出兩招,來與他們抵擋一陣。我們的算命方式帶有洋務派的面目。據稱來自弗洛依德,其實是一種心理測驗。我們讓被測算的對方迅速報出一隻動物, 然後報出由此動物所想起的形容詞,報完一隻動物,再報一隻,一直報三隻為止。我們說第一隻動物的形容詞是你對自己的描繪;第二隻動物的則是別人對你的描 繪;第三隻卻是實際上的你自己。我們看出路遙接受這測試是出於不使我們掃興、帶有捧場的意思。他臉上帶着溫和寬容的微笑,像一個聽話的好學生,一一回答我 們的提問,然後耐心地等待我們破譯。當我們說到第三個動物的形容詞其實意味着實際上的自己的時候,路遙不由“哦”了一聲,臉上的笑容消失,眼神變得嚴肅 了。我記得路遙第三個想到的動物是牛,他形容牛用了沉重、辛勞一類的字眼。這遊戲中還有一個問題,涉及到對死亡的態度,我已經忘了路遙的回答。這時候,我 們誰也不曾想到,這個問題會真的降臨到我們面前。


有 一日,我們在當時的《延河》主編白描家,做着另一種算命的玩意兒。推門進來一個人,瘦長的個子,背着手,背微駝,他說:喲,來客人了?就走到我們跟前。他 就是鄒志安,他是作協院裡眾多“神算”中的“神算”。白描見他來,便謙恭地讓出位置,讓他來解釋我們的命。我們的命是像拆字又像破譯密碼一樣從一本書上抄 寫下來。鄒志安是一副當然權威的樣子,一字一句地描繪着我們的前程。算罷,他對我說:你的額頭長得好,你的好運全在這額角上了。他又詳細分析了一下這額角 的位置,意思是如果失之分毫便差之千里。鄒志安給我一個鄉間知士的印象,他是那種含而不露的智慧,他心裡一切明白如鏡,面上卻一派憨拙。第二天早晨,鄒志 安到招待所來敲我的門,說要請我們去吃羊肉泡饃。坐在小吃鋪里,我們瞎聊天,問他:“您幾歲了?”我們上海人問人歲數,無論對方長幼都問“幾歲”,顯得很 不嚴格,也不規矩。聽了我們的問題,鄒志安並不作糾正,很懇切地說:“我三歲”。緊接着,我們又一次出語驚人,我們說:“您五十了吧?”他謙和地微笑道: “快了。”後來我們才知道,他其實是六六屆高中生,這年四十三歲。他說他當年去上海串連的情景,一下火車就生病送進醫院,他至今還記得護士為他量體溫時的 那句上海話,模仿得惟妙惟肖:三十九度三!對上海的又一個深刻印象是麵包。串連站發麵包時,他用褲子扎了褲口去裝,裝了整整一褲子。他以調侃的口吻說這 些,這場面有一種叫人難過的地方,即便是輕浮如我們也笑不出來。他的超過實際年齡的蒼老也叫我們沉重,可那時候我們並沒想到死亡會來臨。吃完羊肉泡饃,他 和我一同慢慢走回作協院子。他背着手,就像一個老農。這時太陽升起了,照進院子,照在他的瞼上,他微微眯縫起雙眼。這一個場景一直在我眼前,有一種無聲無 息的哀傷在冉冉升起。他走在被院牆隔成的陽光的格子裡,有一點茫然似的。他與我道了別,又原地站了一會兒,才向他住的那幢樓走去。後來,當他去世的消息傳 來,我就老想起他站在院子的陽光方格里的情景,這給我一種竭盡全力的印象。是的,竭盡全力。


我 們臨走的那天晚上,路遙發火了。那是在西影廠食堂里,莫伸請客,也算為我們辭行的意思。飯桌上,不知怎麼說起某些前輩經歷一生沉浮,到末了卻還放不下名與 利這兩件東西,為他們深表遺憾。說到此時,桌上有一位朋友,指着路遙、莫伸和我這些所謂青年作家說道,你們先別說這些話,到時候你們也會變成這樣,這是自 然規律,誰也過不去。我和莫伸聽了這話,雖有異議卻還能保持沉着應對的態度,不料路遙卻陡地站了起來,說道:不,你說的不對,人和人不一樣!那位朋友卻堅 執不移,連聲說:就是這樣的!路遙再一次對他說:人和人不一樣。可他不聽路遙說,路遙便去扯他的袖子,一定要他聽,他說:人和人不一樣,我小時候沒穿過褲 子,這怎麼一樣?那朋友就是不聽路遙的,只是說:走着瞧吧!這一迴路遙是真的動怒了,他恨不能立刻就證明自己,可是語言顯得那麼乏力。這是我唯一一次聽路 遙大聲說話,我不能理解的是,這一句類似戲言的假設為什麼會傷了路遙的心,他竟會如此激動,而他那句“我小時候沒穿過褲子”的似乎有些辭不達意的辯白卻叫 我一直痛心着。在後來的日子,我情不自禁地想到:路遙無法向人們證明這一點了。路遙無法從容走完人生,向人們證明這一點了。他還來不及老,便走了。


據 說路遙和鄒志安在病重時節都流過淚,表示出不甘心的意思,這真是叫人痛斷腸了。他們都是在四十不惑的日子裡辭世,遠沒抵達知天命的年歲。不惑其實是最叫人 痛惜的,一切都已明澈如水,什麼都騙不了他們。是他們智慧最清明的時候,是他們生命力最富理性的時候,他們正走向通達最深哲理的路途中,走過去,便是真 諦。而他們卻中途夭折,這帶有一種強奪的意味,一種生剝活扯的意味。


我 永遠忘不了我們行走在黃土溝壑,就像行走在地的裂縫,崖上的桃花在遙遠的天空映下疏淡的花枝,路遙的心是如何地被激盪了。我想他其實從來不是在稿紙的格子 里寫字,而是在黃土上,用他的心血。我想用文學這兩個字去命名他的勞動是太過輕佻了,那其實是如同“人生”一樣艱辛的跋涉。據說,鄒志安在臨終的日子裡, 曾經說過,文學這東西對於我,已經是個怪物了。我想他這話實在說得對極了,也傷心極了,這句話其實道出了文學的虛假的真諦。人生是這樣沉重壓頂,白紙黑字 算得上什麼?路遙和鄒志安相繼去世,給文學染上一層哀絕之色。生命就像是一場阻擊戰,先是祖一輩的倒下,然後是父一輩倒下,現在兄長一輩的也開始倒下了。 我們越來越失去掩護,面對着自然殘酷的真相,有人已經嘔盡心血,我們還有什麼理由做遊戲?其實這世界原是由荒瘠的黃土凝成,綠地只是表面的裝飾。這個世界 上裝飾是越來越多,將真相深深掩蓋。其實,破開綠地,底下是黃土;風颳起黃土,底下還是黃土,路遙,我們都是黃土的孩子。


1993年3月27日上海


潘石屹王雷談熱播劇《平凡的世界》:成就最好自己

3月12日,樂視網《星月私房話》在北京大學錄製特別節目,邀請企業家潘石屹和演員王雷共話熱播劇《平凡的世界》。作為男一號孫少安的飾演者,王雷坦言是自己演得最好的作品。

節目中,潘石屹坦言《平凡的世界》是對他一生影響最大的小說,“沒有任何一部小說可以超越它,它陪伴我一起度過了人生最低潮的時間,能夠從我的心裏面引起共鳴。《平凡的世界》是我看過的最美小說,沒有之一。”

王雷也坦言拍攝過程中,曾無數次地被自己飾演的孫少安這個角色所打動。為了演好孫少安,土生土長的東北人王雷竟把陝西話說得原汁原味。王雷感言為這部戲傾盡全力,“是我目前為止演過最好的一部戲。”


潘石屹:看《平凡的世界》每天晚上都要哭一場

“《平凡的世界》(視頻)這本書我一共看了七遍,每一次在我人生低潮的時候、碰到困難的時候,覺得這個坎過不去的時候,我就讀上一遍《平凡的世界》。所以《平凡的世界》裡面的每一個細節我都非常清楚。”
“《平凡的世界》就像一面鏡子一樣,孫少平、孫少安兩個人小時候的經歷和我完全一樣的。這就是十幾歲時的我,到地里幹活的時候,不好好幹活,最大的願望就是從山裡面走出去。”

SOHO中國董事長潘石屹既現身電視劇《平凡的世界》預告片做代言後,在近日的一次活動中再度表達對路遙小說《平凡的世界》的喜愛。


《平凡的世界》-路遙 - 亦凡公益圖書館

《平凡的世界》資料—大陸—電視劇—優酷網,視頻高清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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